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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工论坛谈中国社会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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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0:32:28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2-4-7 21:26 编辑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二年

河南:融資公司跑路,破產投資戶元旦示威

2012年元旦,數千向融資公司借錢的投資戶(也有報道稱3萬人)聚集在安陽火車站,要求政府解決非法融資問題。示威者高唱國歌,並試圖沖入火車站、堵截京廣鐵路幹線;火車站全面戒嚴,附近交通要道路口被特警封堵。當局調動上千警力到場驅散示威者。據稱當時警察持槍要求示威者“十分鐘內離開現場”時,有人高喊“向我開槍。”到了下午人群逐漸散去,沒有引發暴力沖突。

1月2日安陽官方稱將“最大限度為群眾挽回損失”,同時將“全力以赴做好穩控工作”。

事實上,早在11月中就已經發生過因非法集資公司超越集團破產,投資民眾封堵交通和集資公司的現象。而在12月26日,更有數百名民眾前往市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幹預,但都遭到當局的打壓和驅散。

相關報道稱,事情起因是安陽一些大型融資擔保公司突然失蹤,涉及資金越400億元;而當地兩成家庭牽涉其中,導致很多人傾家蕩產。

其實早在去年7月安陽市思麒汽車租賃有限責任公司通過汽車租賃進行變相融資的事情就暴露了出來,當時思麒已無力償還租車人的押金。7月到10月,全安陽市已有多名借貸老板“跑路”,知情人士稱,安陽當地政府將40多家本地和外地借貸企業被列入非法集資黑名單,其中超過10家借貸企業遭到刑事立案。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成立於2000年的思麒公司曾被視作該市最大的汽車租賃公司。公司僅在安陽就擁有汽車2000多輛,多為奇瑞、QQ、吉利熊貓以及長安奔奔等微型車。”看是一個正常的汽車租賃公司,然而其卻喊出“零元租車”的口號。宣稱:“租車人只需交納每年365元的會員費,就可免費使用汽車一年,車輛保險、上牌、保養等費用均由思麒公司負擔。”但根據租車協議,租車人必須向思麒公司預交相當於車輛市價1.8倍到2倍不等的“押金”後,方可獲得租車資格。實際上這就是一種非法集資的手段。

眾多融資公司通過諸如此類的虛設項目、房地產公司高息貸款、汽車租賃等方式集資。而且安陽高利貸幾乎處於公開的狀態,有房產公司在市區設立六七個接待處公開收錢。

而且幾乎是全民參與,據安陽銀行系統人士稱“基本上是全民集資、全民高利貸,就市區居民而言,參與程度達到3-5成是沒有問題的。市郊農民參與能達到8成以上。”(《時代周報》)

而由於資金鏈斷裂,到了11月已經有多名借貸老板“跑路”。40多家借貸公司由於涉及非法集資被列入黑名單,10多家借貸公司被刑事立案調查。這40家企業中“房地產企業有12家,煤炭企業僅1家,其余均為投資性質的企業和一些名目可疑的公司。”而在此不久前‘安陽市政府發出的“防範和打擊非法集資有關事宜的緊急通知”中,就將擔保公司、典當行、房地產公司、投資公司、汽車租賃公司等作為重點監管對象。’(《時代周報》)

這一情況如同2009年的伯納德•麥道夫案的重演。當時其詐騙金額超過600億美元,其受害者包括匯豐銀行等大公司。而麥道夫公司操作其“龐氏騙局”已經數十年,但由於當時經濟危機導致其資金鏈斷裂,騙局最終暴露。

事實上,在2003年時安陽市也曾爆發過一起華通公司非法集資案,涉案金額2.8億余元。其執行董事2005年最終被判死刑,但仍給集資戶造成將近6千萬的損失。當時部分集資戶曾於2003年9月堵截京廣鐵路,迫使鐵路停運17分鐘,4輛火車停運。

在2008年末,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以挽救經濟,然而卻導致了銀行業在內的金融業的瘋狂誇張。而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當局為了防止銀行危機、抑製通貨膨脹開始嚴格限製新增貸款,由此導致眾多項目資金不足。由此包括地下錢莊在內的影子銀行系統急劇膨脹。然而隨著經濟增長放緩,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這些地下銀行和所謂的融資公司面臨資金鏈斷裂,由此出現了眾多無法還貸的情況。溫州資本家潛逃和現在安陽融資公司跑路都印證了這一情況。

而這只是中國地下融資借貸的冰山一角,隨著國內國際經濟情況的日益惡化,這些地下融資平臺或者影子銀行系統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多的暴露出來,並影響到銀行業本身。事實上,大量影子銀行的資金也是通過第三方融資(如國有公司)而來自合法的銀行系統。

隨著資本主義危機形勢的逐步發展,中國階級矛盾和社會沖突將愈發尖銳,新的鬥爭浪潮將席卷入更多的工人、青年、農民和底層民眾,社會主義者需要為新到來鬥爭最好準備。

農村與青年:采訪大學生“村官”——青春沒有在基層綻放

青年人包括大學生的就業問題由於經濟危機而更加嚴峻。幾百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而找到的工作往往也是天天加班,工資每月一般也就兩千元左右但除去高額的房租和食品支出每月所剩無幾。

從2006開始,全國陸續推出大學生“村官”計劃。“村官”工資從低的一千多元到高的兩三千元不等。雖然相比從事IT、翻譯等工作工資較低,但是大多數地方“村官”(免費)包吃包住,得到的工資不需要用於房租,食品等生活開銷。另一方面比起城裏的白領天天“自願加班”,“村官”的每天工作也相對輕松很多。更重要的是當上“村官”後就有很大的可能性進入體製內,比如重慶市“村官”兩三年後就可以“自動”轉成公務員,而其他省雖然不會自動轉成公務員,但也有針對“村官”定向的公務員考試(例如今年中央機關招錄了大學生“村官”81名),“村官”也可以競選當地的村(社區)支書、主任。與此同時現在很多公務員考試要求參考者要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而“村官”工作兩年後就滿足了這一條件。

相比幾千人選一的公務員考試,考“村官”還是容易很多的。因此當“村官”就被很多大學生視為進入仕途的捷徑。對於那些來自官商家庭的大學生(比如采訪中談到的有車有房的“村官”)來說,看中的顯然不是“村官”的工資而是想通過“村官”工作進入體製內。

而“村官”各自的家庭也會對其今後的升遷產生影響。對於本身來自官僚家庭的“村官”來說,通過父母在政府中的關系,今後的升遷機會就會很多,而來自資產階級家庭的“村官”通過家庭與政府官員的權錢交易等等也會得到很多機會升遷,而他未來在政府中的位置也會為他或者他的家庭的生意提供不少便利。例如近年來頻頻爆出的“最年輕市長”、“最年輕局長”等等。

另一方面,當局招收大量“村官”也是為了向中共官僚體系註入新鮮血液,增加政權的基層統治能力。就比如在采訪中提到的鎮政府裏大多數原來的公務員都是四五十歲的,其中很多都不會用電腦。

而對於在政府裏工作的大學生,官僚製度也對他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們學生時代的激進化的“青年病”蕩然無存。這並不只是因為他們靠國家預算生活,而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工作具有“精神的”性質,必然會在他們和官僚體製和有產階級之間建立起精神上的聯系。就算平時私下言辭激進,工作中也只能是領導的“打字機”、“傳話筒”。他們不得不與工人、農民、窮人等處於經常的對抗中,“他們被迫反對工人,捍衛資本家的利益。這些職能最後使他們的觀念和觀點適應於自己,這是不言自明的。”“他應當在自己的心中以及在自己說話的聲音中找到與部長、銀行家和他們的高級娼妓的愛好和習慣相一致的調子。”“他們被迫出賣的可不是純粹的勞動力,不是自己緊張的體力勞動,而是自己的整個人”。(引自《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托洛茨基)

最終經過一段時間在政府裏工作的經歷,原來剛畢業的大學生也官僚化了,成為了“合格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接班人”。

以下是中國勞工論壇對重慶某地的一名“村官”的采訪,在采訪中這名“村官”談到了“村官”被截留,黨政不分,中共基層黨組織渙散,三公消費等問題。

能解釋一下大學生“村官”究竟是什麽嗎?

在重慶就是指選派到建製村擔任村支書助理或者村主任助理的大學(畢業)生。如果是黨員就當村支書助理,非黨員擔任村主任助理。按照重慶的政策選派生服務兩年後(2011年新招的“村官”要服務3年),經過考核後就可以被錄用為公務員。據我所知這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

你當“村官”多久了?

一年多了。

“村官”待遇怎麽樣?

我每月有工資加補貼大概1800元。人身傷害和醫療保險每年200元(這個是商業保險不屬於社保,沒有五險一金)。我有個朋友原來在四川當“村官”工資就1200元,不過聽說今年四川的“村官”漲工資了。我們鎮上新來的幾個事業單位(編者註:這裏指一些參照公務員管理的單位,它們不是以盈利為目的,是一些國家機構的分支如社保所、畜牧站) 的大學生,他們的工資只有六七百塊。因此相比事業單位的大學生,我們的工資還可以。

除了工資以外,我們有免費宿舍,一人一間臥室。平時在食堂吃飯也不花錢,水電費也不用交。不過據我所知每個鎮的待遇都不一樣,很多經濟發達的鄉鎮“村官”年終能發很多錢,有的鄉鎮(街道)還有幾百元的夥食補貼,有的離縣城很近的鎮每天上下班還有專車接送。

能談一談你為什麽會當上“村官”?

其實主要是家裏的壓力。當時並不想報考,覺得“村官”和自己所學的東西一點關系也沒有,自己一點也不想做行政類的工作,但父母覺得這個工作穩定,公務員的待遇不錯,不像公司裏面天天加班。所以也就是考試前一天看了一下書,最後還是考過了。當時也找其他工作,不過到了鄰近畢業的時候還是沒有找到工作,由於家裏的壓力和害怕失業最後就去縣組織部報到了。

你們學校考“村官”的多嗎?

我們學校考的人很少。因為我們學校是211工程的,如果是黨員或者班幹部可以考選調生,不過考的人也很少。  我是理工科,在我專業近60個人中除了我就只有1個人考了選調生。

其實大多數人並不清楚相關信息。我也問過我們專業很多人想不想考這個,但他們覺得自己不適合在行政部門工作,更願意從事技術類工作。

你們鎮上“村官”的學歷怎麽樣?

我們鎮上本科和大專的都有,本科生中還有三個來自211、985工程的學校。我這一屆全縣還有幾個研究生。據說今年這個縣還來了一個博士當“村官”的。

其實鎮上大部分“村官”都是在外面工作(大多數在重慶市工作)了一年以後才來考“村官”的。他們覺得“村官”的工資待遇都還可以,雖然工資沒有外面高,但是不用交房租,吃飯的錢也省了,因此實際上能夠讓自己支配的錢並不比在外面工作少。另外鎮上的消費水平也比在主城低很多,平時自己想花錢都沒有地方花,能夠存上錢。另一方面覺得在外面打工沒有什麽前途,作為普通打工者沒有多少晉升的機會,而且工作也不穩定。而“村官”至少兩年後是公務員,之後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往上升,就算永遠只是辦事員(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也是一個十分穩定的工作。

你們鎮上一共有多少“村官”?

到現在一共來了4屆,前兩屆的“村官”已經轉成公務員了。“村官”和“前村官”加在一起一共有十多個人。

你們鎮上“村官”的家庭情況?

據我了解其中有一個有親屬在縣裏當公務員的,有一個父親是本鎮一個村主任,有兩個家裏應該很有錢因為他們在縣裏都有一百多平米的房子而且在前幾個月都買了小車,還有個來自農村的家裏很窮還欠很多錢。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鎮上)“村官”中大概接近一半是外地的,其中還有一個是外省的。本縣的人中有四個家裏就是本鎮的人,有兩個平時都住在鎮上自己(父母)家裏。

據你了解“村官”中來自公務員家庭的多嗎,對他們當“村官”和今後的發展有什麽影響?

應該占了相當一部分。其實如果你家裏有人是公務員,你得到信息就比別人多很多。比如,“村官”考試很多其他大學生連知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清楚“村官”的待遇,“村官”未來的發展等等。而據我了解到有的公務員家庭的子女一年前就開始準備(考試)了。而且家裏有人是公務員,自然也可以通過各種關系找人說情,而且考上後也可以(被)分到好的鄉鎮(街道)工作。

據我所知分到街道辦事處和鄰近縣城的鄉鎮的“村官”中很多都是在縣裏甚至市裏有背景的,而離縣城遠的鄉鎮(政府裏)家裏有人當官的“村官”相對就會少很多。因為“村官”到哪個鎮都是直接由(縣)組織部決定的,如果家裏有人在縣裏當官,或者認識組織部的人,當然就可以分到好的地方。

不光是“村官”,很多其他考試,比如事業單位招人也都這樣。我們縣今年就有一個文件說要在“村官”和選調生中招聘幾名鄉鎮領導,我們鎮上一些老的公務員說我們去了就是去當炮灰的,人早就定好了。

此外有很多招人的文件本身都是“量身定做”的。今年曾近有過一個遴選已經轉成公務員的前“村官”到縣裏部門工作的考試,其中很多要求很奇怪。比如檔案局的招人的要求是要有一年檔案處理的工作經驗,“村官”根本就不可能有這樣的經驗,除非他之前曾被借調到檔案局工作過。

你們“村官”都做些什麽工作?

我們鎮上“村官”會被分到不同的辦公室,比如信訪辦(又叫維穩辦)、計生辦、黨政辦等等,他們主要負責做具體的工作。此外一旦上面有大的任務下來,比如人口普查,農房頒證(編者註:給農民的房子頒發房產證,之前農民沒有宅基地上的房子的房產證),大部分“村官”都要把時間同時花在這些事情上,也有可能自己辦公室的事情暫時不做了,專門搞這些所謂的中心任務。

能談一談“村官”被截留的情況嗎?

我們鎮的“村官”都不住在村上,其他鎮也一樣。“村官”一般上都截留在鎮鄉(街道)。實際上全國的情況應該都差不多,我有個朋友在四川做“村官”,那裏“村官”同樣被截留在鎮上。

鎮裏除了前“村官”、選調生外,其他公務員年紀都比較大。其中三十多歲都很少,大多數是四五十歲的。

他們對電腦不熟悉,而現在辦公基本都要有電子檔。另一方面有了“村官”後,原來的公務員也有了依靠,大部分具體的事情都讓“村官”做了。鎮裏領導說如果真的把“村官”都弄到村上,政府就沒法運行了。

今年的幾項大的任務基本都是“村官”具體在做,比如人口普查,土地頒證等等。他們說沒有這麽多“村官”根本完成不了,而且有人說就是因為有了這麽多“村官”才會有這麽多任務。其實以前政府處理這些任務的時候人手不夠的時候會把任務包給外面的人比如打印店或者學校的老師等等,現在有了“村官”就不用花錢把任務包出去了。不過也聽說有的鎮上的“村官”做事情比較拖,最後任務完成不了,那個鎮也只好把任務包出去。

今年下過一個文件要求鄉鎮(街道)和縣級部門嚴禁截留“村官”, 被截留的大學生將不能轉正。鎮裏的領導最開始還想讓我們去村上住幾天再回來,但後來就不了了之了。我聽說有個鄉鎮讓“村官”下村住了一個月再回到鎮上去的。今年查的嚴的時候,一些村幹部、“村官”還受到過相關短信,上面還有投訴電話。甚至個別村幹部還讓“村官”打投訴電話(他們希望“村官”能下去幫忙做事)。但“村官”都不敢打。

其實縣裏、甚至市裏都知道這一情況。有一些“村官”就被長期借調到縣委縣府工作。另外我聽說重慶組織部的一個負責人有一次在黨校對一些“村官”講課的時候就說他知道“村官”平時都住在鎮上,說他自己也是做父母的,不會故意為難大家。

你們“村官”是想呆在鎮上還是村上呢?

“村官”基本上都想呆在鎮上,因為鎮上吃飯方便,住宿條件一般也比村上好,上網也方便,鎮上“村官”平時可以一起玩不會很孤獨,住在政府宿舍裏也相對安全。

不過我們鎮上也有一兩個“村官”說住到村上也沒什麽不好的,他們主要覺得呆在鎮上“村官”做很多鎮上的工作而對自己村上的情況很不熟悉,很多自己村的村民都不認識他們,怕對自己今後的考核不利。不過“村官”的最後的考核也需要鎮裏面領導的評價,所以“村官”都不敢得罪領導,對“村官”被截留也不敢說什麽。

“村官”會做些什麽村上的事情呢?

主要涉及村上和鎮裏工作交接,比如把村裏交上來的一些報表輸入電腦,有些大的任務比如人口普查也做本村那一部分工作。有時候也給村上打打文件。

也有一些經常下村的“村官”會參加村上的會議,也會有群眾向“村官”反應困難的。其中一個村的主任就說(比起村支兩委)村民反而相信“村官”一些,有些事情直接給“村官”說。不過就算下村也會當天回到鎮上而不會住在村上。

而下村下的少的“村官”可能只會在鎮裏要求“村官”下村的時候(比如參與如換屆選舉)或者在發生一些特殊情況如村裏遠程教育的電腦壞了的時候才會下村。

有些需要下村的大的任務比如農房頒證、土地復墾等等鎮上也會要求讓“村官”下村做,但是“村官”不一定會做本村的任務,往往是一部分“村官”繼續留在鎮上做鎮裏的日常工作,而一部分“村官”作為主力下村。不過每個鎮的情況不一樣,有的鎮比如在做農房頒證的時候會把所有“村官”派到村裏去完成房屋草圖的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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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0:34:13 |显示全部楼层
這些任務比如農房頒證、土地復墾能具體解釋一下是什麽嗎?

農房確權頒證就是給農民的宅基地(編者註:分給農民的那一塊集體建設用地,農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上的房子頒發房產證,因為之前農民只有一個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證。

土地頒證就是給農民的耕地發一個土地使用權證。開會的時候領導說有了房產證、土地證後,農民就可以把房屋和耕地抵押給銀行了。

土地復墾就是把農民不用的宅基地復墾成耕地,這樣就能增加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另外在我來的這一年鎮裏還進行了農村養老保險,家電下鄉等工作。

你們鎮上“村官”都有什麽業余活動嗎?

很多人去附近的學校打球。去年有段時間很多“村官”躲在一個辦公室裏打(紙)牌,後來被書記發現了,就沒人打(紙)牌了。不過其實很多領導自己晚上還打麻將,而且一般會賭錢。鎮上就是這樣,沒什麽玩的地方。

“村官”裏黨員多嗎,平時沒有什麽黨支部會議什麽的嗎?

我們這一屆黨員很少,不過前幾個月有個入黨積極分子培訓,所有沒入黨的“村官”都主動參加了,而且其中有的入黨申請書都交了很久了。

鎮政府裏有個鎮機關支部,在我來以後到現在從來沒有開過會。而且有些“村官”黨員的黨組織關系並沒有從學校轉到這個支部,而是轉到所在村的支部,因為村上的支部交的黨費要比在機關支部少很多(不過其實就算在機關支部黨費也很少,好像一年就才幾十元)。

農村裏面黨員多嗎?

一個村就幾十個黨員,而且大多數都是超過60歲以上的老人。據我了解到的情況,一個村青年黨員也就幾個到十幾個(而且其中還包括了村委會的成員)。

我覺得除了村委會的人,其他的農村青年入黨都不積極。因為我碰到過有幾個村有的“村官”和村幹部還幫村裏的預備黨員寫入黨誌願書,其實應該他們自己寫。

去年村上黨支部換屆選舉的時候,村上給那些來參會的黨員(每人)發了100塊錢,村幹部說要不是聽說要發錢很多人都不會來。

鎮政府是誰做決定的?

黨委成員有十幾個人,其中包括書記、鎮長、人大主席、(全部)五六個副鎮長、紀委書記、組織委員、政協委員、宣傳委員、武裝部長。書記統籌黨政事務,其他黨委成員分管不同的事情比如招商引資、政法、民政等等。書記、鎮長、人大主席是(鄉鎮一級)主要領導,被稱為“三個代表”(編者註:江澤民提出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黨委成員會經常開黨委會。討論事情。但我不知道具體他們是怎麽開的。平時“三個代表”遇到事情會進行討論。不過不管怎麽樣最後還是書記說了算,鎮長有一次開會就說他從來都認為自己是副職,配合書記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

上面下來的所有文件(不管是縣委、縣府還是縣裏各個部門的)都要書記先看過了,然後書記再決定傳給那些人(根據文件的內容,一般會先傳給鎮長或人大主任看)。一些重要的文件(裏面有一些任務)三個代表和相關分管領導會進行討論。

因此黨委和政府其實根本不分的,書記就曾經說過一句話叫“黨委政府一家人”。

你們那裏上訪的多嗎?

幾乎每天都能看到來鎮信訪辦來上訪的人。其中大多數是老人。

這一年多來也遇到過失地農民和退伍軍人等到縣裏和重慶市上訪的。到這種時候鎮上的領導就會特別緊張,派任何能派的公務員和村社幹部到縣裏面去“接人”(其他工作都變成次要的了,就是說“穩定壓倒一切”),有時候也叫上一些“村官”去。如果有人到重慶市上訪了,縣裏也還會派人去“接人” 。

平時一個鎮黨委成員會“分管”幾個被穩控人員,而每個被穩控人員被幾個鎮幹部、村社幹部,派出所警察(穩控責任人)同時穩控。書記說穩控不僅是信訪辦的事情, 每個幹部都同時身兼穩控工作。

一到大的節假日比如五一、七一等等,去縣裏甚至市裏上訪的就會比平時多很多,甚至會有人到北京去上訪。而如果縣裏得到了有人“串聯”到重慶市或者進京上訪的消息(情報),鎮上就會讓穩控責任人聯系被穩控的人員,看那個人是不是還在村上。也會派鎮上的公務員,村社幹部到各個車站去盯有沒有(疑似)上訪的人乘車,如果經過勸阻(疑似)上訪人員還是乘車離開了,也必須向上報告,因為如果上訪人員到了重慶市(或者北京)上訪了而鎮上都不知道的話,鎮領導和相關的穩控責任人就會承擔更大的責任。有一次因為聽說有人進京上訪,鎮政府全體人員還在周末加了兩天班,專門處理這件事情。

能談一談你當“村官”一年多來的感受嗎?

剛到鎮上的時候感覺條件太差了,環境很艱苦。當時是重慶的夏天,平均溫度40多(攝氏)度,寢室裏也沒有空調,只有到辦公室去睡。

感覺在政府裏很壓抑,年輕人在政府裏面就是被“欺負的”。在政府裏不管對錯都要聽領導的安排,沒有什麽話語權,還怕不小心得罪領導。

比如土地頒證,去年快到年底的時候上面說到元旦節之前要把所有土地證辦好,交到農民手裏。結果鎮裏領導就讓“村官”加班加點(晚上要加到九十點鐘,有兩周周末也不休息)來趕進度,後來還從外面請了幾個人。結果最後還是沒完成,而且到現在都還沒完成。這種情況經常遇到,或者上面催任務了,或者領導突然想到了什麽事情,就要下面馬上做,不管可不可行,也不管做了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意義。

現在發現政府裏很多工作都是虛假的。比如這次人口普查,說是要每家每戶上門調查,結果就是坐在辦公室裏抄派出所給的公安戶口數據,而公安數據上面沒有的情況就瞎編(比如某人外出打工去了什麽地方,職業是什麽,在哪家公司)。其他地方也應該差不多,因為根本不可能有那麽多人去上門調查,我們光抄數據就抄了幾周。後來人口普查數據報上去,縣裏又說外來人口少了(沒有在百分之多少到多少的之間)、出去的人多了,所以沒有達標要改。其實重慶很多區縣本來就是勞動力輸出很多的地區,所以出去的人多很正常,反而縣上的要求達到的指標反而不符合現實。當時很多“村官”就說“這樣調查出來的數據好假呀”。

我鎮上一個主任也說他當辦事員的時候,最開始往上面報的數據都是真的去調查了的,結果每次都不達標。然後就認識到問題出在那裏了,後來報上的數據就靠編,結果每次都能通過。

政府裏很多工作就是搞搞形式。比如有一個黨員信息管理系統,上面要求各個村(社區)裏每個黨員每個月都要登錄一次。一方面村裏沒有幾家人有電腦,另一方面多數黨員都是老人,根本不會用。只好讓我們“村官”每個月照著一張表上的用戶名和密碼“幫”每個黨員登錄一次。

另外一被領導叫到外面(飯店)吃飯就覺得很不自在,因為一到外面吃飯就要喝酒,領導給你敬酒你不可能不喝呀,很多時候只能裝作醉了躲到房間外面找地方坐著。下村的時候,村幹部每次吃飯都會喝很多酒,只能是一次故意喝醉了,下次他們就不會太勸酒了。

經常被叫出去吃嗎?能介紹一下包括這種公開吃喝在內的三公消費的情況嗎?

我一般很少會被叫出去。這主要看“村官”在那個辦公室、做什麽。有的“村官”可能一兩周就會被叫出去到外面吃一次,另外而有幾個特別能喝酒的“村官”有時候被叫出去陪酒。

到酒店吃飯的原因很多,很多時候是為了招待縣裏下來的人,有時候是慶祝某件事情,有時候是馬上要做某件事情所以出去吃,有的時候是事情做完了慶祝所以出去吃。另外鎮裏(一兩周)開一次比較大的會後,中午鎮裏機關幹部、村幹部和其他參會人員也會一起吃飯。有一次縣委書記來了而且住了一晚上,雖然是在食堂吃得,但吃的和平時完全不一樣,甚至連第二天早餐都非常豐盛。

這些費用都是用的鎮裏的財政。鎮長,書記,人大主席以及其他黨委成員都有簽字權,在一些定點的酒店吃完飯,簽字就行了。我碰到過一次一個愛喝酒的副鎮長中午在外面喝了很多酒,晚飯在村上吃飯的時候又喝醉了,晚上又拉人出去到外面喝酒。很多“村官”抱怨說他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喝酒。

另外我們每次下村中午也會吃得很好。有時候是在一家酒店,有時候在社長或者其他村民家裏吃。就算在社長家裏吃也會上很多菜,有時候一張桌子都堆不下。村幹部一般都很會喝酒,白酒啤酒都會喝很多。這些都是用的村上(村委會)的錢。

因此很多“村官”私下就抱怨說鎮裏錢和村上的錢很多都是被吃掉的。每次到外面吃飯,一桌就幾百元(主要是喝酒花的錢,其他食物一般也就一百左右。)

鎮裏面只有一輛(鎮安監辦的)安監車和一輛轎車。幾輛私家車也被安排周末接送鎮政府的人帶到縣裏,星期一再帶回來,這些私家車(的車主)會有燃油補貼。

據說前年單位集體出去旅遊過一次,不過後來由於財政狀況不好,就沒有類似活動了。不過今年領導出去廣東招商引資過。還和去廣東經商的老板開了同鄉會。

此外去年國慶發過錢,去年年底還多發了一千多元,據說是從計生罰款裏面來的。今年發過一張價值幾百元的購物劵,一盒包裝豪華的月餅。不過很多人都抱怨說比原來發的少,和其他鄉鎮比也發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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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0:35:27 |显示全部楼层
鎮裏領導有錢嗎?

很多領導在重慶都買了房子,有個領導的老婆還是一個民營企業的老板。

你感覺在這一年來你周圍的“村官”思想和行為上都有什麽變化?

感覺這一年多來,很多“村官”都變了很多。

很多“村官”剛來的都不是很適應,有的覺得生活條件差;有的因為剛來的時候沒有什麽事情做,在辦公室裏幹坐著很煩;有的不知道怎麽和領導和同事打交道;有的不會喝酒等等

有的“村官”剛來的時候也不喜歡說話,但現在就很會說話了。

有一個“村官”今年開始下班後就基本呆在辦公室裏打網絡遊戲,也不和別人交往,不知道他怎麽回事了。

也有兩三個“村官”挺反感當前的政策的。 比較反感當前的教育製度,覺得是愚民教育;覺得房價太高;物價太貴。希望有一次大的變革,改變當前的製度。說“官方誇耀中國用4%的土地養活了1/5的人口…….只是能滿足人民能吃飽飯。這樣的水平也能拿出來說。”

有個“村官”說:“我們這一代和我們父母那一代不一樣。父母年輕的時候還吃不飽飯,所以覺得吃飽飯就很滿足了……我們這些經歷過高考的人,不會像上一代那樣看待高考。現在那些高考沒考好,甚至沒讀大學的人賺得錢比我們還多些。”

有些“村官”比去年懶了很多,只是每天按部就班做自己的事情,上班的時候沒事就上上網,聊聊QQ。他們說:“在領導心目中沒什麽地位,幹的再多也沒有用……每一次領導都說任務完成後,會考慮給大家錢,結果都沒給……上次搞土地復墾說最後要給每個搞了土地復墾的人分幾百元,結果到現在都沒看到錢。”

另外鎮上已經轉成公務員的“村官”也比以前“底氣足了”很多,有時候一些不是分管他們的領導都叫不動他們的。

你今後有什麽打算?

我覺得現在很迷茫。還是想到外面去工作,但覺得到外面去從事技術性的工作沒有什麽基礎,專業也不好,(如果沒有工作經驗)很多公司更願意招應屆生。而且一旦出去了,就不能再回來當“村官”了。現在至少還可以獨立生活,不想再靠父母了。

其他“村官”呢?

外地來的有些想轉正後考回自己家所在的區縣,有的想轉正後考到縣裏去。

“村官”最後是怎麽考核的呢,“村官”轉正後的去向?

“村官”幾乎都能通過考核成為公務員,不同的只是考核的成績。根據以前的經驗,有一部分考核成績比較好的會留在本鄉鎮(街道辦)當公務員。而比較差的就會調到更偏遠的鄉鎮。

如果想到縣裏工作,就得參加考試了。去年就有一個考到縣裏面了。當然如果你有關系,即使分到更遠的鄉鎮,也可以被借調到縣裏某個部門工作。

其他省市據說有的可以續約,有的有面向“村官”的公務員考試,有的地方“村官”當選上了村支書、村主任等等。

中國:新年伊始,全國各地罷工連連

去年12月30日成都市青白江區的成都川化集團工人罷工示威要求提高工資和脫離母公司。該廠工人已經連續四年沒有加薪,很多工作了幾十年的工人每月還只有一千元的基本工資。工人稱控股母公司瀘天化工將川化有競爭力的資產轉移和出售導致川化連年虧損。董事長陳曉軍稱母公司不會向川化加大投資,並有可能裁員,激起工人更大的不滿。由於春節鄰近,工人擔心廠方無法支付工人工資,數千工人集體罷工。工人遊行到公司賓館,堵住川化控股總經理楊誠及黨委書記劉勇,要求控股公司正面回應。工人拉出橫幅,上面寫著“要工作 要吃飯 要為社會作貢獻”。工人當晚遊行到成綿高速(成都到綿陽)進行堵路,當局派出數百名防暴警察在收費站進行堵截,雙方對峙數小時,並發生了零星沖突,多人受傷。當晚國資委介入,要求川化派人到場進行處理。最後廠方答應每月加薪400元,發年終獎3000元。川化工人的罷工取得階段性成功。

受到川化罷工示威的鼓舞,成都市青白江區攀鋼集團成都鋼釩公司上萬名工人於1月4日上午發動罷工,要求漲工資。當天大約5千人效仿川化工人出廠遊行到成棉高速路口示威,而同樣遭到被上千警察的阻擋。當局派官員和工廠工會主席到現場和工人談判,但沒有達成協議。雙方對峙數小時後,警察強行驅散人群,並使用噴霧。據稱至少3名示威者被打傷,5名示威者被捕。工人被警察驅散後,退回到工廠。工人自發籌集鬥爭經費,並購買食品和帳篷,準備占領工廠,繼續罷工。

攀鋼集團是西部最大的鋼鐵生產基地,現為鞍鋼集團的全資子公司。罷工的工廠現有職工一萬四千人。工人平均工資才1200左右,工齡長達20年的也才1400。而且工資已經凍結數年未漲。管理層與工人收入差別巨大,按照工人說法是,“喝茶不幹一月上萬,累死累活不到一千。”

星期四(1月5日),工人籌集上萬元用來購買食品和帳篷,並堵住所有工廠大門,前往工廠的道路同樣被封鎖。廠內的鐵路被工人攔堵,導致生產癱瘓,幾座高爐被關停。工人冒雨在工廠內遊行,並在工廠大門拉其橫幅:“強烈要求放人”。據稱成都城北所有警力已經調到工廠所在的青白江區。而且攀成鋼公司還發布了《攀成鋼“1.4聚集事件”答復意見》要求工人復工。

第三天(1月6日),工人繼續占領工廠。中午廠方和工人代表進行談判。據傳廠方同意給工人加薪300元,但工人要求加薪500元。下午5點半,政府方面突然出動3000名防暴警察開始進行清場,並發射催淚彈,造成至少十多名工人受傷,至少數人被捕。

除此之外,全國各地罷工事件不斷。福建省福州冠海造船廠拖欠工人工資三個月,而工人多次討薪無果後,1月2日上午數百憤怒工人在船廠外封堵道路,引起交通堵塞長達數小時。地方政府出動武警驅散工人發生沖突。

而之後1月3日,廣東臺山市白沙鎮主要生產保健按摩器的港資添美電器製品廠拖欠工人三個月的工資,導致全廠約500工人趁工廠年前趕訂單時候罷工,並阻攔集裝箱卡車出貨。

1月4日,江蘇無錫小天鵝公司廠方無故降低工人工資和不發年終獎,因此引發約100到1000名工人罷工抗議。下午廠長和工人代表談判,但尚未達成協議。

1月4日下午,廣西梧州港資企業中擴永威旗下梧州永威玩具廠因為工人節假日加班沒有加班費而全廠工人罷工。據稱大批警察到場阻止工人上街。經過勞動局協調,罷工六小時後結束。

2012年1月5日大連大雪啤酒廠上千工人由於不滿工資過低和加班時間長但加班費低等原因發起罷工,工廠3個大門均被工人堵住,阻止運送啤酒的車輛進出。2011年3月大雪啤酒廠被國際啤酒業巨頭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收購,工人無法和管理層一樣享受相應福利和待遇標準,引發工人不滿。

隨著經濟危機深化,加上鄰近年關,各地工人迫切希望增加工資而維持生活,但現實卻是收入減少乃至數月欠薪,而且未來的經濟形勢更不容樂觀。無論是所謂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殘酷盤剝底層工人轉嫁負擔,以滿足資本家和管理層的利益。面對這種困苦的局面,更多的工人們將不得不起而反抗,爭取自己的權利與利益。

中國勞工論壇呼籲聲援罷工工人,立即釋放被捕工人,停止警察鎮壓。同時呼籲各廠工人進行地區性聯合抗爭,共同爭取權利,建立獨立民主工會。在經濟危機下,亟需工人自我團結和建立自我組織。

中國:經濟趨冷、工人日苦、年關將近、工潮不斷

根據網絡消息,1月16日廣西南寧日資豐達(Foster)電機有限公司的八千工人集體罷工,抗議廠方以效益不好為由,今年只給管理層發年終獎,而一線工人不發年終獎。同時,對廠方安排的春節假期安排也頗有怨言,放假從21日(年二十八)到28日(年初六),眾多住在外省和偏遠縣村的工人根本無法回家過年,年節將在回家的路途上度過,而到家不到半日又要返程。在向管理層申訴無用的情況下,工人們在1月16日全天發動罷工。當地政府派遣約800多名警察和保安到廠區監管,封閉大門,嚴防工人上街遊行。目前罷工仍在持續中。

1月14日(星期六)位於深圳市三洋(SANYO)機電(蛇口)有限公司位於寶安區沙井鎮沙井分廠約四千員工發動罷工,抗議松下(Matsushita)集團秘密並購三洋機電,卻不通知員工,也拒絕給予任何補償。

為此,星期六上午10點半後工人們發動罷工要求與廠方談判補償;並一度堵住進出沙井鎮的主要道路,引起交通癱瘓數小時。當地政府出動武警和寶安區地方民兵(預備役軍人)到場維持,並與工人發生沖突。據悉多名工人被打傷,4人遭到警方暫時拘留。(據廠方事後表示,被捕的員工和已經在周日釋放)下午二時半後,廠方管理層允諾與工人進行談判,罷工才告結束。據工人反映,工人從未得知松下集團與三洋並購的消息,是在最近廠方要換工人工卡和廠區標誌才得知購並事宜。比照工業周邊其他企業,在企業並購時,員工都根據工齡得到補償,而他們沒有任何補償,所以深感不滿。

2010年松下集團完成對三洋電機公司的並購成為日本最大的電器商,但三洋集團下屬部分產品繼續保持其自有品牌。目前松下集團在中國有約70家工廠,三洋有約30家工廠。三洋機電(蛇口)公司成立於1983年,是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家外商獨資企業。根據不完全統計,本次罷工已經是深圳2012新年以來第9起千人以上的大規模罷工。此次罷工的新聞在人民網和騰訊網等國內官方網站也得以報道。

1月10日,深圳羅湖區上千環衛工人發動罷工要求捍衛就業權,反對短期雇傭合同。當地政府出動300多警察到現場維持,並在與工人沖突中扣押數名工人。工人所屬公司為羅湖環衛公司,但2011年12月,羅湖環衛服務公司總經理深圳市清潔衛生協會原會長何建強和其他等人共同貪汙50多萬元人民幣被判刑。而今年3、4月份地方政府將就地方環衛工程重新發包競標,所以羅湖環衛公司的工人在去年年底合同到期後,只獲得了3個月的短期合同;而且工人們擔心由於管理層貪汙入獄,公司很可能解散,無人管理,所以發動罷工要捍衛就業權。

1月11日,位於東莞橫瀝鎮的港資上市公司創英玩具集團的工廠倒閉,老板欠薪潛逃。該廠上千員工被迫舉著橫幅集體遊行前往當地鎮政府申訴。工人們打出的橫幅有“無良老板 還我血汗錢,求求政府”和“年關已到 我要回家”等。當地政府軟硬兼施,先派出警察“維持秩序”,同時允諾先墊付工人被欠的2到3個月的工資。創英集團1986年成立,後成為香港上市公司,以生產金屬汽車模型玩具為主,極盛時期有員工超過萬人,目前員工約上千人。

自1月13日(星期五)起,位於江西景德鎮的昌河汽車集團發表示生二千工人持續3天的大罷工。工人抗議並購昌河汽車的長安公司將汽車整車生產資質轉給其他資本家,而這將導致昌河汽車的工廠停工與工人失業。因此,工人發動罷工並與昌河汽車的管理層發生沖突。隨後地方政府派遣5、600名警察到現場護衛公司管理層離開,並與工人發生沖突,數名工人被警方扣留。不過地方政府官員也到場安撫工人。有工人表示,如果無法得到滿意答復,他們將在春節前前往北京上訪,以捍衛自己的權利。

剛進入2012年, 全國連續爆發多起大規模群體事件,風起雲湧,引起海內外廣泛關註。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工人處境日漸艱苦。中國2011年的群體事件已超30萬起,而在危機條件下工人的抗爭變得更有組織與堅定。這足以說明,工人階級亟需建立一個真正代表底層民眾權益 的群眾性工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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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0:36:50 |显示全部楼层

中國:廣西發生可能是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汙染排放事件

災難再次降臨。數百萬城市居民的供水面臨另一場發生在廣東省龍江汙染事件的威脅。1月15日當時數家工廠向江中排放鎘和其他工業廢水時,災難發生了。鎘是一種致癌物質,能嚴重危害腎、骨骼和呼吸系統。由於官僚主義的拙劣和可能試圖隱瞞真相,盡管嘗試進行清汙,100公裏長的有毒汙染帶沒有得到有效控製。

救災工人向水中傾倒化學藥劑以清理有害金屬,然而根據環保部派到該地區的專家組組長許振成說,這只成功中和了大概7噸的鎘。在災難被報道超過兩周後,河中仍然還有13噸的重金屬未被稀釋。(在寫此文之時)鎘在受影響地區的含量超過官方標準的25倍。

汙染帶正流向柳州市,350萬人的家。盡管政府保證自來水現在是安全的,該市還是出現了購買純凈水的恐慌潮,超市報道飲用水的銷量達到了通常水平的10倍。為了減少當地人包括漁民的日益增長的憤怒情緒,政府關閉了一些沿河的汙染工廠並逮捕了7名公司經理。但這對解決這場危機遠遠不夠。

一些專家說這可能是中國數十年以來最嚴重的一起河流汙染事件。北京的一位環境專家馬軍,稱這次汙染事件是嚴重的,因為鎘無法自然溶解導致汙染將持續相當長的時期。憤怒在當地居民中日益增長,他們懷疑政府對水供應是安全的保證。正如在之前的有毒汙水排放事件中,政府被指責不嚴格進行環境檢查和忽視安全。關於為什麽廣西當局還沒有確定汙染的確切來源這樣的問題被提出。

“讓這樣大規模的排汙發生是地方當局的重大失敗了,且不提令人尷尬的是兩周後他們都沒有能夠確定汙染源。”一位來自長沙的金屬汙染專家戴塔根教授表示。

不斷加劇的環境災難

龍江災難是對許多在中國的公司不計後果的方式的最近的預警。資本家和其政府代理人的共謀,利潤最大化而無視環境法律造成了災難性後果。據估計中國13億人中有9億8000萬人的日常飲用水被部分汙染。超過6億人的飲用水受到人畜排泄物的汙染,2000萬人飲用高放射性的井水。中國高水平的肝、胃和食道的癌癥發病率與水汙染有關聯。

根據一份最近的中央政府報告,被政府檢測的每10條河中超過4條被嚴重汙染以至於不適合人類接觸。而且官方數據的準確性被廣泛地懷疑。2010年2月中國環境保護總局(現在升成環保部)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水汙染水平是政府承認的水平的兩倍。這主要是由於農業廢水未被包括在政府數據裏(農田化肥是比工業廢水更大的水汙染源)。

普通人的擔心日益加劇,他們害怕食品是有毒的,空氣質量嚴重惡化,工業政策忽視環境或社會影響。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和麥克阿瑟基金會的一項研究顯示,75%的中國人稱環境問題比如氣候變化是一個對中國安全的重大威脅,比認為美國(50%)以及日本(45%)是安全威脅的人的比例都高。

去年發生了一些針對汙染工廠或建設項目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例如8月在大連發生的14000人遊行和12月在海門發生的持續3天的兩萬人的示威。中央政府由於擔心關於環境問題的抗議及其有可能轉變稱政治性的,包括提出民主的訴求,以至於當局不再公布與環境汙染相關的“群體性事件”的具體數據。然而中國媒體報告去年這樣的抗議增長了30%,而總共的抗議數量顯然達到數千。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呼籲通過選舉產生的工人貧農委員會對工業、土地和自然資源實施全面的民主管理。而這需要結束一黨專製,政黨和政治團體活動擁有完全的自由。工人需要建立獨立工會以爭取對工作場所健康和安全的控製,並確保投資方式是安全和環境可持續生產的。只有一場社會主義群眾運動重建為多數人的利益服務的經濟體系,在民主生產計劃之下替代成清潔能源才能終結今天日益嚴重的環境災難。

湖北:葛洲壩萬余退休工人抗議側記

自2012年2月20日起,位於湖北省宜昌市國有上市企業中國葛洲壩集團(以下簡稱為“葛洲壩集團”)的近二萬退休工人持續五天抗議,要求增加退休工資、保障醫療保險、降低水電煤公共事業價格和解決職工家庭子女就業等。2月25日,參與抗議活動的退休工人達成部分訴求,抗議活動基本結束。

中國葛洲壩集團是國務院國資委直屬的中央企業。1970年因建設長江重要水利樞紐設施葛洲壩而組建“長江葛洲壩工程管理局”(三三〇工程指揮部)。1990年代初,原計劃經濟體系的“管理局”改組為公司企業,參與多項中國國內和海外工程項目。1997年,該公司部分優良資產分離,組建股份公司“葛洲壩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上市。2007年,葛洲壩集團公司整體上市更名為“中國葛洲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葛洲壩集團營業收入約200億元,利潤9.17億元。參與包括三峽大壩等100余座大型水電站和核電、機場、路橋、堤防等工程2000多項建設項目。並在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等60個國家和地區參與建設項目。2009年葛洲壩集團被列入全球國際承包商百強企業。葛洲壩集團公司基地所在的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壩區就是因葛洲壩建設和該集團得名,該區居民現約15萬人,其中大多數為葛洲壩集團員工或者員工家屬。目前,葛洲壩集團公司現有職工37000余人,離退休職工35000余人。

五天來參與抗議活動的主要是該企業2006年前離退休的職工。在2007年企業整體上市前,為減輕負擔和營造健康的賬目,葛洲壩集團以病退、提前退休、內部退休和轉崗等多種手法將眾多老員工安排退休,大多數退休工人的退休金只有1500元左右,部分原屬於集體合同的工人(非國有企業編製)只有800元左右。這些老員工在早期計劃經濟條件下服從相關建設任務,長期夫妻兩地分居,拋家離子在條件惡劣的邊遠山區連續工作十多年甚至數十年。如今往往年老體弱多病、住房緊張、生活困難。很多一家三代人五六口人仍然居住在1970、1980年代修建的簡易平房和筒子樓(1950-1970年代,中國模仿蘇聯集體宿舍式修建的3-6層樓房,缺乏衛生和廚房等設施)。這些住房最初是政府分配給員工,只用繳納低廉的租金。而企業改製和住房私有化後,這些住房也必須由住戶貸款買下。由於眾多老員工早年收入微薄,根本無積蓄可以支持還貸,帶來嚴重的經濟負擔。面對物價上漲和醫療費用昂貴,很多老人微薄的退休工資不得不在買藥還是買菜間作出選擇。

與此同時,改組為上市企業的公司高層卻領取高額薪金,集團公司總經理的每年基本工資為40萬元,加上各種業績獎勵和獎金,每年收入約為60萬元-100萬元人民幣。企業內部存在嚴重克扣工人加班工資、貪汙腐化和任人唯親現象。2012年1月春節前葛洲壩集團內部員工在網絡上爆料,某基層工程建設單位給葛洲壩集團五公司管理層(包括總經理在內的20人)春節拜年紅包金額總計達20萬元左右。而這僅僅是一個基層工程建設單位,葛洲壩五集團下屬類似級別的建設單位有數十個之多。可以想見,公司高管通過這些賄賂一年春節獲取的非法額外收入就達數萬到數十萬元。並且,員工中多傳言原公司董事長楊繼學為個人政績和獎金,克扣員工應發收入;其本人又是“裸官”,除自己外全家都已移民美國。

基層員工和退休職工對企業市場化和公司管理層的不滿日積月累。此前數年,不少葛洲壩集團老員工和內退人員多次上訪與在網絡上披露相關信息,要求增加退休工資,但往往毫無音信。而近日轉任中國能源建設集團董事長楊繼學在一次湖南省人大會議上宣稱葛洲壩集團人均工資標準己經達到了三千多元。這更激發眾多收入和退休金菲薄的老員工們的不滿。因此,員工們紛紛開始串聯並籌劃上訪和抗議活動。

從2月20日上午起,萬余退休員工開始聚集在靠近葛洲壩集團宜昌總部的葛洲壩城區立交橋轉盤處(330轉盤),在短時間即造成堵車長達數公裏,以此向公司管理層施壓。示威的退休工人們打出橫幅:「強烈要求楊繼學向全工區人民交待清楚」。宜昌市政府出動了上百名交通警察前往抗議地點疏通道路,並派出武警和特警待命。當天抗議活動持續到下午5、6時,仍然有數千人在現場。葛洲壩集團派出副總經理陳邦峰帶隊的數名幹部前往現場疏散堵路工人。據當時現場目擊人士說,在雙方爭執中,數名憤怒的退休工人毆打了副總經理陳邦峰。

2月21日上午8時左右,又有約萬余名退休工人開始陸續堵路抗議。數百名徒手警察和保安曾試圖組織人墻阻止抗議人群進入交通主道。但數千退休工人集體行動,迅速沖垮警方的徒手人墻。此時,宜昌當地電視臺反復發布通告,聲稱“集體上街堵路”是非法行為將遭到“法律製裁”,要求抗議的工人迅速解散。之後,警方又在抗議人群和圍觀者中安插大量便衣維穩人員。並密切監視前往現場聲援的維權人士和報導新聞的網民。一旦發現有人在現場拍照和錄音,即上前抓捕乃至毆打。不過派遣來的便衣人員被抗議的退休工人發現,也會迅速被老人們圍住。雖然老人們並不動手,但會紛紛指責打人和搶奪照相機的政府便衣。

葛洲壩集團則派工作人員沿街散發《致退休老同誌的一封信》,聲稱集團公司重視退休人員養老金統籌外補貼問題,確保該項政策2012年內正式實施,並從7月份開始計算執行。同時,葛洲壩集團還威脅目前在集團工作的員工,要勸說家人和長輩不要上訪、堵路和抗議;否則現在職工將面臨下崗和除名的處罰。多數葛洲壩集團的普通員工和市民都支持退休老員工和父輩們為爭取自己權益而上街抗爭,即使因此上下班和辦事不得不繞路也多沒有怨言,還有年輕人在中午和下班時給參與抗議的家人和其他老人送飯。

2月22日與23日,抗議活動仍然如常進行,局面也愈加緊張。當局調動更多特警和武警在周邊待命,並再三警告要采取強製措施疏通交通。2月23日晚上,葛洲壩集團召集了60多名離退休職工代表進行談判,並且通過內部有線電視臺播放了相關新聞和葛洲壩集團現任董事長、黨委書記丁焰章的講話。離退休職工代表要求3月發放養老統籌外補貼,但葛洲壩集團方面仍堅持21日所作出的7月底前發放的承諾。雙方未能達成一致。不過,集團管理層為了暫時安撫員工決定每位離退休職工(含集體工)先預付1000元退休金統籌外補貼,另外,水、電、氣從一月份開始實行同城同價,標準與宜昌市持平,同時還公布了職工醫療保險和獨生子女貼補等新政策。

由於未能與集團管理層達成滿意的協議,2月24日仍然有數千退休工人堅持上街抗議,但政府方面和葛洲壩集團明確威脅,將不再容忍抗議行為;派全副武裝的警察和維穩人員現場恫嚇抗議的老人,並對積極組織和演講的人進行錄像和錄像,表示“如果再有人鬧事,將嚴懲不貸”。當晚,政府組織街道和小區的工作人員與戶籍警一起挨家挨戶警告不許居民參與街頭活動,並且以子女就業和讀書相威脅“不要禍及子女”。

因此,到2月25日,連續持續5天的抗議活動基本結束。很多退休職工已經開始忙於填寫領取補貼的申請表和提供所需照片。雖然,三萬多退休職工並沒有通過此次大規模的團結抗議完全達成自己的訴求,但是畢竟為自己贏得部分應有的權利。正如一對退休的雙職工老夫妻說的,幸虧鬧了,他們才把截留的退休金和補貼給我們,恐怕每人可以多拿一萬元一年。不鬧不行啊。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市場化的發展,中國舊的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保障體系蕩然無存;而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則仍未建立起來;當前的福利體系僅覆蓋少數體製內人員,而且即使體製內資源也集中在少數官僚身上。據說有數據顯示,中國公費醫療保險中80%的費用投入在不到20%的受保官僚群體身上,普通基層員工則覆蓋極低。而貧富分化、計劃生育和兩元戶籍製度導致社會人口結構日趨老齡化,廣大基層老年人缺乏基本的老有所養和病有所醫的保障。據人力資源部的數據顯示,中國各省養老金嚴重收不抵支,缺口達700億元,而且覆蓋的老年人比例極其有限,特別是農村養老保險體系覆蓋的農村戶口老人不足20%。

同時,當局又積極推動養老金基金市場化,將養老基金投入風險巨大的金融市場,可能重蹈歐美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當局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逃避需要承擔的社會服務功能,使眾多老人陷入老無所養和病無所醫的地步。

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任何私有化和市場化大規模國有企業的企圖,反對市場化養老金製度。支持葛洲壩數萬退休工人為爭取自己的權益而進行的鬥爭。而要真正實現捍衛工人和退休工人的權益,則必須依靠工人階級自己民主建立的組織——獨立工會,並將所有的大型企業和銀行實現全民所有,置於工人民主控製之下,組建工農民主政府,建立全國統一的普惠型養老金、免費醫療和教育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並最終建立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需求的民主社會主義製度。

中國高層政客們坐擁財富十倍於美國的同行們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全國人大)是中國名義上最高權力機關,昨天全國人大3000名代表在北京開始了其一年一度的會議。

《商業周刊》(2012年2月27日)發布的聳人聽聞的數字顯示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財產總和加起來達5658億元人民幣(約合850億美元)。這是美國政府三個權力核心——包含國會、整個美國內閣和九名最高法院法官——中所有660名高層官員的財產總和75億美元的11倍。

周刊報道:“人大中最富有的2%代表60人的平均財產為14.4億美元。而(美國)國會中最富有的2%的11位成員平均財產為3.23億美元。”

“兩會”,人大和它的孿生兄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會議在中國專製當局進行關鍵的權力交接的今年年初召開。今年秋天將召開的“十八大”(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將確定(現為國家副主席的)習進平為首的新的領導團隊正式繼任。有跡象顯示執政的“共產”黨內部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變得更加激烈。

隨著中國從斯大林官僚運營的計劃經濟體製轉向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執政黨成為了由既得利益者和商業宗族組成的控股集團。人大代表擁有驚人財富的一個原因是其中有越來越多的上層富有的實業資本家和私人企業家。正如官方的《中國日報》報道的,“中國最富有50人中,有三分之一或是全國人大代表,或是全國政協委員。”

訪問美國的資本家們

宗慶後是全國最大的飲料公司杭州娃哈哈集團的董事長和中國第二富有的億萬富翁,家庭財富達680億元,同樣也是一名全國人大代表。而另一名全國人大代表吳亞軍,是龍湖地產董事長。根據上海發布的胡潤富豪榜顯示,她的家庭財產達420億元。

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不僅使得大資本家可以接觸在北京的政府,而且同樣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正如《商業周刊》報告,“全國人大代表中排名第三富有的代表是汽車零部件巨頭魯冠球。2月國家副主席習進平對美國進行官方訪問的時候,他曾陪同前往美國,並參加了一個美國副總統約瑟夫•拜登和財政部長蒂莫西•F蓋特納出席的會議。”

正如下面新唐人的視頻中顯示,中國首富和三一重工集團的董事長梁穩根據估計擁有11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廣泛推測他將在即將召開的全國黨代會(十八大)上選入中共中央委員會。一些報道稱梁穩根甚至可能被授予了一個政府高層的職位以顯示當局一種親商的姿態。

“全國人大中頻頻出現的億萬富翁顯示了富豪和共產黨之間的親密關系,”澳大利亞墨爾本莫納什大學亞洲語言與研究專業的教授布魯斯•雅各布斯(Bruce Jacobs)說,“看起來,在建製內各級官員都和企業家勾結在一起,使自己變得富裕,這也導致了大量的示威。”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一貫主張的,反對一黨專製的鬥爭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應當攜手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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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0:37:51 |显示全部楼层
海南:鶯歌海鎮萬余民眾抗議修建火力發電站

2012年3月10日(星期六),海南省樂東縣鶯歌鎮萬余民眾集會抗議樂東縣地方政府與中國國家電力集團(以下簡稱“國電集團”)修建燃煤火力發電站。3月10日是國電集團海南島西部電廠(鶯歌海電廠)工程正式動工的日子,而當地民眾反對修建發電廠的抗爭活動已經持續3個月之久。

樂東縣鶯歌海鎮位於海南島西南部,地處鶯歌海角,西、南面環海,面臨北部灣,與越南隔海相望,當地有中國南方最大的海鹽場——鶯歌海鹽場,也是海南地區久負盛名的漁場和海水養殖場。當地風景秀麗,碧海藍天,擁有全中國最藍的海水和最美的日落,被稱為“中國的夏威夷”。鶯歌海鎮根據國務院《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發展綱要》定位為“低碳環保、生態旅遊的現代化新農村”,也名列海南省政府“省22個特色旅遊風情小鎮”名單中。全鎮面積為24平方公裏,轄3個自然村,總人口約一萬八千人,當地居民主要收入來源於海鹽開采、海水養殖和旅遊業。

2007年,國電集團與海南省政府即計劃在鶯歌海鎮當地建設海南島西部電廠。根據公開數據顯示,國電集團目前鶯歌海電廠計劃工程仍然是2008年最初審定計劃,電廠規劃裝機容量為 1400MW,一期工程2×350MW超臨界燃煤發電機組,二期工程2×350MW超臨界或1×600MW級超超臨界燃煤火力發電機組,計劃2012年上半年開工,2013年實現“雙投”計劃,2014年投產。而其中的一期工程使用的“超臨界燃煤發電”技術事實上已經是落後技術,在二氧化碳排放、脫硫脫硝等環保處理上都有嚴重缺陷。

但是,直到2011年11月得到國務院能源總局批復的4年時間內,當地政府從未召開過聽證會,也未向當地居民咨詢任何意見,更未向當地民眾披露發電廠可能導致的潛在環境問題。2011年12月開始,電廠建設的前期籌備人員開始勘察和測量,鶯歌海鎮居民才得知修建電廠一事。此後,樂東縣地方政府特意將火力發電廠的修建與“特色旅遊風情小鎮”建設聯系在一起向當地居民推薦。

今年1月份,當地政府方才發布《國電海南西南部電廠工程環境影響評價第一次信息公開》,征集公眾對火電廠項目的意見和建議。目前鶯歌海鎮已經有約近萬名居民簽名反對在該鎮建設火電廠項目。但政府方面與國電集團仍然堅持推行該工程,群眾中反對政府恣意妄為,保護本地環境與民生的情緒也越來越強烈。從年初以來,民眾準備大量資料和報告向各家海南和廣東的諸多媒體反映,並在國內各大網站論壇和海南當地網站宣傳相關情況。但政府官員仍然無動於衷,強行推動建設工程上馬。由於鶯歌鎮當地中學生多數在鄰鎮樂東縣黃流鎮黃流中學就讀。縣政府強令校方逼迫在校的學生簽署同意修建發電廠的聲明,並以不簽署,高三學生取消高考權利,高二學生取消會考權利相威脅。同時,當地鎮政府所屬公職人員和教師等也必須“自覺”簽署支持修建發電廠的同意聲明。

今年2月中旬,部分民眾已經先後組織兩次村民集會和抗議,要求地方政府和國電集團傾聽民意,停止電廠籌建工作。但政府方面拒絕對話,一味用強勢壓製民眾意見,聲稱誰也不許破壞國家既定項目,對參與抗議的民眾以拘留相威脅。

3月10日國電集團的鶯歌海電廠項目正式動工日,民眾則不甘示弱,聚集上萬人,以各村組為單位,帶著橫幅和標語前往鎮政府抗議。將鎮中心地帶圍得水泄不通。而當局調動大量武警和特警到場進行戒備。根據當地民眾的說法,僅在鄰近的黃流鎮地區就有五百多全副防暴裝備的特警待命。

3月10日的抗議活動基本在和平狀態下結束,但民眾表示會在今後發動進一步抗爭行動。但是,海南本地沒有媒體報導相關事件,而民眾發在網絡的消息和報告也往往迅即被網管刪除。

中國勞工論壇積極聲援鶯歌鎮民眾的抗爭行動,反對專製當局肆意妄為,與民為敵。我們認為,對於自然資源(土地、礦產)和工業建設的規劃,應該由工人、小區民眾和消費民眾等相關利益方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實施民主管理與運作,並由所有民眾可以隨時公開檢查;反對一黨專製的官僚體系和以利潤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為此,需要允許所有民眾實現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結社自由的基本權利,充分保證各種政黨和社會團體的行動自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管理和運作相關設施,當地小區民眾有權隨時進行監督,從而確保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諸如發電站、垃圾場、醫院等)符合安全和環境友善要求。在民主計劃經濟體製下,以可循環的清潔能源替代帶來嚴重環境災難的舊能源,從而確保可持續生產以滿足社會多數人的需求。


中國: 世行2030報告、杜建國抗議世行與反對私有化

2月28日,北京,“獨立學者”杜建國(註一)在世界銀行(註二:WORLD BANK – 簡稱“世行”)行長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記者招待會上舉行抗議,並在現場散發《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WB, Go Home with Your Poison!)公開信,並高喊“華爾街都是騙子,美國是要用私有化毒藥毀掉中國經濟,國企不能私有化”等口號,隨後被世界銀行的安保人員驅離會場。這場單人抗議事件引發中外媒體廣泛報道和網絡上的熱議。

杜建國所說的“世界銀行的毒藥”,也就是世行行長佐利克在記者會上高調發布的關於中國2030年經濟前景的報告。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這份報告不能稱為“世界銀行的報告”,而是由世界銀行、中國財政部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組織發布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註三:英文名: 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 以下簡稱為世行2030報告)。

根據相關報道,世行2030報告是由國務院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的數十位中外專家花費1年多時間精心編寫而成的,是為了解決“中國未來二十年發展面臨的挑戰和戰略選擇,重點就中國經濟如何實現持續穩定的增長、如何提高經濟增長的包容性和環境可持續性、如何與世界實現共贏,以及處在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應對面臨的共同挑戰、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議題而精心準備的。

2010年9月,世行行長佐利克向中國政府提出聯合開展研究報告的建議,得到中方領導人支持,這也是世界銀行與中國政府首次以聯合課題組的形式合作進行研究。僅佐利克本人為此報告就三次來華,在報告編撰過程中,更是組織了包括中方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玉臺、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和世界銀行四位副行長在內的高規格內部指導委員會。報告其實早於2011年9月就編製完成,但因為需要中國政府的各相關部委審核才能發表。報告得到了包括教育部和衛生部等部委的贊揚,但是卻遭到國有企業實際控製方的國資委的批評,因此進行了大量修改。而拖延至今年才得以發布。

就在杜建國抗議的世行記者招待會的前一天(2月27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中南海會見佐利克一行,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皆在旁就坐。同一天,圍繞該份報告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在北京共同舉辦了“實現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發展:中國的戰略選擇與國際經驗”高層研討會。按照財政部官方網站(註四)的說法,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出席了研討會開幕式並講話,開幕式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劉鶴主持。中央有關部門、部分地方政府、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有關國際組織的代表以及國內外著名學者約150人參加了研討會。

3月5日,政協委員前國資委主任李容融在就此報告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世行2030報告選擇在今年“兩會”之前推出,出臺時間較有針對性。但對於報告中的觀點,他並不贊同。

同時,政協發言人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在回答記者關於報告的提問時聲稱:對這份400多頁報告,我用Word的檢索功能做了檢索,我沒有查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

值得註意的是,雖然這份世行2030報告對於中國經濟和政策製定將具有重要影響,但迄今為止未有完整的中文版本發布,而且未在財政部的官方網站上發布。目前只能從世行網站上下載到英文的全文報告(英文報告全文達446頁)和中文PPT版本的概要介紹(僅4頁)與演示稿。

假如全文檢索該報告就會發現,並不同於趙啟正所說的“沒有查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該報告中共出現9次“私有化”(privatization)這一單詞。其中除討論拉脫維亞和阿根廷私有化案例的2處,及1處引用美洲開發銀行的報告(2003.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Evidence from Brazil.”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164. Washington, D.C.)外,其余6處(報告中的第132、146(3處)、168和204頁)皆是竭力贊揚中國1990年代到21世紀初所推行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使行業充滿競爭力度,避免進一步產業集中化。而如以“私有”(private)為關鍵詞搜索,整篇報告共出現230處,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與中國正在進行和已經發生的私有化密切相關。報告更是明確無誤地強調國有金融機構(SFIs)私有化是實現商業化運作的最好的方式,但同時又退而求其次地解釋“如果政府不願意放棄對國有銀行的所有權,則可以通過金融機構完全上市(金融化)來確保國有持股。”

報告中的第110頁更明確“建議”,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應從2010年的27%下降到2030年的10%。

而報告中提出的六大戰略方向“調整政府和民營部門的職能以強固市場經濟基礎、鼓勵各領域各部門的“開放型”創新、走向綠色、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機會和基本社會保障、建立與政府職能轉變相適應的強有力的財政體系、與世界各國建立互利共贏關系”,更是具體強調了民營部門(私有經濟)應該加強發展,為其提供“公平的”空間,包括進入社會保障體系和金融體系等。

所以,報告是以比較隱晦比較“理性”的方式仍然在呼籲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的私有化和市場化。

與該份報告相呼應的是,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將支持非公經濟發展列入今年改革的重點任務,要求“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 全面落實國務院2010年5月發布的“新36條”(《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若幹意見》),明確民營資本可以進入能源、軍工、電信、航空等傳統壟斷行業,並製定相關細則。

雖然媒體一直宣傳中國經濟近年來出現“國進民退”和國有企業壟斷暴利的消息,但根據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提供的數據,從1998-2010年間,中國國有企業的戶數占比從39%下降到4.5%;主營業務收入占比從52%下降到27%;利潤總額從36%降至27.8%;從業人數從60.5%下降到19.2%,貢獻的稅收從65.5%下降到37.2%。也就是說經過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10多年的發展,所謂的“國有經濟”成分已經從1990年代的半壁江山全面降到了次要地位。這甚至與中共當局現行憲法直接沖突。(憲法第六條“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

由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正在從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發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神話”已經全面破產。三年多來,在資本主義發源地與大本營的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億萬底層勞動人民怒不可遏全力反擊當局削減支出和“嫁債於民”的企圖,風起雲湧的占領運動和總罷工1960、1970年代以來僅見。為擺脫危機,諸多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在本國,甚至跨國聯合,采取凱恩斯主義/半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幹預政策來穩定經濟,如歐美政府救援本國金融機構和穩定歐元區中的虛弱債務國希臘等。

在這種局面下,無論世行還是中國國內奉行“繼續改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精英與官僚們無法無恥地宣稱繼續推行“賣光一切、全面市場”的政策,但仍然竭力推行“私有化盛宴”以分食中國億萬工農胼手胝足辛苦積累的勞動成果。而且,對於新“崛起”的國家資本主義當局而言,這一私有化進程不僅僅是資本家和官僚獲取經濟上的實利,更是通過發展私有製經濟基礎占據統治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能確保資本主義製度復辟的穩固和資產階級作為整體階級力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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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0:39:00 |显示全部楼层
社會主義者與反對私有化的路徑

繼2月28日杜建國抗議世行之後;3月7日,山西太原11名毛派支持者計劃在當地鐵路樞紐進行反對鐵路私有化的宣傳,並準備“堅決反對鐵路私有化”和“強烈抗議瓜分人民財產”的兩條橫幅和若幹宣傳資料。但當天抗議活動尚未開始,11人就已被警方悉數拘捕,經審訊和搜查後,參與者被迫向警方寫下書面保證後,才在半夜得以釋放。而網絡上關於“反對私有化”和“深化市場改革”更是成為了億萬民眾熱議的話題。

社會主義者堅定反對私有化,全力捍衛全民所有財產,聲援與支持勞動人民與左翼力量反對私有化的努力,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專製當局對民眾的反抗示威采取暴力鎮壓,捍衛民眾的基本權利。但很遺憾,我們需要強調,無論是杜建國的單人抗議還是11名毛派的集體抗議,都未能足夠強調勞動人民的群眾性抗爭,特別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鬥爭,對於反對私有化和捍衛勞動人民利益重要性。

同時,我們也註意到,現實中上不僅是少數經濟精英和資本家,而且相當數量的基層普通民眾中對於現有的國有企業有諸多不滿,其中不僅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小資中產,也包括廣大工人和農民。他們對於目前國企的壟斷暴利、內部世襲化和等級化,以及壟斷企業與普通民眾間收入分配差異表現極端不滿。

而且,與相當部分的其他左翼理解不同,社會主義者深刻地認識到,在已經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今日中國,仍然殘存的所謂“國有企業”絕不同於昔日的“國營企業”(畸形工人國家的全民所有製企業),更不可能將之錯誤地視為什麽殘留的“社會主義成分”。其在經濟基礎、內部利益分配和運作方式上,都是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企業。部分官僚與資本家為推行私有化而蓄意扭曲,熱衷於將之與舊的國營企業乃至社會主義企業混為一談。而同時,也正因為這些壟斷國企的國家資本主義屬性,所以在相當程度上導致民眾對現存國有企業的嚴重不滿。

首先,當前的中國一黨專製當局已經是地地道道的國家資本主義當局,而不再是什麽昔日的畸形官僚工人國家。那麽,在經濟屬性上,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實體擁有的企業,就不可能是什麽“具有社會主義成分的企業”,或者“全民所有的國營企業”,而只能國家資本主義的壟斷性國企。現實中,這些企業運作與導向也是強調利潤化和市場化,與其他普通私人企業無多大區別。

其次,這些企業並沒有盡到“分利於民”的責任,其通過壟斷地位和龐大全民資源所獲取的利潤,最終只是為少數中外資本家、官僚與上層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相當數量的企業整體或部分已經在國內外的股票市場上市,外部的資本早已參與到了所得的分配。根據相關統計顯示,從2005年度到2008年度,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大公司海外分紅總額超過了10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7000億元;而中國A股的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裏給全體股民的分紅總額,才2000億元人民幣。2007年中國全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支出僅275億元人民幣,僅相當於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紅的六分之一。而這四大公司的盈利完全是來自對企業內部員工剝削和對國內消費者壟斷高額收費服務所帶來的超額利潤,諸如業務外包化,業績利潤考核、石油資源漲價、銀行金融和通訊行業的高額收費。

再次,在企業的內部權益分配上,這些企業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普惠工人”和“保障就業”的作用,反而進一步通過壟斷和剝削而壓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經過19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的的大規模私有化和工人“下崗”,5000-7000萬原屬國營企業的工人失去昔日就業的“鐵飯碗”。而現存的國有企業的基層勞動者與高管間收入差距極為懸殊,且缺乏基本的終身就業保障。根據相關統計報道顯示,央企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為5.4萬元,而與此同時上市的央企高管收入平均為61萬元,兩者相距近12倍。譬如,2007年國有保險公司平安保險三名高管及董事的年薪酬(工資+獎金)超過4000萬元,其中董事長馬明哲收入達6616萬元,在一片民意反對的情況下,2010年馬明哲年收入大幅下降後仍然達到987萬元。這絕非是個別現象,招商銀行的高管馬蔚華年收入也同樣達近千萬元。即使其他從事非金融行業的利潤率相對較低的實體央企高管收入也是高得驚人,如本網站曾經報道過的葛洲壩退休職工抗議事件中,葛洲壩集團董事長的年收入達100萬元左右,而與此同時葛洲壩集團普通員工和退休職工的年收入只有2-3萬元年左右。

此外,一方面這些由官僚專製控製的國企,內部充滿管理低下、追逐利潤、任人唯親,貪汙腐化和官商勾結之風,並因此導致嚴重後果。例如近幾年鐵路行業跨越式發展導致的高鐵項目面臨的事故頻發與債臺高築(註五),鐵路行業眾多貪腐官員受到調查,而耗費民脂民膏修建的鐵路未能根本解決底層百姓出行之苦,只是進一步滿足少數上層精英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在眾多的國有壟斷企業內部已經形成了類似封建等級製度的世襲化和門閥化的特征。譬如,從央企的最高層到中層管理職位(編製內人員)大多為官僚權貴的禁臠或者是官商勾結利益交換的結果,尤其是央企的關鍵高層的位置如今往往直接由“太子黨”/“皇親國戚”壟斷,中國國際電力集團的董事長李小琳是前總理李鵬的女兒,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的CEO朱雲來是前總理朱镕基之子,現任總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最近成為了中國衛通公司董事長,現任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之子李慧鏑是中國移動的副總裁。為了追求利潤和轉嫁責任,國企的生產經營模式也大規模血汗工廠化和外包化以降低勞動成本和躲避社會責任,眾多在基層從事辛苦而危險工作的工人往往都不是國企本身的正式雇員。譬如中國鐵路工程公司一家在近年的鐵路項目建設中,每年雇傭農民工達180萬人到200萬人。在壟斷嚴重的電力行業中,員工中流傳的順口溜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十個民工爬電桿,一個學生(新畢業非編製內的大學畢業生)當監工,兩個主任在喝茶,一個經理拿回扣“。

因此,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典型由官僚控製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左手壟斷專權,右手貪婪逐利。資本為追逐利潤迎合專製權力,壟斷為確保特權擁抱無製約的資本。

而且,值得註意到的是,在國有企業進一步私有化的問題上,中共當局並非如同歷史上的被殖民地般只能被動接受,其所處的博弈立場甚至強於今天處於危機之中受製國際金融機構的希臘等國。今天中共當局早已經成為“富國俱樂部”的世界銀行中股權第三位持有者(4.42%),並且中共當局代表林毅夫也已成為了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所以,反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絕不能僅作秀式地將矛頭對準世界銀行,而是同時需要反對官僚對與國有經濟的控製壟斷。即使在過去的三十年間,資本主義復辟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並不僅是外國資本一力強行幹預的結果,而是中共一黨專製官僚當局(其中部分已經轉化成為官僚/權貴資產階級)和中外資本家共謀的結果。

雖然,社會主義者明確認識到現存的國有企業有諸多弊病和其國家資本主義的屬性。但是,社會主義者仍然堅定捍衛國有企業,反對資本家與官僚進一步私有化的企圖。我們之所以要捍衛現有的國有企業,不是因為它是舊的所謂的“社會主義殘余成分”,而是因為,它是未來通向社會主義的工具。

正如列寧所說的“這是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樣式組成的一種經濟。……這裏壓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饑挨餓的“粗苯的”勞動者頭上的仍然是那個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但是管理社會事務的機構在這裏已經準備好了。”(《國家與革命》1918),“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從這一級上升到叫做社會主義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論糧食稅》1921)

是的,我們明確地反對私有化,但不是為了維護“官有化”;我們堅定地捍衛國有企業,不是為了捍衛少數官僚與權貴的禁臠;我們反對官僚的壟斷暴利,不是為了將之奉獻於中外資本家手中,我們反對國有企業的世襲臃腫,不是為了支持將之全面血汗工廠化。國有企業不應成為官僚與資本合謀盤剝企業內外勞動人民的工具。

要真正反對和阻止資本主義當局進一步的私有化企圖,決不可能依靠少數人的單打獨鬥就能實現,更不可能通過向專製當局勸進改良方式實現。要真正反對私有化,捍衛全民所有的企業,反對國有企業成為官僚權貴的禁臠,只有依靠企業內的工人階級和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的團結起來有組織的抗爭才能實現。事實上,2009年,河北保定一棉工人反對私有化的鬥爭與吉林通鋼工人反對私有化的抗爭,就是近年來國有企業工人自我組織集體抗爭的典型案例。(這兩個案例雖然不能說以競全功,但是至少很大程度上挫敗了資本家與官僚私有化國企,瓜分全民資產的企圖)

而要贏得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支持,只有使國有企業內的工人階級(包括在編製內的廣大中下層工人和外包的農民工)和社會上廣大勞動人民深切感受到國有企業給他們的益處。為此,需要確保企業內所有工人同工同酬,有足以維持家庭生活的收入,充分的就業保障和安全的工作條件,團結周邊相關的私營企業工人階級。由企業內部的工人階級組建獨立的工廠委員會和工會取代官僚來管理和運作企業,並由企業內部工人、消費者和所在社區群眾選舉產生的委員會決定的企業的生產計劃和價格設定等以滿足多數民眾的需求。

總之,今天的國有企業需要的是由下而上的徹底改造,使之成為真正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全民普遍收益的全民所有的企業。這才是社會主義者與左翼所應追求的目標。並且,在這些全民所有企業的基礎上至進一步推動工人階級對於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全面民主管理,向社會主義的民主計劃經濟邁進。

中國:薄熙來的下臺

在中共十年一屆的領導層更替之際,戲劇性的事件發生了。自從1989年反政府群眾運動以來,還從未發生過這樣的局面——中共高層黨內的嚴重分裂曝光於公眾面前。作為新毛派和“新左派”旗手的薄熙來被免去了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

雖然事態發展極具戲劇性,但並非完全出乎意料。正如我們去年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文章中所解釋的,“而且薄熙來的宣傳運動至少在公眾看來,意味著自1989年鎮壓以來統治集團內部相對穩固的團結變得開始疏離。 (《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僅僅在薄熙來下臺的六個星期前,薄熙來昔日的得力助手,曾任重慶市副市長和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因醜聞而被捕。王立軍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可能企圖叛逃,因而被當局視為“叛徒”。而且,他被廣泛地視為涉及腐敗。政治評論人士陳子明表示:“王立軍的傳說變成了六十多年來最嚴重的一個政治醜聞。” 薄王兩人的下臺與其說是可能因反貪腐的“清洗”,不如說是黨內更為廣泛的權力鬥爭的一部分。

北京向右傾斜

《華盛頓郵報》將薄熙來被免職視為中國新毛派“痛楚的失敗”。雖然這將一場極其復雜的權力鬥爭做了簡單化的詮釋,但薄熙來的下臺無疑標誌著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深化經濟“改革”(市場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反對民族主義和國家幹預的“左派”。

學者吳稼祥表示:“這是十八大前的地震”,他談及的十八大是今年秋季將要召開的中共黨代會,新的領導層將接替在任的胡溫領導團隊。溫家寶是中共當局內部“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本周三為期十天的全國人大會議閉幕時,在現場直播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雖然沒有直接點薄熙來的名字,但是他對“重慶市委”進行了嚴厲的指責,這預示了幾小時後薄熙來被正式解職。而“改革派”陣營中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他被公開視為薄熙來的克星(雙方都曾投入大量精力就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進行爭論)。汪洋的口號是“小政府,大社會”。

由於薄熙來的突然失敗,加之汪洋在和平處置烏坎群體事件中的表現,令他在今秋進一步升遷(到政治局常委的位置)的機會明顯增加。烏坎村的村民通過有組織的群眾鬥爭而暫時取得政府的讓步,卻被汪洋的“改革派”劫持為其派系目的進行宣傳。盡管在本月早些時候,得到廣為宣傳的選舉使群眾抗議的領導人贏得烏坎村村民委員會的席位。但是,當局針對村民——尤其是青年積極分子——的鎮壓、監視和威脅正日益增加。

“文革”的警告

在對重慶王立軍事件進行抨擊的同一講話中,溫家寶警告說:“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像‘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可能再次發生。”這些意見反映了統治集團深刻的不安感,他們擔憂因為中國嚴重的貧富差距和普遍的不滿而導致發生革命性的劇變。與其說是20世紀60年代的混亂,不如說是今天在埃及、俄羅斯和美國發生的“占領”運動更令中國的精英們真正感到恐懼。由政府的喉舌英文的《環球時報》在人大會議期間在全國七個城市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令人難以置信的數據,幾乎有半數受訪者(49.4%)相信中國“處於”或者“也許處於”革命的邊緣。

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3月14日)的報道,“[溫家寶]在任9年,中國發電量增加三倍,鋼產量增加四倍,轎車和卡車的生產每年增加近六倍,”隨後該報繼續補充說,“但是被廣泛用來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數則從溫家寶接任時相當於美國的水平攀升到今天接近斯威士蘭的水平。”

溫家寶對“重慶模式”的公開攻擊,並決定清除薄熙來,反映了這是高層國家領導人內部的共識,不僅得到包括反對薄熙來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首肯,而且也得到薄熙來的盟友中國政法安全的最高負責人周永康和候任的接班人習近平的同意。習近平和薄熙來都是“太子黨”——前中共高層領導的後代,他們在黨國體系內享受著繼承獲得的特權。

派系鬥爭

此前也發生過以這種方式解除省級高級領導人的事例。2006年,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解除職務,之後由於腐敗被判18年監禁。這也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上海幫”和胡錦濤的“團派”內部鬥爭的一部分。胡錦濤之所以要對付陳良宇,就是為了遏製前國家主席的勢力,為他自己贏得更多的行動自由。

總的來說,這同樣適用於薄熙來的案例,這些行動的實施都事先經過了派系間的談判和交易。陳良宇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為派系盟友習近平所取代。為了防止派系間全面“戰爭”的爆發,一種微妙的平衡必須被維持。正因為如此,才讓與薄熙來同屬“江派”的副總理張德江接任重慶市委書記的置,張德江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門徒。如此就維持了“平衡”。

但是薄熙來的例子和2006年上海清洗不同的是,其涉及到了一名不僅在國家層面十分著名而且在政府體製外享有可觀的支持基礎的官員。他通過對重慶的控製,把重慶作為一個在集權國家的框架下最接近於“競選活動”的平臺。“重慶模式”(後面將做分析)被薄熙來大量炒作,以支持他在九人組成的中國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尋得一席之地。

根據現在的力量對比,薄熙來的政治美夢幾乎已經確定結束了。但是,對薄熙來的免職可能引發嚴重而不可預見的反響。尤其是對與新毛派而言,當他們反對今天“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家”的時候,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對中共黨國抱有幻想和崇拜薄熙來。在本文寫作之時,毛派在網絡上的力量正在呼籲去重慶舉行抗議活動。相關報道顯示,各主要城市的安全力量都進入了戒備狀態,而武警部隊正從湖北向重慶調動——這標誌著當局也不排除有可能發生抗議活動。即使沒有發生這樣的抗議活動,解除薄熙來的職務也使領導層交接的過程變得更加動蕩不安。

很多情況現在仍不明朗,而且由於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特點,很多事情不會向外透露。但是薄熙來被解職的時機還是值得評論。中共高級人物在全國人大會議結束的星期三晚上才被告知薄熙來被解職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新華社對此發布了僅僅一句話的消息。

3月9日(星期五)薄熙來舉行了吸引大量記者的記者招待會,在會上他保證要繼續推進“重慶模式”,之後對他進行清洗的決定很有可能直到人大會議的最後階段才做出。薄熙來“我行我素”的風格—進一步顯現出他毫不謙順—無疑激怒了中央領導層。假如對王立軍進行進一步調查,不排除會出現包括犯罪指控在內的進一步對付薄熙來的做法,其中孕育著政治的“奇異之處”。但是這會基於權力鬥爭的邏輯,而不是取決於指控薄熙來的證據是否有力或者缺損。

全國人大會議顯示了薄熙來在國家機關中仍然享有不容忽視的支持,包括在軍隊中。這能阻礙中共中央采取進一步的行動。相反有可能是的薄熙來能夠保持他政治局委員(不是具有更高權力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並有可能在政府內部被授予一個有名無實的職位。正如一個評論家預測,看起來薄熙來有可能“軟著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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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0:40:26 |显示全部楼层
對“左派”的打擊

與此同時,為了壓製對解除薄熙來職務的抗議,四大左傾(新毛派)網站在3月15日(星期四)被當局關閉。這就意味著中共中央領導層就對“民族主義左派”或者“新左”形成了廣泛的打擊,而不只是針對薄熙來一人。

受到打擊的網站包括有影響力的毛派網站“烏有之鄉”。雖然該網站有時會轉載來自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文章,但是其網站持有的立場與我們極其不同,且越來越傾向民族主義的政治觀點。但是,盡管有這些政治上的不同,我們毫無保留地抗議這種不民主的鎮壓,同時揭露溫家寶和中共自由派的“政治改革”和“開放”的空談。

圍繞在“烏有之鄉”等周圍的毛派團體扮演了薄熙來的“啦啦隊”的角色,盡管缺乏任何證據顯示他代表了對現有資本主義領導層的一種替代性選擇。一些新毛派把重慶稱為“資本主義中國的解放區”和“本世紀的延安”(中共在陜西的根據地)。

重慶模式—神話與真相

正如來自重慶的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指出:“所謂的‘重慶模式’看起來對重慶之外的民眾比對居住在重慶的民眾更有吸引力,他們尋找並且希望一個不同於中共資本主義政策的替代選擇。薄熙來政府和其他地方的中共政府並沒有根本性的區別,但是他的民粹主義的統治方式驚動了許多中共領導。事實上,在薄熙來統治之下,重慶外資比其他城市增長更快,而且政府正在推進一項相對最激進的私有化農村土地的政策。”

盡管薄熙來發動了“紅色文化”運動,包括組織合唱團演唱毛時代歌曲(有意思的是不包括《國際歌》,正如在1989年,《國際歌》經常在反政府抗議中出現)以及傳播含有毛語錄的短信,他的政策更類似於“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毛主義。據他的支持者上海風險資本家李世默(Eric Li)表示,薄熙來推崇“社會公平和市場經濟”以及“當代共產主義價值觀和中華文化的儒家根基相呼應”。

《金融時報》(“紅色警戒”,2011年6月3日)指出薄熙來在文革期間遭受過迫害(他的家人被關押了5年),因此他引入毛主義的主題“更多的是形式而不是內容—試圖利用希望回歸毛主義方式的懷舊情緒而不是重新采用與之聯系的災難性政策。”

在不對毛澤東的官僚政策背書的情況下,我們將指出該報觀點典型地扭曲了事實;對毛澤東時代的“懷舊”是基於可以想見與理解的情緒反彈,這是對今天中共當局在醫療、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私有化政策和隨之出現的極端不平等的不滿。

重慶是中國西部最大的城市,去年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達到16.5%,是全國各省、自治區與直轄市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自2007年,薄熙來掌權以來,重慶私營部門生產總值占經濟的比重從25%上升到60%。薄熙來的搭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的昔日名言是,“我們目前追尋的正是20世紀80年代裏根與撒切爾模式。” 現在看來,黃奇帆至少目前暫時保住了他的職位。因此,很明顯,“重慶模式”並不代表著一種反資本主義的替代選擇。

民粹主義和專製獨裁

薄熙來的支持者所指的社會改良包括2010年開始推出的公共租賃房屋計劃,建立80萬套低成本住房提供給被普通住房市場排擠出來的低收入家庭,今天中國的住房市場幾乎是完全私有化了。然而,即使這項計劃也遠遠不是滿足貧困家庭的真正計劃安置。去年以來,中央政府也推出它自己的大規模公共租賃住房計劃,雖然未公開承認,但顯然是從重慶的做法中得到啟示。而全國性的計劃是在更大的規模上復製了重慶原型的所有缺陷。

批評者說,重慶的公屋項目中單位面積太小,而且離城市太遠。根據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一份報告《重慶市公共住房困境》(Chongqing’s public housing predicament)聲稱:“(這些住房)更像是為單身工人準備的宿舍,而不是為城市家庭準備的永久性住房。” 該報告的結論是,該項目的目的是在於吸引投資者到重慶附近建立工廠,而不是(為民眾)提供體面的住房。

薄熙來的政策可以概括為有限的“社會”民粹主義與威權主義的結合。《經濟學家》雜誌的評論是:“他的一些支持者將他看作是中國的普京。薄熙來是一個鐵腕的民粹主義者”,並曾經預測他可能會成為中央政府內負責政法安全的最高領導人。 (《中國的新領導人們》(China’s new leaders,2011年6月23日)。

在全國範圍內,也許比薄熙來“唱紅”更為引人註目的是引起爭議的“打黑”(打擊有組織犯罪)。“打黑”行動是由現在灰頭土臉的王立軍牽頭指揮,導致2,000人被逮捕,500人遭到起訴,13人被處決,其中包括重慶前司法局局長文強。由於今天黑社會力量對中國城市的控製程度,使得重慶當局進行的膽大而無情的“打黑”令人駭然。

據估計,僅重慶就有20萬人的有組織犯罪集團——在中國被稱為“黑社會”。在其他城市也大同小異,有組織犯罪已經滲透進入警察和政府部門,在重慶黑社會得到了文強的保護。薄熙來進行“打黑”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使得他的派系對手,曾在重慶任職現為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感到難堪。以此來暗示汪洋在重慶任職期間放任“黑社會”的存在。毫不奇怪,重慶“打黑”的明顯成功激怒了許多中央領導。因此針對重慶當局酷刑、逼供和濫用“司法程序”的指控也已浮出水面,這也是導致王立軍和薄熙來垮臺的一個因素。

為什麽要清洗薄熙來?

對薄熙來清洗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中共當局本質決定的,也是對於因資本主義復辟政策帶來的反彈的恐懼。由於領導層對薄熙來不可預知的行事方式的不信任,而不是所謂政治或經濟觀點不同,而導致他下臺的。

正如我們以前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中所解釋的:“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統治時代出現的不穩定與社會動蕩孕育出目前的“妥協”製度,統治集團內部通過不同派別、省份和商業集團間進行詳盡的談判與交易而實現“權力製衡”( (《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薄熙來為追求他自己的權力,而企圖繞過這種僵化的製度。如果他得以成功的話,這可能為他人樹立了先例。根據克林頓任總統期間的前助理國務卿蘇珊-謝客(Susan Shirk)對此評論:“薄熙來為爭取權力公開進行宣傳和使用媒體動員群眾支持的做法打破了黨的高層保持統一的門面,不是因為他在重慶做的任何具體的事情,而是應宣傳活動本身使得領導層們決定解除他的職務。自從天安門廣場鎮壓(1989抗議運動),他們就一直試圖將領導層保留在一個黑匣子中。”

太子黨

薄熙來是“太子黨”,是薄一波的兒子。薄一波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的數年內幫助鄧小平啟動中國的市場化轉變的“八老”之一。在今天階級分化嚴重的中國,“太子黨”就像是社會中的新貴族,他們掌握著大量繼承得來的權力和財富。正如《時代》雜誌評論說:“薄熙來幾乎算不上一個革命者:他喜歡豪華轎車和量身訂做的西裝,送他的兒子到哈羅公學(英國的精英私立學校)和牛津大學就讀。年輕的薄瓜瓜是第三代‘太子黨’,而且加入了牛津大學的亞當.斯密研究所。”

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下,“太子黨”們獲取了巨大的權力。無論是在私營部門還是作為強大的國家壟斷企業的負責人都是如此,這些國家壟斷企業像是“家族”封地一樣被瓜分運作。根據維基解密的報告,2009年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一份電報指出,這是“眾所周知的”,前總理李鵬和他的家庭控製中國的電力行業,而負責政法安全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市控製國家壟斷的石油產業。現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妻子控製著中國的“珠寶”行業。

“中共太子黨“在黨內享有巨大的影響力,但主要是依靠以家庭忠誠為基礎建立的網絡關系,而並非是作為一個政治派別。習近平和薄熙來同屬於“太子黨”,但習近平被視為一個“經濟自由派”,例如他曾經主政浙江,浙江被視為是私人資本在中國的重要據點。但中共黨內的“太子黨”和其他官員之間的緊張局勢正日趨激烈。同樣出自維基解密的報告聲稱,“太子黨”官員嘲弄草根基層出生的官員為“小店主”。

圍繞胡錦濤主席的“團派”(它的名字就起源於共青團,因為很多其中成員是來自共青團體系)希望限製“太子黨”的權力,因為以他們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團”被看作是阻礙“改革”的障礙。因此,對薄熙來的行動部分也可看作是胡錦濤和“團派”企圖在秋季的領導人輪替前削弱“太子黨”的影響。作為“太子黨”的習近平將取代胡錦濤擔任黨的總書記,並在明年成為國家主席。這是2007年上一屆黨代會所決定的,這也反映了胡錦濤的派系當時受到的挫折,胡錦濤所中意的繼承人是其門生李克強,他將接替總理溫家寶的職務,成為(相對於習近平)第二號人物。

薄熙來本來有希望獲得的政治局常委席位,現在幾乎可以肯定會由另一位前主席江澤民(另一個太子黨)的支持者張德江所獲得,張德江目前暫時接任了薄熙來在重慶的職位。但是,薄熙來被免職也毫無疑問可以看作是間接地限製太子黨和阻止他們對新領導層的計劃,尤其是針對九名政治局常委的安排。這就是暗示這場沖突所包含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重慶模式”興衰本身。正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化,而中國經濟步履蹣跚之時,黨國內部的深刻分歧也變得公開化。以薄熙來事件為例,這可能至多在一個臨時階段內,而非永久性地修復‘黨內團結”的形象。

經濟“改革”

根據北京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王貴秀的描述,近來召開的人大會議其實是“官商代表大會”。正如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周所報道的,人大代表中最富有的70人的財富總計達到5658億元人民幣(約合850億美元),比美國政府、國會和最高法院總共535名成員的財富總和的十倍還要多。互聯網上的評論員們把人大會議稱為“炫富聚會”,並發布了人大代表們佩戴奢侈品的照片。例如,地產公司恒大集團的老總徐家印腰纏價值6000元的腰帶,這幾乎相當於一個農民的平均年收入(6977元人民幣)。前總理李鵬(1989年民主運動的北京屠夫)的女兒李小琳是中國國際電力集團的董事長,她被拍到身穿的璞琪(Emilio Pucci)時裝價值12000元。

在他兩個小時的公開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使用“改革”一詞達70次。但是,與其說溫家寶總理關註的是他十天後攻擊薄熙來時所提及的“政治改革”,不如說他更多關註是所謂經濟方面的“改革”,這其實是推行更為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的一種說法。

在人大會議召開之前,一份由世界銀行和數個中國政府部門聯合編寫的報告得以發布,該報告呼籲進一步去規則化、私有化和解除國有壟斷。這份470頁長之所以引人註目,不僅是因為它提出的建議,這些建議不太可能完全實現;更是因為這份報告是世界銀行與北京當局間協調合作完成的。如今北京當局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報告的全名為《2030 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而使其意圖暴露。“和諧”一詞是由胡錦濤首先提出的,而不太可能源於中共之外。值得註意的是在整篇報告裏無一處提到“民主”。

這份報告的結論正如左翼評論家們所指責的是一份“新自由主義的宣言”,並且得到了溫家寶總理在人大會議期間工作報告的響應。他承諾“打破壟斷”和鼓勵更多“民營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溫家寶再次呼籲給予中小型企業更多的支持。而且,在人大會議期間,一個反覆提及的議題是給企業減稅和促進中產階級的消費。至於能在多大程度上重新進一步推動經濟“重構”和實現“改革”還有待觀察。但是,清晰無誤的是中共領導人們為隱藏在令人目眩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背後真實的經濟狀況而擔憂。自從2008年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以來,尤其是地方政府導致的債務問題堆積如山(請見附圖 ——雖然這一債務的全面狀況可能比官方提供的數字更要嚴重的多);而這暗示我們,他們必須嘗試與現行的經濟模式和它其中壓倒性的依賴債務金融投資的模式決裂,而這種模式同時也創造了如山般的生產過剩。目前地產市場的危機是更為廣泛問題發出的一個信號,目前由房地產發展商和投機商擁有的空置住房的當前市值超過中國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

“改革派”陣營希望“解除對居民消費的束縛”從而降低經濟退與出口和投資的不平衡的依賴。但是中國現在軟弱無力的消費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中國的消費比重遠遠低於巴西、印度和俄羅斯三國的消費比重)是由其現行的經濟模式所決定的,這一模式基於低工資、低技術含量和低利潤的製造與裝配生產。為了轉變這一經濟模式,他們希望使龐大的國有企業服從與私人資本進行競爭,開放此前完全壟斷的行業,但不是徹底放棄控製。政府考慮將地下銀行合法化,使利率自由浮動(允許銀行設置“市場”利率)從而使資本分配“更有效率”(例如,投放到利潤最高的地方)。這些經典的自由主義經濟秘訣是現在的中共領導層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盡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這些思想的實踐都遭遇了明白無誤的失敗。

正如眾多的人大代表已經公開承認的,這些政策是導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處方。為了給這危險的藥丸裹上糖衣,政府再次回應世界銀行的報告而加速醫療保險、養老金和其他基本的社會保障建設。而所有這些社會保障措施在理論上都應該能提升居民消費。但這樣的許諾此前也提出過,但對廣大貧苦的中國人民而言,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改善。這不是由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資金擴展社會保障和福利支出;中央政府只提供全國醫療成本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地方政府正為史無前例的高額債務所困擾。

政治改革?

當溫家寶和其支持者們談論“政治改革”,並稱這“與經濟改革不可分割”時;他們不是在討論選舉、結社自由、罷工權或者其他民主自由。他們的觀點與薄熙來和中共黨內其他“新權威主義派”沒有什麽根本性的不同,改革派希望保留一黨專製製度,同時進行一些“改進”。一個漸進的可控製的路線反映了,中國精英們對於如果允許群眾參與政治活動,出現“混亂”的深刻恐懼。他們所主要關註的,與其說是民主製度,不如說是更獨立的司法體系(所謂的“法製”),更多的出版自由和(被認可的)非政府組織起到更大的作用等。

這些政策的目的是旨在通過有選擇的團體,而非群眾對於政府和政府擁有的公司施加壓力從而消減腐敗和濫權。與其將這描述為民主,不如說這是給予私人經濟利益集團更大可能性以挑戰國有既得利益集團並與之競爭;通過這種方式迫使後者在實踐中變得更為有效率、市場化和減少腐敗。這又是一個幻想。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無論是民主的或者是獨裁的;都反映了他們(領導層)自己無法在理性的方式上使用社會資源。如果“改革派”是正確的,那麽為什麽歐洲和美國的資本主義今天正陷入嚴重的危機中。

因此,北京當局企圖在領導人輪替前提振其“改革”的雄心也是與清洗薄熙來明確相關的。並可以此來打擊“新左派”。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政治學教授張鳴告訴《華盛頓郵報》,“重慶模式已經終結了,(中國)左轉的機遇也結束了。”

群眾不可避免的大規模左轉會在不久的將來徹底否定本聲明上面所描述的觀點。新毛派們將薄熙來的政策看作是替代中央政府現行資本主義政策的選擇,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則強調需要一個真正的左翼替代力量。為此,我們必須將目光投向腐敗的為商業資本所統治的中共體系和其各種派系的架構之外。我們既不對溫家寶和汪洋所代表的“改革派”抱有幻想,也不會對“專製左傾的”薄熙來抱有幻想。

必須自下而上地建立一個替代力量,這一力量應該基於群眾性的基層鬥爭,而不是仰賴對一個“新毛澤東”的崇拜。它必須從國際工人鬥爭中有所學習,並與之相互影響;竭力避免新毛派左翼的大中華民族主義。一個真正的替代性的力量要求建立一個戰鬥的工人階級政黨以實現社會主義和真正的基層民主。而這正是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們所為之奮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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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0:41:34 |显示全部楼层
中國:反對剝奪言論自由 要求新聞信息公開

自“薄熙來與王立軍”事件發生以來,隨著中共當局內部日趨分化和權力鬥爭更加激烈,各種真假難辨的消息廣泛傳播與互聯網和媒體上。雖然統治集團一方面高喊“政治改革”,並因此得到了海內外眾多自由派和右派的喝彩;同時卻在進一步加大對於互聯網信息的管理和言論自由的打壓。

3月31日新華網的英文報道(發布未久即已從新華網上刪除),北京警方迄今已逮捕1065名互聯網相關犯罪嫌疑人,刪除208000條有害互聯網信息;超過3117個網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聯網公司受行政處分。

中國從三月底到八月初,將開展為期半年的“春風”專項行動,嚴厲打擊通過互聯網相關犯罪的運動,聯合9個政府部門包括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安部和工業和信息化部等。雖然,官方消息聲稱,此次的互聯網整頓主要針對網上非法銷售武器、藥品、有毒化學品、人體器官、偽造文件、發票等,以及交易個人信息。但同時,也要求網民不要散布“有害虛假”信息,即政治類新聞。

目前被逮捕的1000余人中到底有多少是因發布政治時事新聞,多少是因刑事犯罪而遭逮捕的,無任何官方消息。

但是,北京警方此前特別發布過消息,針對傳播“軍車進京、北京出事”等謠言(也即謠傳中的“北京發生軍事政變”),迄今僅在北京已經逮捕6名網民。 同時,中國最大的兩個微博網站新浪和騰訊微博受到北京市和廣東省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警告,也在全面實行發帖審查後,並在三天(3月31日上午8時至4月3日上午8時)內禁止微博發表評論,對微博上已經發布的消息進行全面核對和整理。

網絡上,各種謠言頻傳和真假消息難辨的一個主要原因恰恰就是政府當局對新聞和信息的專製控製,不願公開真實事件,甚至有組織地蓄意製造謠言和“引導”公眾輿論,而很多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事後,卻往往被證實為真實的。如此前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中的諸多消息就是如此傳播開的,從而導致民眾對於所謂主流新聞和信息失去基本信任。

近日來,中國多個在海內外註冊的左翼網站也遭到大量“不明”黑客有組織的騷擾和攻擊,除較為著名的“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和“紅色中國網”等網站外,即使一些不知名的新興網站如“紅星網”(hx001.net)和“中國大民主促進會”(daminzhu.org)等網站也遭到黑客連續攻擊,域名遭劫持;導致大量損失流量和無法登陸。根據其大規模的操作手法和攻擊的頻率,明顯新一輪針對泛左翼網站的攻擊。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自2008年以來,也屢屢遭到中國政府的屏蔽,使數以千計的中國內地讀者只能通過代理軟件和VPN等方式訪問本網站。從去年年底起,也曾連續遭到“不明黑客”的蓄意攻擊,包括劫持DNS和連續惡意註冊從而意圖“破解”網站操作後臺。

中國政府每年耗費數十億元用於互聯網的信息封鎖與屏蔽,2010年至少屏蔽140萬個海外網站和站點,其中包括諸多具有影響力新聞、政治和宗教類網站;關閉了300萬個國內網站。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反對專製當局壓製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尤其是針對左翼網站公開和秘密地破壞,要求保障民眾包括表達、抗議和結社在內的基本權利。我們相信, 媒體與言論乃社會公器,信息的生產與傳播需要擺脫少數精英(政府與資本)的控製,應該由大多數人共同民主決定。政府或某一政黨無權壟斷媒體,國家應資助媒體,同時允許不同派別根據政治支持率使用全民所有的媒體。同時,媒體也不應成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工人階級和人民對新聞和媒體進行總體的民主控製,允許和捍衛社會針對不同觀點存在充分的自由討論和決策。

中國:四面楚歌、左右開弓、清明不清明、一體被沈默

4月6日,全國近十家在左右兩翼群體中頗具影響力的網站與論壇,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紅色中國網、四月青年、紅星網、大民主促進會、中國選舉與管理網、共識網論壇和凱迪社區論壇等,被當局集中查封。宣傳主管部門要求它們在一個月內進行自查整頓。一個月後經當局主管部門審查後方可恢復運營。

根據官方新華社消息,從三月底到八月初,當局開展為其半年的打擊互聯網犯罪的“春風”專項行動,行動集中聯合9個政府部門包括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安部和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北京警方迄今已逮捕1065名互聯網相關犯罪嫌疑人,刪除208000條有害互聯網信息;超過3117個網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聯網公司受行政處分。

4月1日,在廣州天河區十幾位青年舉牌集會要求胡錦濤帶頭公布其私人財產。其中湖南籍維權人士肖勇、廣東惠州人黃文勛、廣西桂林人區榮貴、江西九江人楊崇、老羅已確定因“非法集會”而被刑事拘留,網名小劉、老田、李總、四川籍女孩劉珊娟等10余人下落不明。而且,警方以”案件涉密為由”,而拒絕律師與被捕人士會面。

4月4日清明節當日,山西太原、河南鄭州與洛陽及廣東深圳等地的毛派支持者組織集會悼念毛澤東,受到當局和警方的告誡與監視。

同日,四川省成都理工大學學生校風糾察隊十幾名學生前往成都市人民公園緬懷祭奠100年前四川護路運動中捍衛路權而英勇不屈的先輩先驅。這是一場近年來較少的學生自發的集會。學生敬獻花圈、拉橫幅、誓頌詞、三鞠躬。十米長白底黑色大字的橫幅主題是“繼承先烈革命傳統,發言前輩愛國精神”

4月6日,上述近十家網站和論壇集體停止運作。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站曾經均在網站上發布告示:“今天上午,國新辦九局、北京市網管辦、北京市公安局網絡安全總隊聯合約談,稱網站發布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和妄議十八大的文章信息,要求從2012年4月6日12:00起,關閉一個月。在此期間進行整頓自查。

而由美國前總統卡特創立非營利機構卡特中心與中國人民大學比較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聯合創建的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也在4月6日中午發布公告,稱因“本網站在一定時期內進行技術維護,請網友諒解。”而暫時停止運作。自2002年以來,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一直代表學術界和體製內自由憲政派。

此外,分別代表“民粹民族主義青年”的四月青年網和精英右派群體的共識網的網站雖然沒有被關停,但是網站論壇均已關閉。

當局以這些網站發布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和妄議十八大的文章與信息為由,而集中整頓左右兩翼輿論與關閉有影響力網站與論壇的行動為近幾年之罕見,足見總理溫家寶等“黨內政改派”宣傳的政改與民主的虛偽,和深陷內部鬥爭與嚴重分裂中的中共統治集團的恐慌。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堅決反對當局打壓言論自由,剝奪民眾基本權利。我們主張任何政治流派都有權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主張。而真正要捍衛民眾的基本權利,絕不能指望中外資產階級或者統治集團中任何一派,只有也必須依賴勞動人民民主的有組織的自下而上的團結抗爭。

中國:薄熙來的身敗名裂

根據新華社北京4月10日晚間報道,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涉嫌嚴重違紀,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後續相關的新聞報道還指出,2月6日王立軍(前重慶市副市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對王立軍反映的2011年11月15日英國公民尼爾•伍德(Neil Heywood)在重慶被發現死亡一案,公安機關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復查組。據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誌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系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經復查,現有證據證明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經移送司法機關。

英國方面也迅速做出反應,英國外交大臣黑格(William Hague)說,“海伍德的死亡原因需要在不考慮政治因素的情況下就事論事的進行調查”。黑格還說,“希望調查是采取這樣的方式,我對他們的宣布表示歡迎。”

自2月6日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薄熙來與王立軍的相關新聞就一直是媒體和網絡關註的熱點。3月14日,溫家寶在人大會議閉幕時曾高調宣布要求現任重慶市委(薄熙來擔任市委書記)反思,同時高調誓言竭力推動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當晚薄熙來被宣布解除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接受調查。

此後,中共高層內部爭端、王立軍進入美領館真實原因,以及英國商人伍德的死亡之謎等傳言與揣測不斷,3月下旬一度還傳出北京發生軍事政變的謠言。中共黨內各個派別更是不斷通過媒體和網絡釋放各種信號,這邊剛講“總書記並非淩駕於黨的中央組織之上”《北京日報》3月31日報道),那廂又表態“牢記總書記的囑托”(《北京日報》4月3日報道)。而且,坊間民眾與新左派們中仍然有相當多薄熙來的民意支持,大量網上爭論為薄熙來與王立軍辯護,甚至有人在街頭散發揭帖、拉橫幅挺薄。

但直到4月10日晚,中共當局官方針對薄熙來事件發布上述決定,顯然是經過了一番內部曲折而秘密的較量。這些消息對於薄熙來家庭來說無疑是致命一擊,不僅僅是結束其政治生命,而是試圖使其整個家庭身敗名裂,不得翻身。

在4月11日淩晨發布的《人民日報》社論“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 一文,定性為“王立軍事件是一起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的嚴重政治事件,尼爾•伍德死亡案件是一起涉及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嚴重刑事案件,薄熙來的行為嚴重違反了黨的紀律,給黨和國家的事業帶來了損失,對黨和國家的形象帶來很大損害。”該文明確將薄熙來與王立軍一起打倒,這也意味著薄熙來與王立軍均將遭到嚴厲處置。

但是,這並不是大局塵埃落定,而是新的紛爭開始;在“十八大”即將召開前夕,如此激烈的內部權力鬥爭,更是凸顯出統治集團內部的腐敗不堪與分裂對立。

薄熙來與王立軍所鼓吹的“唱紅、打黑、共富”的“重慶模式”風靡一時,曾經一度得到作為最高領導層的九人政治常委中六人的公開贊許,並且在眾多基層民眾和泛左翼得到廣泛的支持。

即使對照鄧小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各種實踐和言論(如《鄧小平文集》),自始至終,所謂“重慶模式”沒有突破鄧小平當初設計的理論框架。也就是說“重慶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回歸,是一種統治集團內部的自我糾錯。但是,今天中共統治集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已經走得如此之遠,甚至統治集團內部力量也根本無法使上層倒退到“資本主義復辟”早期相對盤剝和內部對立不那麽嚴重的階段。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重慶模式”的出現,既不是所謂“毛澤東主義道路的回歸”,也不僅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它宣告了披著所謂“社會主義”外衣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開放”的窮途無路,是統治集團內部利益糾葛已經無法用以往機製進行調解,是整個社會的階級矛盾日益激烈和貧富分化嚴重的反映。

隨著利益集團對於利益控製和爭奪越來越激烈,統治上層內部,也日益暴露出沖突與對立。這種內部鬥爭越黑暗越兇殘,也證明統治當局越反動越沒有前途。此次“薄熙來與王立軍事件”的爆發就是這種內部分裂與鬥爭的體現,但這只是統治集團大分裂的開始,而絕不是分裂的終結。

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正是窺得群眾中廣泛不滿情緒,通過煽動民粹情緒得一展個人政治抱負。而且,這種借助民意,以體製外向體製內倒逼的做法,不僅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他其實代表的是,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私有化與自由化)的條件下,與“繼續改革派”鬥爭失利的中共黨內的舊官僚和“太子黨”既得利益集團。

這正中在野的改良主義毛派的下懷。毛派們習慣於將自身定義為中共忠實的“謀臣參謀”,習慣於依賴、拉攏與寄望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力量。某些“毛派導師”,每有中共領導層輪換,必談“健康力量重新上臺”;每有重要會議召開,就說“中央政策左轉在即”。十多年來,毛派改良派,一邊如此“含情脈脈地”期待著早已變成“貪婪地吮吸中國工農熱血的吸血鬼”的中共當局的幡然悔悟與改頭換面,一邊繼續愚弄廣大支持左翼的基層群眾要安於現行秩序和耐心地等待轉變而接受中共官僚與權貴資本的壓榨。

“重慶模式”的橫空出世,使部分毛派的幻想與野心也日漸膨脹,更是吹捧,薄熙來是“紅二代的接班人”,重慶是“新時代的延安”。

但是根據目前披露的消息和傳言,薄熙來本非什麽艱苦樸素的“紅二代接班人”。薄熙來及家人生活一貫奢侈,其本人身穿價值數萬元人民幣的定製西裝,妻子薄谷開來與兒子薄瓜瓜長期在海外生活、經商與接受教育。(這一做法其實已經違反中共黨內對於幹部管理的紀律條例)。其子薄瓜瓜在英國和美國留學期間生活高調浮華,經濟來源不明,海外媒體《華爾街日報》甚至報道過他駕駛紅色法拉利跑車約會美國駐北京大使的女兒。

此次官方報道中用少見的“薄谷開來”稱呼薄熙來妻子谷開來,顯然也是某種暗示。中國內地自1949年革命後,為體現男女平等,很少出現將夫姓冠於已婚女性姓名之前的情況。聯系到薄谷開來和薄瓜瓜曾先後長期在香港、新加坡與英國生活,不排除薄谷開來已加入其他國籍而修改姓名,使之更符合海外華人的習慣。而且,就在薄熙來案件處理消息發布不久,4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推動反腐倡廉形勢繼續好轉”一文中明確提出,“腐敗案件涉外化。有的違紀違法人員把作案地選擇在國外、境外,或者將贓款贓物轉移到國外、境外,還有的甚至通過各種關系,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雙重國籍。” 由此可知,薄熙來可能是目前中共官方主動披露的級別最高的“裸官”之一。

就在薄熙來被清洗出中央委員會消息發布的前幾日,中共當局對國內的泛左翼的網站展開了近年以來最嚴重的清理與打擊。其中既包括長期支持薄熙來和重慶模式的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等出傳統的毛派改良主義網站;但也包括其他一些並不完全支持重慶模式,甚至與“重慶模式”保持距離的左派網站,諸如東方紅社科、紅色中國、紅石頭論壇和大民主促進會等網站。

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相當多數毛派改良派希望通過推出中共體製內一、兩個強人作為共主而實現中共當局左轉幻想再告破滅。哪怕他們心知肚明這些的強人很多時候並非是真正的“左派”,但仍希望通過挾持民意迫使強人們左轉,但結果卻往往是白白出賣了工農利益而為他人做嫁衣。越來越多的左翼基層群眾將會通過薄熙來事件認識到這一點,與妥協主義、改良主義等任何不切實際和投機取巧的幻想進行徹底的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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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0:43:22 |显示全部楼层
重慶:萬盛地區萬人抗議持續三天

4月10日,就在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免除中共黨內一切職務的同一天,重慶市萬盛地區數千市民和學生打著“還我萬盛區”、“我們要吃飯”等橫幅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萬盛當地民眾抗議原萬盛區和原綦江縣合並成綦江區,原萬盛區成為綦江區下轄的萬盛經濟開發區,由此導致當地資源受損和社會福利減少。

當天當局出動大批警察鎮壓,導致和示威者爆發沖突。據媒體報道,綦江區區長王越和多名示威者被打傷,也有傳聞稱有學生被打死。4月10日的沖突一直持續到深夜,當晚學生通過手機短信、網絡發帖和派發傳單號召第二天(4月11日)早上7點到萬盛高速路口集中。

4月11日清晨,大批武警和防暴警察己經被部署在高速路口。早上7時,據稱有數萬群眾舉著“萬盛人民團結起來”、“萬盛要發展要繁榮”等橫幅,陸續來到高速路口,和成千武警對峙。武警發射催淚瓦斯和結成方陣試圖驅散集會群眾,抗議人群用磚頭、石塊進行還擊。據稱當天約有十萬人卷入和警察的沖突,許多警車被掀翻、焚燒,全區猶如戰場,商店全部關門。當局則稱有一萬人,有12輛警車被砸,4輛警車被燒。

網友在網絡上描述當天的情形:“剛到城邊上,城區已經被封了,到處都是煙霧彈,辣椒水,有車被推倒,接著就有很大的煙,說是被燒了,大部分的地方信號被屏蔽。路人有的興致勃勃看熱鬧,有的面色心慌。”

4月11日的抗議活動持續到黃昏方告結束。據悉,為加強鎮壓警力,當局不僅動用了重慶當地的武警和防暴警察,還從四川成都調動2個防暴警察大隊和四川南充武警機動師38師的一部分力量,萬盛區進入全面戒嚴中。

有報道稱,這次事件是十分有組織的行動。4月10日的大遊行,組織者在群眾中心受到保護下,指揮和策劃11日的 行動;安排退休人員堵高速、其他人員堵政府大樓,和準備石塊磚頭。因預計會有激烈沖突,抗議者亦事先通知餐飲行業和商戶關門停業一天。

4月12日上午,雖然處於全城戒嚴中,但是在區中心的如子廣場到步行街一帶,仍有數千群眾聚集抗議。由於當天下雨,大多數群眾都撐著傘與在現場的武警對峙,仍有部分群眾高呼口號。現場負責清場的武警結成3到4排的陣型,用警棍不停敲打防暴盾牌推進;往往當警察的陣列還未靠近,群眾就自動散去,但之後就在武警方陣後方或兩側重新集結。有群眾向武警和警察投擲礦泉水瓶,被當場逮捕。據悉當天在如子廣場的武警並非是重慶本地的武警,而是由四川南充過來的武警機動師。

4月13日,目前當地尚無進一步的抗議活動的消息。

重慶萬盛區在行政區劃上原是由貴州桐梓縣、四川南川縣和重慶一部分劃分組建的南桐礦區,屬三省交際地帶的國有大煤礦,當地居民多為礦區員工或家屬;1993年,南桐礦區正式劃歸重慶市成為萬盛區。近年來,由於當地礦產資源枯竭,經濟發展遲緩。早在2005、2006年,就陸續有人提出萬盛區與鄰近綦江縣合並的舉措。2009年到2010年,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做出了這一決策,2011年10月國務院批準將萬盛區與綦江縣合並為綦江區,萬盛區成為其下屬的經濟開發區。

在並區過程中,出現各種沖突和利益問題糾葛,當地官僚與綦江縣官僚之間也權利分配的鬥爭問題。特別是有傳聞,被兼並後的萬盛各行業職工(包括在職和退休人員)社保及醫保普遍下調20%用於對口扶持綦江的扶貧工作(註:綦江原為農業大縣,農村人口比重較大,貧困人口相對較多。)由於,當地民眾在行政區變更上毫無自主權利,而又涉及到實際利益受損,面對物價飛漲經濟增長乏力,這種福利損失對底層民眾而言顯然是沈重打擊。而當局罔顧民意,出現反彈和抗議又剝奪民眾基本權利進行蠻力鎮壓,引發此次大規模抗議和混亂。

為了平息民憤,中共重慶當局4月12日出臺了《關於促進萬盛經開區當前經濟社會平穩發展的政策意見》。當局稱:“一些人員之所以出現聚集,主要是因為萬盛區和綦江縣合並為綦江區後,部分群眾反映的一些擔心和具體問題尚未得到解決。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擔心區縣合並後經濟會蕭條,尤其是第三產業滑坡;二是由於原萬盛區執行的醫保標準較高,現在按照市統一要求,必須納入全市統籌,執行同一政策,一 些原萬盛區群眾每月醫保費少了二三十元;三是在區縣合並後產生失落感,認為區縣合並是錯誤的,希望“復區。” 所以,當局在福利、當地經濟發展和拆遷賠償等方面作出讓步。

但文件同時強調,“對打砸搶者要嚴肅處理,追究法律責任。” 據悉,迄今至少已有十數名抗議者被警方拘捕。

萬盛的抗議事件對於北京中央政府和重慶地方當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考驗。特別是僅在不到1個月前,因違紀而受到處理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剛剛被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所替代,重慶當地官僚正在進行內部新的清理和整頓,這次群體性事件的爆發無疑是雪上加霜,對希望“和諧穩定”過渡的中共當局來說實在是個糟糕不過的時機。

雖然現在還不清楚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以及是否和薄熙來以及黨內權力鬥爭的關系。但重慶發生的抗議反映了當前民生日苦,階級矛盾激化的現狀,也反映出統治當局專製非民主的統治方式難以為繼。

從廣東的烏坎到重慶的萬盛,群眾的憤怒如地火般四處燃燒。政治上野蠻的一黨專製統治與經濟上貪婪的新自由主義市場迷信,製造出根深蒂固的製度性矛盾,使飽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不堪忍受;而這些矛盾帶來的反抗將使統治集團無法再按原樣肆意統治。暴力的壓迫正在為反抗壓迫的暴力所顛覆。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反對當局的專製統治,要求立即從萬盛地區撤出所有軍警力量,釋放所有被捕抗議者和治療受傷人士,嚴懲暴力鎮壓和貪腐墮落的官僚,取消所有網絡和新聞封鎖,允許媒體和民眾自由進出和披露事件真相。當地民眾絕不能寄望於中共當局中的任何派別和個人。

我們堅定支持群眾言論、遊行、示威、結社等基本民主權利。社會事務都應交由本地社區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民主選舉的委員會管理。當地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青年與學生,應該向廣東烏坎的民眾學習,在工作場所、學校、大學積極組建獨立民主的工會、農會、自衛委員會和社會事務管理委員會。

“十八大”前——改革開放的終結與中共集團的分裂

中國共產黨原定於2012年春天召開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八大”),會議將決定中共新一任領導層和執政集團未來的發展方向,而引起世人廣泛關註。但根據路透社和不同渠道的消息,由於中共高層內部鬥爭激烈,“十八大”可能延至2012年底乃至明年春天召開。

今年伊始,中國政治局勢就出現了戲劇性變化。2月6日前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打黑英雄”王立軍因出走成都美領館遭北京政府調查。3月15日,王立軍上司政治局委員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4月10日,原有望在”十八大”晉升新一屆最高領導層的薄熙來因違紀被免去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接受調查,其妻子薄谷開來涉嫌殺害英國商人(Neil Heywood)而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標榜”唱紅、打黑、共富”而喧囂一時的”重慶模式”由此宣告終結。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與世界銀行聯合發布《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明確提出,”在經歷三十多年高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到達另一個轉折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戰略轉變。”報告提出到2030年,中國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例要從當前的27%降至10%左右。中共當局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私有化製度)的企圖昭然若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在其任期最後一年高調宣布”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經濟體製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兩會過去不過月余,各地金融特區的改製如火如荼,民營化(私有化),外資引入,以大改小,管理收購,大連、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溫州、廈門、廣州、海南,乃至西安、重慶等地,地方省市紛紛推出所謂的金融體製改革。

三十余年前,曾經閃亮無比的改革開放,終於進入了最後“瓜分盛宴”的瘋狂期,也將走到了其歷史命運的盡頭。

全民共識的改革開放?

歷經”大躍進”、”反右”、”四清”和”文革十年”,中共建政27年,在一黨官僚專製統治下,僵化的計劃體系導致經濟發展極不均衡,政治動蕩混亂,內部鬥爭頻頻。官僚集團曾有的”革命理想”已化為烏有,而眾多普通民眾也仍處於貧困之中,整個社會的政治熱情已經耗盡。

1976年,周恩來逝世,數百萬群眾參與”四五天安門運動”,明確反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為代表的中共黨內”造反派”出身的新官僚的專製統治,遭到嚴苛鎮壓。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保守派”華國鋒與官僚集團代言人葉劍英和鄧小平等密謀政變,”造反派”新官僚遭到殘酷清洗。

為維持統治,走出”毛澤東時代”和”十年文革”進行變革成為了當時中共黨內官僚主流和相當多數底層民眾(至少是默許)的”共識”。但這一”共識”並非是如何進行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的共識,更不是對於三十年後今天的”資本主義復辟現實”的共識。

當時中共官僚集團內部也對於如何進行”變革”和”變革”的方向沒有明確的認識,這也是為什麽鄧小平和陳雲(時為中共黨內二號人物)會提出”摸著石頭過河”而充滿實用主義的口號。

1978年,鄧小平等中共黨內資深官僚挫敗”保守派”的華國鋒等人執掌中共大權。同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舊理論,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為此後34年中國進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製度全面贏得統治地位奠定了理論基礎。

但是,即使中共統治集團內部對於如何走出”毛澤東時代”的具體路徑也頗多爭議。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支持了趙紫陽和胡耀邦等黨內相對右傾的”開明派”的主張,希望積極推行與西方接觸、引進外資和更加市場化的”改革開放”,並同時推動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

而當時陳雲為代表的”保守派”主張在官僚計劃經濟控製下,逐步推行有控製的市場化,之後還提出”鳥籠經濟”的構想。”保守派”的這一路線也絕不意味著要徹底回到此前絕對的計劃經濟狀態,而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體,也即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這也成為兩種”改革開放觀”的肇始。

“改革開放”的第一次危機與1989民主運動

隨著市場化的”改革開放”逐步推行,官僚階層及其家屬利用權力中飽私囊,新興資本家群體通過原始資本積累逐步形成,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社會中貧富分化和階層對立日益明顯,底層工農深感民生痛苦。民眾極為厭恨特權腐敗與官僚專製;學生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不斷,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各地屢現學潮和工潮。

知識精英和特權階層則日益受到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影響,體製外資本家群體也開始主張自身的政治權利。黨內”開明派”與”保守派”鬥爭日趨激烈和公開化,趙紫陽為首的右傾力量也越來越不滿於”保守派”對其推行”改革開放”的限製與羈絆。

改革開放進入其第一個瓶頸階段,中共統治集團趨於分裂;各種利益糾葛和矛盾沖突堆積,只待合適時機的爆發。

1989年4月到6月,遭排擠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全國性學潮。在運動初期,仍是知識精英控製的學生運動,並且得到了趙紫陽為首的”開明派”的暗中支持。隨著運動的發展,工人階級日益組織化介入運動。這場全民性民主運動已逐步脫離中共”開明派”與知識精英階層的控製,正從黨內的路線鬥爭與權力鬥爭發展成為真正挑戰中共集團統治的政治危機,當局將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

“開明派”中鄧小平為首的力量和”保守派”唯恐局面失控,兩敗俱傷;因此重新整合達成共識,不惜調動數十萬野戰軍於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對群眾運動進行鎮壓。數百人到數千人死亡,數萬人被捕;其中多數死者和被捕者為赤手空拳阻擋軍隊戒嚴的普通工人與群眾。

以趙紫陽為首黨內右傾”開明派”本企圖挾持民意挫敗黨內的”保守派”,進一步”深化改革”,反而殃及自身。趙紫陽被軟禁,大批體製內外的精英或遭監禁、或流亡海外、或離開體製。

“鄧小平南巡講話”與”堅持改革開放”

長安街的槍聲中,柏林墻的瓦礫下,百多年共產主義的理想化為烏有。前蘇聯和東歐等所謂”共產主義國家”(官僚專製的畸形工人國家)紛紛土崩瓦解、改旗易幟,而中國披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馬甲,走上了”專製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資產階級高高舉起”新自由主義的利劍”砍斷了”斯大林主義的繩結”,卻誌得意滿地宣告:”社會主義的死亡”與”歷史的終結”。

“六四”鎮壓後,雖然陷入危機中的”改革開放”殺出了一條血路;但是國內經濟停滯,國際上被孤立。198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只有4.1%,1990年為3.1%,兩年內有超過100萬家無力經營的企業被強迫關閉,為文革結束以來經濟增長最慢的兩年。以陳雲為代表的中共黨內的”保守派”主張”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再提”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爭論,意圖重新將經濟模式導向可控的官僚計劃經濟。

如果二十年前的1992年秋天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保守派”的主張得到確立,那麽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將中途而廢。1992年春,為擺脫僵局,已辭去所有黨政職務年屆88歲高齡的鄧小平乘坐軍艦南下了武昌、廣州、深圳、珠海與上海等地,花費月余時間推動”深化改革開放”,明確提出”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也就是著名的”南巡講話”。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寫入黨章,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同時停止了更為右傾的”開明派”所推動的政治改革。

此後二十年,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旗號庇護下,得以所向披靡,一展宏圖。一方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政府財力雄厚、看似國力昌隆,甚至提出”和諧盛世”的口號,但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以階級對立嚴重、官僚腐敗不堪、環境嚴重破壞為代價,也正遭遇民眾愈來愈激烈的抵抗。特別是在江澤民與朱镕基主政期間,2001年中國政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2年中共修改《黨章》後,在經濟上全面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在政治上公然篡改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則。資本主義復辟之路已是覆水難收。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起,全國各地開始出現大面積農民反抗強征土地賦稅和暴力計劃生育事件,數千萬城市國有企業工人反對國企私有化和下崗運動,以及數億農民工反抗血汗工廠殘酷剝削和爭取工人權利的鬥爭。近年來民眾不堪忍受的反抗日益激烈與頻繁,各種群體性抗爭與罷工已經達到每年20萬起左右。

配合經濟基礎的巨變,上層建築的“偷梁換柱”也早已悄然開始。自由主義者們高喊著“解放思想”的口號卻專製地壟斷了話語權;“非政治化”成為了全球普世新自由主義者們的口頭禪,而“不爭論”更成了中國右派精英們的“尚方寶劍”。一方面,中共統治集團為了維持統治的合法性,仍然身披“畸形工人國家的外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尚未褪去;而另一方面,為確保資本主義復辟的長驅直入,必須對曾經占據主流的意識形態進行顛覆,消解既往歷史性的結論(無論其正確與否)——也即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與革命思想進行徹底解構。新民國終於在中國大地得以復活。

距離產生美。借古諷今成了所有對現實不滿者——今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左傾民粹主義者——共同使用手法。差別不過是,一個將上世紀初的民國描繪成自由競爭,民主康樂的“失樂園”,另一個則將上世紀中期的毛時代中國打扮成正義平等、天下大同的“人間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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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7 20:44:44 |显示全部楼层
“改革開放”第二次危機與”重慶模式”的興衰

“一切現存的東西,都要死亡。”(《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馬克思)

2007年末到2008年,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接著席卷全球,迄今危機仍在廣度和深度上繼續發展,並日益影響到經濟趨冷的中國。這場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宣告了世界性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徹底破產。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國內社會矛盾激化,貧富分化嚴重,正從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迅速變成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一黨專製統治下,中國民眾對於改革的發展路徑無絲毫發言權,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成為了”改革詛咒”的犧牲者。改革開放成為官僚集團和權貴精英們單方面壟斷的話語權,成為加諸於民眾身上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代名詞,改革共識已死。

面對內外危機,既得利益集團和特權階層面對危機采取了不同的立場,並日益分裂。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往往起源於基層官僚隊伍,依靠資歷而晉升到目前的位置。在與由”太子黨們”發展起來的國家資本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競爭之時,以溫家寶為首的派系所依賴的支持基礎多來源於體製外的中小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學者;所以,”繼續改革派”更希望繼續推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更傾向與利伯維爾場經濟的資本主義製度。如近日溫家寶大力抨擊國有銀行壟斷,要推動民營資本進入銀行產業,並首先允許溫州和深圳(前海)等地推動自由化金融改革,允許機構與個人進行外匯對外投資。

而中共黨內高層官僚子弟所組成的紅色權貴小圈子的”紅色太子黨”,由於歷史背景和關系,其家族在社會和上層中掌握諸多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多種資源。但在”太子黨”內部,存在不同的代系、利益、派系和政治路線;一些”太子黨”則更傾向於”開明派”,而另外一部分”太子黨”代表著中共內部相對”保守”和”維持現狀的力量”。

在權力鬥爭中失利,”十七大”後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員與重慶市委書記的”嫡傳太子黨”出身的薄熙來就是後者的代表,他們其實並不反對改革開放和資本主義復辟本身,而是希望能由舊統治集團控製的國家資本繼續主導政治與經濟發展。

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正是窺得群眾中廣泛不滿情緒,”唱紅、打黑、共富”的”重慶模式”橫空出世,以煽動民粹情緒一展個人政治抱負。如果對照鄧小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各種實踐和言論(如《鄧小平文集》);自始至終,薄熙來和”重慶模式”從未突破鄧小平設計的理論框架。”唱紅”運動式的組織群眾演唱革命歌曲在1994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時也曾經”紅遍全中國”,而”打黑”(打擊有組織犯罪)是任何希望能”健康地”管理社會秩序的政府都會采取的治理手段,其打擊範圍和程度甚至遠不能與1980年代初鄧小平時代推行的”嚴打”相比;至於”共富”(共同富裕)的口號更是在鄧小平相關理論,甚至胡錦濤與溫家寶的言論中,也比比皆是。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重慶模式”的出現,不僅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這種借助民意,從體製外向體製內倒逼的做法,既不是所謂”毛澤東主義道路的回歸”,也不僅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它宣告了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改革開放”的窮途末路。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重慶模式”的出現是對於”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代的回歸。

“重慶模式”今年年初由於王立軍叛逃案發而破產,雖然具有偶然性,但也說明中共集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行走如此之遠,使得任何最起碼的改革原則下的”內部糾錯”機製已經無以為繼。雌伏在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繭衣”(官僚專製的斯大林主義下)中的”資本主義之蛹”已化身為蝶,即將破繭而出。

改革即死,革命當立

但遍地燃燒的熊熊地火豈是影帝們的口水所能淹沒。這也是為什麽作為前黨內”開明派”趙紫陽繼承人的現總理溫家寶在危機重重的今時今日,會高調宣布堅持進一步推行”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並提防”文化大革命”的死灰復燃。中外統治集團對於那即將到來徹底改變秩序的大巨變大爆炸,懷有刻骨的恐懼與仇恨。

對於中國的億萬民眾而言,要實現真正的徹底性變變革。“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這種對於迷信的破除,既是對往昔已經失敗的一黨專製官僚工人國家的希冀的破除,也是對於日益破產的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迷信的破除。

中國: 紅色光環下的資本重慶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下臺正成為一場令人瞠目結舌的大戲,而在中國關於薄熙來所推動的“重慶模式”有諸多爭論,這是否是對抗北京中央政府,尤其是“自由派”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的一種替代。本文作者張蜀傑是工國委(CWI)來自重慶的支持者,他遭到國家安全警察的迫害,去年被迫逃離中國。薄熙來事件起始於其助手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逃亡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庇護,這揭開了中共當局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權力鬥爭的序幕。但在當局宣稱這只是一個“孤立的犯罪案件”同時,這同樣也是一場政治鬥爭,北京當局為薄熙來不願遵循北京所製定的政策而惱怒,這對北京當局對各省政府日益不穩定的控製是個重要危險。眾多的評論家將薄熙來事件與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相提並論,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成為一件謀殺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而其家族在國內外秘密聚斂的財富成為媒體關註的焦點。薄熙來和他的妻子都是“太子黨”——即前中共領導人的後代,他們在政府內部和經濟上都擁有重要的力量和影響。薄熙來成為一部分新毛派和新左派的英雄,而“重慶模式”被視為通過增加國有經濟控製而為窮苦百姓提供社會正義和幫助的重要手段,同時也出現一些所謂毛時代文化”唱紅歌”的復蘇。在一黨專製下,完全沒有獨立的工人組織和為之鼓勵的自由和開放的政治辯論的條件下,這毫不奇怪有相當一批人將薄熙來和重慶看作是替代當前政府政策的一個可行辦法。但如本文所示,薄熙來的政策並不能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替代,事實上他不僅贏得了贊譽,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從海外資本家那裏吸收了大量投資。關於薄熙來事件的進一步背景消息,可以閱讀《薄熙來的下臺》(點擊鏈接)一文。

王立軍2月6日到成都美領館”休假式治療”以及之後4月10日薄熙來被”雙規”,其妻谷開來涉嫌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等一系列事件讓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在1989年民主運動之後首次暴露在公眾面前。自從王立軍進入美領館的消息傳出後,最高峰時,據稱有上億人”圍觀”。眾多網友稱此事件精彩程度勝過”懸疑大片”。

民眾對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的積極關註,不僅是底層民眾對上層權力鬥爭的一種隔岸觀火的消遣心態,而且顯示出民眾對當前的社會現狀極其不滿而希望有所改變的願望。

王立軍事件之後,”重慶模式”、薄熙來和王立軍一起出現在主流媒體和網絡的激烈討論中。”重慶模式”並不是一些毛派宣傳的那樣是”社會主義的復興”,也不是像某些自由派宣稱的”文革復辟”。薄熙來在重慶的政策只是一種極其有限的改良,在加強政府權力的同時,並在政府的主導下發展資本主義。

公租房

比如以重慶市公租房項目為例。重慶當局稱3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可以解決100到200萬人的居住問題。這被很多改良主義者津津樂道。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稱”只有重慶模式才能拯救中國房地產”。很多底層群眾和青年也希望通過公租房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

然而,在一片贊歌的同時,也存在關於公租房面積太小,離城市中心太遠的批評。重慶一些地方的公租房甚至就是直接為資本家免費修建的職工宿舍。據《重慶晨報》報導,西永保稅區的公租房將被建設成為”板式結構的宿舍型”。”西永綜合保稅區公租房共分四期,一期約有10幢樓,可居住戶數3123戶,按每戶容納6-12名員工計算,計劃居住約18348人。配套有白領公寓、員工食堂、服務設施配套等,生活街、購物街等。”

黃奇帆在接受《中國改革》雜誌采訪時曾表示:”因為政企分開,政府和社會把員工生活攬下了,企業只造廠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資也節省了,這也有利於招商引資。”

重慶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李勇研究員表示,富士康放棄生活區建設,與重慶公租房建設和戶籍製度改革兩大創新舉措相繼推行關系密切,後兩者將極大提高重慶的產業競爭力。

戶籍改革

(可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地票、土地流轉與農民的消亡”)

所謂戶籍改革根據重慶政府的政策文件”民生10條”就是將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成城市戶口,並”建立轉戶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彈性退出機製,以合理的過渡期保障合法權益。建立農村土地權益置換城鎮公共服務的有效機製,確保農民進城落戶後同等享有城鎮居民住房、就業、養老、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

因為中國二元化的戶籍製度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資產階級民主派越來越呼籲要徹底取消戶口製度,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建立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官僚專製當局為維持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推行”逐步有計劃地”農轉非(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換成非農村戶口)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 官僚們希望以此實現生產力兩大要素—勞動力與土地—”可控製的”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

因此,重慶當局在其”民生10條”中提到”解決在城鎮有穩定職業和住所的200多萬農民工及其家屬、40 萬失地農民和 70 萬農村籍大中專學生的戶口問題,形成科學有序的人口城鎮化機製” 。

共富 ——私有化的農村政策

(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地票、土地流轉與農民的消亡”和”采訪大學生村官”)

而重慶的農村政策則完全和”社會主義”不沾邊,而是私有化的政策。例如,在重慶當局的”共富12條”中第三條”發展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 個,實現農村”三權”抵押融資 1000 億元以上。” (”農村三權 抵押融資”中的”三權”分別指的是農民的林地、土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權。通過抵押融資,使農民獲得資金。)

所謂的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並不是一種作為生產組織,共同享有生產數據的農民合作社,而是基於資產階級產權之上的”農業公司”。入股的農民大多數是村委會或者村支部的成員,或者較為富裕的農民。而合作社用的耕地除了入股農民自己的土地,還另外租用其他農民的土地,有的”合作社”也雇傭其他農民。除了專業合作社,農村裏還有種糧大戶,同樣租用其他農民的土地和雇傭勞動力,以農業生產銷售並享受政府的補貼。
共富12條中第四條,”建成 2500 個農民新村,利用”地票”交易製度等辦法拓寬農民財產性收入管道。”農民新村”和”地票”是相聯系的。通過修建農民新村使農民集中居住,就能把大量原來農民的宅基地復墾產生”地票”,可以用於土地交易而轉讓。

自2008年12月4日,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掛牌成立並在當日交易中國第一張”地票”以來,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已累計組織成交地票價值一百多億元。
招商引資

與此同時,重慶當局仍然繼續推行大力引進外資的”招商引資”措施。據報導,今年1 – 2月,重慶市實際使用外資10.50億美元,同比增長52.01%;外貿進出口值53.6億美元,同比增長1.1倍,增幅位列全國第二。

而重慶市官方文件”民生10條”中”新增微型企業 6 萬戶。市財政每年出資 3 億元,按企業註冊資本的 30%-50%給予補助,並通過稅收返還、融資擔保、規費減免等措施扶持創業。”

打黑

重慶的”打黑”運動,客觀上確實改善了重慶的治安狀況,因而受到了群眾的歡迎。但同時左翼活動分子也遭到了警方的鎮壓。比如2009年,毛派分子的地下組織”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在重慶市萬盛區召開全國黨代會時遭到重慶警方突襲,所有與會人員遭到逮捕,其中五人總計被判處35年有期徒刑。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支持者張蜀傑也在2011年遭到重慶國安警察迫害,被迫出國流亡。(請見《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4期”張蜀傑1月26日演講稿”)

唱紅

自由派將重慶模式,特別是”唱紅”稱為文革。而一些改良主義毛派也因此把重慶看作”新延安”。但是”唱紅”並不意味著重慶當局傾向社會主義,正如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何兵說:”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是不鼓勵建黨。”而且這些所謂的”紅歌”大多數都是諸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類的歌頌中共的歌曲,而決不會演唱”國際歌”。

“新上山下鄉運動”

重慶市政府宣傳的”三進三同”, 要求中共政府官員”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時被自由派和部分毛左視為新的”上山下鄉”運動。然而,根據中國勞工論壇采訪到重慶某村官,”實際上一方面絕大多數官員並不會真正地下村和農民一起吃住,甚至有時候就是公務員拍拍腦袋寫個報告了事。比如所謂”到農村和農民同吃”,其實就是村委會招待幹部吃喝。而所謂住到農民家裏,實際操作中就是住在鄉鎮上鄉鎮政府安排的房間裏。大學剛畢業的”村官們”都沒有幾個住在村上的,更何況是公務員呢。大多數農民的居住條件比城市落後了幾十年,比如沒有廁所或者廁所很簡陋。另一方面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基層政府實際上也不敢讓公務員特別是女性公務員住到農民家裏。而縣裏的領導就只是到某個村上走訪一下,而鄉鎮政府反而要花很多錢款待這些縣裏來的領導。這實際上是政府中普遍的搞形式主義的做法。”(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采訪大學生『村官』”)

改良主義毛派

一部分改良主義毛派,諸如中央民族大學的教師張宏良等人把重慶模式視為”保黨救國”的唯一希望。甚至稱”重慶模式生則共和國生,重慶模式亡則共和國亡”。

這些改良主義毛派的領導者主要由中共退休幹部和大學教授組成。一方面,他們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把工人階級視為”弱勢群體”,因而改良只有依靠黨內高官自上而下進行。或者認為只有一個新的”毛澤東”才能領導工人、農民走向社會主義。張宏良甚至說:”…依靠人民群眾自發的革命,也必定是死路一條。只有依靠黨群一體化,才能使共產黨和人民大眾同樣成為強者,形成強大的統一力量。”

另一方面,由於他們自己本身和工人階級的所屬階層不同,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說是屬於當前官僚體製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此,他們內心渴望秩序,而對任何有可能推翻當前製度的群眾運動心存恐懼。甚至惡毒地將革命左派(毛派和其他左翼力量中堅持革命推翻現政權的派別)稱為”左翼帶路黨”。張宏良稱” 如何解決左派帶路黨問題,將是對未來中國左翼運動的巨大考驗,也是對中華民族的巨大考驗。”

而王薄事件導致了部分毛派對”重慶模式”幻想的破滅,一些原來對改良懷有幻想的毛派分子和青年將轉向更激進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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