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新聞自由已死　習近平要大陸化媒體治港

林鄭月娥揚言要立法防止「虛假信息、仇恨和謊言」，將成為絞殺新聞自由的新武器。而即使在這個所謂的「假新聞法」出臺前，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已表示要用《國安法》追究「假新聞」。在2019年期間，政府徹底失信，警察恐怖籠罩，因而傳出多宗示威者自殺及失蹤事件，以及太子站警察打死人的傳言。政府想針對這些傳言作為幌子，繼而製造整個傳媒界的恐慌。

此外，自《港區國安法》通過起，林鄭政府作為習近平政權的爪牙，嚴厲打壓所有香港媒體，其中首當其沖者當屬香港電臺。

港版CCTV

顯然，現在香港政府正打算將香港電臺變成香港版的CCTV（中國中央電視臺）。政治清洗正在展開。過去，香港電臺作為公共廣播媒體，由公帑出資營運，負擔起一定的監察政府、批評時弊的工作。自2月起，政府委任了無任何媒體經驗的官僚，前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出任廣播處長，出任當初已重點打擊受歡迎時事節目如《鏗鏘集》、《視點31》及《香港故事》等。這是當然的，因政府只想要輿論宣傳而非新聞，媒體經驗對其來說是多余的。

反之卻製作了林鄭月娥主持扭曲選舉製度的新節目，該節目乏人問津，收視為零。近年最為人所熟知自然是對721事件的調查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曝光了大量721事件的黑幕，編導蔡玉鈴卻被政權以可笑的莫須有罪名指控並定罪。同一時間，最受民眾歡迎與尊重的記者利君雅，卻被不獲續約，等同被解雇。原因極有可能是721事發後當日的政府記者會中，直斥林鄭「不講人話」而得罪政權。

現時，香港電臺已被政權全面審查控製。眾多過去受民眾歡迎的高質素時事節目被逐一停播，甚至過去上載至Youtube的節目也被暗暗下架。正如《1984》作者奧威爾說過，專製政權永遠要篡改歷史。

這是中國大陸媒體的做法。與此同時，一個又一個劣質的馬屁節目被推出，整個港臺幾乎變成了林鄭個人的廣告頻道。

而過去一直被政權視為眼中釘的反對派媒體《蘋果日報》更是遭受到連番追殺，黎智英已因兩項控罪已被合共判刑20個月。特別是4月中所謂的「國家安全教育日」期間，警察安排學童在地鐵車廂場景，持道具槍械嬉戲的畫面，令人無可避免地聯想到831事件。《蘋果日報》刊登兩輯照片作對比，事後被警務處長鄧炳強以此大造文章，指其「煽動仇恨」「抹黑學童」雲雲。

政權正全力扼殺新聞自由權利，因為媒體的監察力量這是在民主權利基本被廢的情況下，能製衡專製政權的有限手段。現時連這種有限的監督都被當今香港政權視為「過份民主」，就如中國那樣。

政府通過行政手段打壓港臺，通過「國安法」打壓其他所有的媒體，媒體從業員的活動空間越來越狹窄，報導寫作範圍處處有著看不見的「紅線」，這意味著記者在報導真相，調查新聞時，人身安全都面臨威脅（一如港臺編導蔡玉玲）。政府通過這種獎勵馬屁精，懲罰求真者的機製，令媒體漸漸趨往只道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方向，從而徹底瓦解了媒體的監察力量。

社會主義者支持捍衛新聞自由，支持媒體從業員和新聞工作者組織起戰鬥性的工會，對抗政權的打壓。我們主張港臺工會應以更有力量的行動回應專製政權和官僚的攻擊，以罷工等手段，打倒專製官僚清洗港臺的陰謀。

實現真正的新聞自由

在資本主義下，經濟由商賈巨富控製，即使在最「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會容許局部的媒體自由。富豪擁有媒體，迫使他們雇用的記者散播他們的保守右翼思想。這種假媒體自由給予民眾有「新聞自由」的幻想，同時不會威脅到大部分資本主義政府。例如在美國，大部分媒體都由六間大企業控製。在極權的中國，媒體控製就更為集中在獨裁者手裏，而香港正走向此一方向。社會主義者支持開放、自由和民主控製的媒體，踢走大企業的擁有和控製，讓其廣播、印刷、藝術和文化都會公平民主地開放給社會所有群體。整個媒體工業應由一個獨立的公眾媒體委員會來管理，而不是政府控製，而此委員會要由傳媒工作者、工會和群眾代表的選舉產生，並且公開透明。

香港：可口可樂工人抗爭　對抗吸血公司減薪

5月28日，太古可口可樂公司銷售部員工發起罷工行動，抗議公司推行新的薪酬製度，變相削減員工薪金。工人們指，在新製度下每月的基本工資被扣減$3000，至只有$10000。在工會的帶領下，約30名營業部員工在廠房門外拉起「業績增長減人工」、「可口可樂，用完即棄」等橫額及進行靜坐抗議。工人積極罷工行動讓事件曝光後，可口可樂高層則虛偽地由否認員工拒絕新機製即會被解雇，並改口指是「一場誤會」。但高層仍然拒絕撤回減薪機製，對罷工工人仍態度強硬，員工訴求則被冷落和失望下，最後罷工的七成員工集體辭職，年資最長的更長達27年。罷工工人紛紛表示可口可樂公司是「吸血鬼」。

落井下石

參與罷工的曾先生指新的機製下底薪看似上升，但實質是員工傭金將與公司利潤掛勾，機製變得不透明，使員工極力反對。他怒斥：「公司有權將購買機器、加開生產線、維修等成本轉介到我們身上，令我們變相減薪」。機製下員工銷售的達標數目亦會與公司利潤接軌，「今個月賣一箱可樂可能我有兩元收入，下個月可以只有一元，是任由公司決定，公司更叫我們自己去估計如何計算傭金。」

員工原有的「表現評核傭金（Coaching）」機製——即員工只要努力爭取到若幹數目的商鋪下單，就能夠提供一份穩定薪金，但在新製下這機製變成「任務式」，由公司決定每月3個任務，當中任務難度由公司決定，員工沒有任何商討空間，「可能要求我們向100間商鋪銷售一款新的飲品或使用一款新的雪櫃」。這增加員工的收入不確定性和難度，變相打擊員工的穩定收入。

另一位罷工員工葉先生指，公司多年一直漠視員工工作量不斷上升，更在3月時，要求每位員工隨身帶備一部電子平板，員工每到達一個地方作銷售時都要用這裝置「打卡」報到，增加員工工作壓力。「我們有時會笑稱這電子平板為電子鎖鐐，追蹤我們行蹤及限製自由」。在疫情下，葉先生表示銷售部員工固然沒有「在家工作」的可能性，就算是疫情最高峰時我們都是一直冒著風險在外工作，而公司透過「保就業計劃」更分得千萬補貼，現在卻向員工「開刀」。

任職職工總會會長、任職業務發展代表的卓漢文則表示，除了經濟原因令員工發起抗爭外，公司的管理層亦一直漠視員工，例如人手不足、工作量不斷上升等問題。

跨部門團結抗爭

化名阿興的員工表示，罷工影響到客戶下單而增加客服中心的工作量，公司就向客服中心員工增加工資去破壞罷工及分化員工，以防止更多部門參與運動。運動高潮是在罷工的第二天，有約30名負責送桶裝蒸餾水、同樣受到薪酬機製影響的工人加入罷工，運輸工人本已被薪金方案影響而被削減薪金，當他們得悉營業部同事發起罷工後決定加入，而運輸團隊總共有約40人，如果所有工人參與罷工將勢影響全港蒸餾水運送，所以公司就運輸團隊達成協議，口頭承諾如他們復工則可以沿用舊製，滿足了運輸工人的訴求，但就拒絕向營業部員工作出任何承諾。這是資方分化工人團結抗爭的典型策略。

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可口可樂工人罷工抗爭，提出「全體員工團結罷工」的口號，對抗吸血資本家的剝削。我們認為工會在罷工時積極呼籲其他部門加入抗爭是正確的方向。工人在面對公司陰謀利益分化等時，最大化工人團結的力量和集體的行動，是真正爭取長遠權益的致勝關鍵。這次可口可樂工人抗爭有著重要的教訓。未來必然會有更多的工人抗爭，對抗大財團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現在就需要在職場中建立強大的基層工會來抵抗資方的分化手段。

香港：校園紅線雷區無處不在

香港獨裁反革命波及生活方方面面，學校也不例外。在今年9月新學年，通識科就會被更名為「公民及社會發展科」，當中的內容基本就是早前在抗議下被擱置的「國民教育」洗腦課程。不僅是通識科，即使是其他科目都被加插所謂的「國安教育」內容，即便連地理、生物、音樂、會計科這些與「國家安全」風馬牛不相及的科目都被加插了「國家安全教學內容」。

中共與香港政府趁著強推《港區國安法》後社會整體的恐慌情緒，乘勢進行對教育界的打壓，為教師設下一條又一條看不見摸不著的「紅線」，又大肆改動教學與科目內容，強行生硬地插入所謂的《國安法》教學內容。不僅務求將學生洗腦，亦同時令很多教師意興闌珊而萌生退意。這正是中共一直以來想要達到的效果。

2019年，大量年青工人和學生積極參與反威權抗爭運動。中共、港府與掠奪人民的資本家才是製造民憤的元兇，但他們不願意承認製度的失敗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剝削，令青年人感到絕望、因而奮起抗爭。親中共陣營將青年對建製的反感和憤怒歸咎於教育問題，特別是直接針對嘗試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通識教育科。

對教師而言，現時學校中已是處處「紅線」、「雷區」。特別是在打擊中首當其沖的通識科教師，過去教學中采用的教學材料一夕之間可能隨時變成「違法內容」，輕則被警告，重則被控告。同時，所有人都預期政府強推公務員「宣誓」效忠的政策， 將會由政府官立學校的公務員教師進一步蔓延至資助學校的教師中間，進一步打擊了教師的教學熱忱與士氣。

這直接導致了教師群體中人人自危。上個月初，教協訪問了超過一千名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當中有四成人表示有意離開教育界，其中兩成人已經正在著手準備辭職或提早退休。有意離職的群體中，七成人表示離開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加劇的政治壓力。

又是「境外勢力」

另一方面，在港的外籍教師亦面臨極其困難的處境。政府對教育界的清洗已令他們人心惶惶，同時中共與港府現時的捕風捉影、動輒誣陷「境外勢力」的行徑令他們的身份非常尷尬，並害怕自己成為下一個代罪羔羊亦令他們明白到自身不受政府所信任。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他們與內地的外籍教師相比更難以適應。後者在取得內地的教席之時就知道自己將會在一個專製獨裁的政權管治下生活和工作，對此早已有所準備。相比之下，在港的外籍教師過去一直身處於相對開放的社會以及享有一定的言論自由和教學自主的環境下，過去一年間社會氣氛的惡化以及對他們而言突如其來的政權鎮壓令他們更無所適從。

這清晰地反映了中共與港府的鎮壓手段對教育界造成了多大且惡劣的影響， 近半教師的離職勢必嚴重影響學生的利益。然而政權對此顯然毫不在乎，林鄭與習近平關心的並不是學生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權位。政權對教材內容的胡作非為，生搬硬套上「國安教育」，亦完全無助於學生學習，相反只是純粹地浪費教學時數，於學生無益，但卻令政權（自以為）能將學生改造為「愛國者」，以鞏固自身的統治。

然而，歷史的事實早已證明，這些「洗腦教育」並不能挽救一個受人唾棄的政權。將青年的激進化歸咎於教師與學校是政權極其無知且幼稚的行徑。群眾與青年的不滿並不來自於他們在教室內聽到了什麽，而是在於他們及其親朋戚友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什麽——他們都遭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低薪剝削、超長的工時、天價的房產、惡劣的㓥房、無能的政府，這些遭遇難道不比課本上字句更有說服力？

《社會主義者》雜誌反對政權對教師和教學內容施加政治壓力，更反對清洗教師和實行任何形式的洗腦教育。我們主張應由學生、家長、教育工作者自下而上民主的組成教學委員會商議教學內容，引導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教學應首先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 而並不是要為資本財團培養奴隸，更不是為政權培養奴才。

香港校園的「外國勢力」？

林鄭月娥的言論越來越像《環球時報》，最近更指控外國勢力「滲透」了香港的大學，意圖對學生進行「洗腦」。

她表示香港的大學要確保學生「不會被偏見洗腦」，並威脅要進一步進行政治打壓及學術審查。這是對於大學校園新一輪打壓的一部分，包括要打壓基本的言論自由與學生組織。

為了支持「外國勢力滲透」的指控，中共喉舌《中國日報》針對一項在2017年進行的學術研究，首先發起了煙幕攻擊。該研究項目由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進行，並向849名學生給予金錢來讓他們參加七一大遊行，目的是要研究這些作為觀察者的學生在經歷了一次遊行後，會否參加更多遊行活動。

林鄭當局利用如此勉強的證據，來合理化大學校園的白色恐怖審查，這顯示反革命的邏輯是勢不可擋的。只要群眾鬥爭的反抗缺乏，對方甚至不需要合乎邏輯的原因去合理化對於反對派的不斷打壓與滅聲。

抗爭的方向

自四月起，當局推行了一套全面的「愛國」教育改革，並禁止了校園內一切的政治活動。港大及中大校方甚至中止對學生會的認受。這對於香港學生運動造成嚴重打擊，這是因為學生會過去都依賴校方去收取會費和資助。

不幸地，正如社會主義行動在2019年的抗爭期間指出，民主運動中缺乏獨立的民主架構將成為其面對國家鎮壓時的致命弱點。學生會未能建立出獨立的架構與財政，因此在大學校方的打壓下面臨崩潰。

中共專製是香港政策的真正操盤人，並在背後指示林鄭發表這個針對「外國勢力」 的言論。當局害怕抗爭與政治激進化的浪潮在未來會蔓延至中國大陸的學生，所以要清除香港校園的「感染源頭」。因此香港與大陸學生應當互相支援，共同為基本權利而鬥爭。只有工人和青年人的團結鬥爭才能終結鎮壓。

香港：國安處處長醜聞　腐爛到透的內部文化

香港警察又一次驚爆大醜聞，而且更是堂堂警隊高層！5月中傳出消息，警方轄下國安處處長蔡展鵬早前於「自己人」的一次掃黃行動期間被揭發光顧無牌按摩院，正被休假接受調查。

這個醜聞之所以惹人關註，正是由於醜聞主角是警隊高層，而非一般嘍啰。蔡展鵬也被美國政府列入製裁名單。雖然製裁本身並無什麽效用，但足見他是國家機關的高層。

如此重要的位置，理應需要通過嚴謹的品德審查。尤其是政權高舉國家安全的「 大義」，指責年青抗爭者「犯法」，如今警隊第二號人物竟然「知法犯法」。有報導甚至稱他是在職務期間擅離崗位光顧，如此其身不正之，何以有權利去向公眾施加高壓法律？

事件使公眾懷疑是否牽涉警隊內部權鬥。眾所周知，警察光顧甚至經營違法事業並不是什麽新鮮事物，堂堂處長會因為嫖妓此等小事被揭發，令到難免令人聯想到，中共加強警隊權力同時分贓贓不均，引起這場權鬥。在中共國家機關的權鬥中，曾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被拉下馬的罪狀，都離不開桃色醜聞。

傑瑞米柯賓

假新聞

警隊爆出如此醜聞，警方半句道歉說話都沒有。警務處「一哥」在記者會上一直兜圈子，甚至避免直接提到蔡展鵬的名字。記者要再三追問，並要說擔心被指「假新聞」，鄧炳強才支吾以對地承認事件主角為蔡展鵬。

記者對於被指控「假新聞」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4月時鄧炳強才高調不點名批評《蘋果日報》製造「假新聞」、「 煽動仇恨、分裂社會」，更稱「假新聞與國家安全有直接關系」。

近期針對新聞傳媒界的白色恐怖，包括《香港電臺》被整頓、《鏗鏘集》記者因進行721事件有關的調查新聞被捕等， 已引發寒蟬效應。Now新聞臺主管一度要求將蔡展鵬醜聞的新聞下架，盡管當時消息已經在其他媒體廣泛報導。未來，媒體自由的空間只會越縮越小，讓專製政權有無上權力、不受監督。

警隊面對醜聞的處理方式，仿佛2014年鎮壓雨傘運動期間，時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對著一眾前線警務人員大喊：「你哋冇做錯到（你們沒做錯事）！」，猶言在耳。

自2014年及2019年的香港大規模群眾運動以來，警察在思想培訓和武裝加強下，變得更為強硬和仇視示威者，成為了中共政權的半軍事武裝部隊。警察變相成為了「無王管」的「黨衛軍」，因此無論犯上多少醜聞，亦只能是「冇做錯到」。

蔡展鵬的醜聞並非警隊的唯一醜聞。單是過去3個月就有9名警員被捕或受內部調查，當中有人幹犯詐騙、性暴力、賭博、監守自盜等。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見這些不是個別事件，而是警隊內部上上下下都充斥腐敗文化。

然而，警察獲得的公帑資源卻越來越多。本年度財政預算案，警務處的預算約250.6億元，升幅達7.7%。當中警隊購買機器、設備、車輛撥款上升1.7倍至8.5億元。

這還沒有計算國安公署的80億撥款。

面對這樣一支武裝到牙齒、醜聞頻出，卻又不受公眾民主監督的警隊，難怪在2019年群眾運動，越來越多民眾喊起「解散警隊」的口號。世界其他國家的群眾運動都有出現類似口號，最明顯的是美國警暴和濫權成為焦點，引發起的「黑命攸關」運動。然而，要真正實現解散警隊，就要扣連至推翻結資本主義，因為警隊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這一壓迫性製度。

因此，我們面對當下的鎮壓機器，需要一個清晰的綱領來捍衛民主權利及重建這場鬥爭。真正的民運應該主張削減警隊預算，禁止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等鎮壓武器。警隊受薪於公帑，亦應被置於民主選舉產生委員會的監督之下，包括決定招聘、違紀調查、紀律處分以整體執法政策等事宜。被調查有暴力鎮壓的紀錄，或有種族主義、厭女思想前科的警員應被立即革除。

不過歸根究底，香港警察腐敗的根源，是背後中共獨裁所代表的專製資本主義。無論警察鎮壓有多嚴厲，都不會避免此一製度面臨未來幾年的大危機以及群眾反抗。

香港：政府打擊下教協全面崩潰

2021年7月31日，中共政權控製的媒體對香港最大的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發起攻擊。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報》使用法西斯式的語言，表示必須「鏟除」「毒瘤」教協。運用典型的「境外勢力煽動」宣傳，中共指控教協煽動其會員和香港學生反抗獨裁統治，特別是促成2019年超過200萬人上街抗議的群眾運動。任何參加過這些抗議的人都知道，教協領導層並沒有扮演任何推動鬥爭的角色，反而是阻礙了鬥爭。

全面「大陸化」

在《人民日報》抨擊教協僅數小時後，香港的教育局便執行自己主子的意願，終止了與教協的工作關系，不再承認這個擁有9.5萬名成員並代表香港九成教師的工會。教育局和香港傀儡政府的其他部門要全面「大陸化」，這反映了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政治意願：香港作為幾十年來獨裁統治下中國的唯一例外，過去有限的民主權利也要被全部抹煞。在中國大陸，除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這個為警察國家服務的黃色工會外，工會是完全非法的。

教協成員、時事評論員、香港中文大學的蔡子強說：「教協是泛民主派中唯一擁有非常強大組織力量的工會。它可以有效地向成員傳達信息，為運動提供實質性支持。」（《南華早報》於2021年8月4日報導）

蔡子強的描述並非全然不準確：教協有、也曾經有相當大的潛力。但沒探討到的是，教協資產階級泛民領導層的可怕作用。無論作為工會一分子，還是作為傳統上主導香港民主鬥爭的泛民陣營中有影響力的一支力量，教協領導層在鬥爭中一直起到官僚、保守、遏製運動發展的作用。在中共的猛烈攻勢下，現在充分表現出來教協領導層的怯懦，無力提供任何有組織的反擊——教協甚至沒有試圖組織其成員抵抗，便決定解散。

教協領導層是資產階級泛民領導的經典代表，他們不是中美宣傳所描繪那樣頑強的民主鬥士，而是死性不改地退卻、總是逃避鬥爭。面對這種對工會權利的正面攻擊，教協高層如此的回應對教師和香港工會的未來有著可怕的影響。教協將被視為最大的「被中共極權反革命推倒的多米諾骨牌」之一。這一帶來悲慘的直接後果的經歷，極為清楚地證實了馬克思主義者與真正社會主義者的警告：由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所謂的溫和派領導的親資政黨無能也不願領導爭取民主權利的必要群眾鬥爭、保衛現有權利免受攻擊、挑戰大資本家支持的獨裁統治。這些領導下的工會現在已成為「瀕危物種」。

投降立場

在港府終結與教協的工作關系前，與其他「溫和」泛民一樣，教協領導人已經放棄了擔當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反對角色。在政權的壓力下，他們在去年改變了路線，采取了「作為一個純粹的工會」這種爭議性立場。上個月，他們退出了由各泛民政黨與非政府組織（NGO）組成的支聯會。在過去兩年的禁令之前，支聯會一直舉辦年度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支聯會的政治構成與教協領導層相同，其本身對政權打壓僅表現出象征性的口頭抵抗，從而順應了民主鬥爭中「官方」政黨和團體之間更廣泛的投降主義傾向——超過20個政黨和團體在過去一年內已經解散。

過去一周，教協的領導實質上使這個工會不再成為能夠捍衛教師權利並抵抗政府反動議程的一支力量。關鍵問題是，習近平政權決心與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在香港的學校實施極端民族主義「教育」。教協宣布成立工作組，以弘揚中國歷史和文化，在工會成員和學生中培養「家國情懷」。這種180度大轉彎、迎合中共宣傳、希望擺脫「毒瘤」指責的立場，只會打擊工會的會員基礎、疏遠絕大多數厭惡中共官方假教育真宣傳的學生。這遠非贏取時機、避免新攻勢的「策略」，而是造成相反的效果：建製陣營中沒有人被這種表面的舉動所打動，而對於專製統治深惡痛絕的許多教師會感到遭背叛。

此外，教協宣布退出主要泛民工會聯合組織職工盟，並立即退出國際教育協會這個擁有3200萬會員的國際教師工會組織，進一步背離基本的工會原則。而職工盟領導層表示，對於其最大的附屬成員機構教協決定退會「表示理解」。只要中共政權面臨這樣的「反對派」，它的鎮壓就會「勢不可擋」，工會運動就會受到威脅。

年輕人的角色

我們應該在更綜觀全局的視角下理解當局對教協的攻擊：整個教育部門是反民主反革命的關鍵戰場。現在的香港學校全面推行向中國國旗敬禮、接受「愛國教育」和使用中國式新話的學校洗腦教育。在「愛國教育」課上，1958年至1962年（大躍進期間）的大饑荒、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新疆集中營、維吾爾族的文化種族滅絕都變成不存在、從沒發生過的事。

中共獨裁政權害怕青年在群眾抗議中的角色，誤以為可以通過學校內鋪天蓋地的宣傳來防止廣大青年參與群眾抗議。在因參與2019年抗爭而被捕的1萬多人中，有2500人（占總數1/4）未滿18歲。教協在這個問題上的投降將在工會成員外（特別在受到恐怖主義情緒影響的年輕一代）產生廣泛的影響。對於鬥爭，恐怖主義方法是極其危險的死胡同。

早在教協被鎮壓之前，當局已經在監控教師及他們的社交媒體發文。5月份的一項民調顯示，四成香港教師希望完全離開教育界。隨著教協的投降，這一「逃亡」趨勢將加劇。此外，較小的教師組織，包括教協內的基層反對派團體，由於擔心受到鎮壓也已經解散了。

如果教協領導人拒絕投降，而是召集他們的成員參加群眾大會，討論《人民日報》對於該工會是「毒瘤」的言詞攻擊，這很可能可以迫使反革命後退一步。即使是任意性極強、涵蓋面極廣的《國安法》，也很難造出抗議被貼上「毒瘤」標簽的新罪。這一點本可用來發起保衛教協和廣泛工會運動的行動。相反，教協的領導投降了，強化了反革命與中共政治打壓勢不可擋的想法。

工人階級的團結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SARCHK）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一再警告，正在進行的反革命將蔓延到工會。政治罷工很可能會被禁止，在此基礎上，未來任何罷工都可以被禁止。中共政權的目標是要讓香港完全「大陸化」，這意味著沒有工會、沒有罷工權和在工作場所的白色恐怖。

在香港和中國大陸，階級問題、工會問題和民主問題都是彼此密不可分的。工會受到打壓，因為它們是反獨裁鬥爭中可能的最強大武器——南非、韓國和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民主鬥爭都是如此。盡管資產階級和斯大林主義政客瘋狂宣傳，聲稱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是民主變革的主要力量，但工人階級總是最始終如一的民主、革命的階級。

香港泛民並不代表資產階級，後者已經完全融入中共的統治體系。自由派泛民頂多算是「一廂情願」地想代表資產階級，他們害怕也從不質疑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然而單純的冀望並沒有讓其成為事實。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我們要區分開真心支持鎮壓與獨裁統治的真正資產階級勢力，以及「一廂情願」想要代表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民主資本主義的勢力。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和ISA呼籲工人與工會運動對局勢有所警覺，團結聲援反對當局對工會（包括現在被前工會的官僚領導層殘忍拋棄的香港教師們）的野蠻打壓。必須吸取這一教訓：投降不是戰術或策略，而是遊戲結束！我們敦促全球工人與那些為香港和中國工人爭取真正獨立工會和民主權利的人一道，支持我們的團結聲援運動。

香港：2019年群眾鬥爭的教訓

2019年6月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當中也發生了香港90年以來首次的政治罷工。而當局的鎮壓也極其嚴酷，七分之一的群眾受到催淚彈的攻擊，超過一萬人被捕。但警察暴力只令人民愈發憤怒，而運動也持續了半年以上。

然而，運動未能贏得任何民主權利或讓步。時至今日，林鄭月娥政府依舊把控大權。隨著國安法的通過，香港進入了全面反革命的時局。反對派領袖正面臨十年以上的刑期，反政府活動被全面禁止。現在媒體上聽不到一絲反對的聲音——全部都變成了中共與資本家的喉舌。許多政黨與團體將不復存在，或被迫轉入地下。

運動缺乏政治性

本次鬥爭中最活躍的力量是青年，不幸的是，他們沒有一個獨立於自由派泛民的政治綱領。運動中的主要思想單純是要捍衛香港這座城市，卻忽略了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這一推翻獨裁政權不可或缺的部分。群眾意識的起點是：中共應信守「一國兩製」——允許香港實行自治。自治意味著香港成為中國唯一一座允許部份民主權利的城市：在選舉中投票、發動示威、成立政黨以及公開進行政治活動。

然而，中國民眾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以及中美帝國主義爭霸產生的高壓都決定了中共不會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讓步，它必要狠毒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以彰顯其權威，並煽動民族主義以抵製「西方思想」。

但在香港的運動中政治不被重視，致使人們從未討論過這些復雜的問題；沒有群眾集會或委員會來提出、號召人們就重大決定進行表決。人們相信只要在街頭上給政府施加足夠的壓力，政府就會被迫讓步，但在當下的情形這是不可能的。在抗議者與警察戰爭般的對抗下，青年抗議者們的重心放在了行動上——如何與警察對峙以及阻斷交通。抗議運動中的討論集中於戰術與裝備，例如哪些裝備（如防毒面具與頭盔）應對催淚彈最有效、封鎖哪條道路或交通要道能更有效地癱瘓城市。

如此意識使得在青年間引發基本政治思想的討論極其困難。社會主義行動在運動中十分活躍，沒有其他左翼團體能夠有組織地參與在運動當中（即便有也僅以個人身份參與）。青年們側重於行動，意味絕大多數來到我們旗幟下或街站的抗爭者都願意捐款給我們，但往往會隨即迅速離開。倘若我們試圖挽留他們進行深入討論，最常見的回覆是：「這些我全都知道」。

無論青年示威者有多麽的勇武——他們的勇氣的確動人心魄，而即便香港政府在2019年7月至9月期間完全陷入癱瘓，然而卻沒有政治綱領將運動傳播到中國以推翻獨裁政權，也無工人階級行動，例如組織、罷工、群眾集會來挑戰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共獨裁政權的扶持下，香港政府得到了喘息的時間並重新鞏固了自身的權力。

傑瑞米柯賓

中國群眾

社會主義者的主要綱領是與中國大陸的群眾聯合在共同的鬥爭中。香港的運動必須擴大其訴求，以吸引中國大陸的群眾支持。運動主要的五大訴求只是有關於香港的資產階級民主權利。這些訴求確實重要，我們也支持它們。但這些並未提到要推翻中共獨裁政權，而是局限於爭取香港的「真正自治」。社會主義認為訴求應當包括終結獨裁統治、反對審查、爭取女性權益、八小時工作製、工會權利（工會在中國是被禁止的）等。

運動還應該要挑戰資本主義製度，因為所有香港和中國的大資本家都是徹頭徹尾的中共擁躉。這就是為什麽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發動罷工行動是運動升級的關鍵。運動必須提出經濟訴求以動員工人階級，包括可負擔的公屋、全民退休保障、民主公有的經濟。團結的意識極其強烈，在抗議運動中的主要口號就有「不分化」。2014年雨傘運動的糟糕經驗便是不同的政治組織（主要是本土派組織）卷入了宗派主義內訌，消耗了大量精力並造成了分裂。2019年的運動試圖避免分裂，要求團結一致反抗中共，卻采用了錯誤的策略：阻撓辯論。在「拒絕分裂」的號召下，他們有意地壓抑政治討論；任何的批評聲音往往會遭到敵視。

反政黨、反政客情緒

隨著鬥爭的發展，自由派泛民強調他們堅持和平抗爭；青年主張對抗警察；然而廣泛流傳的思想是「兩種手段都合情合理的」、雙方不應互相指摘。這意味著運動事實上迷失了方向，缺乏集體決策和對建設和前進的最佳手段的評估。但無論是「和平方法」還是「勇武手段」都不是正確的，因為兩者都沒有在政治上聯系到前進方向和明確的方案。

在運動起始之時，反政黨情緒起到了一定的進步作用。人們對自由派泛民派有著強烈的不信任，其曾在政治上背信棄義，與中共獨裁統治達成了腐敗的妥協。除非面臨群眾革命暴動、其在中國的統治岌岌可危，否則中共獨裁政權絕不會在民主權利上讓步。

在過去的二十年裏，香港的民主鬥爭是由泛民領導的，其將運動限製在一次性的示威運動。青年們認為泛民過於軟弱，有必要采取更加激進、更具對抗性的手段。青年們希望阻止泛民解散運動，因為他們曾經在許多運動中這樣做。

黃之鋒是著名的前學生運動分子，也是親美帝國主義勢力的代表。在許多西方媒體中，他被描繪為香港民主運動的英雄。然而事實是在2019年鬥爭爆發的第一天，他企圖介入其中試圖解散抗議，卻招致了青年抗議者的噓聲。

作為反對勢力的泛民領導層從不希望群眾運動變得過於激進以致「失控」。他們只希望群眾運動作為後臺支持，來為自己爭取更多的談判籌碼。他們是由律師、學者和小商人組成的小資產階級，而不是大資產階級。香港所有的大資本家都支持中共並反對民主「改革」。泛民的觀念是支持資本主義的，並反對推翻中共的獨裁統治。他們（曾）癡心妄想中共會允許香港改革成資產階級民主製。

2019年強烈的反政黨情緒使得泛民的影響力被邊緣化。他們沒法像他們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所做的那樣，篡奪領導權並驅散運動。反政黨情緒以如此方式發揮著進步的作用，使青年示威者的自發性釋放出澎湃的能量。

但是，反政黨情緒很快就成為建設運動的絆腳石。青年們抗拒各式的組織框架，只願意通過秘密的Telegram群組進行合作、組織。社交媒體看上去是完美的聯絡平臺，極其便利且覆蓋範圍相當之廣。然而在社交媒體上無法正式、認真地討論觀點，也不能對觀點發起民主投票。成千上萬的觀點被提出，但都圍繞著「行動」，而非解決目前所做的不足以對抗中共這一問題。人們需要另一種群眾運動。

運動中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沒有成立新的政治團體。運動的政策不是由理性的討論達成，而是由即興發揮與情緒化決策所提出。一些流行的口號包括了「黑警死全家」以及「香港人報仇」。鑒於警察暴行的程度，這些感受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想贏得中國群眾的支持，所需的運動就不能建立在如此口號上。

民主決策

沒有民主的平臺供人們討論戰略與計策，示威者只能在在線平臺上秘密地、無組織地討論。香港和中國社會主義者的鬥爭是為了提高運動的層次，以讓示威者們了解到對組織的需要。這不是有關討論不同的組織模式，例如「橫向組織」之類的，而是有關更為基礎的部分，有關對組織的需求以及對無組織的反對。我們在許多傳單中就解釋了對「基層的行動委員會」的需求，憑此建設運動的民主框架。這些委員會應協同合作以形成更廣泛的區域性以及全市性框架。

香港幾乎沒有真正的工會，而有支持資本家和中共的工聯會，過去曾經投票反對全民退休保障，還投票支持廢除集體談判權。另外泛民派的職工盟，則受美國政府的贊助，而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工會聯會，它是以NGO的方式組織起來，受薪的全職人員控製著工會，並幾乎沒有民主的成員框架或工作場所分支機構。

盡管香港90年來首次爆發政治性罷工已經是重大的進步，但是這是一次毫無組織的自發罷工。工人們利用節假日，以個人的身份而非工會成員的身份參與抗議。這表明了香港職工盟領導層的負面作用，他們既無力，又拒絕組織真正的罷工。當政府做出表面的妥協，他們就取消了6月的首次罷工。隨後在8月，當職工盟的領導層受到來自群眾運動的高壓，被要求組織一場罷工時，他們讓工人們去找各自的老板討要一日假期的準許，方可參加示威。罷工缺少集體組織的領導，缺少罷工委員會，缺少組織新工會分會的運動以為罷工做準備。香港職工盟的領導們試圖安撫資本家，向他們保證這次政治罷工只會反抗政府，而對於老板們和「香港」頗有裨益。這反映出泛民派的政治方針不僅是向資本家卑躬屈膝，還低估了工人們的力量，妄想調和雙方。

挫敗

雖然缺乏真正工會的領導，但是8月5日仍有超過30萬工人自發地參加了罷工。特別是航空業的罷工足以震懾老板們。然而，工人階級仍未意識到自己的潛能：作為打倒獨裁統治，引領鬥爭的主要勢力。相反，他們仍只將自己視為青年們的援軍。與此同時，出於挫敗運動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群眾示威被禁止；警察越來越老謀深算，也越來越暴力；青年們越來越傾向於更無政府主義且更具對抗性方法。「黑衣」或「前線」青年利用大量群眾作為掩護，越來越頻繁地采取打砸破破壞及暴動之類的手段。

2019年年底出現了一波成立新工會組織的浪潮，但此時運動已經過了巔峰期，到了開始零碎化、精疲力竭的階段。社會主義者們積極地介入了建設工會的進程。2020年1月，新的醫護工會發動罷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應對新冠肺炎。然而，大多數新工會的領導權掌握在管理層，甚至是小商家的手中，而他們的意識形態被右翼香港民族主義（本土派）所主導。這些工會的規模基本上都很小，少於1000人——不是真正的工會，而更像是行會（guilds）。它們在疫情期間普遍沒有開展活動，而自國安法通過以後就不再嘗試動員工人了。這些新組織的活躍分子並沒有階級分析的方法，而是希望以NGO的方式運作，集中為勞工提供法律支援和福利優惠。在目前的嚴酷鎮壓下，新的公務員工會已被解散。政治罷工也將被取締。

運動的特點

一如在印度尼西亞、泰國、緬甸和美國爆發的運動，香港的運動表明資本主義危機致使青年高度的激進化。我們理解在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垮臺後，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性失敗仍對今天的工人階級意識有著深遠的影響。但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坐等革命社會主義意識百分百成熟。在成為少數派後，於2019年從組織中分裂出去的工國委宗派主義領導層就期望這會突然到來，隨後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將自動實現「大躍進」。這令他們不願深入了解今天發生的運動，並與現實脫節。

過往兩年的運動在性質上不同於十年前的運動——憑著革命的精神在戰鬥，香港和緬甸的青年時刻為著變革作出犧牲。另外，總體上運動的持續時間要長很多（對比之前的幾周，現在是持續幾個月），馬克思主義組織若要介入其中，則可能要花費大量的體力和政治精力。當然，我們必須要面對這些挑戰。同時，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在鬥爭中發揮著更加重要作用，令群眾意識更加的錯綜復雜。光有一個大體上正確的綱領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十分審慎地考察那些在運動中往往是混亂且矛盾的想法與討論，以便有效地介入到運動之中。

中共鎮壓勞工議題　港大勞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勞工議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方然在廣西南寧市被國安人員帶走並被秘密關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據方然父親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意味住他可能會被拘押六個月，期間與家人和律師隔絕。

多次被打壓

26歲的方然曾多次被當局邀請「喝茶」。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似因為研究中國勞工問題而被打壓。向來政府視勞權為禁忌。香港《南華早報》評論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勞權團體感到心寒。很少人願意評論為什麽一個學生可以被指控顛覆國家」。讓報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熱心的社運人士」。方然曾於清華大學成立左翼讀書會，而他父親為中共黨員。他的一位同學指方然在少年時期加入過中共，因為他當時以為中共是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奮鬥。該同學向《南早》表示說：「他可能以為中共代表平權和解放的事業」。

一直以來，中共對勞工議題持敵視的態度，任何研究、討論，甚至僅僅是報道勞工狀況的信息都可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進而遭到中國國家機關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這個當年帶領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城市——就開始打壓幫助勞工的非政府組織，直到這些機構全部在政府的壓力下解散，眾多工運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監。從2018年開始，政府口徑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組織和「境外勢力」聯系起來，號召愛國主義分子積極舉報。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鬥爭的鎮壓，當時眾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參與運動，提出獨立工會這項重要訴求，結果超過80名佳士工人和學生被拘押。

幾個月以來，雖然中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看起來是「維護勞工權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時製度違法，但對輿論的控製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頂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網信辦，開始加大對網絡的控製力度。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網絡警察系統，並且采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來對關鍵字進行審查，監視網l絡訊息，操控網路輿論。被網絡警察判定為「違法」或者「有害」的用戶將被約談、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為研究、討論勞工問題被帶走的人，更不是最後一位。

萬馬齊喑

除了勞工議題以外，幾乎任何涉及到批評時事、討論政治的言論都有被中共「約談」的風險。有人戲稱：「在中國，你只能贊美和感恩」。根據相關報道，僅僅在2020年的頭幾周（也就是疫情最嚴重的那一段時間），廣西警方調查了385名「散布謠言」的人，青海警方約談了72人，寧夏警方約談了66人。這個數字是通過零星的政府消息統計出來的。實際的數字不為人知，但一定比這多。

在網絡上，由於信息封鎖，方然被捕的事件僅僅在小範圍內被人了解和討論，但越來越多的鎮壓行動已經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蓋的。盡管中國政府一再訛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日益高壓的政策（尤其是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暴露了他們的真正面目。

工人階級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階級爭取自己的權利。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主張建立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會和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且還要把這些鬥爭和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聯系起來。

香港：中共鎮壓風聲鶴唳

中共取締所有反對派政黨及NGO組織，消滅議會僅有的選舉自由，禁止一切批評政府的出版和言論，逮捕和審判泛民領導和示威群眾。即使香港反對派已徹底潰散，中共並不會就此放軟手腳。因為中共鎮壓的目的不在於香港，而是要通過所謂「打港獨」向國內群眾展示習近平的權威，企圖發揮震懾作用，壓製反抗的民怨和青年激進化。此外，習近平鎮壓香港也是給美國看的，以展示中國可以「為所欲為」。習近平在中美沖突各戰線的鬥爭都失利，而打擊香港成為了他可以展示權威的工具。

結社自由工會權利被取締

由特朗普到拜登以來，美國政府對香港的問題只是作出口頭上的批評。而美國統治階級目前已放棄香港這只難以取勝的棋子。作為中國直接統治的一個城市，美國沒有什麽空間利用香港作為杠桿去攻擊中國。再者，中美統治階級都明白到這場大國沖突是不可逆轉的，過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以促進中美經濟接軌的角色已再無利用價值。相較於香港，倒不如將資源在南海和臺灣問題上，對美國的軍事和經濟上圍堵中國來說顯得更為重要。這一方針揭示了美帝國主義關註的只是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而不是水深火熱的民主權利。

來年就是中共二十大，習近平雖然在黨內鬥爭占了上風，幾乎可以肯定他會連任，但是為了使他未來的權力穩固，為未來的統治掃除障礙，他還不能高枕無憂，而需要繼續集中個人權力，並處理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危機炸彈。現時他大打攻擊科技業和房產業的私營資本家，大力打壓國內女權及左翼運動，都是連任前必須作出的鐵腕整頓。

中共要消滅香港一切的結社自由，就像在中國大陸那樣，任何獨立於政權以外的組織都會被視為威脅。教協和民陣被迫解散後，支聯會及職工盟在本文撰稿時亦準備解散。中共借機消滅一切的香港工會權利，像中國那樣只有服從於政權的假工會。除了避免像國泰工會和醫護工會那樣的罷工再有可能發生，更重要的是扼殺未來更激進工會壯大的可能性。

國安處指控支聯會和職工盟為「外國代理人」。由於職工盟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的資助，很可能成為其所謂「勾結外國勢力」的佐證。事實上，打擊「外國勢力」只是中共鎮壓民主權利的幌子。中共知道經濟危機嚴重，未來對工人階級將會作出更大力的經濟打擊，即使政治權利的反抗現在被全面壓製，但經濟民生的反抗還是可能爆發的。一如在中國大陸即使實行全面獨裁，工人還是會為了生計而發動罷工。

我們反對工會組織接受美帝國主義的資助，因為美國政府與中共政權一樣，從來都是反對真正的工會運動，而只是想加強自己地緣政治控製的籌碼。美國資助職工盟的目的從來不是要強化香港的民主運動，相反是要牽製它、避免其過於激進化。

實際上職工盟雖然在立場上支持2019年的群眾鬥爭，但卻完全沒有領導過2019年的罷工。在林鄭擱置送中條例時他們首先取消了罷工的號召，到了8月因為群眾運動的壓力下他們才呼籲工人自行請假參加罷工集會，而沒有作為工會組織一場真正的集體罷工行動。

鎮壓下僅余的抵抗

面對反革命的鎮壓，幾乎整個溫和泛民都準備退縮，但當有也有例外。社民連雖然幾乎全部領導人物都在監獄，但仍繼續在街頭抗爭。而面對支聯會被迫解散，副主席鄒幸彤卻帶領了幾名常委作出了英雄式的抵抗。她率領了其他常委拒絕，表示即使讓步也不會被政權放過，並且高調展示準備入獄的決心，說得擲地有聲：「恐嚇到我們這裏為止，支聯會不會幫你散播恐懼。」隨後她連同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何俊仁被國安處控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作為大律師的她大膽發表文章批擊法治的虛偽，在文章《「只談法治，不談政治」的抗爭七步殺——香港法治迷思與司法抗爭諍議》呼籲不要再迷信法治，指沒有抗爭的話並不會有改變。此前，她也拒絕被剝奪言論自由作為法庭的保釋條件，堅持在保釋期間向公眾發表反抗言論。然而支聯會和教協一樣並不是具動員力的群眾組織，恐怕只有幾位英雄的抵抗也不能逆轉解散的結局。

傑瑞米柯賓

泛民軟弱與熱狗鬧劇

可惜的是，鄒幸彤只是泛民政治人物中的例外。大多數泛民政治人物都選擇投降，對自己的政治立場表示後悔、解散自己的組織、表示退出政壇。就在本文撰稿之時，李卓人和何俊仁呼籲支聯會成員解散組織。他們的軟弱並不來自個人性格，而是因為其政治路線走到盡頭。一直以來，泛民迷信基本法的「一國兩製」、「高度自治」以及「循序漸進爭取民主」，而不明白中共獨裁永遠不會自我改革而開放民主。他們一直以為只要中共走向市場經濟「與世界接軌」，就自然會在香港甚至全中國落實民主。但今天正是因為中共成為了第二大資本主義國家，才不可避免地與美國爆發激烈的帝國主義沖突，並且因而必須加強鐵腕統治保衛其「國家利益」。

至於在雨傘運動後打著「勇武鬥爭」旗號冒起的本土派，在反革命的過程中盡顯他們的狼狽相。在中共踢走大部分泛民議員出立法會後，連溫和泛民都不堪留在假議會中作為花瓶，因而全體辭職。但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卻繼續留任議會，因而一度獲得《大公報》的贊揚，甚至本來打算可以被國安處寬恕，繼續蒙混過關參選下屆立法會。最後他還是無法幸免被DQ的厄運，組織隨之也瓦解。

熱血公民是一個極右民粹組織，利用激烈措辭但內容空洞的反中共言論吸引青年，實際上只會用族群仇恨針對中國大陸人，而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反對中共。他們往往出現在群眾運動中製造分化，利用青年對於溫和泛民領導保守的不滿，攻擊泛民來獲取聲望，但卻從來不會提出另一條鬥爭的出路。雖然打著「勇武抗爭」的旗號，但早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敗選後變相退出社運，變成以區議會的保姆服務來爭取支持，在2019年的運動中完全沒有亮相。他們的狼狽相迎來由建製以至泛民、由左翼以至其他右翼本土派的恥笑，可算是為這一節悲劇中帶來了一個笑話。

中共全面消滅立法會的選舉自由，新的議會的90席中只有22席為直選，而且候選人必須經過國安處審查。這種選舉與大陸已完全看齊。中共害怕選舉氣氛冷淡，以致投票率極低，使假選舉成為國王的新衣。澳門在9月選舉前DQ了所有民主派議員，使其投票率陷於主權移交以來最低，並出現了大量塗汙選票以示抗議的廢票。香港的選舉大抵也會是這樣的翻版。

因此他們要拉攏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誘使他們進入跛腳的議會參選，作為其一塊遮醜布。至今只有社會民主連線清晰表態拒絕參加假議會，其他黨派仍在猶豫不決。其他溫和泛民政黨內部出現重大意見分歧。雖然議會內逐步改革的路線已徹底破滅，但泛民政客只會繼續墮入幻想，期望可以得到中共的默許，使他們的叛賣之路越走越遠。例如民主黨元老李華明以及部分民主黨的青年領導企圖參選，而劉慧卿等元老則害怕參選以致「一鋪清袋」，在歷史遺下臭名。李華明更表示有中共要員向他提出可參選的名單。另一些「參選派」則是年輕的前立法會議員鄺俊宇及副主席梁翊婷。鄺俊宇在2019年運動早期因為經常在前線協助示威者，其突出的個人行動使他在青年之間受到相當的歡迎，因而被封為「鄺神」。但現在卻準備墮落為最卑劣的叛賣者。可見，審視一個政治人物還是要看他的政治本質以及實際立場，而不是鏡頭面前的表演。

反革命不是終結

反革命是無可避免的現實，同時我們認知到習近平政權正面對空前的危機。我們要汲取2019年運動的不足和弱點（參考文章《2019年群眾鬥爭的教訓》），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專製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當其爆發之時，我們就會知道2019年香港的運動不過是一場預演。

香港：Foodpanda送遞員罷工 抵抗苛刻剝削

外賣平臺Foodpanda在疫情下「疫」巿擴張，生意賺到水漲船高，但送遞員卻沒有獲得辛勞所得的成果，薪金收入被公司不斷削減，員工連最基本福利亦欠缺之余、內部不公平的機製令員工怨聲載道，生計受到影響下外賣送遞員在周末發起多區罷工行動，抗議公司無理削減工資，超過300名員工參與。

這次罷工並非空穴來風，Foodpanda在這年頭已不斷推出政策扣減外賣送遞員的工資。參與罷工的外賣單車手「奶悠」（假名）向社會主義行動記者表示，公司過去逐小地扣減送遞員收取的服務費，以自己一張距離較遠的外賣單為例，本可分到42元（港幣，下同）現在被扣至30元，中距離的30元扣至20元，即每張單都被削減約10元左右。他每日工作10小時本可賺到約800元，現在只剩500至400元，公司亦從來不會知會員工削減薪酬。

「奶悠」最近更被公司指責跟單不擅而被停工5日，他怒斥：「靜悄悄地削減工資已經非常可恥，現在更不理會我的解釋而停止我工作，手停口停下我亦要照顧家人和小朋友，公司那所謂的上訴機製十分霸道，簡直人神共憤！」「奶悠」踏單車送外賣亦存在風險，「在行人路踏單車會犯法，在行車路上與其他車輛並行亦非常危險，我試過工作時遇過一次意外，幸好沒有大礙」。他指Foodpanda外賣送遞員都是以「自雇」形式被聘用，沒有病假、工傷、強積金等任何福利保障，意外後公司更將他的送遞表現評級下調。

另一位送遞員 John（假名）是一位「步兵」（以步行方式送外賣），他指公司推「孖單」降價政策，將第二張同一屋苑的外賣單服務費削減，又將客人投訴外賣送達後出現食物傾倒、外賣送抵後沒有該地址或其人等惡作劇，都歸咎為員工責任而發出警告信，令John感到十分不公平。「我們要利用Foodpanda手機App去處理外賣服務，每張單都有它的指定送抵時間，那些倒數時間有時只有數十分鐘，令我們要火速進行送遞，增加交通意外和受傷風險。」

罷工行動在尖沙咀、觀塘Foodpanda辦公室及多區Pandamart門外聚集，員工舉起「停止無理減薪」、「Foodpanda treats us like slaves!」的標語，亦要求每張單的服務費至少是50元來換取「生存」及抵銷外賣摩托車維修費、油費等開支，而「步兵」則至少需要35元。

過往Foodpanda亦曾無理解雇爭取福利的送遞員，顯示大企業對員工的壓榨及可恥。在罷工的影響下，多區的Pandamart超巿停止運作，而工人指抗爭將會續持。

去年，另一外賣送遞平臺Deliveroo亦因削減員工工資險釀罷工。外賣送遞行業在疫情下大舉擴大業務，在巿場競爭激烈下，這類公司都要加強壓榨員工獲取利潤，使全球多地都爆發工人抗爭。例如，中國大陸的外賣送遞「餓了麽」平臺旗下騎手在今年3月發起跨省的抗議行動，抵抗公司壓迫員工，差不多同時間在英國倫敦亦有Deliveroo員工的抗議，反對持續的低薪和要求更合理工資。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Foodpanda送遞員的合理抗爭，在香港勞工保障形同虛設下，工人需要團結的行動去捍衛權益。這次罷工最主要是透過網絡群組溝通動員發起，工人至今並未有組織起代表自己的工會組織，而今天工會正面臨政府前所未有的鎮壓。

11月13-14日的罷工確實令人振奮，但抗爭若要持續，網上群組這種組織方法可能並不足夠，而需要哪怕是「地下」或「非正式」的工會組織架構，以應對資方對罷工的打壓，爭取最大化工人的權益。所有工人都要與Foodpanda罷工工人展示團結！如果他們成功改善待遇和薪酬，對所有工人來說都是勝利，並會鼓勵工人組織和鬥爭！

倫敦唐人街沖突：對抗種族主義和國家鎮壓的反面教材

在十一月底，兩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牽涉到中國內地的組織，另一批是年輕香港移民——在倫敦唐人街沖突。這事件是一個警告：在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和習近平殘酷鎮壓香港的情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惡化。倫敦事件顯示，中美地緣政治鬥爭正與族裔和政治沖突結合，並且將其放大起來。

於世界的另一端，同一過程近來以另一個例子發生。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奪。在這貧窮的前英國殖民地，因中國國家及其資本家作為一方與美國及臺灣作為另一方之間的權力鬥爭，多年來的族裔沖突變得更復雜。

「向新冷戰說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倫敦爵祿街舉行了一場打著「停止針對亞洲人的仇恨」和「對新冷戰說不」的集會，表面上反對種族主義。雖然標語聽起來值得嘉許，但集會政治構成和性質卻是另一個世界。不幸地這場集會牽涉到很多和中國獨裁政府有聯系的傀儡組織，它們和應中國獨裁政府的政治宣傳，支持鎮壓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國非政府組織和「左翼」議題組織也合辦了這場集會。講者包括停戰聯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軍運動（CND）的Kate Hudson，還有是保守黨的成員。按報導，工黨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講，但因為受支持香港的組織的遊說（指出主辦方的組織與中共有連結）而取消。

這些親中共組織主導著當天倫敦的示威。集會的中文訊息和英文訊息非常不同。英國組織代表們似乎認為他們的和平主義和「非政治的反種族主義」是集會主調。但中共政權透過其傀儡組織和支持者騎劫了集會，將其變成贊頌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並將任何對它獨裁的批評和「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混為一談。與中共采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將所有對以色列國家的行動之批評和「反猶主義」等同。同樣地，所有對中國政權的批評也被說成「反華」和「傷害14億中國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來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義）的香港示威者舉行了反示威。幸運地集會和反集會的規模都很小，大約100人參加親中共的示威，而親香港的反集會人數則少於50人。但其後雙方以種族主義言論侮辱對方展開沖突，造成暴力打鬥和數人受傷，成為在社交媒體和中文媒體的大事。

現正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呼籲英國警方調查這個「反種族主義」集會的組織者。親中共陣營則在微博匿名懸賞一萬英鎊，鼓勵網民提供羅冠聰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運人士鄭文傑在倫敦的住址。微博的還有帖文討論建立「小隊」攻擊在英國的「港獨人士」。英國警方隨後宣布會調查針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威脅。特此強調，羅冠聰和鄭文傑以英美資本為盟的自由派政客，並無提倡港獨，只是中共將所有香港民運人士打成「港獨」。

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正加劇

和在其他西方國家相同，英國內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正在加劇，特別從疫情爆發開始。右翼政客和媒體想用亞洲人和中國人作代罪羔羊來掩飾資本主義災難式應對疫情的無能，因此為種族主義加溫。來自像英國約翰遜等各國政府的反中冷戰措辭，無疑在加強反華和反亞洲人情緒。要反擊這情況，就需要真正的反種族主義抗爭，但這需要完全獨立於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資本建製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英國媒體ITV（獨立電視網）十月所做的民調顯示，過去兩年居於英國的東亞和東南亞人受攻擊的次數升近50％。60%英國警員表示，去年針對東亞和東南亞人的種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國、香港和東亞及東南亞人正經歷更有威脅的種族主義。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發起真誠的倡議行動，以將跨族裔社群組織起來，對種族主義說不，並將這議題連結至對醫療、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擴大資源。但是那些發起或支持爵祿街集會的英國組織，不管是天真得荒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書也好，讓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反動宣傳平臺，實在需要檢視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蘭恐懼癥和種族主義

爵祿街集會無其他東亞或東南亞裔社群代表的事實，也顯露出這個示威的不對勁。另一個不對勁的跡象，是組織者無視新疆議題——當地正發生中國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數族裔，包括公開的種族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癥政策——亦說明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種族主義」。

參與集會的英國組織者的聲明否認這場活動是「親北京」，而這說法並不誠實。一系列的參加組織包括英國福建華僑華人聯合總會、全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倫敦華埠商會，全部和中國政府有連結。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直接受中國駐倫敦大使館控製，作為非正式「警察網絡」監視十四萬中國內地留學生，防止他們參加「顛覆政治」。

這堆親中共傀儡組織曾經在英國華人社群間以中文媒體發動一個高調的運動來支持香港國安法和嚴厲的政治鎮壓。例如今年，倫敦華埠商會和其他幾個組織在親中共報紙賣廣告，支持香港「只限愛國者」選舉鬧劇。這場選舉將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行，只有中共允許的候選人能參加。

民調顯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話會選擇離港，而約九萬人今年已抵達英國。中共擔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會變成一個反政權活動的基地，所以將威脅和恐嚇升級，如同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騷擾顯示。透過在海外內地人社群間煽動民族主義，北京正將社群關系兩極化，並為發展族群仇恨的「華人部落群主義」創造條件。

香港的獨裁鎮壓自2020年國安法立法以來，導致過去十二個月內三十個工會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萬成員的職工盟。所有示威和罷工已被禁止。在倫敦示威後，其中一個主辦團體「監察組」在示威發表聲明表示「我們相信每個社會應有示威權利和廣泛的人權」。即使慷慨地說，我們只能形容這講法天真得荒謬絕倫。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這些示威者的目標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傳和「反對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標語的偽善，同時隱藏了它打壓維吾爾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們可笑的舉動和帶出的訊息卻製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為，並不能贏得那些未被洗腦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過媒體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眾），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讓中共黨媒「證明」香港民運示威者是「反中」的。無政府主義式沖突沒有帶出明確政治信息，只會讓當地民眾感到困惑，從而使反威權鬥爭建立基層的國際支持變得更加困難。

不幸的是，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運動的弱點、甚至是放大了運動的一些反動性質。在2019年鬥爭失敗後，在認知到青年抗爭者的犧牲和勇氣之同時，我們需要從運動的的政治和組織弱點和錯誤汲取教訓。別忘了，在2019年7月運動高潮時，運動某份參與者嘗試展示對中國大陸的反政府抗議表示聲援，力圖建立共同的鬥爭，也有一些香港種族主義示威者企圖攻擊內地人時被其他抗爭者阻止。這些做法都應該被學習和強化，但今次倫敦的行動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或許也有真誠的反種族主義者參與了這次活動，但他們難以否認自己被兩個對罵的種族主義陣營騎劫。一些中國大陸示威者大罵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該詞正是中共黨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鬥爭期間對香港抗爭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則高喊「返大陸」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用來指代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字匯。

走入死巷的民主鬥爭

對於認真想重建反獨裁民主鬥爭的香港青年來說，2019年最重要的教訓是——這場運動因孤立於香港一地、沒有認真努力地與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這股唯一足以挑戰中共國家機器的力量——建立團結的群眾鬥爭而失敗。

倫敦反示威鬧劇，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對中國大陸人或華人長相抗爭者針鋒相對的辱罵，只會進一步加劇族群分化，強化中共的民族主義和反民主宣傳——將香港群眾抗爭描繪成美國的反中陰謀。

香港的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政客，如羅冠聰和鄭文傑，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這個大錯特錯的前提下，心甘情願地支持親西方的冷戰陣營，而這是重建真正民主運動的進一步障礙。為了令民主運動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團結中國、香港和整個亞太地區的勞動人民，反對各國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社會主義者譴責雙方的種族主義言語和政治。雙方的抗議行動都是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冷戰和中國國家鎮壓作鬥爭的反面教材。倫敦的抗議也警示著國際左翼，在處理反亞裔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沖突等問題時，如果沒有完全獨立於插手運動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包括中國資本家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共），就會掉入錯誤立場。

我們需要與在新冷戰中源自各方的種族主義、沙文民族主義進行真正的鬥爭。「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也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組織，我們主張建立這種基於團結各族基層勞動人民的的反種族主義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製度下猖獗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

傑瑞米柯賓

中共自製選舉鬧劇 鎮壓不能擺平社會危機

12月19日將舉行改製後第一次立法會選舉。中共將立法會改成90席之中只有22由選舉產生，加上候選人要先由國安機關篩選，確保所謂「愛國者治港」。這使選舉氣氛前所未有的冷淡，可預計投票率將是歷史最低的一屆。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2月公布，有36%的受訪者傾向不投票。這數字還未包括因國安法的恐懼下而不敢講真話的受訪者。由2004年起的立法會選舉調查，受訪者的投票意欲均有8成以上。

在改製前，香港立法會本來已是跛腳議會，反對派並不可能在建製內對中共構成威脅。相反，過去泛民主派妄想在議會建製內進行漸進改革，使立法會變成一個安全閥，以緩解群眾鬥爭的壓力。今次，習近平的極高壓統治下，將假議會的遮醜布都全力撕毀，再次挫傷自己的權威。

統治者繼續自欺欺人。林鄭接受《環球時報》訪問時，指「政府公信力高，投票率反而會降低」。同時政府又害怕低投票率會削弱其權威，因此全力谷高投票率。首先禁止任何人「煽惑」投白票，甚至威脅民調機構有可能違法；又設立邊境投註站，方便建製派動員居內地的親中共港人投票。然而，無論如何強大的鎮壓機器，但不能強迫「躺平」的選民站起來。

部分溫和泛民政客繼續叛賣民主鬥爭，例如前民協的馮檢基和前民主黨的黃成智，今次更為選舉鬧劇擔任臨時演員。而溫和泛民一度因為參選與否陷入嚴重分歧，後來參選派雖因群眾壓力而放棄念頭，但暗地叛賣的行徑並無停止——黨副主席梁翊婷被揭發支持獲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提名的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焯鴻參選港島東。

繼續壓迫窮人和青年

國安法通過以來，中共的強力鎮壓並沒有停止。林鄭繼續以防疫措施為名，加強對市民的監控，推出強製使用「安心出行」，並繼續禁止四人以上的集會，甚至威脅煽動他人不打疫苗也屬犯法。此外，新聞自由已被摧毀，《立場新聞》總編輯辭職，而《經濟學人》駐港記者工作簽證續簽被拒，都是眾多的近例之一。

無論鎮壓力度如何強大都不能掩蓋社會危機，所以民怨並不會息止。香港去年有165.3萬個貧窮人口，貧窮率高達23.6%，創2009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約4個港人中便有1人屬「貧窮」，其中近三成來自在職住戶。這可說是對習近平提倡的所謂「全面脫貧」和「共同富裕」極大的諷刺！

香港貧窮再創新高，窮忙族水深火熱。但近日教育局長楊潤雄批評時下「躺平主義」，並公布要將「勤勞」、「奮鬥」加入價值觀培育，並在《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指引》文件中刪去「尊重人權」、「批判思維」等字眼。

在中國大陸出現躺平主義思想——年輕人拒絕高壓社會規範，放棄買房成家，主張不婚不育，以最低成本過極簡生活。中共如臨大敵，視之為破壞經濟秩序及製造人口危機的根源，甚至要出動官媒譴責區區一個網路次文化，並在六中全會中大力宣傳「奮鬥」思想。香港教育局只是配合習總的論調，企圖以高壓家長製統治青年。但統治者越是叫囂，青年則更充耳不聞。

香港和大陸青年一樣，面對房價高企、階級流動無望，勤勞向上的勞動成果只會被統治階級奪走。2019年香港反威權運動正是青年反抗製度的初次覺醒，是他們的一次「奮鬥」。運動受警察鎮壓失敗後，青年間彌漫著暫時的絕望感、無力感。

獨裁政權加強教育製度的思想壓製，只會令更多師生和家長厭惡，選擇離港擺脫香港教育製度。2020至2021學年度，香港學生退學人數上升1.7倍，等於平均每校有32名學生退學，當中有6成學生選擇離開香港。每校約7.1位教師離職，比一年前升近一倍。

團結中國大陸的鬥爭

習近平準備連任國家主席，必須加強鞏固權力，加上中美沖突的高度緊張狀態下，需要通過鎮壓香港來展示自己權威。所以，香港的命運並不取決於一個城市之內，而是整個中國以至國際局勢。在全球資本主義製度深陷危機下，無論是中共還是美國拜登的統治在國內和國際上都陷入混亂。群眾對政權不滿的聲音越來越強大，青年激進化而且階級意識大大提高，正為香港暗無天日的局面亮起一點曙光。當大陸群眾爆發鬥爭時，香港和國際的群眾也需要團結共同的鬥爭，挑戰專製極權與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