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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市場的政變領袖
在這種情況下,政變領導人的經濟方案顯然不是為了阻止市場化的加速。在他們的聲明中,沒有一個字提及到列寧,或拯救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更不用說工人的權利。只有一些關於結束物價上漲、制止經濟混亂的民粹聲明,以及關於派遣學生和工人大隊到農村收割莊稼的計劃。而這會是在軍隊的領導下進行。
政變領導人甚至沒有回到蘇聯的“現狀”,而是抱怨“混亂、貿然地走向市場,導致利己主義的爆發”。他們呼籲“采取具體措施,終結紀律渙散和對人民經濟的盜竊”,並建立一個“嚴格的制度,改善組織,在社會的各個部分引入秩序和紀律”。 用他們的話說,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必須建立“混合經濟”、“支持私營企業,使其有一切可能在服務領域發展生產”。這將通過給每個城市居民提供一塊土地(每人15公頃,如果實施的話,將打碎國有和集體農場)和取消對貨物、原材料和設備在蘇聯境內自由流動的任何限制來支持。
政變策劃者後來的命途表明了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麽。盡管因叛國罪被捕並受審,但大多數人在兩年內出獄——這與今天俄羅斯抗議者的長期刑罰形成鮮明對比!
雖然有一人,即前內務部長普戈(Boris Pugo)在第三天自殺了,但其他人包括前總理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他後來在私人銀行部門工作成為了富豪。巴克拉諾夫(Oleg Baklanov)成為一家火箭制造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斯塔羅杜布斯特夫(Vasily Starodubstev)成了地區長官和農工企業聯盟的負責人。提茲亞科夫(Alexandr Tizyakov)成為幾個工業公司甚至投資基金的所有者和董事。曾任最高蘇維埃主席的盧基揚諾夫(Anatoly Lukyanov)在政變後成為久加諾夫領導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共同創始人,然後成為一家石油和天然氣勘探公司的董事會成員。瓦連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在共同創建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政黨“祖國黨”之前一直是名共產黨員。
對官僚政權的辯護
驅使政變分子發動軍事政變的真正原因,甚至不是為了維持官僚主義管理不善的計劃經濟,而是為了在過渡向市場經濟期間維持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他們公開反對戈爾巴喬夫談判的“新聯盟條約”就證明了這一點,該條約將大幅削減蘇維埃國家中央 的權力。前蘇聯的六個加盟共和國:波羅的海三國、摩爾多瓦、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已經在1990年宣布他們脫離蘇聯獨立的意願。
剩下的共和國達成了一項協議,大大改變了它們與中央的關系。大家除了有共同的總統、外交政策和軍隊外,幾乎所有其他權力,包括自然資源,都將在各共和國的控制之下。該提案在1991年3月付諸全民公決,76%的人投了讚成票,並原定於8月20日最終簽署。然而政變打斷了這事情,並改變了整個發展動態,最終導致蘇聯的完全解體。
毫無疑問,軍政府成員準備使用任何方法來奪取權力。 莫斯科宣布了宵禁令。三天來,關於誰在哪裏、哪支部隊入城等的謠言四起。當局第一天就動員了兩個坦克師和數千名士兵來奪取城市。周二,政變分子準備了“雷霆行動”:派出更多的坦克、傘兵和直升機,以及臭名昭著的Alpha和Vympel特種作戰部隊,加上莫斯科防暴警察,用於攻占白宮。包括後來作為皮諾切特式人物進入俄羅斯政壇的列別德(Lebed)將軍在內的主要官員,在決定行動之前滲透到白宮周圍的人群中,評估局勢。 他們為此開了綠燈。
但政變已經開始流產。甚至在最初的新聞發布會上,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Gennady Yanayev)的手也抖得很厲害,人們以為他是喝醉了。第二天,他們不得不把另一個成員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和他的妻子送出莫斯科,因為他們喝得太醉了。特種部隊不知為何沒有按照命令逮捕葉利欽,而一些進入莫斯科的坦克兵則迅速倒戈去保衛白宮。在政變進入第三天的淩晨一點,發生了一場混戰,示威者試圖阻止一輛坦克駛向白宮,導致三名示威者死亡。此後,即使是精銳的特種部隊也拒絕按照命令進軍。政變領導人不得不將部隊撤出莫斯科。
葉利欽的角色
後來演變成關於政變的一個神話,就是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從一開始就采取果斷行動,反對政變。當天晚些時候,他被拍到站在塔曼斯卡婭師的一輛坦克上向白宮外的人群講話,該師的指揮官曾承諾保衛白宮。但事實是,葉利欽最初的反應是逃到莫斯科郊外的大莊園,他希望在那裏組建一個反對派政府。他被迫要回到莫斯科。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當時作為領導成員的共產黨,向全俄羅斯發出電報,指示地區和城市政府支持政變。大多數人都這樣做了——包括韃靼斯坦和車臣-印古什等主要俄羅斯共和國,以及大多數主要城市政府。列寧格勒是個例外,該市的領導層堅決反對政變。
現實情況是,民眾發動起義反對政變。這幾乎是在不自覺地自發而成的,因為人們只是湧入了市中心。莫斯科的司機報廢無軌電車和駁船駕駛員的行動,得到了當時俄羅斯兩大主要報紙之一 的《消息報》印刷工人的支持。這些工人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們威脅罷工,若果葉利欽不發表反對聲明。即使在已被軍方控制的主要電視頻道上,員工決定拍攝亞納耶夫握手的決定也有助於削弱政變者的權威。
在列寧格勒,巨型的基洛夫工廠工人罷工了。街道上示威者之多,令軍隊甚至沒有試圖占領這座城市。隨著消息傳到礦區,罷工也開始在那裏蔓延。在某些情況下,最初少數人的果敢舉措給了大家勇氣,並激勵了其他人加入。那些在最初幾個小時內保持謹慎的人很快就不再恐懼。
到了周三中午,莫斯科已經傳出了各種風聲。坦克是進還是撤?戈爾巴喬夫怎麽了?政變領導人被逮捕了嗎?然後,政變已經流產的消息傳來。戈爾巴喬夫於周四淩晨飛回莫斯科,其余的政變策劃者被捕。但戈爾巴喬夫和蘇聯的權威都因此遭受了致命的重創。葉利欽作為俄羅斯總統接管了控制權,而蘇聯 於12月25日也被廢止了。
這為十五個新國家的資本主義迅速覆辟開辟了道路。接下來的十年對於生活在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場災難。掌權的官僚們通過強制私有化、盜竊、掠奪國家財產、種族沖突,將自己搖身一變成為新的資產階級。 經濟遭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崩潰——GDP下降了50%以上,通貨膨脹率在一度接近3000%。很多地區到現在還沒有恢覆到原來的水平。工人通常要遭遇連續數月的無薪工作。
在一些地區,雖然人們住在公寓裏,但為了省錢他們還是在外面生火做飯。民族沖突和戰爭席卷這些地區——塔吉克斯坦的五年內戰奪走了數萬人的生命並導致了100萬難民,車臣的兩次戰爭(1994-1996和1999-2000)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以及摩爾多瓦、格魯吉亞、烏克蘭、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沖突都有俄羅斯的介入。僅在2000年至2008年之間,出現了一段相對增長和穩定的時期。
當蘇聯礦工組織起來時,他們的主要不滿是反對官僚集團及其糟糕管理。即使當他們提出經濟訴求,他們的目的也是改善經濟,而不是覆辟資本主義。親市場的要求來自官僚本身,以及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但即使他們無法公開主張覆辟資本主義,他們也會打著“民主”的幌子把經濟主張被偷運到群眾意識中。最常聽到的呼聲,包括來自礦工的呼聲,是要求廢除憲法第6條。
但新的資本主義制度遠非民主。多黨選舉實行,並且在一段時間內出現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元素,包括政黨自由、相對自由的新聞和專制政權的衰弱。但這種“民主”還不穩定,甚至未能持續十年。
1993年,葉利欽反對政變的前盟友魯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y)和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領導俄羅斯議會“最高蘇維埃”,其中占多數的為“俄羅斯統一黨”,其成員中包括共產黨人、軍方人士和右翼民族主義者。 他們聲稱擔心葉利欽政府迅速向市場過渡的後果,魯茨科伊將其描述為“經濟滅絕”,盡管他們或許是不滿自己從這一過程中沒有像其他人獲得一樣多的利益。議會試圖削弱葉利欽作為總統的權力。這場權鬥發展只1993年9月,葉利欽下令暫停並圍攻白宮的最高蘇維埃。
這一次,保衛白宮的示威活動由奇怪的聯盟所發起,當中有真誠但由反動勢力主導並對社會狀況不滿的工人、也有由前防暴警察部隊和法西斯主義者組成的“俄羅斯民族團結會”非官方地參與。所謂的“俄共黨人”認為他們與法西斯分子的聯盟完全沒有矛盾!在警察和白宮周圍的人發生沖突失去控制後,示威者沖進了電視台大樓。當天晚上,葉利欽派出坦克炮擊白宮,到周末時,已有數百人喪生(官方承認有147人死亡)。
名譽掃地的民主制度
許多工人開始不把這一時期稱為“民主”(俄語讀音demokratiya),而是 “狗屎政治”(俄語讀音dermokratiya),這段記憶削弱了整整一代人對於與獨裁主義作鬥爭的意識。“民主”的恢覆與大規模的貧困、種族沖突和不同階層的統治精英爭奪前蘇聯的財富和資源相聯系。持續到1999年的葉利欽時代的特征是混亂和崩壞。總統本人的形象也成為一個醉醺醺、步履蹣跚的笨蛋。但這是覆辟資本主義的一個必要階段,因為代表了舊蘇聯國家殘余的完全解體。由葉利欽親自提拔接任的普京之後改變了方向,要重建為一個強大而專制的新國家,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利益服務。
如今,普京執政已經22年了,新一代的年輕工人已經成長起來,他們不受過去包袱的束縛,決心要與專制統治和資本主義作鬥爭。他們不會允許新的社會主義俄羅斯僅僅是官僚化和獨裁的前蘇聯的覆制品。相反,它將建立在真正的民主基礎上,有組織、言論和選擇個人生活方式的自由,有財富和資源的公共所有權,各民族享有充分的民族自決權,所有這些都在代表廣大工人階級利益的民選機構的控制之下,以確保社會的運行符合所有人民的利益。
9/11恐怖襲擊20周年:帝國主義的血腥循環仍在繼續
20年前,世界變了。很少有像美國9/11恐怖襲擊這樣的單一事件能夠產生如此大的影響。當然,改變歷史進程的不僅僅是恐怖行為本身,更多的是因為人們對此的反應。9/11引發了由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領導的新一輪帝國主義血腥浪潮,他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了野蠻的戰爭,並以國家散播伊斯蘭恐懼癥思想。仇恨和死亡的循環在今天仍然繼續。
這並不是要減輕事件的恐怖程度。在美國,近3,000人在9/11及其後續襲擊中喪生。社會主義者應該清楚這一點:我們堅定譴責這次襲擊,實際上我們譴責所有恐怖主義行為,不僅是因為它們的殘暴性質,還因為它們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內外的反動情勢。然而,正如我們所見,在9/11之後, 統治階級對於事件的反應遭遇到普通民眾的大規模動員抵抗、甚至有可能成為停止戰爭並重塑歷史的運動。
過去與現在的世界格局
首先,值得回顧一下暴行發生的那一年,即2001年,當時資本主義制度充滿自信。蘇聯和東歐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崩潰已經十多年了。 “共產主義”國家盡管具有專制和扭曲的特征,但仍然保持著對俄國革命的記憶和取代資本主義的可能性。資本主義世界對他們的垮台對感到欣慰。
事實上在1990年代初,評論者們就自信地宣布:我們已經到達了“歷史的終結”(弗朗西斯·福山的書名)。換句話說,以良性“自由民主”形式存在的資本主義將在世界範圍內不受挑戰地統治——並且直到永遠!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上世紀90年代,由於新自由主義蠶食社會福利體系,全球不平等現象急劇增加。在所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及較貧窮的國家,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削減公共開支使普通民眾陷入了貧困,同時也增加了富人的財富。
在貿易和資本流動方面,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推動了“全球化”項目。1994年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從而加快商品和服務新市場的“開放”。在實踐中,這意味著較貧窮經濟體的新興產業被逼到了絕境,而跨國公司則靠廉價出口大賺一筆,或者在發展中國家建立自己的工廠以剝削廉價勞動力。
如果說這一切聽起來像是資本家的成功故事,那麽我們只需要回到2021年。資本主義永無止境擴張的承諾在今天被21世紀的發生的事實殘酷地粉碎了:災難性的戰爭、中美冷戰、長期蕭條、實際工資下降和緊縮政策。作為回應,全世界工人階級的鬥爭也高漲了起來。隨著政府在新冠疫情緊急情況下進行幹預來挽救他們的制度,新自由主義本身——自由市場和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的全球制度——看起來受到了重創,甚至不可持續。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了勝利,這讓美國及其帝國主義盟友的困境雪上加霜。
當然,資本主義今天在許多方面面臨的危機不能僅僅歸因於9/11。不過,毫無疑問,那次事件以及對它的報覆起了最重要的關鍵性作用。
9/11事件與“反恐戰爭”
襲擊發生後,美國政府的第一反應是進行血腥的報覆。阿富汗是基地組織的大本營,也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對阿富汗的地毯式轟炸於當年10月7日開始。英國首相貝理雅立即向美國總統布什提供了英軍支援。到當年年底,美國和英國軍隊推翻了塔利班政府——鑒於所施加的壓倒性的蠻力,這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這只是一場殘酷侵略戰爭的開始,其中約有241,000人喪生,其中絕大多數是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其中有71,000名平民。*普通民眾也遭受了無法估量的貧困、饑餓、疾病和惡劣衛生條件——這一切都是戰爭直接造成的。這對這個國家來說是一場災難。
盡管如此暴戾,在這個“反恐戰爭”中,帝國主義勢力對阿富汗的報覆從來是不足夠的。除了以分裂國內工人階級為目的煽動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外,還有利用“正義”戰爭來直接達到帝國主義利益需求的目的——控制阿富汗臨近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中東及其主要石油儲備。
社會主義者預料到了這一點,在 2002年時任美國總統布什以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不僅代表恐怖主義威脅而且正在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開始鼓吹伊拉克戰爭時,這一點就變得非常明了。貝理雅首相也散布了這個謊言。隨後是2003年的入侵,以及比阿富汗事件更為血腥的占領。
長期進行的伊拉克戰爭,加上阿富汗沖突,對世界產生了嚴重的後果。伊朗反動教士的力量和穆斯林世界的遜尼派-什葉派教派沖突,因伊拉克本身的持續內戰和也門的新內戰得到支持。敘利亞內戰、伊斯蘭國的崛起和伊斯蘭國支持的恐怖襲擊,包括在英國——所有這些或多或少都是由布什和貝理雅開始的帝國主義冒進造成的。
很明顯,反恐戰爭不僅沒有增進安全,也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加和平,反而使恐怖主義滋長的潛在社會和政治原因變得更糟,並且對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滿與怨恨在全球都劇增。
反抗
所有的這一切本可以被阻止發生的——民眾當中肯定存在反戰的意願。2002年開始了一場由社會主義者、青年和工會運動人士組成的國際運動。隨著布什和貝理雅口中關於需要攻擊伊拉克的謊言不斷被湧現出的真相戳破,上百萬普通民眾動員了起來。2003年1月至4月期間,全球有3600萬人參加了近3000次反戰抗議。
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當年2月15日的國際行動日。在倫敦,多達200萬人遊行反對戰爭——這是英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這次活動令人震驚,不僅因為它的規模、和許多以前顯然沒有參加過遊行的人的參與,還因為它的戰鬥性。自民黨領袖肯尼迪口頭聲稱反對戰爭,但表示如果聯合國通過第二項支持介入的決議,他將支持戰爭。他被大聲噓聲嘲諷。
與此同時,像阿裏(Tariq Ali)這樣的左翼,堅持認為需要改變制度才能結束資本主義戰爭,他們受到民眾的熱烈歡呼。並且在對伊拉克的攻擊最終開始時呼籲罷工(由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的前身——工人國際委員會國際發起的呼籲),左翼工會領導人克勞(Bob Crow,來自鐵路、海事和運輸工人全國聯盟RMT)和海耶斯(Billy Hayes,來自英國通訊工人聯盟CWU)也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
然而,可恥的是,這些號召並沒有在工會運動的領導人中得到更廣泛的回應。他們要麽積極支持新的戰爭,要麽保持沈默。與此同時,工會左翼未能組織起來。至於號召抗議的“停止戰爭聯盟”,它錯過了從熱烈的抵抗情緒中發起鬥爭運動的黃金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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