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政论选集

傑瑞米柯賓

奴隸為自己的解放鬥爭

在 電影開幕中，有一位黑人士兵提及到黑人士兵有種族岐視的遭遇。但這僅僅象征性提到白人聯盟領導和黑人士兵的種族緊張關系。另一部由 馬修·布羅德裏克和 丹澤爾·華盛頓主演的，名為「榮耀」於1989年上映的電影，揭示了多得多的這一種動態的緊張關系——聯邦領導人極力保住聯邦以及他們的仕途，而黑人戰士 為社會解放而戰鬥。諸多事件最終迫使林肯廢除奴隸制，而決定這些事件的動力是奴隸們為他們自己的社會解放而進行的鬥爭。

不幸的是，電影裏 的黑人只是被用作道具，缺乏任何真正的發展，對話和對事件的影響。更加糟糕的是，電影絲毫沒有提到或者描述重要的非裔美國人領袖，諸如廢奴主義自由戰士弗 雷德裏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領導地下鐵路並在後來加入聯邦軍（北軍）的哈裏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 ）。林肯在人生的最後幾年，曾在奴隸、戰後和黑人選舉權的問題上借鑒道格拉斯的思想。

這部電影也給出了虛假的印象，第十三條修正案是由 林肯提出，但其事實是激進的共和黨人和廢奴運動在1864年1月推出該修訂案。激進的共和黨人比林肯早幾年呼籲結束奴隸制度，賦予不同種族和政治派別、不 同經濟和社會地位間平等的全面的普選權，正如在迅速重建期（1868-1877）中發生的那樣。

激進的共和黨黨員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等在 電影中被描繪成妥協派，因為他們降低其更廣泛的呼籲黑人平等權利的要求，目的在於防止民主黨人拉布，確保解放奴隸宣言得到通過這一中心目標。但是他們所做 的妥協對於在制度上摧毀奴隸制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妥協推動了被壓迫人民的鬥爭。這和1860年前所做的維持奴隸制的妥協完全不同。

林肯這 部電影讓我們以批判的視角重新審視了美國第十六任總統。它提供了一個背景來進一步揭示快速重建期結束後非裔美國人和勞動人民面臨的可怕生活條件，而同時美 國迅速成長為一個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圍繞著內戰進行的大規模社會鬥爭帶來的重要議題包括結束美國和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種族、階級、性和性別剝削。 廢奴150年之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仍然是世界歷史舞台上革命性變革的真正力量。

婦女為何受壓迫？

不平等是理所當然的嗎？
和先前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一樣，資本主義將女性定位為“天生弱 勢”。為此辯解的言論有很多，諸如聖經中的故事：作為添加物的女人之所以被創造出來，僅僅是因為上帝覺得亞當很孤獨。夏娃是用一根多余的肋骨創造出來的， 而且，因為她性格中的弱點，她出現後的所有事情都變得糟糕透頂。

當科學替代宗教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理論依據後，又出現了其他的論點：女性的大腦比男性小；女性的肩與臀部形狀異於男性；她們既不如男性理智，也沒有男性的體力，易被自己的情緒左右。

雖然這些說法都曾流行一時、甚囂塵上，但現在看來大都荒謬和虛偽。比如男女之間工資存在差異是因為男性從事對體力要求更高的工資，但在解釋男性工資的分配差距時，體力卻不那麽重要了，更重要的是熟練程度，技能水平抑或是腦力勞動等因素。

家庭

關於婦女社會角色的解釋主要集中在家庭方面。在保守黨的意識形態攻勢中，出現了這樣的論斷：我們當今所了解的，由丈夫、依賴於丈夫的妻子及子女組成的所謂“核心家庭”一直存在，而且是社會的最自然而且最優良的組織形式。

他 們聲稱婦女的低薪酬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與操持家務相比，工作是次要的。也就是說，在成年後大多數的時間裏，婦女在經濟上應依賴一個男性作為其經濟來源，從 這個男性那裏獲得零用錢。而任何試圖背離這個社會角色而保持獨立生活的行為，比如支撐單親家庭，都會在社會上招致災難性的的麻煩。

保守黨人（新工黨的政客經常就這一點附和他們）指責這種婦女脫離其傳統社會角色的趨勢，將諸如犯罪和損毀公私財物事件等社會倒退的表現的增加歸咎於這種趨勢。對家庭的作用的了解不僅僅是為了反擊這些意識形態攻勢，對了解婦女所受到的壓迫也是至關重要的。

家庭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扮演何種角色？

當 大多數人想到家庭的時候，他們往往想到的是親屬關系：母親、父親、伴侶、子女等。顯然，親屬、朋友及同事等人際關系是無時無處不在的。他們是人類發展的重 要部分。但值得註意的是，當政治家和不少評論家提及家庭的時候，他們指的是一種社會制度。前英國首相戴卓爾稱其為“建築單元”。家庭，作為一個組織單位， 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理想的家庭是這樣的：

一）不參與工作的成員依賴於賺取收入養家的成員，後者傳統上一般是男性，是一家之主。這種模式帶來的影響就是所有的財政負擔均由家庭負擔，而非政府。當然，家庭不具備擔負這些負擔的物質和很條件。因此在歷史上造成了饑荒、營養不良和疾病。

將 女人獨自留在家中照顧學齡前的孩子，是導致抑郁癥和神經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福利國家采取了一些緩解的措施。這在資本主義社會部分地達成了共識：為了創造 服務行業勞動力和避免社會動亂的發生，有必要作出這樣的讓步。這也是那些發現家庭不能承擔這些負擔的男女工人們鬥爭的成果。地方政府提供的保障對於婦女尤 其有利。

但是，從一開始，女性的經濟上的依賴性就已經固定到利益關系中，這種關系根植於父權制家庭的強化。因此寡婦被認為“必然是貧窮的”，同時，人們認為離婚的女性必須為自己的貧窮負責，只能領取最低收入。

資 本主義家庭觀的核心是妻子在財政上對其配偶的依賴。即使一段感情業已結束，他們總是試圖保持兩人間的金錢關系。因為職業女性的增加，以及她們想與過去失敗 的關系徹底決裂，所以給前妻撫養費的做法逐漸消失了。但在《兒童撫養法案》中，這種撫養費重新出現，該法案規定一個男人在離婚後應繼續在經濟上支持他的前 配偶和子女，因此婦女也不需要在經濟上依賴政府的補助。

二）在家庭中，婦女為其他成員提供不計酬勞的家務勞動，諸如做飯，洗衣和清潔。此 外她們還照顧孩子，有時還照顧家中的老人或病人。對於她們的這些家務活，一些保險公司要價高達470英鎊（約4362人民幣）一周，這些工作沒有一件是維 持良好的人際關系所必須的。婦女不必為了和孩子擁有良好的關系而將一天24小時，一周七天都花在照料孩子的生活起居上。事實上，很多母親都會說，不必一直 都是照顧孩子是非常有好處的。這種將女性獨自一人留在家中的工作，常使她們心力交瘁。隨著地方政府為老人提供全程陪護服務、以及國民醫保系統、教育及托兒 服務等福利事業的發展，這種情況有所改善。

傑瑞米柯賓

罷工的鬥爭經驗與教訓

大罷工當初發起的動機只是純粹的經濟要求，但罷工過程中卻由經濟上的鬥爭擴大為一次反對英帝國主義殖民的政治鬥爭。當時中國航運業幾乎全由外國資本經營，中國資本遠洋船一只也沒有，在沿海的內河船則也不到外資公司的三分一。由於罷工重創香港經濟，港英殖民政府被迫向中國海員屈服，因此使之具有反對帝國主義的象征。

而且，此次罷工的勝利使中國政府把罷工非法的法律條文取消。所以，香港的海員大罷工不僅是贏得經濟上的勝利和對工會的認可，並且也從法律上贏得了罷工的合法性。

這次罷工的勝利有眾多原因：

第一是客觀條件，當時世界工人運動浪潮洶湧，工人階級意識高漲，正值俄國十月革命工人奪取政權，而中國內外均有罷工發生，抗爭的熱潮有利於工人運動。

第二是海員行業的性質，使海員們受到國際主義的影響。

第三，是海員工人和各行業工人間的團結、組織及一致性，領導堅決，工人拒絕作出任何妥協是罷工成功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

第四，是其他工人階級的聲援，尤其、運輸工人及全港工人的同情罷工和外地海員工人拒絕為香港船公司工作。

第五，是工人由下而上的組織，當時在廣州的罷工總辦事處民主地選出代表組成罷工委員會及各機關部門，民主地進行決策，並由工會代表代表工人到香港進行談判。

罷工雖然獲得勝利，但結果是少數工賊陳炳生等人為了個人利益篡奪了工會的權力，而且貪汙公款。這對現在的工運也還是重要的教訓。如何實現民主公開地管理工會，防止工會官僚化，馬克思主義者強調工會領導只能領取普通工人的工資，能隨時被基層會員召回，通過基層選舉及集會限制領導層專權。

今天的工人鬥爭

曾有言論指香港的工人是天生奴才，沒有丁點戰鬥性。回顧九十年前從香港海員工人的鬥爭可以看出其實工人的階級意識一直存在，只是欠缺一個可信任的領導及組織。海員大罷工亦反映出需要一個堅實的工會及政黨的重要性，就像托洛茨基所寫，「沒有指導的組織，群眾的能量就會飛散去了，像沒有包藏在活塞箱中的蒸汽一樣。但是推動事物的，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

今天之所以沒有大型工人運動的原因，是由於歷史上社會民主派以及斯大林主義的背叛，特別是在1990年代蘇東劇變和中國資本主義覆辟後，世界性工人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陷入歷史性低潮。工人運動缺乏真正鬥爭和領導工人的工會與政黨，所以可見的只有零散的罷工而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組織及準備。

現在迫切需要建立一個新的並具有社會主義綱領的群眾性工人政黨，組織工人階級並取得群眾支持，燃點工人的鬥爭意識，發動工人抗爭。所以，社會主義者當前需要由小鬥爭做起，逐漸提升工人的意識；毫不畏懼地推動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發展。

二零一三年

電影影評- 林肯(導演: 史提芬·史匹堡)

這 套電影重點介紹了政府通過第十三條修正案結束南北戰爭。在 1864 年贏得競選連任後，林肯趁機在即將卸任的日子內在國會會議上通過修正案。即使共和黨大多數黨員同意修正案，但亦不保證能通過。林肯除了需要處理內閣的反對 派外，他政黨內部反對，也需要贏得一些民主黨黨員的支持（民主黨當時為奴隸的主要政黨）。這套電影清晰地顯示了林肯 當時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在危機中運用了高明的政治技巧。除此之外，雖然林肯遭受抑郁癥困擾的元素沒有完全加入到電影中，但也試圖將其人性化; 同時，電影也充分展示了林肯傾向於與士兵和內閣成員群內講述故事和寓言來加強他的觀點。

特別在一些情節當中，他和妻子 瑪麗·托德·林肯(由 莎莉·菲飾演) 的交流戲和他們的11歲兒子 威利的過世悲慘劇情是最令觀眾感動的。這也包括了林肯的小兒子 泰德與另一名他的兒子 羅伯特·托德·林肯 之間的緊張關系。電影裏，羅伯特·托德·林肯爭取加入聯盟軍隊，卻遭 瑪麗·托德的反對。

偉大的領袖

丹尼爾·路易斯 籍著以條不紊的方法來演戲令他成為迷人的縮影。在史匹堡的感傷和宏偉的圖像構思及指導下，路易斯將其演變為林肯的精神和心靈，呈現了一個神般的身影。電影制片人選擇了拍一部在有限範圍內的修正案爭奪戰電影，毫無疑問地是在這事件中放大了林肯所扮演的角色。

在另一情節中，林肯在白宮向一位士兵提出了的一條問題，「我們是否生逢其時?」士兵便回答，「我不清楚我自己，或許你是吧。」對那些希望全面了解林肯在歷史中的角色的觀眾來說，問題是制片人對事件的挑選沒有能全面的描畫林肯「生逢」的「時代」。

在 幾乎大部份情節專註於華盛頓大廳的辯論下，這部電影並沒有完全探索群眾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如果奴隸、小農場主、工人以及其他人沒有被導致1861年戰爭 爆發的事件（以及之後的事件）激進化，林肯將沒有讓他發揮領導才能的平台。若要充分認識林肯的領導素質，把他的角色放在更廣泛的歷史進程中看是非常重要 的。而這其實可以在電影的開幕數分鐘展現出來。然而，導演卻選擇提供了狹隘的視野給觀眾，並且沒有提供一個完整的歷史背景下，令劇情呈現歷史是由偉人造就 的，而更大的權力規定誰是偉人。

第二次美國革命

「這個鬥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這兩種制度不能再在北美大陸上和平共存了。它只能以一個制度（奴隸制度）或另一個制度（自由勞動制度）的勝利而結束。」-​​馬克思

多年來一直在美國政治占主導地位的種植園東主最終在革命戰爭中被推翻，,而奴隸制的廢除令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一一被連根拔起。而這次革命是必要的，因為美國爭取獨立的首次革命最終是以南方的種植園東主和北方的資本主義統治階級之間的妥協結束。

許多人當時認為奴隸制是一個正要垂死的制度。但由於軋棉機的發明到工業革命的發展，棉花的需求快速增長所導致出現了比資本主義之前更為殘酷的奴隸制，並通過了兩黨制度（民主黨和輝格黨 [Whigs] ）令這群擁有奴隸的東主強盛起來和主導了當時的美國政壇。

由於棉花種植破壞土壤，所以種植園東主不斷尋找新土地。北方人口迅速增長的小農場主希望獲得新的土地建設「自由土地」小農場而不是大型奴隸種植園。這導致了他們之間的沖突。1854年堪薩斯的小農場主和奴隸主就這個新的州是否應是蓄奴州而爆發戰爭。

隨著資本主義在北方快速增長，它有自己的政治議程，而奴隸制度和自由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制度之間也面臨更多沖突。支持奴隸制的種植園東主更拒絕放棄他們的權力更令革命成為必要的。

工 業界在反對奴隸主的運動中處於領導地位，但是他們必須動員群眾去做。在一場不斷增強的反「奴役力量」的民主運動中，共和黨於1854年建立。這個新黨除了 小農場主和工業家，還團結廢奴主義者和工人組織，他們將之示威一個建立強大的反「奴役力量」的運動的機會，將為社會快速變革打開大門。共和黨的綱領只有有 效目標要求停止蓄奴地的擴張，但這足以給奴隸制判死刑。

除了遭到北方的反對，奴隸的主人經常生活在奴隸起義的恐懼裏。隨著奴隸的人口增長 超過了四百萬人，恐懼日益增加。奴隸主人完全依賴於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並無情地來執行他們的需要，這包括執行逃亡奴隸法和鎮壓廢奴煽動。反民主 的針對廢奴主義者措施在北方散布了恐懼的情緒，認為「奴役力量」是對民主自由的威脅。

當林肯在1860年當選總統時，奴隸主人已經認定捍衛自己的利益的唯一的希望是要對北美武裝起義和分裂國家。

這一廣泛的歷史進程導致了林肯的選舉和戰爭的爆發的。由於存在兩個對立的制度，沖突和戰爭是無法避免的。

林 肯下決心在內戰結束前廢除奴隸制是至關重要的，保證了接下來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後續發展。同時也導致發展出強大的工人階級，只有這一階級能夠建立一個真正平 等的社會。因而馬克思和他的美國盟友在內戰中支持林肯和北軍。他們反對認為廢奴會導致工人間更大競爭的觀點，而解釋說工人階級會由於黑人勞工擺脫枷鎖而變 得強大。「在黑人的勞動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勞動也不能得到解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

一個民族的歷史與荷利活

林 肯本身不是一個廢奴主義者並沒有廢除奴隸制，而他自己也同樣有種族歧視觀點。林肯於1858年9月18日和斯蒂芬·道格拉斯第一次辯論時說：「我願意說， 我現在不、過去也不曾以任何方式促成黑種人和白種人的社會與政治平等地位。我現在不、過去也不曾讚成黑人投票和做陪審員，不讚成他們擔任公職，不讚成他們 與白人通婚 ……我和其他人同樣讚成把優等地位指派給白種人。
（1858年9月18日在伊利諾伊州渥太華，林肯與道格拉斯的第一次辯論，亞伯拉罕·林肯文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vol.3, pp. 145-146）

但是 林肯是「自由勞動」的支持者，這是重要因素來動員北方的小農民，商人和工人自願團結起來戰鬥。

林肯是一位天才演說家，可以和貧困農民什至律師互通，這是我們可在 史匹堡的電影的開頭窺見一斑。當 林肯與兩名一黑一白士兵討論的時候，他們兩人似乎受到啟發，靠記憶背誦出林肯當時在葛底斯堡的演說。

林克的思想和行為也被社會沖突的加劇所推動。奴隸自己向聯邦（北方）領導人施加壓力，戰爭中越來越多的奴隸逃到北方，使得廢除奴隸制度成為了戰爭的手段。在廢奴主義者的鼓動下，廢奴情緒同樣在戰爭爆發後迅速增長。

陸軍為代表了北方最激進的工人和小農場主。它一點都不像今天的美國軍隊，因為陸軍這是透過貧困草案而建立的。南北戰爭是政治戰爭，因此聯邦軍（北軍）是政治化的。
雖然當時有征兵制，但也有成千上萬的是自願參軍的。因為他們相信打破「奴役力量」對爭取一個更美好的社會非常重要。工會會員、社會主義者和其他激進分子在加入和組建構成聯邦軍的民兵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1864年選舉中聯盟軍士兵幾乎無一例外投林肯的票。

傑瑞米柯賓

國際主義的影響

第一世界大戰之後，正值世界工人運動浪潮洶湧之時，因為世界資本主義貿易市場以及海員行業的關系，使海員們與不同國家​​的工人都有交流，而具有國際視野。

1918年一戰結束時，僅在英國利物浦（Liverpool）一地長期居留的中國海員人數達3000人左右。當時中國海員們知道西歐各國工人都有自己的工會維護權益。英國煤礦鐵路海員三角聯盟罷工（The Triple Alliance Strikes– 即今天英國鐵路、​​海運及運輸工會（RMT -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的前身），還邀請到達倫敦的中國海員參加，海員們必受到國際上的工人運動鼓舞。

俄國十月革命後，革命工人奪取政權，中國海員通過與蘇聯海員交流和遊歷蘇聯港口，見到現實中人人平等，工農當家作主的蘇維埃政權，更是變得思想活躍，極為仰慕。

因此中國海員既了解工人抗爭才能贏得權益，又受到國際主義的影響，明白必須聯合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共同反對統治階級才能成功。

工會的建立及罷工的準備

1920年，發生在眼前的香港機器工人罷工更鼓起海員們反抗鬥爭的勇氣，不少海員工人之前也是機器工人，本身參與過機器工人罷工。為進行團結抗爭，必須要建立自己的組織。

一九二一年三月，「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簡稱海員工會）正式成立，孫中山題寫會名。當時，香港海員中兩位重要活躍分子是林偉民和蘇兆征，負責事宣傳及組織的工作。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工會剛成立時並未有任何鬥爭經驗，當時海員因為籍貫不同甚難團結，海員中最多的是廣東人及寧波人，大家使用的方言亦不相同。此時工會便從小鬥爭做起來團結群眾，例如用工會的名義抗議毆打海員，要求某海員覆工等，這些統統獲得勝利，群眾對抗爭更有信心，越來越多海員加入工會。這是組織群眾的不二之法，如列寧曾經講過，「要成就一件大事業，必須從小事做起。」

罷工的爆發

海員們當時最關註的問題就是工資問題，因此，不久工會進一步提出增加工資的訴求。一九二一年九月，工會成立半年，向資方提出加薪要求，資方無視。工會於十一月再度提出，資方同樣視若無睹。兩個月後，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工會第三次提出，並限資方二十四小時內回覆，否則發動罷工。

當工會第三次提出要求前，已做好一切罷工的準備。工會組織了「增加工資維持團」負責罷工事宜，另外亦組織如「征求隊」、「宣傳隊」、「防護破壞罷工隊」、「交通隊」等不同團隊以及各個秘密機關。

除香港外，工會亦在廣州設立辦事處預備工人罷工後回到廣州，還在汕頭亦另設有罷工辦事處。工會在廣州預備20間宿舍，購買兩個月糧食，並亦開始籌集罷工經費。罷工開始時蘇兆征便被選為總務科主任。海員工會還組織糾察隊維持廣州市面秩序，隊員80人，分為8隊，非常有組織。根據罷工工人劉達潮憶述，委員會更設有醫院，「誰要是有了病，可以到罷工工人醫院去治療。這裏簡直是一個非常有秩序的新社會。」種種準備可見工會在罷工前期工作上的精密。

更為難得的是海員工會的團結精神和國際主義，工會主動聯絡中國其他運輸工人以及外國海員，還發信到各國的工會要求援助。

二十四小時後罷工爆發，最初有1500人參與，所有香港開往廣東內地的輪船包括到廣州、江門、澳門、梧州，以及到港的英、荷、法、日、美各國輪船海員統統一致罷工，涉及90多艘輪船。港英政府非常震驚，即晚派官員到海員工會勸告，叫海員先覆工，將來再商量工資，工會堅持若不答認條件的話不會覆工，一同高呼罷工口號。

翌日，海員乘火車回廣州，罷工影響到新加坡，上海等口岸，而汕頭海員亦加入罷工。

罷工三日後，香港政府宣布戒嚴令。於第四日，政府發出通知，提出船主的加薪條件嘗試停止罷工，但加薪幅度與海員提出的相差甚遠，於是海員決定擴大罷工。

短短一星期內，罷工的海員人數已達6500人，輪船123艘。

罷工作為經濟武器的巨大力量

罷工作為工人的強大武器，能癱瘓資本主義的運作。海員罷工癱瘓整個香港經濟。香港的地理位置作為一個小島，本地的生產根本不足夠供給53萬香港人口使用，所有糧食及一部份日用必需品需從中國內地運來，如梧州的雞鴨、廣州的豬肉牛肉、汕頭的水果、上海的紡織原料及服裝用品等。海員罷工後，食品供給完全停頓，物價飛漲，可見工人的經濟力量。

同情罷工

罷工開始了半個月，直至一月三十日開始有運輸工人同情罷工，運輸工人的全體罷工令起落貨物完全停頓，當時罷工人數增加至三萬人以上。那時候，船都不敢停在香港，癱瘓了整個東半球航運。罷工包括運輸工人及艇戶，，但卸貨工人及苦力的加入罷工導致即使有米在倉庫也沒有人擡出，令糧食供應完全停頓。

港英政府的打壓

二月一日，香港政府下令封閉海員工會及其他同情罷工的運輸工會，拘捕罷工領袖和工人，將工會招牌拆去，指「海員工會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於危險之境」。政府軟硬兼施，叫華工總會到廣州協同中國航業公司向海員工會調停罷工但不果，工會表示對政府野蠻行為反感，誓必堅持到底。

談判不果，政府又叫東華醫院用街坊名義邀請廣州海員工會代表到香港商討，工會提出恢覆工會合法性，但政府表示要改變名稱，工會堅決拒絕，表示若不恢覆工會，加薪也絕無需談。之後政府又派華民政務司出面，但再一次無果，海員表示要回廣州去。第二日，西人商會又找海員代表討論，談判數小時不果，海員堅持原來立場，要求恢覆工會及加工資。

政府見談判無果，便派著名的大紳士羅旭初去賄賂工會代表，但被工會代表拒絕。第二日華民政務司又向海員展示公文，但條件與早前內容相同，海員又立即拒絕。從海員與政府及資方三番四次的交涉中可以見到，資方和港英政府站於同一立場。

政府嘗試破壞罷工

談判破裂，香港政府開始嘗試直接破壞罷工。政府在上海、菲律賓、印度等招集新工，但從上海招來的一千人，經過汕頭時被汕頭罷工辦事處說服了一大半，只有300人到了香港。海員工會通電各處工人團體請求阻止招募新工，又派「防護破壞罷工隊」暗殺招募新工者。罷工海員更提出新的策略，加緊封鎖香港，包括擴大糾察隊，到各海口去禁止糧食運往香港。

全市總罷工

香港其他工人均同情海員罷工，各工會開聯席會議決定一致舉行全市總罷工。此時二月中，工人必須等到二月底取得工資才罷工，於是各工會共派出7位代表，到廣州與海員工會商議及組織「全港同情罷工辦事處」。當時政府為了阻止全市總罷工，利用機器工會（原名為華人機器會，政府控制的機構）向工人宣傳若要真正幫助海員，便不應擴大罷工而是應透過經濟的援助如捐款，成立「全港工人調停海員罷工會」來援助他們。

群眾開始動搖，海員得此消息，在廣州的７個代表立即回港制止，海員工會召開大會，一致決議反對調停機關。消息在報上公開後，香港工人終於明白政府的真正目的，並取消了調停會，堅定準備即將來臨的罷工。直到月底，工人領得工資後，三月一日全市總罷工爆發，工人開始步行回廣州（因政府停止火車行駛）。當時，酒​​樓、郵局、銀行、酒店、街市、女仆、廚師、園丁、轎夫、報館、渡輪、印刷局、面包、牛奶房工人都一並罷工。參與總罷工人數更達14萬7千人，占當時香港54萬人口的​​27%，全港死寂，歇業者有三十多個行業。街上垃圾無人打掃，糞便無人清理，服務行業俱都罷工，使統治階級的日常生活都無法維持。 （各行業工人參與總罷工人數見表）

沙田屠殺

三月四日，二千多罷工工人步行返回廣州至沙田時，英國軍警阻止工人通過，並在沒有任何沖突的情況下向工人開槍，造成五死七傷，死因庭裁判更裁定政府動用武力沒有過失，並對其表示讚揚。英帝國主義對工人的鎮壓揭露其野蠻及暴力，視人命如草介。這進一步激發工人更堅決地進行罷工，反對帝國主義，而且引起香港市民公憤並更同情工人。這時，電力、鑄造、制模、舵手、汽艇船員、鍋爐修理等工會聯署，限令港英在48小時內解決海員罷工，否則將發動罷工。

罷工的成功

此時，因罷工而停泊在香港的輪船有168艘，加上帆船和運貨工人也一律罷工，香港水上交通完全停頓，市面食物短缺，物價飛漲。罷工導致船公司捐失約500萬，1922年全年度香港外洋輪船出入口減少了9%，貨運減少了1億5千萬元。

香港全市工人的總罷工顯示工人的經濟力量，工人因為沙田慘案揚言要擴大罷工，港英政府山窮水盡，只好作出讓步。於三月五日答應海員定出的條件，包括以下各項：

1. 實際加薪水平
2. 在廣州設立公斷處，由廣東政府代表，英國總領事代表，西船主代表，華船主代表，及海員代表組成
3. 罷工後覆工工人不能加以降職或解雇
4. 船主雇用海員須由海員介紹，避免經手人從中獲利
5. 簽定雇用海員合約時要有海員工會派人到場，否則無效
6. 海員或海員工會職員不得由無理原因遞解出境
7. 恢覆海員工會原狀，釋放被捕工會人員

而且，政府同意恢覆原有工會，發回工會匾牌，釋放被捕工人，沙田慘案死者每人恩恤金一千元。三月六日當政府送回工會招牌時，罷工全部海員和香港全市工人統統前來慶祝，十多萬人擠在街上，高呼「海員工會萬歲！」。海員大罷工歷時五十六日，至三月八日結束，終於大獲成功。

海員罷工與共產黨

海員工會罷工期間，工會領導人日常聯系廣州由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組建的華俄通訊社報告罷工消息，又致電法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道報》（L’Humanite）請其轉達尋求各國工人階級援助。因此，罷工也得到了國際上很多國家工會的聲援。

按蘇兆征的說法，在罷工時他們已經開始尋找中國的共產黨；聯系華俄通訊社，也是因為知道其與蘇俄和共產黨的關系，這反映當時的工人有意識地尋求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

海員工會罷工期間曾電告中共外圍組織中國勞動組合（中華全國總工會前身）書記部，請其與長江各海員團體聯絡，阻止外地海員受雇香港船公司破壞罷工。共產黨在上海和北方等地還通過散發傳單和勸阻當地工人不受雇聲援香港海員罷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又成立上海「香港海員罷工後援會」，派主席帶捐款到香港及廣州聲援罷工海員。在中國北方的鐵路工人更發起「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後援會」，曾發出多次通電及文告為罷工海員打氣，又捐款援助罷工。

海員大罷工後，包括蘇兆征和林偉民在內至少有11名罷工領導人先後加入中共，並成為中共和中國工人運動的重要幹部，蘇兆征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等職務。

海員罷工與國民黨

罷工的領導者，如蘇兆征、林偉民和陳炳生等​​人當時都是國民黨員，而且海員工會的建立得到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支援，孫中山親自命名工會名稱，並撰寫了工會匾牌。但海員罷工本身是工人自發的經濟鬥爭。

國民黨一方面是罷工工人與港英政府間的仲介人，另一方面對罷工財政上的支持很大。因陸續回廣州的海員不下五萬人，再加上同情罷工的運輸工人及香港工人，當時由軍閥陳炯明控制的廣東政府每日借出數千元，總共十萬元支持罷工。陳炯明之所以這麽做為了贏得工人民眾的支持和孫中山爭奪領導權。同一時間孫中山在廣西忙於準備與北方軍閥作戰，所以只是表示同情​​工人的罷工和支持他們的經濟主張。

可見，無論是孫中山還是陳炯明都不準備與港英政府直接沖突，國民黨支援罷工的目的是意圖煽動民族主義來動員群眾反對帝國主義，顯示小資產階級政黨在激進的社會運動中對工人運動表示支持以及利用工人運動來贏得群眾對自己的擁護，但同時又不願看見工人階級真正掌握去權力，而習慣與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進行妥協。

傑瑞米柯賓

盡管電影沒有多少描述，可是從已有的鏡頭中，大量充斥了撒切爾夫人對工人們的暴力鎮壓：在催淚煙霧中，警察的警棍飛舞，馬踏眾人，血濺四處。這就是所謂的“鐵血”。作為工黨支持者的該影片編劇阿比•摩根就說“也許影片應該花更多筆墨展現她的極端觀點，比如當年她是如何冷酷鎮壓礦工罷工的”，但是導演並沒有聽取。

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的一個重大政策就是限制工會和工人罷工的權利，增強資本家們在勞資沖突中的主導地位。由於工會領導層的整體右傾與怯懦，尤其是總工會（TUC）拒絕支持1984-1985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導致撒切爾可以肆無忌憚地推進新自由主義政策以瓦解工會和工人集體抵擋的力量。撒切爾夫人在1980年的《就業法》規定,如果雇員聲稱遭到不公正解雇,雇主無須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雇員在兩年內遭到解雇不屬於不公正解雇。同時規定,和平的罷工糾察行動只限於工人自己的工作場所,在此之外發生的附屬行動是非法的,並要求限制罷工糾察人數。而1982年的《就業法》增加規定,只有在工人和其雇主之間發生的、完全或主要涉及工資和就業條件的勞資糾紛,工會才可能獲得豁免權;而具有政治目的的糾紛不再享有豁免權；雇主可以解雇參加罷工或其他勞工運動的雇員,而且如果雇主同時解雇所有參加罷工的雇員,被解雇者將不得再以不公平解雇為由要求雇主給予賠償。而到了1990年，《就業法》幾乎剝奪了工會的豁免權,廢除罷工附屬行動的豁免權，規定所有罷工附屬行動都是不合法的，允許雇主有選擇地解雇參加未經工會同意的罷工的雇員。這些法律增加了罷工和工會活動的組織難度,限制了罷工自由,取消了工會的豁免權,放松了雇傭和解雇規則。這正是當前陷入危機的資產階級所希望能做到執行的美好法律，但是由於工人階級的長期不懈地鬥爭，他們現在一直都未能如願。

同時片中還描繪了1982年英阿戰爭期間的撒切爾夫人。她在上任後的頭三年中, 因為保守主義的改革, 使保守黨政府的信譽岌岌可危。由於英美情報機關破譯了阿根廷的情報, 其實阿根廷的一舉一動都在撒切爾的掌握之中。而撒切爾夫人故意采取削減馬島（又稱福克蘭群島）防禦力量等手段最終引發了阿根廷主動進行軍事行動。撒切爾夫人把這場戰爭看成是轉移國內視線、爭取大選的機會。這場戰爭同樣為資產階級所稱讚，正是這場戰爭將國內的階級矛盾導向了國家沖突，掩蓋了本質問題。英阿戰爭大幅提升了撒切爾夫人的威望，導致她領導的保守黨即使國內問題叢生仍能以絕對優勢贏得隨後的大選，使撒切爾夫人得以連任。看著眼下波斯灣的戰艦雲集，就可知當前資產階級現在多麽地盼望著戰爭借口。

《鐵娘子》導演菲莉達•勞埃德在接受采訪時說片中很多內容“純屬虛構”， 百分之五十是編劇編的，剩下的百分之五十是從純主觀角度出發的。例如撒切爾夫人的核心政策——私有化——就被刻意掩飾了。就算在影片中將這位“鐵娘子”描繪成怎樣地充滿人情味的女權主義者。可是她在整個工人階級眼中卻始終是令人憎惡的“女魔頭”。她所代表的統治階級註定了她要為她的階級拿起屠刀背上各種血債。當前這一統治階級又在呼喚新的“鐵血首相”或“鐵娘子”，他們要用工人階級的血來補償其自己所制造的經濟損失，維護其統治地位。但工人階級不會被虛假的人情味所蒙蔽，他們的血痂時刻提醒著，這世上沒有資產階級的溫情，要為自己的權利奮鬥：為獨立工會而鬥爭，為罷工權而鬥爭，為和平而鬥爭，為自我解放而鬥爭，寧可站著死，也不跪著生！

解答有關社會主義的常見疑問

這篇文章首先刊登於我們工國委美國支部的「社會主義替代」。文章集合了工國委同志們在美國由東至西海岸眾多城市介入占領運動時，跟不同的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者討論所得到的經驗。本文中文翻譯版本已刊載在《社會主義者》雜志第15期上，如有意訂閱《社會主義者》雜志，請聯絡cwi.china@gmail.com

布蘭登．麥德森（Brandon Madsen）， 社會主義選擇（Socialist Alternative，工國委CWI美國支部）

隨著占領運動的興起，反對現行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已經成為主流。很難想像《時代》雜志（Times）的封面上戴著頭巾的女士成為了《時代》雜志「年度風雲人物——抗爭者」的代表，同時《時代》雜志又為資本主義說了很多好話，還有因電影《V煞》（V for Vendetta）走紅的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無處不在，更進一步明示了革命思想是如何傳播的。

然而，支持制度變革的力量越來越強大的同時，卻未有認真而嚴謹之公眾討論，探索有關以怎樣的另一制度替代，來回應這需求。 2011年12月28日皮尤調查中心（Pew）公布一個新的民意調查表示，30歲以下青年或黑人更支持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對於什麽是社會主義的真義或如何使其政治和經濟制度有效實行有著清晰的思想認識.。我們在此提供這些常見問答，為這討論拋磚引玉。

問：社會主義經濟是如何運作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巨大的財富集中在某些運行經濟的機構（公司）中，剝削勞動人民，以增加自己積累的財富。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是顛覆這種關系，由勞動人民運行經濟，利用巨大財富和社會生產力，以豐富他們的生活。要做到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接管所有最大的銀行和企業，使之公有化並民主控制。

雇用那些失業者和重新分配投資以及職業以滿足社會需要為本（醫療保健、教育、潔凈能源等）會給社會一個巨大的推動力去提升生產力和財富。民主規劃經濟將使我們確保每個人都有一份很好的高薪工作、高質素的醫療保健、各級全民免費教育，當然還有食品和住房等基本必需品。它不會僅限於基本需求，我們更可以選擇投放資源，使人們能夠進行創作，例如音樂、美術、寫作、電影、時裝，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發展。

這類型的經濟體系，需要有意識的規劃，不過很大程度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已經實現了。比很多國家還要大的商業集團能規劃自身的生產水準、配送、定價計劃等，而沒有崩潰，因此沒有任何理據證明工人沒能力做到同樣的事。

不同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規劃是以個別企業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是碎片化的、不完整的和不民主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可以構造一幅大圖畫，鳥瞰整個世界經濟和財富投資，實現滿足人類需求、維持環境可持續發展和解放全人類的目標。

社會主義經濟肯定會是全球整合。在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存在的情況下，我們就已生活在一個全球相依的世界。現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全球化，意味著殘酷地剝削較弱的經濟體，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人在競次效應中狀況日益惡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全球經濟一體化，就是使人們生活豐富的計劃之中一部分。

社會主義經濟將以非常不同的手段來處理環境問題。今天，各大小公司都不關心環境成本，因為它們能把這些破壞帶來的問題拋給公眾。受汙染的空氣和飲用水，這些環境成本是真實的，但它們並無在孟山度（Monsanto）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以赤字形式出現。這就是為什麽沒有公司在｢自由市場｣為原則的基礎上會采取必要的步驟保護環境。

民主的計劃經濟將消除汙染成本轉嫁背後利潤驅動的目的。相反，效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和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將成為經濟決策的核心原則。代替不完善的環保方案，例如是節能燈泡和自覺的回收計劃，社會主義經濟會投資於徹底修正所有產品的生產方式，為實現最大化可持續發展而利用所有最新的綠色科技，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創造數以百萬計的職位。

問：社會主義民主是如何運作的？

正如我們大多數人目前都遇到這情況： ｢民主｣被歸結為每幾年為富裕的職業政客投票一次，而他們將為我們作出所有決定。當然，這其實都算不上是什麽民主，尤其是整個過程都是被公司資本收買。

相反，社會主義民主將會每一天、每一周，在每一個工作場所、學校和社區中實踐。工人會輪流承擔管理任務，而且只要工人們認為有人更適合，當選的管理者就會被隨時召回和更換。所有決定，均可以多數票推翻。

學校課程和政策，將由家長、教師和學生共同商定，而不是由遙遠的行政人員和官僚決定。鄰裏大會將決定誰能或不能使用警察權力，還可命令選舉產生的官員如何按優先順序去盡處理事務。

所有投資和經濟決策都應民主產生。在工作​​場所和鄰裏大會中選出的代表將大規模擴大本地及區域議會，然後依次選出國家代表。被選出的代表不應有特權或高於選民的收入，他們也應隨時可召回。

為了促進這一民主決策的過程，應在日常工​​作或學校安排中騰出時間，讓人們能參與決策會議及討論。在財富增加的同時，工作周就可以被縮短而不需減少收入，從而讓人們有時間和精力去參與政治，並使他們能追求除工作和學校以外的生活目標。

問：會不會由官僚精英接管一切？

毫無疑問，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與制度內的野心家和腐敗作鬥爭將是必要的。百年的階級統治帶來的有毒思想包袱不會在一夜之間消逝。然而，通過建立社會生產資源的公有制、消除特權，以及建立自下而上的民主管理和控制，對於那些企圖奪權的官僚精英將是強大的障礙。

最使人恐懼官僚奪權的例子就是史大林在1917年俄國工人階級革命僅數年後便在蘇聯奪權。俄國革命的悲劇性墮落，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大量書籍中提出要努力解決的問題。基本的結論是由嚴肅的歷史分析所得出，那就是這墮落既不是正常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卻是特殊情況下的惡果。

俄國在革命時，是當時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中的一員。當被廢黜的資本統治者受到二十一個國家的軍隊的支持，試圖暴力地從工人民主運動中重新奪權，導致了一場血腥內戰，這就更使其破敗不堪。雖然革命也有在整個歐洲發生，尤其是德國，但它們都被擊倒了，只留下俄國處在一個貧窮、破爛和孤立的境地中。

這不是一個可以建立社會主義的健康基礎。社會主義的整個基礎是有足夠的資源去發展，但俄國並沒有。在這背景下，蘇維埃的民主結構（工人大會）停止了運作。當你在擔憂下一頓飯的問題時，誰還會去政治集會？

這是基層工人的權力真空，孤立和經濟衰敗燃盡了國家的力量，催生了俄國社會的官僚，以及作為官僚階層領袖的史大林的崛起。即使這樣，它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史大林要把異己投入監牢、謀殺、流放，或強迫數百萬人服從，而這些人的唯一罪行就是堅守1917年革命的民主原則。

這個經驗表明，把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作為一個全球性運動的重要性。由於帝國主義掠奪世界各地的資源，導致一些國家可能缺乏穩定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並需要貿易，及得到富裕國家的幫助。如果俄國當時有其他革命成功的國家加入，即使只有一個，像是德國，歷史也本可以會與原來的完全不同。

問：改良資本主義不是更容易嗎？

不幸的是，與官方記錄相反，資本主義歷史並不是一個持續走向更民主與更繁榮的進步。相反，每一次嚴肅的改良都需要大規模的群眾抗爭，動搖其制度核心。

改良不是善意的政客給予的，而是面對勞動人民渴望真正改變的怒火，為將之安撫或轉移而不情不願的作出讓步。無論我們談論公民權利、周末休假、或是組織工會的權利，都需要全力以赴的抗爭以反對資本主義利潤驅使的邏輯，無數無辜的人被孤註一擲的精英們所謀殺，以撲滅鬥爭與反抗。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即使是這些局部的改革都不是永久的，並不是一個立足點或新的基準工作。正如我們已經看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資本家和政治家將盡快在適當時機擺脫它，實行倒退。

人民在過去拼命地戰鬥爭來的社會成果正被緊縮政策破壞或削弱。在差不多把私營部門的工會都破壞凈盡後（少於7%的工人加入工會）一個州接一個州的企業政客們現在正攻擊公共部門，其中工會成員占工人數目超過三分一。

要有一個穩定的基礎去進行改革，需要勞動人民從資本家手中奪權並由自身行使──也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這是唯一的方法；為改良而作的抗爭，和為社會主義改造而作的鬥爭，是同一樣的。

問：社會主義在字面上看來很好，但這是真的嗎？

在歷史上唯一不變的，就是不斷的變化。從古老的奴隸制國家到封建地主所有制，到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當舊制度變成了阻礙進步的障礙時，人們曾多次推翻舊制度。真正的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式想法，就是像戰爭、貧困和環境破壞等問題可以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解決。

雖然社會主義是現實主義的，但並非是必然的。一遍又一遍，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已迫使工人和被壓迫者發動革命起義。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事，最突出的是埃及和突尼斯。不過，雖然許多革命成功推翻政府，幾乎沒有革命能改​​變制度。如果我們不能以更好的東西取代它，資本主義將總是會在工人、青年和窮人背後找到出路。

這是社會主義者之所以能成功的地方：我們會認真研究歷史，汲取革命和群眾運動的失敗與成功的經驗。我們的目標是廣泛傳播這些經驗教訓，使今後能成功建設社會主義。不僅要讀許多書，這意味著要積極建設和參與各種現有的群眾運動，大膽地引進社會主義思想，同時在抗爭中向他人學習​​，和大家一同尋找出路。

香港：一九二二海員大罷工九十周年

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是中國和香港歷史上一場重要的罷工運動，一共有十四萬人參與，也是一九二零年代中國第一次全國性罷工高潮的起點。罷工的勝利影響深遠，推動了全中國工人運動。

海員大罷工後，香港接連出現木匠工人、電車工人、太古船廠工人要求加薪的罷工。由1922至23年一年間全國各地罷工達100次以上，上海、武漢、開灤煤礦、安源煤礦、京漢鐵路的工人都先後發起罷工。

罷工也給予之後的抗爭如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提供重要的戰鬥經驗、建立精密組織、發展鬥爭策略及培訓幹部與骨幹。

海員生活艱辛困苦

二十世紀初，華人海員受剝削情況十分嚴重，工資微薄，每月不到二十元，工時平均每天長達十二小時以上。淩辱、打罵及罰金等虐待多不勝數。

一戰結束後，通貨膨脹嚴重，民生艱難。 1920年，香港物價飛漲達50%，數萬機器工人發動集體罷工並取得勝利獲加薪。 1921年，港幣再次貶值50%導致物價上漲。直到1922年，米等必需食糧價格上升15%，單身海員已經很難維持生計，要兼顧家庭的工人更是百上加斤。

除受船東剝削，工資極低外，還有另一種剝削稱「包工制」，即相似於今天的仲介機構，透過介紹工作賺取利潤。海員行業中有所謂「館口」，因為包工頭直接與船東勾結及約定，海員必須透過館口的包工頭找到工作，所以要給予仲介費，找工作時必須給包工頭數十至數百元，而得到工作後，海員必須從每月工資中抽取十分之幾歸包工頭所有，如不就範，工頭隨時可向輪船公司撤換海員。

華人海員受歧視的情況也很嚴重。華人海員的待遇與白人相差甚遠，工資方面，白人與華人海員工資相差比率為十比二之多。住房方面，白人海員一二人一間房，中國海員則要五六人一間，並被派到環境惡劣的房間。

傑瑞米柯賓

烏坎和左翼

在中國左翼內部對烏坎事件發生了大量的討論。（在中國不允許左翼建立組織，因此大多數激烈的討論是通過互聯網進行的）。大多數左翼團體當然支持烏坎抗爭，但並不清楚這場抗爭意味著什麽，也沒有對它所面臨的危險和陷阱驚醒警告。一些香港左翼團體對於這次事件發表了聲明。但不像工國委（CWI），他們沒能反對甚至提到土地私有化。而土地私有化是烏坎運動中廣泛存在的概念。盡管當前（每個村莊）“集體所有”土地的現狀被中共官員廣泛濫用，而不能緩解局勢，但是正式的土地私有化只能導致農村地區貧富分化的加劇和加深。正如前農村官員李昌平指出，私有化會導致許多中共官員一夜之間成為大地主：

今天中國集體化的農村社區嚴重負債，總計數萬億元。給個體小農或地方政府貸款的債權人主要是官員及其親戚或朋友。如果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了土地私有化，那麽許多土地將被用來償還他們的債務。之後有多少會留給農民家庭呢？“（《中國左翼評論》，2008年第1期）

作為反對私有化的社會主義者，我們維護土地的國有制，但同時說明其必須在一個被選舉的草根委員會的管理之下，這個委員會的綱領是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發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國家為其提供低息貸款、農機和技術支持。而這無法在當前親商的一黨專制的制度下實現。

在互聯網上活躍發言的新毛派總體上支持烏坎抗爭，但是持有不同的立場。和“烏有之鄉”相關的毛派中改良主義的一翼，稱其為“左轉”的一個例子，因為烏坎村民在群眾會議和示威時唱紅歌。但這忽視了要求土地私有化這一“細節”，一個比選擇唱什麽歌更嚴肅的問題！。許多抗爭的領導成員是中共和共青團的成員，這些領導人強調信賴中央政府和廣東省領導。因此改良主義毛派評論家的立場是相當矛盾的，——把烏坎抗爭視為攻擊圍繞在汪洋周圍的中共親自由派的好機會，而與此同時基層中共成員對汪洋領導的政府卻充滿信任。

更激進的”毛左“同樣支持烏坎抗爭，但更具批評性，把這視為在自身利益驅使下的農民運動，因而不是很進步。但這仍然是一個片面看法，盡管烏坎領導層提出的一些經濟和政治要求（即土地私有化）的確最終服務於這個政權的親資本主義的利益，但無視這場抗爭在廣泛階層，包括工人中，產生的巨大的鼓舞和激進化的效果也是不正確的。

烏坎抗爭還沒有最終結束，它的命運不但和其他農村社區爆發的抗爭相聯系，而且和全中國的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因此，它類似於去年發生的埃及、西班牙的全球抗爭以及占領運動。這些群眾鬥爭會在鬥爭中發現妥協和與一黨專政政權達成所謂“協議”是一條走向失敗的道路。現在需要的是和今天的體制徹底決裂。推遲或淡化民主權利的訴求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對中國經濟及其自然資源的控制不能落入不負責任的專制政黨及其資本家同謀手中。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呼籲打倒腐敗官員，支持全民所有和民主管理土地和自然資源，終結政府鎮壓。我們要求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制，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制，實現全民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所有大公司和銀行實現民主全民所有。我們相信這一綱領會在即將到來的鬥爭中對工人，貧農和青年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影評：沒有溫情的鐵娘子

第84屆奧斯卡頒獎儀式於北京時間2月27日晚落幕，憑借梅麗爾-斯特裏普最終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講述英國撒切爾夫人的電影《鐵娘子》一時間在全球範圍內風光無限好。電影將撒切爾夫人描繪成喪夫的患有癡呆癥的老人，對作為一個政治名人的撒切爾夫人而言則並沒有很重的描寫。正如英國《衛報》評論說，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不帶撒切爾主義的撒切爾”。這位女首相執政期間的坎坷大事——大規模抗議、愛爾蘭共和軍爆炸、礦工罷工、英阿戰爭、群眾性的反人頭稅運動（註一）——統統被輕描淡寫地略過。可以說，假使除去本片中撒切爾夫人的政治故事，這部電影就相當於一部暮年的老婦對逝去丈夫的思念愛情片，一部梅麗爾-斯特裏普演技的個人表演秀。

但撒切爾夫人不可能擺脫“撒切爾主義”，“鐵娘子”這一名號正是撒切爾夫人強硬的保守政策的代名詞。當前世界仍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各國紛紛削減財政支出、裁減公共服務人員、降低教育和醫療投入，這些政策與撒切爾夫人的保守政策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撒切爾夫人上台執政之時，其也正處於70年代滯脹危機中，她被保守主義者讚頌的原因就是帶領英國脫離了經濟危機，給英國經濟註入了所謂的“活力”。因此撒切爾夫人現在被搬上屏幕表露了資產階級對這一位保守的“鐵娘子”的懷念。尤其是撒切爾夫人對工人階級和工會力量的打壓更是成為了當前資產階級的心底願望。他們現在被罷工、占領等各種工人運動弄得焦頭爛額。在危機中，他們（資產階級）呼喚著強人政治的出現以幫他們解決工人階級的威脅，正如20世紀30年支持希特勒上台扼殺德國工人革命一樣。

傑瑞米柯賓

胡蘿卜還是大棒？

從12月9日開始，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當地政府領導傾向於嘗試使用暴力鎮壓來遏制運動。當談判還在繼續的時候，警察逮捕了13名理事會代表中的5名，包括副理事長薛錦波。警察指控五人涉嫌“毀壞財物罪”和“妨害公務罪”。汕尾政府發表的聲明發出了進一步鎮壓的警告，聲明（典型地）指責“境外勢力煽動別有用心的人“並把村民臨時理事會定性為“非法組織”。同時大量的防暴警察被部署到烏坎村周邊進行完全的封鎖。村子之後被封鎖了10天。

如另一名進入烏坎的西方記者來自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摩爾（Malcolm Moore）報道的，

“在1000名武警試圖占領村子失敗後，從星期天（12月11日）起警察就封鎖了烏坎。不允許將食品和水運進村子，也不允許村民外出。”

摩爾補充道，“昨天，幾乎所有的富裕家庭也都撤出了村子，而其他繼續拒絕評論抗爭的人把自己關在高墻鐵門之後。”（《每日電訊》，2011年12月14日）

12月11日傳來薛錦波在看守所“自然原因”死亡的新聞。馬克思曾經說過“革命有時需要反革命的刺激才能向前推進。”而薛錦波的死起到了這樣的效果。在此後的日子，村民舉行了最大規模和最堅定的遊行示威。根據對以前警察慣用手法判斷，薛錦波顯然是受到了旨在摧垮他的精神讓其“坦白”的身體和心理上的折磨。屍體的狀況顯示出有可能遭到酷刑的跡象：手腕腫大，拇指被折斷，額頭和下顎出血，鼻孔有血，整個頸部黑色，其前胸後背有淤青。

盡管中共省委的代表在12月達成協議時承諾歸還屍體，但之後兩個月警察一直拒絕將薛錦波的屍體交給他的家人。因為後者不願簽署一份接受警方所說的薛錦波死於“突發心臟病“的聲明。2月16日，警方雖然最終交出遺體用於葬禮，但卻規定了苛刻的要求。參與葬禮的人數被限制（以防止其變成新的反政府示威），家人和其他參加葬禮的人不允許拍照（以阻止被折磨的死者遺體的畫面被傳播到網上）。薛錦波的女兒薛健婉在她的微博上詳細描述了她父親的遺體被當局扣留，以便向他的家人施壓令其放棄抗議。“我不確信屍檢是陷阱還是真相。”上個月她在微博上寫道。在2月10日烏坎第二輪選舉中，薛健婉以最高票當選為一名村代表。

一位參加被推遲了很久的薛錦波葬禮的朋友描述警察是如何對這個家庭進行恐嚇的：“他像冰塊一樣被凍了兩個月。即使經過化妝後，他的面部仍然發黑。每個人看到這種情況都很悲痛，特別是他的女兒和妻子……她們哭到嘔吐，吃不下飯，甚至無法站立。（《南華早報》，2012年2月17日）

混淆的意識、幻想

在烏坎鬥爭的高峰期，當地人顯示了他們比被趕走的領高工資的中共代理人能更夠有效地管理社區。“我們發現我們更擅長管理，”薛健堤（薛健婉的19歲的弟弟）說，“前政府官員被發現沒有在他們的辦公室留下任何賬目，所以他們一定是騙了我們。現在我們晚上有巡邏確保村子的安全。我們都緊密地站在一起。”（《每日電訊》，2012年12月13日）

在這個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群眾進行民主化地自我組織的可能性。正如列寧所說，不需要寄生性的官僚，但基於選舉產生的可以隨時召回和沒有經濟特權的代表。

然而。盡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組織，烏坎運動在政治模糊不清。由於運動是以農民為基礎，農民既包括受超額剝削的階層，也包括那些剝削者，所以他們有提出許多不同和自相矛盾的主張。盡管指責中共的基層代表，但仍然存在相當對中共省級政府和中央的的幻想。因為一些要的抗爭領導者同樣是共產黨員，所以認為中央和省級領導人值得信賴的觀點被進一步加強。這些幻想會被很快擊碎。正如薛健婉在一月時，在她的微薄上寫道：“我有一個可怕的想法。如果所有的官員都是腐敗的呢？那我們該怎麽做？”

混亂的意識解釋了看似矛盾的現象——橫幅上面寫著“反對獨裁”，但同時高喊“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運動沒有一個統一的立場，運動中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激進。一個重要的抗爭領導者，林祖鑾，自從12月談判結束後，被推上烏坎黨支部書記的位置（曾擔任中共東海鎮支部書記）。他和其他中共黨員成為烏坎村運動和政府之間的中間人，他們也強調要采用更為小心和溫和的方法和限制更為激進的階層。這同時是人們熟悉的中共手法：在反抗運動中物色一個階層，用來控制這個運動。很明顯這一過程已經在烏坎發生並威脅將摧毀他們的抗爭，除非有群眾組織和新的抗議來克服它。

在運動的高峰期，境外記者報道在臨時的媒體中心有一個英文公告呼籲他們不要把這次事件描述為一場起義：“我們不是在進行反叛。我們支持共產黨。我們愛我們的國家。”

這種尖銳的矛盾顯示了在中國存在著使人回避“政治”和政府政策方面的要求的巨大壓力，以避免或者減緩鎮壓。類似的現象也可以在許多工人罷工中發現。這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一些階層仍然相信中央政府是更好的，更清廉而且大量忽視了地方官員的腐敗。其他人私下反對一黨專政但又不敢公開說。我們可以確信在烏坎，這些原因都在發揮作用。而且如果把這看作是烏坎事件“和平解決”的關鍵因素是巨大的錯誤。

與之相類似，群眾抗爭中組織的模式反映了矛盾的傾向。選舉臨時村領導層的主要方式是宗族組織，其是封建主義的殘余。一些發起這場抗爭的烏坎青年活動者，對宗族起到核心作用感到不安。有報道稱在烏坎有40個宗族組織，它們看起來——在群眾抗爭中——以不同尋常的民主方式運作。但是宗族組織的固有特性就是排外（基於血緣）和等級化的。它們不能為團結廣大貧農和其他受壓迫階層建立組織和為真正民主地運動提供階級基礎。

在烏坎的例子中，一些早先離開村子的商人被宗族首領要求回到村子以便在鬥爭中起到領導的作用。其中一些返鄉者對“在明確的指引下的“私有化土地作為解決方案表示支持。這場運動就不是一場統一的運動，而包含了不同的階級利益，對如何解決土地問題有不同的觀點。

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方，宗族組織為了爭奪村子及其土地資源的控制權有時會引發暴力沖突。盡管像烏坎這樣的群眾抗爭，圍繞著“民主訴求”，傾向於把群眾團結在一起，也無法長期維持。除非提出改變經濟和政治基礎的綱領，並且有工人階級作為有組織的力量決定性地介入這一問題。諸如宗族組織這樣的集團利益在未來會成為聯合鬥爭的巨大障礙。並為政府提供了運用經典的“分而治之”手法的機會，使其能夠用一個宗族去對抗另一個宗族。有充足的理由讓人相信，如果政府無法滿足運動的訴求變得日益明顯的話，其會在烏坎在用這一手法。

十二月協議的結果意味著什麽？

12月21日，村民計劃發起一場遊行到10公裏之外的鎮政府辦公大樓的示威。這使當局陷入兩難選擇，退縮或者暴力鎮壓示威都有風險。廣東省政府同時受到了另外的壓力，在烏坎北方僅僅數小時車程之外的海門爆發了一場甚至更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活動。

超過三萬人，占領海門的主要十字路口長達4天——明顯地模仿了烏坎抗爭以及美國的“占領”運動。他們抗議的對象是建設新的燃煤電站的計劃，而當地環境已經遭到現有的一座電站的嚴重汙染。海門“第二戰場”的開辟，以及發生在廣東制造業中心（深圳、東莞、廣州）的多場罷工迫使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省裏的最高官員）被迫讓步。他派出他的副手（省委副書記）朱明國與烏坎選舉產生的代表進行斡旋。而在海門，抗爭更大但較為缺乏組織，（當局）采用了“更傳統的”應對方式：催淚彈和警棍；雖然也承諾暫停新的發電廠的修建，但是根據以前的經驗，這一承諾實在值得懷疑的。

12月21日的談判結果在一些圈子裏被稱讚為開創性的，特別是中共內部的殘存的一小撮改良主義自由派，他們把這事件視為可以實現改良和共識的新“烏坎模式”。但是對朱明國的工作組有哪些讓步和哪些又未讓步進行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不是這麽回事。事實上，如果烏坎的領導層能夠堅持更久一點，而不是立即同意取消12月21日的示威，那末他們可能已經得到了更加明確的讓步。所有人都會歡迎薛昌和陳順義被雙雙解除烏坎中共支部委員會和村委會的最高職務。但這同樣是司空見慣的平息群眾抗議的手法。只有3%被解除職務的腐敗中共官員被顯示曾經面對犯罪指控。其中很多人稍後會在這個龐大的政府機器中其他地方被重新任用。

廣東省領導層犧牲薛昌和陳順義應當被看作一種迂回戰術。在群眾抗爭使他們的職位不穩定之前，這兩人得到了來自中共上級任何可以想象的嘉獎。在2008年，省最高官員汪洋到烏坎視察並稱其為“模範村”。薛昌被第四次“選為”廣東省人大代表。薛昌曾被授予“國家級勞動模範”的稱號。1993年以來，雖然村裏的土地被薛昌和陳順義盜取，他們領導的烏坎黨組織多次被評為“先進基層黨組織”。

烏坎村民提出了四項訴求。其中那些被接受了呢？第一，要求歸還薛錦波的遺體，並允許進行獨立的屍檢。這曾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正如當時薛錦波的兒子說：“現在我們只有一個唯一的要求，就是他們歸還我父親的遺體。他屬於我們而不是政府。”正如之前提到的，當局殘酷地拖延了兩個月之後才最終將遺體交給薛錦波的家人，但遺體仍然被嚴格控制以防止獨立的調查。

在抗爭領袖林祖鑾領導下的中共烏坎新的“改良主義“管理機構，看起來同樣對薛錦波的家人施加了壓力，讓其接受這些不公平的條件。2月17日，超過一千的烏坎居民不顧官方的協議，聚集在一起對薛錦波進行悼念。這反映了在烏坎那些鼓吹和當局達成協議和那些正確地認識到需要繼續進行鬥爭的人之間的緊張和萌發的沖突。

第二，要求取消對其他四名被捕的抗議領袖(和薛錦波一起在12月9日被捕）指控的要求沒有落實。四人（莊烈宏  張建城 洪銳潮  曾昭亮）的釋放拖延了數天。警察一直拒絕釋放他們，直到他們簽字承認有罪。他們不是作為一個無罪的自由人釋放的，而是以“取保候審”的方式得到釋放，並且必須接受不發表公開聲明的條件。這一司空見慣的警方手法在他們頭上懸掛了達摩克裏斯劍，以防他們在未來給當局“制造麻煩”。

第三，抗議者要求（當局）承認他們選舉產生的代表理事會。朱明國當時作出了模糊的陳諾，但是後來理事會被要求自我解散以便進行新的村委選舉（目前正在進行）。當前分三個階段的選舉過程（首先是選舉出一個較大的選舉監事會，然後選出新的村委會）被廣泛描述為公平的，村民抗爭組織在組織選舉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選舉被當局嚴格監視，防暴警察被派到村裏並對新聞媒體進行控制。這些限制令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感到不滿。

過去20年村級選舉在中國的成千上萬的村中舉行，而“開放”程度不相同（從相對公平到完全預先確定）。但這些村委會至多只能起到監察當地政權的基礎——中共官員的作用，因此也部分阻礙了能夠衍生出新的政黨的抗爭組織的形成。

最後，關於村民要求中止並調查所有土地買賣——抗爭的核心問題——現在前景仍然並不明朗。誰主導這些調查，這個過程會有多民主和透明？這會在草根組織的監督和控制之下進行嗎？這是非常可能不會發生的，除非出現更多的壓力。這會達成什麽效果，接受舊的買賣合同，但更公平地分配賠償；還是要求把土地歸還給村民（這是不是太晚）？

僅僅列出這些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出烏坎運動還沒有贏得一個明確的和勝利的結局。事實上，官方地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這場鬥爭所缺乏的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一個新的、活動的、民主的抗爭政黨。這一政黨必須基於工人階級和青年，以一個明確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對專制統治的社會主義綱領贏得貧農的支持。這樣的黨目前只能在地下發展，但它會在即將到來的更多甚至更大的鬥爭中發揮作用。

烏坎預示著政策的變化嗎？

汪洋從烏坎談判結局中吸取每一滴政治資本，在今年中共領導層交接之前宣傳他是一個擅長“社會管理”的領導者。這種宣傳非常值得懷疑，即使從專制政權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廣東正在經歷不計其數的“群體性事件”，和與之相伴的鎮壓和逮捕。即使汪洋，1月也在省政協上發言，警告稱該省可能成為社會沖突的導火索。

汪洋正在角逐政治局常委的九個席位中的一個席位。中國的黨國機器的最高層。其中7個席位在今年經過十年一次的領導層更叠將換主。汪洋作為經濟“自由派”（提倡更多的自由市場政策）正在黨和政權內與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進行競爭。而薄熙來支持更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但施以了更嚴厲的專制控制。

其他人也提出了他們對這些事件的理解。一些人把“烏坎模式”奉為政治改革(在中國意味著局限地，逐漸地和高層控制的“民主化”）的樣本。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放松了其早先對媒體的管制並容忍一些在線討論（在12月這個村莊曾經從互聯網上消失），希望把烏坎描述成獨立事件同時“沒有什麽特別的”。這些矛盾的現象並非是不典型的。許多海外媒體稱烏坎標志著中國民主進程的開始。（2012年1月30日）《金融時報》的頭條“烏坎為中國提供了民主模式”（Wukan offers democratic model for China）就是其中一例。

不幸的是，雖然我們不想降低這個作為重要的抗爭的案例的事件的影響力，但是我們必須說明這些對烏坎事件的理解是誇大的和有些天真的。另一個《金融時報》的頭條（2012年2月8日）更正確地稱，“烏坎引領的方向，北京不會跟隨。”（Where Wukan has led, Beijing will not follow）,正如駐北京的記者羅素-雷-摩西（Russell Leigh Moses）寫道：

“這容易讓人樂於認為在烏坎地方官員和村民的對峙的和平結束預示著共產黨處理動亂的方式的重要改變——通過新的對話的方式，而不是舊的一味地恐嚇。想法誘人但卻是錯誤的。”

中共專制當局建立起了一個平衡鎮壓和妥協的強大系統（“胡蘿卜加大棒”），以孤立和約束對其統治的挑戰。因此一旦緊張的形式變得“穩定”，承諾被打破，讓步被推遲或者被取消都是司空見慣的。最近這也發生在大連，多大4000人在8月進行遊行，要求關閉有毒的化工廠。市政府同意關閉這家工廠以對應抗議。但是，之後人們發現化工廠僅僅在數周後就重新開放並秘密運行至今。大連是一座大城市，不想烏坎是一個村子。這顯示了烏坎的腐敗中共官員不是孤立的“爛蘋果”。之前成千上萬次的沖突的慘痛經驗告訴我們烏坎的抗爭不會取得勝利，除非它繼續抗爭，受壓迫的大多數建立他們自己的民主組織並且不信任黨國的任何級別。群眾只有信賴他們集體行動發揮的力量。

事實上，政權被迫作出讓步是一個時代的標志。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發生在烏坎的事件預示著一個更廣、更深、更多的農村抗爭，隨著產業工人階級日益增多的鬥爭將會出現。隨著中共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深化以及可能出現的經濟硬著陸，像引發烏坎沖突的征地和幕後交易將很可能增多，這將和中央政府的承諾相背。賣地所得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而政府的債務水平將是迫使他們出賣更多土地。根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去年有70,000宗非法使用土地的案件，涉及751,000畝（50,000公頃）土地，比2010年增加5.8％。很顯然，中央政府打擊征地的承諾沒有起到效果。

中央政府為了降低社會爆炸的風險，緩解農村群眾負擔所采用的措施已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同樣多的新問題。之前觸發大規模抗議的農業稅，在2005年被大張旗鼓地取消了。但是這導致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地方政府對違法征用土地的依賴，以及農民們比以前更缺乏影響地方政府支出的機會。

傑瑞米柯賓

資產階級領導人(尤其是愛爾蘭)孤註一擲地想避免將這些議題付諸公投，更加顯示了他們的反民主，這是國際資本主義意志的強行灌輸。然而，在其他的例子中，譬如今秋帕帕季莫斯統治下的希臘，我們也看到資產階級政府能夠利用公投的方式，宣傳、恐嚇人民，如果向緊縮政策說「不」，將會帶來悲劇性的經濟崩潰。

歸根結底，只有以取代「資本主義悲劇計劃」的替代方案，動員工人和青年的力量，才是可信賴的。然而，我們支持人民有權力透過完全民主組織的公投來反對債務的支付、社會支出削減等等。我們會加入數百萬要求公投的工人、青年之中，而且我們會清楚地、毫無猶疑地選擇向緊縮政策說「不！」

對抗恐慌蔓延和恐嚇

2011年我們在許多歐洲國家看到勞動人民積極參與鬥爭的場景。希臘2010年發生七次總罷工，2011年發生七次總罷工(其中兩次長達48小時)。然而當希臘政府正在討論新的殘酷緊縮方案之時，2012年的二月稍早另一波全國罷工風潮已經掀起。這顯現出，面對令人沮喪的局勢，希臘工人們積蓄已久的憤怒和決心對抗的堅定意志。葡萄牙在11月發生一場總罷工，意大利的罷工和示威風潮則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憤怒」運動的爆炸性發展，明確地表達了對銀行家的獨裁作風的憤怒。在這禮拜，群眾湧上了布加勒斯特(Bucharest)以及其他城市的街頭，導致羅馬尼亞政府下台。

伴隨著隨之增加的殘酷的國家壓迫，政府的反應已經成為一場制造恐懼和恐嚇的競賽，脫離歐洲與歐盟的期待變成是一座懸在工人們之上的斷頭台，給工人們帶來正當的恐懼。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局限之內剩余的基礎上來說，許多國家脫離歐盟的結果的確會激化整個歐洲地區進入更深層的經濟危機時期，包括影響數百萬工人的失業增加、貧困及悲慘化等現象，而這首先在外圍的國家發生─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

因此，在存在群眾性左翼政黨的地區，在這些政黨的支持下，工人階級運動和社會運動有任務發展一個綱領以克服這超越歐洲地區和現今市場體系的框架與邏輯的挑戰性危機。

這一切必須以明確拒絕向市場上如禿鷹般貪婪成性的資本家（Vulture）、其他債權國家及歐洲央行(ECB)等的歐洲機構支付國家債務作為開始。這些巨額債務來自於歷屆新自由主義政府推動的資本家投機、有罪的管理失當以及任人唯親等——其中包括那些在西班牙、希臘、葡萄牙和其他地方的早已名不符實的「社會主義」政黨所執政的國家。這不是我們的責任去挽救遭到公眾強烈反對的銀行制造的龐大債務。

然而像是退休基金等的工人們的真正投資一定要加以捍衛，吸取社會資源以支付這有罪的債務包袱則是一定要堅決地反對。如不遵循操控著三頭馬車施令的統治菁英的發瘋邏輯，這些資源能通過投入龐大的公共投資計劃創造數百萬工作機會、在工人們的民主控制與管理之下國有化銀行和金融部門以及資源和主要部門的基礎上，發展緊急方案以投資大規模創造就業機會和恢覆生活水平。到那時，我們將會看到一個能夠開始解決施加在工人們和失業者身上的基本問題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政策。

我們被告知，如此手段可能會導致國家被逐出歐盟。無論如何，在現在的緊縮攻勢和當權者正要讓愈加衰弱的經濟陷入死胡同的狀況來看，如此的結果(違約和被逐出歐盟)幾乎肯定會出現！事實上，基於資本主義的延續性和待在歐元區外，在希臘資本主義的攻擊下，貨幣貶值也會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並貶損了儲蓄，勞動人民的惡夢會持續或是變得更糟，盡管他們是所謂”獨立”在歐盟之外的。但是對於勞動人民而言，避免經濟災難的方法不是接受對我們權利和條件更進一步的攻擊，這些攻擊只不過使我們被踢出歐元區稍稍推遲而已！從資本家的觀點來看，我們所面對的替代方案似乎只有：a)保持在歐元區內，接受福利國家完全破敗的局面b) 或著離開歐元區和面對經濟孤立，面臨嚴重的衰退和史無前例的貧窮。

歐洲的勞動人民其實有第三個選擇：開始組織並保衛自己的生活條件和權利，和資本主義制度決裂。這需要擴展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特別是那些受這次危機影響甚深的國家。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工人階級為要顛覆低劣的「緊急財政援助」的交易和緊縮的團結鬥爭，是建立這種選擇權關鍵且必要的一步。

我們當然不會與那些提出離開歐元區為解決方法的狹隘民族主義者共享觀點。民族間緊張情勢在危機的過程中逐漸升高，特別可以看到德國、法國、奧地利和其他國家資本主義鼓吹的反希臘宣傳，這會引起分裂和民族敵對情緒的危險。由於工人階級左翼政治代表的真空，這些情緒會對陰險的極右派勢力和民粹力量起作用，如同在匈牙利、奧地利和其他地方所見，這可能會導致危險的結果。

當然，我們也絕不期待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政府會同意，或不介意執行我們提出的這個政策。如此的方案只有基於國際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的抗爭和展望的基礎上，並建立一個代表和為工人階級利益服務的政府才有可能達到。

首先面對被逐出歐盟的情況，勞動人民的政府應該實施緊急計劃，在選舉出的代表民主控制之下，控制進出口和施行資本控制來阻止渴求利益的地產商和跨國資本肆意進行資本流動， （各國勞動人民的政府）不得不在整個歐洲大陸上為此立場進行奮戰。

在此基礎上，歐洲經濟和社會可向真正的整合跨一大步，因為為老板們服務的政府的政策和資本家的制度本身一直就是（歐洲融合的）障礙。

通過呼籲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希臘和意大利等國工人階級實現團結，以及也呼籲關鍵經濟體德國、法國、英國等工人階級的團結，這場鬥爭可能會迅速贏得整個歐洲的廣大群眾的支持。

被逐出歐盟的國家形成一個基於社會主義的聯邦，從國際民主計劃和經濟合作開始，基於自由和平等的基礎以此作為建立歐洲獨立工人國家組成完全社會主義邦聯奮鬥的一部分。

國際主義者的替代方案終止這場悲慘的危機

在過去一年，各種國際性的行動日合作讓世人看到跨國界的工人與青年團結所帶來的力量。在去年的10月15日，「占領」運動讓全世界數百萬的人民上了街頭。歐洲各國的總工會已經組織了各式各樣的抗議，最近一次計劃在2月29日，這其中具有動員的潛力，但只是象征性的抗議遠遠不夠。我們支持推動更進一步的各種行動，以實現舉行首次泛歐洲的24小時總罷工。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和意大利等國家的總罷工應該互相協調以求同時舉行，反對三頭馬車的「援助計劃」以及隨之而來的緊縮政策。這將作為一個顯示團結與力量的強有力開始。

然而，我們已經看到歐洲總工會的領導者們，在他們各自的國家中，他們並沒有意圖要以階級鬥爭的方式來終結資本主義危機。更可悲的是，許多國家的工人階級反而還要對抗名不符實的工會領導人，他們系統性地拒絕動員人民力量去抵制市場的猛烈攻擊。

希臘和葡萄牙的勞工與青年已經帶給我們這個訊息：群眾從下而上的壓力和組織將能有效讓那些領導采取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為工會的民主轉型而鬥爭，支持建立左翼的反對派。（我們）支持由那些只樂意為群眾進行鬥爭且負全部的責任，並且由工會成員集體控制且只領取和成員一樣平均薪資的工會領導人取代右翼領導層。即將到來的總罷工必須民主控制，且必須透過由下而上，通過工作場所、小區和行動委員會舉行的大量集會來組織，從而確保鬥爭的成果和勝利不會被上層的領導出賣。

我們很有信心，在這種組織與政策的武裝下，一個正面的替代方案會受到歡迎且值得爭取。但是重要的是，在這一個過程中，需要建立群眾性的政治組織，且必須由工人、青年與窮人民主控制，以建立支持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這個新的左翼運動一定可以吸引那些過去厭惡建制政治的人加入我們，從而建立一支與那些曾經背叛過他們的政治力量截然不同的力量。

工人與青年團結起來加入工國委（CWI）為這一前景而進行鬥爭。

我們的要求：
終止1%的獨裁！現在就實現真正的民主！應由勞動人民和失業者來決定，而非市場！
對死路一條的緊縮說不！支持大規模投資就業、房產、教育和社會，而非削減預算！終止青年失業的惡夢！
支持基於國際抗爭的出路！要求同時總罷工！ 為全歐洲24小時總罷工而努力！
支持民主和戰鬥性的工會！由下而上通過集會和行動委員會建立抗爭！建立由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組成的真正的群眾左翼政治力量！
拒絕三頭馬車(troika)和市場的敲詐！只有大眾抗爭可以停止緊縮的束縛！不要反民主的技術專家政府！公投停止歐盟的新緊縮交易！
支持工人的歐洲！反對資本家的歐盟！為建立一個自由獨立國家組成的替代性社會主義邦聯而鬥爭！

中國：烏坎抗爭及其教訓

作為群眾反抗的象征，位於華南廣東省的小漁村烏坎已經贏得了世界性聲譽。與近幾年其他數千村莊的反抗一樣，烏坎村的1萬3千名村民起來反抗腐敗的基層官員。這些官員竊取了他們的土地，並獲得了數百萬元的利潤。但是不一樣的是，烏坎事件顯示了群眾進行組織和動員的新水平，建立了獨立民眾委員會和抗爭架構。由此，烏坎成為了中國未來鬥爭的裏程碑。

村民卷入長達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鬥爭。他們趕走基層“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建立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來管理社區。面對鎮壓、逮捕、被數千名武警包圍和抗議領袖死在看守所，最終12月21日達成的一個戲劇性的協議似乎滿足了村民的大多數訴求。當時，中國勞工論壇曾經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廣東省委工作組達成的協議；需要維持群眾壓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組織，並和其他群眾運動相聯系。我們的警告不幸被驗證了。

即使這樣，烏坎抗爭也造成了巨大沖擊，不僅超出其村子本身，甚傳播到廣東省之外。一些評論者稱，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中共對（中國）一個行政區完全失去了控制。在短短幾周內，烏坎的抗爭就粉碎了長久以來的“金科玉律”，——中國人需要一黨專制政府，而沒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們自己。

在本文寫作之時，烏坎正在進行了分三個階段的選舉，以選舉產生新的村委會。不僅境外媒體正關註這個過程，而且更重要的是成千上萬的中國網民也正密切關註這一過程。黨國體制中“經濟自由”派的旗手，廣東省委書記雄心勃勃的汪洋，在十二月介入事件促使達成協議，使得村民抗議的領導者們同意中止進一步的行動。這一協議引發了大量關於政治變革和處理群眾不滿情緒的新的“烏坎模式” 的文章和報道。本文將指出，這樣的希望是不現實的。

烏坎事件無疑標志著中國農村群眾鬥爭的一個重要新時期的到來，同時也影響到了占全國人口多數的城市人口（目前占全國人口51%）；特別是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是改變社會最重要的力量。對於社會主義者、工國委（CWI）和中國勞工論壇的支持者來說，烏坎的經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訓，值得所有正在與一黨專政、與其官僚腐敗和資本主義政策進行鬥爭的人們去討論、理解和分享。列寧曾說：“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

烏坎和近期其他抗爭，包括一些意義重大的工人罷工，顯示了中國群眾抗議變成更有組織、更大膽，鬥爭的方法和策略更加老道。簡而言之，當一黨專政當局提升其鎮壓手法時，群眾正在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學習和對這些運動進行反思。正如在烏坎的活動者，特別是青年在鬥爭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明顯借鑒了國際上“占領”運動並受到激勵。我們也看到在成都罷工的鋼鐵工人和福建與浙江的農村抗議運動的群眾提出了“向烏坎學習”的口號。

大量土地被征用

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馬騰（Martin Patience)稱，“烏坎事件突出地顯示了中國的社會緊張狀況，”。他是幾位在抗爭期間深入烏坎的記者之一。難以置信的是，就絕對數量而言，中國去年經歷的群體性抗議比整個阿拉伯世界發生的還要多。中國行政學院報道，2010年“群體性事件”的數量是2006年的兩倍，達到180,000起。甚至這一驚人的記錄顯然在去年已被刷新。調查數據中包括工人罷工、反汙染抗爭、少數民族的抗議、對抗警察暴行的騷亂和不計其數的農村抗爭。其中農村抗爭中有65%是由於土地征用造成的，正如在烏坎發生的情況，通常腐敗官員借此和房地產開發商勾結。

官方數據稱43%的中國村莊在最近十年存在土地征用的問題。每年400萬農民失去他們的土地。整整一代的基層“共產主義”官員成為了百萬富豪，他們利用技術上仍是“集體所有的”土地進行利潤豐厚的交易。打破公社所有制神話的土地分戶承包曾是刺激中國經濟的關鍵因素。

中國社科院的於建嶸估計自1990年以來，地方政府已經征用了670萬公頃的土地——幾乎和愛爾蘭的面積一樣大——同時克扣了3400億美元（約合21420億元人民幣）的農民補償款。一項人民大學和密歇根州立大學進行的聯合調查發現地方政府支付給農民的征地補償平均為17，850美元每英畝(約合112355元人民幣)，而官僚賣地的平均價格為740，000美元每英畝（約合4，8100，000元人民幣）。通常這些征用的土地都會賣給商業房地產開發商。這顯示地方當局竟然賺取了41倍的差價。

在烏坎的例子中，統治村子長達41年的中共基層官員薛昌和村主任陳舜意——他們把持烏坎權力的時間甚至“超過穆巴拉克（控制埃及）的時間”一個烏坎活動者說——把660公頃的土地賣給公司修建公路和房地產。從中，他們貪汙了大約7億元 。這一小撮官僚聲稱在最近成功的村級選舉（由中共專制當局把持的）中以多數票再次當選，然而村民說他們從不知道有這一選舉。在9月沖擊了村委會辦公室之後，抗議的村民查閱過去二十年的賬目，希望能揭開騙走他們的基本權利的利益集團和其網絡的黑幕。

腐敗村委會在1990年代初建立了烏坎港實業開發公司，中共支部書記薛昌為總經理。“村裏大多數土地都通過這家公司變賣，”一個抗爭領袖洪銳潮稱。薛昌的公司和香港私人房地產資本家陳文清關系密切，陳文清的陸豐市豐田畜產公司是烏坎村委會出賣土地的主要買主，為其在烏坎贏得了“地王”的稱號。最近，土地似乎被賣給了楊惠妍在香港上市的碧桂園，楊惠妍擁有約160億美元的財產，曾經是亞洲最富有的女人。

“他們（村委會）賣地時把土地當成他們自家的一樣，”洪銳潮告訴《南華早報》（2012年1月4日）。“我們對土地什麽時候賣掉的，土地賣給了誰，得來的錢去哪裏了，錢怎麽花的一無所知。”

去年碧桂園的公告欄上宣布了一項豪華住宅項目，其將建在烏坎僅剩的土地上面。這成了壓垮村民耐心的最後一根稻草。

抗爭過程

向許多中國發生的其他抗爭一樣，烏坎事件孕育了相當長的時間。《南華早報》以“20年憤怒的爆發”作為其頭條。年輕的一代在2009年發出行動的倡議，在互聯網上建立聊天群，開始挖掘土地交易及其他內幕。他們曾訴諸法律法院，從縣中級法院上訴到省高級法院。在走了兩年法律途徑，進行過十一次法庭審理之後，他們發現這條路走到頭了。

這就是2011年9月初第一次群眾抗議的背景，那次抗議被防暴警察攻擊，一些示威者包括兒童被毆打。目擊者形容警察“像瘋狗一樣，見人就打。”警車被點燃，一些警察被報覆性毆打，之後村民沖入派出所和村委辦公樓，把官員趕走了。

隨後村民自我組織了幾個機構：婦女代表聯合會、熱血青年團和由13名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在抗爭過程中權力真空的這段時間裏，這些民主委員會接管了村子的日常管理。12月，在運動的高潮，熱血青年團組織了事實上的民兵在村子周圍巡邏和阻止警察進入。砍倒的大樹和鐵鏈被用來在每個進村的道路上設立路障。藥房、急救中心和一個“對外辦公室“——媒體中心，來自香港和西方的記者在那段時間集中在那裏。這些記者是在村民向導的帶領下通過很少人知道的小路繞過警察的封鎖偷偷進入烏坎村的。

其後，選舉產生的烏坎理事會和陸豐市（縣級市，屬於縣級行政單位）和汕尾市中共政府進行了數輪無果而終的談判。烏坎村是由汕尾市和陸豐市管轄的。當代表理事會認識到談判沒有帶來什麽結果時，他們在11月21日發起了5000人參與的群眾示威，對於這樣一個小村子來說這是個驚人的人數）。當局對此保持克制，整個抗議活動和平地結束了。

傑瑞米柯賓

與此同時，由英美肇始的在世界範圍內出現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全面擴張，於是台灣的政府和公營資本逐漸退到後台，成就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所謂“民營化（私營化）的歷史背景。從民國78年起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至99年底，台灣大部公營事業已經轉換為完全私人資本或者含有私人資本的產業。迄今計完成38家事業民營化，結束營業17家；目前尚有經濟部所屬事業5家(台電、中油、漢翔、台糖及台水)、財政部所屬事業1家（台灣煙酒公司）及交通部所屬2家（台灣鐵路管理局及中華郵政公司）等8家列於推動名單。

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體制開始逐漸放松對資本的管制，但其實不過是當初與國民黨官僚官商勾結的那些資本家將原本掌握在官僚手中名義上的公產“名正言順地”鯨吞蠶食，合法轉化成他們的私產。而且，也正是在這個轉型階段，黑金政治與官商勾結瓜分公產的消息不絕於耳，為了填補所謂秩序維護者的角色，黑社會開始大行其道。

也是從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早期。民進黨雖然通過“民營化”和“追繳黨產”打擊了一黨專制的國民黨，但同時其自身也日益從街頭運動的半群眾性帶有改良主義色彩的政黨日益變成體制內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精英政黨，與眾多資本家和財團關系緊密，從私營化中分得一杯羹。21世紀初，在民進黨八年任期內，台灣的貧富差距也是有增無減，所謂建立福利社會的承諾，被一句“優先發展經濟，社福暫緩”而拋擲腦後。仿照美國兩黨制的台灣特色的資產階級兩黨制逐步建立。

尤為值得關註的是，雖然名為“民營化”，實質就是“私有化”。廣大的底層民眾並沒有得以在這場官商自肥的遊戲中真正參與公有財富的分配。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發展，台灣基層民的處境反而愈加艱難，大量產業出走，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台灣（高收入20%與低收入20%之間的比例）貧富差距從4倍多重新擴大到6倍。

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已充分表現出，無論誰上台，都是采用類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資本家大佬服務。無論是“黃金十年”也好，還是“十年政綱”，除了一些空口許諾“社會公平”和“促進就業”外，仍然堅持利伯維爾場經濟和推動融入全球化貿易。差別無非是側重點依靠對象和手法不同。國民黨強調要更為專註通過ECFA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而民進黨則強調要多元化的國際貿易，雖然也時常唱唱“在地經濟”的高調。其實只要在現行資本主義的利伯維爾場經濟和全球化貿易體系下，這些政策既無助於解決台灣基層民眾的民生痛苦也並不可能帶來經濟上的所謂自強與獨立。

成也全球化，敗也全球化

全球化分工，名義上是使各國有效利用自身資源，但實質是資本將由政治與民族邊界劃分的相互區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整合成同一大市場，以尋求最低成本和最高利潤。由於資本主義建立在私有經濟的基礎上，這種分工和對於市場競整合，一方面使各國經濟依賴緊密相連，而另一方面又促使各民族資產階級國家與資產階級間為利潤和市場份額展開激烈爭奪，弱肉強食，叢林規則。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所進行分工，往往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為代價，尤其是那些弱小經濟體的最底層工農群眾。

台灣的經濟體系自清末以來就是典型的外向型貿易。今天，台灣的進出口貿易額總和約是GDP的140%，進出口分別相當於GDP的70%左右。在日占時期，台灣是向日本出口大米和蔗糖的典型殖民地農業經濟。即使在二戰後，196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是台灣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居其次。這是因為台灣的工業和技術發展一直嚴重依賴於相對更為發達的日本。從1961年開始，美國取代日本成為台灣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則退居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這一格局持續了近40年。

隨著冷戰結束，特別是1980年代後期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覆辟和日益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國大陸迅速取代美國成為台灣的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和日本退居成為台灣的第二、第三大貿易夥伴。假如將中國大陸與香港特區的出口份額相加，占台灣的出口貿易額達41%以上。而且，同時中國大陸也是台灣資本家的最主要投資目的地，目前台資在大陸約有10萬家企業，台灣常住中國大陸人口達到150萬以上，多數為在當地投資的中小資本家和中層技術與管理人員及其家屬。

於是，島內有人擔心，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逐年攀升，中國對台灣的出口依存度卻逐年下降，兩岸貿易呈現不對稱關系。中國不斷覆制台灣經驗，挾其低廉制造成本，可能跨越台灣，讓台灣日益邊緣化。因此提出要限制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融合和對其投資，改變“西進政策”，或是“南下”投資東南亞或是強調“在地經濟”促進島內生產與消費。

民進黨政府任內也提出過“戒急用忍”政策，對中國大陸的高技術和巨額投資進行限制和審查，但這並沒有改變與中國大陸進一步緊密的貿易關系。事實上在民進黨任內（2000-2008）台灣對大陸貿易增加了2.8倍，投資增加了3.8倍，2006年對中國大陸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達50%以上為歷史最高。

雖然這一發展與民進黨的政綱和島內傾向獨立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發生沖突，但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產業西移不過是全球生產分工下資本逐利的必然現象。譬如10多年前原本支持民進黨和本土意識的眾多台灣資本大亨，諸如奇美集團和長榮集團等，為登陸中國大陸分得一杯羹，早已改換門庭與中共當局眉來眼去。台灣資本家這種朝秦暮楚的逐利行為毫不奇怪。正如列寧指出，資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資本，“資本從來無祖國”，其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追求利潤。只要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繼續維持現有的全球化的國際貿易格局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一趨勢就很難根本改變。

2010年台灣對外貿易格局

主要出口夥伴：                  主要進口夥伴：

中國大陸             26.6%              日本            20.8%     
香港特區        14.4%        中國大陸          14%
美國        11.6%        美國        10.4%
日本        7.1%        韓國        6%
新加坡        4.2%        沙特阿拉伯        5%
同時，假如從全球化貿易的大視野中進行分析，目前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經濟關系很難簡單地描述為台灣單方面依附中國大陸經濟，更確切的說法仍然是全球生產鏈中中下遊間的關系。首先，中國大陸和香港尚不是台灣出口的主要終端消費市場，消費市場以歐美等發達國家為主體格局沒有改變。只有700萬人口的香港本身消耗的台灣產品數量非常有限，香港主要是作為自由貿易的中轉港存在，多數輸往香港地區的制成品往往是直接出口到歐美。而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產品中約75%是中間材，也就是用於在中國大陸進行再加工，然後才能銷往終端市場，其中大部分也不會在中國大陸市場銷售。而且這些中間材往往是相對先進技術的高附加值產品，主要是生產各類ＩＴ設備和電器的電子部品。

如以鴻海為蘋果代工的IPHONE為例，，2010年蘋果每賣出一部iPhone，就能拿走利潤的58.5%，原材料供貨商能拿到21.9%，勞動力成本在蘋果全球產業鏈中的所占比例還不到6%，中國以外的勞動力能拿到iPhone利潤的3.5%，中國的勞動力只能拿到1.8%。每一部售價數百美元的iPhone中，估計支付給中國工人的薪水部分只有10美元或更少。

目前台灣直接對美出口約為總出口額的11.6%，但如果考慮加上經過中國大陸等第三地再加工然後出口的美國的產品，則要占到台灣出口額的20%左右，由此可知對中國大陸出口的中間材，其最終消費市場並非是中國大陸本身。

其次，中國雖然具有全球範圍內第二高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但現行的血汗工廠模式對工人壓榨非常殘酷，人均收入遠遠落後於台灣（2010年尚不足4500美元），其內部消費占GDP的比例也不過35%左右。而貧富差距和少數資本家壟斷財富的部分更是遠勝於台灣，這也意味著中國大陸的勞苦大眾在短期內根本沒有能力消費更為昂貴的工業品，也根本無法提供一個足以大規模消化台灣產品的消費市場。譬如為鴻海集團生產蘋果IPAD和IPHONE的中國大陸工人，往往需要2個月的工資不吃不喝才能買1台IPHONE手機。所以，對這些工人而言，是依賴於台灣資本在大陸的投資就業維生。

再次，中國大陸大量從台灣進口中間材和生產設備的企業往往是台資企業，並非中國大陸本地企業。這些台灣資本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西進轉移到低成本的國家，不僅是中國大陸，也包括越南和柬埔寨等國；只不過因為大陸同文同種，加之有一黨專制的中共政府執行和當年國民黨類似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壓制工人自我組織和抗爭，極端親資方和提供各種優惠體檢，所以台灣資本家更樂意前往當地投資。

即使台灣政府能出台相關政策或者成功限制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也並不能使這基礎加工業回到台灣，而是很可能會轉向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其他東南亞的低成本國家。所以，台灣的輸出資本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實質是對廉價勞動力和血汗工廠模式的依賴，而並非是台灣產品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

另一方面，由於全球生產鏈根據技術水準和資本而實現的上下遊的分工，直到今天日美兩國仍然是台灣進口先進設備和技術依賴的主要對象。日本仍是台灣的第一進口來源國，占進口比例的20.8%，從美國進口也占總額的10.4%，兩者合計也達到了31.2%。而且，最主要的是，台灣從日美進口的都往往是核心技術設備和高技術產品，也就是不可替代的進口 ，且日美兩國對台投資總和達到台灣吸收的外國投資的40%以上。此種投資和進口格局恰恰與台資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和中國大陸從台灣進口中間材的格局相類似。

如從具體產品的生產鏈分析也是如此，如計算機生產，位於上遊的是，日美等國生產核心部件（計算機芯片），台韓等經濟體生產周邊部件（硬盤和內存條等），並將之與核心部件整合，然後發往中國大陸等低技術低勞動成本地區進行最後裝配。最終，生產的制成品則還是主要銷往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

所以，從島內經濟構成而言，台灣在資本、技術和裝備上仍然受限於美國和日本，這意味著台灣所謂實現獨立的“在地經濟”的不切實際。只要無法實現真正的“在地經濟”，即使削弱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也無法根本改變台灣嚴重依賴國際貿易的局面。

目前台灣經濟在整個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猶如是階級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向下它依賴剝削其他欠發達經濟體的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而向上必須要仰賴於技術更為先進和資本更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正由於其經濟地位處於上下隨時變動中，也使台灣經濟變得更為敏感而脆弱。而且隨著經濟危機的發展，因為處於頂端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可以向下轉嫁危機，而處於最底層的經濟體因為本身經濟權重而影響有限，中間地位的國家必然會是受沖擊最為明顯的，而且這種沖擊往往是其單純依靠自身政策很難得以擺脫和抵禦的。

台灣民眾出路何在?

民進黨宣傳台灣發展真正的“在地經濟”，但是，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缺乏資源與核心技術，而內需市場有限的台灣很難得以真正依靠“在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若通過與中國經濟保持距離，而繼續依靠國際貿易的發展，在今天同樣難度巨大。

中國大陸作為新的世界工廠，整體經濟處世界第二位，且與日美等國有著極為密切經濟聯系，而台灣在中國大陸投資超過1500億美元的情況下。而且，由於中國和東盟的經濟關系日益緊密，即使尋找亞洲其他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剝削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而完全替代中國的生產基地也變得愈加困難。並且這種轉移，會與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形成對抗局面，在現實中加劇兩岸的民族主義對立情緒，帶來更為嚴重的沖突局面。

在當前條件下，資本是逐利而行的；要禁止資本自由流動，就意味著至少要限制資本家和私人企業的投資決策權利，也即“侵犯私有產權”；要維護島內社會福利，至少要通過增加稅收調整島內的收入差距；要確保就業和民眾生活條件，需要國有化關鍵產業以確保就業，加強工會和其他工人組織運作以抗衡資本。這些措施都意味著嚴重損害資本家的利益，並會招致資本家的嚴重抵制。

在不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下，這就意味至少要重新恢覆政府強制管制資本，並且與日美經濟進行割裂，推行政府獨大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這對於與資本家關系密切而且篤信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民進黨而言，無疑是天方夜譚。

至於國民黨提出降低稅賦、促進對外貿易和與中國大陸經濟融合實現市場共享的方式也許會成為極少數資本家的福音，但也絕不是台灣普通民眾的出路。在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當全球多數國家的需求開始下降後，主要仰賴大量國際貿易的台灣經濟無可避免地會出現大幅經濟衰退。而以現行模式繼續與中國發展經濟融合，其結果只是有益於海峽兩岸的資本家與官僚。

台灣資產階級通過對中國大陸和其他周邊欠發達經濟體的數億勞工進行剝削而大發橫財，會進一步激發中國底層民眾對於台灣人民的敵視情緒，因為他們會將殘酷剝削的台灣資本家視為台灣的代表，助紂為虐，並可能最終貽害台灣民眾自身。

而在島內，由於台灣資產階級在中共專制當局協助下肆無忌憚地剝削中國大陸的勞工， 從而可以以轉移產業要挾島內工人階級，比照對岸的工人狀況被迫接受人為壓低的收入和惡化的工作條件，從而在海峽兩岸形成“競次效應”（Race to bottom）。即使所謂維持經濟增長，其實不過是加大對海峽兩岸勞動人民的共同剝削而讓資本家得利罷了。

所以，國民黨和民進黨所提出的兩種貌似相互對立的經濟政策，都不可能真正改善台灣青年和民眾的狀況。對於台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中共當局的專制統治。從而在海峽兩岸都建立起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不進行內外剝削和壓榨，實現完全民主與自決，滿足社會絕大數需求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到那時，海峽兩岸人民才能避免因分化而相互敵視，並真正實現海峽的永久和平。

對於台灣勞苦大眾而言，要根本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與命運，就必須徹底推翻資本家和其藍綠政客代表在島內推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聯合海峽對岸飽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推翻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專制統治。

歐洲：拒絕債務！拒絕緊縮！拒絕恐嚇！

2012年，所謂的「市場」與為其服務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悲劇接踵而至。這同時也意味著，經濟危機的深化，以及向勞動人民的生活與前途宣戰。除此之外，還有最近已由歐盟領袖簽署，實際上就是緊縮政策的所謂「簡潔財務」（Fiscal Compact）條約。而希臘新一次的四十八小時總罷工將在二月十號與十一號舉行，這也指向了大規模的階級沖突以及這場戰爭中所要面對的戰鬥。我們，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意大利與西班牙五國的支部，在歐洲其他支部(包括德國和法國支部)的支持下，我們提出以下宣言來響應各國內即將發動的針對勞動人民與青年戰爭，，響應歐盟以及市場提出的恐嚇，以及響應所謂「除了向市場與債券持有者投降以外，我們別無選擇」的這類教條。

位於目前經濟危機的震央，歐洲的工人和青年們被一波又一波的危機摧毀了現在與未來。尤其是在歐洲的「邊緣國家」－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愛爾蘭－放眼皆是失業，尤其是青年之中，長期的蕭條和越來越嚴重的貧窮化成了最嚴重的問題。

而決定讓工人來替危機買單的緊縮政策，反而更加惡化了經濟。

新的「對市場友善」的政府，譬如西班牙的人民黨和意大利與希臘由投機客所扶持的所謂「技術官僚」政府，也正如預期的對這些趨勢無能為力。

隨著意大利和西班牙（信用等級降低）而將被債市所排除，我們可以預見危機的擴散。而這將伴隨著債信危機的進一步擴大，甚至於吞沒那些「核心」國家，自身利益和處於經濟危機中的東歐國家(如匈牙利、羅馬尼亞)利益相關的法國和奧地利也失去了它們的「AAA」信用等級。這些都指出了，最終將成為一個金融風暴，歐元將無法以其現有的形式存活下去。

逐出歐元區？

我們正面對著來自歐洲強國的帝國主義勢力，特別是德國資本主義，這是毫不遮掩的殖民主義式政策的回歸，迄今弱國統治階級卑躬屈膝馴服合作。德國政府蠻橫地提出直接取消希臘的預算制度，派遣歐盟專員前往監督希臘預算，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目前危機的階段擁有的另一個特色，是這些「領主」們繞過所謂的民主「規範」，而以更加赤裸裸的方式直接欽點銀行和財團進行獨裁專政。試圖保衛這套腐敗的資本主義體系的政客和政府們，將自己的角色限縮為市場和三頭馬車(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獨裁政權手中操控的魁儡。最近在歐盟高峰會上通過的跨政府條約，用法律條款的形式銘記了緊縮政策的統治，也更強調了這點。

傑瑞米柯賓

近來有傳言德國的大銀行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將會被迫回頭尋求第二次紓困(因為2009的紓困政策，目前德國政府已經擁有該銀行25%的股份)。德國商業銀行的問題部分是所持有的希臘政府公債帶來的損失。先前，比利時和法國合資銀行德克夏銀行(Dexia)，被迫在十月時後尋求政府幫助避免崩潰。比利時的一位經濟分析家評論：「銀行業系統極度脆弱。很難說這會不會導致特別的事件，例如崩潰或國有化。但我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

歐洲中央銀行的角色

歐洲中央銀行的新總裁馬裏奧-達拉吉（Mario Draghi）證明了自己比前任讓-克洛德•特裏謝（Jean-Claude Trichet）更具有靈活性。特裏謝幾乎是以宗教神學般的熱情反對歐洲中央銀行扮演歐洲各國的政府「最後貸款人」的角色。這是基於相信通貨膨脹，甚至是惡性通貨膨脹，是一個即將發生的威脅——而並不是低成長或慢性停滯。如同梅克爾，他也相信債務問題應該藉由緊縮開支而非政府緊急財政援助來解決。但是，即使在特裏謝的掌控之下，歐洲中央銀行仍然通過在次級債券市場購買「周邊」國家（希臘、波蘭等）的政府公債來支持他們。他也被迫通過有限地購買意大利和波蘭的公債來避免信貸市場出現主要危機。

達拉吉接手後，歐洲中央銀行購買意大利和波蘭公債的數量明顯增加。但是，達拉吉的主要策略是大量增加給歐洲各國銀行的貸款。這是用以支持債務國政府的秘密手段。用各種各樣的抵押品（包括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政府的公債），銀行可以以1%的利率幾乎無限制地向歐洲中央銀行借貸。

這提供了銀行一個有吸引力的動機去購買政府公債，用它們作為抵押品向歐洲中央銀行貸款。在某些情況下，銀行會用這些便宜的現金去投資更多的政府公債，回報率大約5%~7%。不管是對歐洲中央銀行（已經累積了一些騙人的政府公債）或是對有關的銀行而言，這明顯是一個冒險的政策。數個歐元區政府的拖欠借款就會引發新的銀行業危機，且幾乎確定會比2008/09年的危機來的更嚴重。這就是為何一些銀行和金融機構都追隨更加小心謹慎的政策，例如，購買德國政府公債——即使這些債券首次出現負利率！

另一場峰會

隨著一月三十日另一場高峰會議的接近，梅克爾不斷表示自上一次高峰會已取得「進展」。但局勢遠未明了。一月份的高峰會議旨在使歐盟二十六國簽署的「協議」具體化（卡梅倫代表英國投了反對票），其實條約內容就是一系列大的方向與承諾罷了。然而要歐盟各國擔起一個憲法性的財政平衡義務恐將引起廣泛的反對。另外也很難相信歐盟各國政府可能會同意這些新的條件，尤其是由歐洲法庭執行規定中的作用和關於罰款的問題。薩克奇和梅克爾為此問題已經發生爭論（薩克奇本人傾向於較彈性的方案）。

梅克爾同時要求加速籌集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中的五千億歐元拯救基金。但對於各國該如何分攤份額卻毫無共識。現行的歐洲金融穩定基金 (EFSF)似乎已經被放棄了。它只有四千五百億的余額，像救助西班牙、意大利這種大型歐元國根本是杯水車薪。但借額外的更多資本來增加其幹預危機的力度似乎也不太可能。

所以，歐盟轉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尋求協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目前有2900億美元的額度，提議歐盟國家和非歐洲各國應各加繳兩千億美元。再次，我們無法肯定各國是否會遵照執行。譬如，卡梅倫如提議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加繳款額會因為保守黨（托利黨）內反對英國歐化的力量而遭遇許多困難，這恐怕會被視為一種間接幫助歐洲各國的行為。

美國和亞洲各國也不太有意願幫忙。它們可以想見地會質疑為何一些強勁的歐洲經濟體德國或荷蘭不出多點力。德國資本家繼續要求著歐洲更弱的經濟體以減少其赤字，但這些赤字是諸如德國等國貿易順差的產物，假如德國和荷蘭等國不從這些更弱的經濟體吸收更多進口的話，那麽這些赤字就無法消滅。

因此，一月份的歐元區會議恐怕至多只是針對短期問題頭痛醫頭、而無法根本解決潛伏的危機的迷糊仗。

歐債危機隨著經濟成長下滑而更加嚴重。歐元區政府的緊縮政策和歐元這一緊身束縛衣正使情況進一步惡化。最新的數據顯示2011年最後一季度，歐元區經濟重陷衰退之中，而現在已經太晚以至於不可能阻止今年上半年的經濟低迷。唯一的問題是：這將會有多嚴重？

梅克爾和薩克奇兩人都宣稱自己在峰會上提出經濟成長的方案。但在當前完全應金融市場要求的緊縮政策下，他們又怎能刺激成長降低失業率呢？刺激成長要的是大規模的金融刺激方案——對金融資本來說一大詛咒。如一位德意志銀行的分析師指出，「目前的市場已無空間施展凱因斯式財政政策，在進低成長率情況下擴大國家經濟需求。市場根本不接受這種政策。」（2012年1月10日，《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Crunch Time for Euro Is Not Far Off – 歐元破碎的日子已經為其不遠）

希臘的定時炸彈

歐洲的領導人絕對還沒有解決希臘的金融危機，而它很可能在下一個階段爆發。殘暴的緊縮政策除了施加給工人階級和部分中產階級極為惡劣的生活條件，還造成了連四年的經濟暴跌，在2011年就經濟下滑了百分之五。由於帕帕季莫斯的過渡政府為2012年通過了更進一步的緊縮方案，譬如調漲電費等，臨時政府從紓困方案中獲得了另一筆八十億歐元的資金。

然而，目前希臘政府急需第二筆一千三百億歐元的資金以資助擬議中與私人債券持有者進行的債務交換。這數字根據希臘債券持有者債券額刪減百分之五十之後(總額約兩千億歐元)所得，並預估先行支付三百億給這些人。但協議並未達成，有報告指出政府需要更大比例的刪減，而即使是百分之五十也有許多持有者拒絕接受這樣的替換。

這對於一月三十日的歐盟高峰會將是重要的問題。若希臘債券替換問題無法達成協議，即將面臨的前景就是大規模拖欠債務，希臘被迫退出歐元區。但即使達成協議，也不代表希臘解決其債務問題。那將只是一次短暫的修覆，而在短期內引發更進一步的危機。持續成長的債務包袱在經濟上已經無法持續，也不能再被工人和中產階級所忍受。

希臘的經濟衰退，並減少其自歐盟經濟體的進口需求，將影響整個世界。然而歐元區的債務問題是一顆定時炸彈；若引爆將引發另一場金融和經濟危機，說不定比08到09年那場危機還嚴重。

前景黯淡

由於挽救銀行和其他金融財政機構（產生的支出）和因經濟成長減緩和稅收下滑導致積累的財政赤字， 主要經濟體正被巨大的債務包袱所拖累。經合組織（OECD）最近預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今年將為新貸款舉債十點五萬億美元，這幾乎是零五年的兩倍。政府主權債務的無力償還，亦或大型銀行的崩盤將無可避免地引發新一波銀行危機，並促使大規模經濟低迷。

許多評論員期望美國的覆蘇將能協助其他國家從經濟衰退中走出。，美國失業率極其微小的下滑（十二月時從8.7%降到8.5%）使人燃起覆蘇的希望。但這種「進步」實際上是肇因於工人從勞動力人口中被剔除。二零一一年美國增加了一百六十四萬工作機會，自零六年以來最好的記錄，然而在衰退期仍然還是缺少九百萬個工作機會。

同一時間，美國出口正因為歐洲持續發展的危機而遭受打擊。標準普爾指數（S&P）的前五百家大企業有14%的產品銷往歐洲。出口也因為美元貨幣升值而蒙受損失，資本大量流入美國以尋求「安全天堂」。這些趨勢打擊了大企業的利潤（第四季中標準普爾前五百家大企業的利潤從17.5%降至7.9%）。這極有可能造成投資減少，對經濟產生沖擊效應。

嚴肅的評論員已經指出美國經濟目前出現「日本化」的趨勢，並預言美國在一漫長階段將面臨緩慢成長而脆弱的商業周期。今年對美國2%的經濟成長率的預測還是太樂觀了。

同時，中國經濟成長明顯逐步變緩，成長率也許會降至8%甚至7%。無庸置疑，中國政權必定會出面幹涉以避免過陡的經濟下滑。但它是否能像上次危機一樣，將成長率保持在9%到10%之間，還值得懷疑。另外，中國工業用料、能源和食物需求的減少將對巴西、澳大利亞等因與中國進行貿易而成長的國家產生沖擊。

另一項因素是石油價格。目前它在一桶一百美元左右徘徊，但只要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或者發生嚴重的美伊沖突，可能會導致石油價格約五十美元的暴漲。這也會對全球經濟成長有所影響。

一份由摩根斯坦利投行發布的最新「2012展望」(Global Economic Outlook, 15 December)給出了陰森的訊息。2012世界經濟成長底線為3.5%（零七年年底成長率平均為5%)。這是假設歐洲只有很輕微的衰退、美國保持微弱但積極的成長，而「新興市場」如巴西、中國、印度等則有較緩慢的成長。它略帶疑慮地提出一個「合乎情理的」牛市的情況，使2012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達到4.2%。

而最糟的「熊市」則是全球性蕭條，美國經濟減緩，而歐洲也處於蕭條中。這將使2012年全球成長率降至1.9%。然而，摩根斯坦利還進一步提出一種「超慘熊市」的狀況：「你真的不會想知道。」

「我們假想的熊市狀況也許還太過樂觀，」報告警告說。若歐元使用國無法成功同意對歐元危機提出有效方針，若歐洲央行拒絕增加它對掙紮中的(歐元區)政府的援助，「最慘的情況是一系列公私部門無法償付債務，而歐盟解體。」摩根斯坦利說這種狀況最不可能發生，但最近其發生的可能性變大了。「考慮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數字還有其他經濟指標，這種情節不太容易發生。但若歐盟真的解體、並出現銀行和政府廣泛失靈，則雷曼垮台引發的大蕭條與之相比恐怕仍將是相形失色。」

無需否認的事：2012年將是充滿著重大事件的一年，也將充滿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鬥爭。

台灣經濟之前世今生：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台灣總統選戰期間，國民兩黨花樣百出，空口許諾與相互攻訐漫天紛飛。為選舉勝利，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在民國九十九（2010）年拋出“黃金十年”的主張，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祭出《十年政綱》的訴求，雙方爭相向2300萬民眾許下“甜蜜的謊言”。

但是，環顧天下，歐洲債務危機不斷、美國經濟停滯不前、日本蕭條覆蘇無力、甚至連中國大陸經濟也開始趨冷。身處全球性危機中的台灣，則如風雨飄搖中的一葉扁舟前途未卜，未來十年何去何從？民主均富的榜樣Vs貧富懸殊的典型？

台灣經濟自二戰結束後，一直是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發展的模範，而且也曾經是國民黨津津樂道的所謂“民主均富”的榜樣。從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台灣經濟（除若幹年）在40多年間一直維持著8%以上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有些年的經濟增長率甚至達到20%、30%（按台幣計算），人均GDP從1952年197美元增長到2000年13090美元，增長超過67倍。與此同時，台灣貧富差距倍數也從1951年的20.47倍縮減到1981年的4.21倍（當年台灣人均GDP2500美元），而此後台灣的貧富差距不降反升，在21世紀擴展到6倍以上，經濟發展也日趨困難。

台灣最高收入20%與最低收入20%的貧富差距倍數：

1951        1961        1964        1981        2002        2010
20.47        11.56        5.33        4.21        6.39        6.19
21世紀初，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正處繁盛高漲期，台灣的資本家們更是“西進南下“雄心萬丈。2002年1月1日，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台灣經濟也在2001年出現自1947年以來首次負增長-1.69%，當年人均GDP為13348美元。而2008年遭到金融危機打擊再次出現-2.14%的增長。2010年台灣人均GDP為18304美元，十年收入增長39%，年均不足4%。而且，不僅是社會整體收入增長緩慢，更嚴重的是社會財富分配呈M型發展，也就是居於收入兩端的富有者和貧困者不斷增加，而位居中間的中產階級數量則不斷減少，社會階層撕裂明顯，階級矛盾加劇，青年一代反資本主義情緒日盛。

根據相關統計，2009年台灣收入所得最高的族群，平均年收入近281萬元，但最底層的窮人全年所得只有9.9萬元，兩者相差28倍。全台低收入戶為13.3萬戶；中低收入戶為18.3萬戶，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的涵蓋率為台灣總人口的3.7%。

2010年台灣每月平均實質薪資為4.3萬元台幣，甚至低於12年前的水平。1990年代中期，當時多數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在3萬元台幣左右，而如今多數大學生的起薪收入受制於“當局恩賜的22K”，甚至可能更低，只可勉強維持個人生活。在薪資降低的同時，青年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維持在12%左右。即使獲得工作的，也是合約條件極差而工時極長的臨時性工作為多。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出具的《世界競爭力年報》台灣人均一年工作時數為2282小時，全球排名第一，甚至超過日本與韓國等以長時工作著稱的近鄰。

廣大基層民眾普遍感到收入低下，福利不健全，缺乏就業保障，缺乏法律保護，尤其是眾多青年（無論是大學畢業生還是普通工人）都感到毫無希望改變生活。根據《天下》雜志發表的調查數據顯示，受訪民眾認為台灣貧富差距嚴重的比例從2005年的77%上升到了2009年的93%。

僅僅十多年前還號稱“台灣錢淹沒腳”的“均富”典型如何變成了今天青年無望與民怨沸騰的“被撕裂之島”呢？

國家資本主義與台灣模式

台灣經濟在1990年代前是典型的東亞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台灣也被稱為“黨國資本主義”模式。這種經濟模式廣泛存在於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和今天的中國大陸等東亞國家。即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初期，由專制（準專制）政府積極壓制底層民眾反抗和壓低勞動力成本，主導投資和產業方向，通過出口導向帶動生產和產業升級，從而維持長期高經濟增長率。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和市場養成並非是所謂利伯維爾場“無形之手”的結果，而是專制政府這個“有形之手”的操弄。

二戰前，日本殖民資本全面控制台灣經濟，當時台灣地區規模資本2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53萬家，台籍企業家數量僅為總數的8.3%，占總股本的9%而已。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後，全面接收日資企業，除1950年代為籌措資金，釋放少數公營企業股份允許民間收購外，長期控制台灣90%以上的工業企業。如以國有資本占工業經濟比重比較而言，1950年代中期台灣國有經濟比重甚至大於當時海峽對岸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

1950年代，一方面，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的資本需要尋求勞動力成本低廉的邊緣資本主義經濟體體替代國內實體工業；另一方面，希望通過亞洲周邊資本主義國家政治聯盟和經濟發展，圍堵處於在亞洲擴張的“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與蘇聯”，加之此後在東亞地區來連續發生的韓戰和越戰兩場戰爭帶來的軍事需求，所以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積極支持台灣、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等資產階級政府的專制統治與經濟發展。僅從1950年到1965年，台灣直接接受美國經濟援助達14.8億美元。所以，處於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台灣經濟之所以得到快速發展，在外部因素上很大程度受益於冷戰和資本主義世界貿易體系的發展。

而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部主要因素包括廉價而缺乏組織與保護的勞動力（工人無罷工權、官方工會由一黨控制）、人為控制和調節的低匯率和金融政策（禁止私人擁有黃金儲備、外幣管制，人為壓低台幣匯率）、政府主導產業發展和特殊優惠政策吸引投資（減免租稅、設立產業區，發展“十大建設”）及專制統治下強行降低的交易成本（無新聞自由、無結社權、無反對黨、禁止宣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大規模鎮壓政治異議人士）。換而言之，台灣的經濟發展是依靠專制機器壓榨台灣工農血汗而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秩序的建立也是依賴於黨國一體的專制政府推行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並非是所謂自由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當時台灣的“均富”也並非是“民主下的均富”，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威權下“資本主義發展”。

進入1980年代中後期，隨著台灣資本主義市場的日漸成熟，舊的官僚主導的產業模式與日益強大的本土資產階級的發展需求不相適應，黨國資本主義相伴的僵化控制、官商勾結、貪汙腐敗和世襲壟斷等弊病導致額外的交易成本和貿易障礙，這已嚴重阻礙資產階級建立利伯維爾場和資本自由流動。

傑瑞米柯賓

波拿巴主義的元素

87.  資產階級民主的功能之一是遏制上升的不可控制的危機中緊張的社會沖突局勢，將之限制於每天日常的“正常而和平的”議會鬥爭中。但隨著緊張的階級局勢日益上升，所蓄積的“電流”終於達到使“保險絲”癱瘓的程度。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的話語就概括出了跨階級的解決危機的方案的想法，“我們需要守望相助。” 但是，在這階級緊張局勢加劇的時期，幾乎沒有多少人會相信階級鬥爭已經淡出的說法。所謂的世界首富巴菲特直言不諱地表示：“現在確實有一場階級戰爭，好吧，我的階級，富人的階級，正在發動這場戰爭，而且我們正在取勝。”

88. 面對如此一個嚴重的甚至威脅性的挑戰，其將表現出越來越多公開的特征——在希臘和其他地方——資本家們能夠訴諸議會外的措施。即使是在在最“民主”或“共和”的國家中，國家政權仍然表現出了波拿巴主義的特征，即各國政府可以在“緊急情況”下訴諸的“潛在的”或“後備性的”的措施。這一進程的一部分表現為國家日益增加的鎮壓的傾向。而議會外極端反革命的措施當然就是法西斯主義。資產階級不能在當今時代訴諸於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式的經典法西斯主義。因為階級力量的對比，尤其是工人階級在社會中壓倒性的力量，包含其中的新階層，以及小資產階級或其中部分階層的激進化，將這可能性排除了。

89.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資產階級不會去尋求更多的“集權”措施，其目的就是繞過民主控制的通過選舉產生的機構。在未來，尤其是如果工人階級和它的組織錯過各種機會去介入事態的發展，而導致群眾性幻滅的話，那麽不可排除——在具有各種野蠻特征的混亂中，一個新的“強人”會出現。這正如20世紀70年代在拉丁美洲所出現的一幕。在噩夢真正降臨之前，特別是如果馬克思主義能贏得絕大多數的人的支持的話，工人階級將擁有不止一次機會去實現社會主義轉變。很明顯，在在過去的兩三年中，希臘工人階級本可以有奪取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轉變，如果他們能得到一個群眾性革命政黨的領導的話——而我們當前的組織就是建立在群眾基礎之上的。

90. 但是，即使在目前的危機，資本家們仍然可能恢覆波拿巴主義的形式——特別是議會波拿巴主義——尤其是在出現的政治僵局，這在希臘和意大利已經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此外，這種措施可以威脅全歐洲範圍，也可以針對具體的民族國家；例如我們可看見在愛爾蘭人民和國會獲悉明年愛爾蘭財政預算案的具體內容之前，德國聯邦議院已經外泄了相關內容！由於默克爾和薩科齊的縱容——非選舉產生的歐盟委員會使出波拿巴措施以迫使不願吞下財政緊縮政策的“惡棍”國家們就範。他們提出一個更嚴格的在經濟繁榮時期都無法完全實施的“穩定公約”，因此在嚴重的經濟危機時期，更不太可能得到有效實施。他們同時威脅要對那些違反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限制的有罪的國家進行“罰款”。

91. 然而，在這個階段，議會波拿巴主義仍然是非常薄弱的的形式。然而，一旦狀況發生變化，它隨時發生強烈影響，尤其是當階級鬥爭局勢在一些國家加劇的時候。此外，在希臘，如果苦澀的局勢進一步發展的話，一旦自上而下的緊縮政策帶來的全面打擊而使希臘人民感受到過去一段時間遭受的痛苦，那麽工人階級會重新開始反抗。

極右翼

92. 歐洲的極右翼政黨和組織繼續占據了政治真空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政治真空已經存在了相當一段時間。事實上，在一些國家，他們特別是在選舉領域得到進一步加強。法國勒龐（Marine Le Pen）領導的極右翼國民陣線可能會對明年的總統選舉產生重大沖擊，甚至不能排除她可能在第一輪初選中擊敗薩科齊在。在荷蘭，維得爾（Geert Wilders）的自由黨（PVV）正支撐著現政府。維得爾在民意調查中是該國第二受歡迎的政客。在奧地利，極右翼的自由黨在民意測驗中僅次於或與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的支持率持平，而未來聯盟（BZO）也獲得了5%的支持率。在俄羅斯的議會選舉中，日裏諾夫斯基率領的右翼民族主義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獲得11.4%的選票。糟糕的是，在民意調查中希臘的民族主義右翼政黨人民正統黨（LAOS）目前得到8%的支持率，而在匈牙利的惡毒的反猶太主義的更好匈牙利（Jobbik）在2010年的選舉中贏得接近17%的選票，和47個議會席位。其選票數量比2006年的上次選舉超過7倍。此外，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德國、意大利、英國和其他地方存在一些具有有準軍事組織的惡性極右翼組織，雖然其成員數量仍然很少。在夏季挪威由種族主義的右翼狂人安德斯-布列維克（Anders Breivik）針對無辜者發動的屠殺揭露了他們可能制造的破壞和混亂。其次是，一個德國新納粹分子的小集團在過去7年進行一系列謀殺活動，但從來沒有被警方發現。

93. 當這些政黨和組織擡頭時，必須對此認真應對，但他們仍然不能代表右翼反應的一個堅實基礎。為確保選舉中的支持度和認受性，其中多數政黨試圖淡化其公開的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反伊斯蘭主義等。但是，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提出一個明確的替代方案，組建一個新的政黨為他們進行抗爭，那麽這些右翼政黨就會有所發展。隨著危機的加深和隨之而來的無助和絕望的增長，它們可能得到進一步成長。所以，對我們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和各國支部而言，當前，我們迫切需要特別繼續註意反對工人運動的極右翼，並用有效措施對打擊和削弱他們的影響。

俄羅斯和東歐遭受嚴重影響

94. 東歐和俄羅斯也嚴重受到歐元區危機的影響。捷克、匈牙利和波蘭的本國貨幣價值一落千丈。最近還被視為本地區的“避風港”的捷克克朗兌歐元匯率也明顯下跌。此外，捷克共和國可能會是遭受打擊最明顯的國家，因為其國內生產總值的49%是出口到歐元區，而匈牙利出口歐元區是44%，保加利亞和波蘭是20%！另一方面，俄羅斯出口歐元區的貨值只占國內生產總值不到10%，而土耳其僅略高於5%。這些國家通過回歸資本主義和加入歐洲而實現通向永恒的財富和繁榮的階梯的金光閃閃的承諾與前景已經被嚴重破壞。盡管歐盟充滿混亂，但是像波蘭這樣的國家中的統治階級或上層仍然對加入歐盟滿懷期待和敲門不止。然而，當塵埃落定，如果發生了一切註定的，那麽在今天歐洲爆炸性局面終結之時，那麽對這些國家而言，它們可能會發現根本已經無門可入！歐盟的權柄對其影響越深的國家諸如波蘭可能會發現結果是它們自己重新陷入一種經濟災難之中，正如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等國在過去一段時間說面對的經濟災難。

95. 與此同時，普京政權依賴石油收入所獲得的光輝也逐漸黯淡。因為世界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可能進一步下滑而影響到了這種商品的價格。與此同時，民眾中有越來越多的不滿，部分反映在對人為操縱的議會選舉的結果不滿。普京的政黨“統一俄羅斯”黨已經失去了其三分之二的多數，從64%的支持率下降至只獲得半數選票。共產黨的得票率從11%提高到近20%，它似乎從部分青年處贏得相當多的選票。由於針對反對派的取締和恐嚇，普京政權尤其擅長這種藝術，所以真正的群眾不滿只能是間接的方式表達。然而，引人註目的是普京出席一次武術比賽時，根據他自己承認的他可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竟然遭遇群眾的噓聲。這明顯震驚了普京。然後，他的辯護士狡辯說他們並不是反對普京，而是只是想去廁所！因此推測，他們想邀請普京去“一起撒尿”！

96. 在現實中，類似這樣的事件表明了人民中所蘊涵的對於普京的仇恨——以及以他為“沙皇”而形成的周圍與世隔絕的小圈子和他的政權。他們以犧牲人民為代價掠奪俄羅斯的資源，群眾中越來越多的人表示：“普京主義就是他創建的選擇性的專制政府就是一場龐大的廉價出售國家資源的後備箱大甩賣。”（大衛-赫斯特（David Hearst），英國《衛報》，2011年11月30日）。他上台時曾經承諾要消除“寡頭”的權力——他們中的七個控制了俄羅斯一半的財富，——但是，他在實際中創造了一整套新的黑幫寡頭以謀取他們自己的權利，以替代像霍多爾科夫斯基這樣少數幾個被關押的寡頭。最近在倫敦的法庭進行的別列佐夫斯基和阿布拉莫維奇之間的案件則暴露了對俄羅斯經濟進行可恥的掠奪的所有血淋淋的細節，他們通過大規模私有化和“野蠻的資本主義”偷竊了俄羅斯人民創造的資源。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犯下的最大規模的搶劫。這兩個寡頭和他們的斑斑劣跡使得卡彭（Al Capone）和巴格西-西格爾（Bugsy Siegel）這些20世紀30年代的芝加哥黑幫看起來就像普通的街頭毛賊一樣。

97. 一個強烈的意識正在人民中，包括青少年中，不斷壯大，雖然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對於俄羅斯和前蘇聯覆辟資本主義曾經有最大的幻想。但是，在經歷了一個腐爛和未老先衰的俄羅斯資本主義制度後，他們所經歷的另一個政府卻是一個強盜政權。正如英國《衛報》的文章指出：“俄羅斯人仍在等待他們渴望的正常生活。許多放棄了等待。針對莫斯科國立大學的5000名學生進行的私人民意調查發現，80%打算離開俄國。”估計俄國有30%至40%的人口想移民離開！

98. 赫斯特還表明大量資本正在潮水般地逃離俄羅斯。今年的“財大氣粗”的富豪們通過資本流出增加一倍，即從340億美元增加到700億美元，來證明他們的“愛國”！此外，原油價格達到每桶125美元，但這不意味著將有4倍以上的資金可以用來改善俄羅斯人的生活，因為占GDP一定比重的資本正在逃離，而不是進入。換句話說，無論是人口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年輕人，還是資本家及其國際支持者都對普京和其所依托的政權沒有信心，因此，發生革命的條件，一場社會爆炸，正在醞釀之中。一位莫斯科的分析人士尼古拉-彼得羅夫（Nikolai Petrov）說，“很明顯，當局擔心開羅式的情況會在（莫斯科）發生。”[《金融時報》12月5日。]

99. 正如其他地方一樣，工人階級獨立的力量未能通過強大的獨立工會或建立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表現出來。在這個階段反對普京的主要力量是圍繞著那些“自由派”，他們反對普京的“裙帶資本主義”，而希望建立一個更加“正常”的資本主義，建立在牢固的“[資本主義]法治的基礎上”。

100. 由於俄羅斯工人運動的歷史，一旦付諸行動，他們將重新找回過去豐富的革命傳統。新一代認真審視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的學生以及青年工人將為工人運動在俄羅斯的崛起提供必要的酵母。

結論

101.顯然，我們已經到達了一個世界歷史上的轉折點。在全世界的目光下，資本主義的徹底破產已經是明白無疑的了。資產階級——至少他們的代表——已經公開承認他們無力解決人類的問題。所有提供的拼湊補救之法都是遠遠不夠的。在經濟領域與社會領域，勞苦大眾日益增加的貧困和環境問題已經將之徹底暴露。任何虛偽的“綠色議案”的幌子都被拋擲腦後了，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命脈正面臨著生死存亡而亟需挽救其制度。雖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虛幻的幻想，但是英國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宣布即使可能導致有害氣體排放的上升，也要不惜任何代價實現“增長”。同時，在德班舉行的氣候變化會議完全處於混亂狀態中，可能直到會議破裂，都無法達成一個最小共識的協議。這進一步證明了我們的論點，資本主義無力將世界從災難性的和潛在不可逆轉的冰蓋融解和作為整體的環境問題中挽救出來。

102. 在危機期間，巨大的階級鴻溝正不斷擴大，並註定要進一步擴大。但最大的差距是日益衰敗和瓦解的資本主義的客觀形勢與群眾覺悟之間的差距。這個問題由若幹不同來源所呈現出來，並且（其表現）在不同的大陸之間和一個大陸的不同國家之間有所不同。由於對最近階段的繁榮的記憶，工人階級中的部分階層面對危機的嚴重程度和長期性仍深感震驚。他們將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認識到資本主義為尋求出路，正以損害他們及他們家人的權利和條件為基礎。人還抱著一線希望以期待“好時光”將重現。當這無法實現時，其中大多數人將充滿失望。然而，如果我們認為這是所有工人階級，或者大部分工人階級，對前景的預計；那麽我們將犯下錯誤。自從2007-08年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經給眾多工人階級，特別是年輕人，的意識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記。然而，正如我們此前反覆多次說明的，這些工人中的大多數人清楚地知道他們不想要什麽，但尚未明確地認知需要的替代選擇。但是，正在發生的各種事件和大事件將改變這一點，並為進一步的革命或類似革命的爆炸性局面提供基礎，導致勞動人民的覺悟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在這一階段，包括群眾性政黨在內的工人階級的新的政治形態將會出現，並將給我們提供機遇。（工人）覺悟的改變將使我們為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贏得最優秀的力量。

世界經濟：充滿危機的一年

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警告：「2012年不會像在公園散步那麽輕松」。隨著歐洲經濟衰退，中國、印度和其他準開發國家的經濟成長明顯的緩慢下來，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正瀕臨新的低迷期。歐債危機還未看到解決之路，且可能隨時會引發新一波的全球銀行及經濟危機。

新一年開始之際，資本主義領袖承諾會有更好的一年。的確，在美國，歐巴馬再次提到「經濟覆蘇的曙光」，指出官方失業率統計數據有小幅的下降。在歐洲，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預測2012年對歐元區而言會比2011更加艱困。法國總統薩克奇(Nicolas Sarkozy)則警告這是「充滿危機的一年」。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警告印度人不應將快速成長當作理所當然，並且這則警告同樣適用於在近年來被視為全球成長火車頭的中國。

所有的領導人都放下了虛偽，不再假裝2007-09的經濟危機和低迷僅僅只是一個周期性危機，所有的一切很快就會回歸「正常」。事實上,，歐洲已經進入衰退期，對資本主義強權國家來說，采取任何行動都太遲了，根本無法避免這個趨勢。唯一的問題就是這是一個淺層的衰退，或是一個長期的經濟低迷期。

危機中的歐元區銀行

隨著嚴重的信貸緊縮（這使歐洲經濟衰退更加惡化），歐元區銀行正面臨新階段的危機。一些銀行已經再次被迫尋求政府財政協助。歐元區銀行需要總共募集1150億歐元的資金來滿足新巴塞爾III協議（Basel III Agreement）對於資本準備金的要求，這大約剝奪了9%的資本積累。這一政策意圖避免不顧後果的借貸，那曾經導致2008/09年銀行業的崩潰。但以現在的情況來說，新的法規正在使情形惡化。新的資本準備金的要求，以及為維持目前業務而進行滾動式歸還債務，意味著歐元區銀行在今年底需要募集到5000億歐元。同時，歐元區的政府也須要募1.6萬億歐元來歸還現有的貸款和資助他們的日常政府支出。這導致了被一位銀行家形容為「死亡循環」的政府和銀行間對資金的爭奪。

同時，銀行之間的信任也在崩潰，銀行們寧願把現金存在歐洲中央銀行(ECB)，即使這只能獲取較低的利息率，而不肯通過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把資金借給其他銀行（日常交易的正常管道）。最近，銀行在歐洲中央銀行的隔夜存款高達4640億歐元，創歷史新紀錄。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出現的停滯，雖然目前還沒嚴重到如同2008年雷曼兄弟崩盤後的局面，但已經是危機重現的一個象征。

銀行給商業的借貸已經急遽減少，這並不只出現在歐元區內，而是國際性的現象。例如，有些亞洲航空公司近來無法貸到款項購買新的飛機。

在平常時刻，銀行業會發行更多的股份來募集新的資本。但在銀行股價格急遽下滑時，這亦變得日益困難，這同時也反應了銀行業危機的成長。與之相反，銀行現在正變賣資產，例如眾多海外子公司（美國銀行通過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以納稅人的錢進行資產重組時低價搶購）。估計歐元區的銀行到明年將會賣掉將近3萬億歐元的資產以籌措足夠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