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工國委在鬥爭中起到什麽作用？我們面對著哪些困難？

這場運動非常復雜，且包含著很多不同的甚至相沖的派別。除了要面對警察和流氓暴徒的外來攻擊，同時也存在著內部隱憂。內憂包括了不停宣揚失敗主義的「和平占中」和妥協派，亦包括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極右本土派，粗糙而民粹地批評妥協派政客，並混合反大陸人的種族主義和反左翼的威脅。因此，鬥爭中存在著一些「烏克蘭特征」，幸好沒有烏克蘭那麽強烈。

本土派顯然存在於占領區，特別是旺角。相比起政總和金鐘的占領區，旺角占領區更強硬和「反領導」。本土派也以民粹的方式來收割獨立的情緒，但他們沒有任何實行的策略。有些本土派對西方帝國主義存有幻想。不過西方國家多半只是在細枝末節上譴責獨裁的中國，仿佛這樣就足以打垮這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多次受到本土派的攻擊和抹黑。他們曾對我們街站包圍叫囂，並在網上威脅要將我們趕出占領區。當我們的成員遭到親政府暴徒的肢體攻擊時，本土派加入襲擊，並叫囂要我們關閉街站。我們已經製作傳單曝露他們的目的和手法，堅守自己立場。有時我們能夠分割他們，並令群眾反對他們。在目前的鬥爭中，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偽激進派」，例如他們在10月18日早上警察清場時消失了，卻把占領區丟給其他人來保護。而且有本土派團體愈來愈被懷疑有中共滲透。

社會主義行動是唯一一個政治團體將民主鬥爭連系到反資本主義鬥爭上。我們認為這種連系不單單是一個「好主意」，而是民主鬥爭能夠通往勝利的唯一道路。不但因為資本家支持著獨裁政權，而且民主運動要推翻獨裁政權的話，就不能將自己限製爭取「真普選」之內，更要爭取一個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徹底改變這個導致貧窮、剝削的經濟製度。只有社會主義行動說雨傘革命必須蔓延到中國。

我們的任務就是嘗試指出前進方向，提出分析和戰鬥口號，避免運動偏離正軌。同時，無論是整個左翼，還是社會主義行動在左翼群體中，可惜的只是一個少數派。雖然許多工人都加入了占領行動，但工人階級還不是一個有意識、有組織的力量。需要社會主義者，工國委，要成為更強大的聲音，所以要嘗試建立和政治化群眾鬥爭。比如我們在推動罷課扮演先驅的角色，同時我們也希望招募更多的成員，增強力量。這最能夠保證未來的鬥爭浪潮會在一個更強大和更清晰的位置上展開。

反對占中搞公投　引導群眾妥協

學聯、學民思潮及占中三子於10月23日晚突然宣布，將於周日在金鐘集會現場舉辦電子公投，決定是否接受以下兩個政府的談判條件：向中央政府提交一份民情報告，以及設置多方平臺討論2017年後的特首選舉。

占中三子急急兩天內舉行公投，從沒有在占領區內與公眾討論，更沒有讓參與者製定公投選項。這次公投的議題設定明顯引導輿論，集中討論是否接受政府的爛回應，而不是抗爭下一步如何走。

這是占中及泛民重奪運動主導權的手段，為準備解散運動而鋪路。社會主義行動對此感到遺憾及憤怒。最令人失望的是，學聯及學民思潮都為這場公投站臺。

每次學聯及學民違反占中意願，所作出的決定往往是正確的。無論是七一占中預演還是九二二罷課，學生都沒有占中三子的背書，但卻能反映到群眾的鬥爭情緒。可是，現在學聯/學民為戴耀廷站臺，此人曾多次公開呼籲撤離。是占中改變了立場，還是學聯/學民？

泛民及占中只有信心掌握金鐘的話語權，因此只有金鐘占領區才可投票，而「失控」的旺角及銅鑼灣則無票可投。這種公投由上而下官僚製定遊戲規則，架空占領者的決策權，正是我們正在反對的小圈子選舉。

學聯否認公投與撤離有關系。但恰巧的是，戴耀廷在同一晚在社交網路撰文表示，「占領行動不可能無了期進行」…「占領日子必有完結的一天」，而「延續運動占領行動結束後必須有其他行動，延續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我們必須緊記反國教運動的慘痛教訓，在主辦方宣布「階段性勝利」、「運動要遍地開花」後，整場抗爭無疾而終。

學聯表示今次公投可作民意回應，向政府施壓。談判後群眾繼續占領，已是最清晰的民意表態，再作公投根本多余。真正要向政府施壓，應該集中討論如何將行動升級，強化群眾力量。

占中發起人在整場運動裏，除了多次呼籲撤離，就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學民及學聯代表了促發運動的罷課學生，但由於兩個組織政治上都歸屬泛民主派，因此與之緊密合作，不敢打破他們的政治框架，限製了運動進一步發展。

社會主義行動並不反對就運動策略進行商討和表決，但必須有更充分的討論，更民主地製定公投議題及機製，否則公投遊戲只會淪為小圈子操控運動的手段。不少獨裁者都曾利用公投弄權，合理化專製統治，真心爭取民主的人，絕不應該仿效壞榜樣。

廣場投票擱置後，占領運動如何走下去？

和平占中、學聯及學民思潮決定擱置廣場投票，承認今次決定投票前，與群眾商議不足，為此向公眾道歉。

社會主義行動歡迎這一決定。在戴耀廷提出公投後，我們指出投票的選項及機製未經群眾商討，倉卒進行投票，對凝聚民意及團結群眾並無幫助。我們支持運動要有商討及表決，但必須有更充分的討論，更民主地製定投票議題及機製。這需要由下而上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開放予占領人士及團體參與。

網上及占領區都有很大反對今次公投的聲音，但社會主義行動是唯一的團體，正式表明不支持舉辦是次投票。

我們分別在旺角及金鐘派發傳單，解釋反對是次公投的原因，但在金鐘占領區，和平占中單位阻止我們。其中工黨的郭紹傑更威脅我們收起橫額，否則「搵人過來搞你」。及後，有約20名金鐘義工到場，但經過社義行動成員解釋後，他們贊成我們的立場，並表示支持廣場的言論自由，然後散去。這些普通的義工並非完全受泛民控製，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民主意識比所謂的泛民更高。

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臺。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占領區需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有系統地運作，不但可以更有效鞏固保衛占領區，並提供平臺讓所有人通過商討、辯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升級行動。其他抗命手段要與占領街道同時進行，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

2014同誌遊行：撐同誌！反歧視！

一年一度的同誌遊行將於11月8日舉行，由銅鑼灣維園遊行至添馬艦公園，與占領金鐘的群眾會合。群眾正在堅守雨傘廣場，也不忘同誌權利也是民主權利的重要一環。

雖然香港沒有統計同性戀人數之正式調查，根據現代學者一般同意認為同性戀者人數約占整體人口的6%至10%。按此推斷，本港的同性戀者人數估計約為60-70萬。如果有效組織起來，爭取同誌工人的平權，將是一股強大的抗爭力量。

為保障同誌條例而抗爭

保障同誌的法案受到建製派大力反對，保守的教會、家長及辦學團體也不支持，聲稱會沖擊傳統一夫一妻製的觀念。《反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法在立法會討論也被禁止。平等機會委員會正檢討現行歧視條例，當中建議將異性及同性關系的「事實婚姻」納入保障範圍，也受到建製派反對。李偲嫣組成的建製流氓組織「正義聯盟」，更將多元性向妖魔化為侵犯兒童的惡魔。

當然，單靠立法並不足夠保障同誌權利，因為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法院和警察往往都立場偏頗，而起訴人亦要付出大量時間和金錢代價。如果歧視的風氣不滅，不少受欺壓的同誌也不敢提出申訴，真正能申張公義的個案可謂萬中無一。

保守的經濟政策

近年，撐同誌與反同誌的沖突愈加激烈，並不是偶然，而是整體社會及政治鬥爭激進化的背景下帶來的。同誌平權並非單純抽象的改變社會觀念，而是挑戰背後的政治經濟製度。

早前建製派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早前在立法會口出狂言，指若果同誌獲得有薪侍產假，將會讓變性人呃假期！其所屬的自由黨除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外，更同樣反對訂立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有利工人的福利。

建製派除了要維護保守家庭價值，更要保護既得利益。如果同誌在法律上可以組成家庭，也就可以以家庭為單位申領房屋、醫療和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對資本家和政府來說，這會打破「大市場、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教條。

粉紅鈔票 － 不要商業化！

去年，香港同誌遊行的贊助商數量創下新高，多達26家，其中不乏醫療、保險、銀行、婚姻中介等新近開發同誌業務的產業。六間有資金贊助的公司贊助額分別從1萬到10萬港元不等。資本家看中同誌群體是新消費市場，急急打著支持平權的名義，撈一筆「粉紅鈔票」（Pink Money）。在美國、加拿大及阿根廷等國家，財團的入侵令運動趨商業化。

這些商業機構一方面在香港表面支持同誌，但它們也不介意與嚴酷迫害同誌的獨裁政府（與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等）合作，在那些地方對同誌權利緘默不言。花旗銀行及摩根士丹利尤其如此。

社會主義者支持同誌有更好的社會服務，但商業機構只會照顧到中上階層的小撮人，絕大部份的基層同誌被視若無睹。粉紅鈔票將運動去政治化，變成自成一角的消費活動，而非挑戰製度的抗爭。高消費力的階層的聲音淩駕基層，掩蓋基層及工人階級同誌的訴求：同誌勞工保障、加大同誌公共服務、防止學校及職場欺淩等。

保守宗教勢力往往與資本權貴互相勾結，因此同誌平權的運動也是挑戰資本主義的鬥爭。同誌工人需要大量加入工會，並將同誌議題納入工人抗爭。工人階級與窮人要跨越性傾向歧視的分化，團結抗爭。只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才能徹底消滅性傾向歧視、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

保衛旺角占領區　抵抗法院警察打壓

需要組織民主糾察隊　有效守護陣地

雨傘革命堅持了超過40天，警察多次用盡暴力清場，始終無法驅散勢不可擋的民意。APEC會議於11月11日結束，早有傳警方多個星期來部署清場。習近平與梁振英在雨傘革命爆發以來首次會面，為特首打壓運動打了強心針。

法院延長臨時禁製令，針對的地點包括介乎亞皆老街及登打士街之間的彌敦道、介乎通菜街及砵蘭街之間的亞皆老街西行路段、及中信大廈龍匯道及添美道的出入口。今次法庭執達吏將加強與警察合作，屆時將有7千名警察隨時候命。法官亦強調示威者可能會觸犯藐視法庭，製造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衛旺角占領區，現在需要大力動員，為未來幾天的戰爭準備。此外，當務之急是組織民主的糾察隊，用作協調守衛工作。

我們譴責法院禁製令，因為法庭只顧保障商人利益及財產權，無視市民示威及集會的自由。雨傘革命的第一天就是違法抗命的，「法治」只是權貴的政治工具，我們不應順從。

傑瑞米柯賓

運動需要升級

梁振英恃著背後的大陸政府撐腰，態度非常強硬，在普選立場上不讓半步。現在單靠占領的力量不足以迫使他妥協。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並參與占領行動，但我們認為，根據全世界的占領經濟（美國、西班牙、希臘等），要長時間維持占領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罷課罷工相當重要，尤其罷工是更有力的鬥爭手段。因此，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臺。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需要民主行動委員會

為了面對更大的挑戰，占領區需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系統地運作，不但可以更有效鞏固保衛占領區，更重要是提供平臺讓所有人通過商討、辯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行動，包括集體罷交稅、罷交差餉等群眾抗命運動，也有必要展開討論。其他抗命手段要與占領街道同時進行，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運動要有策略部署及組織，就需要民主組織運作抗爭。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

將雨傘革命由香港傳到中國！

梁振英的態度極為強硬，是因為背後有中共撐腰。顯然，除非雨傘革命能演化成威脅中共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共絕不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更莫說在大陸民主上退讓。而要威脅中共統治，雨傘運動就不能限製在港，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尤其鼓動大陸血汗工廠工人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如果中共真的如此強大，就不會害怕香港有真普選。中共害怕真普選就正好反映其外強中幹，他們知道自己的統治命懸一線。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不要換人不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保衛旺角　行動升級　罷課罷工一天

需要召開群眾民主會議　決定下一步行動

雨傘革命堅持了超過六個星期，占領群眾爭取民主的意誌堅定，無懼警察多次暴力清場，民意勢不可擋。早有傳警方多個星期來部署，於北京APEC會議結束後清場。習近平與梁振英在雨傘革命爆發以來首次會面，為特首打壓運動打了強心針。

法院延長臨時禁製令，今次法庭執達吏將加強與警察合作，屆時將有7千名警察隨時候命。法官亦強調示威者可能會觸犯藐視法庭，製造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衛旺角占領區，現在需要大力動員，為未來幾天的戰爭準備。此外，當務之急是組織民主的糾察隊，用作協調守衛工作。我們譴責法院禁製令，因為法庭只顧保障商人利益及財產權，無視市民示威及集會的自由。雨傘革命的第一天就是違法抗命的，「法治」只是權貴的政治工具，我們不應順從。

行動升級　占領學校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占領行動，但顯然單靠占領一招，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運動必須升級至更有力、更有效的抗爭手段。占領運動可以擴展至大學，由學生及市民占領校園，並將之化為鬥爭陣地，舉行群眾會議、紮營留守、爭取公眾支持。學生罷課激起了雨傘革命，如果認真呼籲占領學校，可以展開新一波的鬥爭。占領學校應該與新一輪的罷課連系起來，我們曾經提出過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為開始，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盡快宣布罷課日子。罷課後更要呼籲工人罷工。罷工會造成巨大的經濟影響，其效果比罷課更強大。

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會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需要民主行動委員會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松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不論是參與人數、抗爭手法與意誌，雨傘革命是香港多年來最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但運動要有策略部署及組織，應對更復雜的局面，就需要民主組織運作抗爭。現時運動欠缺內部民主，沒有平臺讓參與者共同商討及決定下一步行動，令運動欠缺清晰的方向。

我們將面對警察政府清場，加上占領區附近的居民及商鋪受到影響而產生怨氣，但如果能令群眾對運動的成功有更高期望，就可令更多人準備為運動付出更多。由於運動「領導層」未能給予清晰方向及計劃，令占領群眾感到運動失去方向。

運動的重大決策由泛民政客、和平占中、學生領袖及民間團體組成的「五方平臺」主導，但沒有經過占領群眾授權。和平占中從開始以來不停呼籲撤離，遏製運動進一步發展。這與2012年反國教運動一樣，當時反國教大聯盟組成小圈子領導層，最後私下決定解散運動，沒有經過民主商討，令運動無疾而終。

五方平臺往往在閉門會議後，沒有與群眾商討，直接通過媒體向公布決定。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批評由上而下的手法，我們認為運動需要行動委員會及定期的群眾會議。現時占領區的論壇多為抒發意見，但沒有實質決策權。民主的領導已是當務之急。現時的領導不是準備投降（例如占中及泛民），就是不知下一步如何走。

本土派在運動裏唯一所做的只是批評泛民領導，但他們提出的「沒有大會」只是一句空泛口號，沒有為運動帶來明確方向。實際上，因為領導層沒有民意授權，而且對下一步行動不知所措，愈來愈陷入分化，現在運動已無領導可言。這就是本土派提倡不要領導的結果！

我們面對有強大組織的獨裁政權，自己當然需要有力的領導會議，去討論行動策略及政治訴求。這個領導層需要由運動內的底層選舉出來，並受其監督。領導層的討論需於群眾會議討論（反對由上而下的「大臺」），讓參與者提出不同的建議並互相辯論，不要篩選發言者。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召開群眾會議，公開民主地討論運動的下一步，如何行動升級，以及如何對抗政府打壓。

運動要面向工人窮人

梁振英早前說不能讓月入萬四元以下的窮人有平等選舉權，否則「政策會傾斜於窮人」。政府搞假普選的目的可謂呼之欲出，就是為了維護富人當道的精英製度。因此，爭取民主本身就是一個階級鬥爭，勞苦大眾不僅挑戰中共獨裁政府，更挑戰香港的資本家。不民主的政製得以維持，資本家就更容易否決一切威脅其利潤的政策。

運動若要動員廣大的工人階級參與，尤其是升級至罷工這有力的抗爭手段，就需要納入勞工訴求，包括提高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製、全民退休保障、集體談判權等，連系至打破商家權貴操控經濟的亂局。這不但不會分散焦點，反而更能凝聚抗爭力量。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臺，但換人更要換製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製參選人。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系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系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製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幾點鬥爭：

捍衛旺角占領區　–　召開民主群眾會議，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下一步及路向
占領校園，以罷課一天為開始，呼籲工人罷工
踢走梁振英，立即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社會主義者對沖擊立會事件的立場

11月19日淩晨，有數十示威者試圖闖進立法會，用鐵馬撞破玻璃門，但未成功進入立會，警察動員胡椒噴霧及警棍暴力鎮壓，有6人被拘捕。雨傘革命持續了五十多天，梁振英政府及大陸政府寸步不讓，唯一的回應就是警察、法院及流氓的暴力攻擊，激起民憤。

警方及港府譴責沖擊者「暴力」，利用輿論抹黑整個運動。事實上，50多日來警察的催淚彈、胡椒噴霧及警棍襲擊，才是製造暴力的最大源頭。即使示威者撞破立法會玻璃門，但未至於胡亂打砸的行動，期間亦沒有襲擊任何人，因此不能構成「暴力」。

然而，泛民議員及和平占中立即譴責沖擊行動，與示威者劃清界線，卻沒有譴責警察暴力！這只會附和了建製派「示威者暴力」的言論，客觀得益的是政府及警方，合理化未來的清場行動。

雖然不排除今次的沖擊行動有警方臥底滲透，但可以肯定的是，這行動反映了激進占領者欲尋找出路的情緒。任何希望運動團結的人都不應譴責今次的沖擊者，而應將矛頭指向政府及警方。同時，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沒有動員群眾的準備，零散的沖擊行動並非有效的升級手段。

運動內部缺民主　部分人寧願零散行動

雨傘革命陷入僵持狀態，沒群眾授權的泛民主派及和平占中主導了運動，卻未能提出行動升級的策略，令不少參與者（尤其年輕人）感到不耐煩。愈來愈多人希望行動升級，卻得不到泛民政客回應，唯有繞過「大會」發起零散沖擊。

更重要的是，運動欠缺一個民主的平臺，讓占領者具實質的決策權，商討下一步行動。不少占領者不滿「金鐘大臺」壟斷了話語權，扼殺運動內部的聲音。由泛民、和平占中、學聯、學民及「支援學界全民抗命聯合陣線」組成的五方平臺，只是一個小圈子的菁英領導層，與前年出賣運動的反國教大聯盟性質相似。特別是所謂的「聯合陣線」只是一堆親泛民的民間團體，沒有經過群眾授權，又封閉起來不讓外界參與，但卻突然成為運動的「領導層」！

「和平占中」糾察隊並非由占領者選舉產生，不受占領者監督，多次作出不民主的行為。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曾在金鐘占領區擺設街站，反對和平占中的廣場公投，被和平占中糾察領導包圍，威脅要立即停止。

占領者急切希望行動升級，社會主義行動理解這種情緒，也認同行動需要升級。但我們必須指出，在沒有準備動員的情況下，徒具形式的行動難以成功，甚至讓警方伺機製造混亂，為清場製造藉口。

「沒有大會，只有群眾」？

熱血公民為了收割這批沖擊分子的支持，無條件「支持」今次沖擊行動。他們的目的是突顯自己比泛民「激進」，卻沒有指出提出運動升級的正確策略。「沒有大會，只有群眾」不過是騙人的口號，正因為本土派倡議「不要領導」，令今天運動陷入僵持狀態。運動面對有組織的警察、法院、黑幫及資產階級傳媒，自己又怎不能不組織起來迎擊。

單靠占領不足　行動需要升級

在雨傘革命最初，自發堵路雖然展示了強大力量，但我們由始至終強調，運動需要延續下去，就一定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占領者民主決策，一致行動。

顯然單靠占領一招，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運動必須升級，應朝著有組織的方向走，包括重啟罷課、發動罷工等。運動必須升級至更有力、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最重要的是，運動需要公開提出推翻中共政權，呼籲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鬥爭，只有如此才能為中港兩地贏得民主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提出以下幾點：

譴責警方暴力襲擊立法會外的示威者
暴力源自警方，停止譴責占領者「暴力」
重啟罷課，鼓動罷工，以有組織的方式行動升級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民主決策，一致行動

訪問韓連山：良心抗稅運動

雨傘革命尚在進行，不少占領者急切希望行動升級，展開更多方面的公民抗命。最近，港大講師蔡先生發起「良心抗稅運動」，連同一班藝術界朋友以及韓連山老師組成。社義行動成員訪問運動成員韓連山，了解抗爭的理念及操作。

運動呼籲市民分開多張支票交稅，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表達對梁振英政府的不滿。這手法固然不能癱瘓政府運作，只是姿態性的抗爭，但希望激起更多人對抗稅有興趣。此外，立法會有權查到響應抗稅的人數，等於變相公投，可以量化民意。

韓連山表示，雨傘革命經過了這麽久，政改三子不理，建製派議員不理，政府的全是庸官廢官，但市民還要交稅出糧給他們，一定要有堅定的心態，跟它們對著幹。希望即使雨傘革命結束後，會有團體展開其他不合作運動，遍地開花。

第一階段，運動呼籲市民在今年年底交稅時，分開幾時邀交，每次繳付$68.9或$689元。他們製作了一批原子印，例如 「陸佰捌拾玖圓」($689)、 「陸拾捌圓玖角」($68.9)、「陸圓捌角玖分」($6.89)、「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我要真普選」等，供市民借用，方便市民分開多張支票交稅。

抗稅運動上周在金鐘進行街站，每天有8-10人立即蓋印參與。韓連山說：「很多市民都贊成，覺得好玩有趣，而且合法，不會有太大後果。」

此外，市民也可於透過網上銀行或信用咭，分開幾次納稅。

策略上，由於第一期少交稅項，會罰款整筆稅項的5%，成本較沈重，因此暫時只是分數次繳交的方式，作出姿態性的抗爭。在下年4月前，將是第二期繳稅，屆時就會呼籲市民少交10元，這將會造成更大壓力，同時罰款只占10元的5%（0.5元），成本較輕。

事實上，保自聯兩年前曾經發動少交10蚊稅運動，但韓老師表示，那時社會氣氛仍未激烈，當時響應的人不多，運動未能成功。但人大落閘後，社會形勢不同了，相信會有更多人響應。

其他團體亦有發起遲交公屋租金，也有討論關於在差餉和水費方面的不合作運動。他有信心，占領區即使清場，也會有更大規模運動，下一波的對抗行動將更厲害。

傑瑞米柯賓

澳門博彩業工人運動及獨立工會

博彩業作為澳門經濟的重要支柱，一直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並為澳門經濟在帳面上帶來了可觀的增長。然而，就如同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體製社會一樣，帳面上漂亮的GDP增長根本不會惠及基層勞動人民。澳門賭場老板賺得盤滿砵滿，員工卻深受剝削。近期澳門澳博、美高梅、星際三家娛樂場的員工自行發起了工業行動，要求改善工作待遇、廢除不合理的職位製度等。就此我們訪問了協助這次工業行動的獨立工會「FMGI 澳門博彩最前線」副理事長李國強，他向我們詳細講述了澳門博彩業工人的現況。

對於近日博彩業工人發起的集體請假及按章工作行動，李表示這是要趁「黃金周」時段所作的抗爭行動，是過去三個月以來工運的延續。澳門現時六家博彩業公司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他舉例指同樣是監場經理一職，永利的薪金要比澳博高出整整一萬（澳門幣，下同），因此具體對工作待遇的的訴求各有不同。比如澳博由於薪金普遍較低，因此他們爭取加薪10%其實也是很低的要求。此外他們也要求與永利及銀河一樣發放十四個月的月薪，要求工作待遇達到市場上的平均標準，亦是一個相當合理的訴求。

同時，這次工人運動的另一個訴求是在於要求廢除「實習主任」這一職位。李國強向我們解釋，實習主任簡單來說就是資方由於人手不足以負擔主任的工作，又想要節省資源而開設的一個所謂「實習崗位」，「其實就是製造了『高級打雜』出來」。六家博企對這個職位都沒有清晰的定義，而且所謂的「實習」也沒有時效性。他指有個案一名實習主任「實習」了七年都未能晉升為正式主任。相反一些與高層關系密切者，「實習」一兩個月就能正式晉升。同時「實習主任」的工作內容包括了一般莊荷和主任的範圍，工作量相當大，而薪金卻只比普通莊荷高二千元，因此有些人寧可拒絕晉升。

澳門從事博彩業的工人占整體勞動人口相當大的比例，但李國強向我們指出，澳門現時沒有正式的工會團體，只有親政府的博彩社團，他們支取政府巨額資助，因此當然不會站到勞方立場去爭取福利。另外也有一些博企自身的員工團體如澳博的福諮會等，基本上不具備工會的性質，多是搞些社區活動。平時並不活躍，但選舉前夕就會舉辦很多免費旅遊，吃喝玩樂（如香港著名的「蛇齋餅粽」）。同時他亦向我們透露澳博是香港聯交所的上市公司，在澳門立法會選舉期間，澳博會動員旗下員工和資源去助選，已有可能觸犯了上市公司的一些規定。他指這是公開的秘密，希望香港聯交所介入調查。

李國強向我們介紹到，澳門博彩最前線成立兩年，曾發起無數次簽名運動、集會和遊行。在今年八月二十五日的一次遊行十天後，治安警察無理指控他們沖擊警方防線，博彩最前線的五位成員被捕，包括李國強本人，他懷疑是由於資方向政府施壓而作出的政治檢控。

一直以來資方和政府對他們多次的示威行動都反應冷淡甚至置之不理。他認為這是由於澳門沒有工會法的關系。他表示博彩最前線雖然以工會形式運作，但實際上只是澳門政府登記的非牟利社團。這次工會運動他們在初始階段主動接受求助個案，並協助整理訴求的。直到最近，美高梅和澳博員工自發舉行工業行動，博彩最前線更變為協助角色。同時亦由於沒有工會法的關系，無法啟動三方會談，集體談判也不過是流於紙面。所以他們未來的目標走上街頭向工人介紹工會法的重要性。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深知澳門博彩業工人階級是社會中一股極其巨大的潛在力量。假如能夠充分地組織起來必將是改變社會製度的中堅力量。澳門的工人能夠作為一股獨立的力量，不論在爭取經濟訴求抑或是政治訴求的抗爭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們支持博彩業員工加入工會，組織起來，爭取工資及工會法例上的保障，向掠奪財富的賭場大亨鬥爭！

澳門博彩業實況：

澳門博彩業發展蓬勃，目前已有35家賭場，市值約3,500億港元。
今年，澳門博彩業員工發動過8次遊行，最近一次為9月13日，有700名澳門博彩控股的員工遊行，要求提高工資及福利待遇，並實施賭場禁煙。
10月3日，「博彩最前線」號召3家博企員工發起按章工作及集體請病假。美高梅約有200-300人響應請病假，澳博則有約100名早更請假，星際有約60名早更請假。

旺角形同戒嚴　占領區被清場

旺角占領區清場後，警察在旺角高度戒備，呼喝並驅趕行人路上的市民，截查路人的身分證及攜帶物品。多段影片拍到，警察亂揮警棍，毆打無反抗、無挑釁的路人。情況形同戒嚴。示威者手無吋鐵，但警察突然以催淚水劑驅趕占領者。

由於香港警隊權威盡失，梁振英唯有躲在法庭背後，用「法治」之名義暴力清場。尤其在彌敦道的清場行動中，執行禁製令的原告代理人就是一批反占中人士，其完全是裝飾工具，為警察暴力清場作掩護，因為以刑事藐視法庭檢控占領者的罪名，會更有阻嚇力。在群眾運動愈趨激烈的年代，不只警察，連法庭的鎮壓本質也表露無遺。

警察禁製令執行期間，以涉嫌藐視法庭、刑事毀壞，及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等罪名，拘捕占領人士，人數達148人，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及社民連5名成員、學生領袖岑敖暉及黃之鋒等。

當務之急：行動升級、運動內部民主化

在9月28日，警方投射催淚彈後激起民憤，令雨傘革命爆發；10月3日的黑幫襲擊不但沒有嚇怕占領者，反而將運動推向另一高峰。今次的警察暴力是運動發生以來前所未有的，學聯表示，會有下一步針對政府和商家的行動，很可能會是重占旺角或者包圍政府總部。旺角清場後，相信警察的下一個目標將是金鐘。現在就是行動升級的關鍵時間。

如果可以重新占領旺角，或者占領新的地區，的確可以鼓舞群眾士氣。但愈來愈多群眾認知到，運動要勝利就要超越獨沽一味的占領策略。從過往中國、美國以至埃及的經驗，占領運動經過一段時間後，會面對兩難局面：單靠占領並不足夠，甚至會消耗鬥爭的力量，而不能有效打擊政府。顯然不能迫使梁振英及背後的大陸政府妥協，因此有必要與占領者共同決定戰略去延續運動，包括在占領的同時，發動學生罷課，罷工。

雨傘革命至今其中一個弱點是，罷課罷工這武器未完全被派上場。只有9月底五天的罷課，而罷工這更具殺傷力的工具並未真正上場。由於罷工的經濟影響及組織力量，會更有效迫使政府讓步。關鍵的因素是如何將這場鬥爭提升至更高水平，蔓延至中國大陸，反對中共專政。除非中共被20-30個兩傘革命包圍，否則不會感受到威脅，只會如過往幾星期，繼續打拖延戰。

五方平臺內的泛民顯然不想行動升級，並建議退場，與占領者的鬥爭情緒背道而馳。抗爭愈持久，雙學與泛民的意見分歧就更明顯，運動「領導層」失去決策能力。

現在將運動內部民主化，公開與占領者商討及決定下一步的行動策略，是為當務之急。內部民主是什麽意思？這表示由下而上建立民主架構，建定運動去向。這表示支持有領導層（所謂「大會」），但領袖必須是選舉產生，公開透明進行商討，而不是把幕後討論好的計劃直接向傳媒公布。需要群眾大會討論及決定所有重要問題。不要小圈子領導層，但要真正的基層組織和民主。只有這樣，運動才能升級，改變運動方向至將鬥爭蔓延至中國，以推翻中共專政。

難民抗爭略有所成政府小讓一步

經過了今年難民200多日的佔領行動，對抗貪汙的難民外判機構ISS，改變開始到來！最近有消息指，政府改動難民外判服務政策，由現時讓「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壟斷全港的難民服務（每年政府資助2.5億），改為將難民服務分成香港、九龍及新界三區，讓各非政府團體或企業投標，而一個團體或企業最多只能投到兩區的服務。換言之，來年至少會有一區是由新的企業援助。

此外，難民目前的食物援助是收實物的，今後很可能會改變現金券製，讓難民到指定地點換取食物，選擇相對多了一點，相信可略為改善剋扣食物的情況。

ISS壟斷了難民外判服務廿多年，難民成功施壓，迫使政府作出小退讓，可謂踏出歷史性的一步。今次小勝一仗，要徹底改變，必須打倒貪汙的ISS，廢除外判製，迫使政府加大對難民的援助，降低審核的門檻。難民聯會創辦人之一Raymond指：「感謝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我們的抗爭。他們組織遊行，向ISS及社福署抗議，並將我們的訊息傳播至香港本地人社區。另外也感謝長毛，很多香港的政黨都不支持我們，因為我們沒選票。」

政府新機製備受質疑

最新數字顯示，香港已有超過9,500名難民，其中大部分已被迫滯留香港多年。由於難民身份確認過程曠日持久，動輒十餘年，其間沒有工作權令他們的生活舉步維艱，醫療教育等權利更是無法得到保障。

香港政府於2014年3月3日開始實施「統一審核機製」，即由入境處一次過審核免遣返聲請（non-refoulement claims）。過往，來港尋求庇護者可基於《酷刑公約》向入境處申請「酷刑聲請」，或按《香港人權法案》第三條向香港聯合國難民署提出「不人道待遇」，及按《難民公約》提出「難民迫害」申請。新機製下，難民申請交由入境處一併審核，難民署僅擔任顧問角色。

但之前經入境處審核的案例成功率一直很低。至2013年三月，入境處在過去二十年收到逾1.2萬宗「酷刑聲請」申請，僅2008年和2013年兩宗斯裏蘭卡籍人士的聲請獲確立，成功率為0.016%，而通過難民署申請的成功率略高。除此之外，一些早前已由難民署確認的難民身份也可能會重新經過法院審查而被宣告不合法，屆時難民需要向法院申請上訴，若果失敗就要被驅逐出境。因此，這一新機製很可能導致收緊審批或驅逐一些難民，甚至很可能會否決過千名難民的申請。截至11月，僅有504位聲請者接受審核，9,500人依然處於等候之中，即僅有0.2%被受理。

難民生活窘境毫無改善

儘管近期由於「難民聯會」的成立，並發動了200天的佔領行動，難民極端艱辛的生活條件稍稍為外界所知，但改變卻遲遲未發生。因為被禁止工作，他們被迫依賴ISS（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微薄的援助渡日。每月獲準只有價值$1,200的食物包，但很多時候只收到價值$700-800的食物，當中更有不少腐爛過期食品。他們每月只有$1,500房屋津貼，不得不常年居住在由豬場改建的破舊寮屋和貧民窟，很多人由於房租上漲，ISS又拒絕提供更多資助，甚至連貧民窟內的住所也失去。許多新來港難民由於沒有及時得到經濟援助，只能被迫露宿街頭，以乞討維生。

難民子女的受教育權更是難以得到保障。他們即使在香港出生，也不是香港永久居民，更沒有外國的戶籍，基本屬於無國籍人士，無法享受教育的權利。即便有些兒童被安排就學，ISS的學費資助往往乏善可陳，難民要自行尋求慈善機構援助，即使入讀公立學校，交通膳食、課外活動等開支也是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少人祗好鋌而走險去做黑工，被發現便會面臨15個月監禁。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很多難民在本國面臨酷刑、宗教或者政治迫害，這其實都是全球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病態製度造成了戰爭與內戰，利潤製度面臨危機，軍費上漲，民族主義升溫，各個獨裁政權得到支持。這些進一步導致了大規模貧窮、族群或宗教沖突，迫使無數人離開家園。

同樣在資本主義不民主的政策下，香港政府不肯承擔難民服務，拖長難民申請庇護的甄別程序，又不容許難民工作。社會主義者竭力支持香港及世界各地的難民鬥爭，並會繼續幫助「難民聯會」擴大發展下去，進一步提升抗爭的意識和力度，直至政府實施人道的難民服務。同時團結全世界受壓迫者去挑戰資本主義製度。

二零一五

14歲女童粉筆塗鴉被政治檢控

一名14女童於12月23日在金鐘政府總部「連儂墻」上用粉筆塗鴉，突然被20多名警察包圍，並被以涉嫌刑事毀壞捕。在雨傘革命期間，市民把抗爭訴求張貼在「連儂墻」上。該名女童一度被送往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現時暫時保釋，但需要遵守宵禁令。

警方通宵扣查該名女童17小時，並向法庭申請兒童保護令。雖然女童的父親已表明有能力照顧其女兒，但法庭仍執意將女童判入兒童及青少年院至本月19日再聆訊，但因女童家人申請保釋才暫被釋放。社工界人士均表示這樣的判決極為罕有，顯然與政治打壓有關。警察和法院剝奪兒童人身自由，製造白色恐怖，想殺一儆百，恐嚇群眾不要抗爭。

1月1日，有近百名市民聚集在連儂墻附近，聲援該名少女，高叫「梁振英下臺」、「我要真普選」等。警方高度戒備，圍成人煉不許市民走近墻壁。

雨傘革命完結後，警察和法院正在準備秋後算賬，加強對抗爭人士的監控和政治檢控。這些惡行只會激起後雨傘時期的更大反抗。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方及法院的政治拘捕和裁判，停止對該名女童的宵禁令，停止打壓言論及人身自由。

許仕仁及新地集團世紀貪汙案

法院裁定，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五項控罪成立，合共判入獄七年半，並要向政府歸還涉案的1,118萬。新地前聯席主席郭炳江則判囚五年，違款50萬元。新地前執行董事陳鉅源判囚6年，罰款50萬，6年內不得擔任公司董事。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被判囚五年。

經過了兩年調查後，這宗「世紀貪汙案」終於落幕，許氏成為有史以來最高級的階下囚官員。

收受利益多年　生活揮霍無度

許仕仁2000至03年擔任積金局行政總監期間，接受免租入住市租每月16萬的禮頓山一相連單位。許仕仁亦隱瞞與新鴻基地產洽談顧問合約，及獲得新地旗下財務公司的兩筆分別為90萬及150萬元的無抵押貸款。

2005年3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串謀時任政務司司長的許仕仁優待新地以換取850萬元。

金額最大的是零七年底，在2007年底透過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收到1,118萬元，而款項非來自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聯，並相信是與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港澳辦主任的廖暉。

兩年前，在西九文娛藝術區的招標項目中，其中一間參與單一招標的公司，是長實及新鴻基地產合資的財團「活力星」。許仕仁在2003年曾於新鴻基地產任政治顧問，但於2005年7月上任後，正式接手整個西九發展計劃，涉及利益沖突。

據傳媒報道，許仕仁生活極為奢華，每月領取8萬元長俸，非常懂得享受生活，曾飼養多匹馬，每月花數萬元買紅蘿蔔、幹草飼料予他擁有的馬匹。他有一次在日本酒店消費10萬，又到倫敦看歌劇，行程用了15萬。他也曾在港麗酒店的意大利餐廳，一頓飯便花了33,000元；用42,000元買一只Bvlgari名表；花逾10萬元到日本旅行等。

「法治公義」彰顯了嗎？

這場判決遠不是彰顯了什麽法治公義，反而審判揭露了法院的階級本質。整場貪汙案涉及的款項高達1,900萬，一個普通工人勞碌一輩子也賺不到，判刑數年根本過輕。

權貴犯法有一堆社會「名人」為他求情，包括前特首曾蔭權、港大前校長徐立之、前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前立法會議員劉千石。法院會因為求情者的資產階級社會地位而加以重視。曾蔭權的求情信當然寫得落力，難道他不怕下一個就是自己嗎？

此外，法官的判詞也自揭了其骨子裏的階級不平等。裁判官麥機智稱贊許仁是最優秀的政務官，在1998年采取「救市」行動，因此減刑9個月。我們應該反問，作為政務官的身分，本已高薪厚祿，貪贓枉法理應罪加一等，為何因此反而減刑？何況，所謂「打大鱷」的救市行動有救過人嗎？有減輕過金融風暴為多數人所帶來的痛苦嗎？這可以叫為社會貢獻嗎？

廉署無力反貪　貪汙日增

兩年前，前特首曾蔭權被揭發接受富豪款待，以低價租住「深圳李嘉誠」之稱的黃楚標在深圳的6,000尺豪宅，乘搭重慶首富張松橋的私人飛機往泰國布吉及日本旅遊。未來曾蔭權也有可能面臨刑事起訴。事件引起了大眾關註香港貪汙狀況，根據「透明國際」公布2014年環球清廉指數，香港得分則連續3年下跌，排名17。

但今次許仕仁案件並不代表廉署更有決心肅貪倡廉。廉署有足夠證據起訴許仕仁及郭炳江是偶然性的，因為新地集團內部爆發家族內鬥，有傳郭氏第三子郭炳湘與廉政公署一度達成協議，為案件提供證據。

此外，廉署在官員面前多是無牙老虎，尤其今天香港的貪汙已上升至特首層面。在雨傘革命期間，特首梁振英被揭發涉嫌秘密收受澳洲企業五千萬元酬金。但除非梁振英下臺，喪失其政治權力，否則廉署並不可能調查此案。因為特首就是廉署的直屬上司！

但即使如此，梁振英還是要收復廉署的。最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獲委任為廉署的審查貪汙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譚惠珠是梁振英的政治盟友，有著其身不正的紀錄。1990年，她同時出任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及區議會四職，後來被揭發持有「先達的士公司」的大量股份，且未作申報，跟交諮會主席的公職，有嚴重利益沖突。事後，她更涉圖借跟無線高層的關系向記者施壓，幹預新聞自由。

傑瑞米柯賓

打破資本操控政治的局面

現行製度下，銀行家和投機者透過資金流動或股票期貨牟取暴利，坐擁公權力的政客自然會想分一杯羹。擁有無限金權的資本家必然可以繞過這些「法治」的製肘，廉政公署大部分情況下是無牙老虎。

香港特首的年薪約482萬元，政務司司長年薪也達429萬，比起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更高。所謂「高薪養廉」這句騙人口號，只是合理化資產階級官員享有經濟特權。社會主義者認為，任何政治代表只應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

解決問題的核心是，要打破資本權貴的權力，將他們的企業帝國收歸公有及民主管理。董事們應該由工人和消費者透過民主群眾組織選舉產生。審核機構不能依靠資本家左手查右手的機製，而改由工人、失業者、小商販組成的委員會來審查公仆的支出。貪汙的濁水只能被工人群眾的行動清除，建立新的基層工人群眾政黨，由領取工人薪金水平的政治代表出任公職，才可打破資產階級政黨操控政治的局面。

香港雨傘革命的教訓

雨傘革命持續幾乎三個月，徹底改變了千萬香港群眾運動的遠景，現在暫時偃旗息鼓。運動發展達至極限，面對政府的施壓，沒有清晰的戰略繼續下去。

雨傘革命最初是由警察暴力激起的自發群眾運動，不但徹底撼動了政府，也超越了泛民領袖原來的劇本。戴耀廷及「和平佔中」本來想堵路三天後就回家。今次運動的一大成就是，這堆「領袖」受到猛烈抨擊，被大大邊緣化。

但是，群眾雖然有自發性，但欠缺組織和戰略，僅能在起初避免運動在警察和佔中三子手中夭折，但不足以帶領運動超過首幾個星期。運動單單聚焦在佔領這一招抗爭手法，之後能量消耗，想法殆盡了。佔領行動是一個好的開始，但需要升級至罷課罷工等有效的鬥爭手段。為了動員新力量加入，向媒體抹黑還擊，智勝強大政權的代表人物，透過民主行動委員會組織起來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每個新轉折點，就策略和訴求展開真正的民主辯論也十分必要。

在這場歷史性的鬥爭後，群眾一方面不免會有百感交雜的失望情緒，同時也會繼續有抗命的怒火，以及戰鬥下去的決心。在後雨傘時期，《社會主義者》雜誌要強調今次運動的成就，也想重提運動的問題和政治弱點，讓政府無須作出讓步而結束了佔領。

梁振英及香港統治菁英的「勝利」將是對其的小補償，但他們不能期望香港可以「回復常態」了。9月28日後，香港從此再也回不去了。正如《紐約時報》寫到:「示威後這地方會深深兩極化，統治將更棘手。」中港經濟體難以逃避未來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危機，屆時政府統治將可被進一步削弱。

雨傘成為違禁品

「雨傘運動」雖然被清場，但慘勝的政府將會更為弱勢，更為不受信任。公眾對警隊的態度從此不再一樣，對待北京最緊密的盟友 – 鉅富菁英 – 也如是。現存的資本主義製度除了貧窮加劇、沒前景的工作和世上最昂貴的房屋外，還能給香港什麼?撐起的雨傘引起了統治菁英心中的恐懼。習近平12月到訪澳門，利用訪問去向香港支持民主的示威者發出警告。當時當局禁止記者在微雨時撐起雨傘，改為派發雨衣!

這件小事反映出中共獨裁政權背後的大問題，今年中共的週邊被港臺澳前所未有的示威所撼動。正如臺灣總統馬英九在今年三月的「太陽花運動」中也只是作出小步退讓，但在11月的九合一選舉受到重挫，當中反映出群眾抗拒其親中共的政策。一切的事態發展都是中國未來革命小震洫的前兆，因為當地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也面對類似問題:沒有民主、工作不穩定、不平等日趨嚴重。這個害怕在官方場合見到雨傘革的政權是色厲內荏的。

態度轉趨強硬

在香港，新的裂痕將會再展開。政府可能會變得更強硬，並針對性打壓一些反政府團體。警察手上有一張200多人的名單，準備對參與過佔領的人士以嚴重罪名起訴，例如襲擊、阻差辦公或組織非法集會等。白色恐怖的氣息彌漫半空。但這可以激起民情反彈，引發新一輪的示威。不排除未來會重推廿三條國家安全法。曾經警告佔中會「頭破血流」的中共高級顧問陳佐洱，高呼廿三條要立法。

政改方案第二輪諮詢將在1月7日開始，大家都知道政府不會對泛民作出退讓。現時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會變成提名委員會，最多只會有小幅度改變。北京和港府現在可能想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令下屆選舉繼續現時的小圈子模式。因為他們害怕2017年會有杯葛選舉的白票運動，令這場假普選的僅有合法性都被打擊，下屆特首將會蒙羞上臺。此外，臺灣選舉的大地震也會是一個因素。

為什麼雨傘運動連政府些許的讓步都贏不到呢?這是因為運動內部矛盾 – 尋求「體製內改革」的綱領和領導層。運動綱領有兩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迷信可以與中共獨裁政權並存，另一方面是欠缺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視野。這成為了社會和民主發展的障礙。在整場雨傘運動裡，工國委香港和中國強調，民主鬥爭必須也要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才會勝利。

一場群眾運動可以迫使不願改革的政權讓步，就如2003年香港反廿三條，以及今年較早的澳門反對離補法案。北京可以不情願的同意這些讓步，因為這些讓步不會威脅到其統治。但是，今次香港的鬥爭並非如此。一名不具名的中共高官向《英文虎報》(10月15日)表示:「如果我們讓一步，水壩就會缺堤。」他指，如果撤回人大決定，就會在西藏、新疆等其他大陸地方引發骨牌效應，各處也要求選舉權。」

這証實了《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所說的，香港的民主鬥爭必須積極在中國建立支持，最重要在工人階級之中，反對獨裁統治，反對資本剝削。可惜，即使在示威者之間也是極小數認知到這一點。「很多香港學生也是只想本地，對外隔絕的。」《時代週刊》(10月10日)寫到。該刊物引述了一名年輕示威者的話:「我對改變中國政局無興趣。」但是，推翻中共專製政權是勝利的唯一道路。

領導層問題

雖然泛民妥協派和戴耀廷很久以來已經不受公眾支持，特別在八三一人大決定後，他們仍然無動於衷，因而更受人唾棄。但從上一段所述的劃地為牢的政治弱點，可見他們的政治路線仍然大大地影響運動。他們拖延佔領行動，避免運動爆發，令他們不能成為運動的正式領導。相反，他們被迫躲在學生背後，依賴著群眾對學生的信任去行事。

戴耀廷向《南華早報》承認他不享受這場佔領行動，說:「我多次感到格格不入。」起初，20萬人自發上街佔領，加上群眾怒火一發不可收拾，迫使這群領袖比自己所希望的走得更遠。學生領袖呼應群眾要求梁振英下臺的訴求，雖然後來這訴求在沒解釋下消失了。10月4日，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在金鐘說:「我們不是要革命，我們只想要民主。」這就是學生領袖在10月11日的演說及致習近平公開信的主題。

由於沒有一貫的戰鬥性戰略，不論是策略上(目光超遠佔領一招抗爭手段，尋求罷課罷工等形式的集體行動)，還是政治上(解釋香港要有民主，必須結束中共獨裁統治)，因此運動領導層撕裂為兩邊。一邊是學生，他們靠受由下而上的壓力所影響；另一邊是泛民領袖和佔中三子，他們竭力盡快退場。

在12月22日《有線新聞》節目《新聞刺針》的訪問裡，戴耀廷暗示曾與林鄭月娥達成幕後協議，當時同意政府向北京交一份民情報告，作為慢慢退場的轉折點。在10月21日，林鄭與學生代表在電視談判後，學生領袖面對示威者反對退場的群眾壓力，所以拒絕接受政府的條件，戴耀廷在訪問中表示當時感到失望。和平佔中在學聯起初的支持下，在廣場推動所謂電子公投，當中投票選項提到政府的民情報告。社會主義行動當時是唯一公開表態反對公投的組織，指出這是以「公投」之名引導群眾退場的手段。《明報》當時報道我們反對公投的立場:「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次公投的議題設定明顯引導輿論…形容是佔中及泛民…為準備解散運動而鋪路…對此感到遺憾及憤怒。」之後，在群眾壓力下公投取消，學生收回對公投的支持。今天，戴耀廷承認與希望談判後退場，正好為我們當時的立場平反。

這次披露証實了運動領導層的分裂，一派是由戴耀廷及泛民領導、有意識的「退場派」，他們害怕運動激進化；另一派則非有意想退場，但欠缺一貫的戰略去帶領運動向前。因此，學生沒有準備公開與「退場派」沖突和決裂。《有線》同一節目亦指出，民主黨的何俊仁曾向學生開條件，如果學生願意退場，他就可以辭去立法會議席發動變相公投。公投運動是好是壞可另作討論，但如果當時接受了何俊仁的提議就必然是重大錯誤，對運動是一大傷害。

建立有內部民主的民主運動泛民領袖長期以來將自己小圈子領導層的模式強加於香港民主運動之上。他們傾向暗室討論，避免政治技倆曝露於公眾面前，而不是向群眾公開拋出自己的方案(通常包括「退場」)。運動欠缺真正的民主架構，而領導層不公開民主，是雨傘運動的致命弱點。

在鬥爭中的確有一股強烈的沮喪情緒。即使本土派組織利用這一情緒，進行「拆大臺」行動，從而爭取曝光，但不可否認這股情緒的真實。因為「大臺」以官僚的方法運作，由小部分團體壟斷，避免有人上臺批評泛民的錯誤方法和路線。本土派並沒有主張建基於民主架構的另一種組織模式。他們的替代方案是粗劣的無政府主義 – 不要任何領導。

社會主義者主張運動內部要有真正的民主討論及問責製度，但我們的替代方案不是解散領導層，而是要領導層受到運動底層的民主控製。所有就策略和政治訴求的討論，應該通過民主架構進行。鬥爭的領導層一定要開放予所有參與鬥爭的組織，讓其派出代表參與。顯然，運動當時的「聯合陣線」並非如此，而是一個封閉的小組，其組成也是泛民領袖的小圈子。除了學生組織和政黨外，有一堆「民間團體」成為了領導層的代表。這堆團體的名字從沒對外公佈，即使連核心的佔領者也不知道。誰決定這個聯陣是領導層的呢?

在鬥爭裡，所有重大的提案應該提到群眾大會上。我們拒絕本土派「沒有大會」的幼稚路線，並指出運動的公眾代表應該受到真正的民主監督，這才可以打倒妥協派政客的不民主和官僚影響，並建立戰鬥式的民主運動，讓雨傘革命的無畏精神和堅毅決心不至枉費。

雨傘革命撕破警察真面目

經過雨傘革命後，群眾遭受過胡椒噴霧、催淚彈、警棍等警察暴力，是六七暴動以來香港最猛烈的鎮壓。此外，警察與黑幫攜手合作襲擊示威者，令「黑警」一詞家傳戶曉。甚至9月28日當晚，警察一度高舉「速離否則開槍」的橙旗，有傳警察準備動用橡膠子彈和音波炮，後來是中央政府為免民情反彈而煞停。

在9月28日、10月3日、10月17日裡，警察暴力不但沒有撲滅佔領運動，反而惹來民情反彈，原本正走下坡的運動起死回生。從梁振英的角度去看，警察多次犯下致命的策略錯誤。

在雨傘革命的初期，群眾一度高喊「警察罷工」的口號，喻意要求警方停止執行上頭指令。政府多年來竭力宣傳，製造警察「廉潔奉公」、「保護市民」的虛假形象，全部毀於一旦。

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本質揭示於群眾眼前。最近港大民意調查發現，警隊的民望為61分，比解放軍的63.1分更低。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贊揚警察「專業克製」，臉不紅、耳不熱，最近更指警察保護學生，就如慈母保護孩子一樣！

9月28日，示威者和平堵路，但警方瘋狂投擲87枚催淚彈，不少在示威者頭上爆開。當時，筆者站在金鐘夏愨道，眼見催淚彈清場完全無效果，但警察沒有停止，與其說是為了清場，倒不如說是為了挑釁示威者。警方高層稱催淚彈不會傷人，但本港呼吸科專家表示，催淚彈可引致人體九個身體部份出現不同徵狀，包括皮膚出紅疹、眼結膜炎、呼吸困難甚至腦出血等。2013年埃及抗議活動中，首都開羅警方曾向囚犯卡車投擲催淚彈，導致超過30人死亡。

警察縱容黑幫襲擊旺角的佔領者，企圖製造混亂場面，乘機清場。10月3日晚上是整場運動裡民憤最高峰的一夜。警察受盡千夫所指，士氣低落，黑警一詞家傳戶曉。到了運動的中後時期，前線示威者清楚見到警察情緒已經失控，胡亂揮舞警棍攻擊示威者，甚至途人、記者、醫護人員也無一倖免。整場運動中過千名示威者被捕。

警隊內部作為統治階級的機器，本身就充斥著其代表的反動意識，例如盲目祟拜權力，蔑視低下階層，還有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這是製度造成的問題。有警察曾經叫印度裔女示威者「返印度啦！」，還有警察威脅女示威者「再嘈捉你返差館強姦」。在埃及2011年的革命裡，有警察在開羅廣場強姦女示威者，甚至強迫驗證被拘捕的女示威者是否處女。

監警會不過是政治花瓶，完全沒有實際作用。民陣警權關註組召集人陳樹暉回應警方言論指，由928開始，警方共收到1324宗投訴個案，是關於警方疏忽職守以及濫用暴力，但警方至今從沒有公開任何內部調查進度，而且一宗都沒有證成。

現任監警會主席為郭琳廣，曾任廣西政協及廣西社團總會副會長。該社團總會去年曾經在報章登廣告，強烈譴責反對警察執法不公的林慧思辱警。

從監警會2013年至14年度工作報告的資料，總共審核2，591宗投訴警察個案，涉及超過4，700項指控，經過「全面調查」案件有1，300項指控，結果獲「證明屬實」只有86項，佔總調查指控總數6.5%。

在雨傘革命爆發前，戴耀廷曾經表示要限製示威者的各種行動，去避免佔領運動釀成騷亂。從雨傘革命的經驗可見，非暴力教條根本捉錯用神。單靠「道德」並不可能感召警察，而暴力的源頭來自警察而非抗爭者，即使群眾和平克製，也不能避免受暴力對待。若果遏製群眾的行動，只會聚積怨憤，繼而走上騷亂甚至暴動的絕路，沖擊立法會的行動正反映這股沮喪的情緒。這不但不能威脅政府，反而會讓政權有藉口加大鎮壓。

真正避免血腥沖突的方法，將行動升級(尤其是罷課罷工)，將群眾的忿怒情緒引導至有紀律、有組織的鬥爭，而且政權鎮壓的話要付出最大的政治代價。這種行動必須要建立群眾學生/工人組織，並以社會主義綱領組織工人階級的政黨。

由社區民選代表去組成審查委員會，委員會有權僱傭和解雇警察，獨立調查雨傘革命中的警察暴行，嚴懲施暴警員。這是民主控製警隊的重要一步。

梁振英「扶貧」假大空

就在雨傘革命相峙之時，香港政府扶貧委員會提交報告指，貧窮人口下跌至百萬以下，並稱這是扶貧政策「初見成效」。實情是梁振英政府玩弄修辭、將數據解讀成有利自己的一方，以為自己功在社禝，這些伎倆早已為民眾所司空見慣。貧富差距未見收窄，富豪在香港依然窮奢極侈，拾荒老人依然隨處可見，正是由於經濟的不平等和民主權利被剝奪，才觸發了這一場史無前例的佔領行動！莫非梁振英政府天真地作出「其實你們生活得很幸福」的北韓式官方宣傳，就能以此障目，消解民眾的怒火？

傑瑞米柯賓

老有所養　應有之義

政府報告指長者貧窮的情況改善最為顯著，貧窮率下跌至約三成。事實上，政府所宣稱的貧困人口下跌是由於恆常補貼(包括長者生活津貼、綜援以及生果金等)發放後才令三十多萬人藉此勉強擠過貧窮線。假如不計算恆常補貼，按政府自己製訂的貧窮線作標準的話，2012年時貧窮率為19.6%，而2013年的貧窮率是19.9%，增加了兩萬人，人數高達133萬6千人！這代表著資本家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不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勞動環境比去年更惡劣！所謂的扶貧不過是香港資產階級專製政府為了粉飾太平，替資產階級刷屁股之舉，好讓社會從紙面上「看上去沒那麼不平等」。

退一步說，老有所養難道不是社會和政府的應有之義嗎？當下十個長者中仍有三個被政府界定為貧窮，換言之有二十九萬老人仍處於貧困之中。這對於像香港這樣一個發達城市而言本身就是一個恥辱，然而政府寧可用一堆架牀疊屋的高齡補貼去敷衍，也不願意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一勞永逸乾淨利落地解決老人貧窮問題。

去年香港有75名超級富豪控製著17,360億港元的資產，相比之下本年則增長至82個億萬富翁掌控了26,583億港元。而同時正如前文所述，貧窮人口在扣除政府零星落索的補貼後實質增長了三萬人，這是典型的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反映。

一方面，路易十三集團聯席主席洪永時一口氣買下三十輛勞斯萊斯，總值1.55億港元，創下史上最大單一交易額。洪永時將於澳門投資名為「路易十三」的賭場度假村，當中將有全世界最奢華套房的酒店──達20,000平方尺的套房(每晚收費約100萬港元)。另一方面，基層民眾卻面對日益惡化的勞動條件，只能眼巴巴的等待著政府的「扶貧政策」去「脫貧」，成為梁振英的報表上一個冷冰冰的數字。

最令人氣憤的是，政府宣稱貧窮人口的下跌是「受惠於工資增長和就業情況改善」。同時，政府卻與資本家狼狽為奸，聯手壓抑最低工資的調整幅度。假如政府當真認定工資增長能有助脫貧的話，何以在最低工資的調整上錙銖必較？以致在今天最低工資都未能達至當初所提出的每小時三十三元的水平？梁振英不過是口頭扶貧，兩手卻將基層民眾-特別是年青工人-推到剝削更深的位置。

政製民主　經濟民主

正是這種向資本家一面倒的政策，梁振英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媒體前公然說出他認為「月入一萬四千元以下不配享有平等政治權利」這句實話。民眾對民主權利的熱忱，同樣也是由於他們切身地感受到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梁振英所吝嗇的「福利社會」，不過是有利於基層勞動者的福利社會，自己卻一心將大把利益分予資本家，維護他們既得利益。因此勞動人民除了要奪回政治民主權利，仍不忘要求經濟的民主權利。

不要白象基建 不要發展商掠水

過去十多年，香港政府的大白象工程不斷出臺，當中為人所熟悉的有高鐵工程、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等等。這些基建工程耗資百億，超支延期卻屢見不鮮。就九大基建項目來說，最新總開支超過4,000億元，比最初政府所估算數字超支逾1,600億元，幅度達66%。工程所花的公帑昂貴得令人咋舌，納稅人的金錢白白流失，究竟當中發生了什麽事？這些財政黑洞工程均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麽關系？

基建超支 浪費公帑

政府刻意引導輿論，營造興建基建的必要性，如機場第三條跑道花費2,000億，政府指雙跑道機場的流量已經接近飽和，但遭到前天文臺臺長林超文撰文駁斥。根據當年興建赤鱲角機場的規劃文件，顯示機場的客運量最高可達8,700萬人次，而現時卻只有6,000多萬。貨運量方面，在原來的規劃中上限可達900萬噸，但現時機場的貨運量卻只有400萬噸。「機場有充裕的容量處理人流和貨運，跑道看似飽和是機管局低效率使用跑道闖的禍…」

近年已有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嚴重超支，其中原本建造費650億元的廣深港高鐵，因延誤兩年超支65億元，超支幅度10%。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的工程費原本預計費用為281億元，超支79億元，超支幅度28%。蓮塘口岸的工地平整及基礎建設工程預算費用由162億港元，增至約249億港元，超支約87億，超支幅度達54%。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程超支達50億元，是最初預告的10倍。大橋口岸因工資及建材價格上漲，最新建造費上升至354億多元，升幅達16%，超支幅度比嚴重延誤的廣深港高鐵更高。

今年六月底，在立法會通過上期撥款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整個工程合共1,200億公帑。當中發現，大量土地被發展商囤積，公屋興建只占土地使用的百分之六。而且各大地產商已早在新界囤積大量土地，透過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原址換地」方案，即改變土地用途，由農地發展成高增值的私人項目，說穿了就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結。

不要爛基建 我要生活保障

截至10月底，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為7,425億港元。政府的施政妄顧社會大部分人利益，尤其是勞動階級。港府投放教育資源不足、興建公屋數量極小、醫療私有化、退休保障遙遙無期，但港府說要避免「財政赤字」而不肯增加公共開支，卻拿出2,200億促成「未來基金」來興趣基建。這筆錢可以免卻大專生學費37年、回購東西隧、足夠全民退休保障成立四次500億元的種子基金。

北京代言人以至港府官員經常強調「行政主導」，立法會有一半非民選的議員，議會也只是橡皮圖章。梁振英政府可以透過建製派大多數下強硬通過議案，背後其實是要維持香港的資本家的壟斷地位。從梁振英就坦白向外媒說，香港不可以讓窮人「主導」政治，就可見一斑。

今天，香港的大大小小工程已總共耗資超過6,000億，它們與民生所需完全背道而馳。6,000億足夠興建逾百萬間公屋，以及每名市民發放8.5萬元。社會主義行動並非反對發展，更便宜發達的交通設施是必須的。香港作為經濟發達的城市，若果經濟不是由資本家操控，絕對可以負擔人人免費的交通服務。但政府的基建項目只會浪費公帑、破壞環境、剝削工人，並擡起房地產價格，向商家鉅富輸送利益。只有將土地及地產發展企業民主公有化，置於工人和居民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打破這個局面。這會讓香港人民民主規劃「綠色」的市區發展，建設一個綜合性、現代化和環保的公共交通網路。

香港民主運動僅僅是「香港事務」嗎?

雨傘革命見證了香港群眾鬥爭的激進化、規模化和持續化，示威者冒著催淚煙，沖出馬路，震撼人心。期後，為了消耗警力，群眾自發的分散佔領，克服了兩萬警力的嚴峻打壓，其策略之成功也是世界各地的佔領運動中鮮有的。

但是，梁振英由頭到尾只是傀儡，人大決定由中共政府拍板的。要挑戰人大決定，就必然威脅到整個獨裁體製。習近平打「不流血、不妥協」的消耗戰，最後還是成功了。這場普選戰，群眾有著無限的熱忱和機智的策略，但卻缺少一個發展運動的完整綱領。在9月28日，警察收到指令，為了將運動消滅於萌芽中，投擲催淚彈，犯上了策略上的嚴重錯誤，激起了大規模的佔領，然而中共知道，如果運動僅限在香港爆發，時間是在政權一方的，大可以逸待勞。

從一開始，運動就有迫切需要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將黃傘傳遍大陸，才有足夠力量挑戰中共政權。八九六四運動雖然最後失敗告終，但也因為得到全國城市響應，令中共政權一度深陷分裂。中共強硬不讓香港有真普選，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妥協，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全中國，推倒中共一黨專政。

雨傘革命整整70多天，在大陸得到了零星的響應，很多勇士舉傘聲援，因而有超過100人被拘捕。可是，大陸的響應尚未發展為一場群眾運動，所以雨傘革命對中共造成的威脅始終及不上八九民運，當時北京的佔領運動獲得了全國響應。未來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成功，就不可以孤立在一個城市，而需要一個綱領，將運動連結至中國大陸的群眾抗爭，特別是血汗工廠的工人罷工。

中國的工人階級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一旦發動大規模的政治罷工，實可威脅中共政權。因此，大陸工人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彈藥。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在2011年至2013年的40%的罷工與工廠工人相關，其中60%發生在與香港毗鄰的廣東省。

中港兩地的鬥爭是緊密連繫的。在廣東省投資血汗工廠的香港資本家，同時也反對香港的普選和「福利主義」，他們是雨傘運動的一大反對者。多年來，大陸罷工由只限於提出經濟訴求，到慢慢開始要求選舉工會代表，政治意識逐步提高。雖然目前罷工仍未提出打倒獨裁專政的政治訴求，一來是八九六四的陰霾尚未完全驅散，群眾避免全面鎮壓，二來是欠缺一個社會主義綱領武裝工人的思想。

泛民與雙學認為，在雨傘革命中提出打倒中共的口號，會扼殺與政府的談判空間，甚至挑起中共鎮壓。因此，他們強調，雨傘運動的目的只是希望香港在「一國兩製下」實現真普選。所以，在10月中學聯發表的《致習近平公開信》裡，他們表示爭取民主「不代表奪權」。可是，中共必然視香港普選為大敵，並不會因為幾句好話而釋出善意。

基本法不是講好「高度自治」嗎?

十多年來，中共持續加大對香港的箝製，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長遠目標是完全收復香港這個反抗基地。所以，尤其在習近平統治的時代裡，香港的民主運動並沒有中間路線可走。中共不會進行民主改革，所以要麼民主運動成功打倒中共，要麼香港也會走向專製，沒有中間路線可走。

在主權移交時，泛民主派寄望中共遵守承諾，讓香港高度自治。泛民老大司徒華就曾經預言，習近平上臺後，中共會逐步體製內改革，香港普選也指日可待，但這一幻想只是一再落空。近年中共正在走截然相反的道路。

就像臺灣，即使實際上已經是獨立國體，但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臺資為了商機還是會為中共當「買辦」，加強對臺灣經濟的控製。長遠來說，特別是國民黨希望與中共合作營商，必然會盡力配合中共，削弱臺灣的民主權利，在太陽花運動裡就可見一斑。因此，只有推翻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折損獨裁者的子彈和銀彈。

第二點就是社會主義者未來的任務，我們在中港臺建立的組織，將為未來推翻中共的革命作好準備。

訪問佔鐘留守者：為什麼堅持至最後？

12月9日，佔領運動進入第74天，自從旺角佔領區被清場後，只剩下金鐘和銅鑼灣的佔領區。清場的聲音甚囂塵上，社義行動記者訪問一下佔領人士的看法。

從事貿易行業，曾小姐回憶起催淚彈的一幕，仍感相當震撼：「我是自從警方在9月28日發放催淚彈後開始參加佔領運動的，雖然我不是每晚都留守，但我仍然盡我一分綿力。」

金鐘已頒佈臨時禁製令，面對清場在即，曾小姐表示會留守到底，但也對佔領運動作出反思：「我對現時佔領的方向也抱有疑問，感覺對政府影響效力不大，所以我會支持其他不合作運動、例如罷交稅、罷工、罷課等等，因為可以影響到既得利益者，但具體操作仍是其次，最重要是令社會多認識為何要抗爭。」

曾小姐認為，無線亞視等媒體很多的新聞偏向建製，政府在輿論戰方面一直也是佔有優勢。「我認為可以做的，就是盡量與身邊朋友多點解釋真普選，多些參與社會上的抗爭，例如參與街站的宣傳。我認為經過今次佔領行動後，整體香港人的意識也大大提高，例如警察與黑社會勾結、濫用暴力、梁振英不斷抹黑運動等。」

運動策略方面，曾小姐認為現時運動裏有一些採取較溫和方式與採取激進方式的不同派別人士，而沒有渠道商討決策。政府強硬，是因為背後中央政府的力量強大，但支持民主者不應灰心，期望未來會有更大的運動，可以吸引到更多人走出來。

另一位留守金鐘人士叫Tony，是動畫設計師。他回億起兩個半月前的情境：「我是由9月27日開始參加佔領運動的，當時是因為8‧31人大落閘令我感到不滿。」

Tony 對金鐘快要被清場，他會考慮回到佔領區守護，但會盡力避免被捕。他對現時佔領運動感到不樂觀，原因是未能找到方向。「我認為佔領欠缺力量，影響不到政府，但可幸的是運動成功揭示了政府的不民主。政府態度強硬，甚至動用警察暴力攻擊示威者，可恨的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及警方的高層都不斷製造謊言、抹黑示威者暴力。」

對香港的前景，Tony 認為香港發展是一個完全單一的模式，例如一切以大財團利益為先、小巿民生活越來越艱苦。「例如觀塘的密集工廠區，有大大小小的藝術工作室，藝術家們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一個生存的空間，但可惜現時租金不斷上漲，甚至工廠區被收購後改建成酒店，酒店房價起碼也要二千元一晚，可想而知大財團的霸權將多少弱勢人士推向社會邊緣。」 冷冷的風吹過空曠的佔領區，帳篷顯然抵擋不了寒風侵襲，但佔領者的心從未冰冷下來，仍然聚精匯神地堅守崗位。

奶粉供應短缺－供應商為罪魁禍首

近日，香港奶粉供應短缺，離奇現象令全城哄動，不少藥房和超市掛上「無貨」的告示。事實上，被搶購一空的是多款熱賣的大品牌（又稱「配方奶粉」）。熱賣品牌的奶粉價格迅速飆升，香港父母既困惑又忿怒。這並非離奇，而是中港資本融合的必然現象，繼房屋與醫療成為「產業化」的目標後，連嬰孩的生活必需品都無倖免，淪為中港外資本家的投機工具。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的「自由市場」，但因為眾怒難犯，被迫推出治標不治本且沒長期效果的政策 – 限製每人帶兩罐奶粉出境。此外，政府更動用公帑設立訂購熱線，倒過來幫助製造災難的罪魁禍首。

市場失衡有眾多原因，其中之一是零八年三聚氰胺的毒奶粉災難，令內地消費者對國內奶粉信心盡失，而冒牌假貨在內地盛行，消費者也不願購買內地貨架上的進口奶粉。因此，中國內地的中上階層有消費力，自然南下或網上辦貨，設法直接購買境外的洋奶粉希望趨吉避兇（但「洋奶粉」也不安全），底層工農的下一代則要繼續冒險吃大頭奶粉，甚至更劣質的嬰孩食品。2012年中國內地出生人口為2,000萬，龐大的市場令奶粉商磨拳擦掌。據近日媒體報導，去年香港本地奶粉出售量比6年前激增約4.5倍，但同期香港嬰兒出生率只增加約1.3倍。

右翼民粹派（如陳雲之流）伺機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以反政府的修辭吸納憤怒和困惑的群眾，將一切問題歸咎於內地人越境走私，講成要將自主權「從大陸人手上奪回來」。陳雲甚至公開發表法西斯傾向的論調，表示「一場族群鬥爭不可避免」。同時，可笑的是，這群「港獨派」和「自治派」最近在網上呼籲聯署向美國總統申訴奶粉短缺問題，美國奶粉商在最近事件中發了災難財，試問服務美國資本家的奧巴馬政府又怎會出手營救？激化中港兩地人民的對立，將群眾對奶粉商惡行的視線轉移開去，又散佈對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幻想，只令資本家坐享其成。

最大贏家 – 奶粉商

奶粉荒成為最大贏家，供應商恃財團勢力幕後操控供應，化嬰孩生活必需品為投機工具，製造供不應求的現象，從而擡高價格牟利。美國奶粉品牌美贊臣，2012年第四季純利為10.46億元， 比前年同期上升57%，創下零九年二月上市以來最大漲幅。該公司2012年全年純利升19%至47億元。

六大奶粉商市佔率逾九成，要操控市場供應實為易如反掌。近日最大的幾間供應商被揭發「綑綁式銷售」，美贊臣和美素佳兒的初生嬰兒奶粉需求量最大，但供應商要求藥房綑綁式訂購同樣數量的1至4號奶粉，不容許他們只訂購需求較大的初生嬰兒奶粉。奶粉商又減少供應至小型藥房，主力供應至售價較高的壟斷超市，甚至威迫藥房要以「建議售價」出售，否則截斷供應。

內地的嬰兒食品市場2011年達到60億美元的規模，有美資行更預期3年後會倍增至120億美元。在自由行政策推出後，奶粉商看準內地出生率高的龐大市場，開始大幅增加廣告費。美贊臣在2010年年末時，每月的廣告費用幾近2,000萬。2012年，各大奶粉商的總廣告費用達16億元。

現時市面上被搶購一空的，只屬於幾個「配方奶」品牌。這些品牌的公司斥資巨額大賣廣告，吹噓奶粉的營養價值，例如廣告經常宣傳DHA和Choline有助兒童腦部發展，但事實上這並無科學証實，實際作用鮮為人知。近日，愈來愈多醫生指出各品牌的奶粉其實大同小異。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利益，對廣告的監督蕩然無存，「洗腦」廣告在大氣電波天天傳播，務求將家長的擔憂化成賺錢的機會。

傑瑞米柯賓

水貨客由集團操控

水貨奶粉在內地大有市場，因為不僅國內品牌奶粉不安全，內地零售店的進口奶粉也充斥著冒牌貨，貨源來自香港的水貨反而更有保證。通過水貨客直接搬運奶粉，可以逃避中國海關的關稅和轉售貨品的增值稅，價值貨品買賣差價的17%，水貨集團因而有利可圖。香港每月入口約400萬罐奶粉，本地嬰兒每月消耗約60至70萬罐，即是每月約300萬罐奶粉經香港轉出口，按水貨奶粉每罐利潤200元計算，即是水貨市場每月利潤高達6億元。

事實上，水貨客有六成是香港人，四成是內地人，右翼民粹派宣傳「水貨客都是內地」以煽動族群仇恨，但事實上沒有中港兩地的資源和人脈，水貨集團根本不得以經營。有報章揭發香港超市的經理有限製面市的供應，以確保水貨客有穩定的供應量；也有業主將單位屋苑單位改為貨倉，出租給水貨客牟利。

這行業能夠興起，本身反映著中港兩地之間、中國大陸以內和香港以內的貧富差距的問題。水貨集團聘請退休老人在店外排隊搶購，香港三名老人有一名活在貧窮線下，而內地工人的工資被瘋狂壓榨，加上拖欠工資問題蔓延全國，走水貨一趟雖然只有70-200元的報酬，但對內地工人來說已是相對高的收入。

任何限製邊境人口進出的措施並不能解決跨境資本流動所帶來的問題。只要內地人對進口奶粉的需求仍然不得以滿足，加強邊境機關的鎮壓，只會令水貨集團以層出不窮的手段鋌而走險，甚至造成更嚴重的治安問題。收緊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視外，就是一事無成。水貨客是奶粉投機下的產物，要消滅投機的根源，必須將奶粉供應商公有化，置於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監督和管理。這才能阻止水貨集團的投機。

「洋奶粉」就安全嗎？

在毒奶粉的陰霾下，內地人對洋奶粉趨之若鶩。2011年中國進口奶粉的進口額達25億1000萬美元，排名前三的奶粉進口國分別是紐西蘭、澳洲與新加坡。事實上，在全球化的經濟下， 奶粉供應鏈往往一環扣一環，為了節省成本，進口奶粉的奶源供應很多時都是來自中國公司，而在中國由於缺乏食品安全監管。洋奶的品牌不過是資本主義下的一種掩眼法。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曝光時，恆天然乳品集團（Fonterra）就是三鹿集團的第二大股東。旗下的兩個奶粉品牌安怡和安滿也由三鹿經營、部分奶源由三鹿供應，但在當時退出中國市場的一年後，在零九年八月又再度重新在中國銷售。可見，中資和外資企，所謂洋奶粉較安全的品牌效應，實際上只是廣告效應作祟。

恆天然佔全球近40%左右的乳品交易，其乳製品近日被檢測出有雙氰胺的殘留，在事發後仍拒絕披露所供應的乳品企業，又不承認事件涉及食品安全問題。內地民眾對紐西蘭的奶粉愈來愈不信任。

消滅奶粉投機，改善育嬰條件

極右本土派將奶粉荒問題歸咎於「大陸人搶資源」，掩蓋背後資本家投機的根本問題。

奶粉的進口公營化，由中港兩地的消費者代表、母親代表和醫護人員民主選舉產生，除了嚴格監督奶粉廣告的失實，也要確保公布現時奶粉的真確資訊，並禁止零至36星期的奶粉賣廣告。消費者需要成立民主監督委員會，調查奶粉商操控供應和推高價格的情況，阻止通過兩地差價進行投機。

現時香港公營醫療對母乳餵哺的支援不足，令不少母親在開始不久後被迫放棄。私家醫院與奶粉商的利益關係千絲萬褸，因而多數不鼓勵母乳餵哺。所以，香港母乳餵哺率偏低，嬰兒以純母乳餵哺四至六個月的比率只有15%。母乳含200多種營養，比奶粉（含70多種營養）更為天然和優質，政府應該創造良好的條件，包括加大宣傳教育母乳餵哺乳、建設大量公共哺乳室，以鼓勵母乳餵哺以逐步取代奶粉。

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北歐等都有母乳庫的成立，儲存母親們捐贈的母乳給予有需要的母親。香港的公立醫院應該向不適合哺乳的母親免費供應奶粉，更應逐步成立乳庫供應健康的母乳。

婦女產假香港孕婦產假僅有10星期，瑞典與香港財富收入差不多，但父母可共享16個月產假，可謂天壤之別。香港男士沒有有薪侍產假，令孕婦身心壓力倍增，影響產後分泌乳汁的能力。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改善勞動條件，包括8小時工作製、女性16個月有薪產假、男士有薪侍產假七天，減輕產子帶來的壓力，讓婦女有健康的身體哺人乳。

內地食品安全是問題關鍵，只有食品供應商民主公有，置於人民民主監督底下，才可以取代官僚貪汙和資本家牟利的現狀。毒奶粉事件和香港奶粉荒的震盪證明，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民主控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關綜聯遊行：保基層，反壟斷，反官商勾結

1月11日，「關註綜援低收入聯盟」（簡稱關綜聯）發起遊行，在施政報告出爐前表達「保基層，反壟斷，反官商勾結」的訴求。主辦單位不滿政府扶貧無效，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要求當局製訂有效及公平的長遠財富分配。遊行有16個團體支持，近百人參與，由灣仔修頓球玚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門外。

新一年的施政報告將於本周三（14日）發表，政府一直不能對貧窮問題采取有效的施政，上年施政報告設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也只是動用每年30億的公帑，資助少且條件嚴苛，還要在2015年下旬才正式接受申請。

我們記者在遊行途中訪問了陳女士，她一手推著女兒的嬰兒車，一手系著兩名兒子。她是內地移民，來港生活了7年。當問到她為何參加遊行時，她表示「政府應該加大低收入家庭生活的資助」。陳女士來港後，居於上水狹窄的劏房達4年之久，其後終於成功入住公屋，但生活仍是足襟見襯。

「我要照顧三個子女，沒工作，試過找托兒服務，但一直也沒有空缺。我先生也是從大陸過來香港，當雜工，月薪只有12,000元。我自己教育程度不高，本來來香港讓子女受更好的教育，但可惜在港教育開支高昂，幼稚園沒有資助，政府講過15年免費教育，但一直回避承諾。」

陳女士沒有太大期望脫貧，因為她一直是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出來巿區走走，對於她和子女們是難得的機會，她表示曾因為子女在校遺失校服而大動肝火，因為各項書薄費也要每名子女約一千元，還有每個子女每月$850的補習費，沒有錢讀幼稚園又會犯法，經濟上的折磨令家庭產生更多糾紛。

「我沒有任何娛樂，家裏所有的錢也用作購買食物、生活費，並給丈夫作為交通費。他是家庭的唯一支柱。現時電費、水費和房租又加價，但反而一些生活津貼如房屋津貼、電費補貼正在不斷削減，生活沒有曙光。在4年前最艱苦的時間裏，我曾有輕生的念頭，更患上了抑郁癥，幸好有其他媽媽扶持，才捱至今天。」陳小姐的經歷只是冰山一角，今天港府的扶貧方案到喉不到肺，還厚顏吹噓扶貧政策有成果。

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裏舉起「立即落實全民退保，廢除強積金，權力歸於勞動者」的橫額。我們的發言者Jaco反對政府花500億搞自願醫保計劃，這等同用公帑補貼保險業。而政府對待殘疾人士和難民這些社會最邊緣人士也極為苛刻。要真正解決貧窮，必須政府必須加大公營開支，將社會福利訴求連系至民主抗爭，將銀行及大企業民主公有化，打破商家操控經濟的亂局，才能讓窮人有公權力合理分配資源。

施政報告假扶貧

施政報告出爐，梁振英早前敲鑼打鼓，四處叫囂扶貧有效，卻被發現搬弄數字，文過飾非。事實上，去年香港貧窮人口仍有133萬，每7人就有一人是貧窮。今年港府的施政報告並沒有帶來新希望。梁振英施政依循自由市場的教條，私有化政策大行其道，擴大公營部門則要小心翼翼。如此，今屆施政報告就一如既往了無新意。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中心點，大商家把持整個政治和經濟生殺權，整個製度必為金融體系服務。資本利得稅率極底（16.5%），工資受嚴重壓榨（今年最低工資$32.5），房屋全球最難負擔，這是所謂「自由經濟」。

「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

正值施政報告發表前，港府委任的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振彬在電視訪問中直指，大學生畢業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陳振彬並於早前占領運動期間建議舉辦多個青年舞會，讓青年宣泄精力，便不會「上街搗亂」。可見，激發年輕人抗爭的是社會矛盾和經濟問題，但政府卻對其視若無睹，何其脫節！

政府打算興建「廉價居屋」，即將新建成的公屋以市價五折出售，協助公屋戶置業。但這是糖衣毒約，如果計劃的廉價居屋數量小，就根本無助年輕人和基層置業；如果廉價居屋興建數量多，則等同動用大量公帑擴大私人房產市場，推高樓價。二手居屋投入市場後，價格正在不斷攀升。政府數字又顯示，由前年八月至去年六月，居屋二手市場樓價上升三成半，比私樓升幅更高。

港府向來以為穩住中產民心就可以解決香港社會矛盾，然後可以繼續無視水深火熱的底層民眾。香港有8.64萬劏房戶，不少尺租比豪宅更貴。但是，政府斷然拒絕恢復租金管製，恐惶違反市場信條。

退休保障要入息審查

政府在施政報告中表明會預留500億成立養老基金，但將會設立資產審查。梁振英推行的長者生活津貼（每月$2,285）的資產上限為18萬元，未來所謂「退休保障」的條件將更為苛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一再重覆「財政赤字」、「誰來付鈔」等陳腔濫調，說到底，政府害怕威脅到強積金公司的利益。

國教復活　學店狂賺

港府將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又將約600間中港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甚至組織解放軍夏令營的參加者成立製服團體，種種政策與宣揚愛國主義不無關系。據《明報》最近報道，有政府中人承認，政府正在低調推動國民教育。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最近發表言論，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會的監督。可見，洗腦教育正在死灰復燃。梁振英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的民族自決論，惹來白色恐怖的質疑。

政治壓迫以外還有經濟壓迫。香港各大學學費年年上升，令香港大學畢業生平均欠學債10.9萬元。但最近港府消息透露，八大院校的附屬公司總盈余高達42億，其中中文大學附屬社區學院盈余更達15億。施政報告呼籲八大院校回饋學生，但卻沒有任何實質措施。這是政府多年來推動教育商品化造成的惡果。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今年施政報告假扶貧。經濟壓迫已激起怨憤，只欠一個平臺讓香港工人和窮人以行動表態。呼籲工人加入工會，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是當前重要的任務。

立即落實八小時工作製，立即實行全民退保
提高最低工資至$45元，跟隨通漲升幅
八大院校全數退回盈余，用作公共教育經費；教育全面公營，全民免費
恢復租金管製，每年興建公屋5萬間
民主公有化銀行、地產商等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

英國為香港假普選方案背書

經過去年秋天的雨傘革命，相信全世界大部分人都認識到香港的「民主」只是謊言，但香港的前宗主國英國政府卻屬於冥頑不靈的少數。

在倫敦國會委員會最近的一份聲明中，英國外交部宣稱2017年的伊朗式選舉方案（當中只允許三名經篩選的候選人參加）能為香港選民提供一個「真正的的選擇」。這可能是自貝利雅聲稱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以後，英國國會最大的ㄧ個謊言。外交部次長施威爾（Hugo Swire）承認香港不會有「真正的民主」，但縱使如此，他仍然呼籲泛民不要否決政改方案。施威爾向委員會稱：「總好過什麽都沒有」。與施威爾同為保守黨政客的巴倫（John Baron）亦稱外交部的立場好像「刻意地模糊掉」。

應聲蟲

施威爾和英政府的言論將會使香港的建製派歡喜若狂，他們會視其為重申自己的論點。這些言論，加上一份即將公布的報告中，提到英政府認同香港警察在79日占領運動中的處理手法，無疑會觸怒許多香港的民運分子。特別是那些對英國當局存有幻想的「歸英派」，他們誤以為英國是香港民主抗爭的盟友。在雨傘革命的尾聲期間，有些受受本土派思想感染的青年甚至於十二月在英國領事館外發起了一場占領行動，呼籲英國政府采取強硬的立場。如今外交部已經作出了回覆。

英國在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從中國手上奪得香港，當年的戰事就是為了捍衛英國商人向中國民眾販毒的「自由」。直至1930年代英國和各列強的海軍，都在長江自由進出。風水輪流轉，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拋離英國，中國更拒絕了一個英國議會代表團在十二月一日到訪香港。該代表團計劃檢視中英在1984年簽訂的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英國方面及後並沒有就這個事件向中方發出任何外交抗議，甚至乎一封發給駐倫敦大使的抗議信也沒有。不過，外交部卻否認向北京跪下。「我不認同我們以任何形式向中國政府叩頭。」施威爾向國會說。

在商言商

最近，《明報》報導一份政府內部文件顯示，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英國當局即場帶商界訪問團招商，來順便締結有關向中國出口核能科技和武器的協議。但這在當時的港督反對下擱置，理由是這「太過明顯」了。

卡梅倫政府幾乎沒有掩飾自己迫切尋求增加與中國的經貿投資。英國在中國的投資於2014年增加了28%，與此同時來自歐盟的總投資下降了5.3%。事實上，根據《電訊報》（一月19日）的報導，英國在華投資會於未來五年翻四倍。反過來，中國公司現控有北海油田、希斯路機場和曼切斯特機場、谷麥生產商Weetabix 以及連鎖餐廳Pizza Express的股權。中英政府於去年六月簽署了價值300億美元的貿易協議，並包括銀行、鐵路和核能產業的中國投資。「我認為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幾個字來總結：增加對中國的貿易。」這是民主黨元老李柱銘的話。

警察反應「恰如其分」

英國政府對於十二月被拒入境事件（英國公民入境香港本不須簽證）的懦弱回應，並接續支持北京的偽民主選舉方案，清楚地反映了它對雨傘革命所抱有的立場。同樣，大家並不驚訝其在即將公布的報告《英國外交部關於香港的半年度報告，2015年一月》（Half-yearly report from British Foreign Office on Hong Kong, January 2015）中為梁振英政府背書，並指警方的「反應恰如其分」。畢竟就是英國向香港警察出售催淚彈的！但是，這些外交措辭正好駁斥了中國官媒對於雨傘革命和其民主訴求是「西方顏色革命」的指控。

縱使卡梅倫政府矢口否認，但最近又再向中共專製叩頭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習近平計劃將於今年訪問倫敦。上一次中國最高領導人參訪英國，就已經是2005年的胡錦濤了。當時中國還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而英國排在第四；如今中國已是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一些其他機構甚至將其排在第一），而英國則跌至第六。當北京承諾加大金融體製的自由化，以及人民幣的自由化之際，英國資本家已迫不及待，要求將倫敦變成中國金融貿易的主要離岸中心。對於資本主義來說，這是十分重要的──比空談所謂「民主」更重要。

習近平向倫敦回禮

習近平即將到訪英國，顯然是獎勵卡梅倫政府的自我審查和馬屁工夫。「我認為習近平訪問英國的部份原因，是北京對英國就香港占中問題的反應沒有太不高興。」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學者陳誌敏指出。在2012年五月，卡梅倫在倫敦接見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引起了與北京之間長達18個月的外交冷戰。自此以後，英國政府便對商貿合約虎視眈眈，並小心翼翼避免觸怒中共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反駁北京的「顏色革命」抹黑，並指出這只是專製當局掩飾自己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之間密切的政經關系。同樣，我們警告過，若香港及中國的民主運動對卡梅倫等西方資本主義和右翼反工人的政府抱有幻想的話，只會有災難性後果。若要成功，反抗獨裁的鬥爭需要是世界性的，反對滿口謊言的資產階級菁英，並聯合起中國以至全球的基層青年和勞動者。

傑瑞米柯賓

錦上路鐵皮屋發生火警　一名難民喪生

1月29日早上10時半，元朗錦上路吳家村一貧民窟發生一宗火警，導致一名33歲斯裏蘭卡難民男子Sivarasa Sivatharan死亡。

貧民窟約有30名難民居住，土地本身是非法豬場和農地改建而成，環境極度惡劣。房屋由鐵皮砌成，以劏房形式分租，環境擠迫，欠缺安全的防火規格，發生火警時容易造成傷亡。火警發生時，就有三間這些鐵皮屋被燒著。

政府、社會福利署、保安局一直漠視難民的基本住屋需要。社會福利署將服務外判給「國際社會服務社」（ISS），服務差劣，惹來激烈批評。這次發生火警的房屋，就是由ISS安排難民入住的。

我們深切哀悼這名死難者，並且強烈譴責港府及ISS無視難民的住屋安全，導致今次的慘劇發生。我們支持難民的抗爭，反對不人道的難民政策。

訪問城巴司機：職場裏的委屈與壓力

2015年1月2日中午，社會主義行動在深水埗街站宣傳時，遇到了一位支持民主的城巴司機阿趙（化名），於是約了他作一個訪問。這天他受訪時，剛完成了大廈立案法團的義工工作。他在城巴工作已經快踏入第13個年頭。阿趙也許只是個生活平淡的工人，但從他的言談裏卻最能體會基層在今天社會受到的委屈。

訪問者：麗芬（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阿趙（城巴司機）

麗：你可否自我介紹一下？

趙：我現年 54歲，已經做了城巴司機差不多13年，我是一個有五名子女的父親。我是1997年後入行，之前是駕駛「拖頭」，我是70年代來香港的，已經在香港超過40年。

麗：你對於城巴的工作有什麽評語？

趙：公司的福利和薪金製度令同事之間產生摩擦。我是1997年後入職，屬於「新製」，當時我的底薪是7,074元。13年後今天的底薪也只是調升至11,000元。我超時工作一小時只有70元，而舊製度的司機卻有100元，新入行司機更只有60幾元。底薪內亦有「跳分」製度，同事每做滿一年得一分，每一分是170元，換句話說我的底薪是經過3次「跳分」，但舊製同事卻有10次「跳分」機會，新入行的司機雖然開始底薪只有大約9,400元，但他們反而有5次「跳分」，所以他們的底薪可以比我更多。福利方面，「舊製」司機可享24次看醫生的福利，但我只有10次，令同事之間產生矛盾。另外，雖然薪金差不多每年都會調升，但非常緩慢，每年我只有數百元的升幅。

麗：你在城巴工作有什麽壓力？

趙：我們只靠底薪並不足夠生活，我們還有一部分工資是稱作 「酬金」，包括在司機在路上的安全獎、城巴專利獎、總共大約是3,200元，但這是要建基於司機工作的質素之上，所以如果表現良好，我總工資大約會有14,000元。「酬金」是非常重要，但是公司卻要將它連結至我們的福利，例如我如果身體不適要請病假，公司會扣減「酬金」，現在社會怨氣越來越重，乘客很輕易會投訴司機服務，或有交通意外，扣減「酬金」之余，司機更可能要入獄，令我們生活壓力很大。現在物價上漲，普通午飯也是40元，幸好自己不需要「供樓」，否則負擔更大。

麗：你在城巴服務多年，你對公司服務巿民有什麽看法？

趙：我認為公司不斷削減成本，令服務質素下降，犧牲的是巿民的安全。例如公司會要求驗身不合格，或快將退休的司機轉做兼職，就可以逃避驗身的成本。當巴士司機工時長，我年輕時也經常超時工作至每日15小時，但現在年紀大所以我回復每天工作8小時，反而現在會留給新入行的年青人，因為新入行的年輕人如每天工作12-13小時，他們可以每月有15,000元左右。但很多司機也捱病了，腸癌、鼻煙癌、肺癌也有，有些司機也因病死亡，也是因為公司限定1小時食飯時間，時間倉卒大家也變得飲食不太健康。現時有很多乘客投訴巴士 「脫班」變得越來越嚴重，在司機的角度看，問題是因為公司對巴士司機的保障不足，例如工作量過大、年輕人也不願入行。惡性偱環下，司機都寧願請病假也不願上班，導至「脫班」。

麗：之前發生「占領」事件，對司機有什麽影響？

趙：老實說「占領」事件對司機沒有什麽影響，因為流量被拖慢以至班次會刪減，工作量減少，司機反而更舒服了。但可能對某部份想超時工作的司機，公司會因應情況刪減班次，對他們來說可能賺少了。但我是支持民主的，因為現時社會氣氛變得暴躁，由董建華開始後到現在梁振英管治，不斷製造社會自相殘殺，政府刻意製造攻擊支持民主人士的言論，很難怪年青人出上街頭抗爭的。

香港：三萬人上街爭取民主

二月一日（星期日）的大遊行是自雨傘革命後首次大規模動員，主辦單位估計參與人數接近13,000人。人群中泛起一片黃傘之海，遊行很大程度上是表達不曾遺忘去年79天的占領運動。

傳統的元旦遊行推遲，變成今次的二一遊行，由民間人權陣線主辦，口號是「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己政府自己揀」，以及 「不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選」。雖然占領似乎不會這麽快就再次爆發，但警方就如驚弓之鳥，部署了二千警力在場戒備，唯恐會有新一輪占領行動發生。

雨傘運動後可以見到政府的立場強硬起來，提出一系列的計劃，企圖打壓民主訴求。由從重推國民教育，到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大會裏斥責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倡議「港獨」。這些做法伴隨著中共獨裁者在背後持續施加的壓力，他們聲稱「國家安全」受到香港的民主訴求威脅。

最不祥的是，北京與香港政客多次發表重推《基本法》廿三條《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言論。最近，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就在立法會宣稱「外國勢力」正在幹預香港，2003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她曾推動廿三條立法，因為大規模反對而失敗告終。她正在主張廿三條的強化版，包括禁製所有與外國組織有聯系的政治團體。

建製派加強反擊，也令資產階級泛民領袖承受巨大壓力，同時也是在測試一下泛民否決政改方案的決心。在八月份，當人大常委頒布對2017年特首選舉的篩選規則後，泛民主派表現得堅決反對這伊朗式的假普選。但是，最近北京與香港政府對於泛民在壓力下轉馱，抱有更有希望。只要四名泛民陣營人士轉馱，就足以令人大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順利通過。

內部分裂和矛盾

從星期日的遊行，可見群眾持續反對北京的假普選。但同時，與雨傘運動相比之下，遊行人士明顯以年長一輩居多，這標誌著香港民主運動內部政治矛盾和分歧。很多年青人可能感到今次只徒具象征意義，與重建群眾鬥爭和行動升級沒有關系，而似乎決定不參與這次遊行，。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雨傘運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鬥爭，但由於運動的綱領極為有限，提倡改良而非革命，令運動受到挫折，無法迫使政府妥協，之後內部的政治分歧就越來越尖銳。可逐步改革獨裁體製而贏得民主──這信仰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使運動內部底層（尤其是年輕人）對泛民領袖越來越抱有懷疑，但他們對運動的影響仍然揮之不去。

2月1日的遊行由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所主導，但在雨傘運動裏的占重要地位的青年與學生組織，在遊行裏卻顯得較為低調，可能代表著他們對老一輩的不滿。

「占中三子」戴耀庭、陳健民和朱耀明帶頭遊行。但雨傘運動的爆發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和平占中始終躲在後方，不斷呼籲與政府妥協，力勸占領者撤退。無論那時和現時也好，他們的思維反映了泛民政治領導害怕被更激進的勢力、思想以及鬥爭形式所取代。

左搖右擺的泛民

在幕後，泛民的右翼陣營已經彌漫著新ㄧ輪的妥協氣氛。最近《南華早報》的ㄧ項民調顯示，過半受訪者希望泛民否決政府的政改方案（需要2/3議員通過）。政改方案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即47名）投贊成票方能通過，泛民控製了70席立會議席中的27席。否決後選舉製度會原地踏步，由鉅富壟斷的1,200人選委會欽點下屆特首。但寧願這樣，也不要為北京的「中國特色的普選」把戲擡轎。

雨傘運動造成的群眾壓力看來有下降的跡象，泛民上層顯然開始動搖起來，一些較直言的妥協派正在尋求「袋住先」的方法。在這個階段，這些舉動只是試探性的，但除非組織起群眾反抗，否則這可以令民主鬥爭再次被「溫和」泛民右翼所背叛。

最近，作為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議員的公共專業聯盟莫乃光，在《無線電視》的訪問中透露，如果北京承諾全面取消功能組別的話，泛民則應該「袋住先」。此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迫使莫乃光在數小時內收回言論。他聲稱不是認為如果中央願意就此作出承諾。

不過，莫乃光的言論並非單一事件。另一位泛民功能組別的議員李國麟表示，他可能會支持政府方案。而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同樣表明可能接受類似交易，以支持2017年伊朗式選舉來換取廢除功能組別。這所謂的「妥協」──將假普選合理化──是不可接受的。再者，中央很大可能不會兌現與泛民政客所提出的任何「妥協」，就好像2007年時所「承諾」的2017年普選那樣。

打倒獨裁體製！

功能組別確立了股票市場與資產階級在香港立法機關的權力，與親北京菁英的提委會是融為一體的。因此，在他們眼中，犧牲任何一方都會威脅另一方。這不代表功能組別不能廢除，但與香港政製的其他專製面貌一樣，是需要大規模群眾鬥爭與一個綱領才能掃除，而非拙劣地修補現存的不民主政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拒絕假民主，拒絕提名委員會，拒絕所有腐朽的妥協！
廢除功能組別！以真正民選的人民議會取代橡皮圖章立法會，新議會有實權向富人征重稅、消滅貧窮、落實體面的最低工資、逆轉私有化︳以及打破商賈鉅富的經濟束縛。
投票年齡限製降至16歲，包括外勞。
政治代表只領技術工人的薪金，將開支合理地公開受公眾審查。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建設運動內部民主，協調集體行動（強調罷課罷工），從而重建雨傘運動，聚凝爭取這些訴求的不可抗拒的壓力。
公有化銀行及大企業，置於全面民主管控，采取社會主義政策，作為唯一的手段去保障全面民主權利、保障就業職位、可負擔房屋，以及生活工資。
雨傘革命，今日香港，明日中國，打倒一黨專政！

傑瑞米柯賓

百多名難民指控社福署為殺人兇手

二月六日中午時分，難民聯會率領百多名成員到灣仔社會福利署總部示威，抗議社福署無視在港難民的安全，多年來將難民服務外判，縱容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安排難民入住違法及極不安全的房屋，導致上星期一名居住在錦上路八鄉吳家村鐵皮屋的難民Sivarasa Sivatharan（Lucky）被燒死。社會主義行動協辦這次遊行。

「SWD kills refugees!」（社福署殺害難民）、「Down down ISS！」（打倒國際社會服務社）、「Close the slums! Save our lifes!」（取締寮屋！拯救生命！）。示威者垂頭默哀一分鐘，然後要求社福署代表回應事件。當局人員如臨大敵，早於難民示威前鎖上辦公室所有出入口。

「是社福署殺了Lucky，政府從不在乎難民的生死！」難民聯會成員Raymond怒斥。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也到場支持難民的抗爭：「寮屋被發現是違法的，但為什麼政府不在悲劇發生前執法？」社福署對難民惡劣的居住環境一直知情，卻置難民生死於不顧，在火災發生時，鐵皮屋溫度極高，加上每間屋住20-30人，環境擠迫、密不透風，又欠缺防火措施，令Lucky未能逃出生天。

「社福署為了逃避援助難民的責任，將援助服務外判予國際社會服務社。服務社只給予在港難民每月$1,500的房屋津貼，連最基本的安身之所都不能負擔。」社會主義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要求政府難民停止服務外判，由政府直接營辦，收歸使用者民主管控。

「Lucky這次悲劇令我覺得要更堅決走出來打倒ISS，他的死正證明了ISS的所作所為。政府很早便知道這些鐵皮屋是違法的，這些屋由農地改建，它們的結構根本不安全和不及規格，但政府無所作為。」居住在粉嶺鐵皮屋的難民Arif表示，他已居住在鐵皮屋超過兩年。ISS多年來不人道對待難民，包括分配難民入住元朗、坪輋一帶由豬場雞場改造的違法鐵皮屋。

「大約800-1000名難民住在鐵皮屋區，除了錦上路還有錦田、粉嶺、屯門泥圍等。在這次悲劇發生後，住在Lucky家附近的朋友們都很想搬走，他們不想住在鐵皮屋。我們要求政府增加難民的住屋開支，不只是現在的$1,500。」

來自埃及的難民Hanna要依賴拐仗走路，抱怨道：「ISS安排我入住佐敦一間很小的房間，那裡的洗手間的裝置極不安全，需要爬梯才可使用，我已經向ISS投訴過兩次，但沒有任何回應。最後在去年底，意外發生了，我跌倒了並跌傷了腳，要在廣華醫院留院三星期，ISS在得悉事件後才願意為我更換房屋！」

難民聯會要求政府立即取締違法寮屋，大幅增加難民住屋津貼，停止將難民服務外判。社福署公開指如果對待難民「太好」，會造成磁石效應吸引難民湧港，這態度正反映了資本主義政府種族主義的本質，歧視窮人，只為富人服務。政府的難民政策一日不改變，難民必定抗爭到底。

Erwiana案件勝訴　現在加強外傭權利鬥爭！

香港法院裁決雇主嚴重虐待罪成

2月10日（星期二）將成為香港外傭反歧視、反虐待的持久鬥爭中重要的一日。法院裁決雇主羅允彤在20項罪名中有18項成立，持續八個月襲擊、虐待Erwiana Sulistyaningsih，並導致她挨餓。這事件被《時代雜誌》等主流媒體形容為「重大案例」。《每日電訊報》指出，Erwiana在香港可怕的經歷「激起了全球義憤」。

「我希望他們會開始像對待工人和人類航對待外勞，停止待我們如奴隸。」Erwiana在六個星期的審訊結尾中說道。

群眾示威

之前香港一連串數以千計外傭的示威，顯然爭取到社會上各界層的廣泛同情，向當局（包括司法製度）施加了壓力，揭露了香港不公義的外勞雇傭製度。

「這次勝利令我們很鼓舞。我們會運用今次的勝利來推動外勞權利的鬥爭。」亞洲移工協調會的Eman Villanueva向中國勞工論壇表示。

很多人都認同有必要向港府加大施壓。

「今次的判決雖然很好，但可惜不會就此改變政府的種族歧視外傭的政策。」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雇傭同居限製』以及『兩星期條例』就像南非以前的種族隔離政策，用來分隔和控製一批受超額剝削的工人。」

國際特赦組織發表聲明，指「外藉家務工雇主涉虐罪成，反映政府對外籍家務工無從保障」。在2013年，國際特赦組織譴責印尼外勞「奴隸般」的生活條件，控訴港府「不可寬恕」的無所作為。

Eman Villanueva很清楚香港外傭的大規模示威發揮了關鍵作用，他說：「若果沒有這場運動，政府只會無視這宗案件。正是這場運動令全港和國際社會留意到Erwiana案件，政府和法院因此被迫行動。」

「猶如囚犯」

從法院審訊可得知Erwiana受到其雇主可怕的對待。她曾被雇主打臉至牙齒脫落，被雇主用吸塵機塞進口裏令她嘴唇流血。她被迫挨餓，只允許吃小量的面包和白飯，每晚只可睡四小時。

裁判官胡雅文指，Erwiana猶如羅允彤家中的「囚犯」。羅允彤曾威脅如果Erwiana報案的話，會殺害她的家人。控方指她的待遇就如「無薪資的奴隸」──Erwiana從未收過羅允彤的工資。法院裁決，羅允彤要向涉案三名傭工繳交共$28,000元欠薪。

香港總共有約32萬名外藉家庭勞工，有一半來自菲律賓，其他大部分來自印尼。近年，她們的力量愈來愈壯大，以高調的示威行動要求改革不公義的雇傭法例，也要求對中介公司采取行動。中介公司往往違法向工人收取高昂中介費，迫使她們成為債奴。

廢除「雇傭同居限製」

在「雇傭同居限製」條例下，外傭被迫與雇主同住。這條法例只是作為社會控製的工具，避免外傭獨立居住，在社會上紮根，從而增加她們經濟上的議價能力。「雇傭同居限製」剝奪了外傭的私隱權，而雇主同時為「房東」的情況下，她們更為脆弱。居住在工作地點不免令工時更難管製，令家傭受到壓力而工時極長。國際特赦的調查發現，香港印傭平均每天工作17小時。

裁判官胡雅文間接承認了這悲慘的現況：「說得好聽一點，她（Erwiana）猶如囚犯…她完全被孤立，故被長時間虐打亦沒有作出相應反抗，也不為外界所知。」

對香港大部分的外勞來說，雖然虐打和暴力並非尋常之事，但被孤立的感覺卻是普遍切實的。判詞本身就是廢除「雇傭同居限製」的有力論據。但相反，港府正在加強執行這條法例，在數星期前警方突擊檢查，打壓外出居住的外傭。

Eman Villanueva說道：「如果港府堅持現時的政策，只會有更多『Erwiana』出現，更多虐打外傭的案件出現。」

港府無恥無極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健宗「歡迎」法院就Erwiana案的判決，說道：「這亦顯示出政府當局和法院亦高度重視保障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權益和他們的人身安全，這一點是重要的。」

工人並不期望港府會帶來任何「保障」，港府保障的只是商賈鉅富。今天法院重要的勝利一定要作為一個裏程碑，在未來建立更有力的鬥爭以爭取外傭權利。外勞的鬥爭會作為所有工人團結鬥爭的一部分，對抗這個反工人的政府。

財政預算案向富人派糖

二月二十五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的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大家可能會感到似曾相識的感覺。兩年前，本雜誌評論2013年的預算案：「與過去的一模一樣，吝嗇得難以置信。」而這次同樣是照辦煮碗，所謂的一些「派糖」措施不過是庫房的九牛一毛而已。派糖只是包裝，用以掩飾預算案優惠富豪菁英的本質。

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期間，曾俊華嘗試將經濟的放緩歸咎於去年的雨傘抗爭運動。去年政府所預計的GDP增長為3%，但實際增長只有2.3%。事實上，經濟正瀕臨衰退，而財爺對於今年的增長預測只有1-3%。中國越來越有可能出現經濟硬著陸，隨時會海嘯航沖擊香港，並將重創金融及地產市場。

中國的「次按」放貸

隨著香港經濟「金融化」越來越猖獗，經濟危機越可能出現。香港經濟複製華爾街的那種高風險銀行產品，七年前就是這些玩意觸發美國經濟爆破。香港經濟上一次出現衰退（負增長）是於2008年，當時整個香港銀行的債務總值7萬億港元，但今天已經膨脹到26萬億港元，超過當年的三倍。而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在這些借貸增長當中，對中國大陸企業的貸款佔了40%，相比2008年的時候只有10%。

這些對中國的借貸正是另一種形式的高風險「次按」放貸，可以對整個香港的經濟造成沖擊。香港銀行的高度參與也令更易受到中國地產泡抹和壞帳的影響。因此，香港政府竭力累積盈餘，庫房儲備已快達到8,560億港元，相當於政府23個月的開支。政府要準備好註資拯救大富豪和投機者。

曾俊華在發表預算案時承認未來一年的經濟將會面對眾多挑戰，並指出歐洲和日本的通縮有可能使經濟進一步萎縮。他亦表示明白香港的社會沖突正在激進化，但是這份預算案卻沒有任何解決房屋問題、拉近貧富差距的政策，沒有措施能夠減低沖突。

五分四的資源到了中上階層手上

一些媒體稱曾俊華作了一百年八十度的轉變，他去年說過派糖和一次性紓困措施「將會成為歷史」。《英文虎報》甚至預測可能「背後有人指使」，暗示可能是梁振英在背後撰寫這份預算案，亦可能是為2017年選舉鋪路。

可是，對於有輿論將這份預算案形容為「慷慨」甚至「民粹」、「贏盡年輕人的掌聲」等，我們則完全感到摸不著頭腦。所謂340億的派糖措施，但實際上當中五分之四的金額皆是去到中產上層的群體，而基層群眾只分到剩餘的20%。

荒謬的是，在一片右翼民粹的浪潮下，有論調指新移民濫取綜援。事實上，在去年綜緩七年限製撤回後，領取綜援的總金額下跌了21億。領取綜援人士大部分是年老、傷殘、單親等社會最底層。而新移民領取綜援的百分比只是約5%，而且當中絕大部分都是18歲以下的兒童。「反政府」的本土派與建製派自由黨一氣連枝，將資源不足歸咎於新移民「搶福利」，煽動排外情緒。從這點就可見，本土派不過是建製的打手。

政府再次估錯盈餘，今年財政年度的盈餘估計為638億，遠超於曾俊華去年估計的91億。這些盈餘是香港工人的血汗裡擠出來的，主要透過高企的樓價向香港工人、小企業和消費者徵收間接稅。只有十分之一的盈餘會重新回到社會上的底層，而且只是透過一些沒長遠目標的舒困措施，例如公屋免租一個月及綜援三糧。

財政預算案簡介：

稅收：正如《南華早報》報道：「中等收入家庭繼續從增加子女免稅額和薪俸稅優惠中獲益，但低收入家庭什麼也沒有。根據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資料，額外援助沒有照顧到在職貧窮人士，因為這些月入二萬元或以下的家庭不用納稅。」

房屋： 沒有大改變，政府承認不能達到每年興建兩萬間房屋的目標。政府雖然實行所謂樓市加辣，價值七百萬元以下的自用物業，由過去的六至七成按揭成數，一律降至六成。

全民退休保障：曾俊華表明全民退保「不可持續」，因此不能落實。香港老人是最貧窮的一群，三個老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下。

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住宿服務：政府承諾增加1,200個照顧及康復服務的宿位。有些地區的殘疾人士要等10年才求得一宿，這根本完全不足夠
醫療設施：醫療開支增加至706億，比去年上升24%。但大部分增加的開支（100億）是用來註資自願醫保計劃，即「鼓勵」病人從公立醫院轉用私立醫院。

性暴力受害女性的個案上升

香港女性受性暴力對待的個案正在增加，響起了警號。性暴力或家庭暴力個案均有上升，而兩者之間是有關的。不論是肢體侵犯、性侵犯或精神侵犯，對女性的暴力都是關於「控製」的。我們身處不平等的階級社會，有著奴役女性的權力結構；女性被限於扮演妻子、母親的角色，受男性掌控。以家庭暴力為例，社會福利署的數字指出，自2012至2013年，家暴事件上升了40%，即2013年增加了3,800宗家庭暴力事件。在2014年所有報案的暴力事件中，80%的受害人為女性。

性暴力案件整體上亦在增加。社署在2013年接獲的首次呈報性暴力個案有680宗，而2014年首九個月更接獲874宗，超過2013年的總和。真實的數字遠遠更為驚人，很多受害人懼怕「責備受害者」或遭到社會標簽等的原因不敢舉報。

特定群體

性暴力也影響到性小眾中的女性。一個LGBTQ團體指出，上述的官方性暴力統計並不包括受到性暴力對待的性小眾。他們曾向社署要求對性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協助，但這些案件並不被紀錄為性暴力個案。

一名跨性別的青年被家人趕走而無家可歸，也找不到任何協助，因為香港的庇護中心一聽到她是跨性別人士，都立即掛斷電話，或表示中心只接收女性。家庭暴力案件也不包括性小眾的受害人，因為前線的工作人員都沒有受過足夠的訓練處理性小眾的案件。

在智障人士中，針對女性的暴力數字也大幅上升，智障女性被性侵的個案自2007至2014年上升了40%。在這些案件當中，95%是女性，73%未成年。東華三院轄下芷若園指出，輕度智障的女性思想單純、容易受騙，遭到性侵犯亦不知道。可是，社會對智障人士的性教育不足、傳統家長禁製智障人士接受性教育，也間接令這些女性處於容易受害的位置。資本主義社會要竭力控製女人的性自主，無法提供正確的性教育，包括教導女性（及男性）何謂健康、互相尊重的關系，何謂侵犯性行為。

這也是香港青年的一個問題。關註少女及兩性平權議題的機構Miss Alpha就年輕情侶戀愛期間的暴力態度進行調查，發現58%青年指曾遭另一半影響正常社交活動，38%受訪者曾遭伴侶企圖操控，12%人更被對方強行愛撫或性行為，涉遭非禮或強奸，當中一人更是十六歲以下少年，12%人曾被肢體暴力對待。同一份調查指出，社會中對「約會強奸」、在關系中被伴侶暴力對待等的意識非常缺乏，加上一些受害者沒有觀念，令不少人受到傷害亦不自知。

缺乏足夠的社會服務

新自由主義對整體公共服務的打擊，令香港缺乏足夠的社會服務提供給女性，例如女性庇護中心的短缺，令女性要尋求安全的居所非常困難。香港現時只有五間女性庇護中心，三間由非政府機構營運，政府沒有提供公共的服務中心。所有中心加起來只有260個宿位，完全供不應求。一些庇護中心更缺乏托兒服務，一些有其他限製如煮食的時間限製等，令入住的女性生活非常不便。以現存的組織架構，女性庇護中心缺乏足夠的支援，中心不會協助受害人處理如托兒、申請公屋、綜援或離婚等事宜，反映建立一站式服務中心的需要。不同的婦女團體也批評，缺乏一站式的性暴力部門，迫使受害者必須到不同的部門，一次又一次重覆自己受害的經歷。

總結

性暴力受害女性上升，反映需要加強抗爭的力度來提高社會關註，並向政府施壓，要求更多資源。需要結束保守及有害的社會態度，如為「保護」青年和智障人士而不向他們提供足夠的性教育、責備受害者等的觀念。對性小眾的保守態度也令受害者不能提供應有的協助。同時，我們必須加強鬥爭，為女性和其孩子爭取更多的經濟資源，讓她們脫離受虐的環境。提供足夠的庇護中心宿位，成立處理性暴力的部門，以一站式的社會服務提供協助。這一切對女性反抗性暴力運動中都至關重要。

傑瑞米柯賓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

對女性的壓迫，由職場歧視到媒體廣告的性別歧視和暴力，根植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中。世界上70%的貧窮人口都是女性。即使在如香港這樣的「富裕城市」裏，右翼的建製派政客、大媒體、以至國家機器—高級法官及警司—都在灌輸保守的意思來強化性別的壓迫（如認為女性要避免被強奸就不要飲醉酒！），目的是限製女性的權利和自由。

社會主義者反抗這些思想和態度，並為加大公共服務如全民托兒服務、老人服務等而抗爭，從而減低女性的負擔。我們支持法律改革的抗爭，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但這連系至與資本主義完全決裂的必要。我們為社會主義政策而抗爭——民主控製經濟——為女性完全解放建立重要的基礎。

各大院校出現退聯潮

香港大學通過退出學聯決議後，學聯面臨分裂的危機。各大院校成立了退聯關註組，無疑反映本土派勢力日增。本土派學生策動退聯，只求嘩眾取寵，但卻沒信心爭取學生支持自己的右翼和種族主義綱領，因此採取只破不立的手法。

退聯並不會將學生會的民主化，也不會強化學運的力量，反而只會令民主運動更為零碎化，組織更為困難。

但普遍學生之所以大力批評學聯，並不只是因為本土派的影響，而是對學聯官僚體製的不滿一早存在。因此，有必要將對學聯的真誠批判與本土派嘩眾取寵的技倆分開來看。學生在民主運動中地位崇高，退聯事件提出的問題相當重要：如何避免學運分裂，同時改變學生會架構和領導層的不民主，要建設戰鬥性學運。

香港大學舉行退出學聯的公投，結果為2,522票贊成，2,278票反對，1,293票棄權，以224票之差通過退聯。事件引起連鎖效應，嶺南大學也有同學成立了退聯關註組，將於三月初舉行退聯公投。而浸大、理大都有學生成立退聯關註組，中大的「本土學社」亦表示或於下月發起退聯公投。

退聯關註組的學生主要本土派思想影響，其中嶺大退聯關註組的周韋樂就是熱血公民成員。各大院校的學生會都愈來愈受本土派的意識形態影響。嶺大三年級生的余同學就向筆者表示，新一屆的嶺大學生會就有很多本土派分子，提出「中港區隔」、「香港獨立建國」等右翼民粹思想。他們利用退聯議題為自己造勢。但支持退聯的學生只有少數是明確的本土派，多數是泛泛不滿學生會的官僚體製。我們一定要將兩者區分。

學聯雖然承諾會進行「體製內改革」，但沒有實際方案。兩方都沒有將背後的政治鬥爭放在枱上公開辯論，而只集中在於繁複的技術性問題。沒有人提出戰鬥性學運的新選擇。

組織官僚化

在雨傘運動中，群眾看穿泛民政客及佔中三子拖運動後腿，因此大力支持學聯，令學聯一躍成為運動領袖。但同時，學聯卻沒有與泛民過往小圈子的組織方式決裂。

學聯與泛民政黨及親泛民的民間團體開閉門會議，決策後通過媒體「知會」學生及群眾。這令學聯與普遍學生愈來愈脫節。嶺大的同學又表示：「罷課委員會應該盡量吸收同學進去，但他們點到即止，有很多同學來開會後，認為自己沒有實際權力和位置，就沒有意欲再來。」

由反國民教育到去年的雨傘革命，學生愈來愈投入政治運動，開始與學聯由上而下的組織方法發生沖突。各大學生會未能在學生群眾中紥根，建立有實體架構和具動員能力的組織。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香港的學生會往往以「學生純潔性」的名義，排斥不受泛民控製的組織參與，令不同意識形態的辯論受到扼殺。如果有學生提出更鮮明的立場，就會被指控為「騎劫學生會」。「政治背景」不應該是禁忌，任何學生組織都會有其政治傾向。在群眾運動成熟的地方，各政黨都會有青年部在大學裡公開活動，宣揚自己的政治立場，讓學生在民主辯論的環境下選舉。

中大學生會候選內閣「野草」的會長王澄烽是左翼廿一成員，被本土學社揭發後進行「公審」。這種獵巫行動製造一種反左翼的白色恐怖，從而貶低整個左翼運動。我們捍衛任何政見人士參選學生會的權利。但是，我們認為任何候選人都不應隱瞞自己的政治背景，而應該公開其政治身分、公開明確的政治立場爭取支持。

共識製的不民主

本土派虛偽地批評學聯決策不民主，學聯回應指自己向來以共識製決策（即八大院校的代表討論直達全體一致的立場，就成為學聯的立場），可以保障各大學生會的自主性。共識製聽起來很民主，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時各大學生會為了勉強達成共識，連夜開會通宵達旦而不能明確決策，結果最後由一小撮人決定最重要的事宜。另一種情況，就是少數派在「團結」的壓力下被迫拋棄自己意見，令民主辯論窒息。專製者往往用「共識製」獨攬決策權，歐盟在共識製下還是由德國支配，美國政製也充斥著共識製。共識製在操作起時，只要有一方阻撓就可以停止一個議案或行動向前行。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多數製的民主概念，在重大問題上公開投票，並容許充足的討論和辯論。

學聯既然是一個平臺。各大學生會毋須在政治立場上達成一致共識，而應該各自表述爭取學生支持。在具體行動（例如組織聯校罷課）上盡量協調和團結。

與泛民緊密合作

學聯與泛民政黨及民間團體緊密聯繫，深受其政治立場影響。在雨傘革命退潮後，年輕人及學生愈來愈激進化，尋求變革的出路，但感到絕望與不耐煩。泛民領袖無心無力帶領群眾鬥爭，又將小圈子領導層強加在運動上。雨傘革命期間，自封為領導的「五方平臺」包括了泛民主派、和平佔中、學聯及學民思潮，還有一堆從沒公開團體名的民間團體。學聯在「五方平臺」與泛民緊密合作，縱有分歧也不公開表態。因此，本土派伺機指控學聯「勾結」泛民，從而收割學生不滿泛民的情緒。這做法與他們在雨傘革命裡提出「沒有大會」、「不要領導」是一脈相承的。

此外，在雨傘革命期間，學聯發表《致習近平公開信》，懇求中共獨裁者容許香港落實真普選。學聯與泛民政黨的立場一樣，為了避免觸動中共的神經，沒有鼓動中國內地群眾起來抗爭，將雨傘革命蔓延至中國，清晰表明有必要打倒一黨專政。本土派學生團體更走得更遠，倡議中港區隔，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與香港無關，提出要放棄「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若果這一立場主導整個民主運動，只會招致鬥爭的失敗。

學生福利的鬥爭

退聯表面是技術細節的變動，但實際上這代表著香港學運反動倒退的一步，將令團結抗爭更加困難。當要發起聯校抗爭的運動，未來將會更為困難。學聯過往發動過抗爭爭取學生福利，尤其是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例如反加學費運動都需要聯校參與。實際鬥爭將揭露本土派的右翼立場，他們嘩眾取寵的技倆只會危害學運。

退聯無補於事
清除官僚體製　建設獨立民主學生會

本土派策動的退聯成功後，會令他們的信心大增，從而逐步把持學生領袖席位。但同時若果學生會沒有製度變革，即使學聯全面瓦解，八個學生會還是會繼續官僚。此外，沒有各院校學生會聯合行動的平臺，社會運動更為零散化，學運的組織力量不但不會加強，反而將會倒退。因此，我們認同現行學生會及學聯的架構並不完全民主，但我們反對退聯。

學聯提出的自我改革是不足夠的，需要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向學聯領導層施壓，清除學生會的官僚體製。現時學聯架構冗贅，作為一個協調各學生會行動的平臺，完全可以簡化。此外，學生會往往受校方製肘，沒有真正獨立性，因此有需要與校方官僚抗衡，爭取學生會的自主權。

學聯過往召開的全民大會很多時淪為空談俱樂部，實際決策權還是落在一小撮官僚手中。其中一個例子，就是9月28日雨傘革命爆發當晚，城大舉行的罷課會議後，完全沒有落實討論的結果，學聯號召「無限期罷課」後並無做過動員和組織工作。

學生會每月召開有實權的全民大會，讓學生參與討論及決策，在重大問題上投票決定。學生可以隨時通過民主程序罷免領袖。在各學系和班級建立民主架構與活躍的會員基礎，由下而上監督領袖。只有學生積極投入學運鬥爭時，才能徹底廢除官僚惡習。從雨傘革命的經驗可見，當有大事發生時，學生是會全程投入鬥爭的。

學運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具群眾性的學生會組織，全面改組學運，但退聯行動只是學運的的反革命。

雨傘革命退潮　政改風暴醞釀

在雨傘革命結束後，政府開動輿論機器，宣傳所謂「民意逆轉」，製造接受「袋住先」的假民意。泛民面對政府的壓力，把民主運動變為防守。沒有在政治檢控和愛國教育等議題上反攻，反而靜待政府拋出的方案，最多只會在六月分時投票否決，但沒想過發動大規模鬥爭推倒人大決定。甚至有部分泛民政客眼見雨傘運動退潮後，開始再吹起妥協之風，準備轉投支持政府的方案。不少泛民政客正準備安排與中央會面，討論在政改上枱底交易的條件。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誌源表示，對通過政改方案的機會由「極度悲觀」改為「審慎樂觀」。

只要有4名泛民議員轉投贊成票，政府的政改方案就會有足夠票數通過。最有可能轉軚支持政改方案的五名泛民立法會議員分別是：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教育界葉建源、資訊科技界莫乃光、衞生服務界李國麟、會計界梁繼昌。他們提出各種在人大框架下的改良條件，表示會考慮支持政改方案。

首富李嘉誠在長實業績發佈會上，亦三度呼籲所有人支持政改，否則會成為「輸家」。在去年雨傘革命期間，《環球時報》曾經有一篇文章指責香港富豪沒有出面反對佔中，其後被迅速刪除。現在從李嘉誠的論調可見中共與港商又再一氣連枝了。

英國政府在一月份呼籲泛民支持政改方案後，最後又向國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書，明確表態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並認為人大決定對香港進一步邁向民主仍存在空間。可見，所謂外國勢力支持雨傘運動並不存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關心的是與中國作生意勾當，而不是民主價值。

中共標籤：「香港民主運動＝港獨＝反中國人」

梁振英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港獨，反而挑起公眾對民族自決的興趣。中聯辦、鄉議局、建製黨派也齊聲譴責港獨，好像港獨是民主運動的主流路線。政府從而有藉口合埋化鎮壓，在政治上操控香港。

雖然中共表面對港獨恨之入骨，但卻刻意挑起中港矛盾，製造「香港民主運動＝港獨＝反中國人」的標籤。中共最害怕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大陸，這一標籤煽動族群分化，從而孤立香港的民主運動。愛國流氓組織領袖在網上散播黃絲帶即港獨的訊息，甚至捏造「香港導演彭浩翔罵大陸人是狗」，挑起中港族群矛盾。中共網軍亦假裝大陸平民，鼓吹「不再去香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極右本土派，通過反水貨客、指罵大陸旅客的行動煽動大香港民族主義。本土派鼓吹的「香港人優先」、「中港區隔」客觀效果只是中共的打手。

無疑，港獨與民族自決的思想正在醞釀發酵，由於中共加大政治箝製，而中國資本輸出造成香港的經濟問題，愈來愈多年輕人視之為政治抗爭的出路。但在現階段，與其說他們真的準備為港獨而戰，不如說只是一種宣示式的叫喊。

社會主義者在工人階級團結的基礎上，支持藏族、新疆的民族自決權，獨立臺灣，只有能團結中國大陸群眾，打倒一黨專製政權與資本主義製度，才能確保每個民族的真正自主權。

鎮壓加強

建製派早前大談引入國安法，製造輿論恐嚇，目的是為廿三條立法鋪路。葉劉淑儀倡議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更要加強防止外國勢力幹預的條例。目前群眾憤怒尚未平息，政府不敢貿貿然推行廿三條立法。但新一輪的政治檢控準備開始，不排除會有示威者被重判，作殺一儆百之效。

雖然洗腦教育在2012年的抗爭後被迫擱置，但政府一直暗地裡繼續推行。港府將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又將約600間中港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每間學校提供12萬元資助。很多校方面對這招銀彈攻勢都會立即投降。恰巧的是，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早前發表言論，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會的監督。可見，洗腦教育正在死灰復燃。

此外，新成立的青少年軍總會由梁振英擔任榮譽贊助人，特首夫人唐青儀則為總司令，在成立典禮上建製派政客濟濟一堂。青少年軍具相當濃厚的政治色彩，其誓詞中包括了「報效祖國」。

同時，中共在內地加強網路審查，封鎖翻牆軟件，令內地網民不能登入多個熱門網站。此外，中共對大學作出一次愛國大清洗，教育部長袁貴仁指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中國高校課堂。中國政府禁製了載有「西方價值」的教科書，撤換了一些自由派的大學學者和教授，甚至拘禁部分人士。

右翼本土派的冒起

右翼本土派發動的反水貨客的行動，吸引了一部分激進年輕人參與，被視為憤怒的出發點。在商場的沖突中，示威者與警察激烈對峙，警察施用胡椒噴霧和展示警棍。雨傘革命由於欠缺強有力的組織領導，為行動至上的抗爭模式製造了土壤，當時就有一小撮人在街上拾散紙短暫堵路，乃至打爆立法會玻璃門的行動。反水貨客的行動模式可說是後雨傘的延續，

示威者感到傳統的遊行集會無效，要加強組織化的抗爭路線（例如罷工、罷交稅）又非能短期內有收成。因此，本土派收割了這一不耐煩的情緒，為所謂「勇武抗爭」推波助瀾，強調與警察激烈沖突，同時煽動驅逐大陸人的種族主義。

在群眾鬥爭的一定階段，成立自衛委員會甚至武裝起來是有必要的，但這必須置於運動的綱領和組織之下。本土派無序的沖擊行動，甚至走向個人恐怖主義的路線，只代表一種絕望中還擊的情緒，對於建立戰鬥性的民主運動並無幫助。真正的出路是，在學校、社區和工作地點建立強有力的組織，建立集體化的抗命行動，並以工運鬥爭作為民主運動的主軸。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在六月分政改方案將於立法會投票，將成為民主抗爭的一個風眼點。社會主義者會堅持反對中共篩選，立即廢除功能組別，降低投票年齡到16歲、外傭的投票權、立法會議員領取技術工人的薪金、以「真正人民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從而令議會有權向富人徵重稅、消滅貧窮、實施體面的最低工資、重有公有化私有產業，創造真正的工作職位。只有將民主鬥爭連繫至打倒香港和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才可見帶來真正的變革，也是遏止右翼民粹歪風的最有效方法。

傑瑞米柯賓

新自由主義打擊女性權利　造成女性貧窮

三八婦女節即將來臨，紀念女性在超過百年的抗爭路上成功爭取眾多重要的權利，今天我們所擁有很多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過往歷史鬥爭的成果。但必須認清一點，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女性受著經濟政策、父權文化的壓迫，當中又以工人階級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最大。

父權資本主義合理化私有化政策

資本主義是為了將利潤最大化的製度，在香港一個高度私有化的社會下，醫療、老人服務、教育、托兒等公共服務完全不足，這令女性受到的打擊最大，也導致了女性貧窮，並且在父權文化下，女性貧窮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服務財團的政府寧願把錢投放在千億的基建項目上，也不願意投放公共資源於老人服務或兒童託管服務。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定型及性別分工根深蒂固，「應由誰來照顧家庭或打理家務？」父權社會的答案一定是女性。父權社會一直透過教育、媒體、政府等公共機關舖天蓋地的宣傳「這些是女人的天生職責」，來合理化歧視女性及私有化政策。

在所謂「男女平等」的父權社會下，女人事實上被剝奪很多權利、自由和選擇。我們不能再忍受「女人要履行天職留在家中」這種父權概念！正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欠缺公共的老人、託兒、長期病患及傷殘人士等服務，很多女性在婚後被迫放棄工作，在家照顧老幼，成為家庭主婦，從事無薪的家務勞動。一項政府調查就指出，未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有67%，與未婚男性相約，但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46%，已婚男性卻有71%。

即使在婚後工作，只能在家務外有限的空餘時間，從事兼職工作，又因為家務勞動的性質，工作時間不能太長而且需要彈性，令很多女性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俗稱「4C」行業，即清潔（Cleaning）、飲食（Catering）、護理（Care-giving）及收銀（Cashiering），多屬一次性或兼職。這類工作當然工資偏低，變相造成女性貧窮。女性亦會在收入較另一半低的情況下，財政上必需依賴丈夫，一方面令女性無法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男性工資本來已被壓低，當女性工資更低時，工人階級家庭的財政壓力便更大。

而對於離婚獨自照顧小孩的單親媽媽來說，政府所提供的支援更近乎零，令很多單親媽媽都活在貧窮線以下，香港政府是何其可恥！另一方面，又因為社會在老人及託兒等的公共服務缺乏，很多已婚女性即使受到家庭暴力，希望與伴侶分開，也不敢離婚──試問一位單親媽媽如何以月入不過一萬來兼顧房租（一間劏房至少需要三千元）、孩子學費書簿費雜費、交通、食物等開支？

託兒服務嚴重短缺　女性被迫放棄工作

香港沒有任何完全公共的託兒服務，社會福利署提供的託兒服務都是非政府機構提供（需付費），而且名額長期不足，全港有超過30萬名6至12歲兒童，但該年齡兒童的「課餘託管服務」全港只有約5,500個名額！同時，這些託管服務的時間缺乏彈性，很多媽媽因為不能於下班時間前後接送孩子、未能負擔費用、地點不方便等問題，被迫放棄工作。香港婦女中心協會2013年一項調查發現，大部份基層婦女認為香港託兒服務不足。超過七成婦女認為，若果能夠解決託兒問題，她們希望外出工作。我們認為，女人要有工作權，所以託兒服務更應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全民退保遲遲未落實

政府多年來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梁振英準備推行的退休保障又要入息審查。政府堅持吸血的強積金製度，為的就是將工人階級的血汗錢給銀行家用作投機炒賣。而這也是造成女性貧窮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由於很多女性沒有正職工作，家務勞動並不受到強積金的保障，很多女性在老年退休後沒有任何積蓄，高齡津貼（生果金）的每月金額只有約$1,100，根本不足夠生活，令她們最後要靠拾紙皮變賣來維持生活！一項有關香港拾荒長者研究指出，85%的拾荒長者為女性，近50%拾荒長者每月收入少於500港元，超過40%更曾因與人爭奪紙皮而受傷！

此外，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長六年，但政府並沒有對女性長者的醫療需要增加公共醫療開支，很多老年婦女人到晚年，體弱多病卻無錢醫治。老人在退休後過有尊嚴的生活，是一個社會基本的條件，香港的老人卻要淪落街頭，每三位老人便有一位貧窮，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
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比男性低22%！

縱觀過去數年，男女同工不同酬仍然非常嚴重。男女工人都被壓低工資，當中女性工人的情況更甚。男性每小時的工資中位數為63.2元，女性則為51.8元，比男性低22%！

有薪產假落後亞洲地區

去年11月，聯合國建議香港政府應將有薪產假增加至符合其認為是「國際標準」的14週，但香港的有薪產假（現為10週）排列亞洲榜末位置，比亞洲地區如南韓、新加坡落後。

有薪產假的好處多不勝數，尤其是對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經常強調「傳統家庭價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對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們認為，即使是聯合國所建議的14週有薪產假也不足夠。歐盟國家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產假。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工會、婦女團體及社運分子應該要求6個月（24週）的全薪產假。

而經過多年建製派及資本家的阻撓下，男士侍產假終於在去年12月在立法會上通過，將於今年2月27日起生效，但這是由勞工處提出只有最多3天、只拿4/5薪酬的議案。

女性團結抗爭　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除了剝削工人階級外，亦以物化女性身體，開拓美容產業來賺取利潤，這導致對女性價值觀的扭曲（認為外表是女人唯一的價值），強化父權思想及對女性的控製。在這個製度下，女性受盡製度性的壓迫和歧視，我們如何還擊？女性必須組織起來，包括女性工人加入工會，反對資本財團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擊。要反抗整個壓迫性的製度，就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戰鬥性女性運動，去反對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要求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公共託兒及老人服務、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男性7天全薪侍產假、有薪產假6個月、8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包括外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連繫至社會主義性平權的抗爭。

三八婦女節　國際婦女大團結

三月八日是一年一度的國際婦女節，這是為了紀念百多年來女性和工人階級為爭取權利而上街抗爭的一天。

在婦女節前夕，三月七日的早上，社會主義行動連同難民聯會、社民連、香港蕩婦遊行數十人一同發起抗議行動，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正視香港性暴力日趨嚴重的問題，提供公共庇護中心予女性性暴力受害者。他們高喊「不要性暴力！」、「我要公共庇護中心！」、「我要公共托兒服務！」「立即落實全民退保！結束女性貧窮」，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表示，香港性暴力上升1.8倍，但現時社會上只有280個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庇護中心宿位，絕對供不應求她又指，由於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從事無薪家務勞動的女性不受強積金保障，造成女性貧窮的現象。

今年的三月八日湊巧是星期日，正是全港三十萬名外籍家務勞工的假期。下午一時，數百印尼及菲律賓外籍家務勞工遊行到政府總部，沿途高喊「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廢除兩星期條例！」、「我要外宿選擇！」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也有參加這次遊行集會。我們一直以來支持並積極參與外傭的抗爭，支持結束香港現時歧視外傭的條例，將外傭置於極易受虐的情況。在集會中，社會主義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表示，Erwiana雇主被判襲擊罪成入獄，證明群眾示威是可以帶來改變的，這是外傭鬥爭的重要勝利，也強化整體工人及女性的抗爭。

下午四時，我們舉辦了國際婦女節的街頭活動，香港、菲律賓、印尼的女性都團結在一起，向大眾講解女性要站起來抗爭反對性別歧視製度的必要。我們也特別製作了四種語言的婦女節單張，很多人表示支持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捍衛外傭權利的抗爭。

反對性別歧視　反對向女性施加暴力

爭取同工同酬　擴大公共服務

三月八日，社會主義行動參與數千人的遊行，為女性權利而抗爭。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組織，屬於「工人國際委員會」的一部份，在全球四十多個國家為工人和女性權利抗爭。過去多年女性所贏得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工運和婦運中群眾鬥爭贏得的成果。

外傭勝利，就是全體女性的勝利

今年，印尼外傭Erwiana的雇主被判襲擊罪成入獄，成為外傭鬥爭的裏程碑。這次勝利推進了外傭運動，增強了整體工人及女性的力量，也證明群眾運動是可以向政府施壓，帶來真正的改變。

外傭抗爭必須升級，爭取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及「兩星期條例」，避免外傭完全被雇主操控。吸血中介公司必須關閉，中介工作應由公共部門負責，由公帑支付，民主運作。

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女權持續受到打壓。港府寧願花錢在千億基建項目上，輸送利益至大財團，也不願花錢在公共服務，改善托兒及老人服務，令女性有更多自由、保障她們的經濟。

「男主外，女主內」這種過的父權觀念貶低女性，只會被親商政府利用來推動私有化、削減公共開支。今天，香港女性的平均工資水平低男性22%。很多已婚女性因為照顧家庭，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造成女性貧窮。我們要結束這些不等的製度！

停止暴力對待女性－停止商品化女性！

不平等的勞動市場不但鞏固女性對男性經濟上的依賴，更是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政府縮減公共服務，令已婚女性往往不能離開一段惡劣關系。

女人的身體一直被物化來為財團大企業賺錢。在主流媒體中，對女人的焦點總是其身材、年齡。無處不在的廣告及媒體渲染「女人一定要靚」才達到社會的成功標準，令很多女性花費幾萬至幾十萬光顧無安全規管的美容集團！最後往往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賠上性命。

社會主義行動對抗鼓吹歧視和虐待女性的性別觀念。我們要求為家暴受害者提供公共的庇護中心，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要求政府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務。我們主張團結抗爭，對抗資本主義和性別歧視，為一個平等的社會主義製度而抗爭！

為什麽最低工資最少要每小時$45?

政府將於今年五月調升最低工資至時薪32.5元。底層打工仔等了足足兩年終於加薪。但是，這足夠嗎?

在2011年首次訂立最低工資水平的時候，兩大工會已經要求每小時33元的水平。今天的最低工資水平還未追上當時要求的數額，更莫說將物價升幅計算在內！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時計算，最低工資每月只有5,590元。打工仔衣食住行的開支持續上升，是次的調升不過是杯水車薪。

另一邊廂，月入9萬元以上的高級公務員在2015年將會加薪9%，而特首亦會將每月薪酬增加兩萬元，達到約39萬元一個月。

相對2011年的28元，四年來的升幅只有16%，但是自2010年底到2014年底四年來的物價變動，如以低開支範圍的住戶計算(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其升幅至少為22%。換言之，工資增幅遠遠落後於通脹，實質工資變相被削減6%！連保守如工聯會亦要求將最低工資升至時薪39.7元。

為什麽要設立最低工資？最低工資的目的正正是要保障最底層的工人，確保他們付出的勞動力能夠為他們賺取其個人及贍養家庭的最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如果以2010年時的33元計算，根據四年來的通脹升幅應該達到至少每小時40元。其實，時薪40元一點也不高，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時計算，每月收入也不過是6,880元，亦未能足夠應付工人的合理生活開支水平。

所以，工人的最低工資應等於其「工人及其贍養家庭人口基本生活需要」的成本。根據各工會於2014年的計算，每名勞動者的最低月薪，應為8,066元(職工盟)至8,248.5元(工聯會)，而在每周工作四十小時下，這代表每小時的最低工資至少要$46(兩大工會都是以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時計算，因此倡議的水平較46元低)。因此，工人們要求最低工資45元只屬最基本的要求。

政府所訂立的最低工資水平如此低廉，與香港作為富有資本主義社會不符。相比其他經濟發展相若的地區，本港的工資保障最為缺乏。日本每月人均生產總值只與香港相差約40美元(港幣312元)，但其最低工資水平每小時平均6.94美元(港幣54元)，超過香港1.5倍。這代表雖然社會的財富相若，但香港的底層打工仔所分享到的勞動成果要遠遠的少！難道香港的勞工天生只配當個廉價勞工嗎？

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了2015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香港連續21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這獎座代表香港的勞工最沒有保障、勞工法例最寬松、去管製化最嚴重、私有化最猖獗、富人稅率最低，絕對是「死亡之吻」。

最低工資只是蕓蕓眾多勞工保障的一部分，要捍衛普羅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我們同時要爭取八小時工作製(香港的工時是比起鄰近地區中最高的)。有合理的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製，才能為所有付出血汗的勞動者提供最基本保障，過有尊嚴的生活。資本主義製度已經無法滿足勞動大眾的基本需求，我們要組織起來，打倒這個製度！

中介公司害死印傭Elis　周日上街討回公道！

上周三（11日），印尼外勞Elis（Elis Kurniasih）在中介公司北角陽光女傭中心留宿時被二百磅的石屎檐篷擊中，經送院多次搶救、留醫六日後終告不治。昨日多個外勞團體約六十人到北角陽光女傭中心門外集會，要求立即檢控中介公司，還Elis一個公道。「為Elis討回公道！我們不是奴隸！立即檢控陽光中介！」的口號響遍整條街。

三十三歲的Elis是一名單親媽媽，為家中的經濟支柱，供養一對高齡父母及兩名分別十歲及十三歲子女。她同時是工會的活躍成員，是香港印尼移工協會（ATKI-HK）的一員，數月前曾參加為Erwiana爭取公義的遊行。悲劇發生之際，Elis剛獲發新的工作簽證，正等待新合約開始。

事發地點位於露天平臺，而中介公司安排給Elis居住的地方只有帆布遮頂。「這個安排導致檐篷石屎跌下時，Elis得不到適當的保護而被砸至重傷。」印尼移工工會發言人Eni Lestari指出，事件並非意外，而是人為慘劇，因事發地點為陽光女傭中介公司，中介為了防止外傭找新公司，在轉約期間，公司強製外傭居於其提供的地點。

事發地點屬「陽光女傭中心」持有，該公司總經理陳國梁承認，案發地點屬於僭建。警方將事件列為誤殺案處理。

「這個絕對不是意外。是陽光女傭中心殺死了Elis！」亞洲移工協調組織團體代表Eman Villanueva昨日激動地表示，Elis曾聲援過Erwiana，但現在她正正死於現代奴隸製下。

香港有超過一千間外傭中介公司，而陽光女傭中心是全港最大規模的中介之一，而過去已有不少關於此公司的批評和投訴。當日參與集會的一名印尼外勞也是由陽光中介安排工作，她說陽光為了防止外傭轉公司，會強製扣起她們的護照證件，這屬違法行為，但沒人監管。

在港外傭超過三十萬人，面對著私人中介公司的剝削。中介公司在外傭簽署工作合約時，強製收取大量費用。這些中介費鯨吞一個外傭數個月的工資。這令外傭像奴隸一樣工作，當受到不平等對待如被雇主毆打時被中介公司無視，正正導致Erwiana的慘劇發生。

而印尼政府強製所有外勞都必須經過中介公司安排，才能來港工作。而自2010年起，印尼領事館更禁止外傭在兩年合約期滿之前更換中介公司。這令私營的中介公司更容易壓榨外勞，牟取暴利。

社會主義行動沈痛哀悼Elis，支持為Elis討回公道。我們支持立即檢控陽光女傭中心、註銷其牌照，然後廢除私營的中介製度，以政府公帑成立公共部門安排外籍家務勞工來港工作，保障所有外勞的基本權利。

呼籲各位與星期日（22日）由外傭團體發起的遊行，將於下午三時從印尼駐港領事館出發，往導致Elis死亡的陽光女傭中心抗議。團體呼籲參加人士穿著黑衣，以示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