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词典

傑瑞米柯賓

由於種種原因，馬克思的實踐概念長期以來不是被忽視，就是被曲解。曲解始於恩格斯，他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宣稱馬克思有兩大發現：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和剩余價值論。這導致了這樣一種普遍的看法，即馬克思不是哲學家，而是歷史科學的理論家和政治經濟學家。廣泛流傳開來的關於實踐的論點（也是由於恩格斯）只有一個，即實踐是獲得可靠認識的保證，而且是檢驗真理的最終標準。恩格斯對這一論點的表述如下：“但是在有論證之前，已經先有了行動。‘起初是行動’。……對布丁的檢驗在於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86頁）。同樣，“對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上的怪論的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1頁）。這一段話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對實踐作了一個廣為流傳的解釋，即實踐是實驗和工業。
　　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捍衛並闡述了把實踐看作是反對不可知論的主要論據和看作是檢驗真理的最終標準的上述觀點。正如列寧所說的“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觀點”，但列寧力圖以較靈活的方式來解釋這一點，他說“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像”（《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51頁）。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也像恩格斯那樣，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和經濟理論需要以重新解釋了的舊的哲學唯物主義作為基礎。因此，他們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學說，並最終被斯大林奉為經典。在其著名短文（《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譯者注）中，斯大林引用了恩格斯關於實踐和布丁的著名論斷並堅持作為認識論的基礎和標準的實踐的作用，但與此同時，他又力圖證明理論對實踐的重要性，具體地講就是辯證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實踐活動”的原則。毛澤東在好幾個場合也談到了實踐，並在其《實踐論》（1937年）中引用了列寧的話（也有引用斯大林的），力圖闡述“知行統一”觀，並把實踐看作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參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71—286頁）。
　　拉布里奧拉似乎是第一個受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影響的人，他力圖把馬克思主義解釋成“實踐的哲學”，並以此稱呼馬克思主義。葛蘭西仿效拉布里奧拉的做法（而這一做法卻受到讓蒂爾和克羅齊的對馬克思的批判的挑戰），也把馬克思主義稱為“實踐的哲學”，並力圖按馬克思的精神去進行闡述，有時甚至偏離了馬克思本人的精神（比如，他讚揚十月革命是一場速反馬克思《資本論》的革命，即反對馬克思著作中的決定論因素）。但葛蘭西所闡述的實踐哲學是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寫成的，因而缺少系統性，有時甚至自相矛盾（如回到恩格斯的把實驗和工業看作是實踐的觀點那里去）。在早些時候，實踐的哲學從盧卡奇的著作中獲得巨大的動力。盧卡奇嚴厲地抨擊了恩格斯的實踐觀點：“恩格斯的最大誤解在於他認為工業和科學實驗的行為就是辯證的、哲學意義上的實踐。實際上，科學實驗就其最純粹的方面來說只是直觀”。（見“參考書目” ⑥，第132頁）。根據盧卡奇本人的說法，實踐的概念是他的著作“主要關切”的概念，但他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述很分散，因而並不像他對恩格斯的解釋的批評那麽清楚。盡管他後來在自我批評中說他本人對革命實踐的看法“與其說是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相一致，還不如說是與共產主義左翼流行的救世主式的烏托邦思想相一致”（《歷史和階級意識》，1971年版新序），但不管怎樣，他對實踐的闡述大大地促進了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討論。
　　科爾施在其20年代的著作中，也斷言馬克思主義是“社會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哲學”，他這種看法的依據就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確切地說是“革命的批判”和“實際的革命變革”的統一，這兩方面都被認為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行動。”（見《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但不同於盧卡奇，科爾施對流行的關於“實踐”的解釋基本上是滿意的，並以讚同的態度引證了恩格斯關於實踐就像檢驗布丁的辦法是吃的觀點。馬爾庫塞在20年代後期（主要受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一書的影響）和30年代初（受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出版的影響）也獨立地闡述了實踐概念。比如，馬爾庫塞（在1928年的《論歷史唯物主義的現象學》中）就曾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自給自足的科學理論，而是“社會行動的理論、歷史行動的理論”，再具體一些，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社會進行革命批判的理論”。他確定了“激進的行動”和“革命的實踐”的概念，並探討了實踐、革命實踐和歷史必然性之間的關系。在後來（1933年）寫的一篇論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對“實踐”概念本身及其與“勞動”的關系作了進一步的探討，這現在依然是對實踐所作的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之一。在這里，馬爾庫塞把“實踐”等同於“行”，並把“勞動”看作是實踐的一種特殊形式。人確保自己簡單生存不只通過實踐（玩也是一種實踐），而且要通過作為活動的實踐，這是“人的存在實踐本身”必然“要求”的一種特有的形式。在闡述“並非一切人的活動都是勞動”的觀點時，馬爾庫塞恢覆了馬克思關於“必然王國”（物質的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由王國”的區分。馬爾庫塞認為，在“必然王國”範圍之外，人的存在雖然依然是實踐，但自由王國的實踐卻根本不同於必然王國的實踐；它是形式的實現和存在的充實並且有自己本身的目標或目的。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許多南斯拉夫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在其力圖擺脫斯大林主義對馬克思的錯誤解釋和恢覆、以展馬克思的最初思想過程中，逐漸把實踐看作是馬克思思想的中心概念。根據他們的解釋，馬克思把人們看作是實踐的存在物，把實踐看作是自由、創造和自我創造的活動。更具體地說就是，某些南斯拉夫哲學家認為馬克思使用的“實踐”就是亞里士多德的“實用”、“制造”和“理論”；然而，並不是一切的“實用”、“制造”和“理論”都是“實踐”，只有這三方面中的“好”的才是“實踐”。因此，實踐並不是與“制造”或“理論”相對立，而是與“壞的”、自我異化的實踐相對立。好的實踐與壞的實踐之間的區分並不是倫理意義上的區分，而是基本本體論的和人類學上的區分，或是元哲學的革命思維的區分。因此，他們不是談論好的和壞的實踐，而是喜歡談論真正的和自我異化的實踐，或只談論實踐和自我異化。他們於1964年創辦的《實踐》雜志的第一期就專門討論了實踐的概念。
　　實踐的概念在最近的某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勒費弗爾和科西克，見“參考書目” ④和 ③）特別是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的著作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對他們來說，盡管對“理論”（特別是“批判理論”）的重視勝過對“實踐”的重視，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始終是他們主要關心的一個問題。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後期代表人物哈貝馬斯，他力圖用一種新的方法來闡述實踐的概念。他把“勞動”或“有目的的理性行為”跟“相互作用”或“交往行為”作了區分：前者是“達到某種目的的行動或理性的選擇，或兩者的結合……它們都受基於經驗知識的技術統治的支配”或者受基於分析知識的戰略的支配；後者是“象征性的相互作用……它受具有約束力的交感準則的支配”（見《走向合理的社會》，1970年英文版，第91—92頁）。根據哈貝馬斯的看法，馬克思所理解的社會實踐雖然包括“勞動”又包括“相互作用”，但馬克思往往把“社會實踐”歸結為“實踐的要素之一即勞動”（見《走向合理的社會》，1970年英文版，第91—92頁）。
　　最後，簡單提一下某些現存的爭論。雖然人們一般都同意實踐的概念應只限於人類，但對於應當如何運用這個概念卻存在著爭論。某些理論家認為實踐是人的本質或行為的一個方面，因此應由某些專門的哲學學科（如倫理學、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認識論等）進行研究，但其他理論家則認為實踐反映了人的活動的一切形式的特征。後一種觀點有時被稱為“人類學馬克思主義”（這種稱呼暗帶批判性），但某些同意這一觀點的人也認為實踐的概念與其說是人類學的不如說是本體論的，它超越作為分離活動的哲學而成了某種更普遍的“革命的思想”。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能對實踐的概念界定或闡述的程度。比如，某些人認為由於這一最普遍的概念可用於界定一切其它概念，因而它不能界定自身；而另一些人則堅持認為雖然它非常覆雜，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分析和界定的。對實踐的界定範圍很廣，從認為它只是人用以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人類活動到認為它是能夠產生自由概念、創造性、普遍性、歷史、未來、革命等各種覆雜的活動。那些把實踐界定為自由創造的人的活動的人們，由於提出一種純“規範的”和“不現實的”的概念而不時受到批評。如果我們所指的“人”是現實存在的人，“實踐”是指人類實際所做的事，那麽很明顯，人類歷史往往就存在更多的不自由和不確定性，而不是相反。然而，作為對這種批評的回答，人們認為自由創造活動的概念既不是“描述性的”又不是“規範性的”，而是反映人的本質性的潛力；是某種既不同於簡單地是什麽，也不同於單純的應是什麽的事物。
　　某些認為實踐是自由創造活動的人，業已發展到把實踐定義為革命的地步。人們反駁這一點說，這又恢覆到實踐是一種政治行動的觀點上去了；但堅持這一觀點的人則認為不應把革命理解為一種政治行動，甚至也不應僅僅理解為激進的社會變革。按照馬克思的精神，革命應看作是對人和對社會的一種激進變革。它的目的是消滅自我異化，創造一種真正的人和人的社會（見“參考書目” ⑧）。




參考書目

① 理查德·伯恩施坦：《實踐和行動──當代的人的行動哲學》，1971年英文版。
② 恩斯特·布洛赫：《論卡爾·馬克思》，1971年英文版。
③ 卡爾·科西克：《具體的辯證法》（1963），1976年英文版。
④ 昂利·勒費弗爾：《元哲學緒論》，1965年法文版。
⑤ 尼古拉斯·洛布科維奇：《理論和實踐──從亞里士多德到馬克思的一種概念的歷史》，1967年英文版。
⑥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⑦ 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從富裕進入實踐──哲學和社會批判》，1974年英文版。
⑧ 加約·彼得洛維奇：《哲學和革命》，1971年德文版。
⑨ 沃爾迪特里希·施米特—科瓦齊克：《社會實踐的辯證法》，1981年德文版。
⑩ 格爾森·S·舍爾：《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和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不同見解》，1977英文版。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1886年生於俄國的奧廖爾省，1937年逝世。17歲時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起初在烏拉爾為布爾什維克工作，直至內戰結束。1920年，當選為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並在一個短時期內成為黨的三位書記之一。從1923年至1927年，他是黨內連續出現的左翼反對派的主要經濟理論家，要求更加重視工業化，並把國家經濟上的困難同斯大林領導下的黨內生活中的官僚主義聯系起來。隨著工業化的不斷加強，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是原左翼反對派中最早與托洛茨基決裂並試圖與斯大林修好的人之一。他被批準重新回到黨內，但在1931年又被開除，1932年再一次回到黨內，並在1934年聲明放棄他在20年代的立場，但1935年他仍被捕入獄，1937年在獄中被槍決（見“參考書目” ⑦）。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結合孤立和落後農業經濟的條件來論述通貨膨脹和工業化資金問題，並以這方面的著作而著稱。蘇維埃經濟一旦從戰爭和內戰中得到恢覆，顯而易見，要提高工業生產能力就需要相當數量的投資，投資對收入產生的影響在預期效果實現之前早就會感受到。隨之發生的由通貨膨脹造成的不平衡就會威脅工農聯盟，對1921年列寧制定的新經濟政策的經濟和政治基礎帶來的危害。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論證說，這種由通貨膨脹引起的不平衡是到處存在的。土地革命已造成了農戶型農業的結構，農民習慣於自給自足，僅僅對用他們的剩余產品到城鎮交換工業品感興趣。因此隨著經濟恢覆到1913年的生產水平，對工業品的需求就會大大增加，而這是工業生產能力的增長所不能滿足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強調指出：“按戰前的比例來維持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市場份額之間的平衡……意味著明顯地破壞農村的實際需求與城鎮商品生產之間的平衡”（見“參考書目” ⑧）。工業投資要在長時間內才會導致工業生產能力達到所需要的增長，而在短暫的過程中只能加劇工業生產能力與實際需求之間的差距。要擴大重工業生產能力，就需要進行大量投資，但這要從工業部門本身來籌集是不可能的，這種資金的數量太少，由於政治上的聯合抵制和用農產品出口換取進口的能力有限，這種投資也不可能依賴外來資金。因此，農業部門必須承擔起不斷增長的投資的重負。這就要把農民消費的過剩部分用於投資，而這樣也就同時解決了蘇維埃經濟由通貨膨脹而引起的不平衡。國家貿易壟斷將代替市場機制，以低價購入農產品，以高價售出工業品，從而使國家工業和私人農業之間的交換有利於前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最後部分（特別是第24章）中的原始積累來進行類比，把這種通過國家壟斷價格政策的不等價交換機制稱之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在積累的方法上也是相同的。這種政策還會沈重地打擊農民中的富裕階層，從而抑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危險。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遭到布哈林的反對，布哈林論證說，除非是在平等交換的基礎上，否則農民會拒絕出賣其剩余產品，還認為，應把計劃看作是一種對“確立自身的行為（後行為）的預計，如果調節是自發進行的話”（見“參考書目” ①，第54頁）。但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是與源於維持商品生產和私有財產關系的“價值規律”這一調節因素既同時存在又相互矛盾的一種調節因素。他的這種兩種調節因素的論點的目的就在於要解決過渡時期的社會化與私有化之間的對抗（參看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條目）。
　　應當根據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對民主、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堅定信念來理解他的經濟學。他一貫提倡更大程度的民主化；把蘇維埃工業化看作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建設社會主義化的生產關系；他一貫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的教條，認為離開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蘇聯的革命就不可能成功的建立社會化的生產關系（不同的觀點見“參考書目” ②、 ③，至於反駁的觀點，見“參考書目” ⑤）。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是本世紀最有創見和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之一。他把再生產公式運用於具體分析蘇維埃經濟，他所建立的過渡理論，他所提出的兩種調節因素的論點，他堅持把經濟形式當作社會過程的觀點，以及他對於工業化可能性所作的分析，使他成為發展馬克思經濟學而不是重覆馬克思經濟學的至今為止的極少數經濟學家之一（參看布爾什維主義；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農民；斯大林主義；發達和不發達條目）。




參考書目

① W．布魯斯：《社會主義經濟的市場》，1972年英文版。
② R．B．戴伊：《列甫·托洛茨基和經濟孤立政策》，1973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過渡時期的理論》，1975年英文版。
④ A．埃里奇：《蘇聯工業化的爭論（1924—1928）》，1960年英文版。
⑤ 唐納德·A·菲耳澤爾：《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蘇維埃過渡問題》，1978年英文版。
⑥ P．R．格列高里和R．C．斯圖亞特：《蘇聯經濟的結構及其運行》，1981年英文版。
⑦ G．豪普特和J．J．瑪麗：《俄國革命的締造者》，1974年英文版，第191—201頁。
⑧ 葉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蘇聯工業化的危機》（1921—1927），1980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從新經濟政策到社會主義》（1922），1973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新經濟學》（1926），1965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


　　生產價格是專用以按照資本主義生產各個不同部門所投資本的平均化的資本額（把風險、市場能量和技術革新等方面的差異撇在一邊）來解釋利潤率趨勢的概念；在勞動價值論範圍內，這一概念意味著產生出來的價值與商品生產中所耗勞動時間成正比。如果產生出來的價值與所耗勞動時間成正比,而且各個部門的工資也一樣，那麽剩余價值即某一生產階段新產生的價值與工資的差額，也與所花勞動成正比。如果把地租撇開不談，那麽剩余價值也就表現為資本家的利潤，而剩余價值與所投資本之比就是利潤率。但是，如各個部門的所花勞動的每單位投入資本不同（而且一般也沒有理由要它們相同），那麽剩余價值對所投資本之比即利潤率在各個部門也就不同。這就出現了如何使利潤率的平均化與勞動價值論協調起來的理論問題。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8—10章）所提出的解決這一問題的一般辦法是：商品的價格往往會偏離由商品中所體現勞動決定的商品價值，從而使利潤率平均化。但是，他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應當尊重只有勞動才產生價值這一規律，因為所產生的總價值和總的剩余價值是不會改變的。馬克思把價格偏離價值看作是總的剩余價值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再分配。那麽，價格與價值相一致或相偏離究竟有什麽意義？價格是購買商品的貨幣量。根據勞動價值論，價值反映商品中所體現的社會必要抽象勞動時間（參看社會必要勞動；抽象勞動條目）。為了清楚地闡述貨幣價格與勞動價值之間的關系，我們就必須詳細說明抽象勞動時間與貨幣之間的關系，即說明貨幣單位所代表的抽象勞動時間量，我們可以把這叫做貨幣的價值。如果商品的價格乘以貨幣價值等於商品中所體現的勞動時間，則價格與價值相符。如果商品的價格乘以貨幣價值大於或小於商品中所體現的勞動時間，則價格偏離價值。
　　馬克思解決使勞動價值論與利潤率平均化趨勢相協調的辦法，是從假定一切商品都具有準確反映商品中所耗勞動時間的價格這一點入手的。正如我們業已看到的，如果各個部門所耗勞動時間的每單位投入資本不同，那麽按照其最初價格來計算利潤率就會因部門不同而不同。接著馬克思又提出利潤率的資本化將提高那些低於平均利潤率的商品的價格，降低那些高於平均利潤率的商品的價格，以此來分配恒定的總的剩余價格量。由於馬克思沒有調節這一過程中的可變資本或不變資本，所以新產生的總的價值S+V，以及相當於貨幣單位的勞動時間，都沒有改變。馬克思使這種價格調節繼續下去，直到利潤率完全等於最初的平均利潤率。馬克思把由此產生的價格叫做生產價格，它們是藉以使利潤率平均化和使總的剩余價值與剩余勞動時間成正比的價格。在這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就是對預定的剩余價值進行再分配。勞動價值論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所得出的一切結論從總體上來說仍繼續有用，只有上述再分配才能在特殊部門改變這些結論。利潤率最終恰恰等於以最初價格計算的平均利潤率。
　　雖然馬克思的分析是抽象的，但卻體現了各資本之間的自由競爭的真實過程。如果一個部門的利潤率超過平均利潤率，資本就會流向利潤高的部門，競爭就會迫使那個部門的價格下跌到它的利潤率等於平均利潤率。當然，這一分析脫離了競爭的障礙，而這些障礙實際上會阻礙利潤率的平均化。馬克思雖承認這些障礙是實際存在的，但又認為只有在研究了自由競爭的情況之後才能分析這些障礙。
　　馬克思的解決辦法受到了人們的批評，其根據是隨著生產出來的商品價格的改變，類似生產投入和工人維持生存基本要素的那些商品的成本也會改變。馬克思在通過轉化而使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價值在每一部門保持不變時，忽視了商品銷售價格與成本之間的聯系。後來為糾正這一解決方案所作的種種努力業已表明，要維護馬克思主張的下述重要結論一般是不可能的：（1）利潤率平均化；（2）剩余價值和可變資本的守恒性；（3）不變資本的守恒性；（4）最初平均利潤率的守恒性。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全都是實現第一項的利潤率的平均化，但卻必須放棄這四項中的其它項。
　　這些解決辦法可以分成兩大類，這取決於解決辦法重視什麽樣的附加限制。第一類使工人所消費的大批商品特別是這些商品中所體現的勞動時間在轉化過程中保持不變。在一個普通的生產模式中，可以自然形成使各部門利潤率平均化和使工人能購買按選擇假定的一批生活資料（只要購買的這些生活資料沒有多到能影響剩余產品的生產）的價格和工資。在這類解決辦法中，一般不可能使剩余價值和可變資本保持不變（或不可能使貨幣價值和剩余價值保持不變）。批評勞動價值論的人常利用這一點論證說勞動價值論在資本主義生產分析中是多余的，因為實際剩余價值據以被嚴格當作是剩余勞動時間產物的含義並不是始終一致的（見“參考書目” ⑤和 ④）。
　　第二類解決辦法是通過使總的剩余價值與總的可變資本的比例保持不變（或使貨幣價值和總的剩余價值保持不變）來實現利潤率平均化的。這類解決辦法，由於保留了嚴格意義上的剩余價值，因而對勞動價值論具有積極的理論作用，也不妨害剩余勞動時間是剩余價值來源的這樣一個論斷。按這類解決辦法，工資的購買力在轉化過程中可能發生變化，因而一般說來工人的消費也會發生變化，正如工人消費所體現的實際勞動會發生變化一樣。保持不變的是工人以工資形式所獲得的抽象勞動的等價物。（見“參考書目” ③、 ①和 ②）。這兩類解決辦法一般都沒有體現馬克思所得出的（3）和（4）的結論：不變資本價值的守恒性和平均利潤率的不變性。
　　生產價格比純勞動價值所表述的資本主義關系的理論要具體，因為它考慮了通過資本競爭而使利潤率平均化的這一特殊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形式。生產價格只是趨向成熟的具體價格理論的一個步驟，因為革新、短缺、供大於求以及對競爭的種種限制，也可以迫使市場價格在一個較長或較短的期間內偏離生產價格。某些研究轉化問題的作家已強調了這一質的方面，認為馬克思的抽象方法必然會由價值出發進而研究生產價格、再而研究市場價格。因為價值是把不同部門的資本之間的競爭撇在一邊來揭示的，從而能夠從整個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中去闡明剩余價值的來源；生產價格則跟一定的抽象程度相聯系，這時候競爭也就存在於其中，而總的剩余價值也是據此在不同資本之間進行分配的。然而，市場價格則不能夠再把競爭力量的全部覆雜性置諸不顧了。那些強調轉化問題對馬克思抽象方法具有重要意義以及轉化能夠揭示隱藏的結構的人，反對那些只考慮量的解決方法的作家，因為這些作家認為價值論所以是多余的，是由於生產價格並不能從馬克思認為重要的論據中推導出來，但卻能從技術和工資的數據中直接推導出來。




參考書目

① G．杜梅尼爾：《從價值到生產價格》，1980年法文版。
② D．弗利：《貨幣價值、勞動力價格和馬克思的轉化問題》，1982年英文版。
③ A．利波茨：“所謂轉化問題的再考察”，載《經濟學理論雜志》，1982年英文版。
④ 阿爾弗雷多·梅迪奧：“利潤和剩余價值”，載E·漢特和J.施瓦茨編《經濟理論批判》，1972年英文版。
⑤ 弗朗西斯·西頓：《轉化問題》，1957年英文版。


原始積累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七篇中解釋和分析了原始積累。在考察了資本的生產發展規律之後，馬克思關注的是資本主義據以歷史地確定自身的進程。他對資本主義的理解是闡述這一進程的前提，而這就是他對生產方式所作的較一般的分析。這導致必然把重點放在一種階級的生產關系如何轉變成另一種階級的生產關系上。特別是，雇傭勞動者的沒有財產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如何同操縱生產資料的資本家階級對立的？
　　馬克思的回答既簡單又有感染力。因為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主要是農業的生產關系，由農民掌握主要的生產資料即土地，因而資本主義的產生只能靠剝奪農民的土地，因此，從土地的生產關系的轉變中可以找到資本主義的起因。使農民離開土地就成了農業資本和工業資本所需要的雇傭勞動者的來源。這是馬克思的主要觀點，而且他還通過諷刺地指出“所謂原始積累的秘密”來強調這一點。馬克思的許多同代人把資本看作是作為積累的最初來源的節欲的產物。馬克思則認為原始積累根本不是這個意義上的積累。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業已存在的情況下，節欲才會導致資本的積累。在馬克思看來，原始積累的“秘密”應從現存關系的革命的廣泛改造中而不應從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量的發展中去尋找。馬克思還以英國的圈地運動為例來證明這一點。但是，他也考察了資本家財富的來源和考察了迫使農民成為雇傭勞動者並把他們訓練成適應新的生活方式的無產者的立法。
　　馬克思的概念雖然比較清楚，但它在分析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問題上所采取的框架結構是否有效，人們尚有爭論。即使馬克思所舉的英國的例子是正確的，但也不能當作是其他地方比如歐洲資本主義確立的典型。這使像斯威齊這樣一些作家認為在前資本主義關系的解體中交換是一種積極的力量，因此資本主義的起源應到作為商業中心的城市中去尋找。馬克思的觀點在《資本論》第3卷考察資本主義地租和商業資本的歷史起源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斯威齊就是在答覆與馬克思持有同樣觀點的多布時提出上述看法的（多布的觀點見“參考書目” ③）。在多布看來，資本主義起因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對資本主義產生來說，商業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催化劑，而農業的生產關系的變革才是最重要的。
　　多布與斯威齊之間的爭論，以及其他人關於這一問題的文章，都收集在希爾頓所編的書中（見“參考書目” ④；同時參看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條目）。這並非只是一場有關歷史的學術辯論，因為它對今天理解據以造成不發達的方式具有深刻的意義（參看不發達和發達條目）。問題在於，究竟是應當依據來自外界的交換關系的發展和滲透，還是應當依據不斷發展的內在的階級關系特別是與地產有關的階級關系來分析資本主義。布倫納（見“參考書目” ②）認為與斯威齊、弗蘭克和華勒斯坦等人相聯系的第一種觀點源於亞當·斯密的著作，而且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新經濟學》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一系列為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所設計的政策，以通過國家計劃利用富裕階級的財力援助社會主義建設。列寧的《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就是典型地把馬克思的原始積累的理論運用於俄國革命前經濟發展的一篇著作。




參考書目

① R．布倫納：《工業化前歐洲的農民階級結構和經濟發展》，1976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1977年英文版。
③ M．多布：《資本主義發展研究》（1946），1963年英文版。
④ 羅德尼·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76年英文版。
⑤ E．拉克勞：《拉丁美洲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1971年英文版。
⑥ S．馬格林：《老板們在做什麽？》，1974年英文版。
⑦ E．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新經濟學》（1926），1965年英文版。


原始共產主義

　　這一術語系指沒有世襲和獨裁統治的對基本資源的一種集體權利和人類歷史上先於剝削和經濟上分為階層的一種平等關系。很早以來，這一直是從分化為階層的社會到僻野窮鄉進行旅行的人們評論的話題，也是對人文主義著作（如莫爾的《烏托邦》）產生過影響和給予政治反叛者和實驗性社會主義社團以靈感的主題；1877年，這個概念才由路易斯·享利·摩爾根第一次從人種學的角度加以具體化。以易洛魁族的第一手知識為基礎，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描述了“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古代社會》1877年版，第562頁），並在《美洲土著居民的家族和家族生活》（1881年）中詳述了體現於美洲土人村落結構的“自然狀態的共產主義”。
　　在以馬克思關於《古代社會》一節摘要以及從該書本身為基礎寫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分析了原始共產主義及其轉變過程。他把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分析從生產為了使用到生產為了商品交換的這個中心思想運用於摩爾根和其他人的資料；並提出他自己關於從公社制家庭關系和兩性平等關系相應地轉變為經濟單位的個體家庭和婦女從屬地位的看法。
　　19世紀末作為一門學科人類學的建立，在時間上恰好跟向恩格斯所概括的社會進化現實和原始共產主義提出的一般挑戰相吻合（見“參考書目” ⑤）。居統治地位的人類學的見解是，私有財產和階級區分是人類的普遍現象，這種現象只是在政治上分為階層的社會中才由較不重要變得較為重要（比如，見“參考書目” ⑦）。這種看法反過來又遭到支持摩爾根和恩格斯觀點的反對，特別是遭到英國考古學家戈登·蔡爾德（見“參考書目” ①）和美國社會人類學家萊斯利·懷特（見“參考書目”（11））的反對。他們的觀點以及其他人的著述在本世紀中期以後使原始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現實而被人們接受，雖然其他人常常把它歸之為政治意義較少的一類詞，如平均主義（見“參考書目” ②）。今天，人類學教科書通常認為，在平等的社會中資源是共同享有的；作為占有的財產完全是個人的；存在的這種狀況並非來自繼承，而是被證明了的智慧、才能和慷慨行為的直接反映；在基本上由集體決策的過程中，首領不過是“地位相同的人中的優秀者”。
　　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來分析未分為階層的社會，特別是法國人類學家所進行的這種分析，近來已創作了相當數量的、常有尖銳爭論的、關於原始共產主義方式或生產方式的作品（見“參考書目” ⑩）。某些這類作品中存在一個問題，即未能區分開完全處於這種共產主義狀態下的民族和處於階級變化過程中的民族（見“參考書目” ③）。造成認為歐洲擴張時的所謂原始民族都處於原始共產主義狀態這一錯誤看法，一方面是由於摩爾根過高地估計了墨西哥已高度分化的阿茲台克人的民主，另一方面則由於恩格斯接受了諸如此類的摩爾根的錯誤分類。在對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許多分析中，存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未能對歐洲殖民主義給原始共產主義帶來的變革作出解釋。因此，某些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家，和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也錯誤地認為，甚至在其它性質的平等社會中，婦女也是從屬於男人的（見“參考書目” ⑤）。




參考書目

① V．戈登.蔡爾德：《歷史上所發生的事》，1954年英文版。
② 莫頓·費里德：《政治社會的演變》，1967年英文版。
③ 巴里·欣德斯和保羅·Q·赫斯特：《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④ 勞倫斯·克拉德爾編：《卡爾·馬克思的人種學筆記》，1972年英文版。
⑤ 埃莉諾·李科克：“馬克思主義和人類學”，載貝特爾·奧爾曼和愛德華·維爾諾夫編《左派學說》，198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男性統治的神話》，1982年英文版。
⑦ 羅伯特·H·洛伊：《國家的起源》，1929年英文版。
⑧ 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1974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美洲土著居民的家族和家族生活》（1881），1965年英文版。
⑩ 大衛·塞登編：《生產關系──馬克思主義對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方法》，1978年英文版。
⑪ 萊斯利·A·懷特：《文化的演變》，1959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生產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在政治領域是致力於爭取共產主義的鬥爭，那麽在其理論領域就是研究生產所起的根本的決定性作用。具有社會和歷史形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一定的結構是每一社會的特征，這種結構是其它經濟的和社會的種種關系賴以存在的基礎。馬克思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
　　在這一段著名的話之後，馬克思進一步指出應根據生產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來理解一種生產方式過渡到另一種生產方式的現象。然而同樣重要的是，馬克思把上述研究說成是“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這並不表明馬克思認為可對他的結論作任何修改，而是說他的分析取決於進一步的邏輯和歷史的研究。唯物主義歷史觀（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不能被當作是一種揭示社會組織及其發展的秘密的現存公式。
　　從馬克思主義內部圍繞諸如決定論、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系等問題的爭論來看，這一點是很清楚的。但這是一個涉及到理解生產本身的問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第2節）中，馬克思以一般的推理總結說：“並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2頁）。在這之前，馬克思還指出過：“生產不僅直接是消費，消費也不僅直接就是生產，而且……兩者的每一方不僅直接就是對方，不僅媒介著對方，而且，兩者的每一方當自己實現時也就創造對方，把自己當做對方創造出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96頁）。這完全是從例如作為再生產體系的社會和從生產資料勞動過程內部的消費中得出的結論。接著，馬克思又對分配與生產之間的關系作了類似的論述。這雖足以說明上述經濟範疇不是同一的東西，但也表明這些範疇之間有著一定的聯系。而且，馬克思也同時指出：“因此，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生產……也決定於其他要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2頁）。
　　因此，生產與經濟的其它部分、生產方式或社會形態之間並不存在簡單的關系。確實，甚至構成生產對象的東西也可作不同的解釋。對奴隸社會來說，只要奴隸可以進行買賣，人種的再生產就可以是一種生產活動。相反，對資本主義來說，重要的是確定勞動力是商品這一特點，而人種的再生產過程則必然存在於資本生產的領域之外。這個例子表明，把類似生產這樣的範疇作為一般的、非歷史的範疇來看待，不僅是有困難的，而且也是危險的。然而，它卻使人們了解到，生產及其有關的要素總是社會性的，並具有具體的歷史形式的，而且要推斷出它們所包含的限定和界定的具體形式是需要進行研究的：“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9頁）。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時而把生產當作一般的範疇，以說明它的資本主義的具體形式。比如，勞動過程就意味著把一批原材料加工為成品，而在成品中常常可以看到原來的材料，如織布就是這樣。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下，這些原料就代表不變資本，而且被保存在商品產品中的正是這種不變資本，商品產品是保存原來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式。由於同樣的原因，價值在生產過程中得到保存並必然增加這一事實就被掩蓋了，剩余價值的情況就是如此。
　　如果生產既是一般的範疇又是具有一定的社會和歷史性的範疇，那麽對馬克思主義來說，具體說明後一含義，生產的主要因素就是生產方式以及有關的階級關系和生產力。而這些反過來又可由像剝削、生產資料所有制、技術水平等這樣一些一般的範疇來進一步的說明。但是，如果把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對生產的理解看作只與物質生產有關，那就錯了。一般說來，它不僅關系到經濟的再生產而且關系到社會形態的再生產。馬克思很清楚社會生產著它自身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關系和它自身的經濟關系，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卻存在一種比如把生產只等同於資本或一般地等同於雇傭勞動的傾向。馬克思主義強調指出，統治階級生產合法繼承的手段，而無產者則必須通過家務勞動等等來再生產。這兩種無論哪一種情況，都包含生產性活動，其中大多數沒有資本的直接參與且在內容上大部分是非物質的。這些活動雖可用資本主義生產來“說明”而不可與資本主義生產相等同，但它們仍然是生產而且必須當作生產來理解。在觀念領域也是如此，觀念是由我們置身於其中的活動和關系，也就是由思維活動本身生產的（參看商品拜物教等條目）。馬克思這樣寫道：“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里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著自己的生產力的一定發展以及與這種發展相適應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遙遠的形式）的制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0頁）。






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


　　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近來已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課題。不從事商品生產的國家雇員的人數越來越多這種狀況，提出了應如何解釋他們的作用和重要性這樣一個問題。然而，關注的中心卻一直是這些工作人員的階級地位；他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成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或至少成為工人階級的同盟者？
　　馬克思本人的分析，可以在《資本論》第2卷的開頭和《剩余價值論》中看到。他對生產勞動的定義看來十分明確，而他對非生產勞動的概念則定義為不是生產性的雇傭勞動。生產勞動是資本在生產過程中雇傭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因此，生產勞動只涉及工人在其中被組織起來的那種關系，而不涉及生產過程的性質也不涉及產品的性質。歌劇演員、教師和油漆房屋的人完全像汽車司機和礦工一樣，也可被資本家雇來從事智力勞動而獲益。這就是決定他們是從事生產勞動還是非生產勞動的標準。
　　在馬克思那個時代，大多數非生產勞動者是商業職工、家庭的或私人的仆從和國家行政人員。在馬克思看來，盡管商業職工的活動為其雇主帶來商業利潤，但他們仍屬於非生產勞動，因為他們並不從事生產，而生產才是整個資本的剩余價值的唯一來源。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確實提到了商業無產者，認為從事非生產性勞動並不妨礙商業工人成為工人階級中的一員；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如普蘭查斯，見“參考書目” ④）也指出過這一點。
　　馬克思的上述區分的重要性在於他的大部分分析都與生產勞動有關（比如，分析了資本主義據以發展的各種方式）。這種區分是得以考察非生產勞動的基礎。因為非生產勞動是依靠剩余價值作為其工資的來源的，但這並不是分析非生產勞動本身。要分析的話，那還需要考察非生產勞動據以組織起來的關系和非生產勞動為什麽沒有被資本主義生產消滅的原因。這既可能是出於結構的原因，比如就商業職工來說，生產與交換是脫離的；也可能是出於歷史的原因，比如爭取提供福利服務（衛生、教育）或向某種職業（醫生）提供優惠待遇的鬥爭。
　　然而，有一個思想學派（見“參考書目” ②）基本上是反對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它認為一切雇傭勞動不論是不是直接受資本雇傭都同樣是受剝削的。另一些思想學派（見“參考書目” ①）則不同意這種看法，其理由是這種主張把剝削變成了實現剩余勞動的一般化的概念。這不僅會導致取消作為雇傭勞動者的生產工人和非生產工人的區別，而且不能區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剝削和封建主義條件下的剝削。但是，人們一般認為，在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經濟標準與獲得工人階級的成員資格和成為工人階級的可能性之間的關系，並不是簡單的，這還要取決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條件。但這一問題為什麽會是這樣，這本身就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




參考書目

① 本·法恩和勞倫斯·哈里斯：《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
② I．古奧：《馬克思的關於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1972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關於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答辯》，1975年英文版。
④ 尼·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⑤ 埃里克·O·萊特：《階級、危機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利潤

　　參看剩余價值和利潤條目。


進步

　　進步的概念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雖然沒有充分地表述，但顯然卻是馬克思歷史理論的基礎。（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在《〈大綱〉導言》的最後一節涉及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的關系時，馬克思指出“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2頁）。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則把各主要的生產方式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在同一序言中馬克思還明確闡述了“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得以出現的條件同上。這一大體上是含蓄的概念的基本內容是雙重的。第一，這種文化的進步── “人的內在本質的這種充分發揮”即最廣泛意義上的人的解放──取決於“人對自然力統治的充分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6卷上冊，第486頁），也就是說取決於生產能力的發展，而在現代則主要取決於科學的進步。第二，這種進步不能像在孔德和斯賓塞這樣進化論理論家那里一樣看作是漸進的、持續的和完整的過程，而應看作是斷續的、不協調的和在一定程度上是突發的由一種社會形式跳到另一種社會形式的進程，而且主要是通過階級鬥爭實現的。
　　許多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同意這種發展觀，或者更明確地闡述了這種發展觀，這不僅反映在日常的政治言論中，比如“進步力量”和“進步運動”已成了口頭語；而且也體現在學術著述中，比如，馬克思主義考古家戈登·柴爾德（見“參考書目” ①）就主張維護這種進步觀，以揭示經濟關系是如何促進文明發展的。弗里德曼（見“參考書目” ③）則從另一方面論證馬克思主義不僅體現和擴大了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家所提出的進步觀念，而且還繼續相信資產階級現已放棄了的進步觀念。最近，霍布斯鮑姆在其介紹《大綱》中探討前資本主義各種經濟形態的那一部分內容時，指出馬克思的目的是“以其最一般的形式去闡述歷史的主旨”，而“這一主旨就是進步”；在馬克思看來，“進步是某種可以客觀地確定的東西”（“參考書目” ④，第12頁）。在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參看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條目）那里，進步也是一個重要的概念（雖基本上沒有考察過），它們把歷史進程看作是某種不斷進步的解放運動。
　　另一方面，常常有這樣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竭力限制進步概念的重要性，從而為把價值評估引進他們認為是純科學的理論中去開辟道路。這正是第二國際某些思想家的立場（如考茨基和大多數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嚴格地拘泥於“經濟決定論”的觀念，盡管他們在許多情況下不得不面對社會主義的道德目標的問題（見“參考書目” ⑤）。這同樣也是近來許多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阿爾都塞的立場；他們首先關注的是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嚴密的科學性，以反對包含一切形式的歷史主義的思想意識。




參考書目

① V．戈登·柴爾德：《人類創造自身》，1936年英文版。
② 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一種辯護》，1978年英文版第1章。
③ 若爾日·弗里德曼：《進步的危機》，1936年法文版。
④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介紹卡爾·馬克思的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1964年英文版。
⑤ 卡爾·考茨基：《倫理與唯物主義史觀》（1906），1918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無產階級

　　參看工人階級條目。


財產

　　在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中，財產這個概念以及某些有關的範疇（財產關系、財產形式）具有重要的意義。馬克思並沒有把財產僅看作是所有者可行使的財產權或看作是該行為的對象，而是看作在覆雜的階級和社會階層的制度中起重要作用的一種基本關系。在這種範疇的體系之內，生產資料所有權特別重要。蘭格認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種所有權是既決定生產關系又決定分配關系的“有機原則”（見“參考書目” ⑤）。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財產形式的變化是標志經濟社會形態演替的主要特征。這一看法使對人類歷史所作的嚴格分期（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亞細亞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中變得十分簡單明了（見“參考書目” ⑥，第2部分第1章；同時參看發展階段條目）。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獨創的分類法的可貴之處是它對當時西方流行的看法，即認為資產階級的財產形式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應當成為標準的看法提出了挑戰，從而促使對中世紀歐洲的土地權或英國統治前的印度土地權進行了大量的歷史研究，人類學研究表明許多部落民族並不存在私有財產，至少在土地方面不存在私有財產（參看原始共產主義；部落社會條目）。
　　在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在許多方面已經開始放棄上述刻板的歷史公式。比如，20世紀60年代關於亞細亞社會的討論（見“參考書目” ⑧）就促進了這一進程，而以較現實主義的方法分析羅馬和日爾曼社會中的財產關系的種種努力也起了類似的作用。馬克思在許多場合曾討論過這些形形色色的財產形式，比如馬克思就說過：“因此，財產最初意味著（在亞細亞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就是這樣），勞動的（進行生產的）主體（或再生產自身的主體）把自己的生產或再生產的條件看作是自己的東西。因此，它也將依照這種生產的條件而具有種種不同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作集》第40卷上冊，第496頁）。那些讚成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現代化的人，特別強調要恰當地分析在那些業已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國家里的財產關系和財產形式。根據斯大林主義的觀點，把最重要的經濟部門的生產資料變成國家所有，對農業、小工業、小商業實行集體化，財產問題就實際上已解決了;剩下的事情只是把合作社財產變成公共（國家）的財產。要回答這些國家還存不存在財產這樣一個問題，就必須引入占有的概念；占有意味著行使不同於法律上所有權的所有權和財產權（見“參考書目” ②）。如果借助於這一概念來分析實際的情況，那麽社會遇到下述兩個基本爭論問題：
　　第一，國家行政機關實行占有的可能性與全社會行使財產權的爭論。這雖主要涉及國家管理的問題，但在地方一級也會遇到同樣的困難，即由地方專職行政機關行使占有的可能性與由地方社團行使財產權的爭論。
　　第二，由經濟企業職能機構行使占有的可能性與由企業集體行使財產權的爭論。這一問題首先是在大中型企業中出現的，這些大中型企業既包括國營企業也包括集體企業。在小型工業和商業內部，則有可能形成相對獨立的生產者聯合體，這種聯合體可能會導致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所有制。
　　上述兩種對立劃分的出現和小生產者聯合體的形成，代表了這些國家向進一步社會化發展的第一步。它們的出現和形成是同批判和反對流行的官僚機構的運動和思想密切相聯系的。




參考書目

① 愛德華·伯恩施坦：《社會所有制和私有制》，1891年德文版。
② 安德拉斯·赫格杜斯：《社會主義和官僚主義》，1976年英文版，第3章。
③ 卡爾·考茨基：《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1887），1912年德文版。
④ 同上作者，《關於國家的唯物史觀和人類的發展》，1927年德文版。
⑤ 奧斯卡·蘭格：《政治經濟學》，1963年英文版。
⑥ T．I．奧伊則爾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1962年俄文版。
⑦ 約·維·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1924），1945年英文版。
⑧ F．托凱：《亞細亞生產方式論文集》，1979年英文版。


蒲魯東，皮埃爾—約瑟夫

　　1809年1月15日出生於貝桑松市，1865年1月16日在帕西逝世。蒲魯東，這位自學成才的農民出身的手工業者，是把非貶義的“無政府”一詞用於表述他的關於無政府狀態社會理想的第一個人。在其豐富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許多無政府主義以及法國工團主義的基本思想。由於認為“廢除人對人的剝削和廢除政府是同一回事”（見“參考書目” ②，第212─213頁），因而他論證說，工人應該用經濟手段，即通過自發組織自己的勞動（一個與補償價值關聯的概念），而不是用政治手段來解放自己。他提出的在單獨的或聯合起來的自治生產者之間組織公平交換和發放無息貸款的制度被稱為“互助主義”。他所設想的徹底分散的和多元的社會基本單位要在各個層次用“聯邦制的原則”聯合起來。在《神聖家族》（第4章第4節）中，馬克思稱讚蒲魯東的《什麽是財產？》為“科學上所完成的巨大進步”，第一次使“政治經濟學有可能成為真正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9頁）。但在《哲學的貧困》（第2章），即馬克思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嚴厲地譴責蒲魯東試圖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未能超越“資產階級的水平”，蒲魯東不認為“經濟範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學家蒲魯東先生對事物的理解是顛倒的”，認為現實關系只是“一些範疇的化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08頁）。




參考書目

① 斯圖亞特·愛德華編：《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著作選》，1969年英文版。
② 保羅·托馬斯：《卡爾·馬克思和無政府主義者》，1980年英文版。
③ 喬治·伍德科：《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1956年英文版。


精神分析學

　　精神分析學是心理學的一個分支，它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的著述有關，並且強調無意識沖動重要性。弗洛伊德認為人的許多思想和行為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本我”力那里，即可追溯到那些由於有意識的精神部分所起的作用而常常受到壓抑的性沖動和侵略欲那里。精神分析學主要是治療和解釋各種精神病和其它心理失調癥的。然而，弗洛伊德也提出了一套社會精神分析理論，他認為這種理論是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抵觸的。他強調的是構成有機社會行為的基礎的無意識的心理促動因素，而馬克思主義者強調的則是經濟因素。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不會導致人的本性的基本改變。比如，他認為蘇聯建立的“新制度”就不會導致心理的根本變革，相反蘇聯的統治者“仍不得不用許多時間與難以馴服的人的本性對每一種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困難進行鬥爭”（見“參考書目” ②，第181頁）。
　　精神分析理論和療法在蘇聯一直為官方所否定，而且據認為列寧曾批判過精神分析學家是在“玩弄性問題”的資產階級勾當（見拉曼尼：《蘇聯的心理學》，1973年英文版，第9頁）。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維也納曾接觸過弗洛伊德的托洛茨基，卻比較支持精神分析學。他在1926年曾宣稱弗洛伊德的方法像巴甫洛夫的方法（參看心理學條目）一樣是唯物主義的，並認為“說精神分析學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而完全拋棄弗洛伊德主義是過於簡單化了”（見“參考書目” ⑧，第234頁）。如同在其它方面一樣，托洛茨基的上述觀點在蘇聯沒有站住腳。
　　在西方，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特別是德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力圖重新解釋弗洛伊德的概念以發展一種新的理解異化和意識形態等論題的方法。這些理論家包括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爾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和埃里希·弗羅姆，以及威謙·萊希（1897——1957），他是弗洛伊德的學生，在被開除以前也是德國共產黨的黨員。
　　一般認為，本能的壓抑，正如精神分析理論所描述的，可以看作是使人類同其自然狀態相脫離。弗洛伊德認為性抑制是一切有機社會生活所必須的，但這一觀點現在卻受到了挑戰。萊希把性抑制與一般由男性統治的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聯在一起。馬爾庫塞則企圖解決弗洛伊德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對立，認為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論包含著與馬克思社會理論相對應的隱藏著的社會理論。在《愛欲與文明》中，他提出了一種“文明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依據愛欲與墮落（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和侵略本能）的對立來描述歷史。正如萊希的早期著作一樣，這一論點提出了依靠愛欲戰勝墮落來實現未來革命解放的可能性，這種解放將消滅政治和經濟的統治以及性異化。
　　精神分析的概念還被用於理解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用於說明為什麽大部分人會依附於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並不代表他們經濟利益的各種政治信念。這種“虛假意識”的最令人震驚的例子是竟然支持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參看法西斯主義條目）。萊希在《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心理學》中指出，應從對性壓抑的反應角度去理解支持法西斯主義的這種非理性現象。像萊希一樣也從事精神分析的弗羅姆雖認為應依據其無意識的根源去考察意識形態，但他較少強調性欲。他是依據極權主義和施虐──受虐狂的傾向來探討法西斯主義支持者們的偏見的，他認為這種偏見在發達資本主義，特別是在小資產階級中很普遍（見“參考書目” ③）。弗羅姆關於法西斯主義個性的基本心理的描述類似於薩特對反猶太主義的描述。像弗羅姆一樣，薩特也不滿於正統的精神分析的解釋，因為這種解釋突出了受壓抑的性欲，但是他卻同意這樣的基本觀點，即持有偏見的人會把內在心理沖突變成無知的遭受折磨的行動。弗羅姆的解釋也類似於阿多爾諾的《極權主義的個性》的分析；在這本書中，阿多爾諾在霍克海默的指導下，為考察偏見和反猶太主義的心理根源而與美國心理學家進行了合作。在這些關於偏見的研究中，心理學的主題往往比馬克思主義的主題要明顯得多。
　　這些基於精神分析的概念在較近的意識形態分析中一直在繼續使用。比如，巴里巴爾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與弗洛伊德的方法有著相似之處，並指出了“馬克思的理論著述與弗洛伊德的理論著述之間在認識論上的類似之處。”（見阿爾都塞和巴里巴爾合著的《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第243頁）。與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一樣，阿爾都塞和巴里巴爾也對精神分析理論作了“非傳統的”解釋；在這方面，他們受到了雅克·拉康著作的影響，拉康強調無意識的語言結構，而非主要強調性的無意識結構。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等合著：《極權主義的個性》，1950年英文版。
②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1932），載《心理學全集》第22卷，英文版。
③ 埃里希·弗羅姆：《自由的恐懼》，1942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精神分析學的危機——關於弗洛伊德、馬克思和社會心理學論文集》，1971年英文版。
⑤ 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1964年英文版。
⑥ 威·萊希：《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心理學》（1942），1975年英文版。
⑦ 讓—保羅·薩特：《反猶太主義者的肖像》，1948年英文版。
⑧ 列·托洛茨基：《日常生活問題及有關文化和科學的其它作品》，1973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心理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心理學的評論和對人的意識的研究，是他們關於唯心主義的一般批判和所捍衛的唯物主義的基本組成部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認為必須從社會的唯物主義觀點出發去研究人們用以思想和感覺的方式，因為“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1頁）。這一立場意味著人具有一種不斷變化的心理特性，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將出現新的意識形式。比如，在《經濟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指出“工業的歷史”是“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接著他又指出任何忽視工業的歷史發展的心理學都“不能成為內容確實豐富的和真正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頁）。
　　對唯心主義心理學的批判還涉及對形而上學觀念的抨擊，即認為這些觀念是非科學的。恩格斯強調指出精神狀態具有心理學的物質基礎。比如，他說“決不能避免這種情況：推動人去從事活動的一切，都要通過人的頭腦”，因此，“外部世界對人的影響表現在人的頭腦中，反映在人的頭腦中，成為感覺、思想、動機、意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8頁）。
　　列寧在批判唯心主義哲學時也探討過這種心理學的主題。根據列寧的看法，“科學的心理學家，擯棄了關於靈魂的哲學理論，徑直研究心理現象的物質本體（神經過程）”（《列寧選集》第1卷，第12頁）。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寫於1908年，對蘇聯心理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列寧特別抨擊了德國實驗心理學主要創始人之一的威廉·馮特，譴責他抱著混亂的唯心主義觀點。在其探討感覺時，列寧指出感覺是外部世界的一種反映，並認為心理學家應從物質的方面去描述這一過程：“應該……幹脆說：顏色是物理對象作用於視網膜的結果”《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51頁）。
　　在革命後的歲月里，蘇聯的主要理論家都承認應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去發展一種經驗的心理學。那時，俄國有許多不同的心理學派，為1921年以後的發展確定了一種模式。當時列寧簽署了一項關於給巴甫洛夫許多特殊待遇的公告。在整個斯大林主義期間，巴甫洛夫心理學雖受到了鼓勵，但卻犧牲了其它心理學理論；巴甫洛夫心理學在1950年達到了最高峰，當時巴甫洛夫學說被宣布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唯一可以接受的心理學方法。
　　巴甫洛夫（1850—1936）依據反射和生理過程研究行為現象。他在革命前完成的一部最有名的著作，證明當給狗喂食時狗分泌唾液的自然反映（無條件反射）就會變成一般化的反映（即變成條件反射），所以在這之前如果給狗喂食時經常伴以鈴聲，那麽它對鈴聲也會分泌唾液。巴甫洛夫的實驗室禁止使用精神第一性的概念（比如思維、 感覺、預測等），他力圖依據條件反射和無條件反射來解釋人的意識。他竭力主張“把心理活動的現象與客觀現象置於生理事實基礎之上，即主張把心理活動與生理活動，把主觀現象與客觀現象統一起來”（見“參考書目” ⑥，第409頁）。
　　除了讚賞巴甫洛夫方法的生理學唯物主義之外，蘇聯當局還稱讚他關於人類具有“極大可塑性”和具有“巨大潛力”的信念；蘇聯當局認為他們為創造一種新型社會所作的種種努力與巴甫洛夫的下述看法有著相似之處，他的看法是：“任何事物都不是靜止、一成不變的，只要提供適當的條件，任何事情都可辦成，都會變得更好”（見“參考書目” ⑥，第447頁）。美國的行為主義心理學也同樣認為人有可塑性，但這一心理學在蘇聯卻一直受到批判。
　　盡管巴甫洛夫在蘇聯受到了官方的讚揚和鼓勵，但他既沒有加入共產黨也沒有把他的心理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聯系在一起；而其他力圖有意識地創造一種馬克思主義心理學的心理學家們的著作，卻受到了禁止。比如，L.S.維果茨基（1896—1934）的理論就在1936年被扣上“唯心主義”的帽子。維果茨基批評生理學對“反射論”的強調，認為馬克思主義者不應把人類看作僅能對外界環境作出反映，而且還應考慮人為何能動地創造自己的環境，這種新的環境反過來又會產生各種新的意識。特別是在其探討兒童思維時，維果茨基力圖創造一種“受一切歷史唯物主義前提支配”的心理學（見“參考書目” ⑨，第51頁），而且強調把社會因素和歷史因素結合起來以創造一種能指導思維的語言工具。
　　斯大林去世後，巴甫洛夫在蘇聯的影響下降了（後來，在中國的心理學界的影響也下降了），而維果茨基的學生A.R.盧里亞和A.H.列昂節夫所發展的維果茨基的理論的影響卻上升了。“能動性”概念取代了“反射”概念，並成為當前蘇聯心理學的主要特征，影響到從生理學到社會心理學各個方面的分析。雖然西方的心理學家往往使用不同的理論概念，但像維哥果茨基和盧里亞這樣一些心理學家的大部分經驗著述已得到國際的承認。
　　在西方，蘇聯心理學家的著述並沒有導致一種專門的馬克思主義心理學的發展。那些對心理學感興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或者轉向精神分析學，或者致力於證明西方心理學的局限性。比如，他們對西方心理學的遺傳論傳統就作了許多批判，這種遺傳論傳統認為各個個人和種族集團的成就是天生的、生理能力的反映，而不是社會條件的反映。然而，在西方心理學內部，不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認為這種心理學理論就其推論的依據而言是種族主義的、主張傑出人物論的，而且缺乏科學性；因此，對西方各種特定思想學派的批判，往往並不是從馬克思主義心理學的角度去進行的（參看達爾文主義；人的本性；科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M．比利格：《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學》，1982年英文版。
② &．B．布朗編：《當代中國的心理學》，1981年英文版。
③ D.佐拉夫斯基：《機械的精神──巴甫洛夫與馬克思的斯大林主義式的結合》，1977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⑤ J．麥克利什：《蘇聯的心理學──歷史、理論與內容》，1975年英文版。
⑥ 伊·彼·巴甫洛夫：《實驗心理學及其它論文》（1932），1958年英文版。
⑦ &．拉曼尼：《蘇聯的心理學──哲學的、理論的和實驗的問題》，1973年英文版。
⑧ &．塞夫：《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人和個性心理學》（1974），1978年英文版。
⑨ &．S．維果茨基：《思想和語言》（1934），1962年英文版。
⑩ J．V．維爾施編：《蘇聯心理學中的能動性概念》，1981年英文版。
⑪ R．紮佐：《馬克思主義的心理學──昂利·瓦倫的生平和著作》，1975年法

質量和數量

　　參看辯證法條目。

種族（race）

　　種族和種族關系的概念，必然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中間產生異議。一方面，它們似乎表示對社會和習俗現象的生物學的，或者至少是文化論的解釋。另一方面，它們似乎涉及政治方面的社會結合形式，而與產生於階級構成的形式相抗衡。因此，馬克思主義對作為政治學上的一個要素的種族的解釋，不得不既涉及通常的習俗同階級構成二者之間的關系，又涉及被認為同“種族關系”有關的種種情況。
　　事實上，認為政治行為和政治關系可以有一個發生的起源的看法，無論在生物學家還是社會科學家當中，都得不到什麽支持。把人種進行全面的分類，被認為對於解釋政治差別沒有什麽用處或關聯，甚至關於具有共同的基因庫的生物“種群”的比較窄狹的概念，本身並不能解釋在政治上進行活動同時為追逐財富而競爭的實際的經驗的集團。這些集團顯然具有另一種根源，特別是包括產生於這些集團對於生產資料的差異關系的根源。人們有時頗為令人信服地證明，通常認為產生於文化或宗教的人種聯系，在社會和政治形態的發展中具有獨立的作用。然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也許仍然認為，不同人種集團既然具有不同的經濟和政治職能，它們可以處於合作、共生或沖突的關系之中。
　　由於馬克思主義首先是在歐洲範圍內發展起來的，過去是應用於對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中的生產資料的關系和階級結構進行分析，那麽把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概念應用於其他社會（特別是在殖民地外圍）的時候，看來便往往需要加以引申。這種情況現在開始發生，正是這種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引申對於通常視為種族和人種問題的問題有一定影響。認為階級鬥爭產生於狹窄的民族單位和種族純一的單位，這是一種太狹隘和偏頗的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一直在發展成為一種世界範圍的現象，而且資本主義始終應當理解為一種世界經濟體系。在此範圍內，有用的分析單位是世界範圍的控制地區，它是從16到19世紀，隨著某些歐洲國家政治上和經濟上在海外的擴張而產生。在這種單位中，不能簡單地把居民區分為一個單獨的資產階級和一個單獨的無產階級，自認為具有明顯的不同利益的各種人種、種族集團，在發展著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千差萬別的關系。
　　在許多馬克思主義學者當中，關於沒有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特征的社會制度乃是“封建”制度或“東方”制度這一看法，近來已讓位於下列看法：隨著16世紀以來北歐西歐宗主國中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的正規發展，還產生了兩個外圍。一方面，存在一種“從屬的奴役制”，其中古老的制度在世界資本主義內部具有新的從屬地位；另一方面，在美洲、亞洲和非洲存在新的殖民地形式。根據後面這些情況，政治相互影響的特殊形式開始被（雖然主要被非馬克思主義者）視為是種族關系問題。
　　對殖民地社會的階級分析極其覆雜(參看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條目)。它始終有一個起源於經濟剝削基本形式的核心，可能采取這樣一些形式，如果用輸入的奴隸或合同工的種植園農業，還有強制農民處於依賴的地位以及采取種種包稅形式等。而且，在新建立或重新建立的殖民地社會中，又增加種種集團，其中包括既不屬於剝削集團，又不屬於被剝削集團的自由民、有色人種和貧窮的白人、來自第三國的二流商人、以自由農場主、資本主義企業主或自由手工業者為身分的來自宗主國的移民，各類教士和行政官員。在這些集團的相互作用中，既有基本剝削結構中的這種或那種形式的階級鬥爭，也有殖民集團之間維護自身特殊利益的鬥爭。由於卷入鬥爭的不同集團通常所補充和有時甚至是輸入的成員往往具有不同的種族、人種和民族背景，它們之間的鬥爭經常被視為種族或人種鬥爭。
　　然而，這種殖民地的社會形態，隨著它們後來的發展，還增加了其他傾向。經常以麥克斯·維貝爾所謂“掠奪的資本主義”為代表的純粹的殖民形式，逐漸被特別包括奴隸解放和土地改革的比較典型的自由放任形式所取代；不同集團在殖民地獨立運動中據有政治優勢；殖民地的經濟體系逐漸或多或少（雖然始終不完全）與日益發達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結合起來；改革和革命的力量在革命的民族模式和階級模式之間陷於分裂。在這種不斷改變的階級秩序內部，種族分歧的語言經常成為人們藉以把彼此擺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的一種手段。有時，這種劃分過程具有把一切人列入這一或那一集團的簡單形式，於是，在美國是白人或黑人，在圭亞那是東部印第安人或加勒比黑人，提供了一種基本結構原則，說明了一種狀態，比較靈活的種族秩序反映了社會地位的差異，如在拉丁美洲或加勒比海許多地方那樣。
　　在關於“自在的階級”成為“自為的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問題提法中，堅持按種族和人種區分有時可能被視為一種虛假意識的暫時形式，這種虛假意識在適當的時候將真正的階級意識所取代。然而，種族和人種意識似乎並不服從這種轉變。這種不服從也許完全不是基於虛假的意識，而是基於一種實事求是的理解，即一個集團與政治和經濟秩序的關系是一種明顯的關系，它有它自己的特殊利益有待維護。現代世界中的某些典型的種族關系的情況，可以在美國、南非共和國和許多後殖民主義的多元社會中找到。在美國，奴隸的後代需要在新創立的資本主義宗主國中與自由的工人移民競爭，並在以這些工人移民為基礎的政治秩序中為一席地位而鬥爭。在南非，具有它內在的階級鬥爭過程的白人經濟通過關於勞動場地、城鎮居留地、農村保留地等制度，剝削土著勞動。在後殖民地社會，如馬來西亞和圭亞那，不同種族根源的工人後代，為資源、政治權力和影響而競爭。
　　然而，宗主國的階級鬥爭本身並不能不受這些過程的影響。企業主和工人移居國外接受異地提供的機會，就在宗主國社會中留下空缺，而由來自較不富有的國家、特別是來自殖民地外圍的工人填補。這些工人經常不被接受作為正式工人，這是殖民地社會秩序的舊習和關系造成的。在宗主國工人階級多少已經被納入現行秩序，如享有公民權或接受福利救濟的權利的情況下，殖民地工人可能處於比這個階級更卑微的地位。這也許並不意味著像在美國所看到的，一個由悲觀失望的群眾構成的集團所具有的貧乏的文化和種種病態，而是意味著，圍繞民族、人種和種族意識形態動員起來的獨立的階級鬥爭的出現。另一方面，福利國家在人們心目中的破產可能導致宗主國工人意識到需要同受到額外剝削的殖民地工人聯合一致，或是導致去尋找種族主義的替罪羊，即把他們在經濟危機情況下喪失的種種權利歸罪於殖民地工人。
　　因此，種族和種族關系概念的使用不應局限於一種次要的假設，盡管這種假設可能會有它的用處；按照這種假設，一種獨立的因素被看作是對資本主義發展和階級鬥爭的正常過程的幹擾。這里所使用的這種分析方法表明，以各種不同方式對有明顯區分的集團的剝削，都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各種人種集團聯合起來，一致行動，是因為它們受到種種不同類型的剝削。種族關系和種族矛盾當然是由更加廣泛的政治和經濟因素造成的。




參考書目

① 羅伯特·布倫納：《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源——新斯密派馬克思主義的批判》，1977年英文版。
② 奧利弗·克倫威爾·柯克斯：《種姓、階級和種族》（1948），1970年英文版。
③ 菲利浦·馬松：《統治的類型》，1970年英文版。
④ 約翰·雷克斯：《社會學理論中的種族關系》，1982年英文版。
⑤ 比埃爾·萬·登·伯特：《種族和種族主義比較觀》，1978年英文版。
⑥ 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資本主義農業與世界經濟的起源》，1974年英文版。
⑦ 薩米·朱拜達編：《種族和種族主義》，1970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實在論

　　馬克思從兩方面涉及實在論，（1）普通的、常識的實在論，表示事物的實在性、獨立性、外在性；（2）科學的實在論，表示科學思想的對象乃是無法歸結為這種對象所產生的事項的實在結構。在馬克思看來，（1）包括自然界的本質的獨立性以及存在（無論社會的還是自然的）的一般的超邏輯的性質，也就是說，“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4頁）。（2）既證實也深化了（1），體現了這樣的思想，即解釋結構、發生機制，或是說（用馬克思慣用的術語）本質關系，同它們產生的現象（或現象形式）是這樣的關系：（甲）在本體論上是有區別的，（乙）通常是異相的，（丙）也許是對立的。所以，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資本論》第3卷，第92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他批評李嘉圖所謂強行抽象或強制抽象方法，即把現象當作規律的直接表現，而不考慮規律和（或）其作用藉以實現的覆雜方式（見《剩余價值論》第10—11、13、15—18各章）；而且批評說，“除政治經濟學外，在一切科學中都必須區分事物的外觀和事物的實在”（《資本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第555頁）。（甲）—（丙）相當於現代科學實在論哲學中實在和現實領域的脫節的三種因素。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派的批評以及他的具體的歷史研究，還表明他承認：（= 1 \* ROMAN I）實在的分層，（= 2 \* ROMAN II）內在的覆雜性和（= 3 \* ROMAN III）分化。可見，一種抽象可能出錯，如果它沒有把握實在領域的分層或內在覆雜性（也就是說，如果它把一種必然的聯系或關系同對於它的存在或效用必不可缺的其他聯系或關系割裂開來）；實在的分化承認獨立的（相對或絕對獨立的）根源的動因或機制對於具體的歷史事件的多樣化的決定的可能性，也承認決定性動因或機制在存在的一般的因果條件或總體性中的一致性。
　　馬克思從來沒有認真地懷疑（1）的傾向，他對（2）的信奉卻只是逐漸隨著他加深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而發展的。在《經濟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在費爾巴哈的感覺論的影響下對抽象本身持批判態度，在走向《資本論》的科學的實在論的道路上揶揄類似康德和類似萊布尼茨的以及黑格爾的和實證主義的抽象觀。盡管有大量材料證明馬克思的普通的和科學的實在論，然而人們對二者都持有異議；後者直到近來才得到承認，整個傳統一直認為馬克思擯棄前者。首先是盧卡奇反對對思維和存在作任何區分，認為是“虛假的和僵化的二元論”（見“參考書目” ④，第204頁）。科爾施把它說成“庸俗的社會主義”，葛蘭西把實在論斥為“宗教的殘余”。後來，例如科拉科夫斯基替馬克思提出下列特殊的主張：事物的存在本身“隨著它們的形象在人的頭腦中出現而同時存在”（見“參考書目” ③，第69頁），施密特則認為“物質實在從一開始就以社會為中介（見“參考書目” ⑧，第35頁），而“自然史就是人類史向後的延伸”（同上，第46頁）。
　　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無疑是，馬克思從來沒有明確地闡述兩種認識對象的理論區分（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中曾摸索過）。一種是認識一生產的可及對象，它是一種社會產物，在認識過程中積極變化；另一種是已獲得的認識的不可及對象，它是一種（相對或絕對地）獨立的、超事實地有效的結構或機制。那就是說，馬克思從來沒有把他藉以思考人類認識的兩個方面，即實踐的可及方面和對象性的不可及方面納入系統的關系中考察。因為馬克思的獨創性寓於他的實踐和勞動過程概念之中，所以，他的實在論就容易被人忽視或庸俗化，或被以前存在的某種哲學傳統（例如康德主義）的實在論所同化。其次，馬克思從來沒有明確地批判過經驗主義，像批判唯心主義那樣，後者是他從哲學進入社會歷史科學的通道。結果，馬克思的科學實在論只在可以說是“實踐的情況”下和一些零散的方法論的情況中得到應用。此外，盡管馬克思自己有實證主義傾向（參看實證主義條目），特別是在《德意志形態》一書中把哲學同實在論或意識形態本身等同起來，恩格斯型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過早地下結論說，任何實在論都應當是明顯的或意識形態的，也就是說，以某種方式超越了科學。所以，一種先驗的實在論具有洛克主義或列寧主義的作用，卻又具有批判的和辯證的形式的可能性，──一種科學的哲學的可能性，直到最近似乎一直遭到否認。這些看法有助於說明下列事實，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參看認識論條目）在馬克思以後，一直搖擺於例如辯證唯物主義傳統中表現出來的庸俗化的、極端自然主義的和教條主義的實在論同流行於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某種通常是反自然主義的和在判斷上是相對主義的認識論的唯心主義之間。
　　明顯的科學的實在論，按其提出的一般原則來說，只能分離出馬克思的科學實踐的某些有認識論意義的特點。例如，馬克思意識到基本生產關系的比較深刻的現實，藉此設法解釋經濟生活的明顯現象，並批判政治經濟學，認為它有內在矛盾，是在歷史上發展著的，是依賴於它所指導的現象形式和日常活動的。而且他懂得他自己的實踐是他所研究過程的一部分，在批判上和自我反思上與後者相結合。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令人滿意地從理論上說明任何以自然科學為依據的實在論的認識範圍；而且他在對待實在的分化所提出的種種問題的時候，可能也沒有最終擺脫一種殘余的理性主義。
　　實在論固然是可以作為馬克思的關於傾向的規律的概念的根據，在馬克思說明他所研究的規律的方式中卻存在認識論方面值得注意的含糊之處。有時，例如在《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它們被從以鐵的必然性達到不可以避免的後果的傾向方面來看待；另外，例如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它們又不過被看成人類注定返回自身的異化力量。這兩個觀念當然可以在形式上協調起來。但這樣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是否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邏輯導致的結果之一，恰恰不是社會的“先驗的實在”性的解體。這種推測盡管從馬克思走向科學實在論道路的特殊具體的性質來看，格外顯得說得通，如果它居然實現，並不會推翻科學的實在論（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科學”這個概念會對自身沒有任何用處），而會推翻社會科學的不可避免的作用的論點（參看決定論；辯證法；唯物主義；真理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羅依·巴斯爾：《科學的實在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筆記選》（1929—1935年），1971年英文版。
③ 列澤克·科拉科夫斯基：《卡爾·馬克思和真理的經典定義》（1958），載《馬克思主義及其他》，1969年英文版。
④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⑤ J．梅法和D．H．魯賓合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爭論問題》，1─3卷，1979年英文版。
⑥ D．H．魯賓:《馬克思主義和唯物主義》，1977年英文版
⑦ A．塞耶：《馬克思的方法》，1979年英文版。
⑧ 阿·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觀》（1962），1971年英文版。
⑨ 金·澤倫尼：《馬克思的邏輯》，1980年英文版。


改良主義

　　改良主義最好理解為在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性質以及最適宜於實現過渡的政治策略的長期存在的爭論中的一種重大立場。至少從19世紀90年代起，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的社會主義部分中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只提供了極含糊的答案的一些有關問題發生了爭論：向社會主義過渡是否不需要暴力就能實現；過渡將是一個漸進的社會改革的逐步平穩的過程，還是一個最好用沖突和危機導致社會轉化的轉折關頭來說明的過程；過渡的實現是否可以通過工人階級利用現有的政治設施（最突出的是議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選舉的執行機構），還是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鬥爭的新途徑和人民管理的新形式補充甚至取代這些國家機構。從1890年起，在不同的時候，不同的社會主義政黨和理論家對這些問題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答案，但在1917年以後40年來，答案的抉擇逐漸相當簡單：或者是產生於列寧的啟示走向社會主義革命（更確切些說，是暴動）道路，或者是可以追溯到考茨基的著作和1914年的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實踐的改良主義。
　　必須區分改良主義同較少野心的社會改革政策。米里班德曾經指出（見“參考書目” ⑤），在工人階級運動中，始終存在一種社會改革的傾向；這種傾向既然不想把資本主義社會整個改造為完全不同的社會秩序，必須把它斷然同正是一直堅持以此為目的的“改良主義”策略區分開來。
　　必須承認，主張暴動的社會主義者同改良主義者在對社會主義的需要方面是一致的。而他們的分歧集中在達到社會主義的方式上，從而也集中在向社會主義過渡必然引起的“眼前經濟和社會改革的規模和範圍”上（同上，第178頁）。1917年以後，至少有兩代之久，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革命潮流傾向於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必然具有暴力的性質和暴動的形式，涉及在現行政治機構外部（有時也在內部）的鬥爭，終於導致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國家。另一方面，改良主義的主張者認為可能通過憲法手段實現社會主義。他們首先寄希望於贏得對民主國家的多數控制，然後再利用他們作為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地位主持向社會主義的和平的和合法的過渡。對於“可能在不偏不倚的議會制國家範圍內通過逐步的和和平的改革達到社會主義“（見”參考書目“ ①，第176—177頁）的這種信念，乃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道路的規定性信念。
　　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主義運動的改良主義思潮始終一直是一種強大的思潮。各國社會民主黨（參看社會民主條目）長期以來把它看成是它們的戰略要點；而許多西歐國家的共產黨的政治實踐（後來還有理論，由於這些黨逐漸對蘇聯和通過暴動奪取政權不抱幻想）已經為它所吸引。這兩種政黨被暴動道路的明顯問題──主要是它的不得人心、它的暴力、它的先鋒主義，以及“法治、憲制、選舉制度以及議會的代議制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運動中的絕大多數人的極端強烈的吸引力（見“參考書目” ⑤，第172頁）推向改良主義。但是，改良主義雖然能得人心，但也有它的問題──特別是改良主義政黨從信奉社會主義滑向較不艱苦地追求社會改革以及資本主義內部的選舉利益的顯然頑固的傾向，以及與此相聯的甚至堅決的改良主義者也感到逐漸鏟除資本主義的困難，如果不搞掉反革命暴力的話。改良主義政黨並沒有證明一種通向社會主義的有效途徑，更經常成為促使工人階級在強化的資產階級秩序中（如在英國、挪威、瑞典、西德、奧地利）處於從屬地位的決定性政治機制；另外，在它們采取更為堅決態度的個別場合下，它們不是成了社會主義的先行官，而是成了實行高壓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進行暴力鎮壓的先行官（如1933年的德國和40年後的智利）（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見“參考書目” ①，第196頁）。
　　西歐各國社會黨人的困境，可以說仍然在關於改良主義的悖論方面。任何非改良主義的戰略看來不得人心，又不可能有效地實行任何改良主義戰略。這一悖論成為歐洲共產主義者左派和社會民主黨人左翼傾向於尋找一條既非改良主義的、又非暴動的、通向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潛在原因。在他們看來，單純追求議會多數，或鏟除資產階級國家以前兩個政權並存的短暫時期，應當被既爭取議會勝利，也爭取“開展直接民主形式和促使自治團體湧現”（見“參考書目” ⑥，第256頁）的戰略所取代。在他們看來，改良主義並不是“兩個政權戰略之外的任何戰略的任何戰略中固有的缺陷”，而是在“長期的轉化過程”中，在國家內部和外部的鬥爭所應避免的“一種永遠潛在的危險”（同上，第258、263頁）。比較正統的革命家卻並不信服，認為這種新的說法乃是低估階級暴力問題和階級鬥爭在向社會主義過渡中的中心地位的老一套改良主義傾向（見“參考書目“ ④，第167—187頁）。這些觀點究竟哪一種正確（如果有任何一種正確的話）的問題，是本世紀最後這些年代中有待西歐社會主義者解決的中心問題。




參考書目

① 佩·安德森：《在英國馬克思主義中的爭論》，1980年英文版。
② F．克勞丁：《歐洲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1979年英文版。
③ G．霍格遜：《社會主義和議會民主》，1977年英文版。
④ E．曼德爾：《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⑤ 拉里夫·米里班德：《馬克思主義與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⑥ 尼·普蘭查斯：《國家、權力和社會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⑦ M．薩耳瓦托里：《卡爾·考茨基和社會主義革命》，1979年英文版。
⑧ E．O．萊特：《階級、危機和國家》，1978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物化

　　物化指人的屬性、關系和行動轉化為人所生產的物的屬性、關系和行動的作用（或作用的後果），而物卻變得對人獨立（而且被想象為原來獨立）並支配他的生活。也指人轉化為物一般的存在，不以人的方式而按照物的世界的規律行動。物化是異化的一種“特殊”情況，是它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基本的和廣泛的形式。
　　在黑格爾著作中，沒有物化的術語和明確概念，但是，他的某些分析似乎與它接近，例如，他在《精神現象學》中對beobachtende Vernunft（觀察的理性）的分析以及他在《法哲學》中對所有權的分析。物化概念的真正歷史，起源於馬克思和盧卡奇對馬克思的解釋。雖然物化概念已經包含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例如，《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物化”的明確分析和運用，是在以後的著作中開始的，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中達到頂點。對物化進行最集中的探討有兩次，即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和第3卷第48章中。在第一次即關於商品拜物教的探討中，並沒有提出物化的定義，但物化理論的基本點卻已包含在某些意味深長的論述中。“可見，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於：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
　　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現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關系，是同勞動產品的物理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物的關系完全無關的。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我把這叫做拜物教。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的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因此，在生產者面前，他們的私人勞動的社會關系就表現為現在這個樣子，就是說，不是表現為人們在自己勞動中的直接的社會關系，而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在交換者看來，他們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控制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制“（《資本論》第1卷，第88—91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在第二次討論中，馬克思扼要地概括了以前的全部的分析，表明物化不僅是商品的特點，而且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基本範疇（貨幣、資本、利潤等等）的特點。他堅持說，物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於“一切已經有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的社會形態”中，“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和在資本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占統治的範疇……下，這種著了魔的顛倒的世界就會更厲害得多地發展起來。”（同上，第3卷，第934—935頁）。可見，物化在資本主義的完備形式下達到它的頂峰。
　　“在資本—利潤（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中，在這個表示價值和一般財富的各個組成部分同財富的各種源泉的聯系的經濟三位一體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秘化，，社會關系的物化，物質生產關系和它的歷史社會規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現象已經完成：這是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資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為社會的人物，同時又直接作為單純的物，在興妖作怪”（同上，第3卷，第938頁）。
　　作為Verdinglichung 的同義語，馬克思使用了Versachlichung（物化）一詞，Versachlichung的反面，他稱之為Personifizierung（人格化）。於是，他談到“這種物的人格化和生產關系的物化”。他把“粗俗的唯物主義”和“粗俗的唯心主義”或“拜物教”看作是“物化”和“人格化”的意識形態對應物。“經濟學家們把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和受這些關系支配的物所獲得的規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屬性，這種粗俗的唯物主義，是一種同樣粗俗的唯心主義，甚至是一種拜物教，它把社會關系作為物的內在規定歸之於物，從而使物神秘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2頁）。
　　盡管物化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一部分在他生前出版，一部分在他逝世後出版）中討論過，而《資本論》一般是被看作他的主要著作的，他的分析在很長一段時期沒有受到重視。只是在盧卡奇注意到這一問題，以一種獨創方式探討它，把馬克思的影響和麥克斯·維貝爾的影響（他在他對官僚機構和合理化的分析中闡明了這個問題的若幹重要之點，見“參考書目” ⑤）以及西美爾的影響（他在《貨幣哲學》中曾探討這一問題）聯系起來之後，對這一問題的較大興趣才不斷提高。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關於“物化和無產階級意識”的主要的和最長的一章中首先提出這樣的觀點：“商品拜物教是當代即現代資本主義時代的一種特定問題”（見該書第84頁），這不是一個邊緣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心結構問題“（同上，第83頁）。在盧卡奇看來“商品結構的本質”在下文中已經得到澄清：“它的基礎是，人們之間的關系具有物的性質，於是獲得一種‘虛幻的客觀性’，一種獨立地位，它似乎如此絕對合理，無所不包，乃至掩蓋它的基本性質即人們之間的關系的任何痕跡”（同上，第83頁）。盧卡奇撇開“這個問題對經濟學本身的重要性”，著手討論下列更加廣泛的問題：“商品交換以及它的結構的重要性能夠影響社會的整個外在和內在生活的程度究竟多大？”（同上，第84頁）。他指出，物化現象或商品拜物教已被區分出兩個方面（他稱之為“宏觀”方面和“主觀”方面）：“在客觀上，對象和物與物之間的關系的世界突然出現（商品及其在市場上的運動的世界）……在主觀上──只要市場經濟得到充分發展──人的活動與他本身疏遠，它成為一種商品，服從社會的自然規律的非人的客觀性，像任何消費品一樣，要走它自己的道路，不以人為轉移”（同上，第87頁）。兩方面經歷同一基本過程而且服從相同的規律。這樣，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基本原則、“以被核算和能被核算的東西為依據的合理化原則”（同上，第88頁）推廣到一切領域，包括工人的“靈魂”，廣而言之，人類的意識。“正如資本主義制度在經濟上不斷在更高的水平上生產和再生產它自身，物化的結構逐漸更深刻地、更致命地和更肯定地深入人的意識（同上，第93頁）。
　　看來，在20世紀20年代初，物化問題多少已經流行。在盧卡奇著作問世同年，蘇聯經濟學家I.I.魯賓發表了他的《關於馬克思價值論的論文集》（原著為俄文；見“參考書目” ⑦）。本書第一部分就是論述“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的。本書集中談經濟方面的物化，沒有像盧卡奇著作那樣雄心勃勃，也沒有那樣激進；盧卡奇在他的物化理論中為“異化”找到一席地位，魯賓卻傾向於把物化理論看作空想的異化理論的科學的改造。然而，無論是盧卡奇還是魯賓都被三國際的官方代表人物嚴厲譴責為“黑格爾主義者”和“唯心主義者”。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手稿》的發表對於盧卡奇所創始的對馬克思的這種解釋是一個很大的支持，但這一點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得到充分承認。雖然關於物化的討論從廣度和深度來說，都不如關於異化的討論，一些出色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戈爾德曼、J.加貝爾和K.科西克對它都作出了可貴的貢獻。當時被重新討論的不僅有馬克思和盧卡奇的著作，還有海德格爾的《存在與空間》，本書最後作出了如下論述，提出了如下一些問題：“古代的本體論研究‘物概念’，存在‘使意識物化’的危險，這是長期以來人所共知的。但是，究竟物化意味著什麽？它從何而來？……為什麽這種物化一再卷土重來，處於支配地位？怎樣使意識的存在具有實證的結構，而物化對它起不起作用？”戈爾德曼認為，這些問題是針對盧卡奇的（不指名地），在海德格爾的某些實證思想中可以覺察到盧卡奇的影響。
　　關於物化的一些比較重大的問題，也已得到探討。例如，關於物化、異化和商品拜物教的關系，有許多爭論。有的人傾向於把物化同異化或商品拜物教（或是二者）視為同一，另一些人卻要把這三個概念區分開來。有的人把異化看成一個“唯心主義”概念，需要用“物化”的“唯物主義”概念來代替，另一些人卻把“異化”看成是以“物化”為社會學對應物的哲學概念。按照流行的觀點，異化是一個比較廣泛的現象，而物化則是它的一種形式或方面。在米·康格爾加看來，“物化是異化的一種高級的、也就是最高級的形式”（見“參考書目” ④，第18頁），而且物化不僅是一個概念，而且是對“整個物化了的結構”進行批判研究和實際“改造乃至摧毀”的一種方法論需要（同上，第82頁）。




參考書目

① 安德魯·阿拉托：《盧卡奇的物化理論》，1972年英文版。
② 約瑟夫·加貝爾：《物化》，1962年英文版。
③ 呂西安·戈卡德曼：《物化》，載《辯證法研究》一書，1959年英文版。
④ 米蘭·康格爾加：《什麽是物化》，1968年德文版。
⑤ 卡爾·勒維特：《麥克斯·維貝爾和卡爾·馬克思》（1932），1982年英文版。
⑥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⑦ I．I．魯賓：《關於馬克思價值論的論文集》（1928），1972年英文版。
⑧ 亞當·沙夫：《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異化》，1980年英文版。
⑨ 柳波米爾·塔狄奇：《官僚機構──物化了的組織》，載M．馬爾科維奇和G．彼得羅維奇編《實踐》一書，1969年英文版。


生產關系

　　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條目。

傑瑞米柯賓

宗教

　　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在德國開始對社會進行思考的。在德國，後來恩格斯曾經說到，直接的政治活動幾乎不可能，進步願望主要通過批判正統宗教，即社會政治秩序的支柱來表現（參看《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1部分）。黑格爾的歷史進化觀表明，18世紀哲學家的簡單的唯物主義是不適當的，認為基督教和所有其他的宗教是一批騙子編造的是不夠的（恩格斯《布魯諾·鮑威爾和早期基督教》）。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寫道，需要分析使它們對人類必不可缺的人類狀況和關系。宗教是人的不完善的自我意識的表現，人不是抽象的個體，而是社會的人，或人類集體。它是對人的存在的歪曲，因為社會被歪曲了。用馬克思的最著名的話來說，它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是苦難群眾的鴉片或鎮痛劑。人們通向真正的幸福的道路，是要拋棄追求這種代用品的處境。馬克思還補充說，自我解放不只是吸引人的，人的天職在於擺脫使他不完善和受屈辱的一切，來發揮他的最大潛力。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4條）中抱怨說，宗教的自由主義批判者承認宗教的世俗基礎，但他沒有注意到只有改造社會，才能根除宗教。恩格斯在他的晚期著作（《費爾巴哈》第3部分）中寫道，費爾巴哈事實上並不希望消滅宗教，而只是想改造宗教，他把歷史看成是一系列宗教改革，而不是具有宗教附屬物的具體的社會變革。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在他們青年時代曾經對這種變革可能帶來光明的速度或圓滿程度過分樂觀。他們差不多相信，甚至資本主義形式的工業主義可能早在社會主義之前促使它塑造其生活的人們擺脫宗教幻想。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參看第1卷第1章B.[1]）中寫道，工業使一切關系商品化，竭力消滅宗教和道德，或是把它們變成赤裸裸的謊言（也許可以說它在一個半世紀以後在這方面有很大進展）。他們過於相信，宗教信仰可能不會控制工人階級，他們傾向於把工人階級設想得比現實中更是一塊tabularasa（白板）。他們認為，所有這種虛構的東西都無需加以論證而被經驗所驅散，而且新的無產階級決沒有受它們損害，或是說，現在早已擺脫它們。
　　輕信歷史的故紙堆的一個更為明顯的標記，是馬克思的早期論文《論猶太人問題》中的下列說法：如果猶太人能擺脫他們現在做生意的生活累贅，猶太教可能迅速衰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最後一節）中比較審慎地重覆了他的信念：宗教幻想的作用不過是掩蓋生產制度的不合理現象，一旦人們彼此建立合理的關系，使整個社會擺脫失調現象，就會歸於消滅。
　　馬克思在他的青年時代曾經最系統地探討過宗教；恩格斯反覆回到這一問題，也許他要擺脫宗教教育的副作用不是沒有痛苦的。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在他關於1524—1525年德國農民戰爭的著作中用了充分的篇幅來討論革命危機時期政治和宗教的相互作用。他論證說，在16和17世紀歐洲的所謂“宗教戰爭”中，以及在中世紀教會和異教的沖突中有待研究的真實情況是為了競爭物質利益而進行的階級鬥爭；而德國學術界只看到神學方面的爭論，也就是從表面上看待過去時代自身的幻想（第2章）。這也許看來是對宗教的純粹否定態度，但它承認這種可能性：在對官方信仰的反抗中產生的異端，是新的進步社會思潮所激起的。首先從宗教改革來看，就是如此。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最末一章中回顧了宗教問題，認為宗教是影響人類生活的力量的虛幻反映。首先是自然力量，產生種種神話，後來，社會秩序同樣是異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釋的。他考慮到一神教的單一的神，在它身上早期一切神的屬性集中起來，成為人類抽象觀念的人格化。他在《費爾巴哈》（第2部分）中重新探討了一神論的產生。這里，恩格斯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宗教概念似乎比任何其他概念離物質生活更遠，似乎是最充分脫離物質生活的概念；它不是直接來源於現代生活，而是從遙遠的過去借用的。他的答案是，任何“意識形態”要達到它的目的——用觀念來滿足我們而不顧現實——都必然是從長期為人珍惜的傳統材料中開展起來的。但宗教思想的變化是與社會條件和階級關系的變化相適應的。
　　東歐早期的社會主義者被廣大的農村人口所包圍，後者在俄國為一種特殊迷信的宗教狂深深滲透，這種宗教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為沙皇效忠的。沙俄帝國中形形色色的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派，促使情況覆雜化。看來，堅決與一切宗教作鬥爭，乃是進步的關鍵所在。因此，普列漢諾夫站在最嚴格的唯物主義的毫不妥協的立場上，並對他所謂18世紀哲學家著作中的唯物主義思想精髓表示欽佩；他完全讚同恩格斯早期的一句名言：宗教已經山窮水盡（參看《戰鬥的唯物主義》，德文版13、20頁）。但是，他的環境使他比較容易看出，宗教對於工人階級中還沒有充分的階級意識的級層仍然有強烈的倒退影響。他對1905年革命失敗後一些有名的進步分子滑向具有特別與盧那察爾斯基有聯系的“造神派”形式的產生於厭倦失望的神秘主義感到憤怒。
　　對於列寧，這更是一個嚴重關切的問題。恩格斯曾經警告不要做強制廢除宗教的蠢事，像巴黎公社的一些布朗基派成員曾經要做的那樣（“布朗基派公社流亡者的綱領”）。列寧表示同意，但他意識到，宗教的傳染病不限於涉及變節的知識分子，也可能在被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弄得暈頭轉向的一些工人中發現，因為這種自發勢力經常以無法預見的災難威脅他們。他曾經寫道（1909年5月26日），就國家來說，宗教應當是私人的事情；對於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它卻不可能如此，但這並不意味著，信徒要開除黨籍，如果他們同時也是bone fide（真心誠意的）社會主義者的話。無神論在黨綱中並沒有地位。既然宗教的控制以經濟力量的作用為基礎，工人階級不能依靠宣言，而只能依靠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來抵制宗教，而且這方面的一致比在天國事務上的一致更為重要（參看《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1913年斯大林的表述所強調的可能有某種差別，黨應當維護一切團體的信仰自由，但必須譴責一切宗教是進步的障礙（參看《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第6部分）。
　　當黨在俄國執政的時候，對這種障礙的感覺更加具體。布哈林在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對宗教采取了強硬的方針，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實踐方面。他並不考慮（而馬克思主義也許一直樂於這樣）有選擇地或格外地從人的個人處境出發，即個人對死和生的恐懼，在古代是對死者幽靈的恐懼出發而引申出宗教的主張（見“參考書目” ①，第172頁）。布哈林論證說，年青的革命的工人階級在世界觀上是唯物主義者，而衰朽的統治階級陷入宗教麻痹狀態，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同上，第58頁）。他嘲笑東正教的天國等級制度的聖米歇爾作為天使軍的主帥，和沙俄的官僚制度極為近似（同上，第176頁）。但是，必須積極地跟宗教作鬥爭，等待任何事物自行消滅是沒有意義的（同上，第180頁）。這不可避免地逐漸產生認為信徒對新秩序半心半意，不宜擔任負責職務的傾向。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宗教歷史的試驗性探討，不久被他們的後繼者，特別是考茨基在早期基督教歷史領域所繼承。其中潘涅庫克（見“參考書目” ⑥，第26—27頁）很注意資產階級對唯物主義即它上升時期的哲學的短暫熱情，它被法國大革命時期群眾不滿的迸發所嚇倒，又縮回到宗教，把它作為促使群眾安分守己的手段。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是他們的辯證的歷史觀所能解釋的，而舊有的簡單的唯物主義觀點卻不能。他們也進而回顧宗教以及像基督教這種特殊的宗教的起源。在他關於倫理學的演進的著作（1906年）的前一部分，考茨基像恩格斯一樣對一神論者的出現和從道德上解釋古老愛神崇揚的信條感到興趣。在史前史或人類學的這一領域，馬克思主義從此留下了一種明顯的標記。有人注意到，杜爾凱姆學派和它很有相同之處，但馬克思主義不是把社會結構看成一種現成的事實，而是從人和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的發展過程來思考的。同一評論者補充說，實際上兩個學派比它們的較為嚴格的準則承認宗教的演進有較多的獨立性（見“參考書目” ⑦，第19、21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歐洲以外世界的興趣不斷增長，考慮到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信仰。馬克思指出，東方的歷史經常具有宗教史的形式（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在一篇論述印度的文章（1853年6月10日）中，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富有啟發的論點，在印度，奢侈的財富同赤貧的毗鄰，在印度教中是以“縱欲享樂”和“自我折磨的禁欲主義”的混合反映出來的。他還指出，對自然界的無可奈何的依賴可能表現為對自然神或動物的崇拜。後來，馬克思主義者對其他宗教，特別是對伊斯蘭教發生興趣。
　　歐洲以外的一些地區多年來已有他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者考察它們的史料。在印度，這些馬克思主義者經常被吸引去研究古代，研究婆羅門教和佛教。對傳統觀念的徹底否定使科薩姆比（見“參考書目” ④，第17頁）譴責該國深受愛戴和具有廣泛影響的經典（Gita）具有“似乎調和不可調和的東西的巧妙”以及“難以捉摸的機會主義”。恰托帕迪雅強調說（見“參考書目” ②），強大的唯物主義傳統是全盛時期的印度思想的一部分，認為耆那教和佛教起初都是無神論哲學，隨著時間的推移，才充滿在印度比比皆是的迷信。後來原可指望有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但對立宗教團體之間的緊張關系使這一點成為棘手的事情。必須承認，印度共產黨人在1947年印巴分治以前，和同樣的非宗教主義者尼赫魯一樣，並不理解宗教仇恨的巨大破壞力。在中國，進行探索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郭沫若把古代的祀祖同私有制的產生相聯系，而把對最高的神的崇拜同需要神靈保佑的中央政權的產生相聯系（見“參考書目” ③，第150、156頁）。的確可以認為，像馬克思在他學術生涯開始時一樣，馬克思主義把對宗教的歷史探討看作它的最引人入勝的任務之一。




參考書目

① 尼·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1921），1925年英文版。
② 德比普拉沙德·恰托帕迪雅：《印度的無神論──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1969年英文版。
③ 亞里夫·狄利克：《革命和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1978年英文版。
④ D.．D．科薩姆比：《神話和現實──印度文化形成的研究》，1962年英文版。
⑤ 弗·伊·列寧：《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1909年5月26日），1963年英文版。
⑥ 安東·潘涅庫克：《作為哲學家的列寧》（1938），1948年英文版。
⑦ 羅蘭·羅伯遜：《宗教的社會學解釋》，1972年英文版。
⑧ 馬丁·塞里格：《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1977年英文版。
⑨ 喬治·湯姆遜：《埃斯庫羅斯和雅典──戲劇的社會起源研究》，1941年英文版。


倫納，卡爾

　　1870年12月14日生於摩拉維亞地區的下坦諾維茨，1950年12月31日在維也納逝世。
　　倫納中學畢業以後，投身軍隊，以便維持生活，直到他能繼續學習，後來他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律。在學生時代，就卷入了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活動，參加了1893年第一次五一節遊行示威。他在軍隊服役使他熟悉了奧匈帝國的許許多多民族，激起了他對民族問題的強烈興趣。他的一些最早的著作就是論述民族問題的。他對法律的研究主要是在法學理論和法律的社會學方面。他論述法律的社會職能的一部著作（見“參考書目” ③）是這一領域的最早的一部馬克思主義研究作品，而且始終是一部經典著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以後，倫納開始被認為是與領導占優勢的左翼的奧托·鮑威爾相對立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比較富有改良主義色彩的右翼領袖。從1916年起，他發表了一系列論述“馬克思主義問題”的文章，特別關心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考慮國家對經濟的大規模幹預）和階級理論（論述“新的中等階級”或他所謂“服務階級”問題）。1918年他擔任奧地利共和國的第一任首相（後來擔任總統），1945年再次出任第二共和國總統（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雅克·漢納克：《卡爾·倫納和他的時代》，1965年德文版。
② 卡爾·倫納：《奧地利各民族為建立國家而奮鬥》，1902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私法制度及其社會職能》（1904），1929年修訂，194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問題》，載《鬥爭》1916年德文版第IX卷。

傑瑞米柯賓

地租

　　參看土地所有權和地租條目。


再生產

　　“不管生產過程的社會形式怎樣，它必須是連續不斷的，或者說，它必須周而覆始地經過同樣一些階段。一個社會不能停止消費，同樣，它也不能停止生產。因此，每一個社會生產過程，從經常的聯系和它不斷更新來看，同時也就是再生產過程”（《資本論》第1卷，第621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因此，再生產包括生產和創造條件使生產能連續進行。但是，這種“條件”的範圍和它們同生產方式的關系，近幾年來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引起關於再生產的意義的重大爭論。一方面，有人主張，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所必不可缺的過程，應當包括在經濟基礎中，因此不言而喻構成生產方式本身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有人爭論說，再生產依賴處於生產方式之外的過程，這種過程的相對獨立性使得任何生產方式的再生產產生問題，具有條件，因此是階級鬥爭的可能對象。
　　馬克思對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解釋（參看再生產公式條目），傾向於集中在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本身即資本主義下的剝削關系的再生產方面。既然任何生產方式應能繼續存在，如果它要代表一個歷史時代的話，容許生產進行的那些條件也應當容許它們再生產。但是，從再生產的考慮出發，便把生產關系放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樣，甚至簡單再生產（全部剩余價值被資本家階級所耗費而不是積累），雖然它是生產過程的不斷重覆，但卻能使簡單的生產循環的某些造成錯誤印象的特點消失，並促使資本同整個工人階級之間的關系的剝削性質明顯起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重覆造成的不斷榨取剩余價值這一情況，使資本（盡管是原來就有的）終於完全由積累的剩余價值構成。從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這一特點，馬克思得出下列結論：“工人本身不斷地把客觀財富當作資本，當作同他相異化的、統治他和剝削他的權力來生產”（同上，第1卷，第626頁）。這一論斷對於每一單個工人，對於每一單個資本循環，嚴格地說並不適用，它適用於整個工人階級。
　　但馬克思很清楚，不僅勞動創造資本，而且正如這段文章接著說的“資本家同樣不斷地把勞動力當作主觀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實現的資料相分離的、抽象的、只存在於工人身體中的財富源泉來生產，一句話，就是把工人當作雇傭工人來生產”（同上，第626—627頁）。
　　這里，所指的是雇傭勞動者即出賣勞動力的人同資本家“生產”的資本對立的關系。而且這種情況也是由關於反覆的生產循環而不是單個的生產循環的考慮來闡明的。因為工人們必須花掉在一個生產階段末尾領取的工資來恢覆他們現在已耗盡的勞動力。因此，他們像過去一樣在相同的情況下被再生產，脫離生產資料，而只有“主觀的財富源泉”即他們的勞動力可供出售。
　　這樣，就要把資本和勞動力的再生產放在一起進行考察：“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聯系起來考察，或作為再生產過程來考察，它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余價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傭工人”（同上，第634頁）。
　　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以及以後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擴大了關於再生產的概念，使其包括生產過程本身之外，而又被視為一種生產方式的繼續存在所必需的那些過程。馬克思曾經提供一個例子，說明為了保證“它的”勞動力的再生產，資本怎樣在失業高潮中用政治手段防止技術工人移居外國（參看人口條目）。而且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中，他說到“社會再生產”過程，生產被認為只是其中一個因素。但是，作為他對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探討的一部分的這段話，相當含糊，沒有說明為了實現社會再生產需要再生產什麽過程。 以此為焦點，關於生產方式的基本過程（沒有這種過程的再生產，它就會停止存在）以及關於必須有哪些（可能有的）其他過程促使這種再生產順利實現，展開了爭論。
　　這兩種類型的過程的區分，可以看作是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區分的深入；這里，“上層建築”因素是實際上為“基礎”的再生產必不可缺的因素，但在定義上並不是“基礎”的一部分。這樣，上層建築因素可以具有不同形式而不改變生產方式，但是這些形式會被保證基本過程的再生產需要所限制。舉例來說，論證個人交換和擁有財產的自由的意識形態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不可缺的延續，但不是它的僅以經濟關系作依據的定義的一部分，還有其他意識形態過程，例如“階級合作主義”的過程往往也可能發生。不難看到，這種再生產觀點很難免被指責為機能主義，因為它看起來好像生產方式只是為了再生產自身而存在，如果它們需要求助於其他非經濟過程的手段，後者將自動地執行它們的目的論的職責（見“參考書目” ②、 ④）。
　　巴里巴爾的表述很難逃避這種指責，雖然它的確包含變化的可能性（見“參考書目” ①）。在他看來，存在三種情況或實踐，即經濟的、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情況或實踐，所有三者都要再生產，以便使結構的總體即生產方式能夠再生產。這種看法的確承認每個層次如何再生產是具有變通辦法和相對獨立性的，但由於各個層次保持穩定，變通的可能性便產生於經濟層次的矛盾。有一種情況可能是由多元決定的，那就是牽涉到一個以上的層次的矛盾，但是如果要出現根本變化的話，這些矛盾必須包括經濟矛盾以作為最終的決定因素。可見，對於阿爾都塞和巴里巴爾來說，再生產和矛盾發生在不同的結構層次上。前者產生於整個生產方式的作用，後者可能發生在特定實踐的層次，其中經濟實踐是關鍵性的。
　　阿爾都塞的後繼者對此有所發展，他們對這種再生產概念有所批判，首先是用一定生產關系可能起作用的存在條件的觀念來代替它（見“參考書目” ⑥），後來又在這一公式內把生產關系從這樣一個“特權”地位降下來，擴大發生社會再生產的領域而且拒絕給它們以任何明確的界限（見“參考書目” ⑤、 ③）。
　　女權主義者（參看女權運動條目）批判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觀點，認為它忽視了人民和他們的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的許多內容，從而漏掉社會再生產的一個決定性的組成部分。這發生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日常的和接代意義上的勞動力的再生產方面，其次是人類或生物的再生產方面，承認人民不只是勞動力的潛在的供給者，使後者有別於前者。關於前者，關於家務勞動的著作已經證明，工資如何轉化為勞動力不只是一個消費過程，因為勞動力並不產生於貨幣的直接耗費，而牽涉到勞動和使用價值的生產，二者都發生在為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所必不可少的生產關系下，但卻在作為資本的雇傭勞動這種關系上有所區別。
　　但是，勞動力的再生產也是一個世代相傳的過程，也應當（再）生產新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者與生產資料脫離，嬰兒的生產過程是與使用價值的生產過程相脫離的。這種脫離的意義成為爭論的問題，究竟人民的再生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本來是無法預先知道的（見“參考書目” ⑦），還是具有它自己的涉及對婦女作為生物學上的再生產者的控制關系（不同於她們作為生產者服從的關系）的運動規律的一種勞動過程（見“參考書目” ④）。
　　對人的再生產本身的考慮，促使某些作者認為，任何社會都應當有與它的生產方式銜接的或相應的一種在歷史上特定的再生產方式（例如，魯賓談到一種“性的政治經濟學”，見“參考書目” ⑧）。的確，恩格斯同樣在他的一段經常被引證的話中提到：“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頁）。
　　但他在他關於家庭形式的發展的論述中沒有認真對待他自己的規定，而認為這些再生產形式完全從屬於生產形式。
　　另一些人也許認為，這種區分是一個錯誤，一種拜物教，采用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再生產形式特有的而不是作為超歷史的二元性的範疇（見“參考書目” ④）。既然性的差別關系到人類再生產的不同的潛在作用，那麽，要想把對性的區別的理解和表現性的差別的社會形式，同對生產關系產生的階級差別理解結合在一起，只有通過承認下列論點才能達到，即再生產和生產之間、人類的生產和物的生產之間的區分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形式，因而也是會起變化的。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做到把女權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目的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分析。




參考書目

① L．阿爾都塞和E．巴里巴爾：《閱讀〈資本論〉》，1970年英文版。
② S．克拉克等：《單向度的馬克思主義》，1980年英文版。
③ A．卡特勒等：《馬克思的〈資本論〉和當代的資本主義》，1977年英文版。
④ F．埃德霍爾姆、O．哈里斯和K．楊：《不斷概念化的婦女》，1977年英文版。
⑤ J．弗里德曼：《馬克思主義關於總的再生產的理論和體系》，1976年英文版。
⑥ B．欣德斯和P．赫斯特：《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1977年英文版。
⑦ B．奧勞格林：《生產和再生產──米雅蘇的〈婦女、糧倉、和資本〉》，1977年英文版。
⑧ G．魯賓：《婦女的買賣》，載賴特編《論婦女的人類學》，1975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再生產公式

　　在《資本論》第2卷第18至21章中，馬克思研究了社會總資本不同部分的再生產，這不僅是價值量的再生產，同時也是物質的再生產；這兩種再生產的關系在公式中被加以研究。馬克思把社會生產分為兩大部類：（1）生產資料的生產；（2）消費資料的生產。結果，社會資本的運動是在它只包括兩種資本的假定下被加以分析的。這種必要的抽象使下列一點很明顯：既然它們是一種不可缺少的基礎，那麽這種再生產公式不足以分析許多單個的資本的相互作用，這種探討屬於競爭理論的更為具體的分析方面。馬克思把再生產分為兩種類型：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簡單再生產意味著，全部剩余價值被資本家非生產地所消費（那就是說，完全被用來購買消費品）；擴大再生產意味著積累，全部剩余價值的一定份額被用來購買追加資本，可變的和不變的，以便擴大現有生產規模。
　　馬克思把他對再生產的研究建立在一些假設的基礎之上，但並不是所有這些假設都是嚴格必需的：（1）固定的和同等的資本有機構成（C/V）和剩余價值率（S/V）；（2）商品是按它們的價值交換的；（3）固定的生產率；（4）資本家擁有無限的後備勞動力。現在，我們用1和2分別表示生產，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兩大生產部類，於是得出C1+V1+S1=W1和C+V2+S2=W2，而C= C1+C2，V= V1+V2，S= S1+S2這些社會總額。
　　按照保·斯威齊的說法（見“參考書目” ⑥），在簡單再生產中，既然S是被資本家全部消耗掉而不是積累起來，那麽，用掉的不變資本應當相當於生產資料部類的產量，而資本家和工人共同的消費量,則應當相當於生活資料部類的產量。這就是說，

　　C1+C2= C1+V1+S1
　　V1+ S1+V2 +S2= C2+V2+S2

　　消掉第一方程式兩邊的C1，和第二方程式兩邊的V2+S2，將要看到，二者簡化為下列簡單的方程式：

　　C2= V1+S1

　　那麽，這可以說是簡單再生產的基本條件。它扼要地表明，在消費資料部類中用掉的不變資本的價值，應當相當於從事生產生產資料的工人和資本家所消費的物品的價值。如果這個條件得到滿足，生產規模就會年覆一年保持不變（見“參考書目” ⑥，第76—77頁）。
　　這個方程式表達了為了社會總資本在相同的規模上再生產必須得到滿足的一個條件。
　　談到擴大再生產，情況就較為覆雜了，因為我們現在必須把用於資本積累的那一部分剩余價值（△C+△V）列入兩個部類生產的公式。如果我們設想，作為第一個前提，全部剩余價值都轉化為資本（最大擴大再生產），那麽，每個部類把它自己的剩余價值完全用於積累，也就是說S1= △C1+△V1 ，S2= △C2+△V2 ，於是，

　　C1+V1+ △C1＋△V1=W1
　　C2+V2+ △C2＋△V2=W2

　　既然兩個有機構成C1/V1 和C2/V2被認為固定的，△C1 /△V1和△C2/△V2這兩個比值也應當是固定的，所以剩余價值的固定比例將轉化為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讓我們假設這兩個比例分別為Kv+KC（顯然，Kv+KC=1）。於是，上面兩方程式現在成為：

　　C1+V1+ KcS 1 +KvS1=W1
　　C2+V2+ KcS 2 +KvS2=W2

　　投放到市場上交換的新價值量現在是什麽呢？既然全部S被積累起來，第一部類應當出售V1和KvS1這些量，而消費C1和KcS 1 這些量（都是生產資料），第二部類則把C2和KcS 2 這些量投放市場，而消費V2和KvS2（都是消費資料）。這樣，如果擴大再生產以最大規模進行（即資本家以他們的全部利潤投資），表示兩大部類的關系的方程式如下：

　　V1+Kv S 1= C2 + KcS 2

　　我們現在要把以剩余價值全部積累的前提改變一下，讓資本家消費他們自己的一部分利潤。資本家所消費的剩余價值的比例現在在方程式中有它的地位，所以（Kc+Kv）<1。新的方程式是：

　　C1+V1+ KcS 1 +KvS1+（1－Kc－Kv）S 1= W1
　　C2+V2+ KcS 2 +KvS2+（1－Kc－Kv）S 2= W2

　　從上面的方程式中不難導出擴大再生產的基本交換關系：

　　V1 +KvS1+（1－ Kc－Kv）S 1= C2+ KcS 2，簡化為
　　V1+S1（1－Kc）= C2+ KcS 2

　　既然承認資本家消費一部分剩余價值，再沒有理由假設兩大部類有相同的積累比值Kv和Kc。那麽我們可以把Kc分為Kc 1和Kc 2 ，把Kv分為Kv1 和Kv2 。這時，基本交換關系成為：V1+S1（1－Kc1）= C2+ Kc2S 2。上面這個方程式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表明了馬克思對再生產過程的分析的重大成果；再生產本身不容許任意選擇兩個積累比值Kc1 和Kc2。這兩個比值應當相適應，否則再生產過程會受到阻礙。
　　擴大再生產的這個基本關系表明，社會總資本怎樣能脫離任何市場需要和有效需求問題而增長。這種可能性可以被擴大適用於固定資本的情況，更為重要的是，也可能引進生產率的增加和資本的有機構成和剩余價值率的改變。就這些改變來說，一切主要變數成為時間的函數，使得平衡條件更加嚴格得多（關於固定資本的再生產問題見“參考書目” ②）。
　　有一些理論家認為，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有些像凱恩斯的有效需求論，因為後者也是建立在把社會產品區分為I（資本貨物）和C（消費品）的基礎上。但這是掩蓋了深刻分歧的純粹表面的相似。凱恩斯集中注意需求方面，而不研究再生產的條件，兩大部類保持平衡的條件，而且他並不考慮消耗掉的不變資本的必要的再生產（按亞當·斯密的傳統）。最後，可以看出，無論凱恩斯對國家的分析（國家據有的價值似乎產生於生產過程以外）或他對於由於消費傾向的下降而出現的長期蕭條的探討，同馬克思對再生產和積累的分析都是不相容的（不同的觀點見“參考書目” ⑦，關於對這種態度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①，並參看凱恩斯和馬克思條目）。
　　長期以來，許多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參加了這個公式的討論，其中有盧森堡、希法亭、鮑威爾、列寧、格羅斯曼和羅斯多爾斯基。羅斯多爾斯基準確地概括了全部爭論（1980年）。他指出，再生產公式不過是種種單一的資本的具體的相互作用的第一位近似值，其視野只是表明在資本再生產中價值和使用價值的關系。然而，羅斯多爾斯基補充了下列未經證實的意見：不可能把生產率、有機構成和剩余價值率的變化列入公式。
　　對研究再生產的兩項最重要的貢獻來自盧森堡和希法亭。盧森堡從兩方面批評了馬克思的公式（見“參考書目” ④）。首先，她認為，公式中缺少生產黃金的第三部類，是一個錯誤，黃金這種產品起貨幣作用，既非生產資料，也非消費品，而是單純的流通手段。因此，她提出區分三個部類的新公式，第三部類生產每年流通過程中所消耗的數量的黃金。但是，還存在一種缺憾；必要的交換不能以這種方式進行，因為它們需要現有的全部黃金，而不只是上年度所生產的黃金數量。黃金的生產和消耗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所謂faux frais（意外開支），因此，馬克思把黃金的生產連同其他金屬列入第一部類，被看成貨幣的黃金對於社會資本的再生產沒有直接的作用。更有意思的是盧森堡的第二點批評──關於有效需求的批評。她指出，在馬克思所提供的數字例子中，第二部類的積累速度似乎根據第一部類積累的需要任意變化，而不可能看到使社會剩余價值得以實現的不斷增長的需求的根源。在盧森堡看來，這個公式應當顯示這種需求的不足；額外的有效需求必須產生於公式之外，也就是說，產生於資本主義制度之外，所以，資本家迫不得已不斷地在非資本主義世界尋找新的市場。然而，她也無法解釋非資本主義世界對兩大部類商品提供的交換價值的來源。把馬克思的簡單的數字例子概括一下，不難看到，不斷增長的需求產生於兩大部類本身內部，這是與實踐中的再生產過程的平穩發展無關的。
　　希法亭（1910年）曾經企圖利用這個公式來解釋危機現象（見“參考書目” ③）。他論證說，資本再生產的關鍵是怎樣保證兩大部類之間的平衡增長，這實際上只有通過價格調整的不斷過程來實現。這只可能是暫時的；既然通常有機構成較高的第一部類的投資要多得多，整個過程必然經常發生積累的中斷，以便恢覆被破壞的平衡狀況。希法亭觀點中不清楚的地方是，作為資本積累的不同數值的後果，從而必然引起第一和第二部類產品失調的機制。




參考書目

① C．貝特爾海姆：《凱恩斯和馬克思著作中的國民收入、儲蓄和投資》，1948年英文版。
② J．格洛姆鮑夫斯基：《擴大平衡再生產和固定資本》，1976年英文版。
③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
④ 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913），1951年英文版。
⑤ R．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⑥ 保·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1942年英文版。
⑦ 都留重人：《凱恩斯與馬克思──總體方法論》（1954），載D．霍羅維茨編《馬克思與現代經濟學》，1968年英文版。


勞動後備軍

　　存在一大群失業的和半失業的勞動者，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特征，這是直接由資本積累本身產生和再產生的。馬克思稱這一大群為勞動後備軍或產業後備軍。資本的積累意味著資本的增長。但這也意味著競爭迫使資本家去采取新的、大規模的、更加機械化的生產方法。資本的增長增加了對勞動的需求，但機械化以機器代替工人，這樣就縮減了對勞動的需求。因此，對勞動的凈需求以這兩個因素的力量對比為轉移，正是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維持著勞動後備軍。當就業因素能夠在較長時間內大於勞力代替因素以致使後備軍人源枯竭，從而引起勞動力的短缺和工資的上漲，這種情況就會自動促使代替因素對就業因素占上風。因為工資的上漲延緩了資本的增長，進而延緩了就業的增長，再加上勞動力短缺，這就會加速機械化的步調，從而也加速代替的步調。這樣，資本的積累自動補充了勞動後備軍（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參考書目” ②第63—64頁）。此外，勞動力從嚴重失業地區的輸入和資本向低工資地區流動，二者都有助於重新建立資本同一種相對過剩的人口之間的“正常”關系。
　　不論它的歷史界限如何，資本主義制度一直產生著和維持著一支後備軍。現代資本主義遍及全世界，它的後備軍也是一樣。第三世界的饑餓群眾、工業化國家輸入隨後又逐出 “外籍工人”以及資本流向低工資地區，就是這一事實的表現。




參考書目

① 悉尼·H·庫恩茲：《人口理論和經濟解釋》，1957年英文版。
② E．曼德爾：《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介紹》，1976年英文版。


修正主義

　　修正主義可以作狹義的理解，也可以作廣義的理解。從它的最廣泛的意義上說，它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不可分，因為後者要以“通過人類的基本特征即勞動而自我創造”（見“參考書目” ⑤，第14頁）的社會本體論為依據，同時以一種認為從事認識的主體在分析和行動上跟被認識的客體處於辯證關系之中的認識論為依據（參看辯證法、認識論條目）。由於原作者的身份而不受修正的世代相襲的僵化真理，是同這樣一種學術和政治實踐的傳統完全不相容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特別是如此，這種制度把不斷的改變經常化，並在無產階級身上造成它自身毀滅的動因的獨特傾向，這意味著，無論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是與它相聯系的政治實踐都不會萎縮為一整套沒有時間性的公理。因此，1883年以來，不斷改變的階級結構的迫切需要以及馬克思本人含糊的思想遺產，已使每一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不知不覺地成為修正主義者。列寧修正過馬克思。盧森堡、托洛茨基和毛也是一樣。甚至恩格斯也被那些認為他對馬克思的著作的解釋是不革命的政治蛻化的理論根源的人們（見“參考書目” ③、 ⑨），譴責為“第一個修正主義者”。
　　然而，這又提醒我們，修正主義是很少如此廣泛的、如此正面地來理解的。相反，後來馬克思主義者變得善於使他們自己的創新合法化，否認自己的創新，相反，認為它們直接來源於馬克思自己的著作，馬克思主義便奉為經典，而修正主義則具有狹窄的、消極的、變化的含義。在1914年以前，從這個詞的最初的一般用法來說，修正主義是“這樣一些作者和政治人物”的同義語，“他們雖然從馬克思主義前提出發，但逐漸懷疑這個學說的不同因素，特別是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可避免的預言”（見“參考書目” ⑦，第2卷第98頁）。在1945年以後，相反，修正主義成了一些共產黨用來批評其他共產黨的實踐、並用以詆毀對它們自己的政策、綱領或學說進行批評的人們的攻擊之詞。區分關於修正主義的爭論的這兩個階段是很重要的，主要因為在第一個階段，這個詞被用來針對興起的保守主義思潮，維護歐洲工人運動中的革命浪潮，而在第二個階段，它經常被用來針對願意回到一種比較獨立、有時甚至是革命的道路上來的批評者而為不同類型的保守主義進行辯護。然而，在每一個時期，這個詞都被用來表示這樣一個意義：與“科學的社會主義”（1917年以前是馬克思自己的，以後是布爾什維克的正統觀念）中包含的“真理”背離，隨之有改良主義政治實踐的危險，這種實踐只可能改革或鞏固資本主義（參看改良主義條目）。
　　當然，這種改良主義危險促使19世紀90年代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羅莎·盧森堡在關於修正主義的第一次大辯論中批評愛德華·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想要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嚴格具有決定論性質的馬克思主義（參看決定論條目），即認為資本主義危機、階級分化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可避免。伯恩施坦向支持這種論斷的哲學挑戰，傾向一種新康德主義（參看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條目），認為社會主義是合乎需要的，但卻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也向這種論斷造成的政治策略挑戰，這個策略是拒絕與自由的中間階級和農民結成議會聯盟，他卻認為這個聯盟對於資本主義和平的和逐漸的民主的改造至關重要。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預言，他提出他的有名的另一種說法：“農民不會墮落；中間階級不會消失；危機不會變本加厲；窮困和奴役不會增加”，相反地，社會主義者應當在下列比較現實的前提下建立徹底的聯合：“生活無保障、依賴關系、社會距離、生產的社會性、私有主的無所事事，幾乎種種現象有增無已”（轉引自“參考書目” ④，第250頁）。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論述的這種修正，1903年正式被德國社會民主黨所否定，但它終於在20世紀20年代導致該黨在魏瑪時期的德國的更加溫和政策。
　　這個詞後來的用法具有不同的側重點和根源，它主要用來誹謗對斯大林主義的正統觀念進行挑戰的人們。1948年以後，鐵托的南斯拉夫被蘇共譴責為修正主義，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的曠日持久的中蘇論戰中，每方經常譴責對方為修正主義。蘇聯領導人經常譴責東歐富有戰鬥精神的人們通過緩和高度官僚化的共產黨的政治壟斷促使社會主義人道化的反覆的和大膽地嘗試為修正主義；最近某些歐洲共產主義者（參看歐洲共產主義條目）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尋找通向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嘗試，同樣被西歐共產黨和莫斯科的比較正統的同志譴責為修正主義。
　　最後，應當指出，修正主義也是1917年以後執行伯恩施坦路線的各國社會民主黨（參看社會民主黨條目）的一個特征。許多這樣的黨對1948年以後持久的資本主義繁榮的反應是，刪改從它們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歷保留下來的學說和綱領的內容，（就是沒有這種經歷的英國黨而言，則是刪改從艾德禮時期遺留下來的社會主義輿論）。新的一代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者宣布資本主義要由一種混合經濟所取代，不再需要進一步的國有化，給社會黨留下的任務只是在凱恩斯的論點的範圍內追求更多的社會平等。這種修正主義的失敗在於無法應付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卷土重來，這促使許多左翼社會民主黨人采取與歐洲共產主義的某些立場類似的激進政策；這樣，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修正主義以及社會民主黨內一種很不相同的修正主義的失敗，開始形成19世紀90年代最初關於修正主義的爭論就已引起的西歐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分裂。




參考書目

① 愛德華·伯恩施坦：《進化的社會主義》（1899），1961年英文版。
② A．克羅斯蘭：《社會主義的前途》，1956年英文版。
③ C．F．埃利奧特：《Quis Custodet sactodet Sacra? (誰維護神聖事物?)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問題》,載《思想史雜志》英文版1967年第28期。
④ P．蓋伊：《民主社會主義的窘境──愛德華·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的挑戰》，1952年英文版。
⑤ C．C．古爾德：《馬克思的社會本體論》，1978年英文版。
⑥ S．黑塞勒：《蓋茨克爾分子──英國工黨中的修正主義》，1969年英文版。
⑦ 列塞克·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
⑧ L．拉比茲：《修正主義》，1962年英文版。
⑨ N．萊文：《悲劇性的騙局──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1975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