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词典

傑瑞米柯賓

伊斯蘭教

　　一般說來，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伊斯蘭教的起源及其歷史作用沒有發表什麽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伊斯蘭教的評論是一種令人難以捉摸的提示，同時也不完整。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一封探討亞細亞社會性質的信中所提出的主要問題，一直還沒有找到恰當的答案，那就是：為什麽東方的歷史總是表現為宗教的歷史？恩格斯在為《新時代》寫的一篇關於早期基督教的歷史的文章中，則比較具體地抓住了伊斯蘭教社會結構的一個主要過程，即在遊牧文化和定居文化之間的政治動搖。恩格斯在對伊斯蘭教所作的一個評論中重覆了伊本·喀爾登的有關部族權貴循環交替的理論，認為伊斯蘭教是一種適應阿刺伯市民和遊牧的貝都英人兩者的需要的宗教，他指出：“而這里就存在著周期性沖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來了，他們沈湎於奢華的生活，對遵守‘律條’滿不在乎。生活貧困並因此而保持著嚴峻習俗的貝都英人，則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來看待那些財富和享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頁）。
　　貧苦的遊牧民經常團結在一位先知的背後去排斥那些頹廢的市民，去改革道德風尚和恢覆原始的信念。經過幾代以後，循規蹈矩的貝都英人本身在道德上成為個人主義者，並且對於遵守宗教教規變得滿不在乎。於是，又一位救世主在沙漠上出現，把城鎮打掃幹凈。這樣的政治統治的周期不斷重覆。然而，政治領導權的經常變換並不相應地帶來社會經濟基礎的任何根本性的改造，這種基礎始終保持明顯的停滯性（參看亞細亞社會條目）。
　　恩格斯把伊斯蘭教中許多救世運動和教派運動解釋為遊牧民和市民之間持續不斷的沖突的表現，這就有可能把伊斯蘭教本身看作是不定居的遊牧生活和已形成定居的社會之間矛盾融合的結果。伊斯蘭教始於伊斯蘭紀元（根據先知從麥加遷到麥地那來確定），即公元前622年。它應當作為阿刺伯半島各貿易中心的商業文化的一部分來理解。鑒於一些社會科學家，如麥克斯·維貝爾，已經把伊斯蘭教作為“武士的宗教”來看待，那麽不妨把伊斯蘭教主要看作是城市權貴的宗教，這些權貴們享有通過麥加（該地在17世紀主宰著阿刺伯經濟）來擴展貿易的經濟收益。把市民的虔誠和部族的美德兩者混合在一起的伊斯蘭教，為政治統一提供了一種新的原則，這種政治統一是奠定在信仰而不是殺戮的基礎上，它是圍繞著對一位先知的忠誠和對普遍美德的篤守來進行組織的。在把各個分裂成性的部族統一在一個由城市的商業所領導的宗教團體之內的同時，伊斯蘭教對貿易實行保護，並且成為一種具有獨特的活力的政治力量。在先知穆罕默德於632年逝世以後，這個新的宗教很快就在中東和北非建立起自己的統治地位，盡管它在政治繼承權的問題上分裂成為兩派：即阿里的追隨者什葉派和“正統哈里發”的支持者遜尼派。
　　伊斯蘭教社會的擴張可以看作是城市的商業權貴和貝都英遊牧民的武士實行融合的結果，這種擴張所取得的早期成就，部分是由於周圍帝國（薩珊帝國和拜占廷帝國）的衰弱，部分是由於伊斯蘭教對受它保護並依附於它的基督教部族和猶太教部族實行一種庇護制度（通過所謂的“小米制度”）。因此，伊斯蘭教的征服對於該教信仰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形態內的社會結構，並不起瓦解的作用。伊斯蘭教是隨著一系列教產世襲帝國的建立而傳播起來，這些帝國具有下列的結構性的特征：（1）土地所有制由國家掌握，土地作為非世襲的俸地分配給地主，除了這種俸地所有制外，還有屬於部族的和教會的財產（即臥各夫）；（2）在國家官僚制度中增加了奴隸這一層次，而一支奴隸大軍的發展，在貴族即擁有俸地的騎士和一般市民之間起了社會緩沖器的作用；（3）城市文化和宗教虔誠的形成，是由商人階級和宗教領袖（烏里瑪）的利益和生活方式決定的，這在北非和中東比較發達的社會尤其如此。商人階級的財富源自於內陸的奢侈品貿易，而宗教領袖所掌握的教法（沙里亞）則有利於他們在社會上居於優越的地位。在伊斯蘭教社會分裂為三個帝國（薩非、帖木兒和奧托曼）之前，即在這個社會擴展和鞏固的階段（700—1500年），除了以奢侈品（香料、絲綢、香水、珠寶等）為基礎的商業財富外，造紙、紡織、地毯、制革和陶瓷等行業都得到迅速的發展，盡管在13世紀和14世紀期間由於蒙古人的入侵曾造成經濟發展的停滯。特別是當時信奉伊斯蘭教的西班牙，成為農業發展、造船業、采礦業和紡織業的巨大中心。由於征服、擴張和手工業發展而形成的經濟上的盈余，則通過皇室對科學、醫藥和藝術進行讚助的方式，為一種深奧而又合理的宮廷文化奠定了基礎。這樣一來，伊斯蘭教便成為希臘哲學和科學的創造性的媒介，而希臘的哲學和科學則又通過伊斯蘭教的西班牙為文藝覆興提供了思想基礎。
　　伊斯蘭教的社會缺乏它本身所固有的資本主義發展，這對於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來說，是一個主要的問題。認為穆斯林的信仰、伊斯蘭教神學的宿命論或是反對高利貸的法律準則阻礙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這種看法已經被馬克思主義者所否定。例如，羅丁遜曾論證在《古蘭經》（神的誦文）和遜奈（先知的正統教規）中有關經濟行為的規定並不妨礙經濟的發展；相反，一種資本主義成份還確實在伊斯蘭教社會中得到發展，其發展情況與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大體相同。然而，這種成份的擴大受到以下三個因素的限制：（1）自供自給的地方鄉村經濟；（2）國家在行會系統、貿易關系以及土地占有中所居的支配地位；（3）隨著遊牧部落的入侵而引起的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的停滯（見“參考書目” ⑥）。羅丁遜這種論斷有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把貿易和商業資本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劃上等號。在伊斯蘭教社會，作為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的內陸貿易，是控制在一個商人小集團的手里，而這個集團對於當地的生產和分配幾乎不起任何作用。盡管農村的剩余產品通過稅收的機制而歸城市居民所支配，但是在城鄉之間的經濟往來是不發達的，原因是農民的需求在當地就可以得到滿足。貿易在伊斯蘭社會中所起的作用證實了馬克思的一個論斷，即當貿易在對歐洲的傳統經濟關系進行瓦解時，它的腐蝕後果則決定於進行貿易的生產社會的本質。因此，亞洲的古代社會是難以受到這樣內陸貿易的幹擾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預期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會消除宗教的信仰和特征，然而迄今為止伊斯蘭教卻證明它對於向資本主義轉化的世俗化影響具有高度的抵抗力。這種作為伊斯蘭教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反應結果的自我調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里，出現了一個廣泛的宗教改革運動，其目的在於制止農村的跟蘇非派有關的神秘教義和尊奉諸聖的活動。這時候重新表現出對經文、《古蘭經》的正統性以及簡樸祭儀的重視；城市的注重經文的虔誠被附加在農村的群眾性宗教虔誠之上。經過改革的伊斯蘭教，既表現為對《古蘭經》傳統的恢覆，又反映出使伊斯蘭教跟現代工業的世俗社會並行不悖的一種企圖。在第二個階段中，伊斯蘭教采取了一種民粹派的反殖民主義的戰鬥立場，在這里，烏里瑪是以城市貧民、失業青年和對現實不滿的學生的代表者的身份出現。由於清真寺、馬德拉沙（宗教學校）以及烏里瑪都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因此，具有清規戒律和戰鬥性的伊斯蘭教，可能會成為反對亞洲和非洲的附庸制度的主要力量源泉。




參考書目

① E.阿施特爾：《中世紀近東社會經濟史》，1976年英文版。
② 尼內斯特·蓋爾勒：《穆斯林社會》，1981年英文版。
③ 馬賽爾·G.S.霍格遜：《伊斯蘭教的進取》，1974年英文版。
④ 莫里斯·隆巴德：《伊斯蘭教的黃金時代》，1975年英文版。
⑤ 麥克西姆·羅丁遜：《穆罕默德》，197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伊斯蘭教和資本主義》，1974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和穆斯林世界》，1979年英文版。
⑧ 布菜恩·S·特納：《維貝爾和伊斯蘭教——一種批判性的研究》，1974年英文版。

饒勒斯，讓

　　1859年9月3日生於卡斯特爾（朗格多克），1914年7月31日在巴黎遇刺身亡。
　　饒勒斯出身於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學生時代表現出色，後來成為一位大學教師。他的興趣十分廣泛，文筆流暢，富有口才。他早年涉足政治，1885年在他的原籍塔爾納地區被選為國民議會代表，到1893年，在一次曠日持久的罷工以後，他被塔爾納礦工推舉為候選人，當時他已經肯定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作為一個堅定的共和黨人和民主主義者，他曾積極地為德雷福斯辯護並投身於政教分離運動。他不屬於社會主義運動中比較強硬的或是馬克思主義的派別，但他對馬克思非常尊重，經常引證馬克思的話。應當說，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對饒勒斯的看法不好，恩格斯便是其中的一個，特別是他對饒勒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看法（見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4年3月6日）。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饒勒斯開創了對法國大革命的社會基礎的研究，並且試圖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跟對各種理想及其影響的認識結合起來（見“參考書目”⑤，第14頁）。其目的在於闡明社會主義是法國大革命的合法繼承者與實現者。他頗有按照階級鬥爭觀點來探討問題的思想，認為工人階級在農民的支持下可以領導法國前進。他堅持認為，工人應作為解放了的個人，而不僅是作為群眾中的一分子才有意義。饒勒斯是一位十分愛國的法國人，他曾經擬定一個軍事改革計劃，於1910年發表，這項改革以普遍的、短期的服役為基礎，旨在使軍隊更有效率和更加民主。然而，他還是一位雄辯的和平維護者，對第二國際抱有很大的信心，把它看作是中流砥柱。當1914年戰爭臨近時，他呼籲遏制戰爭，被一個民族主義狂熱分子所暗殺。




參考書目

① 漢普敦·傑克遜：《饒勒斯的生活和工作》，1943年英文版。
② 讓·饒勒斯：《社會主義史》，（1898—1902），1922—1924年法文版。
③ 同上作者：《社會主義研究》，1901年法文版。
④ 同上作者：《新軍隊》，1910年法文版。
⑤ 路易·菜維：《讓·饒勒斯文選》，1947年法文版。
⑥ 瑪格麗特·皮斯：《讓·饒勒斯——社會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1916年英文版。
⑦ 沙爾·拉波波特：《讓·饒勒斯——人、思想家和社會主義者》，1915年法文版。

傑瑞米柯賓

猶太教

　　盡管猶太教的實質內容在論戰中並不突出，但有許多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麽該教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來說是很重要的。首先，當馬克思正處於從民主激進主義轉向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在考慮宗教在社會中的作用方面，除了當時作為國家的幫手的基督教外，猶太教也給馬克思提供了一種考察機會；第二，馬克思有猶太人的血統，他想使自己跟這種聯系保持距離；第三，馬克思經常被人指責為反猶太主義者。大部分已有的和源源不斷地出現的有關這個專題的論著，都傾向於把注意力集中在後兩點上。
　　馬克思被卷入有關猶太人和猶太教的論戰，是在德國猶太人為爭取其社會解放和廢除其特殊身份而發起的運動進行了半個世紀以後，這個運動是在一個日益壯大的自由派院外活動集團的強有力的支持下進行的。當時馬克思對於德國宗教的批判已經完成，他支持猶太人的爭取公民權利的要求，其原因一部分是由於對基督教國家組織實行任何結構性的變革都最好能夠對一種不合時宜的社會秩序進行破壞，一部分是由於公民權利只能促使政治解放，這種解放雖然是不夠的，但它卻是實現人類解放所必要的先驅。馬克思並不是一下子就參加到有關猶太人問題的論戰中來，在這以前，他曾經滿懷興趣地注視著揭開基督教的神秘性的爭論。這種爭論開始於大·弗·斯特勞斯的一部萌芽作品——《耶穌的生活》（1837年）。不久就出現了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1841年）和布魯諾·鮑威爾對神學的系統的批判。費爾巴哈保持了這種爭論的原始範圍，他沒有去觸動整個基督教神學，而是以人類學的術語來說明它，認為基督教的上帝只不過是人把精神上的自我投影到一個想象的神明之上（見“參考書目” ⑧）。莫澤斯·赫斯則完成了青年黑格爾派沿著這條線索對宗教的批判，他否定了他們的“神學意識”，並號召人們對人類的條件進行一種社會分析（見“參考書目” ⑤）。
　　當布魯諾·鮑威爾參加到關於猶太人解放的論戰中來的時候，他所遵循是基於德國哲學傳統的推理。費希特是第一個對18世紀後期所提出的最早的解放要求作出回答的人，他否定了這種要求，理由是猶太人孤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自己造成的。他認為，猶太人作為人來說，他們能夠要求人權；但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的宗教分立者來說，他們沒有權利要求他們的分立要求得到正式的認可，因為即使是基督教徒也沒有權利實行分立。黑格爾在《法哲學》（1821年）的一個著名的注釋中，也同樣地強調了猶太人的作為人的地位，但是把公民權的問題跟接受公民義務聯系在一起。舉例來說，如果猶太人願意服兵役而貴族教徒不願意的話，那麽猶太人就有優先獲得解放的權利。然而，鮑威爾卻願意追隨費希特，他在兩篇著名的論文中（見“參考書目” ①）。不讚成猶太人的解放，其部分的理由是猶太人不願意擺脫他們的猶太人作風，同時還由於基督教徒不能在他們自己還沒有獲得自由之前就給予猶太人的自由。馬克思正是在這一點上參加了論戰，他對鮑威爾的論斷進行了批判的分析。跟赫斯一樣，馬克思號召對宗教進行社會分析，否定了鮑威爾的論點，後者認為猶太人只有放棄他們的猶太教才有資格享受公民的平等權利。馬克思認為宗教是個人的私事，它跟作為公民的個人的問題有所不同，國家無權對它進行幹涉，鮑威爾的反對意見具有神學的性質，因此是無效的。然而，在這里還有一個社會問題，馬克思在下面這樣一個問題上同意鮑威爾的觀點，那就是猶太人盡管在數量上占人口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字（±1%），可是他們卻能夠起比他們所占的人口比例大得多的作用，這在當時是由於他們在傳統上集中從事商業和貿易，這種地位賦予他們以政治實權。馬克思對此進行了詳盡的論述，強調指出財力的重要作用，因為這種力量不僅使猶太人得以提出公民權的要求，而且使他們得以把自己的社會的和商業的價值浸透到世俗社會的組織中去。國家需要猶太人所起的商業職能而且連它本身也在追求金錢過程中“猶太化了”。至於為其種族優越感偏見服務的猶太排他性，它並不像鮑威爾所論斷的那樣是由於猶太人拒絕接受他們在歷史中的地位所決定的，而相反地是那種把猶太人作為世俗社會結構中的一個要素加以保存的歷史產物。可見，只有當猶太人放棄他們的作為商人和商販的社會作用，或者是國家使自己從對商業主義的需求中擺脫出來，猶太人和他們對自己宗教傳統中的那種神秘的自我主義的忠誠才會消失。
　　馬克思的主要論斷包含在評論鮑威爾的兩篇文章中，它們發表在唯一的一期《德法年鑒》上（1844年）。第一篇文章透徹地論述了教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從而摧毀了鮑威爾的神學觀點。第二篇文章則論述了猶太人和猶太教的社會作用，那是一篇簡短有力的論戰性文章，具有尖刻潑辣的風格，充滿了論斷和設想，對於19世紀上半世紀猶太人生活的現實經驗或猶太教的思想傳統沒有講多少好話。當這兩篇文章第一次發表以後，它們沒有起什麽影響作用，現在所知道的唯一的一篇當時發表在猶太人報紙上的評論，對馬克思支持猶太人的解放要求表示歡迎（見“參考書目” ③）。至於具有論戰性質的第二篇文章則沒有引起任何評論，也許是因為這篇文章所使用的那種激烈言詞在19世紀40年代已經是司空見慣了。但是，在19世紀最後25年期間，隨著猶太人爭取解放鬥爭的成就而出現了正式的反猶太運動，馬克思的這兩篇文章則重新受到人們的注意，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倡導者及其反對者。於是，當時的猶太人，特別是受到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吸引的猶太人，也不得不對馬克思的文章采取一種立場。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出現了大量的作品，它們力求解決兩個問題：馬克思這個猶太人是否要比他僅僅在生物學上作為猶太人後代來得高明？還是說馬克思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更精確地說，他是否同意反猶太的院外活動集團的主張即認為猶太人對國家、集團以及社會階級的利益和福利抱敵視態度？
　　關於第一個問題，有許多人企圖把馬克思說成是《舊約全書》傳統的預言者（見“參考書目” ⑦），說成是一位滲透猶太道德傳統的世俗猶太人，說成是一位自我怨恨的猶太人或猶太教的背信者（見“參考書目” ③）。人們還往往從“種族上”把馬克思說成是猶太人。並且用種族理論來論證他的一切性格本質特征。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本人除了承認他自己的血統以外，沒有作過任何評論。同時，除了對希伯來人的先哲們表示讚賞這點有文字可考外，沒有什麽證據可以說明馬克思是或自認為是猶太人或是受猶太文化的影響。隨著納粹統治時期的到來和猶太人在歐洲被大量消滅，關於馬克思反猶太主義的問題成為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有一位猶太社會主義者曾指出，1843年發出的把人類從猶太人的影響下解放出來的那種號召，很象是為1943年事件開的處方（見“參考書目” ③，第298頁）。然而，盡管我們知道馬克思並不反對對某些猶太人使用冒犯性的粗鄙語言（見“參考書目” ⑩），但卻沒有根據把他看成是反猶太主義者。同時我們要注意到，他的關於猶太人的第二篇文章無疑一直被那些散布反猶太觀點的人們利用來支持他們對猶太人的各種指控。不過，對這篇文章的歪曲利用在馬克思在世時就已開始，但卻沒有引起他本人的抗議或評論，這也同樣是事實。
　　關於馬克思跟猶太人和猶太教的關系的爭論目前仍在進行，而且看來還要繼續下去（見“參考書目” ④、⑥、⑨），但是這種爭論很少觸及馬克思提出的關於猶太教的一個最有意思的問題，那就是說猶太教是依靠歷史才得以生存呢？還是說不管怎樣它都要生存下來？莫澤斯·赫斯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在1862年重新提出了對猶太人問題實行民族解決的想法（見《羅馬和耶路撒冷》），但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直到19世紀末在政治上出現了猶太人覆國主義，這種想法才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盡管這場爭論主要具有敵對的性質，但它畢竟對馬克思主義有關一般民族主義的分析的發展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見“參考書目” ③，第9章和第10章）。




參考書目

① 布魯諾·鮑威爾：《猶太人問題》，1843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今日猶太人的才能及其成為基督教徒的自由》，1843年德文版。
③ 尤利烏斯·卡爾巴赫：《卡爾·馬克思和對猶太教的激進批判》，1978年德文版。
④ 約瑟夫·克拉克：《馬克思和猶太人——另一種觀點》，1981年英文版。
⑤ 莫澤斯·赫斯：《行動哲學》，1843年德文版。
⑥ 赫爾穆特·希爾施：《馬克思與莫澤斯——卡爾·馬克思對“猶太人問題”和猶太人的態度》，1980年德文版。
⑦ 阿爾諾德·孔茲里：《卡爾·馬克思——一種心理描繪》，1966年德文版。
⑧ 卡爾·勒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德文版，1941年初版，1966年再版。
⑨ 亨利·帕奇特：《馬克思和猶太人》，1979年英文版。
⑩ 愛德蒙·西爾貝勒：《社會主義者對猶太人問題的態度》，1962年德文版。

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


　　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1724—1804）的著作，無論對於了解現代認識論還是現代社會理論來說，都具有根本的意義。在認識論方面，康德的論著把唯理論成份和經驗論成份綜合起來，從而有可能維護科學判斷和常理判斷的客觀性，並且否定形而上學的推斷。客觀判斷的形成，要求把基本概念或“範疇”以及“直觀形式”（空間和時間）應用於可能感覺的經驗內容。智慧在有組織的認識中起一種積極的貢獻作用，而當它超越可能的感覺經驗時便會陷入不可解決的矛盾。由此可以得出：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是可能感知的對象的世界，即“現象”的世界，這種世界是跟“自在之物”有區別的，後者是獨立於人的認識能力之外的。但是，為了實際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目的，甚至為了科學行為本身的需要，我們對於感性經驗所不能達到的對象，也不可沒有觀念，這些觀念有如：神、意志的自由和靈魂不滅，等等。這些作為“自在之物”（“本體”）的對象，不可能成為認識的對象，它們屬於信仰的範圍。
　　通過認識論以及把這種理論跟歷史、哲學以及社會學等學科結合起來，康德的論著一直是對那些在論述科學和認識方面幾乎占普遍統治地位的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觀點進行批判的重要源泉（參看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科學等條目）。康德承認：認識的主體在認識的構成中具有積極的貢獻作用。這對於要想把科學的歷史理解為除了經驗性事實的逐漸積累以外的任何一種事物來說，是一種必要的假設；而且這對於任何科學的社會學來說，也是一種必要的設想。然而，康德對於“現象”和“自在之物”這兩個領域所作的區分，不但是康德本身的觀點發生嚴重困難之所在，而且也是後來在運用康德思想上產生重大歧義的根源。由於在康德的認識論中排除了對自在之物的認識，這就為把我們的認識相對地局限在“現象”或“表象”上開辟道路，從而使後來的批評家（從黑格爾直到當代的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如布魯爾和費爾拉班德等）在對科學的客觀性的觀念進行批判時，有可能利用康德的某些思想來推翻康德本人的立論。
　　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來說，康德的認識論的缺憾表現在以下三個互相關聯的方面：第一，表現在認為人的智慧在認識構成中具有“先天的”貢獻這種違反歷史的說法；據康德看來，那些基本概念都是人的智慧的普遍屬性，而馬克思主義者則傾向於把人的認識能力理解為受歷史的變化和發展限制的能力。第二，與此相聯系的是，康德主義把客觀認識的“先天”條件放在人的智慧能力之中，而馬克思主義則突出地把對客觀認識的條件置於人的不可缺少的社會實踐中，這種實踐包括體力方面，又包括腦力方面。最後，恩格斯和列寧都聲稱，在可知的“現象”世界和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之間的界限，並不像康德主義所說的那樣是固定的和絕對的，而在歷史上只是相對的。認為對世界的強大的認識能力不決定於人的主觀和先於人的主觀而存在，這種認識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本要點。
　　對於現代的社會理論來說，康德把現象世界（自然科學可能認識的客體）跟精神、意志、道德世界（信仰的對象）區分開來，也還是具有根本意義的。這種區分對於黑格爾來說，已經成為一種唯心主義社會本體論和歷史辯證法的基礎；在那里，對自我實現的精神的絕對認識，乃是對科學客觀性和唯物主義進行批判的出發點。一位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認為（見“參考書目” ③），馬克思對黑格爾實行唯物主義的倒置，應當理解為回到康德哲學的唯物主義成份上去。黑格爾的影響在德國衰落以後，接著實證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哲學文化便傳播開來。作為對實證主義的一種“反叛”的形式，就是回到康德去，也就是把康德視為文化和歷史科學的一種新方法論和哲學基礎的源泉。這種新康德主義運動不僅在地域上四處傳播，而且在對康德著作的利用上也各不相同，但其特點是在自然科學和以人類文化與歷史現象作為對象的那些知識形式之間作了基本的劃分。我們藉以組織我們的歷史和文化知識的有關意義、價值和目的那些基本概念，在同一種意義上起著類似康德在論述自然科學知識時所說的直觀形式和“先天的”範疇的功能。它們之間所不同的是，這些建立起人文科學的概念，同時也就是人類行為者藉以創造社會世界的概念。在社會科學知識上主體和客體的最終的同一性，有利於在這一調查領域內在認識及其對象之間建立起一種具有質的差異的關系。
　　富有哲理的馬克思主義是跟盧卡奇和維貝爾的社會學結合在一起的，而後兩者無論在思想上和歷史上都植根於狄爾泰和李凱爾特的新康德主義。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也是新康德主義的，其中最明顯的是麥克斯·阿德勒的論著。在哲學上，馬克思主義後來廣泛地分裂為兩種傾向，一種傾向以恩格斯的晚期著作和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為代表，另一種傾向則是形形色色的新康德主義。前者把人類的歷史看作是大自然秩序的一個部分，對它持自然主義——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主要可以通過自然科學的認識形式來對它進行理解。後者則認為在自然科學和人類歷史科學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這是由於人類社會實踐的目的性和具有改造能力的性質所造成的，因此要求采取在質上有別於了解自然科學的形式來了解人類的社會實踐。（參看認識論；哲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路·阿爾都塞：《列寧和哲學》，載《〈列寧和哲學〉及其他論文》一書，1971年英文版。
② J.布萊什：《當代釋經學》，1980年英文版。
③ L.科萊蒂：《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1973年英文版。
④ H.S.休斯：《意識與社會》，1959年英文版。
⑤ S.科爾納：《康德》，1955年英文版。
⑥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⑦ 喬·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年英文版。
⑧ W.歐斯威特：《了解社會生活》，1975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考茨基，卡爾

　　1854年10月16日生於布拉格，1938年10月17日在阿姆斯特丹逝世。
　　考茨基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歷史、經濟學和哲學，他在學生時代就已經給社會主義報刊撰稿。1875年，他參加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當他在1880年遷往蘇黎世的時候，結識了伯恩施坦。從1885年到1890年，他生活在倫敦，跟恩格斯密切合作。在反社會黨人法取消後，他回到德國，很快就樹立起他作為社會民主黨（SPD）的傑出理論家的地位，並創作了愛爾福特綱領（1891）的理論部分。他在1917參加分裂出去的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之前，一直在社會民主黨內。1922年他又重新加入社會民主黨，但已無法恢覆他原先的威望。1934年，他移居布拉格，後來流亡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逝世。
　　在1889—1914年這個時期，考茨基是第二國際的主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把馬克思主義建立成一門嚴肅的思想學科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他從1883年起負責編輯《新時代》雜志（這是1848年以來的第一份馬克思主義雜志），並且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反對“修正主義者”（參看修正主義條目），先是在一個專門問題即土地問題上（見“參考書目” ②），後來則在更為廣泛的問題上反對伯恩施坦。在19世紀80年代跟恩格斯一道工作後，他翻譯了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後來還編輯了《剩余價值學說》。他寫了許多東西來普及馬克思的經濟和哲學理論，並且運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基督教的起源（1908年）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宗教思想。他的最早的思想指導方針傾向於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特別是布克爾、海克爾和達爾文的論點，因此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也始終受上述這種模式的影響。他關於馬克思主義是把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應用於社會的這種觀點，在1927年發表的《唯物史觀》一書中集其大成。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更富有宿命論成份的那些方面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傾心態度，使他越來越跟那些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革命行動指南而不單純是一種分析方法的人們發生沖突。
　　《取得政權的道路》（1909年）一書是考茨基著作中最後一部為各種傾向的馬克思主義（除了公開的“修正主義者”外）所接受的論著。在這本書里他重申了工人階級應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動來反對國家政權的必要性。很有意思的是，他考慮到宗主國的工人階級跟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結成同盟的可能性。在這以後，從他在大罷工問題上跟盧森堡發生爭論時起（“參考書目” ⑤），他發現自己日益受到馬克思主義左翼的攻擊。基於他認為帝國主義並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樣一種理論信念，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采取一種曖昧的立場，從而受到列寧的嚴厲的譴責。考茨基對布什爾維克所進行的批評，他對無產階級專政所持的反對態度，以及他對議會民主制的支持，這一切都導致他被列寧定為“叛徒”的罪名。然而，考茨基在他生前一直堅持他的上述批評，不過同時也就日益退出政治活動。雖然考茨基不斷地大量寫作，直到逝世，不過在20年代早期以後，他再也沒有寫出過跟他的早期著作具有同樣質量的作品。




參考書目

① 威納爾·希魯門堡：《卡爾·考茨基的作品——書目要覽》，1960年德文版。
② 卡爾·考茨基：《土地問題》，1899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基督教的基礎——對基督教起源研究》，（1908年），1925年德文版。
④ 同上作者：《取得政權的道路》，1909年德文版。
⑤ 同上作者：《政治大罷工》，1914年德文版。
⑥ 同上作者：《無產階級專政》（1918年），1919年德文版。
⑦ 同上作者：《唯物史觀》，1927年德文版。
⑧ 加雷·斯汀遜：《卡爾·考茨基（1854—1938）》，1979年英文版。


凱恩斯和馬克思

　　在經濟問題和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上，馬克思和約弗·凱恩斯的最主要的共同特點是：他們的方法都具有宏觀經濟的性質，繼承著一種始於重農主義學派並為古典經濟學家（特別是李嘉圖）所完善的傳統。他們之間的最重要的區別是：馬克思對於宏觀經濟的研究方法和估價，是把根子紮在他的價值和剩余價值這種特殊的學說（即由他所完善的勞動價值學說）之中；而凱恩斯及其學派對於宏觀經濟的計算，則具有一種純經驗的和“立竿見影”的性質（如以政府統計為依據來計算國民生產總值），而不跟新古典學派的價值學說（雖然凱恩斯本人仍以此學說為依據）聯系在一起。新古典學派的價值學說從實質上說具有宏觀經濟的性質，它不存在任何通過統計進行驗證的可能性。這種情況跟其他情況聯系在一起，也就引起凱恩斯主義和後凱恩斯主義之間對於資本估價（從非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說）的爆炸性的矛盾，在這方面英國的劍橋學派（斯拉法、瓊·羅賓遜等）已經闡明了新古典學派理論的一切具有毀滅性的結論。然而對於凱恩斯來說，回到宏觀經濟的計算（借助於列昂節夫的投入產出表）並不是出於科研上的探求，而是一種為追求既定目的而需要的實用手段，也就是要對政府經濟政策的形成起決定性的影響作用。跟馬克思相似的是，凱恩斯不接受新古典學派的這樣一種定理，即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通過市場規律的作用，具有自發地趨於平衡和或多或少地取得有保障的增長的傾向。而跟馬克思不一樣的是，凱恩斯同時也否定這樣一種思想，即認為商業周期（或工業周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律發生作用的一種不可避免的結果。凱恩斯的想法是，政府采取一種正確的反循環的政策，特別是（但不僅限於）在稅收、貨幣供應、信貸的擴大和緊縮、利率（“廉價貨幣”）、公共工程等方面，尤其是通過預算赤字（“赤字財政”）和預算盈余，可以保證充分或幾乎充分的就業以及即使不是永久也是長期的顯著的經濟增長率。
　　這種設想是奠立在一種特殊的危機理論之上（商業周期論，參看經濟危機條目） ，這種理論基本上秉承著馬爾薩斯、西斯蒙第、俄國民粹派、盧森堡及其學派，以及大道格拉斯等人所主張的“消費不足論”的傳統。跟馬克思相似的是，凱恩斯否定“薩伊定律”，根據這種定律，一定水平的供應會自動地創造出其需求。凱恩斯認為，“消費傾向”（即現有生產與其現有需求之間的關系）是受儲蓄率的限制的，而儲蓄率對於高收入來說，顯然要比低收入為高。國民收入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跟就業水平密切相關，因此一種充分就業的政策便有助於一種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政策的實現。這些設想在美國羅斯福實行“新政”時期經過了試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美國、英國、荷蘭、法國、日本以及隨後幾乎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得到實施。
　　資本主義無限制地發展其生產力的傾向和群眾的消費受到限制之間的矛盾，這也就是馬克思對經濟危機進行解釋的基本點。馬克思的危機理論，遠不像凱恩斯那樣建立在把周期作為單一原因來解釋的基礎之上。馬克思始終把商品生產過剩的傾向跟資本過度積累的傾向（即不可能使額外的資本保持一定的平均利潤率水平上）聯系在一起。因此，對於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民收入不僅跟消費和就業的水平密切相關，而且跟利潤率密切相關（換句話說，就業水平也是跟利潤率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可見，一切能夠促進充分就業的力量，只有在它們無損於利潤率或者不帶來其他有損利潤率的傾向的情況下，才能夠發揮作用。同樣地，一切能夠提高利潤的力量，只有在同時為“最終的消費者”擴大市場即導致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才能夠做到加速長期的經濟增長。這樣一個周期發展的基本問題，還沒有一個政府的經濟政策能夠在長期內加以解決。
　　由於凱恩斯和他的信徒們所遇到的不是一般理論性的挑戰，而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規模失業這種挑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時認為發展軍備所造成的繁榮已經過去）重新出現失業現象的威脅，因此他們傾向於忽視馬克思主義者的警告，同時把他們的論戰目標集中在反駁“正統”新古典主義自由派的論斷上，後者認為凱恩斯及其信徒們的政策到頭來會導致迅速的通貨膨脹。作為一位精明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凱恩斯甚至斷定，工人階級和工會在名義工資水平提高而實際工資受到緩慢侵蝕的情況下，要比名義工資降低而紙幣幣值保持穩定的情況下表現出更少的反抗。不過，今天他的信徒們則主張有必要對工資實行控制以對付“滯脹”。貨幣主義者和凱恩斯本人曾經想要通過政府政策（貨幣主義者表現在貨幣供應方面）來實現的東西，新凱恩斯主義者則想通過“收入政策”（即通過政府控制工資）來實現，在這方面可以跟或可以不跟工會官僚機構進行合作，這要看情況的可能而定。
　　在這里，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為實現充分就業而提出的建議，其區別是非常明顯的。凱恩斯接受資本主義制度的邏輯，並且完全在這種框架內提出自己的建議。這種制度的最大的弱點（它曾導致“新政”在實現充分就業上的失敗，此外還反映在其他事例上）就是：“赤字開支”和有利於大眾消費的一般措施確實能夠暫時地提高消費品的銷售和生產，但是它們只有在同時提高利潤率和預期利潤的情況下，才能夠引導資本家去追加生產投資。這就需要許多偶合的條件，而這些條件一般是不具備的，而且當然也不是凱恩斯的政策所能創造出來的。至於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沒有必要去接受資本主義的內部邏輯的。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去實現社會的目標，以及如何制訂政治策略來為實現該目標創造前提條件。這就意味著要創造另一種具有不同經濟邏輯和生產關系的經濟制度，意味著向社會主義過渡，意味著剝奪資產階級，意味著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政權。
　　人們一直試圖彌合凱恩斯主義的方案和馬克思主義的方案之間的距離，這不但在理論領域如此（例如卡列斯基），在經濟政策領域也是如此。後者表現為“混合經濟”的倡導者所提出的經濟政策，他們主張要有一個強大的公有經濟成分，以便在利潤率下降和私有經濟成分發動“投資罷工”的情況下，能夠產生足夠的生產投資來抵銷這種“罷工”。然而，沒有證據說明這樣一種模式曾經奏效或者能夠生效，沒有證據說明有可能把為追求利潤而生產的邏輯和為滿足需要而進行計劃生產的邏輯這兩者結合在一種經濟之中。（參看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卡爾·庫勒：《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1979年英文版。第2卷，第4篇。
② P.馬蒂克：《馬克思和凱恩斯—混合經濟的局限性》，1969年英文版。
③ 瓊·羅賓遜：《馬克思和凱恩斯》（1948），載霍羅維茨編《馬克思和現代經濟學》，1968年英文版。
④ 都留重人：《凱恩斯與馬克思—總體方法論》（1954），載霍羅維茨編《馬克思和現代經濟學》，1968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親屬關系

　　當人類學家研究“親屬關系體系”時，他們所考慮的事情是多種多樣的，諸如社會個人的分類、社會集團的補充、性別的作用、資源的支配和轉移、居處的動態、家庭的關系、婚姻和財產繼承的法規、以及性的象征等等系統。然而，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許許多多的問題只能從生產方式的意義上得到理解，因為親屬關系體系是在不同的生產方式內運行，它們是生產方式的一個部分，並且僅僅是在歷史的、動態的框架結構內發生作用。從這種觀點出發，親屬關系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因為這種研究的重點是在於研究一些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制度和動態，以及研究所有社會中的廣泛的社會發展過程跟日常生活的聯系。值得強調指出的是，從以上這兩種不同觀點來看，這種研究的對象都是一種對人實行文化分類的社會體制，而這種分類既要照顧到生物學的事實（生殖），又要跟這些事實保留區別。
　　在所有的生產方式中，親屬關系都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馬克思主義在對親屬關系進行分析中的主要難題，是弄清楚各種集團的結構成分跟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同時既要強調親屬關系所起的結構性作用，又要強調它作為思想意識再生產的關鍵性因素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看，統治的關系（包括親屬集團和整個社會內部）是至關重要的。
　　在國家出現以前，社會是由結構上相同的親屬集團組成，這些集團的內部關系（“政策”）也就由“親屬”關系所構成。在這里必須劃清集團社會（由采集者、狩獵者組成）和血緣社會之間的根本區別；前者大體上是平等的；後者雖然從現代標準來看也是平等的，但卻把人民組織在一些潛伏著競爭的從屬單位中，這些單位儼然成為生產和消費的基礎。今天，集團社會制度往往出現在土地貧瘠和資源有限的地區，而這些社會的親屬關系的通則是強調在對下屬集團的成員身份不嚴加限制，強調集團之間的合作，並且願意讓別人在自己土地上使用為在這種環境下生存所必要的資源。這些社會的平等實質還擴大在兩性之間的關系上：婦女在生產作用和她們的人身自主都得到確認和高度尊重（參看原始共產主義條目）。
　　相形之下，血緣社會中親屬關系則在經常競爭的、自立門戶的社會集團之間設置屏障。這種親屬關系往往發生在園藝業和畜牧業的社會里，它是以血統（母系、父系或父母兩者）為通則，限制別人使用自己的資源，這種關系曾被人們錯誤地歸納為私有財產的一種形式，但恰當地說，它事實上只不過是私有財產的前身而已。在這些社會里，競爭明顯地出現在各世系（即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實行內部聯姻的各群體）之間，並進一步從世系內部的地位和等級上反映出來（見“參考書目” ⑧）。可見，這些制度是很有意思的，因為我們從中（特別是從世系之間和它們內部的等級關系上）可以找到社會等級制和階級劃分的起源。此外，如果再把居處從母系、叔伯系統直到父系的轉移以及婚姻和財產轉移關系的出現這兩者結合起來進行考察，那麽我們就可以從中對男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結構的起源作出最好的論證。在新近出現的有關婦權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論著中，就恰當地把男人和女人的社會地位差別放在比較廣闊的社會經濟角度中進行探討（見“參考書目” ①——有關世系之間及其內部的等級關系部分；④——有關男人社會結構的出現；⑦——特別是其中古典和薩克斯的文章；以及⑥）。
　　在產生了國家的社會里，親屬關系在原先的集團社會或血緣社會中所占有的中心地位被另一種法律原則和組織原則所取代，盡管血緣關系的生產方式可能在那些具有混合生產方式的國家里作為一種被壓縮的成分保留下來。在這種情況下，處於從屬地位的親屬體系在生產和日常生活組織中的實際職能雖然大部分仍然保留下來，但是它卻失去對剩余產品的支配權和政治上的自主權。在這些社會里，民族主義跟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種種特征發生沖突，而對剩余產品實行強制征收的制度則又跟民間集團的職能發生沖突。此外，在國家社會中，男人的統治地位具有一種更為廣泛和嚴格的制度化的形式，而國家舞台便成為男人的領地。這種緊張和沖突的狀況，雖然隨著統治人物把親屬關系的思想意識移入國家立法制度和剩余產品的支配通則中去而可能在思想意識上有所緩和，然而總的傾向則是對血緣關系的完整性和這種關系的模式進行瓦解。西非王國達荷美就表現了這種動態（見“參考書目” ③），這種動態在封建主義的歐洲的發展過程中表現得更加清楚，在那里，較為悠久的歷史文獻更為詳細地記錄了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組織如何被吸收到占統治地位的商業和個人主義的國家中來，而國家和市場又是如何逐漸地擔當起親屬體系的職能，把這個體系瓦解為越來越小的單位。這不僅牽涉到跟國家相對立的法制單位的結構和規模的縮小，以及生產、消費和互助單位的結構和規模的縮小。
　　無論是在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後農業國家里，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最終消滅了親屬集團在職能上獨具一體的方面。人們越益以個人的身份跟國家打交道。伴隨著勞動社會化而來的是個人生活（即家庭）的私自化，從而使生產勞動跟親屬關系相脫離；而家庭單位盡管在理論上仍然是消費和社會生產單位，但實際上其規模卻不斷縮小——最近縮小到兩個人甚至一個人。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特點是，家庭被於置於財富的社會生產和它的私人積累這種制度的矛盾之中。有大量的論著探討了核心家庭的爭議性問題（參看家庭，女權運動條目）。在這里我們還要討論三個問題。首先要談的是有關殖民主義對於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傳統社會或原始國家社會的影響。盡管在做法上有很大的不同，殖民主義制度無論在什麽地方都試圖維持社會再生產的負擔，即維持其下層階級的生計，從而超越其生產剩余產品的利益範圍。這些地方的人民，為了應付由於局部的無產階級化所必然引起的對他們的生存基礎的瓦解作用，便依靠前殖民主義生產方式的種種特點來重新改組他們的社會組織，其方法是多種多樣的：諸如公社化的鄉村（見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致查蘇利奇的信和信稿中有關俄國鄉村公社的論述，該信稿收入《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1卷）；封閉的獨立村社（見“參考書目” (○,11)11）；以及從權宜之計出發未“假結親緣”的婦女關系網（見“參考書目” ⑦中布勞恩和盧博的文章）。在上述這些渠道中，親屬觀念是能夠使這些新的社會安排跟傳統的公社合法形式結合起來的不言而喻的手段。
　　類似的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網絡也存在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中心的城市貧民中。在這方面最明顯的事例之一，就是斯叠克所描述的在一個美國黑人婦女社團中出現的制造“親屬”關系網的現象（其中往往包括“假結親緣”的做法，見“參考書目” ⑨）。這些婦女所采取的這種權宜之計，與其說是要把親屬紐帶關系局限在一定的範圍，毋須說是要把親屬的互惠關系大大地擴展。這種做法，正如斯叠克所指出的，對於生存來說是至關重要並卓有成效的，雖然事實上有悖於資產階級文化的那種自我奮鬥的倫理。
　　這種謀求生存的策略建立在各種經濟合作的形式之上，並且還要依靠人們反對自己作為下等階級被並入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那種反抗性。相反地，已經完全加入資產階級社會的中等階級，則適應歷史的要求發展了一種核心家庭的形式，從而使公民社會的需求體現在親屬集團的結構之中。面臨著近來核心家庭組織在結構上的瓦解，中等階級已經進一步建立了“自己的”個人主義的、以市場合同制關系為基礎的私生活方式。可見，中等階級並不是把一種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替換手段（連同一整套互助互惠的要求）延伸到“非親屬關系”中去，而是試圖利用一種市場倫理學來挽救家庭集團。這種傾向通過諸如“談判”、“調停”、“作用”、“合同”這樣一些語言和策略表現出來，其後果是大大地限制了在父母和孩子之間（兄弟姊妹之間則比較少見）那種跟親屬關系相聯系的廣泛的義務和要求的應用範圍。另一種習慣上的親誼關系則包含在“友誼”這個範疇中，這種關系，如同拉普所指出的，可能會產生感情上的支持，但不會產生承擔分享財物的義務（見“參考書目” ②）。因此，這是一種個人化的、並由於“支持”有抽象與實際之分而呈淡漠的關系。此外，這種關系是有極限的，它也象新的核心家庭一樣，要受到個人的“代價和利益”的檢驗。最後，通過選拔出一整批專業人員來管理和維持上述關系，這一發展過程也就完成了。
　　“親屬關系”可以解釋為構成社會秩序的立即再生產的一整套實踐。在國家出現以前的最原始的社會形態里，親屬關系處於社會制度和思想意識的核心之中。隨著農業國家的出現，親屬關系在職能上發生了分裂，一方面是它作為意識形態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是它在實際的“日常生活”和事實上對統治進行反抗中所起的作用。隨著資本主義一體化的實現，親屬關系最後成為通過語言表現出來的統治狀態本身。




參考書目

① 古奧·卡特林：《努爾人的親屬關系再考察》，載貝德爾曼編《文化變遷——紀念伊文思——普里查德論文集》，1971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家族的起源》，載賴特編《論婦女的人類學》，1975年英文版。
③ N.卡茨和D.S.坎姆尼策：《生產方式和統治過程——達荷美的古典王國》，載萊昂斯和羅特坦編：《政治經濟學的新方向——一種從人類學出發的研究方法》，1979年英文版。
④ E.B.李科克：《恩格斯<家族的起源>一書介紹》，1972年英文版。
⑤ R.拉普：《現代美國的家庭和階級——意識形態理解劄記》，1978年英文版。
⑥ W.萊希：《性的革命》，1945年英文版。
⑦ R.賴特編：《論婦女的人類學》，1975年英文版。
⑧ P—P.雷依：《血緣關系的生產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⑨ C.斯叠克：《人皆我親》，1974年英文版。
⑩ E.泰雷：《爪曼阿布隆王國的階級和階級意識》，載M.布洛赫編《馬克思主義分析與社會人類學》，1975年英文版。
⑪ E.R.沃爾夫：《中美洲和爪哇中部的封閉公社》，1957年英文版。

傑瑞米柯賓

認識論

　　顯而易見，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所出現的種種緊張關系，諸如在實證主義和黑格爾主義之間，在社會科學和歷史哲學之間，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的（人道主義或歷史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之間，在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之間，等等，都源自於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矛盾心態和傾向。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能從他的著作中推斷出：（1）他的認識論的觀點和（2）關於超越馬克思主義並對它內部的兩分法予以部分解釋的認識論的觀點。
　　關於（1）馬克思的認識論有兩個重要的論題：（甲）對客觀現實的強調，即根據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強調自然形態的獨立的現實性和社會形態的相對獨立的現實性，這就是在本體論或“不可及”範圍內的現實主義；（乙）在認識過程中對工作或勞動的作用的強調，從而強調其產物即認識的社會性和不可簡化的歷史性，這也就是在狹隘的認識論或“可及”範圍內的“實踐主義”。（甲）是跟自然界和社會生活結構的實際變化相一致的；至於（乙），馬克思則認為它依賴於有目的人的中介作用即實踐。從一個主體的生產活動和一個社會過程的再生產或改造這種意義上看，對象化過程必須既跟（甲）那種作為外部存在的對象性相區別，又必須跟在特定的社會中具有歷史特點的即異化的勞動形態相區別。由此可見，在馬克思那里，“對象”及其同性物便有四層意思了。上述的這兩個具有內在聯系的論題——對象性和勞動，也就從認識論上排斥了經驗主義、唯心主義、懷疑主義、教條主義、超自然主義以及反自然主義等等。
　　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曾對唯心主義進行有力的、時而還是非常精彩的批判，這種批判在他個人歷史上是他從哲學走向實在的社會歷史科學的手段，並且為了解他的新科學的內容提供了鑰匙。然而，馬克思卻從來沒有對經驗主義進行過等量齊觀的批判。他的反對經驗主義的言論，只能從《資本論》所包含的科學現實主義，從方法論上進行實際的、非理論性的闡述中找到，以及散見於少量哲學篇章中。這種在批判上的不平衡狀態，其後果之一便是在馬克思的認識論中，實在論的一頭跟實踐論的一頭對比之下，便相對地落後了；同時還使馬克思的認識論在精巧的唯心主義〔大致上可以理解為只有（乙）沒有（甲）〕和粗糙的唯物主義〔大致上可以理解為只有（甲）沒有（乙）〕之間浮移不定。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的批判（其中還結合了對先驗論的猛烈批判）包括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即費爾巴哈階段里，觀念被看作是有限的、肉體的頭腦的產物；在第二個階段即別開生面的馬克思階段里，這種肉體化的頭腦則被設想為歷史上發展起來的社會關系的總和的產物。第一階段包含著對黑格爾的主語一謂語顛倒、把存在歸結為認識（“認識論的謬誤”）以及使哲學脫離社會生活（“推測的幻想”）等方面的批判。第二個是反個人主義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費爾巴哈的關於一種固定的人的本質這種人本主義或本質先於存在的論斷，則被一種關於歷史發展的社會性的論斷所取代。“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他還認為生產力、資本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每個個人所遇到的既定的東西，是“人的本質”的真正的基礎（參看《德意志識形態》第1章）。與此同時，馬克思還想堅持這樣的觀點：“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頁）。由此可見，馬克思力求樹立這樣一種觀念：社會過程的再生產和改造是在人的實踐中並通過人的實踐來實現，而實踐本身則反過來受這個過程的制約，並由這個過程賦予它以可能性。“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03頁）。馬克思是否曾設想在共產主義制度下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從而使社會過程融合在實踐之中呢？這一點很難證明（參看決定論條目）。不管怎樣，《資本論》的主要內容不是人的實踐，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構、關系、矛盾和傾向。“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資本論》第1卷，第12頁）。
　　馬克思從來不大懷疑樸素的物質對象的現實主義——這種觀念認為物質對象不取決於對它們的認識而獨立存在；然而，對於科學現實主義——這種觀念認為科學思想的對象乃是真正的結構、機制和關系，認為盡管這些結構、機制和關系通常跟它們所產生的表現形式、表象或事件不相符合而且甚至是截然對立，可是它們在本體上對於後者卻是不可缺的——，馬克思卻是逐步地、有起伏地並且是相當晚地才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參看實在論條目）。不過，到19世紀60年代左右，科學現實主義的主題提出了下面這樣一個不斷反覆的唱段：“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資本論》第3卷，第92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日常經驗只能抓住事物誘人的外觀，如果根據這種經驗來判斷問題，那麽科學的真理就會總是顯得不近情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78頁）。馬克思自認為他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真正內在關系、因果結構以及動力機制進行科學的闡明來反對庸俗的經濟學，而同時通過對上述問題進行恰如其分的（非拜物教的、歷史學的）闡明來反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的方法實際上包括如下三個方面：①一般的科學實在論；②一個領域——特定的（或批判的）自然主義；③一個主體——特殊的辯證唯物主義。在①這方面，馬克思跟任何科學家一樣，關心的是對他所接觸的現象作出首尾一貫、無懈可擊、令人信服、並且以經驗為依據的解釋。在②這方面，他的自然主義的特點是具有一系列社會科學調查研究（它有別於自然科學的調查研究）的特殊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形態對實踐、觀念、空間和時間等因素的依存關系，還有歷史的反射性；後者其所以需要，是考慮到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歷史所描述的過程的一部分，而且事實上對理論的經驗性檢驗既不能靠實驗室的方法來確立，又不能在封閉的系統中自然地發生，面是要依賴於解釋性的、非預見性的虛虛實實的準則。（在這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所乞靈的“抽象力”，既不能取代“顯微鏡”和“化學試劑”，又無濟於他的真正的經驗性實踐）。在③這方面，馬克思的各種解釋具有這樣的特性，即采取了對所調查的對象進行解釋性批判的形式，根據這些解釋，所調查的對象被揭示為辯證矛盾的東西。馬克思的科學批判既涉及（Ⅰ）概念的和概念化的實體（經濟理論和範疇以及各種表現形式），又涉及（Ⅱ）需要這些實體或對它們作出解釋的對象（各種結構關系的制度）。就前者而言，實體是純然虛構的（如工資形式），拜物化的（如價值形式），否則就是有缺憾的；就後者而言，馬克思的解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從邏輯上會導致對產生這些實體的對象作出否定性的評價，並且認定它們會發生實際的變革。馬克思把特殊系統的辯證矛盾（諸如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的矛盾）視為資本主義在結構上的本質性矛盾及其神秘化的表現形式。根據馬克思的理論，這些矛盾引起各種各樣的歷史性矛盾，而後者既有推翻資本主義組織原則的傾向，又為用另一種社會來取代資本主義提供了動機和手段，在這種社會里，“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資本論》第3卷，第926—927頁）。
　　據馬克思看來，如果唯心主義是哲學的典型的缺憾的話，經驗主義則是生來缺乏常識。馬克思決心既反對唯心主義本體論的各種形式、思想和觀念（連同它的概念的或宗教的總體），又反對經驗主義本體論的既定的原子的事實及其固定聯系，他主張把真實的世界設想為一個有結構、有差別並且是在發展著的世界，這個世界，只要我們存在，就是我們認識的可能的對象。因此，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中對舊的“直觀的唯物主義”進行批判的實質。在於反對它使現實非社會化和非歷史化，認為它充其量只能夠促進而不是能夠維持“科學性”。還有，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終稿和其它地方對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頂峰——黑格爾哲學所進行的批判，其實質在於反對它擾亂了科學的層次並且使現實非歷史化，認為它只能促進而不能維持“歷史性”。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馬克思的新的歷史科學在認識論上具有兩個要點：以唯物主義標志其一般形式（作為一門科學），以辯證法為其特殊內容（作為一門歷史科學）。然而，我們可以列舉許多事實來說明，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無論是融會在辯證唯物主義之中還是割裂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之中，在認識論上都落後於馬克思的見解。這類哲學的辯證法實質上還是按照唯心主義的模型鑄造出來，而它的唯物主義則基本上表現為經驗主義的形式。
　　馬克思（還有恩格斯）通常把教條主義跟唯心主義和理性主義聯系在一起，把懷疑主義跟經驗主義聯系在一起，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堅決地否定了兩者；他們宣稱他們的前提“不是教條”，而是“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4頁）。同時，他們還嘲笑那些“現代革命哲學家”的思想，說他們想到“人們之所以溺死，是因為他們被關於重力的思想迷住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6頁）。由此可見，一方面（在可及的範圍內），他們所首創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是作為一個在經驗上沒有止境的研究綱領提出的；另一方面（在不可及的範圍內），他們確定自己對一種具有超越事實的活躍的結構的客觀本體論的信仰。
　　關於（2），馬克思對待認識論的立場也是圍繞著兩個相互聯系的主題來轉動的：即強調（甲）認識過程的科學性和（乙）認識過程的歷史性（當然，新的歷史科學的主題是用來給認識論增加分量的）。一方面，馬克思使他對自己表現為在從事一種科學的創建，因此他看起來是在致力於建樹若幹認識論的前提（例如制定劃分科學跟思想意識或是藝術之間的界線的標準）；另一方面，他把一切科學，包括他自己的，都設想為歷史形勢（和在歷史形勢中一種具有因果關系的有力動因）的產物，因此必須探求從歷史上對它們進行解釋的可能性。（甲）和（乙）構成了認識過程的兩個方面（“內在的”和“外在的”方面）：只有（甲）沒有（乙），會導致科學主義，即科學跟社會的歷史領域脫節並勢必形成缺乏歷史反射性；而只有（乙）沒有（甲），則會陷入歷史主義，即科學被歸結為歷史過程的一種表現並勢必導致在判斷上的相對主義。以上這兩個方面，是統一在一個對具有歷史特征的認識論進行解釋性批判的規劃之中的。
　　然而，正如在他的科學領域中所表現的那樣，馬克思從其哲學走向科學所經歷的道路的特點是，他對內在領域的探索實質上仍然沒有化為理論。的確，馬克思在早期階段中從無產階級身上看到哲學的實現並認為必須通過該階級來完成，可是緊接著，他這種明確的觀點卻在第二個即實證論階段上突然停頓下來，在這個階段里，哲學看起來在一定程度上完全被科學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觀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綜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1頁）。這種有關哲學的抽象的綜合的概念，被晚期的恩格斯所冊立，成為第二國際的正統觀念。不過，在恩格斯的理論和實踐之間卻存在一種獨特的矛盾，這是因為他的實踐對於歷史唯物主義來說只是一名受雇傭的低級勞工——一種顯然為馬克思所讚同的洛克功能。還有，只要社會條件不僅引起哲學上的“認識問題”，而且把認識作為實踐的、歷史的問題提出來，那就很難看出馬克思主義是如何擺脫認識論的幹預以及如何處理由此引起的種種觀點的。無論如何，如果在馬克思的實踐中含蓄著第三種觀點的話，那麽這種觀點就是把哲學（以及一種有力的認識論）設想為依賴於科學和其他社會實踐，也就是設想為一種不同於一般形態的、融實踐與認識於一體的要素。這種哲學，無論跟老黑格爾的“德國學者概念聯系法”還是盧卡奇—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觀點，都毫無共同之處；它倒不如說是一種以其獨到的全面優勢為特征的自然主義科學。
　　晚期的恩格斯在哲學上所進行的具有廣泛影響的幹預，其主要特征如下：（1）把一種實證主義的哲學概念跟一種前批判的科學形而上學結合起來；（2）把一種不可簡化的、自然發生的宇宙學跟一種一元論、程序化的存在辯證法實行牽強的綜合；（3）給這樣一種包羅萬象的辯證法本體論配上一套反射性的認識論的軛具，在這里，思想被想象為實際的反射或對實際的臨摹；（4）對主觀主義進行猛烈的批判，強調自然的必然性，同時強調在實踐上對懷疑主義的批駁。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中，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反杜林論》；這時期，自然辯證法跟反映論的結合成為馬克思主義正統哲學的標志，它被普列漢諾夫（繼狄慈根之後）稱為“辯證唯物主義”。不幸的是，恩格斯對因果關系的偶然性所進行的批判，並沒有輔以對它的現實性進行批判（休謨所同意的黑格爾的一種觀念），或者是在同等的程度上注意到在社會生活中人的實踐對自然的必然性所起的媒介作用。此外，盡管他對科學史的特殊事件具有偉大的洞察力（例如，他的那篇堪稱奎那以後的傑作——《資本論》第2卷序言），可是他的反映論所起的作用卻是對可及的範圍進行斧削並且倒退回冥思苦想的唯物主義。因此，反映在考茨基、梅林、普列漢諾夫和拉布里奧拉等人著作中的第二國際的主要思潮，充其量只不過是去擁抱一種實證主義的、在更大程度上是宿命論的進化論（以考茨基為例，在他那里達爾文的論點較之馬克思的論點有過而無不及），而且所關心的主要是把馬克思的著作系統化，而不是發展它，或者是擴充它。自相矛盾的是，由於恩格斯進行幹預的主題是唯物主義，這種幹預所表現的意圖是為了確立和捍衛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科學的特殊的自主狀態，然而其結果卻是出現了一種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跟恩格斯所從事批判的超自然的一元論（海克爾、杜林等人的“機械的”、“簡化的”、唯物論）並沒有多大的區別。
　　列寧的傑出的貢獻在於他堅持了哲學幹預的實踐性和利益性，以及比較明確地認為這種幹預對於日常的科學具有一種相對和自主性；以上這兩個方面都部分地改善了恩格斯思想中的客觀主義和實證主義的陣容。列寧的哲學思想的發展經過兩個階段：《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這部反映論的論戰性著作的發表，為的是遏制馬赫思想在布爾什維克圈子里的傳播（例如通過波格丹諾夫）；而在《哲學筆記》這部著作中，恩格斯那種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的具有指導意義的對照已逐漸退居次要地位，而把位置讓給辯證思維與非辯證思維之間的對照。蘇聯在20年代曾出現過一次激烈的、然而卻是為時短暫的辯論，這次辯論發生在諸如德波林這些人和布哈林這些人之間，前者強調的是辯證法的一面，而後者所強調的則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唯物成份。由此可見，恩格斯的認識論遺產中的兩個詞——“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盡管曾被伯恩施坦所否定，但是卻被列寧在不同時期加以強調，具體化為蘇聯哲學界在德波林和機械論者（他們在斯大林時期被冊封為“辯證唯物主義者”之前）之間的內部對抗，並且形成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對立思潮。

傑瑞米柯賓

在阿德勒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中，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成為一種自覺批判的認識論；如果以康德的用語來表達的話，這有兩層意義：從類比的意義上說，馬克思像牛頓一樣，已經有可能形成康德的一個問題，即社會化為什麽是可能的？從直接的意義上說，就是社會性已經是經驗是可能性的一個條件，正如空間、時間以及各種範疇在康德那里一樣。對於阿德勒來說，馬克思的理論應作為一種經驗控制的批判論來理解。這種理論的對象——社會化的人類——是受類似自然規律的那些規律支配的，而這些規律是要依靠有目的的、以價值為指導的人的活動來起作用。
　　在我們以上所考察的思想家中，還沒有任何一個人懷疑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門科學（參看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然而，與此同時，卻很少（如果有的話）有人強調馬克思的理論中的真正辯證法或黑格爾的成份。其原因，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由馬克思的著作的艱深來負責的（例如他在《資本論》中對價值理論的闡述以及後來發表的其他主要著作的內容）。可是，這種狀況目前已經改變了。的確，曾促進法蘭克福學派工作開展的盧卡奇在其所闡明的黑格爾式的馬克思主義中（見“參考書目” ⑨），在戈爾德曼創始的結構主義中，都給馬克思提供了幾乎跟恩格斯具有同樣影響作用的典範解釋；而在科爾施的著作（“參考書目” (○,12)12）和葛蘭西的著作中（見“參考書目” ⑦），則已經截然改變了恩格斯的傳統所主要強調的東西。
　　他們的認識論的一般主要特征可歸納如下：（1）歷史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工人階級的理論表現，把自然科學視為一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從而引起勞動認識過程的內在範圍的瓦解，與此同時，否認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社會科學，而認為它是一種具有自己的廣泛匯總的觀點的、自給自足和自主的哲學或社會理論；（2）反客觀主義和反反映論。這是建立在世界是由實際構成的思想之上的。這種觀念導致科學的不可及範圍的瓦解或是有效的中立化，並且相應地導致認識論上的唯心主義和判斷上的相對主義；（3）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方面和批判方面的恢覆（包括盧卡奇對馬克思理論的一個主要成分的重新發現：拜物教的理論），而這些方面都曾被第二國際的實證論的科學主義所淹沒。
　　現在，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是一種主體的表現，而不是對一個客體的認識；它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理論表現”（科爾施，見“參考書目” (○,12)12，第42頁）。此外，它不僅是自給自足的，也就是像葛蘭西所說的那樣，具有“為構成世界的完整概念所需要的一切基本要素”（見“參考書目” ⑦，第462頁），而且正是和僅僅是通過這種自給自足的狀況而出類拔萃。因此，盧卡奇認為，“構成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決定性區別的，不在於是否把經濟動機放在首要地位，而在於總體性的觀點（這個論點盧卡奇後來在他的《社會存在本體論》中還一再強調）……整體對其各部分的無所不至的崇高地位，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的方法的實質”（見“參考書目” ⑨，第27頁）。從這個觀點出發，自然科學本身就表現為資產階級的片斷的、具體化的視象，它創造了一個由分隔在不同的局部領域的、跟任何有意義的總體性不發生聯系的純粹事實所組成的世界。這樣一來，盧卡奇也就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一個歷久不衰的傳統，即將科學跟它的實證主義的錯誤表現混為一談，並且赤裸裸地用辯證法的思想來跟分析性的思想相抗衡。
　　對於盧卡奇來說，無產階級是同一的歷史主體和客體，而歷史（根據盧卡奇的循環論法）則是這個事實的實現。歷史唯物主義不是什麽別的東西，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認識，即按照（這種循環論法）無產階級由於變得不斷自覺而賦有的意識，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意識到自己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所依靠的商品的地位，因而開始去改變它。盧卡奇認為：《資本論》第1卷第1章第4節對商品拜物教的論述，“本身包含了整個歷史唯物主義，和無產階級的整個自我認識，這種認識應看作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見“參考書目” ⑨，第170頁）。盧卡奇的認識論是理性主義的，而他的本體論則是唯心主義的。更為特別的是，他的總體性（正如阿爾都塞所指出的）是“表現性的”，因為它的每一階段或部分都隱含著全體；它還是目的論的，因為它預先認為現在只是對著未來（實現了同一性的未來）而言才是可以理解的。馬克思的本體論所具有的是結構，而恩格斯的本體論（突出過程）和盧卡奇的本體論（突出總體性），兩者都缺少結構。
　　對於葛蘭西來說，自在的現實這一觀念本身就是一種宗教殘余，事物的對象性必須根據人們普遍的內在主觀性來重新確定；這種主觀性也就是認識的一致性，它像漸近線一樣在歷史上臨近，而只有一種實踐完成以後，才能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最終實現。葛蘭西指出：“根據實踐的理論，人類的歷史顯然不能用原子論來解釋，恰恰相反，原子論如同所有的其他的科學假設和見解一樣，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見“參考書目” ⑦，第465頁）。這種觀點包含著雙重的瓦解：從不可及到可及的範圍的瓦解，從內在到外在範圍的瓦解。就第一個方面而言，葛蘭西的見解使人想起馬克思嘲笑蒲魯東的話，說像他這樣一位“真正的唯心主義者”，他無疑相信“血液循環應當是哈維的理論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7頁）。葛蘭西十分願意堅持的關於我們認識的歷史性（還有這種認識的各種對象的獨特的歷史性）並不能駁倒我們認識對象（還有它們的歷史性）的他性觀念，而實際上卻是依賴於這種觀念。
　　盧卡奇、葛蘭西和科爾施全都反對任何像恩格斯那種類型的自然辯證法；不過，盧卡奇這樣做是為了提倡一種二元論的、浪漫主義的反自然主義，而葛蘭西和科爾施這樣做卻是為了提倡一種歷史性的、具有人的形態的一元論。盧卡奇把辯證法看作是原始的主體跟異化的客體重新實行統一的過程，主張只能把辯證法運用於社會領域；而葛蘭西和科爾施則認為，我們所了解的自然乃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因而它是辯證的。在葛蘭西的那種存在和認識實現了統一的理論中，不可及性已經完全喪失。在盧卡奇的那種同一性是有待實現的歷史後果的理論中，不可及性保留在兩種形態中：（Ⅰ）作為一種認識論上的無活動力的自然，它被想象為跟人類解放的辯證法不發生任何整體的聯系；（Ⅱ）作為在無產階級自我意識實現以前的人類歷史中的異化領域。
　　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屬第二代）以及他們的夥伴們的“批判理論”，其認識論的主題主要是：（1）對盧卡奇式的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絕對歷史主義進行一種修正，重新強調理論的相對自主；（2）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概念進行某種批判；（3）強調對客觀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批判。

（1）這個主題是伴隨著無產階級作用的逐漸分散的現象而提出的，這種現象最終導致失去任何有歷史依據的解放媒介，這樣的話，像是對青年黑格爾主義者的一種追憶，革命理論呈現為個人的一種屬性（而不是一個階級的表現），它被放置在像費希特所說的那種“Sollen”即“應該”的規範水平上。這種勢必發生在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分裂現象，曾被馬爾庫塞辛辣地表達如下：“社會的批判理論不具備能夠填補現在與未來之間鴻溝的概念，由於不能把握未來和顯示成就，他仍然是消極的”（見“參考書目” (○,13)13）。這就突出了一種悲觀主義和判斷主義、這種東西（連同它關於資本主義、科學、技術、分析思想的完全消極的、浪漫主義的和非辯證法的概念）把它的社會理論設想為（如歷史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那樣）認識論的真正的寶庫，然而它卻是在相當程度上離開了馬克思的理論。不過，這倒使它能夠去闡明那些被馬克思本人的樂觀的理性主義和普羅米修斯主義所模糊了的問題。

（2）批判理論在一種解放的動機和一種純技術或工具性的動機之間所進行的關鍵性比較——從霍克海默的《傳統和批判理論》（1937）到哈貝馬斯的《知識與人的利益》（1972）——在逐步進行，終於起來反對馬克思本人對勞動的強調和他把自然純粹當作人類的開發對象的概念。因此，馬爾庫塞所設想的解放的社會，其特征既不是合理調節必要的勞動，又不是創造性的工作，而是使工作本身能夠升華為美感愛欲的遊戲（見“參考書目” (○,14)14）。按照哈貝馬斯的看法，馬克思認識到勞動及其所起的作用之間的區別，這從他分清生產力跟生產關系的區別可以看到，但是他卻把自身的實踐用一種實證主義的方式加以曲解，從而把人類自身的形成歸結為勞動。不過，可以提出來爭論的是，馬克思並沒有把勞動僅僅理解為一種技術性的活動，而是把它理解為一種經常發生在一個具有歷史特點的社會中並通過這個社會來實現的活動，因此，不是馬克思，而是哈貝馬斯對勞動采取一種錯誤的、不加批判的實證主義論斷，即把它看成一種通常屬於自然科學的技術活動，也就是可以用演繹一法則論的模式來恰當地加以表現的活動。

（3）哈貝馬斯企圖把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一個是作為純粹自然過程的一種結果的人類的概念；另一個是包括自然（它構入人類的活動並通過這種活動來構造）在內的現實的概念。哈貝馬斯的這種企圖反映了任何超驗的實用主義的二律背反。因為它導致這樣一種二難推論：如果自然作為一種被構造的對象性而具有超驗地位的話，那它就不能成為從事構造的立體的歷史場所；相反地，如果自然是主體的歷史場所的話，那麽它就不能夠單純地成為一種被構造的對象性——它必須是自在的（而且，從偶然性上看，對於我們是一種可能的對象）。這樣一種觀點，看來是深為阿多爾諾所讚許的（從他堅持對象性對於主觀性的不可簡化性來看）。實際上，阿多爾諾是把第一哲學（包括馬克思的認識論）所固有的弱點加以孤立，把它看作是把一對相互間不可簡化的對立面中的一方對另一方實行削減的一種經常性傾向（如在恩格斯式的馬克思主義中的意識之於存在，以及盧卡奇式的馬克思主義中的存在之於意識），他反對把思想奠定在無前提條件基礎之上的任何嘗試，並且主張一切批判的內在性。
　　如果我們把以下這些作者的著作放在一起進行考察，是比較方便的。（Ⅰ）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E.弗洛姆，H.勒費弗爾，R.加羅蒂，A.赫勒，以及E.P.湯普森；（Ⅱ）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薩特和梅洛——龐第；（Ⅲ）東歐的修正主義者，例如L.科拉科夫斯基，A.沙夫和K.科西克；（Ⅳ）南斯拉夫的《實踐》集團，例如G.彼得羅維奇，M.馬爾科維奇，S.斯托揚諾維奇等以及他們的同事們。盡管以上這些作者們的組合和志趣各有不同，然而他們全都讚成重新強調把人和人的實踐作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中心”（《實踐》第1卷，第64頁）。對於這個問題的強調，在斯大林時期曾被忽視，它的恢覆在很大程度上顯然應當歸功於《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發表，而在一定程度上還應當歸功於對黑格爾的《現象學》進行新的人道主義的詮釋（例如由A.科葉夫和J.依波利特所提倡的）。在這方面，有兩點值得強調：第一，認為人性和人的需要雖然在歷史上已被調節，但卻不能夠無限量地揉合在一起；第二，重點在於強調人類並不僅僅像是像經驗所反映的那個樣子，而是具有一種規範的理想——諸如脫離異化、不斷完備、自我發展、充分地發揮創造性並且和諧地參加工作。前一個方面顯示著從馬克思到費爾巴哈的一種毫無疑問的局部折回。在這一類作者中，薩特的著作具有最深遠的影響，它試圖堅持去論證通過個人實踐的歷史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從我們前面所指出的可以看到，薩特的出發點在邏輯上阻礙著他的目的的實現。如果實行真正的轉變是可能的話，那麽一種特殊的環境（社會關系的某種特殊的綜合）就必須從一開始建立在個人的情況的結構之內，否則的話，一個人就會具有一種不可解釋的獨特性，一種循環論的辯證法以及對條件的抽象的、非歷史的綜合（從“罕見”到“實踐上的惰性”）。

傑瑞米柯賓

大體上說，反自然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從盧卡奇到薩特，都既很少關心本體論的結構，又很少關心經驗論的實證。這些偏向，在阿爾都塞和其他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哥德利埃）的科學理性主義中，以及在德拉—沃爾佩和科萊蒂的科學經驗主義和新康德主義中，都分別地得到糾正。在阿爾都塞的著作（《保衛馬克思》和跟E.巴里巴合著的《閱讀資本論》）中，人們可以找到以下幾個最鮮明的內容：（1）一種反經驗主義和反歷史主義的有關社會總體性的新概念；（2）伴隨著外在領域（“理論主義”）的崩潰而出現的對認識論進行一種批判的原理；（3）一種受科學哲學家G.巴契拉德和心理玄學家J.拉肯的影響的科學理性主義，其中不可及領域實際上呈中立化，結果形成一種潛在的唯心主義。
　　（1）阿爾都塞一方面重申了有關結構和覆雜性的思想，另一方面則重申了不可簡化的社會性，即把社會的總體性看作是一種多元決定的、偏離中心的、覆雜的、預定的、為結構所支配的整體。它反對經驗主義，因為它（指社會總體性）是一個有結構的整體，而且它的因果關系的形式不是牛頓式的（機械論的）；它反對歷史主義和整體論，因為它是覆雜的、多元決定的、但非“表現性的總體性”，它要受一個“主要成分”的影響或者可以用一種同性質的暫時性來說明其特點，而且它的因果關系不是萊布尼茨式的（表現性的）。它反對唯心主義，因為社會總體性是預定的；它反對人道主義，因為它的成分是結構和關系，而不是個人，個人只不過是這些成分的承擔者或據有者。然而，當阿爾都塞想要堅持認為總體性是由結構所支配並以此來反對社會學的折衷主義時，他從來沒有對自己的關於結構因果關系的正面概念進行明確的闡述。
　　（2）盡管阿爾都塞反對把哲學歸結為科學或反之把科學歸結為哲學的一切做法，而堅持認為科學性的標準對於有關科學來說完全是內在的，可是他卻沒有闡明哲學（包括他自己的哲學）的明確的作用。看來，他尤其是忽略了有關科學的思想意識之間任何劃分標準的可能性問題，以及對一種有待證實的科學的實踐進行批判的問題。對於各種科學來說，它們的認識論的自主性是要跟它們的歷史的自主性結伴而行，而且要對後者起鞏固作用，而同時科學跟歷史過程的脫節則預先測定和表現出思想意識（它被想象為神秘化的東西或虛假的意識）在這個過程中的不可避免性，——這種觀點是跟馬克思的觀點大相徑庭的。
　　（3）盡管阿爾都塞堅持現實和思想之間的區別，然而在他的體系內，前者所起的作用只不過是一種類似康德那樣的有限的概念，因此它很容易蛻變為一種唯心主義，把不可及範圍在諸如“說教理論”中消耗殆盡。重要的是，正如阿爾都塞把斯賓諾莎而不是把黑格爾看作是馬克思的真正的先驅者一樣，他把數學當作他的科學的示範，把它看作是一門顯然是首要的學科。通過這門學科，概念的含意和運用之間的區別，以及數據的理論依附和理論限定之間的區別，都可能被弄得模糊不清。簡而言之，阿爾都塞傾向於保全理論而舍棄經驗，正如他為了保全結構而不惜以實踐和人類解放的可能性為代價一樣。
　　如果說，盧卡奇以最純凈的形式表現了馬克思主義內部的匈牙利思潮的話，那麽德拉·沃爾佩則是最精神地勾劃出實證主義的命題。他的最重要的著作《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旨在重新發現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以具體經驗為指引的研究工具，以及重申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唯物主義社會學或“精神上的伽利略主義”。德拉·沃爾佩把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放在一系列具有首要理由的唯物主義批判的歷史頂峰的位置，這些批判可以包括從柏拉圖對巴門尼德的批判到康德對萊布尼茨的批判。在這種批判中，馬克思重新安排了具有“不確定的抽象”的黑格爾辯證法的循環——抽象—具體—抽象（A—C—A），代之以具有“確定的理性抽象”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循環——具體—抽象—具體（C—A—C，或更為恰當的是C—A—C1），從而引起一種“從本質到前提，從一種最初的論斷到實驗性的預測”的轉變（見“參考書目” ⑥，第198頁）。“任何名副其實的知識都是科學”（見“參考書目” ①，第200頁），而科學也永遠符合這一據說馬克思在《大綱》的導言中所制訂的公式。這個公式，根據德拉·沃爾佩的解釋，可歸結為人們所熟悉的穆勒、傑文斯和波佩爾的假設—演繹法。
　　至於德拉·沃爾佩在理論重建方面所遇到的問題，我們在這里只能舉出以下四種：（1）這種重建的理論是被設想為既能不加區別地應用於社會科學和哲學，又能應用於自然科學。其結果是對社會科學進行一種超自然主義的闡述，並產生一種實證主義—預辯性的哲學概念，這種哲學概念則是被禁錮在一種一元論的、延續在學科內或跨出學科的科學觀點之中，同時強化了這樣一種概念，即認為馬克思本身的發展是真線性和連續性的；（2）C—A—C是一種純粹形式上的程序，它對許多理論思想都同樣地適用，（3）德拉·沃爾佩從來沒有明確地把理論先例跟歷史原因加以區分，從而用一種潛在的歷史主義來鞏固他的著作中的公開的實證主義；（4）最重要的是，C—A—C，模式的定義中包含著嚴重的含糊不清之處。C｀到底是指一個概念化的問題還是指一個具體的客體，也就是說，這個循環所描述的過程到底是從無知開始還是從進行認識開始？如果它是旨在說明兩者的話，那麽繼之而來的經驗性的現實主義在把可及領域和不可及領域捆在一起的時候，便使現實失去層次並使認識失去歷史性。A到底是像超驗的現實主義和馬克思所理解的那樣，指的是某種現實的事物呢？還是像超驗的唯心主義和實用主義所理解的那樣，只不過是一種空想的事物呢？最後，C｀究竟指的是（Ⅰ）表象，（Ⅱ）試驗，還是（Ⅲ）應有呢？（Ⅰ）和（Ⅱ）之間的區別；就是馬克思關於表象和調查之間的順序的差別；（Ⅱ）和（Ⅲ）之間的區別，就是理論活動和應用活動之間的差別；（Ⅰ）和（Ⅲ）之間的區別，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擬定的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同層次的前提條件和他在《霧月十八日》或《法蘭西內戰》中對決定性的歷史時機（《大綱》導言中所指的許多決定因素的綜合）所進行的那種分析之間的差別。
　　在德拉·沃爾佩學派里很有名氣的成員科萊蒂，甚至否定了德拉·沃爾佩的那種有限制的、純粹認識論的辯證法（主張任何辯證法都要把唯物主義排除在外），他批判德拉·沃爾佩在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超自然主義的重建中把具體化和異化這兩個關鍵性的命題給省略了。可是，科萊蒂在把這些命題跟他自己的非層次化的經驗現實主義的本體論和新康德主義關於思想並非存在的概念實行調和時，也有很大的困難。看來，他最後只能落腳在馬克思主義的實證領域和批判領域之間的一種分裂之上，從而放棄了一種科學批判的概念。在科萊蒂的著作中，也象在哈貝馬斯和阿爾都塞的著作中一樣（他們大概可以算是當前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方面三位最有影響的作者），存在一種廣泛滲透的二元論：作為真理的思想和作為情態的思想；作為某種自在之物的對象性和作為一種主體的對象化；作為自然存在的人和作為一切物種中的一個類別的人（從宇宙要達到自我意識這種觀點來看）。科萊蒂的著作在意大利被人（諸如蒂姆潘納羅等）批判為忽視唯物主義的本體論方面，至於阿爾都塞和德拉·沃爾佩的傾向，在對認識論和馬克思主義進行科學的現實主義的重建方面，總的看來是有弱點的。然而，在認識論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將會永遠保持某種緊張關系。因為，一方面，除了馬克思主義以外還有其他各種科學，所以任何一種合適的認識論，在其內在界限方面都要遠遠超出馬克思主義；但是，另一方面，科學絕不是唯一的一種社會實踐，所以馬克思主義也就具有比較大的外延的範圍。於是，也就始終存在一種要把前者或者後者包含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概念中的情況，從而使認識論受到重大的束縛，而馬克思主義也就使自己屈從於一種它所要替換的理性。




參考書目

① M.阿德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選編》（1904—1927），1978年英文版。
② T.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③ L.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1965），1969年英文版。
④ P.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思考》，1975年英文版。
⑤ 羅依·巴斯卡爾：《辯證法、唯物主義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⑥ G.德拉·沃爾佩：《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1950），1980年英文版。
⑦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⑧ 尤爾根·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72年英文版。
⑨ G.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⑩ 讓一保爾·薩特：《方法問題》，1963年英文版。
⑪ G.瓊斯·斯叠德曼等：《西方馬克思主義——一部批判性讀物》，1977年英文版。
⑫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⑬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1964），1968年英文版。
⑭ 同上作者：《愛欲與文明》（1955），1966年英文版。


柯倫泰

　　1872年3月19日生於聖彼得堡，1952年3月9日在莫斯科逝世。
　　柯倫泰是俄國革命余波中一位有重大爭議的人物，目前她的名字代表著20世紀20年代被擊敗的革命理想主義的精神。她的生活和工作，從她逝世後一直很少被蘇聯當局所提起，如今卻被西方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奉為一種啟示和明鑒。
　　柯倫泰在1914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並在1917年間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十月革命後，她當選為國家救濟人民委員，是列寧的政府中唯一的一名婦女。1920年，她任黨的婦女工作部部長。當時她已經發表了許多批判家庭關系和資產階級性道德的著作。她在這些問題上的毫不妥協的立場（往往袖曲解為一種“自由戀愛”的立場），突出地表現了一種理想主義和個人關系的自由意志論，但這些東西很快就被黨在家庭方面的政策所摧毀。
　　1920年，她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工人反對派”，並日益對官僚主義化、精英人物統治論以及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中對生產的絕對強調感到厭煩。因此，她必不可免地要失寵，遭到列寧的憤怒譴責，並在1922年被斯大林外放到奧斯陸去擔任一個不重要的外交職務。從這時候起，她卻幸免於斯大林的清洗（她的許多左派反對派的同志都在這些清洗中死去），後來遷升為蘇聯駐瑞典大使。
　　柯倫泰是一位很有影響的作家和演說家，她的威望使她和她的思想成為蘇聯官方的肉中刺。雖然她作為一種裝飾品被一直擺設到她去世，可是她的生平事跡在蘇聯卻很少被人提起。然而，在西方，她始終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人們熱情地捍衛她的思想，尊崇她的生平事跡和信仰，並且把她看作是男性統治和官僚主義化的黨的正統觀念的殉難者。看來，關於柯倫泰的爭議還會繼續下去，至少是因為她對否定她的思想的黨仍然保持忠誠，她寧可作出被和平地流放的選擇而不是繼續支持其反對派立場。




參考書目

① 凱西·波特爾：《亞歷山德拉·柯倫泰傳》，1980年英文版。
② 《亞歷山德拉·柯倫泰文選》，1977年英文版。


科爾施，卡爾

　　1886年8月15日生於漢堡附近的托德斯叠特，1961年10月21日在馬薩諸塞州的貝爾蒙特逝世。
　　科爾施出身於一個銀行職員的家庭，曾在不同的大學里攻讀法律、經濟學和哲學，並在耶拿取得博士學位。他是“自由學生運動”的成員，後來在英國居留期間（1912—1914）加入了費邊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很快地左傾，先是參加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後來加入德國共產黨（KPD）。在這期間，他積極地參加了委員會運動。從1920到1926年，他是德國共產黨的領導成員，給該黨報紙撰寫了大量稿件，並編輯該黨理論刊物《國際》（直到1924年）。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他被季諾維也夫譴責為“修正主義分子”（參看修正主義條目），並在1926年被開除出德國共產黨。但他在政治上仍很活躍，參加了各種小派別的活動，直到1934年離開德國為止。從1938年流亡美國直到逝世，他逐漸地脫離馬克思主義的各種主導形態。
　　科爾施的最根本的論著無疑是《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年）。該書的宗旨在於“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從其最初出現自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以來的每一變化、發展和修正，了解這是它的時代的必要產物……”。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身經歷過三個主要階段：從1843—1848年，它仍然浸透著哲學思想；從1848—1900年，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份劃分為經濟學、政治學和思想意識；最後，從1900年到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馬克思主義者把科學社會主義視為跟政治鬥爭沒有任何直接聯系的一系列的純科學考察。科爾施的這部論著具有開創性的作用，因為正如他所指出，當時第二國際的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對哲學問題很不注意。由於他的這部著作是在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大綱》發表10年之前以至更早一些時候問世的，因此他的成就更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總的說來，科爾施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主觀的、主動的因素，這跟第二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決定論的公式恰好形成對照。
　　科爾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卡爾·馬克思》（1938年）是在非常不同的條件下寫成的，當時他已不再是一種廣泛的政治運動的參加者，而且不再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唯一適用於工人運動的意識形態了。這本書的宗旨是要“根據近來的歷史事件和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產生的新的理論需要……來重新闡明馬克思的社會科學的最重要的原則和內容。”這時候，他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唯物主義的科學來進行鉆研，認為這門科學具有三個基本原則：歷史的特征，批判的性質和實踐的方針。根據這些原則，馬克思主義具有一種雙重的內容：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從這時候他所闡明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內容來看，他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一書中的哲學觀點，對馬克思主義采取一種比較實證主義的看法。《卡爾·馬克思》一書最有價值的部分，也許是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命題，這在當時是馬克思主義從相對來說被忽視的一個方面。這本書雖然不像《馬克思主義和哲學》那樣具有開創的精神，可是它仍然可以跟任何時代有關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其他論述相媲美，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至於科爾施的其他著作，有很大一部分是應景的政論，然而其中有兩篇例外。一篇是《工廠委員會的勞動法》（1922），這篇文章不僅以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對1920年頒布的工廠委員會法這一特殊的法律進行分析，而且還比較廣泛地考察了法律和社會的關系；另一篇是《唯物史觀》（1929），這篇文章對考茨基的同名著作的哲學基礎進行了很有意思的批判。如上所述，科爾施從30年代中期開始改變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作用的看法，他的後來的觀點在他的講稿《今日馬克思主義的十個論題》（1950）中表述得最清楚，在那里他斷言：“一切想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重建並恢覆它作為工人階級社會革命理論的原先職能的企圖，在今天都是反動的空想”。




參考書目

① 帕特里克·古德：《卡爾·科爾施》，1979年英文版。
② 卡爾·科爾施：《工廠委員會的勞動法》，1922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唯物史觀》，1929年德文版。
⑤ 同上作者：《卡爾·馬克思》（1938），1967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今日馬克思主義的十個論題》（1950），1965年德文版。

傑瑞米柯賓

工人貴族

　　霍布斯鮑姆指出，“工人貴族”用語“似乎從19世紀中期以來就已使用，至少已用來描述工人階級某種特殊的上層”（見“參考書目” ②,第272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的一篇政治述評（1850年10月）中指出，憲章運動已分裂成兩派，一派是革命者，“生活在真正無產者條件下的工人群眾是屬於”這一派的；另一派是改良主義者，它包括“小資產者和工人貴族”（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9頁）。以後列寧也把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同工人貴族聯系在一起；特別是他在第一世界大戰期間寫的著作中，證明“工人階級的某些階層（工人運動中的官僚和工人貴族……）以及……小資產階級同路人，就是這種傾向的主要社會支柱……”（《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66-167頁）。麥克期·阿德勒在研究工人階級同法西主義關系中（見“參考書目” ①），把工人貴族歸結為“一個人數眾多的特權階層”，它“已經把自己從無產階級的其他成員中深深地分離出來”，對保守的意識形態的傳播負有責任。阿德勒的分析最後把工人貴族概念同“資產階級化”的概念（恩格斯在19世紀80到90年代的書信中已經使用這一概念）聯結在一起，從而指出了當前爭論的要點。霍布斯鮑姆斷言（見“參考書目” ②），19世紀末英國工人貴族約占工人階級的15%，他進一步考察20世紀的變化，特別提到了白領工人和技術工人這一“新工人貴族”。這表明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跟工人階級地位較為普遍的變化和新中間階級的增長相形之下，工人貴族也就成為一種不那麽重要的現象。




參考書目

① 　麥克期·阿德勒：《工人階級的變態》（1933），載博托莫爾、古德主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②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19世紀英國的工人貴族》，載《勞動者》，1964年英文版。
③ H．F．穆爾豪斯：《馬克思主義的工人貴族理論》，載《社會史》1978年第3卷第1期。


勞動力

　　勞動力就是從事增加商品價值的有用勞動的能力（參看商品條目）。工人出賣給資本家換取貨幣工資的就是勞動力。勞動力同勞動是有區別的，勞動是人類生產力為改變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實際使用。勞動產品能作為商品買賣。但是，要對勞動本身即生產活動的買賣這一概念賦以確切的含義，卻是不可能的。不能出賣勞動產品的勞動者必然出賣勞動力，並同意從購買者的利益出發和在購買者的指揮上消耗其勞動，以換取一定的貨幣量即工資。
　　勞動力範疇是在用勞動價值論解釋余價值源泉中提出來的。資本家支付貨幣購買商品，然後又出售商品換得比他支付的貨幣更多的貨幣。但是，這種情況之所以能夠經常不斷地出現，只是由於存在某種在使用時能夠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商品。勞動力就是這樣一種商品，而且是唯一的這樣一種商品；因為在購買和使用勞動力中，資本家榨取了勞動，而勞動就是價值的源泉。從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來看，剩余價值的源泉在於資本家付給勞動力的價值，小於他們所榨取的由勞動加到商品上去的價值。對剩余價值的其他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資本家按低於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或者按高於商品的價值出售商品，但是這只能解釋個別剩余價值，而不能解釋整個生產體系的剩余價值，因為用這種方法獲得的價值肯定是其他一些商品生產者失去的價值。
　　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勞動力這一現象產生的歷史前提條件就是“自由”勞動者階級的出現：首先，他們有“自由”處置自己勞動力的合法權力，以在交換這一限定的階段中同潛在的購買者談判；其次，他們同樣也享有不掌握或支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自由”。因此，勞動力現象要求消除奴隸制和農奴制，消除對人們在交換中處置自己勞動力權力的一切限制。它也要求直接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相分離，這樣他們就不可能生產和出售他們的勞動產品，從而迫使他們為了生計而出賣勞動力（參看原始積累條目）。
　　盡管在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的一種商品，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點，並引起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首先，盡管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出售的一種商品，但是這一商品的生產卻同其他商品不一樣。勞動力的生產是工人作為人的生物上和社會上的再生產。這一覆雜的再生產過程涉及在總體上和資本主義關系或商品關系不同的社會關系。例如，在極為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是由不拿工資的家務勞動再生產出來的；在較不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常常是由殘存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生產出來的。這些過程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觀念形態；純粹的資本主義關系的邏輯不可能完全地和自行地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參看家務勞動條目）。
　　其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它創造價值的能力。勞動力同其它商品不一樣，為了使用勞動力，購買者即資本家必然同出售者即工人之間建立一整套全新的關系。從勞動力中榨取勞動，引起了購買者和出售者之間超出通常談判商品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工資）範圍的附加的鬥爭條款；引起了勞動強度和勞動條件上的鬥爭。這些對抗階級的鬥爭，本質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上的和政治上的問題。
　　最後，勞動力的出售使得工人同他或她自己的生產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轉到了資本家手中）相異化，同對勞動產品的控制相異化。在勞動力商品出現後，商品形式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再現為工人同他或她的勞動和產品的異化。
　　盡管在李嘉圖的著作中，在對價值理論的有條理的闡述上已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並沒能解決“勞動的價值”這一概念所固有的混亂，在有些場合“勞動的價值”指的是工資，在其他一些場合指的卻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馬克思通過把勞動概念分解為勞動、勞動力這一對概念，消除了這種混亂（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3節和第17章）。這就使我們明白，出賣勞動力來換取資本家的工資這種交易，發生在生產之前，發生在產品中價值的出現之前；這也使我們明白了資本主義生產占有剩余價值的確切機制。馬克思把區分勞動和勞動力的這一發現，看作是他對經濟科學作出的最重要的積極的貢獻。（參看剝削；社會必要勞動；抽象勞動條目）





勞動過程

　　在最簡單的意義上，勞動過程就是勞動據以物化或對象化在使用價值中的過程。在這里，勞動就是從事勞動的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要素由此而按照一定的目的被有意識地改變了。因此，勞動過程的要素有三方面：第一，勞動本身，即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第二，勞動所作用的對象；第三，用於從事勞動過程的資料。通常由先前的勞動過程所提供的那些勞動對象被稱為“原料”。勞動資料既包括基礎結構或同勞動過程間接相關的要素（渠道，道路等等），也包括如工具這樣的勞動借以影響勞動對象的直接要素。它們總是以前勞動過程的結果，它們的特點既同勞動發展的程度有關，也同勞動在其中完成的社會關系有關。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一起被稱作“生產資料”。由於勞動的作用而改變了勞動對象，這就是使用價值的創造；我們同樣可以說，勞動已對象化了。由於生產資料就是勞動過程所消費的使用價值，因此，這一過程就是“生產消費”過程。由於使用價值由此而被生產出來，因此，從勞動過程的角度來看，所完成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
　　勞動過程是人類生存的條件，這對所有的人類社會形式都是共同的：人們一方面依靠他們的勞動這一主動要素，另一方面也依靠自然的、無生命的世界這一被動要素。但是，為了理解勞動過程中不同參與者相互之間的關系，就需要對勞動過程在其中發生的社會關系作一考察。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生產資料，也購買勞動力。然後，資本家是通過使勞動力的承擔者（工人）在他們的勞動中消費生產資料而“消費”勞動力的。這種勞動是在資本家監督、指揮和控制下完成的，所生產的產品是資本家的財富，而不是直接生產者的財富。勞動過程只是資本家已購買的物和物之間的過程——因此,這一過程的產品就屬於資本家（參看資本；資本主義條目）。
　　這些產品對資本家具有使用價值，只是因為它們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目的就是生產在價值上超過生產過程中消費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價值的商品。因此，這種生產過程既是創造使用價值的的勞動過程，也是創造價值的增殖過程；增殖過程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存在著差額。理解馬克思經濟學的關鍵，就是把勞動力的價值同勞動過程中勞動力的耗費所增殖的價值區別開來。只有後者超過前者，剩余價值才可能創造出來。再者，資本控制了勞動力，這是由於人們在歷史上同生產資料分離開了，因此人們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換取工資，只能進行工資交易。而資本家控制勞動，這是因為勞動力的使用是在資本家監督下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工人階級被迫完成比維持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更多的勞動。因而資本是一種強制的社會關系。
　　勞動過程涉及的是生產的質的運動，是具有一定目的和內容的、生產某種特殊產品的過程。從量的觀點來看，價值創造過程把這一過程中的所有因素都看作是一定量的對象化的勞動，對象化的勞動以一般等價物為單位，按照社會必要的持續時間加以衡量（參看貸幣條目）。任何商品生產過程都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統一。一旦價值創造過程超過一定點繼續下去，我們就有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形式，或者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即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
　　在現代許多論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馬克思主義論著中，在用語上存在著某些不準確之處：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往往被確定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而不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堅持區分這兩個過程，對於堅持為人熟悉的馬克思主義使用價值和價值過程的兩重性是重要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資料具有類似的雙重特點。從勞動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資料是用於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的資料，工人在實體上同生產資料發生聯系，生產資料成為勞動活動對象化在產品中的本質要素。然而，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資料就是用於吸收勞動的資料。在工人消費作為生產活動物質要素的生產資料（勞動過程）的同時，生產資料也消費勞動，以使價值得到增殖（增殖過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一旦資本家的貨幣轉化為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就立即轉化為資本家對其他人的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即有私人財產權證明為正當的、並最終受到資本主義國家強制力量維護的所有權。已經對象化的勞動或死勞動和運動中的勞動力或活勞動之間關系的這種顛倒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反映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上就是對以生產資料價值為一方和以他們所擁有的自行增殖的財產即資本為另一方的混淆。這樣一來，就把生產資料看作是具有生產能力的，而實際上只有勞動才能夠生產出東西來。（為了進一步理解這種顛倒的觀念形態，參看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條目。）
　　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使用工人而不是相反情況的這一闡述，強調了勞動對資本的從屬。馬克思（在《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中）區分了他稱作的“勞動對資本從屬”的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同前資本主義歷史和資本主義歷史這兩個性質不同的歷史階段相適應。第一種形式出現於資本主義從以前的生產方式產生的過程中，它涉及的純粹是榨取剩余價值方式上的轉化。為了描述這種在迄今為止勞動得以完成的同樣的生產技術基礎（相同的生產力水平）上勞動從屬於資本的過程，馬克思把這稱作“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所有的個人之間統治和從屬的關系、封建城市中行會生產和封建鄉村中農民生產的特征都在現金交易中瓦解了；由此，不同的商品（勞動條件商品和勞動力商品）所有者相互之間只是一種以買賣為基礎的關系，只是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相互對立的關系。由於這種“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並沒有改變勞動過程本身，因此榨取剩余價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延長超過必要勞動時間的工作目的長度。馬克思認為，形式從屬是同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在英國它存在於16世紀中期到18世紀最後30年，在這一時期，勞動過程最初以協作為特征，後來又以工場手工業為特征。但是，隨著機器和大工業的出現，勞動過程本身不斷地發生轉化，或者說發生了追求生產率提高的革命化。機器成為勞動過程的主動因素，它把連續的、統一的和重覆的任務強加給勞動，並使強制的嚴格的工廠紀律成為必需。科學知識作為機器使用的必然的伴隨物，創造了一種新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等級制度，先前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分工被消滅了（參看分工條目）。馬克思把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及其生產稱作“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並把它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聯系在一起。英國進行“產業革命”之後，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就不斷地轉化為追求價值積累的勞動過程，一般地說，這標明資本主義已成為一種成熟的生產方式。
　　在馬克思論述這個問題的著述之後，大約一百年來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幾乎沒再作過分析。部分的原因或許是因為馬克思的分析極為成功。馬克思逝世以後，工廠生產的發展似乎有力地證實了馬克思的著述。盡管有蕭條、法西斯主義和世界大戰等等，但是，在追求生產力增長中對科學的利用，還是引起了資本主義極其巨大的增長；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傾向，即把先進資本主義的技術看作是勞動過程的必然的組織形式，而不論社會生產關系為何。這就是說，技術被看作是中性的，而它的獨裁主義和等級制度的本質則被看作是占優勢的生產關系的機能。這同一種不同的觀點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種觀點把歷史解釋成受生產力發展的制約，技術的發展被看作是一種平穩的、直線的前進過程，它決定了特定的時間點上的合適的生產關系。技術而不是階級鬥爭成為歷史的動力。列寧在熱情地把弗雷德里克·溫·泰羅的“科學管理”原理作為蘇聯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的一種手段時，極大地推進了這兩種觀點。1918年列寧對泰羅制的評論就是：
　　“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它在分析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動作、制定最適當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方法等等。蘇維埃共和國無論如何都要采用這方面一切有價值的科學技術成果。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於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0—171頁。）
　　這種策略對蘇維埃社會的社會主義發展起了步人後塵的影響作用，因為蘇維埃的勞動過程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對手幾乎沒有什麽不同。回顧起來或許並不令人驚訝，1929年到1932年蘇維埃工業化就是依靠大規模引進資本主義技術，然後再對這些技術進行模仿；在覆制接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創新的任何事物方面，蘇聯始終存在著難題。如果要想說明技術是如何地由階級關系決定而不是適得其反的話，那麽這倒是一個十分清楚而又有爭議的事例。
　　歷史上“技術主義”概念在西方所產生的主要後果就是，馬克思主義對正在變化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分析變得停滯不前了，從而使各式各樣的後資本主義或後工業的社會學應運而生，這些社會學為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基礎，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更是如此。但是，從60年代末以來，馬克思主義者的注意力逐漸轉到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重新發現上來，這成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分析覆興的組成部分。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布拉維爾曼著作的出版（見“參考書目” ③），證明對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程和階級結構演變進行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和推動作用（見“參考書目” ⑥中的某些例子）。布拉維爾曼的分析結構圍繞著作為資本主義根本動力的資本積累，恢覆了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擴大和勞動貶黜同時發生的理論。關於前者，布拉維爾曼的分析涉及壟斷資本主義，他強調壟斷資本主義中管理和機械化的發展所具有的特別的重要性。寡頭大公司的出現、市場結構的變化和國家經濟活動的發展，綜合成這樣一種分析思路，即證明資本結構的變化產生了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布拉維爾曼特別強調勞動後備軍的特征和構成的變化。強調性別上分工的重要性，以及強調在辦公室工作和勞務產業的勞動過程和職業上的變化。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對勞動的貶黜，特別是對手藝勞動的貶黜，因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結構不斷關心的是使勞動變得低廉，關心的是通過排除有礙於資本實現其重新組織生產的企圖的一切技能和知識來保證對勞動過程實行有效的控制。布拉維爾曼認為，這後者構成了通過對手藝技能的貶黜而形成勞動對資本實際從屬的一般趨勢。

傑瑞米柯賓

對布拉維爾曼著作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④，該書提供了一個有益的目錄）大體上集中在：他試圖把現代工人階級看作是一個“自在”階級，而不是一個“自為”階級，從而避開了對工人階級意識、組織和活動進行全面的分析。人們認為他的這種方法使工人階級僅僅成了資本的對象，即被動地適應著增殖動態的變化，這就忽視了在生產的一定點上階級鬥爭是理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發展的關鍵的方法（見“參考書目” ⑦）。此外，還可以認為布拉維爾曼的分析表明資本家的控制和統治完全和全部是在生產過程內部進行的，而沒有考慮到政治關系和資本主義國家機構的意義；如果把生產內部的階級關系看作是經常地對資本產生疑難的關系，那麽，就可以把政治機構和過程看作是能使這些關系保障資本安然無恙的東西。
　　盡管布拉維爾曼著作中的工人階級不論在生產過程內部還是在生產過程之外都具有被動性（或許這部分是由美國的特殊條件決定的，見“參考書目” ①,第2章），但是，他的著作對於使馬克思主義者重新注意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來說，以及為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一中心論題提供了焦點和參照點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參看積累；階級意識：剝削；工業化條目）




參考書目

① 米歇爾·阿格里塔：《資本主義調節理論—美國的經驗》，1979年英文版。
② M．伯格主編：《19世紀英國的技術和苦工》，1979年英文版。
③ 哈利·布拉維爾曼：《勞動與壟斷資本》，1974年英文版。
④ 托尼·埃爾格：《增殖和“非熟練” —對布拉維爾曼的批判》，1979年英文版。
⑤ 斯蒂芬·馬格林：《老板們在做什麽？資本主義生產中等級制度的起源和作用》第1冊，1974—1975年英文版。
⑥ 西奧·尼科爾斯：《資本和勞動—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研究》，1980年英文版
⑦ 吉爾·魯貝里：《結構化的勞動市場—工人的組織和低支付》，1978年英文版
⑧ 拉斐爾·塞繆爾：《世界的工廠—英國維多利亞中期的蒸汽力和手工技術》，1977年英文版。


拉布里奧拉，安東尼奧

　　1843年7月2日生於卡西諾，1904年2月12日在羅馬逝世。
　　拉布里奧拉在拿不勒斯大學學習哲學之後，成為一名中學教師，1874年在羅馬謀得哲學教授職位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拿不勒斯。最初他受黑格爾主義，後來又受赫爾巴特聯想主義心理學的影響，19世紀80年代末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歐洲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教授”。他最著名的英文著作是《唯物史觀論文集》（1896年），這是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四卷本的開頭兩卷（最後一卷是在他逝世後，於1925年發表的）。拉布里奧拉的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和重實效的，即使在他後期的著作中，他也拒絕把他全部觀念放進一個囊括一切的思想命題中。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巨大價值就是，它克服了抽象的歷史“因素”理論：“由於產生了對一般社會科學的需要，闡述歷史事實的各種分析學科就結束了，這種一般社會科學把不同的歷史過程統一在一起。唯物主義理論就是這種統一性的頂點。”但是，這種統一起來的原理必須用靈活的方法加以解釋：“決定其余一切的、作為基礎的經濟結構，並不是這樣一種簡單的機制，即從這種機制中產生的制度、法律、習慣、思想、感情和意識形態是自動的和機械的結果。在這一基礎結構和其余一切之間存在著覆雜的、往往是微妙的和曲折的派生和中介的過程，它並不總是能被揭示出來的”（見“參考書目” ①，第149、152頁）。拉布里奧拉把馬克思主義引入了最初是工團主義（參看工團主義條目）的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他對他的學生貝奈戴托·柯羅齊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在1895年到1899年間，柯羅齊發表了一些論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的論文（參看柯羅齊在1913年發表的論著）。




參考書目

① 　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唯物史觀論文集》（1895—1896），1904年英文版。
② 　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社會主義和哲學》（1898），1907年英文版。
③ 魯吉·達爾·巴奈：《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其生平和思想》， 1935年意大利文版。


拉法格，保爾

　　1842年1月15日生於古巴的聖地亞哥，1911年11月26日在巴黎逝世。
　　拉法格的家世極為混雜，他在法國學習醫學，但不久就參與了左翼政治運動，起先受到蒲魯東思想的影響。1866年移居倫敦後，成為馬克思家庭的知己，接受了馬克思的觀點，並同馬克思的女兒勞拉結婚。1880年以後長期住在巴黎，不久他成為法國工人黨的主要鼓動家，在工人運動中努力不懈地普及馬克思主義思想，並一直同恩格斯保持密切聯系。他是最多才多藝和最吸引人的、雖然不是最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宣傳者之一；他是一個富有戰鬥性的反教權者；婦女權利是他感興趣的問題之一；他也研究經濟問題。1883年他在監獄中寫了一部最受歡迎的著作《懶惰權》，在這部著作中，他用一些荒誕的誇張手法來論證工人應當更加閒逸，他是最先研究這一問題的人。他曾生活在殖民地的這一背景，有助於他對人類學和民族學新領域的興趣。他最輝煌的著作《所有制的演變》是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一部才華橫溢的著作。（參看民族主義；發展階段條目）




參考書目

① 雅克·吉羅特：《保爾·拉法格選集》1970年英文版。
② 保爾·拉法格：《懶惰權》（1883），1907年英文版
③ 保爾·拉法格：《從野蠻到文明時代所有制的演變》， 1910年英文版。
④ 喬治·斯托爾茲：《保爾·拉法格：社會主義的戰鬥理論家》，1938年法文版。
⑤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保爾·拉法格和勞拉·拉法格通信集》，英文版。


地產和地租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農業地租的理論可以在《資本論》第3卷和《剩余價值理論》（主要在第Ⅱ冊）中發現。馬克思理論的出發點（正是這一出發點，使他的理論同其他幾乎所有人的理論區別開來）就是，地租是同土地有關的階級關系的經濟形式。因此，地租不是土地的屬性，盡管它受到土地的不同的質量和效力的影響，地租是社會關系的屬性。
　　馬克思把地租區分為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級差地租包括兩種類型。土地在肥力和位置上的差別，使農業部門內部等量資本取得不同的成果。這些差別就是級差地租第一種類型即級差地租Ⅰ的基礎。當不同量的資本運用在土地上，它們再次獲得不同的報酬。然而，同一般工業部門不同，比正常資本多獲得的超額利潤並不會自然地加給個別資本家。其中一部分可能作為地租被占有，這就是級差地租第二種類型，即級差地租Ⅱ。馬克思的結論就是，在農業部門內，資本投入土地的程度受到地權的阻礙，農業的集約發展受到阻撓。在這一部門內，資本家的能力和追求超額利潤的動機由於地租可能被占有而受到抑制。
　　級差地租涉及的是農業部門內部資本之間的競爭；絕對地租則來源於形成價值和生產價格的經濟部門之間的競爭。資本流入農業時，資本或者是為了級差地租Ⅱ而集約地投入的，或者是投在新的土地上。在後一種情況中，在存在地權時就必須支付絕對地租，地權的存在不允許無償地使用土地。但是，這種地租在量上並不是沒有限度的。馬克思證明，它至多等於產品的價值和生產價格的差額，由於農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所以這一差額就是一個剩余價值正值。
　　隨著對都市危機中地權作用的分析（參看城市化條目），馬克思主義內部目前對地租理論興趣有所恢覆。由此而出現的論著大都反對馬克思的絕對地租理論，並用壟斷地租來代替絕對地租；在壟斷地租情況下，地租超過生產價格的水平是沒有限度的。此外，也沒有理由認為農業的有機構成就是較低。法恩認為（見“參考書目” ⑤）這是馬克思理論的一種誤解，他證明絕對地租的限度是由於在向新的土地擴展中選擇集約發展而產生的。鮑爾認為（見“參考書目” ①）不可能存在一般的地租理論，然而，歷史上發展起來的資本和土地這種特殊關系，應當作為理論的基礎。此外，決不能把資本有機構成同資本價值構成相混淆。馬克思的絕對地租是從阻礙農業內部集約積累的分析中得出的，這是同較低的資本有機構成，而不是同較低的價值構成相聯系的。默里則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見“參考書目” ⑨），他在支持馬克思命題時，證明這些命題對地產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因此，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存在及其作用可以設想為同地產的形式無關。
　　必須承認，對馬克思分析的不同解釋和突破，部分地是馬克思的分析在準備上相當差的結果，這無論在《資本論》第3卷還是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都是這樣。所呈現的材料常常是假設的價格表格和級差地租表格的記錄。法恩認為，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價格和地租不可能從假定的資本、勞動和土地之間的生產的技術關系中得出。它要以在價值決定上正常的資本和正常的地租所構成的東西為基礎，這兩者的歷史的和社會的關系必須加以分析。
　　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也考察了前資本主義地租的發展。他把封建地租劃分為三種類型，這三種地租形成一個邏輯順序。它們就是勞役地租、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這三種地租同封建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相聯系，例如，最後的貨幣地租就是以商品生產的一定增長為前提的，是用獲得的貨幣以現金方式支付地租。然而，盡管存在商品生產，但生產方式仍然是封建的。就個人積累而言，馬克思這里的分析同對現代不發達的分析有關，因為封建的貨幣地租形式還存留於和資本相對立的前資本主義社會。
　　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馬克思詳細闡述了自己對地租問題的觀點，並批判了其它著述者。例如，李嘉圖除了任何經濟部門都能取得的壟斷地租概念外，就只有級差地租這一概念。對李嘉圖來說，地租正是土地的一種屬性，即自然的屬性，而所有的地產決定了誰應該獲得它。斯密在他所讚成的構成價格理論（在這種理論中，價格是由互不相關的工資、利潤和地租決定部分構成的）的範圍內，承認絕對地租的可能性。但是構成價格理論本身是不連貫的，因為這三種收入形式不可能是無不相關地決定的，因此，它們受到純產品量的限制。通過對這些及其他著述者的批判，馬克思試圖證明，只有通過對資本和土地的社會關系的考察，才可能對地租作出準確理解。同一般的工業部門相比較，這是一種由於利用土地這一條件而被歪曲了的價值關系。因此，剩余價值以各種地租形式被占有（地租形式只可能在分析上加以區分），不管地租的水平是什麽，地權影響了那些對生產資料土地特別敏感的工業的發展。




參考書目

① M．鮑爾：《級差地租和地權的作用》，1977年英文版。
② M．鮑爾：《論馬克思的農業地租理論—答本·法恩》，1980年英文版。
③ S．克拉克和N．金斯伯格：《住宅政治經濟學》，1976年英文版。
④ M．伊德爾：《馬克思的地租理論—都市的運用》，1976年英文版。
⑤ 本·法恩：《論馬克思的農業地租理論》，1979年英文版。
⑥ 本·法恩：《論馬克思的農業地租理論—一個答辯》，1980年英文版。
⑦ 本·法恩：《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第4章和第7章，1982年英文版。
⑧ 本·法恩和勞倫斯·哈里斯合著：《重讀<資本論>》，1979年英文版。第7章。
⑨ R．默里：《價值和地租理論》，1977年英文版。


拉薩爾，斐迪南

　　1825年4月11日生於布勒斯勞，1864年8月31日在日內瓦逝世。
　　拉薩爾是社會主義史上最不可思議的人物之一。他是一個富有的猶太商人的兒子。他在柏林攻讀哲學，成為青年黑格爾派的一分子和革新主義者。1848年革命期間，同馬克思和《新萊茵報》發生了聯系。他曾被捕，1849年5月經審訊被宣判無罪。1858年出版了一部按黑格爾方式論述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龐大著作，1861年出版了另一部論法律和法的觀念演化的著作。1859年他發表了一個論意大利戰爭的小冊子，從而又關心起國家大事來；19世紀60年代初在普魯士君主政體和國會之間爆發一場憲政危機時，他更顯得活躍了。1863年，他組織了德國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全德工人聯合會，並把該黨的所有權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手中。
　　比馬克思年輕7歲的拉薩爾，總顯示出對馬克思的極其尊重，在金錢上和出版事務上幫助馬克思，敦促馬克思完成《資本論》的寫作。1862年在倫敦對馬克思的一次拜訪中，還提出了跟他合辦一家報紙的建議。馬克思——更不用說恩格斯了—根本沒有回報這種好意。他們不喜歡拉薩爾的過度自負、侈奢放蕩的生活方式和浮誇的煽動，他們也不信任他的思想。他的混雜的著作極少贏得他們的讚許；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似乎向他們證明了他對這一問題極為無知，就象是從馬克思那兒剽竊來的一樣。但他們對他的早死還是表示震驚，他的死是由愛情上挫折而引起的愚蠢的決鬥的結果。
　　他們極其強烈地反對拉薩爾最後幾年的政治策略。拉薩爾認為德國資產階級無能力進行嚴肅的革命鬥爭，同時還由於他的濃重的德國國家主義的思想，他撤回了對自由黨人的支持，而同俾斯麥進行談判，徒勞地希望通過俾斯麥和君主政體來實現他在“公開信”即1863年2月宣言中提出的工人運動所面臨的兩個主要目標。一個目標是實現普遍的、平等的選舉權，以使國家民主化；另一個目標是使國家不再只是一個“守夜人”或警察（他曾指責這是自由放任的自由黨人所想要的東西），而是要積極地參與社會變革，要對工人合作社發放信貸，以逐步實現經濟上的社會化。
　　他的政黨的緩慢發展使他十分惱怒，在柏林他是一籌莫展，但是，他利用四處遊說的方法，使他成為一個有成效的普及者；他的組織和他的名字一樣，在他死後仍然存在著。1875年，當這一政黨同意和由較接近馬克思的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奧古斯特·倍倍爾領導的對立團體聯合時，馬克思憤慨地發現，哥達會議上所采用的綱領包含著更多的是拉薩爾的思想，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馬克思對它作了詳盡的批判，例如反對拉薩爾所讚同的所謂永恒的“鐵的工資規律”，並指出拉薩爾只攻擊資本家，而不攻擊地主。直到1890年這一綱領才得到改變。恩格斯在1891年2月23日給考茨基的信中對拉薩爾作的最後總結是極為嚴厲的。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他繼續作為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創始者而受到讚揚，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不久，他是獲得樹立紀念碑殊榮的社會主義英雄之一。




參考書目

① 愛德華·伯恩施坦：《社會改革家斐迪南·拉薩爾》（1891），1893年英文版。
② 大衛·福特曼：《平坦而險阻的歷程—斐迪南·拉薩爾的一生》，1946年英文版。
③ R．摩根：《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和第一國際（1864—1872）》，1965年英文版。
④ 赫爾曼·奧肯：《拉薩爾政治活動傳記》，1920年德文版。

傑瑞米柯賓

法律

　　馬克思主義常被看作同激進的革命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一樣，對法律抱有強烈的敵意，認為法律保護了財產、社會不平等和階級統治，並認為在一個真正的人類合作的社會中，對法律的需要也就消失了。盡管馬克思在大學一開始就是學習法律的，但他很快就對這門學科失去了興趣，對法的理論、法的歷史或法律在社會中的地位問題沒作過任何系統的和持久的著述。在青年時代，他是一名左派青年黑格爾者和激進民主主義者（1842—1843），他讚成激進的黑格爾派的觀點，認為“真正的”法律就是自由的系統化，是同人類活動“普遍”一致的內在規範的系統化。因此，它決不能作為一種高壓統治的形式，從外部同人類相對立，試圖把人類當作衣物一樣加以限定。1844—1847年主要是在對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進行哲學批判的過程中，馬克思讚成這樣的觀點，即認為實際的、現存的法律是一種異化的形式，它把法的主體、法的責任、法的權力從具體的人類存在和社會現實中抽象出來，宣布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和政治平等的同時，實際上卻在容忍並促進了經濟、宗教和社會的奴役，使市民社會中作為法的主體的人和作為政治市民的人同經濟人分離開來。1845年以後，由於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公布和制定，馬克思闡述了法律本質上是一種附帶現象，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它反映了統治階級的觀點、需要和利益，而這些東西則產生於構成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
　　馬克思認為法律是階級統治的形式這一成熟觀點，可以同他早期的兩種觀點調和在一起，事實上是把它們納入其中了。在對法律的異化形式的批判中，他把法律看作是一種抽象的概念體系，而在對法律作為階級統治的形式的批判中，則把法律看作是一整套由國家認可的命令，特別是恩格斯更是這樣認為。所有這三種觀點得出的結論就是，在人類真正的無異化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法律不再是一種同個人相對立的外在的強制力量。在《哥達綱領批判》（1875）中，馬克思對革命以後的兩個階段作了區分：一個是，資產階級習俗還沒有消失，“資產階級權力（法律）的狹隘限界”還不可能改變，每個人按照他的能力進行勞動，按照他的貢獻取得報酬的階段；另一個是，每個人按照他的能力作出貢獻，按照他的需要獲得報酬的這一最終階段。恩格斯聲言，在這一最終階段，當私有制和階級分裂已經消失時，國家和法律將消亡，因為這兩者作為階級統治的裝置已失去存在的理由。
　　許多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法律觀點所作的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討論，都集中在有關唯物史觀的比較一般的問題上，諸如法律和一般的上層建築、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是否可以從因果關系上或職能上加以理解，這種因果關系是否如恩格斯認為的應該考慮到上層建築對基礎的有限制的反作用（雙重決定論），在社會中是否存在著相對獨立的結構，法律是否就是這樣一種結構。批評者認為法律能決定經濟生產的特點，並斷言法的概念和法的現實（如所有制）都是馬克思生產關系定義本身的組成部分，因此它們不可能再由生產關系來決定。捍衛者則試圖證明，馬克思使用“占有”和“所有制”這樣的用語指的是作為法律的基礎的事實，即使按決定論的觀點，也仍然留下了這樣的難題，即為什麽有必要通過法律來保障在沒有法律的時候已經獲得和確定的權力呢？最近幾年，一些馬克思主義著述者，特別是蘇聯和蘇聯集團國家中的著述者，把法律當作一種物質力量，當作是不管什麽社會都必然存在的某種形式，具有以階級為基礎的因素和具有影響著人類社會一般條件和需要的因素。
　　只有兩位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家即卡爾·倫納和葉·布·帕舒坎尼斯（1891—1937），在非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家中引起興趣和得到尊敬。倫納反對法律是附帶現象的觀點，堅持認為法的概念是對生產方式描述的組成部分；他集中論述了貫穿於極不相同的生產方式中的法的概念所具有的連續性和相對確定性。他證明法的規範是中性的和相對穩定的，是以在一系列社會中都能發現的人的關系和活動為基礎的。但是，這類規範要以不同的方式同各種法律機構和法律制度結合在一起，根據它們在其中發揮職能的生產方式的性質，完成不同的社會職能。在一定意義上，不管是在什麽社會中，財產規範必然指明誰應該對什麽負責，這種規範在社會職能上正經歷著根本的轉變，這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摧毀了原先以戶為單位的那種私有制的特點，並賦予它們以公共的和社會的特點的結果。相反，葉·布·帕舒坎尼斯則從根本上把法律看作是一種商業化的現象，這種現象在資產階級社會達到了最高點。在他看來，法律是以抽象的個人、法律當事人的平等和均等為基礎的。它是在個人和法的替代物之間的契約模式上，看待所有的合法機構，其中包括家庭、刑法和國家。因此，法律在本質上不同於行政管理，後者強調的是責任，而不是權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所強調的則是從屬於共同的利益而不從屬於形式上的平等，從屬於社會技術規範而不從屬於個人，從屬於目的一致性而不從屬於利益的對抗。而在充分發達的社會主義條件下，政策和計劃將代替法律。
　　現在，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政黨統治的國家中，法學思想在發展中跟西方激進主義的觀點發生根本的矛盾，後者日益強調法律的階級本質，並且相信法律可以被自願的、非正規的和參與制的程序所取代。蘇維埃官方理論長期以來都把法律定義為由國家認可的規範總體，這些規範保證了有關生產方式的基礎和性質，因此它有利於統治階級。但是，赫魯曉夫則聲言，在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已經結束，現在已經是全民國家的蘇聯，隨之而來的是不斷地提高社會主義社會在管理上的、教育上的、意識形態上的法律的重要性。據說這是為了保證社會生活的穩定和可預測性，這是為了組織生產和保護個人及其權利。法律現在被看作是在社會所有制的條件下，指導社會的規則、必然性、公平的和有效的手段。象國家一樣，法律被說成人類事務中的一種本質要素，在階級社會的階級利益中它被占有和扭曲；但在階級消失時，法律並不會消亡，它還是社會中的一種非階級的本質要素。




參考書目

① 莫林·凱恩和艾倫·亨特合編：《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法律》，1979年英文版。
② 約翰·N·哈澤德：《共產主義者及其法律—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國家法律制度的共同核心的探討》，1969年英文版。
③ 尤金·卡門卡和艾麗斯·埃爾—松·泰合著：《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法律》，載尤金·卡門卡、羅伯特·布朗、艾麗斯·埃爾—松·泰主編的《法律和社會—法治理想的危機》1978年英文版。
④ 葉·布·帕舒坎尼斯：《馬克思主義與法律文選》，1979年英文版。
⑤ 卡爾·倫納：《私法制度及其社會職能》（1929），1949年英文版。


合法馬克思主義

　　合法馬克思主義是由彼·別·司徒盧威、米·伊·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尼·亞·別爾嘉也夫、謝·尼·布爾加柯夫和謝·柳·弗蘭克等人發展起來的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一種批判性的和學究式的解釋，在1894至1901年間曾在俄國產生過極大的影響，它的主要偏見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優點（和缺陷）看作是一種啟發式的方法和對歷史發展的貌似有理的描述。它特別強調資本主義的進步作用，強調資本主義現代化、西方化和文明化對當代俄國的意義。它的目的，正如司徒盧威所指出的，在於既向朋友們也向民粹主義對手們提出“對資本主義的辯護”。甚至表現出對資本主義進行袒護的程度。
　　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幾乎沒有注意到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動員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他們一般都避免主動地參與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組織。他們在政治上的克制部分地產生於這一團體所具有的學究傾向，並由於俄國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合法出版物的強制性的管制而得到加強。1895至1896年間，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革命派的大部分政治領袖和理論家被捕和被驅逐出境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成了馬克思主義在俄國運用的最重要的宣傳者。通過他們的著作和他們的有影響的雜志（《新語》，1897年；《開端》，1898年），他們極為成功地取代了民粹主義，成為知識分子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潮。他們的雜志也為在監獄中、在流放中或在地下的“非法分子”的理論著作的出版提供了出路。
　　他們從一開始就不僅對馬克思的許多結論作了批判，而且也對馬克思方法上的重要觀點作了批判。在伯恩施坦的許多修正主義觀點出現之前，司徒盧威的論斷就比伯恩施坦更為徹底地揭示：資本主義大崩潰和無產階級具有實現社會革命能力的理論，無論在方法論上和經驗上都是有缺憾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同哲學唯物主義並不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他們不斷地關注著社會主義所必需具有的倫理學基礎（參看倫理條目）。他們走向新唯心主義和康德的道德哲學（參看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條目）。弗蘭克、別爾嘉也夫和布爾加柯夫最終都成了著名的宗教哲學家。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是屬於最先探討和闡釋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發展和再生產公式的人們之列。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最先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理論，在對資本主義危機階段性的解釋中，他強調了生產品產業和消費品產業發展的比例失調。
　　到1902年，司徒盧威已成為俄國第一家自由派雜志的主編，並在1903年領導他團體的其他成員加入自由派的雛型組織—解放社。從1901年以後，這一團體就受到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的猛烈抨擊，列寧和普列漢諾夫斷定，這個團體的發展是從理論上的和經濟上的批判分析倒退到哲學上的折衷主義，進而倒退到修正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典型例子。




參考書目

① 尼·亞·別爾嘉也夫：《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1937年英文版。
② R．金德斯利：《俄國第一批修正主義者—對俄國合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962年英文版
③ 羅·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913），1951年英文版。
④ A．P．門德爾：《沙皇俄國前進中的兩難：合法馬克思主義和合法民粹主義》，1961年英文版。
⑤ R．派普斯：《司徒盧威》（兩卷本），第1卷《論左翼自由派》，1970年英文版。
⑥ 彼·別·司徒盧威：《我同列寧的交往和沖突》，1933—1935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