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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裕元鞋廠大規模罷工
過去三日,臺資企業裕元在東莞有10間鞋廠中,有6間爆發罷工,事由工人揭發資方沒有按法例繳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積金。
“資方欺騙了我們10年。”一名女工告訴《路透社》說:“高埗(地方)政府、勞動部、社保機構和公司都在欺騙我們。”
“我們很多人都發現,資方為我們的社保供款每個月少了至少200元,已將近20年了。”另一名工人向香港《南華早報》說道。
罷工數字飆升
這場罷工象征著新一波的工人鬥爭浪潮,尤其在廣東以至中國其他已發展地區。最近,三星、聯想、諾基亞和沃爾瑪等企業都受到波及。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研究顯示,在2014年首季,罷工次數對比去年同期上升了三分一。該組織的報告也指出,警察介入和拘捕次數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可見“地方當局更強硬回應”。最近,不少工運分子受到法院審訊,也證實了這個趨勢。
東莞名為“世界工廠”,擁有約1,000萬勞動人口,由於全球經濟危機以及中國傳統出口市場放緩,近年經濟受到重創。過去該市發生了幾次大規模罷工,抗議拖欠遣散費、工資或周邊保障。當中包括,裕元鞋廠上次於2011年爆發罷工,當時有7,000工人抗議裁員和削減工資。
引用中共喉舌《環球時報》所指,今次裕元罷工“規模巨大”,有數以萬計的工人參與。由於官方審查造成資訊不流通,不出所料,各媒體所報導的參與人數均不同,從1萬人到更多不等。罷工在中國當然是非法的。有與罷工工人聯絡的NGO分子張誌如(譯音)稱,4月14日(星期一)有超過3萬人罷工,然後在星期二有更多人加入。理應掌握國安機關情報的《環球時報》報導,罷工工人高達4萬人。
“違法行為”
臺資企業寶成國際集團旗下的裕元鞋廠為鞋具代工,就好比富士康為電子產品代工一樣。裕元網站宣稱公司是“全球最大鞋具品牌的製造商”,每年為Nike、Adidas、Reebok、ASICS、New Balance、Puma、Converse、Salomon、Timberland等品牌,生產三億對鞋。沒錯,上述品牌都是由同一班人製造的!
近年,裕元開始縮小在中國的業務,將生產線轉而到印尼和越南等工資更低的地區。由於企業紛紛撤離,搬到工資更低的內陸省分,因此工人的抗議次數急升,以反對拖欠遣散費或削減成本。
根據中國的法律,所有公司都需要為工人全數繳交強製性的社保 ─ 包括退休金、醫療保險、住房津貼和意外保險。最近的法律改革令農民工在遷出城市時,可以連帶這些保險轉移,令到工人們更能留意到公司有否履行責任。設於美國的“中國勞工觀察”最近調查了400所企業,當中竟然沒有一所是有全數繳交應付的社保費用。因此,裕元鞋廠工人面對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製造業的問題。
“我有同事估計,裕元幾年來拖欠工資高達10億元。”一名中層管理職員告訴“中國勞工觀察”。
4月5日,裕元鞋廠開始罷工,數百工人抗議,堵塞了附近的天橋。公司回應會保證解決事件,但後來沒有滿足工人要求,引發工人於4月14日再次罷工。數以千計的工人參與抗議遊行,帶同橫額,寫上“還我社保,還我住房公積金!東莞寶成(裕元)違法可恥!”
政府從廣州和珠海動員了大約2,000名警員,根據目擊者透露,有20名罷工工人被捕,甚至有手持橫額的工人被毆打。一名工人向“自由電臺亞洲”表示,有罷工工人在與防暴警察發生沖突後被送往醫院。重要的是,警察鎮壓反而強化了工人的意誌,令更多人加入罷工,與其他地方的現象相似。未來數天將會是關鍵,裕元已經發出最後通牒,威脅若果員工在三天內不肯返回工作,就會將其解職。
工人們利用社交媒體作為建立罷工的重要工具,這趨勢在中國罷工和群眾抗爭中經常發生。根據一名裕元工人所說,過千名工人在4月5日第一次抗議的前幾天加入了一個網上QQ群組。這個群組已經被當局查禁,但工人們也建立了新的群組並吸引了更多人加入。
鎮壓加劇
正當裕元罷工在爆發之際,廣州法院判決11名保安去年在廣州中醫大學醫院進行長期罷工為“糾眾滋事”。《金融時報》正確地將判決描述為“反映出當局對最近冒起的工運的不容忍取態。”
案件中,六名被告被判八個月的徒刑,因此會在這個星期獲釋。而另外三人則判處九個月徒刑。“糾眾滋事”罪名最高可判以五年監禁,廣州法院的判決出奇地相對輕微。此罪名也於1月用以判決反貪腐運動份子許誌永監禁4年,另外十名許誌永帶領的“新公民運動”成員也受到同樣指控。
另一重要判決,吳貴軍的案件,也快將有結果。吳貴軍為41歲的工人領袖,因為在深圳的港資企業迪威信家庭用品廠組織了一場罷工,而遭受“聚眾擾亂秩序”的類似指控。這次代表政府更強硬判決工運為非法,因而引發了全球的示威行動。去年,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與中國勞工論壇組織了全球同步聲援吳貴軍的行動,在印度、柏林、聖保羅、悉尼等九個城市的到中國領事館裏抗議。
“如果還有一絲正義尚存的話,吳貴軍的罪名將不會成立。”他的律師在4月4日的審訊日中說道。吳貴軍已經被關押了超過300天,被指控在去年5月帶領堵塞馬路的行動,但有出庭作證的工人指出,吳貴軍本人其實是反對這個行動。要求釋放吳貴軍的運動將會繼續。《中國勞工通訊》報導,吳貴軍的兒子和支持者發起網上連署,得到了超過12,000次轉載。
建立真正的工會
即使政權試圖加劇鎮壓,罷工浪潮叠起不僅展示出中國工人的鬥爭意誌,也反映出越來越精密的組織與策略。工人的期望也在提高,裕元罷工工人的網上帖子批評了公司的官方工會的角色,並要求有權選舉自己的工會代表。工人們為建立自己的獨立組織而鬥爭,以對抗資本剝削和專製警察國家 - 這進程欲罷不能。對於“世界工廠”裏面的鬥爭,全世界的工人和工會分子都應給予最大支持!
中國:運動鞋具廠五萬工人大罷工
這是中國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並吸引了國際關註。裕元工業集團在東莞高埗廠房的罷工,已經寫入歷史。廣東省東莞的生產占全中國出口的五分之一。可以理解的是,中共對如此大規模的示威及其所引發的漣漪效應都相當憂慮。罷工人數一度高達5萬人,工人要求取回公司未繳付的鉅額社保及退休金。
裕元稱,罷工造成的直接損失達到6千萬美元,這足以證明工人的經濟力量。全體工人所需要增加的社保及津貼合共為3,100萬美元,只占裕元2013年盈利(4.35億美元)的一小部分。
中國的福利製度混淆不透明,令全國企業可以合法逃避付款,從而欺騙工人。一個月前,工人發現裕元繳付的社保是基於他們的基本工資,而不是總工資,即少算了加班的工資在內,違反了法例。工人發現裕元的工作合約並不符合法律,於是要求撥亂反正,同時重要的是,他們也要求有權組織自己的工會,並且不要追究罷工工人。
裕元為Adidas、Nike、Timberland等國際品牌製造全球五分之一數量的運動鞋。在現今中國的政治製度下,罷工是違法而往往被鎮壓的,如此規模的罷工可以維持超過兩星期之久,是罕見非凡的。
軟硬兼施
根據工人報告,裕元老板運用了強硬的策略,在數百名特警與防暴警察的協助下阻止罷工。過去數十年來,中共政府煉成了“軟硬兼施”的手段去平息群眾示威。在今次事件中,公司在當局的促使下,一方面向工人作出了些微的退讓,同時結合了威嚇暴力的戰略。
《法新社》在4月29日報導:“在當局下令裕元‘整頓局面’而公司作出些微退讓後,工人指大量罷工者被警方拘留,而關鍵訴求仍然未達到,而他們只是在脅迫下復工。”
一名工人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我們不會再信任政府及管理層,因此我們要等到錢匯到我們帳戶後,才會復工。”工人控訴他們的社保帳戶不透明,這正是過往讓裕元欺詐他們的原因。
雖然面臨鎮壓,目前還有一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仍有數以千計的小部分工人仍可能在罷工。4月28日(星期一),裕元管理層宣布廠房正在“全面正常運作”,但是《法新社》報導,據數名工人的報告,指“大約八成”工人已經復工。有報告指,有罷工者提出至少在五一勞動節前繼續罷工。
雖然工人沿用負責任而和平的抗爭策略,但從一開始就面臨鎮壓,因此工人極為憤怒。在4月5日罷工開始,在首幾日警察已經逮捕了數名工人,而估計有數十名工人在沖突中受傷。因為管理層給予的復工條件遠遠低於工人的要求,因此4月14日更大規模的罷工再度爆發。
在整場鬥爭裏,特警與防暴警察都嚴陣戒備。
“廠房被警察控製了”
“喊口號的被擡走。”上星期,一名姓羅的工人向《BBC》表示:“我們甚至不敢製作橫額。”在4月15日的遊行裏,有工人因為持有橫額而被警察毆打及逮捕。
在這場遊行後,警察在廠房設置了警戒線,防止罷工者將鬥爭帶上街頭。上星期,當公司將破壞罷工的手段升級時,工人報導被困在廠房裏(在其他國家,雇主通常鎖上廠房不讓工人進入)。打卡器被拆除,令公司在未來威脅解雇罷工工人時可以逃避支付退休金的法律責任。公司發出三日的最後通牒,若果工人不復工就會被解雇。
警察部署在廠房內,逮捕繼續罷工的工人。一名罷工者向《中國勞工通訊》(4月25日)表示:“我們沒有選擇,只能回去工作。一個拿著盾牌警棍、戴著頭盔的人站在你身旁,你可以怎樣?”
“警察逮捕在廠房內不肯工作的工人,有超過60人被拘留。這時工廠是被警察控製的。”一名怕被報復而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人向《法新社》表示。
國安機關拘留亦拘留了至少有兩名為罷工提供意見的民間組織者,從而增加復工的壓力。來自深圳民間勞工組織的張誌儒及其同事林東,在上星期被拘留了幾日。張誌儒在4月25日被釋放後,指警察告訴他:“只要工人回到鞋廠復工”,他就會重獲自由。
兩面的回應
獨裁中共面對挑戰,尤其是群眾運動時,總會展現出“兩張臉孔”。在北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上星期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裕元“確實存在未如實申報社保繳費的問題”。
但正如工人指出,地方政府機關長年與公司勾結,因此對公司的壓榨視而不見,從而換取稅收及賄款,是中國的常態。裕元執行董事劉鴻誌表示,在整場紛爭裏,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公司給予勞方的條件。警察作為國家權力的“核心”,在這場紛爭裏站在哪一方是無傭置疑的。雖然裕元被發現違反法律,但領導層沒有一人被逮捕。
在盡快結束罷工以達“維穩”的目的,以及恐懼更多工廠會因工資提升而遷出中國(至孟加拉、柬埔寨及其他低工資經濟國)之間,當局政權要作出一定的平衡。
要求組織獨立工會
裕元罷工成為中國近代勞工鬥爭史的標誌。4月5日,罷工以約1,000名工人開始,然後在下一個星期蔓延至50,000人,包括前線工人及部分管理層人員。在4月18日,罷工蔓延至裕元在江西省的工廠。
裕元工人與2010年浪潮橫掃汽車製造業的罷工有一點共通處,就是拒絕中共傀儡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最後一分鐘的介入,並要求組織自己的工會。《經濟學人》有相關報道,指在廠房閘口的工人撕毀官方工會的信件,該信件要求工人結束罷工,並理解公司釋出的“誠意”。
“工會應該有自己的工會。”一名姓雷的罷工者表示:“因為(官方)工會沒有站在工人一方。”
“工人發動罷工,沒有計劃”
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加上習近平上任後加大鎮壓,意味著罷工不會如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工人已爭取到工會權與民主權利)這樣發展。沒有真正的工會,沒有工會會議,沒有投票通過決議,沒有有架構地討論去訴求,就如今次東莞的工人鬥爭,大體上是自發式的即興行動。
因為中共政權或公司會派出間諜,很容易會阻撓或粉碎有組織的行動,工人鬥爭傾向於自發爆發。但是,在開始後,罷工會開始有組織的,但在非法與不停的鎮壓下,很難維持組織的模式。
“罷工是自發而沒有好好組織的。甚至可以說工人沒有計劃過(罷工),但只是發動了罷工。”北京大學繼續教育部的教師兼勞工議題評論員紫曉明解釋:“但工人仍然保持高度信心…所以是挺有戰鬥性的。”他向《TRNN新聞》表示。
正如我們在中國其他的罷工與群眾鬥爭所見,例如反汙染和反征地的抗爭裏,裕元工人使用即使社交網路群祖去討論罷工及其下一步的行動。有些群組的人數高達400名工人。這些網上平臺經常被國安勢力入侵並關閉,但新一個群眾又再展開。在獨裁製度下,手機和社交媒體為工人和活動分子的會議討論提供了一個“保護罩”。
選舉代表
工人要求有權選舉自己的代表。在紙面上,在國家控製的工會的框架下,有保障這一權力,但實際上很少被認可。廣東常常被“改革”倡議者炫耀為進步的例子,甚至省政府開始實行集體談判合法化。但在獨裁製度下,這一“法例”在現實上是不可能實行的。在今次數十年來最大的罷工裏,可清楚見到只有警棍下實行的“集體談判”。
因此,牽涉在罷工行動的工人對於選舉派出代表會見管理層,愈來愈謹慎小心。在“開明”的廣東,最近有大批工人代表被逮捕。最著名的有深圳家具廠工人代表吳貴軍,他被控在去年一場抗議“造成交通阻塞”而判監五年。裕元工人也不願意公開揀出領袖,害怕公司和國家會對這些人恐懼。
目前,裕元鬥爭的前景是不確定的,罷工對工人意識與未來的鬥爭有巨大影響。“不論我們是不是成功,也會紀錄在歷史裏。”一名姓羅的工人向《BBC》表示。很明顯,即使現在仍不能相信公司和政府會完全履行他們對工人的法律責任,沒有這場罷工,工人什麽也贏不到。在面對鎮壓下,工人成功組織強大的罷工,癱瘓跨國企業的生產線,為中國工人鬥爭立下了新一個裏程碑,並給予其他工人信心。在未來的日子裏,對獨立民主工人的訴求會如河水般湧現,勢不可擋。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背後是由什麽驅動的?
隨著習近平反腐運動勢頭增強,中共統治精英內部的權力鬥爭明顯進入了危險區。在中國,政權交替時都必然有反腐運動。因為腐敗無窮無盡,正在侵蝕政權的社會基礎,習近平及中共現任領導受到巨大壓力,要表現的像是“來真格的”,但這其實都是政治為先的,以作為權鬥的手段,而非刑事案件。
政府面臨著一連串威脅,習近平在新成立的國安委首次會議上發表演講,將目前形勢描述為中共政權“最復雜的歷史時期”。中共獨裁面臨多方面的威脅,從大規模經濟放緩、痛苦的信貸緊縮(去杠桿化),到罷工等群眾抗議興起。這背景解釋了為何習近平反腐運動的規模比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更大,且可能會進一步升級。但這會有可能激起政權內部的重大危機。正如已故的中共元老陳雲曾說:“反腐不力會損害國家,反腐太過會損害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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