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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中央政府連半妥協的三軌方案都指「違反基本法」的時候,更保守的泛民勢力就開始提出更惡劣的方案了。
最近,港大民調總監鐘庭耀被建制派猛烈批擊,指控其「不客觀」並經常發表「不利中央」的調查結果。從事件可見,中共正在向資產階級學界施壓。同時,十八學者提出「公民推薦」的政改方案,表示由市民提名產生候選人後,須要再由1,200人的提委會中至少1/8的確認。 學者亂說此方案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混淆公眾視聽。 小圈子的提委會由建制占絕大多數,必然將「對抗中央」的候選人篩走。
不幸的是,真普聯倡議的「三軌制方案」的其中一軌,正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方案,與十八學者的方案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真普聯方案為了討好《基本法》45條而不繞過提委會,最終只會將公民提名與公民推薦混淆。而真普聯的妥協方案也受「進步民主派」(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所支持。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牽頭成立「香港2020」,提出2017年的普選特首方案,建議中沒有提出公民提名,卻指只要改革提委會則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 至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亦未有建議取消功能組別。 陳方安生呼籲各界「妥協」以達成共識。
保守泛民並非依歸群眾,以正確的方案、口號與策略號召群眾起來抗爭。相反,他們自己沒有底線,卻不斷揣摩上意,爭相摸索一個迎合中共的方案,得到「甜頭」後就沾沾自喜。然而,中共見到泛民一退再退,只會步步進迫,得勢不饒人。
泛民訪上海談政改
對於是否到訪上海會見中共領導人,泛民議員起初猶豫不決,連番商討決定參與。 由於害怕會見京官會勾起選民對4年前與中聯辦密室談判的記憶,民主黨尤其如此感到壓力。所謂的政改商討是閉門會議,而且沒有預定的議程,不過是京官訓話、泛民點頭的一次機會。 可是,泛民主派又怎會放棄一次揣摩上意的機會?
梁國雄到達上海入境關卡時,遭到海關搜查行李。 因為有攜帶六四T-shirt、六四傳單,以及寫有「結束專政,全國普選,平反六四,釋放政治犯」的紙牌,被指攜帶「違禁品」而被禁止入境。梁國雄表示,05年時他仍可以穿著六四衫到深圳地鐵,可見今天中央政府對人權自由的態度比2005年時更為倒退。
廿三條與國安法
23條立法必然會勾起群眾11年前50萬人上街的回憶,因而是梁振英政府「四大政治任務」中最困難的一項。但是,中共始終會死心不惜,並展開輿論攻勢,為立法鋪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提到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前,可試行內地的國安法。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最近又公開表示,若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可引用《基本法》18條,把國安法套用在港。早前,中聯辦的郝鐵川亦有相同言論。
中共放風若果廿三條不能立法,就要在香港行使國安法,為駐軍出動提供「法理基礎」。目前,連警務署署長曾偉雄與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都不敢為這言論背書。從這極嚴重的恐嚇可見,中共正積極部署鎮壓占領中環或香港其他民主運動。 在台灣爆發占院運動後,建制派討論如何防止占領立法會在港發生。
此外,中共明知港獨勢力為極少數,目前根本不足以威脅其統治,但卻刻意強調本土派的威脅,從而抹黑整個反對陣營為「分離主義」。從烏克蘭的災難裏,我們可見到在工人階級與左翼組織力量薄弱,未能提供出路的情況下,兩派民族主義造成的毒害。 恐懼俄羅斯的控制是推翻阿努科維奇政府的主要因素,但過程中被右翼資本家政黨與半法西斯團體主導。 烏克蘭的俄裔人被親西方政府威脅其語言自由與民主權利,因此驚惶失措地尋求俄羅斯保護,視暴虐的普京政權為「救星」。 如今,血腥內戰是有可能爆發的。在香港,由於「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的謊言逐漸被揭破,獨裁的中共態度愈加強硬,而香港統治菁英與之勾結,港人愈來愈憤怒,因為想擺脫中共控制而趨生了合理的獨立情緒。但是,香港的本土派想收割這情緒,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並不會幫助到香港的民主,反而只會讓中共抹黑香港民主勢力會「威脅中國利益」。在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裏,普京以「保護在烏克蘭的俄裔人」為名接管克裏米亞。
正如社義行動一直強調,如果占領中環發展為威脅政權的運動,解放軍在香港戒嚴是絕對有可能的。 暴力的源頭來自獨裁政權而非群眾,「非暴力演練」並不能抵擋暴力的打壓。我們必須從宣傳與教育開始,向群眾響起這個警號。占中需要群眾的組織民主的糾察隊,並呼籲工人與工會組織協助。在過往世界各地的運動中,包括最近茂名的反PX運動裏,號召罷工罷課抵抗政權鎮壓是一個重要的策略。 ■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立場:
·梁振英立即下台
·取消提名委員會,公民直接提名,立即廢除功能組別
·占領中環作為起步,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
·中港群眾運動連結抗爭,打倒一黨專政
·召開人民議會,選舉產生勞苦大眾的代表,執行社會主義政策
美帝國主義是如何扶植建立阿爾蓋達組織
在1980年代,美國中情局對抗蘇軍侵略阿富汗而進行隱蔽戰之一,在文鬥方面印制了數萬本《可蘭經》;在武鬥方面則向當地武裝分子提供武器及資金。正如John K Cooley所言:“這是美國軍事史上最大規模的海外雇傭兵”。Dilip Hiro則指出,美國“在1980到1990年代,釋放了恐怖主義這頭怪獸,不受控制的恐怖主義以及文化毒素,從紐約到菲律賓不停散布”。華府啟動了“恐怖主義的進程,在21年後到達高峰,就是阿富汗的本拉登策劃的自殺式襲擊。”Dilip Hiro表示。
在極保守伊斯蘭勢力與“民主”的美帝構成戰略同盟的例子裏,最早發生的是沙地阿拉伯。因為兩地的菁英在政經上的緊密關系,故此美帝國主義長期扶植沙地阿拉伯暴虐的獨裁王權。
1979年,在蘇聯占領阿富汗後,美國便默認沙地阿拉伯政府輸出右翼遜尼派伊斯蘭教義 —瓦哈比主義。本拉登和塔利班就是該教義的支持者。作為回報,沙地阿拉伯王室打扮成守護伊斯蘭教義和及其聖地的角色,資助親美(同時非伊斯蘭派)的恐怖集團在尼加拉瓜、巴拿馬、安哥拉、莫三比克活動,以作為在阿拉伯世界代表美國利益的代言人。
正如Hiro所言,沙地阿拉伯是“最早的原教旨主義國家”,在1932年由阿卜杜爾.拉曼.沙地(Abdul Aziz ibn Abdul Rahman al Saud)成立。沙特和美帝的結盟可追溯自1933年,當時允許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獲得當地的石油專營權。瓦哈比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並不互相敵視,相反沙地阿拉伯提供石油以換取保護,在歷史上和平共處。
沙特王室一直和瓦哈比宗派關系密切,尤其是自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沙特王室一直和瓦哈比宗派開創人的後代聯婚。沙烏地阿拉伯的國旗中交叉的兩柄阿拉伯劍代表這兩個團體的結合。憑著瓦哈比宗派這思想利器,以及15萬稱為“兄弟”的伊斯蘭遊牧民兵 - 依赫瓦尼(Ikhwan),阿布杜爾在二十世紀初10年間牢牢控制了阿拉伯半島上差異極大的各部落。
隨著阿拉伯半島的統一,因為依赫瓦尼(Ikhwan)計劃聯合整個中東地區的部族,而此舉威脅了英法帝國主義的利益,阿布杜爾轉而計劃消滅依赫瓦尼(Ikhwan)。1927年,阿布杜爾簽訂了《吉達條約》,承認英國是“阿曼、外約旦、伊拉克的保護者”。兩年後,藉著英國的軍事援助,沙特領導人成功消滅了依赫瓦尼。
這個故事意義深遠。在1990年8月薩旦姆.候賽因揮軍入侵科威特之前,沙地阿拉伯王室一直依賴混亂的伊斯蘭基要派,並西方“基督教”帝國主義列強結盟。沙特王室是一個統治階級的家族,該家族有4,000個王子占據政府、軍事高層和大公司要職。正如Dilip Hiro說:“在某種意義上,龐大的沙特王室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獨裁政黨相似,都是用鮮血而非用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來凝聚團結。”
1979年末,蘇聯入侵亞富汗,並在當地扶植親蘇政府,成為了一個轉捩點,改變了極端保守政治伊斯蘭分子的命運。John K Cooley在書中引用一名阿富汗遊擊隊領導的說法:“你必須明白,它們[阿富汗反抗組織的政黨]都很小,而我們組織在喀布爾也是非常小。”美國的資金改變這情況。而為了回應激進的什葉派在伊期崛起,驅使美國在沙地阿拉伯以及巴基斯坦與遜尼反動派建立更緊密的聯盟。
美國和其盟國出錢訓練了8萬-15萬的伊斯蘭遊擊隊“聖戰者”,甚至被時任美國總統列根(81-88年)稱為“自由戰士”。然而,當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時,這些“自由戰士”被歸類為“非法戰鬥性人員”,這些人成為俘虜後無法享有《日內瓦公約》保障的基本權利。阿爾蓋達訓練恐怖分子的培訓手冊,是取材自美國中情局及五角大樓在1980年代發給當時伊斯蘭武裝分子的一套。“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培訓手冊被譯成波斯語、阿拉伯斯、烏爾都語,”Hiro寫道:“被公認為教導新兵如何弄炸彈、破壞武器的好教材。”
美國對阿富汗的政策,是卡特(77-80年)的國安顧問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首先規劃的。這政策不僅是為了迫使蘇聯從阿富汗退兵,也要以伊斯蘭人為主導的蘇聯中亞共和國傳播反動的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為此,華府通過沙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盟友,扶植了阿富汗的反對派為極端伊斯蘭組織。而例如當時的國務卿萬斯主張較謹慎處理的意見則被駁回。而第一個由卡特授權由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伊斯蘭聖戰組織,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六個月前已出現。22年後,卡特卻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布熱津斯基後來聲稱,美國這般做的目的,是為了挑起莫斯科入侵阿富汗,從而“讓蘇聯陷入自身的越南戰爭”。有記者問他會否為其後果而後悔,布熱津斯基說:“哪一個在世界歷史比較重要?塔利班還是蘇聯帝國的衰落?”
美國默許沙地阿拉伯在穆斯林世界散播瓦哈比主義。華府默許巴基斯坦伊斯蘭化,當時該國由在獨裁者奇亞哈克(Zia ul Haq,1977-88年)及其強大的內務情報委員會(ISI)統治下。奇亞哈克一方面充當帝國主義者運送軍火和資金到聖職者手上的橋梁,亦擔任右翼宗教領袖,以此兩個角色維持其脆弱統治。由於沙地阿拉伯鉅額資助宗教學校和聖戰人員,故此瓦哈比主義持續增長,導致了對巴基斯坦什葉派少數族群者(約20%的人口)的襲擊增加,宗派爭端兩極化。
這過程中讓塔利班在1990年代中期形成。根據Cooley所言,這過程“建造了一個實驗室,可以說是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及內務情報委員會(ISI)的,為了制造反對力量,對抗對伊朗及其伊斯蘭主義[什葉派]”。
經由巴基斯坦的武器和後勤支援下,在1996年,塔利班很快便能填補蘇聯解體後的權力真空,占領了首都喀布爾,統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隨後禁止音樂、舞蹈、電視和國際象棋,甚至剝奪婦女的就業權和受教育權。這些法令都不是根據阿富汗原本包容和多元的伊斯蘭傳統而訂立的。而少數派人士,如哈紮裏(Hazaris)和其他什葉派,都遭受到殘酷迫害。
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在阿富汗的行動需要大量金錢。一個全職的聖戰者月薪可達100-300美元不等,而巴基斯坦的軍隊上尉月薪也只有162美元。Cooley指出:“對於大多數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阿爾及利亞人、埃及人、菲律賓人等,這是一筆非常龐大的數目。”盡管美國國防部的“黑預算”在1981-90年增加四倍至360億美元,但華府在阿富汗戰爭面臨嚴重的資金緊張,尤其是因為需要保持“否認自己卷入戰爭”。
隨著開支劇增,美國大力鼓勵在阿富汗發展鴉片種植提供非法資金。結果,Cooley寫道:“在1979年蘇聯和美國中情局開戰前,當地只有少量的種植,但此後所謂的‘金新月國家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已經成為最大的海洛英生產中心,產品為本地和外地所用。”今天,阿富汗生產的鴉片占全球的75%。這對當地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社工發現巴基斯坦有20萬兒童是海洛英癮君子。2000年1月,僅在卡拉奇一個城市,就已有超過100萬癮君子,其中包括8萬名兒童。”
美國轉而向從沙特政權入手,爭取當地的富翁如銀行家等支持伊斯蘭反革命。Cooley稱之為“緩慢的聖戰私有化”,而本拉登成為了最重要的象征符號。拉登的阿爾蓋達基地組織在1985年成立,受沙特的軍方情報組織(Istikhabarat)監護。作為沙特政府的非官方大使,Hiro回憶道:“本拉登發起一項計劃,在阿拉伯世界招募志願者,加入反蘇聯聖戰,拉登亦受到沙特的情報部門主管 - 特克親王(Turki)支持。這項計劃後來擴展到其他非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到1992年阿富汗聖戰者占領喀布爾之時,估計有35,000名來自43個伊斯蘭國家的人參加聖戰,近三分之二的人來自阿拉伯國家。根據沙特外交大臣薩德(Saud al Faisal)所言,沙特就在當中占有15,000名,其次是也門、阿爾及利亞及埃及。”而後來的聖戰組織領袖,如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2002年10月巴裏島爆炸案的主謀)、菲律賓的阿布沙耶夫集團和阿爾及利亞的GIA,全都有與拉登一起接受中情局的培訓。
直至1990-1991年,本拉登和腐敗的沙特皇室都有緊密聯系。在1968年時,拉登的父親穆罕默德.本拉登死去,費薩爾國王對本拉登及其兄弟們說:“我現在就是你們的父親了。”拉登的家族企業是在世上最大的建築企業,受到沙特皇室的法令保護,皇室亦提供大量商機予拉登家族,包括重建麥加的大清真寺。而美軍使用的拜爾大樓,在1996年遭炸毀,價值1.5億美元的重建工作由拉登的家族企業負責。當美軍搬基地到新地方,他們見到大型的廣告牌,上面寫著“沙特本拉登集團進行安全升級”。Hiro指出本拉登在整個1980年代“緊密呼應沙地阿拉伯官方政策。”而阿爾蓋達成立了企業,內有四個執行委員會(軍事、商業、伊斯蘭研究、媒體)。
轉捩點來自薩達姆入侵鄰國科威特。沙特皇室面對這個嚴重的震動,擔心伊拉克將會侵略自己的國土,而美國亦有這擔憂。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10年後回到沙特,反對容許美國進駐科威特,這反映沙特政權和瓦哈比神職人員的分裂。今天的沙特統治者,當時的王儲阿卜杜拉,也反對美國進駐。一個瓦哈比宗派的領袖指責沙特皇室“信任美國總統多過信任阿拉”。事實上,正如Hiro所指,自從1980年代以來,美軍一直在沙地阿拉伯的領土上活動,這是本拉登和其他人知道,只是這次美國進駐會成為人所共知的消息。
在一次軍事會議上,根據Hiro的記述,拉登向當時的國防部長蘇爾坦親王闡釋了另類策略,將3萬名身經百戰的阿富汗阿拉伯人補充入王國軍隊,其中一半為沙特藉人,有參加過反蘇聖戰。蘇爾坦親王和沙特官員對此方案感到恐懼,因為這些人就像70年前的伊赫瓦尼民兵一樣有獨立勢力,可能對政權構成威脅。這時候,沙登和聖戰者受到沙特政府的秘密警員監視。
200名知名人士和拉登向沙特國王法赫德發私人信件請願,不過信件內容至今仍是秘密。當這些努力都失敗後,本拉登變成了沙特政府的公開批評者,令他行動受限,被剝奪沙特公民身分,然後在1994年流亡到蘇丹。拉登亦成為了沙特政府暗殺的目標,這事件中沙特可能與美國有勾結。1995年,沙特國王清洗了一些伊斯蘭神職人員,但這些措施沒有穩定局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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