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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傑瑞米柯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词典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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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3 00:13:33 |显示全部楼层
消費不足

  這是一種由於制度上的傾向而出現和持續的對消費品的需求下降的情況。它被看作是周期性危機(參看經濟危機條目)和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過剩與停滯的惡性傾向的原因。
  資本主義是一種需要周而覆始地經歷繁榮和衰落階段(即商業周期)的制度。這些周期不是由於意外的事件或偶然的情況造成的,而是構成資本主義積累的動態的一部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特別是第7篇第23章“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中,提出了一個模式來展示積累的比率跟吸收勞動力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比率之間的內在關系,以及由此帶來的實際工資的比率的變化。這些變數通過對利潤率和利潤量的確定,從而確定未來的積累的比率。在這一個序列中,積累是資本自我擴張的首要動機,而它反過來又被利潤再投資這一資本自我擴張的形式所推動。這一序列的主要對立存在於可利用的勞動力數量和能夠對它進行吸收的積累比率之間。迅速的積累會趕在勞動力供應的前面,從而提高了實際工資。這種情況,在沒有出現抵銷的力量的情況下,會給利潤率造成威脅。所謂抵銷的力量有如:相對剩余價值率的提高(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絕對剩余價值率的提高(延長工作時間),以及從非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小農的農業、家庭工業、殖民地以及還沒有充分資本主義化的外國)那里增加勞動力的供應。這種對利潤率下降的威脅所作的反應,會導致一些代替勞動力的新方法的采用,從而使失業者的人數得到補充。
  以上是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論斷的簡單概括。作為一種周期理論來說,它忽略了資本主義積累問題的兩個重要方面:一是關於貨幣特別是信貸對積累所起的促進或阻礙的作用;二是關於實現的問題,即需要把生產出來的產品銷售出去,以便把剩余價值從其勞動的形態經過商品形態轉變為貨幣形態(利潤)。馬克思無論在其早期或後來的著作中,都沒有對資本主義危機問題展開充分的全面的論述,雖然有關這個問題的一些論斷散見於他的作品中。
  從恩格斯逝世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20年間,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就如何從馬克思的片斷論述中提出危機理論這個問題展開廣泛的討論。這種討論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進行的,即資本主義在新的地區進行有力的擴張,新的工業不斷湧現,而看不到資本主義制度行將崩潰的任何跡象。這時候已經開展了反對伯恩斯坦所首創的修正主義的運動,因為它對馬克思的關於資本主義充滿危機的預測提出了質疑。
  從分析上說,一種關於危機的理論可以建立在資本主義能在不發生經濟崩潰的情況下繼續發展的前提之上,因為崩潰可能來自外部的政治力量(例如,由於戰爭的失敗而導致起義),而不決定於經濟危機(參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條目)。在1895—1914年間所進行的討論中,並沒有把這兩點分開。當時的那種關於危機的理論,不僅對危機為何是資本主義所內生的(如果不是特有的話)作出解釋,而且還對日益嚴重的危機最終勢必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進行論述。因此,當時一些非常適合於解釋個別危機的理論,卻未能對諸如此類的附加的論述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盡管這次爭論產生了許多最優秀的馬克思主義作品,但始終沒有得出結論來。
  對於任何想要形成馬克思主義關於危機理論的試圖來說,其主要的難點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第21章)中所表明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具有持續的、無危機的擴展的可能性。對於馬克思的整個理論來說,這一章的分析的確切意圖究竟何在,還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不過,擴大再生產的公式(參看再生產公式條目)是以數學計算的例式顯示了兩個部類(生產機器產品和生產生活消費產品的部類)的持續的(平衡的)增長的。馬克思的公式表明,由於兩個部類對彼此產品的互相需要,幾乎是可以無限期地保持穩定的積累。然而,後來的作者如圖根—巴蘭諾夫斯基、盧森堡、列寧和鮑威爾等人,卻都利用這個公式作為他們論戰的基本武器。出現在《資本論》第1卷(第23章)和第2卷(第21章)之間的明顯的矛盾,便成為一個主要問題,而這並不完全是由於修正主義的進攻的緣故。馬克思的特殊的數字例式仿佛像施展法術一樣,通過提出兩個部類平衡的按比例的擴大,把實現問題、貨幣和信貸問題、以至利潤率趨於下降的問題,統統給取消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比例失調的問題才構成制定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一個重要要素(例如希法亭在《金融資本》第4章中的論述)。
  在這種情況下,消費不足便被提出來作為實現問題的一個可能的原因。對第二部類的產品──生活消費品的需求可能僅僅來自工人(除了少量來自資本家),但是資本家為了提高剩余價值率和擴大利潤量,必須經常地試圖制止實際工資提高的趨勢。通過對就業人數的限制(為了維持勞動後備軍)和對實際工資的限制,資本家也就卡死了第二部類銷售其產品的能力,而工人的貧困(從這種觀點來看這是為了保持利潤率所必要的)則又反過來沖擊了制度本身,給剩余價值的實現(即使它轉化為貨幣利潤)造成困難。消費不足論者的論斷,其要點便是如此。
  對於這種簡單的論斷,出現了許多反對意見,包括理論上的和事實上的。首先讓我們看一看理論上的路子。有人認為,資本家只要能把他們的產品賣出去,是並不關心他們生產什麽產品和什麽人購買這些產品的;因此,如果對生產資料的產品的需求能夠保持的話,那麽第一部類的擴大就能夠應付蕭條狀況並留給第二部類以銷售其產品的適當余地。這種看法,畢竟是反映了馬克思的公式的要點。但是,盧森堡(她往往被人誤認為消費不足論者)則對這種機器產品需求擴大的基礎提出疑問。容易看得到的是,對機器產品的需求,既不受工人貧困的限制,又不受人類吸收消費品的能力的限制。然而,這里卻存在著對機器的需求的直接的限制,那就是,利潤的前景來自於對機器的使用。機器既可制造機器產品,又可制造生活消費品,而所有的機器最後都直接地或間接地制造消費品,因此,如果出於阻擋對利潤所造成的壓力的需要而卡住對生活消費品的總需求的話,那麽購買機器就不可能總是有利可圖的了。
  從這種論斷中可以引申三條出路,它們並不完全否定消費不足論的觀點,但卻可以改變它的勢頭。第一,正如盧森堡所指出的,資本主義成份以外的市場(包括國民經濟內部的前資本主義農業或不論過去是否殖民地的外國)的存在可以吸收某些產品,可見,兩個部類的公式所描述的並不是整個經濟的情況。資本主義需要經常依靠國外市場來維持其積累這種情況,曾被俄國民粹派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的主要論據,認為它是不適於在俄國土壤上生長的苗木。列寧則在《論所謂“市場問題”》中利用馬克思的公式來反駁這種消費不足論的變種。那種認為貿易是“剩余產品的通風孔”的論斷,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的甚至重商主義的學說。這種論斷近年來還構成對需要經常依賴出口的日本資本主義進行分析的一個部分。
  第二條出路是通過軍備的開支。在這里所要斷定的是,軍備支出不屬於利潤計算之列,它不提出實現的問題,因為國家並不是非得出售軍備不可。然而,國家卻不得不通過稅收和借債來對購置軍備進行撥款。值得爭論的問題是,這種稅收和債款利息究竟是有損於穩定的利潤量呢,還是說,國家可以通過解決這個問題來保障有足夠的額外利潤去對軍備購置進行撥款?如果是屬於後一種情況的話,那麽軍備以及其他任何能夠制造就業機會而又不涉及交換價值的活動,將會解決實現的問題並且會抵擋消費不足的威脅。像這樣一種認為國家能夠通過購置軍備或修築工事來填補總需求的空白的論斷,在凱恩斯的著作發表以後尤呈樂觀。雖然凱恩斯的著作絕不構成馬克思主義內部爭論的一部分,然而它卻不失為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特別是薩伊定律的一種批判(參看凱恩斯和馬克思條目),由一個福利國家所帶來的巨額利潤、充分就業和實際工資提高這種使本世紀50和60年代許多作家神往不已的愉快三結合,近來已被通貨膨脹的壓力弄得愁眉不展。利潤率和充分就業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不可避免,如今從凱恩斯主義的觀點撤退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某些馬克思主義作者把這種情況看作是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沒有能力去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既使他們也同意凱恩斯可以說是提供了一種理論的解決辦法。
  第三條出路是通過奢侈的消費。資本家以及既非無產者又非資本家的其他集團的成員(政府官員、工商界的白領工人,牧師和教育部門的雇員,以及自由職業者等等),其消費據說是為消費品的總需求提供了另一種來源。新產品的發明和不同商標的同一種基本商品通過廣告的推廣,以及產品的明細化,都成為奢侈消費的組成部分。
  以上這三條出路,是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來作為對消費不足論的反駁,或是作為表明這種理論的問題所在和資本主義企圖阻止消費不足的跡象。舉例來說,在當代有關這個問題的闡述中,巴蘭和斯威齊在《壟斷資本》一書里就把諸如奢侈消費、浪費性的公共和私人開支、軍備等各種各樣的因素匯集在一起,作為吸收他們所認為的不斷增長的經濟剩余手段。然而,這些不同的因素在經驗上的重要作用,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在近一百年來的大部分時間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實際工資是跟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道增長的,而同時失業則沒有足以改變這種情況的明顯趨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段時期所體驗到的通貨膨脹,很難歸結為需求下降的過錯,雖然通貨膨脹的經驗可以作為促進實際需求的策略來使用。可以這樣認為,如果由於高就業率和工人階級通過工會的行動給利潤率的提高所造成的威脅能夠通過收入(工資)政策的方法來解除的話,那麽消費不足的可能性從技術上說就不是很大了。但是,國家要在不損害利潤率的情況下去保證充分就業和解決現實問題,其政治局限性則是非常現實的。因此,由於積累和勞動力供求之間的相互關系而引起的工資和利潤的矛盾,看來是一種比較持久的矛盾,而消費不足問題則是一個次要的矛盾,盡管這種理論的洞察力對於了解資本主義的運行情況是有用的。




參考書目

① P.巴蘭和P.M.斯威齊合著:《壟斷資本主義》,1966年英文版。
② M.布利尼:《消費不足──歷史與批判分析》,1976年英文版。
③ A.布魯爾:《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1980年英文版。
④ 列寧:《論所謂“市場問題”》(1893),1960年英文版。
⑤ R.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913),1951年英文版。
⑥ P.馬蒂克:《馬克思和凱恩斯──混合經濟的局限》,1969年英文版。
⑦ J.奧康納爾:《國家的財政危機》,1973年英文版。
⑧ P.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1942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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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3 00:14:40 |显示全部楼层
不發達和發達

  關於不發達的理論的許多觀點,盡管在馬克思主義關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早期爭論中就已存在,然而這種理論最早卻是在本世紀50年代才出現,作為對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學派後殖民社會(參看殖民社會和後殖民社會條目)的經濟發展問題上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批判。這種理論的主要概念是由保羅·巴蘭制定的,後來又被許多作者(主要是謝爾索·富爾塔多和安德列·龔德爾·弗蘭克)加以擴展。這種理論是以關於經濟剩余以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內對這種剩余的生產和吸收的觀點為基礎的。巴蘭把經濟剩余定義為“社會當前的實際產出與當前的實際消費之間的差額”(見“參考書目” ①)。剩余可以用於生產性的投資以增加產出,可以用來進行投機活動,可以投放到生產出它的經濟以外的地方,也可以把它囤積起來。巴蘭認為,工業的資本主義經濟所產生的剩余不斷增加,但同時卻未能提供為吸收這種剩余所需要的消費和投資的出路,這是自相矛盾的。而這種缺乏有效的需求的情況據說可以通過許多政治的和經濟的機制來應付:國防生產,國家支出,計劃收縮,技術革新,以及最重要的是通過對殖民和後殖民社會的經濟統治,即由這些社會提供消費和投資的出路來緩和生產過剩的潛在危害。不過,采取最後那種辦法的話,工業化的經濟就把一種特殊的發展形式強加給後殖民社會,從而使生產出來的經濟剩余為外國財團和本國的精英所占有,使當地居民的利益受到損害。可見,工業化的經濟的問題在於生產過多的經濟剩余,而對於後殖民社會來說,問題則在於無法取得這種剩余來發展自身的經濟。
  巴蘭斷言,在後殖民社會里,發展大致上只限於那些為工業經濟或當地的精英生產或加工商品的部門,至於那些為國內的消費(包括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的)生產基本商品的部門則停滯不前,因為在前一種部門內生產出來的剩余,是不會投入本國的經濟的。因此,問題不在於發展不足,而是在於本國的經濟不發展,這是由於可以形成並維持這種經濟發展的可供投資的剩余被占用了,從而阻礙了它的發展能力。巴蘭曾把以下兩種情況作了對比:一種情況是所設想的剩余現在實際上被利用的典型途徑,另一種是在國內經濟不受當前利用剩余的不正常要求的束縛的情況下而使剩余可能被利用的途徑。他根據本國居民目前和未來的需要提出剩余的“合理配置”的狀況。這種配置奠立在以下基礎這上之:(1)通過對國內外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奪把大量的剩余動用起來,同時杜絕由於過度消費和資本外流而造成的現有收入枯竭的狀況;(2)對非生產性勞動進行重新配置;(3)在以新的方式對剩余進行動用的基礎上使國內的農業和工業實行有計劃的發展。巴蘭企圖說明,通過把目前的剩余利用方式改變為一種奠基於本國經濟需要之上的對剩余的有計劃的合理配置,就能夠克服工業化經濟的再生產要求所強加的不發達的型式,從而使本國經濟得到發展。
  巴蘭的這些觀點被弗蘭克進一步擴充。弗蘭克把吸收和利用剩余的概念同一種奠立在“宗主國”和“衛星國”經濟基礎上的世界經濟模式結合在一起。工業的宗主國統治著不發達的衛星國,其手段是通過確立一種以出口為方向的資本主義發展方式來攫取後者的剩余。這種宗主國──衛星國的模式也同樣被用來說明不發達的經濟之間或內部的一些關系。弗蘭克認為,只有在工業資本主義經濟撤退或撤離的時期內,不發達的情況才能減輕。不發達始終主要是工業資本主義浸透的結果。“因此,只要不從這種資本主義的結構中解放出來,或者只要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不解體,資本主義的衛星的國家、地區、地方和部門,就注定要處於不發達狀態”(見“參考書目” ③)。
  不發達理論的主要信條是: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的再生產要求強行造成一種部門之間不平衡的資本主義發展,從而限制了本國經濟的有力增長。這個信條是同薩米爾·阿明和伊曼努爾·華勒斯坦所倡導的依附論以及資本主義邊緣地區和世界體系的理論一脈相通的。它還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政治學的論戰中找到自己的先驅者,這包括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俄國村社的作品一直到列寧對民粹主義的批判,以及第三國際在印度和殖民地問題上的激烈辯論。
  馬克思主義對這種理論的批判可主要概括如下:

  (1)不發達理論過分強調殖民和後殖民經濟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這是錯誤的。例如,布倫納就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積累和工業化的一切階段中,這種經濟所提供的市場和投資的出路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見“參考書目” ②)。這些批評家們還著重指出這種理論所依據的消費不足論的原則是不恰當的,因為它把重點放在分配形式而不是放在生產結構上,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則認為後者是最終地決定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消費、分配和交換的。

  (2)認為特別對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比較不發達的經濟來說,並不存在一種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形式。通過啟發式的研究往往可以發現,這些被列入不發達理論之中的經濟,它們跟工業化經濟的相似之處要比它們之間的共同特征更為重要;除了這點以外,這種理論還不能夠對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在比較不發達的經濟中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各種有力形式的出現作出恰當的解釋。人們認為,在許多比較不發達的經濟中,無論是工業還是農業,工業制造和機器生產都擴大到為國內消費進行生產的部門,這也就推翻了這樣一種結論,即認為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要持續發展的話,就必需適應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的要求和少數買辦精英的固有利益的需要,把這種發展局限在為數不多的部門之中。

  (3)認為不發達理論是無中生有地在所謂國內部門和以出口為方向的部門之間設置一道屏障,而其實前者的發展並不一定會破壞後者發展的潛力,反而能夠促進它的發展。這是通過投放到本地工業中的資本積累、農業的級差、國內市場的形成、以及工業的發展適應該市場的情況等等方式來實現的。強調這種觀點的作家,例如沃倫(見“參考書目” ⑨),其所參照的基準論點是列寧對俄國民粹派的論斷所進行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⑥),後者認為在一個以資本主義生產和非資本主義生產相結合為特點並為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的再生產要求所主宰的國家里,資本主義是沒有能力成功地發展起一個國內市場來的。

  (4)如果認為不發達理論的方法普遍可行的話,那就要求有許多補充的臆斷,從而嚴重地限制對不發達經濟的歷史方面和當代方面的分析。這包括: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要先於資本主義進入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個階段而存在;這些經濟中有許多像西歐所發生的情況那樣開始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使那種沿著與西歐所類似的軌跡行進的工業化道路遭到扭曲;資本主義可以被定義為通過在市場上銷售商品來追求利潤,從而無法識別不發達經濟的持續性的特點,因為在這種經濟中資本主義形式和非資本主義形式同時存在,而兩者都顯示了上述特征;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和工業資本主義進入非資本主義經濟都被納入生產過剩這一無所不包的影響之中──追求市場和投資的出路;剩余和吸收剩余這些概念的使用導致一種經濟簡化論,在這種理論的支配下,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現象都被分析為用以阻礙或實現剩余的手段,而不存在其獨立的發展;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作為基本經濟單位的民族國家上,便忽略了同樣可以決定民族發展的世界經濟的國際方面。後面的這些批判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這樣一些問題上:在所有制和生產監督方面的跨國和多國的形式;在國際上進行協作的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集團的活動對民族國家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利潤率在世界經濟範圍的平均化。




參考書目

① 保羅·巴蘭:《關於增長的政治經濟學》(1957),1973年英文版。
② 羅勃特·布倫納:《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對新斯密派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載《新左派評論》第104期,1977年英文版。
③ 安德列·龔德爾·弗蘭克:《資本主義和拉丁美洲的不發達》,1969年英文版。
④ 謝爾索·富爾塔多:《發達和不發達》,1971年英文版。
⑤ 尼內斯多·拉克勞:《封建主義和拉丁美洲的資本主義》,1971年英文版。
⑥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971年英文版。
⑦ 伊恩·羅克斯波羅:《關於不發達的理論》,1979年英文版。
⑧ 約翰·G·泰勒:《從現代化到各種生產方式》,1979年英文版。
⑨ 比爾·沃倫:《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開拓者》,1980年英文版。


  不平等交換

  這是20世紀70年代的一種非常有影響理論,首先由艾曼紐艾爾為解釋全世界規模的發展不平衡而在1969年加以闡發的(見“參考書目” ⑤,同時參看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條目) 。這種理論的主要成分是一種據以確定國際交換比率的機制。在它的分析中,一切國家的資本家都被看作擁有同樣的生產技術能力,而不論每個國家的生產發展水平如何。這種分析方法跟新古典派的貿易學說類同,後者把每一個國家的主要生產職能都設想為同樣的。不過,前者還附加上這樣的設想,即資本在國際上是完全流動的,並且認為每個國家的生產資料的生產費用都是一樣的(如果不把生產資料的流通費用考慮在內的話)。
  根據這些設想,在一些工資比較低的國家里(只要這種低工資不跟勞動生產率的低水平相應地聯系在一起),單位生產費用也比較低。艾曼紐艾爾認為,勞動生產率的差異不會像工資水平的差異那麽大,因此把每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簡單地設想為相等的,並不影響這種理論的普遍意義。假如非勞動性的費用在各國之間都是一樣的,而在一段時間內現有的(活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是相等的話,那麽在工資低的地方,利潤率就會高一些。不平等交換,是通過資本為追求高利潤率的運動而產生的。在高工資的國家里,商品價格隨著資本向外遊動(相對地)而上漲;而在低工資的國家里,商品價格則下降。通過這些價格運動形成的利潤率的平均化,其後果是使國際交換得以在商品所包含的勞動時間不相等的比率上進行。特別是,在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之間的價格比率,其差異要大於它們之間的在商品上所耗費的勞動時間的比率,在這里,“先進”和“落後”是純粹根據每個國家的工資水平來確定的。這樣一來,通過交換先進國家便在交換中占取多於它們在生產中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剩余就這樣從落後的國家中轉移出去,從而在這些國家中由於缺少足夠的可供投資的剩余而造成積累率的下降。
  這種理論受到廣泛的批判。從經驗方面來說,這種理論認為主要的傾向是外國投資往落後的國家流動,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參看跨國公司條目)。除此之外,由於強調利潤率的平均化,這種理論便不言自明地預示:最壞的情況只不過是在先進的國家和落後國家里都存在同樣的相對利潤率,也就是說,最壞的情況只不過是落後國家的剩余足以跟先進國家的積累率相抵。
  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對艾曼紐艾爾的論著從理論上所進行的主要反駁,就是認為他在探討工資問題時沒有把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區分開來。工人為了進行其本身的和後代的勞動力再生產,必須消費一定數量的使用價值。這種使用價值的數量構成了工人的生活水平,而這種水平在不同國家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工資趨向於代表這些使用價值的交換價值(參看工資條目)。以一定數量的使用價值(生活水平)而論,工資決定於工人所購買的商品的生產效率。勞動生產率越高,商品的價值就越低,交換價值也就越低。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率提高了,商品的價值降低了,從而用來支付一定數量的使用價值(維持一定的生活水平)的工資也就下降了。馬克思把這個過程稱為相對剩余價值的提高。但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由於勞動生產率比較高,工人的高生活水平並不明顯地說明構成這些國家的生活水平的商品的交換價值也比落後的國家要高。看來,認為生活水平的不同(這是事物的現象)就必然說明勞動力的交換價值的不同,這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同時也不能夠從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的利潤率的對比上得出一般的結論(這是貝特爾海姆的見解,見“參考書目” ②)。此外,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所進行的批判,也是很激烈的。
  最近的一些著作則指出了不平等交換論所具有的內在的矛盾(見“參考書目” ④)。它們認為,人們可以接受這種理論的所有的假設,但卻在這種理論模式中看不到剩余的轉移。應當提到,不平等交換的理論是把不變資本的各種成分(機器、半成品、原材料等)設想為在國際上進行交易的。這種假設對於上述理論想要得出剩余轉移的結論來說,是必要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認為剩余轉移其所以發生,是因為不發達國家在缺乏貿易的情況下具有較高的利潤率,從而使利潤轉移到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不發達國家的利潤率不高,那就不會有利潤轉移的情況,或者這種轉移會朝另一方向進行。如果說,不變資本各種成分不是在國際上進行交易,那麽人們就應當接受這樣一種可能性,即這些成分在發達的國家里的價格比較低廉,這或是因為同樣的機器和當前的投入比較便宜,或是因為運用了不發達國家所沒有的比較先進的技術(而且費用比較低)。由此可見,假如這些成分不是在國際上進行交易的話(這種交易使所有的生產者都以共同的價格來獲得這些產品),那就不能夠從邏輯上得出利潤率在不發達的國家比較高的結論,而這一結論乃是不平等交換論的基石。
  此外,顯然是為了替不平等交換論進行辯護,阿明提出這樣一種論點,即這種理論要求消費品數量所包括的品種也應當是在國際上進行交易的(見“參考書目” ①)。這種假設對於應付上述的貝特爾海姆的批判(見“參考書目” ②)是必要的;這是因為,如果這些消費品的品種不是在國際上交易的話,那麽就不能排除不發達的國家的剝削率比較低的可能性,盡管這些國家的生活水平比較低。這是存在於勞動力價值和形成生活水平的使用價值之間的矛盾關系。基本消費品的國際貿易,看來是要替不平等交換論解決這個問題。
  然而,不平等交換論對於貿易商品來說並不適用。這種理論要求利潤率在各國間平均化,而自由貿易則要求貿易商品的價格在各國間一律。這樣,使利潤率平均化(和剩余轉移)的過程也使價格趨於平均。但是,從邏輯上說,如果在不發達國家里勞動費用比較低的話(假定非勞動性費用都是一樣的),那麽就既不能使利潤率平均化,又不能使價格平均化。如果利潤率平均化,那麽商品價格在發達國家里一定比較高,這就跟認為商品是在國際上進行交易那種必要的設想相抵觸。如果商品價格平均化,這倒可以跟上述商品交易的設想相一致,不過,利潤率在勞動費用較低的不發達國家里就一定比較高,而且不會發生剩余轉移的情況。這樣的話,利潤率只能在非貿易的商品或完全在一個國家中產生的商品方面實現平均化,而這類商品在全世界的生產中只占很小的比重。由此可見,這種理論甚至按照它本身的說法,充其量也只能把它歸結為一種小小的邏輯獵奇。




參考書目

① 薩米爾·阿明:《一場爭論的結束》,載《帝國主義和不平等發展》,1977年英文版。
② C.貝特爾海姆:《理論評述》,載A.艾曼紐艾爾編:《不平等交換》,1972年英文版。
③ 德·詹紐里和F.克雷默爾合著:《不平等交換的局限》,1971年英文版。
④ 多爾·伊麗莎白和約翰·威克斯合著:《國際交換與落後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⑤ A.艾曼紐艾爾:《不平等交換──帝國主義貿易研究》(1969),1972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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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3 00:15:43 |显示全部楼层
不平衡發展

  不平衡發展一詞的最一般的意思,是指社會、國家、民族的發展速度不平衡。因此,在一些情況下,從一開始就領先者可以加強其領先地位,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同樣地由於發展的步調不同,一些落後者可以趕上甚至超過那些先前享有優勢者。可見,為了使“不平衡發展”的概念具有內容,這個概念必須把每一特殊場合下決定發展速度不平衡的主要動力包含在內。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主要是由於存在可以通過采用最新的生產技術和(或)勞動組織(即擁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來超過競爭者的可能性,才決定了各公司和各個國家的發展速度。一旦越過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工業化、以及工人技術人員和科學家的技術培訓等的界限以後,便有可能實行累進增長。因此,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最早越過了產業革命的那些國家,跟那些後來才走上同一條發展道路的國家比較起來,便占有決定的優勢,從而拉大了原先比較小的發展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在新技術可以不時有真正的突破的情況下,一些雖然較晚進入大規模工業的發展、但已具備累進增長的基本前提條件的國家,卻能夠超過那些先於它們支配了世界市場的國家。它們之所以能這樣做,主要是跟那些比它們早二三十年就已經在大規模的工業基礎上從事經營、從而除新技術外還擁有更多的老廠的國家比較起來,能夠取得更多的新技術設備。還有,這些相對的後來者能夠更容易地轉入新的工業部門。德國和美國其所以能夠在19世紀末超過英國和法國而成為主要的工業生產國,今天的日本和西德其所以能夠趕上美國,這就是原因之一。
  托洛茨基把馬克思和列寧所廣泛使用的不平衡發展的概念加以擴大,用以包羅一種更為覆雜的現象,即不平衡和結合的發展。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時期,相對落後的國家所通過的發展階段,跟比較先進的國家在幾十年前所經過的發展階段大體相似;而在帝國主義時期,情況就不再是這樣了。這時候,比較不發達的國家所經歷的是一種“發達和不發達相結合的發展”,以代替有機的發展。這些國家的經濟所表現的是一種“現代的成分”和“傳統的成分”的結合:前者經常是由外國來支配或是由國家發展的,或是兩者的結合;後者如果不是原始的(如在農業中),就是由前資本主義或商業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所支配的。這種奇特的結合所造成的後果,是累進的增長沒有了,而農業的落後狀況則決定了國內市場的局限性,從而阻礙了工業化的發展,並使很大一部分積累起來的貨幣資本從工業中抽調出來,用於房地產的投機、胡作非為和囤積居奇(參看發達和不發達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1964年英文版。
② 列甫·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1932年英文版,第1卷序言。


  非生產勞動

  參看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條目。


  城市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提到城市化在歷史上和在不同生產方式的轉變中的作用。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全部文明的歷史並一直延續到現在……隨著城市的出現也就需要有行政機關、警察、賦稅等等,一句話……也就是需要政治”,而這是以分工和階級劃分為“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恩格斯在《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中對曼徹斯特及其周圍城市所作出的傑出的研究,為原先對資本主義的動態及其工人的影響所作的分析進一步提供了原材料。《共產黨宣言》則詳細論述了由於生產力的巨大集中和無產階級集中在大城市里所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後果。
  盡管城市化無論在理論上、政治上和歷史上都顯然具有重大的意義(例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世界人口湧入城市並在那里就業的比重不斷增加,從而明顯地出現了一種城市的政治和文化),然而對城市化的研究卻不是馬克思主義所首要關心的問題。這種忽視是令人驚訝的,特別是許多革命運動都不可否認是以城市作為基礎的(從1848年革命通過巴黎公社到本世紀60年代美國黑人區的暴亂,一直到對巴黎1968年5月事件起強烈影響的城市社會運動)。此外,還必須承認跨越城鄉矛盾而結成的階級聯盟的重要性(例如在城市無產階級和鄉村農民之間),特別是在第三世界,這種聯盟乃是革命策略的基礎(其例證在葛蘭西和毛澤東的著作中大量可見)。至於如何克服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城鄉矛盾(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強調的),則成為蘇聯、中國、古巴、坦桑尼亞等國的迫切問題。
  在客觀事件的推動下,馬克思主義者在本世紀60年代轉向對城市問題進行直接分析。他們試圖了解城市以社區為基礎的社會運動的經濟和政治意義,以及它們跟傳統上所注意的以工作為基礎的運動之間的聯系。他們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詳盡的考察,對城市從各個不同方面進行了研究。作為生產的場所,作為銷售的場所(通過消費有時甚至是奢侈性的消費來提出有效的需求),以及作為勞動力再生產的場所(在這方面,家庭和社區機構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它們有社會的物質基礎的支持──—包括住宅、保健、教育和文化生活)。此外,還對城市進行如下的研究:城市作為促進生產、交換和消費的已建成環境,城市在空間上作為社會組織的一種形式(為進行生產和再生產),城市作為勞動分工的特殊表現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職能(金融資本與生產,等等)。所產生的總的概念是把城市化當作以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有這些方面的矛盾的統一。一些老問題,諸如城鄉矛盾的歷史作用等,則又分別在第三世界、先進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不同的社會背景下重新提出來。同時,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展望問題,包括:城市生活的質量,社區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地方政府的作用,土地市場的功能,城市財政問題和社會壓力的問題,國家和城市的思想意識,以及存在於以社區為基礎和以工作為基礎的鬥爭之間的緊張而又富有挑戰性的關系這一首要問題。




參考書目

① J.安德森:《城市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導論和書刊介紹》,1975年英文版。
② M.卡斯特爾斯:《城市問題》,1977年英文版。
③ M.迪爾和A.斯各脫合編:《城市化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城市計劃》,1981年英文版。
④ D.哈維:《社會正義與城市》,1973年英文版。
⑤ H.勒費弗爾:《法律與城市──從空間和政治上進行考察》,1972年法文版。
⑥ J.梅林頓:《向資本主義過渡中的城市和國家》,1975年英文版。
⑦ B.羅伯茨:《農民的城市──第三世界中城市化的政治經濟學》,1928年英文版。
⑧ R.威廉斯:《國家與城市》,1973年英文版。



  使用價值

  由於商品是一種實行交換的產品,它表現為兩個不同方面的統一:它對某些承當者所具有的使用性,這種性質使商品能夠完全進入交換;以及它在交換中得以換取一定數量的其他商品的能力。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把前者稱為使用價值,把後者稱為交換價值。
  馬克思強調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即使用價值是使產品進入交換並從而具有交換價值的必要條件(沒有人願意把一種對某些人有用的產品用來交換一種對任何人都沒有用的產品),但使用價值對交換價值並不具有一種恒定的數量的關系,因為交換價值是商品生產的條件的反映。他還進一步認為,政治經濟學本身的研究對象是支配生產和交換價值的運動的規律,更嚴格地說,是支配價值(表現為交換價值的商品的內在屬性)的規律(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1章)。
  因此,一般說來,商品的使用價值並不是馬克思的研究的重點。但是,重要的是認識到使用價值作為商品生產方式發展結果而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的一種概念本身的變化。沒有商品交換的話,產品的用處對於生產者和使用者來說一般都是一種顯而易見的事實。只有隨著商品關系的出現,才使商品的使用性和交換性之間的對立以及由此引起的商品組織生活的矛盾和困惑成為人們思考和研究的對象。同樣重要的是認識到產品的特殊用處決定於一定的社會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結構鋼對遊牧人民來說是沒有用處的。
  在馬克思對由於勞動力作為商品出現而產生的矛盾的分析中,使用價值起了一種重要的作用。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在於它通過被轉化為生產中的勞動而能夠生產出新的價值。可見,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來自於商品關系、價值和貨幣的發展。勞動力作為商品出現的這種商品形態所固有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社會矛盾的根源,也是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劃分的根源。




參考書目

① 羅曼·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形成》(1977),1978年英文版,第3章。


  空想社會主義

  這個術語通常用來表述社會主義史的最初階段,即在拿破侖戰爭和1848年革命時期的階段。這個階段特別是跟人們通常認為的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社會主義思想所產生的三位思想家聯系在一起。他們是:克勞德·昂·德·盧夫羅阿,聖西門伯爵(1760—1825),弗蘭斯瓦——沙爾·傅立葉(1772—1837),還有羅伯特·歐文(1771—1858)。
  這些思想家及其同夥被稱為“空想社會主義者”,這個詞跟“社會主義者”一詞本身一樣,最早是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在英國和法國通用起來的。但只是在馬克思主義者使用這個詞的意義上,“空想社會主義”一詞才對接著這個時期出現的“社會主義”圖景起強烈的影響作用。在《共產黨宣言》的“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一節中已對空想社會主義作了勾劃,在那里把它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還不發展的最初時期”聯系在一起,這種看法在後來的社會主義歷史編纂學(從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那時候起)中得到鞏固。根據這種研究方法,“空想”指的是人們在不承認階級鬥爭的必要性和無產階級在實現轉變中的革命作用的情況下,幻想有可能實現全面的社會改造,其中涉及消滅個人主義、競爭和動搖私有制。
  但是,這種把1848年以前的社會主義簡直作為一種有缺陷的馬克思主義來看待的做法,失諸於未能抓住它的一些主要特點。使“社會主義“為工人階級的特殊利益所役使,這是19世紀30年代英國和法國的特殊政治條件的產物。歐文主義、聖西門主義和傅立葉主義所具有的特色,使這種聯系得以提前。當時,一些被認為可以跟社會主義的觀點相提並論的標志,都是在跟這些奠基人的早期的系統著作進行對比之下識別出來的。這些著作是:聖西門的《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1802年),傅立葉的《四種運動論》(1808年),羅伯特·歐文的《新社會觀》(1812—1816年)。
  然而,在英國和法國的思想家之間具有不同的出發點,這是非常明顯的。聖西門和傅立葉的思想開始於對有關人的本質的啟蒙運動理論的反動,他們認為這種理論應當對法國大革命的災難性做法負責;相反地,歐文的學說則反映了啟蒙運動的主題的繼續。尤其不同的是,傅立葉和聖西門是以非常不同的、內在的心理類型的學說作為出發點的,他們把改革設想為建立起可以使這些心理類型產生和諧的相互作用的社會安排;而歐文則認為人的性格是由外部環境形成的,因此社會改革便牽涉到創造跟追求幸福、和諧與合作相聯系的環境,以代替競爭和沖突的環境。這些對性格和環境所持的不同態度,便形成了這些不同傾向的追隨者之間的分歧的核心,他們從19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互相競爭。
  不過,在這些分歧下面,這些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社會主義思想卻具有若幹共同的特點。首先,所有這三種學說都從建立一種有關人的本質的新科學這種抱負出發的;第二,它們側重於道德和思想的領域,把這種領域作為決定人的行為的其他一切方面的基礎;第三,它們都具有把這種領域變成一種確切的科學對象的抱負,以便解決社會和諧問題;第四,每種學說都把原先存在的道德、宗教和政治學說(而不是階級或國家的實踐)視為實現新發現的和諧規律的主要障礙;第五,沒有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加以區分,每種學說的奠基人都具有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牛頓的抱負。以上這些相似之處,確定了在19世紀20至40年代期間湧現的許多“社會主義”流派和變種之間的相對穩定的東西。
  在英國,歐文其所以聞名,不但是由於他經營了他所宣稱的從實踐上捍衛他的理論的新拉納克紡織廠,而且還由於他建議通過在他的原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公社來醫治戰後的失業現象。他曾試圖讓統治的政治機構了解他的方案的價值,但沒有成功,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的方案跟已經確立的基督教的假說明顯沖突。隨後歐文到美國去,在那里建立新協和公社來實現自己的原則。在他出國期間,他的若幹思想被一些工人階級激進分子所采納,他們感興趣的主要不是他的公社,而更多的是他所提倡的用以代替競爭的合作生產和交換(參看合作社條目)。在19世紀30年代初期,建立起幾百個合作社,人們還在建立勞動交換組織和生產者的總聯盟方面進行類似的嘗試。這些活動以全國生產部門大聯盟在1834年的失敗而告終。在這些方案失敗以後,歐文主義者便轉向公社的實驗(在昆斯伍德),並且以他們的“理性的宗教”來反對正統的基督教。
  在法國,聖西門的思想,特別是他在最後一部著作《新基督教》(1825年)中所表達的思想,為巴黎工科綜合學校的理工學生所采納。這個集團在聖阿芒·巴劄爾(1791—1832)和普羅斯比爾·安凡丹(1796—1864)的領導下,在1829年出版了《聖西門學說釋義》,這部著作對於聖西門主義思想在歐洲知識分子當中的傳播起了重大的作用。這個集團在1829年以後宣告解散。緊接著在聖西門主義學派分裂以後,傅立葉主義的影響隨而產生,不過他們的領導人吸收了聖西門主義的許多思想,特別是關於性的看法。聖西門學派的主要集團在安凡丹的領導下,於1832年在梅尼爾蒙坦建立了一個不走運的、短命的聖西門主義教會。他們當中一些分裂出來的人,主要是菲力浦·畢含(1796—1865)和比埃爾·勒魯(1791—1871),在七月革命後把經過修改的聖西門主義的形式介紹到工人當中去──這是把目前稱為“社會主義”的學說同無產階級的特殊願望進行結合的最早的嘗試。




參考書目

① J.比徹和R.比恩萬紐合編:《沙爾·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觀點》,1972年英文版。
② J.德羅茲編:《社會主義通史》,1972年英文版。
③ 若爾日·杜沃:《烏托邦和其他試驗的社會學》,1961年法文版。
④ 沙爾·傅立葉:《四種運動論》(1808),1968年法文版。
⑤ J.F.C.哈里遜:《羅伯特·歐文和英美的歐文主義者》,1969年英文版。
⑥ G.C.伊格爾斯:《聖西門學說──釋義,第一年》(1829),1958年英文版。
⑦ C.約翰遜:《法國的伊加利亞共產主義──卡貝和伊加利亞人》(1839—1851),1974年英文版。
⑧ 喬治·利希海姆:《社會主義的起源》,1969年英文版。
⑨ 羅伯特·歐文:《對拉納克郡的報告──新社會觀》(1812—1816),1969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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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3 00:17:05 |显示全部楼层
價值

  馬克思的價值概念可認為是他思想主體中最有爭議的概念。非馬克思主義者普遍地宣告價值概念是馬克思主要的邏輯錯誤的根源,而不管承認馬克思在其他方面有什麽見解(龐巴維克的《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仍然是最有權威的論述,見“參考書目” ①),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價值概念也是有極大爭議的問題。有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對資本主義具體經濟現象的分析中,價值概念是多余的;因此,在對剝削進行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中,價值概念是不必要的。其他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價值概念是成功地理解貨幣、資本和資本主義動態的基礎;因此,沒有價值概念,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就崩潰了(前者見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1977年英文版;後者見“參考書目” ③、 ④、 ⑤;同這兩者觀點極不相同的有代表性的例子見“參考書目” ⑥)。
  在馬克思看來,商品的價值把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的社會性所具有的特殊的歷史形式,表現為社會勞動力的耗費。價值不是一種技術關系,而是人們之間的一種社會關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社會關系采取了一種特殊的物質形式,從而表現為這種物質形式的屬性。這首先表明,人類勞動作為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完全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對價值這一概念的分析同樣也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其次,這也表明,價值不只是一種精神中存在的概念;它具有一種現實的存在,價值關系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由於這種形式就是商品。因此,這就決定了商品是馬克思分析的出發點。馬克思在他論述政治經濟學的最後著作之一中,把他論述的程序總結如下:
  “……我不是從‘概念’出發,因而也不是從‘價值概念’出發……我的出發點是勞動產品在現代社會所表現的最簡單的社會形式,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並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現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這里我發現,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從這個觀點來看,它本身就是‘交換價值’。對後者的進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換價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價值的‘表現形式’,獨立的表達方式,而後來我就來分析價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頁)。(參看使用價值條目)。
  由於商品是為交換目的而生產的物,因此,商品具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被定義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比例。因而商品既是使用價值又是交換價值。但是,這是一種使人誤解的說法。交換價值總是隨時間、地點和環境不同而不同,一個商品所具有不同的交換價值,同它所交換的不同的商品一樣多;在某種意義上,同它交換的每一商品也同樣如此。因此,存在著使所有的相互交換的商品相等的某種東西。這就是說,交換價值是同它相區別的某種東西的表現形式。這種等量的共同因素不可能是商品具有的物理的或自然的屬性,因為它們是異質的。在交換過程中,表示同質的某種東西,並且所有商品都具有唯一的共同屬性,就是它們都是勞動產品。交換過程使生產商品的的所有不同類型的勞動在質上相同,生產商品的這種同質勞動叫做抽象勞動。價值就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或物化,價值的表現形式就是商品的交換價值。因而商品不只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且還是使用價值和價值。
  從龐巴維克以來,批評者們都把《資本論》第1卷開頭幾頁的論證,解釋成馬克思試圖證明價值的存在,典型的是認為,這一未被證明的證據是不充分的,因為馬克思忽視了所有商品都具有其他共同屬性。例如,所有用於交換的商品,對它們的需求相對都是稀缺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物就可以無償地贈送,而不要進行交換),因此,在心理學上,即在人們對商品的需求和供給的動機上,也能發現馬克思所探尋的共同屬性(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走的路線)。從實證主義或經驗主義角度來看,這種論證是極為有力的,但是,它沒有考慮到馬克思極不相同的哲學傳統;馬克思並不是通過得出我們所體驗到的全部現存的異質商品共有的某些(任意的)抽象屬性,對價值的存在提出形式上的論證。相反,他分析的是實際存在於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人們之間的典型關系──一種商品同另一種商品的交換關系。這是因為:首先,政治經濟學範疇是特殊生產關系的必然反映;其次,正是通過對這些範疇及其所采取的形式的批判性的考察,資產階級關系的內容才得到闡述和揭露。形式上的、非辯證的分析永遠領會不了馬克思對價值的分析,因為它同所涉及的具體關系沒有任何內在聯系。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給庫格曼的信中談到:
  “即使我的書中根本沒有論‘價值’的一章,我對現實關系所作的分析仍然會包含有對實在的價值關系的論證和說明。胡扯什麽價值概念必須加證明,只不過是由於既對所談的東西一無所知,又對科學方法一竅不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8頁)。
  在得出作為抽象勞動對象化的價值定義之後,馬克思進一步對價值的計量作了考察。價值是用生產商品的平均的必要的時間單位,通過對抽象勞動的計量來計量的(參看社會必要勞動條目)。因而,在所有生產者生產率普遍提高,勞動時間縮短時,商品的價值就下降。因此,商品價值的變動同對象化在商品中的抽象勞動量成正比,同生產這一商品的具體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在簡要考察了同其表現形式相獨立的價值之後,馬克思進一步證明了交換價值是怎樣成為價值的必然表現形式的。直到目前為止,這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視;利用交換價值引申出交換價值,然後再利用價值引申出交換價值,這終究似乎還表明了某種循環論證。但是,這采取的又是形式邏輯的方法,它並不適合對本質和現象,或者內容和形式問題的說明。魯賓對這一點作了評論:
  “人們不能忘記、在內容和形式關系問題上,馬克思采取的是黑格爾的觀點,而不是康德的觀點。康德把形式當作同內容具有外在關系的某種東西,當作從外部依附於內容的某種東西。從黑格爾的哲學觀點來看,內容本身並不是形式上從外部依附於它的某種東西。相反,通過內容的發展,內容本身產生出已經潛在於內部中的形式。形式必然從內容本身中生長出來”(見“參考書目” ⑤,第117頁)。
  事實上,馬克思對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前輩,特別是對斯密和李嘉圖的主要批評之一就是認為他們忽視了價值形式,把價值形式看作是外在於商品本質的某種東西。因此,他們不能理解勞動為什麽表現為價值,為什麽價值計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表現為貨幣額。馬克思認為,這種錯誤的原因在於,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這種最抽象的同時又是資本主義最普遍的形式,沒有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而被看作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的形式。因此,價值和價值量就同特殊的社會關系相分離,所作的分析就成為形式的,而不是辯證的(參看李嘉圖和馬克思條目)。只有證明了價值怎樣必然地表現為交換價值,才可能理解價值怎樣表現為貨幣額,價值形式怎樣含有貨幣形式的意義。因此,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同時也就是他的貨幣理論。
  作為商品,勞動產品同時具有自然形式和價值形式。但是,價值形式只是在一種商品同另一種商品交換時才表現出來。價值並不是離開同別的商品的交換、單個商品所固有的某種東西,而是反映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分工,商品生產者勞動的社會性質只有在交換行為中才顯露出來。因此,價值是一種純粹的社會現實,它的形式只能在商品和商品之間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馬克思把所作的這種考察稱作“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在這種形式中,X量商品同A同Y量商品B相交換。由於商品A把它的價值表現在商品B上,所以商品A的價值相對地得到表現,商品A就處在“相對價值形式”上。相反,商品B成了表現商品A的價值的材料,商品B就是“等價形式”。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總是同時存在於價值表現中;在這一價值表現中,它們顯然是互相排斥的。
  首先考察相對價值形式。商品B是商品A的價值的物質對象,但是,商品並不只是物化勞動的量,因為這並不能賦予它們以不同於自然形式的價值形式。商品A的價值作為物化勞動,必定具有一種同商品A本身不同的客觀存在;這樣,商品B的物質形式就成了商品A的價值形式。只有不同種商品之間的這一等式,才揭示了創造價值勞動的特殊性質,因為正是交換過程本身,才把物化用於交換的不同種商品中的不同種勞動,歸結為一般勞動的共同性質。進而,由於商品A的價值在商品B的使用價值上得到表現,這就產生了商品A的價值量的變化,並不必然地在相對價值量的變化中得到反映的可能性,反之亦然。(這種潛在性的發展包藏了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核心。)
  其次考察等價形式。馬克思指出了他所稱作的等價形式的三個“特點”:第一,使用價值成為價值的表現形式。商品B表現商品A的價值,它根本不表現自身的價值;商品B的物質體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第二,生產商品B的具體勞動成為抽象勞動的表現形式。這就意味著,生產商品B的具體勞動盡管是個別人的私人勞動,但它同其他種類的勞動直接相等。第三,私人勞動采取了直接社會勞動的形式。這三個特點,即使用價值表現為價值、具體勞動表現為抽象勞動和私人勞動表現為社會勞動,是理解馬克思價值理論的關鍵。雖然商品既是使用價值又是價值,但只有在它的價值取得了同它的使用價值形式相獨立的和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時,它才表現這種雙重作用。這種獨立的表現形式就是交換價值。價值的性質使交換價值成為它的獨立的表現;在交換關系內部,商品A的的自然形式只當作是使用價值,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當作是價值形式。在這一意義上,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在對立被外在化了。
  通過指出商品A不僅同商品B交換,而且也同商品C、D、E等交換,馬克思把簡單價值形式展開為“擴大的或總和的價值形式”,商品采用的等式形式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商品A顯示了在同整個商品世界發生社會關系中的地位;每一種其他商品表現為具有價值的物質對象,表現為一般人類勞動的特殊的實現形式。因而,同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截然相反,不是商品交換調節價值量,而是商品價值量調節商品交換的比例。然而,商品A的價值的一系列代表實際上是無止境的,並且不同於其他任何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由於存在著無數的等價形式,因此所有的具體勞動都表現抽象勞動,一般人類勞動沒有一個單一的、統一的表現。
  這通過倒轉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引出“一般價值形式”就易於得到糾正。如果商品A把它的價值表現在無數的其他商品上,那麽,所有這些商品也就把它們的價值表現在商品A上。這樣,一種單一商品就被分離出來,表現所有的商品的價值,使每一種商品都同它自身的使用價值相區別,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使用價值相區別,以此表現出所有商品所具有的共同的東西。這一商品被稱作“一般等價物”,它的自然形式是所有商品的價值共同承認的形式,是所有勞動的有形的代表,馬克思稱之為“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這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作為其他所有商品的價值形式,這種特殊商品就成了“貨幣價值形式”中的貨幣商品,這就完成了商品的價值表現同商品本身的分離。商品價值除了交換價值沒有其他表現形式,而交換價值也只有在貨幣上得到表現。價值決不能用價值的實體即抽象勞動來表現,也決不能用價值的尺度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表現。價值表現的唯一形式和價值能夠表現的唯一形式,就是貨幣商品及其量的尺度。正如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所指出的的:“從價值的一般特點……同它表現為某種商品的物質存在等等之間的矛盾中產生出貨幣這個範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3頁)。在早先論述價值和貨幣的手稿中,馬克思在手稿的括號內指出:“往後,在結束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唯心主義的敘述方法作一糾正,這種敘述方法造成一種假象,似乎探討的只是一些概念的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證法。因此,首先是弄清這樣的說法:產品(或活動)成為商品;商品成為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成為貨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7頁)。經濟範疇是人類活動的反映,馬克思把同一範疇的邏輯起源同歷史起源相比較。他強調,歷史上勞動產品作為商品形式的發展同價值形式的發展是一致的,在總體上他總是把他邏輯分析的結果同現實的歷史發展的結果相比較。但是,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中,他也強調了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之間的主要不同之處。他認為:
  研究的方法“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之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資本論》第1卷,第23—2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馬克思克服了他在價值和價值形式敘述上的巨大麻煩。馬克思聽從恩格斯對《資本論》第1卷校樣的批評,寫了第1章附錄,《資本論》第1卷第2版和以後各版中,這個附錄重新寫進了第1章。第1版的這一附錄是馬克思價值形式理論的最清楚的陳述(參看馬克思:《價值形式》)。雖然馬克思承認他的陳述是困難的,但是他認為,他對價值形式的分析不能被舍棄,“這部分對全書來說是太有決定意義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1頁)。這並不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不是“一些概念的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證法”。把商品形式看作是價值形式的這一抽象是一種現實的抽象(參看“參考書目” ②,第76—92頁),因為交換過程是現實的過程,由此而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產品相適應。這就意味著,不可能存在價值的先驗規定,因為只有交換過程才使生產成為社會的,才建立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聯系,並保證在交換中實現的價值是而且只是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的勞動的表現形式。商品的價值只有在商品的生產之後才能在另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上得到表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中,這另一種商品就是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一旦證明了這一點,馬克思就能進一步從貨幣和貨幣的關系這一最高形式上,探討了“價值規律”(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詳細內容,通過對資本和資本積累範疇的闡述,最後探討那些在資本主義表面上似乎同價值規律相矛盾的現象(參看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剩余價值和利潤條目)。與此相對應,在貨幣和貨幣關系的最高形式上,馬克思也有了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是怎樣顛倒的,這種顛倒是怎樣在意識中得到反映的根據(參看商品拜物教;拜物教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歐根·馮·龐巴維克:《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1896),保羅·M·斯維齊主編,1949年英文版。
② 盧西奧·科萊蒂:《從盧梭到列寧》,1972年英文版。
③ 魯道夫·希法亭:《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1904),保羅·M·斯維齊主編,1949年英文版。
④ 羅曼·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⑤ I.I.魯賓:《關於馬克思的價值論的論文集》(1928),1973年英文版。
⑥ 伊恩·斯蒂德曼等:《價值的爭論》,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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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和價格

  為了使對象化在商品中的個別勞動時間具有抽象勞動的一般特征,一種特殊的商品必須采取對象化的、一般的勞動時間的形式。商品作為價值的一般性質和它作為使用價值的特殊性質之間的矛盾,只有通過它本身的對象化才能得到解決;交換過程在物質上把商品的交換價值同商品本身區別開來;這樣,所有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就同作為表現它們價值形式的貨幣同商品對立起來。因此,馬克思把價格定義為價值的貨幣形式,商品的價值在貨幣商品(例如黃金)量上得到表現。
  貨幣商品也象價值尺度的作用一樣,必然起著價格標準的作用。它能起到價值尺度的作用,只因為它本身就是勞動產品,因而在價值上潛藏著可變性;作為價格標準,尺度的穩定性顯然是重要的。那麽,為什麽價格可能發生波動呢?這或者是因為商品價值已經改變,而貨幣價值保持不變;或者是因為貨幣價值已經改變,而商品價值保持不變;或者是因為這些變化的某種結合。因此價格總是對價值作出精確計量的假定是決不可能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的,在概念上這總是一種準確的尺度。但是,它只能表現為特定交換中的商品和貨幣之間的交換比率;由於涉及兩個獨立的商品,因此這種交換比率,既可能表示商品的價值量,也可能表示較大的或較小的貨幣量,因為它是在特定的交換環境中出售的。因此,價格和價值量很可能是不同的;馬克思評論道:“但這並不是這種形式的缺點,相反地,卻使這種形式成為這樣一種生產方式的適當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資本論》第1卷,第12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商品的價格代表了它的觀念的價值形式,即同想象中的貨幣商品相等;但是,要使這個價值形式得到實現,必然進行交換。在這一意義上,價格形式既意味著商品同貨幣交換的可能性,也意味著這種交換的必然性;對這種交換的分析,為馬克思進一步闡明資本概念提供了基礎。一種通常的誤解就是認為《資本論》第1卷談的是價值,《資本論》第3卷涉及的是價格。情況正相反,《資本論》第1卷一開始就對價格形式作了闡述。然後,馬克思再從所有資本共同性的角度,使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動態發展。通過競爭過程,資本之間的差別要求價格形式進一步發展成生產價格和市場價格,但是,這種競爭只有在對資本主義生產作了展開分析之後才能分析,因此,在《資本論》第3卷才作充分探討(參看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剩余價值和利潤條目)。





  資本價值構成

  參看資本有機構成條目。


  勞動力的價值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資本論》第1卷,第19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關於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價值是如何決定的這種表面上平淡的、無疑又是一致的說法,隱藏著大量的難題,其中有些馬克思已認識到了,有些只是在目前才引起了爭論。
  首先,馬克思認識到一個工人為了他或她的勞動力得到補充所需要的使用價值,不只是身體上生存的最低限度。身體上的需要可能按所完成的勞動的類型而變化,可能受氣候或其它地理因素的影響,這些變化都受到社會差異的約束。工人階級的需要,“多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於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麽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同上,第1卷,第194頁)。因此,馬克思同李嘉圖和馬爾薩斯正好相反。李嘉圖和馬爾薩斯認為,準許工資達到大於最低限度生存水平的程度,只是因為存在著對勞動需求過度的有利條件──勞動的價值是由其體力的,因而也是由其自然的因素決定的,勞動的市場價格即工資則圍繞著勞動的價值波動;而馬克思則認為,“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參與了勞動力價值本身的決定,工資按照勞動力的供給和對勞動力的需求而圍繞著勞動力價值波動。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馬克思似乎沒作考察的難題,這一難題在目前“家務勞動爭論”(參看家務勞動條目)中卻居於顯著地位;這一難題就是,並不是所有的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的必要勞動時間都進入勞動力價值。一部分重要的必要勞動並不是以商品形式消費的,而是直接生產出使用價值在家庭中消費的,這部分必要勞動沒有在市場上成為價值。這種勞動就是家務勞動。如果這種勞動進入勞動力價值,勞動力價值就總是大於勞動力得到補充所需要的商品的價值。對於為什麽要付給工人這種“剩余”工資的問題,已有過不同的解釋,大多數的解釋都把它看作是付給家庭主婦的某種轉移的報償(見“參考書目” ④),但所有這些都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不現實的基礎上的,勞動不從屬於價值規律,而生產勞動的商品卻從屬於價值規律(見“參考書目” ②)。處在生產勞動的商品和非商品邊緣上的交換,使後者同前者難以分辨,不能認出各自所包含的特殊的和不同的生產關系。因此,馬克思的定義需要作如下修改: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物品所必需的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其他所有考慮在內的勞動可能正好是必需的,但必須把它們看作是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的組成部分,它們構成了建立工人商品需要的背景。當然,勞動力價值決定中的這種不同作用,不只適合家務勞動,而且也適合其他所有的生產非商品的勞動。流通中的勞動──例如,做廣告──並不進入勞動力的價值,盡管它構成了決定勞動力價值背景的一部分。
  馬克思認識到的另一個難題就是,勞動力要以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再生產出來。首先,每個工人需要使他或她自己的勞動在日常基礎上再生產出來。其次,工人終有一死,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有另一些更年輕的工人來代替,以使資本主義能夠繼續存在下去。因此,包括在勞動力價值中的勞動時間,必需包括供養新一代所必需的勞動時間;這並不完全是簡單易懂的,因為工人的替代並不是在個人的水平上,而是在家庭內部不斷進行的(參看家庭條目)。因此,應該進一步談一下家務勞動力的價值,因為勞動力再生產是在家庭這一單位內進行的。但是,這一開始就同雇傭勞動制度失去了聯系,在雇傭勞動制度中,工資是付給出賣了個別勞動力的個別工人的。在一個家庭只有一個人掙工資時,這兩種情況才是同一的,或許這是維多利亞時代資產階級的理想,但工人階級卻需要為之而奮鬥;這種理想根本不是普遍的、肯定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種內在必然性;因此,幾乎沒有一個堅實的基礎以建立工資決定理論。作為工人階級實踐特征的家庭關系缺少統一性,這既成了資本家雇主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鬥爭,也成為男人和婦女之間鬥爭的基礎(見“參考書目” ③、 ①),不能把這看作只是一個圍繞著平均值變化的問題。
  馬克思似乎已認識到這一點,他列舉了“決定勞動力價值量的變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和範圍,工人的教育費,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的作用,勞動生產率,勞動的外延量和內含量”(《資本論》第1卷,第61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但是,他從來沒有打算對這種由勞動力商品獨特性質引起的勞動力價值決定的難題作充分的分析。如果生產出來是一個正確的用語的話,它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之外,由除了出售它的人之外的其他的單位生產出來的。因此,如果商品是一個正確的用語,那麽,它同其他所有商品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它的交換價值肯定不是它的生產者的唯一目的,甚至根本不是它的生產者的目的。勞動力和工人是不可分割的;如果這對資本是一個難題,那麽,它對理解工人階級家庭和勞動力再生產中的勞動力價值作用也是一個難題。




參考書目

① M.巴雷特和M.麥金托什:《家庭工資》,1980年英文版。
② J.加德納、S.希梅爾韋特和M.麥金托什:《婦女的家務勞動》,1975年英文版。
③ J.漢姆弗萊斯:《階級鬥爭和工人階級家庭的存留》,1977年英文版。
④ W.塞科巴:《家庭婦女及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1974年英文版。


  暴力

  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否必須廣泛地運用暴力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關於手段和目的關系的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劃分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最重要的論題之一。它具有一個變化著的歷史背景。只有通過暴力鬥爭才能取得根本性變化的這種神秘性,起源於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它一直存在於巴貝夫和布朗基(參看布朗基主義條目)的社會主義傳統中,並在1848年的歐洲革命中再度恢覆說服力。為保證工人階級公民權的這些革命的普遍失敗,以及工人階級生活水平明顯地愈加惡化,使包括馬克思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只有革命的暴力才能完成勞動的解放。馬克思斷定,尋求資本主義和平過渡是空想社會主義的特征。馬克思偶然也承認(如1872年9月他在海牙的演講),在那些官僚和常備軍還沒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中,暴力應當是我們革命的杠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頁)。
  公民權的逐漸擴大,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動員工人階級支持中取得的驚人的成功,以及現代軍隊的效率,訓練和火力的增長,使恩格斯(在1895年《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的導言中)得出結論:“在巷戰中起義者方面對軍隊的真正勝利……是極其罕見的。”他勸告人們小心而耐心地逐步獲取支持;這一運動“采用合法手段卻比采用不合法手段要獲得多得多的成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頁、第610頁)。然而,第二國際主要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繼續停留在抽象的革命詞語上,並不為之作準備。伯恩斯坦主張的部分力量就在於,當時的運動在其革命理論與改良主義實踐之間幾乎完全脫節。
  俄國政黨是在非法的和缺乏民主結構的條件下從事活動的,只有它堅信要組織群眾進行政治罷工,這一政治罷工的頂點就是武裝鬥爭,並在1905年幾乎獲得成功。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勝利,重新產生了關於暴力作用的爭論,並引起了國際運動中的分裂。奉行社會民主的政黨斷言,資本主義的民主制適用於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而這種過渡只有在得到大多數人支持的基礎上才可能是有意義的和持久的。共產主義者則堅持認為,只要生產資料私有制受到嚴重威脅,帝國主義國家就必定排斥民主自由。歐洲法西斯主義的經歷使他們堅信,帝國主義國家在本質上是一種暴力機構。通過共產國際,俄國的經驗被普遍化;意味著一個階級可以對另一個階級不受限制地使用暴力的無產階級專政,被看作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唯一形式。人們還進一步堅持認為,社會內部敵對階級力量的辯證對立,只能通過暴力鬥爭和內戰才能解決它們之間的對抗性利益(或對抗矛盾),而這種辯證的對立如今已轉換成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軍事陣營之間的對抗。這樣一種思想結構,是同斯大林時代聯系在一起的。
  赫魯曉夫堅決主張,由於蘇聯已經消滅了對抗的社會集團,國家不再需要強制的專政。他堅持認為,在國際範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力量的平衡,已經轉變得有利於社會主義,因而社會主義能夠通過競爭和和平共處取得勝利。他進一步指出,原子武器的摧毀力所具有的量的增長,使這成為唯一可行的道路。在這一點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認為他們的利益受到威脅,毛澤東以其幾十年內戰中遊擊領袖的經歷,對這種新的公式嗤之以鼻。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相信,東南亞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必需進行武裝鬥爭。毛澤東持久戰思想在越南的成功運用,博得了國際上的注意;在毛澤東持久戰思想中,決定性的因素是由根據地遊擊隊所發動起來的大眾的支持和參加,而不是精良的武器。雷吉斯·德布雷和切·格瓦拉擴展了遊擊中心在創造拉丁美洲革命前提條件中的重要性。
  暴力問題也有一個認識論上的背景,這起源於馬克思主義內部個人和階級在理解他們所處世界的差異。一般來說,想要貶低暴力作用的馬克思主義者強調的是:歷史作為一種受規律支配的過程,具有使資本主義崩潰的內在必然趨勢;而人作為有理智的動物,能夠領會、表達和宣傳這些歷史發展的規律,證明社會主義的合理性和優越性。他們進一步認為,和無政府主義不同,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是改造而不是摧毀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生產體系;管理現代經濟和創建更和諧的社會團結的建設任務,同群眾性的暴力專橫及其所灌輸的習慣是格格不入的。總之,社會主義的目的不能用暴力手段來實現。另一方面,同樣宣稱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則證明,人們只有對世界起作用,才能認識這一世界。在歷史上,集團和階級只有通過同其他群體的鬥爭才能獲得自我意識,這種行為的最高的形式──階級鬥爭是其極點(參看階級沖突條目)──就是內戰中的暴力對抗。就揭示國家的階級偏向及其暴力實質而言,以及就有助於加速階級意識和階級組織的發展而言,暴力本身能成為一種創造力。列寧和盧森堡影響著一種進步理論的發展,在這種理論中,社會經濟對立本身,在對抗的政治集團中得到表現,反過來,這些對抗的政治集團又成為內戰的組織上的中心。
  這些對立解釋的相對普及和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其制度的穩定、繁榮和安全的程度,決定於它們脫離革命活動的時間的長短以及它們采取非暴力手段來實現其目標的成效。(參看索列爾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愛·伯恩施坦:《進化的社會主義》(1899),1961年英文版。
② C.E.布萊克和T.P.桑頓:《共產主義和革命。政治暴力的戰略運用》,1964年英文版。
③ C.J.弗里德里希編:《革命》,1966年第7期。
④ J.L.S.吉爾林:《人民戰爭》,1969年英文版。
⑤ 埃·切·格瓦拉:《遊擊戰爭》,1967年英文版。
⑥ 卡·考茨基:《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1920年英文版。
⑦ 羅·盧森堡:《群眾罷工、政黨和工會》(1906),1925年英文版。
⑧ 列·托洛茨基:《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1920),196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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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3 00:19:31 |显示全部楼层
庸俗經濟學

  馬克思所選定的表明後李嘉圖經濟學特征的用語。從那時起,這個詞就由馬克思主義著述者作了多種含義的表述,它既包括後李嘉圖古典經濟學,也包括新古典經濟學。庸俗經濟學特別指專注於分析表面現象(如需求和供給)的著作,指忽視結構上的價值關系,也指不願意以公正的科學方法探究經濟關系,尤其害怕對潛藏在商品交換行為下的階級關系的研究。這後一方面,使庸俗經濟學具有辯護性,也就是說,它更感興趣的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上的合理性,而不惜犧牲科學上的公正性。
  馬克思關於庸俗經濟學定義的最有權威的章節就是《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2版跋。馬克思在指出德國經濟學不發展特征中,把英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科學的階段和庸俗的階段,並把這一發展和階級鬥爭的發展聯系在一起。停留“在資產階級的視野之內”的政治經濟學,把資本主義“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在這種情況下,政治經濟學只有在階級鬥爭潛伏的或只是偶爾發生的時候,才能夠是一門科學。因此,在現代工業還處在它的幼年時期,在資本和勞動的鬥爭還從屬於其他的鬥爭,例如從屬於資產階級及對封建主義的鬥爭時,科學上的追求還是可能的。李嘉圖(參看李嘉圖和馬克思條目)被描述為是英國政治經濟學的最後的一位偉大代表,因為在他的著作中,階級利益上的對抗還是中心問題。
  在馬克思看來,1820年到1830年這一階段是科學活動的最後10年,這一活動包括李嘉圖理論的普及和擴大,以及反對李嘉圖理論作資產階級解釋的無偏見的爭論。馬克思這里指的是李嘉圖社會主義者學派和在政治經濟學俱樂部中對李嘉圖理論的早期的攻擊。1830年是決定性的分界線。在馬克思看來,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這時已經奪取政權,他們再也不需要把政治經濟學作為同舊的封建秩序作鬥爭的批判武器。階級鬥爭現在也采取了更公開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盡管在反對谷物法的鬥爭中政治經濟學仍然是作為批判的武器使用的。隨著谷物法的廢除,庸俗經濟學便失去了它的殘留的批判力。
  馬克思的這一用語為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史家所接受(見“參考書目” ②),但是這一用語沒有受過批判性地檢驗。把1830年這一準確時間作為資產階級奪取權力的時間就是一個爭論點。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可能存在的現代工業幼年時期,是否可以說在19世紀20年代這10年就已結束了,這也是有問題的。人們可以認為,對這種標簽和階段劃分不加批判地接受,使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分清後來的(庸俗)經濟學家之間的區別。




參考書目

① 馬克·布勞格:《李嘉圖的經濟學》,1958年英文版。
② I.I.魯賓:《經濟思想史》,1979年英文版。

工資

  工資是支付給工人作為他們出賣自己勞動力代價的貨幣形式。工資的水平就是勞動力的價格,它象其他價格一樣,是根據市場(這里指的是勞動市場)供求的具體情況圍繞著其價值而擺動的。然而,跟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並不是在資本主義關系下生產出來的,因此,勞動力的價值並不轉化為生產價格,而對於其他商品來說,其市場價格則是圍繞著生產價格來擺動的(參看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條目)。從這個意義上,勞動力的價值是不轉化的。
  馬克思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工資形式的欺騙本質。由於一日的工資是在做完一整日的工作後支付的,因此它看來似乎是支付給一日的勞動代價一樣。這也就是古典經濟學家所想象的工資,他們除了看到資本家克扣工人工資以外,對於資本家如何從工人的勞動中榨取利潤沒有作出解釋。因此,據他們看來,利潤來自勞動力市場的不等價交換(參看剩余價值條目)。而馬克思則認為,對問題進行這樣的分析是不恰當的。這是因為利潤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剩余物的形式,它如同其他任何生產方式的剩余物一樣,是生產的結果。不等價交換不能生產出剩余物,而只可能對它進行再分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榨取剩余物的特殊方式,只能在利用工資勞動進行生產的基礎上得到解釋,即在資本主義的特殊的勞動形式下,勞動和工資是實行不等價交換的。因此,就必須對工資形式本身進行分析,揭露出它的假象,即看到在它的背後隱藏著剝削的機制,而這種機制是不可能建立在構成工資貨幣量的數額變化之上的。
  工資的虛假性質是從如下事實中得出的:工資是在人們同意完成一定數量的勞動的情況下付給的,然而在這里進行買賣的實際上卻是工人的勞動力。勞動力是根據它的價值來支付的,而這種價值必須小於工人可能在一天內創造的東西,否則就不能得到利潤。因此,看起來支付給工人的是一日的勞動代價,而實際上支付給他或她的只是勞動力的代價,這種價值只相當於一日勞動的產物的一部分,因此,他或她實際上所得到的只是一日勞動的部分價值,馬克思把這一部分稱為必要勞動。在剩余的時間里,他或她創造出為資本家所占有的剩余物,這部分就是剩余勞動。如同資本主義生產的其他假象一樣(參看商品拜物教條目),工資的形式也是現實的。這就是說,工人只有在進行一天勞動的情況下才能得到一天的工資,假如任何人在幹完他的必要勞動的時數後便停止工作,同時聲稱給他的工資就是完成那麽多的工作的話,那麽他所得的工資只能按照他完成的時數的比例而減少。說工資形式具有假象,是從在它下面隱藏著剝削這個意義來看,而不是從認為它是不現實的的這個意義上來看的。
  從馬克思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跟他所考慮的工資支付的特殊方式相一致的推論。工資率是根據時間來確定的,比如,計時工資率是由工作日的長度來決定的。由於勞動力價值──補充工人勞動力所需要的價值量──是按照一整天的勞動來支付的,所以計時工資率就等於這一整天的價值量被除以工作的時數。因此,計時工資率是同工作時數成反比的,工資低的人,就不得不工作得最長。對額外勞動時間的支付,甚至按照高的工資率對這部分勞動進行支付,也都不能夠改變確定工資率的基本方法。額外勞動時間本身也可能成為正常工作時間的一部分,對基本的和額外工作時間的相對的報酬率反映了這種情況,這時候,工人被迫去加班加點來使他或她的勞動力得到補償。臨時性工作的報酬率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確定,盡管它不能保證工人勞動力的再生產,因為為此所需要的就業量並不是隨時可得的。有意思的是,馬克思曾經認為,像低額的計時工資率、被迫付出的額外勞動時間以及臨時性工作等這樣一些不好的做法,會隨著法律對工作日的限制而消失。他看來並沒有把家庭和國家作為工人勞動力可以籍以進行補充的替代方式來進行考慮,他所設想的情況是資本可以自由地繼續這些超經濟剝削的做法(見“參考書目” ①)。
  馬克思並不認為計件工資和計時工資有什麽根本的區別。雖然這時候工人所完成的工作看起來是根據他們的生產數量來付給報酬,但是實際上每件工作的報酬,卻是通過把勞動力的價值分攤在一個工人在一個工作日內所能生產出來的產品數量的辦法來確定的。因此,生產率的普遍提高,便使報酬率降低,而不是使工人帶回去養家糊口的那部分報酬有所增加。這就很清楚,工人所出賣的是他或她的勞動力,而資本家則以最有利可圖的方式來利用工人的勞動力。所以,從提高生產率(榨取相對剩余價值)中獲利者是資本家而不是工人,但這種利益從表面上看卻像是資本的產物。
  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一個基本點就是工資的增長趕不上生產率的增長,這一點在馬克思考察各國工資的差別時表達得最清楚。在這方面,馬克思認為:盡管在一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工資水平在絕對值上比較高,但那里的勞動力價值卻要比不那麽發達的國家低,這是因為資本積累的目的在於榨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而這最終必須采取榨取相對剩余價值的方式(通過降低勞動力的價值的辦法)來實現。由此可見,雖然工資是隨著時間和資本主義經濟從不那麽發達到比較發達的運動過程而不斷增長,但是這種增長跟生產率的相對增長是不成比例的,因此,由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的下降,他們也就受到更大的剝削。




參考書目

① S.德·布魯諾夫:《國家、資本和經濟政策》,1978年英文版。
② N.傑拉斯:《本質與現象──馬克思〈資本論〉中拜物教的諸方面》,載《新左派評論》第65期,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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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長恰好是在歐洲經過1/4世紀的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以後,即在1815年到1854年這一長期和平階段,這段時期可能影響他們傾向於不把戰爭看作是人類最重要的活動。此外,他倆都是出身於中產階級的進步青年,是在跟他們的志趣格格不入的普魯士軍事王朝的統治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在19世紀40年代所制定的歷史研究方法,便把經濟生產作為他們的基本方法,而相對地不那麽重視當時的歷史編年學家所注重的戰爭、征服和暴力。雖然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承認沖突是一種常見現象,但是卻縮小了它的意義,認為征服者會不得不使自己去適應他們所發現的生產制度,正如占領了羅馬帝國的野蠻人,甚至把征服民族的語言和宗教也一並接受過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80——81頁)。
  不過到1848年,他們卻和他們的共產主義同盟的朋友們一道,傾向於進行一場反對俄國的“革命戰爭”。這是一種戰略,它建立在法國的革命軍馳騁歐洲這一先例的基礎之上,他們可能把這種情況看作會使歐洲厭惡進步並會在同樣的程度上使它革命化。從這時候起直到他們的生命結束,戰爭的問題本身迫使他們倆人不得不對這個問題加以注意。他倆展現了不同的而又是相互補充的興趣,馬克思的興趣側重於在理論問題上,而恩格斯則側重在軍事方法和技術的演進上。恩格斯曾在普魯士炮兵中服過短期的義務兵役,並且參加過1849年德國西南部的一次流產了的起義。他在1851年寫的一封信中(1851年6月19日致魏德邁)表明,他正計劃從事廣泛的軍事研究,這種研究具有非常實際的目的,即使自己能在下一次爆發的起義中有能力進行指導。他給馬克思的時事評論提供了許多有關軍事問題的文章,這些文章和其他作品使他贏得了軍事專家的聲譽。
  在關於當代的經濟和戰爭的關系的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了各種各樣的、但卻從未成為定型的意見。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章第2節)和其他地方,他們承認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大約到1800的年為止,在這個以商業資本為主導的時期里,發生了許多由於商品競爭的尖銳化而引起的爭奪殖民地的戰爭。然而,他們對於晚些時候出現的產業資本主義的看法則有所不同。應當感到遺憾的是,他們從來沒有回到他早先在《神聖家族》(第6章第3節)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直觀。根據他們的看法,拿破侖迷戀於戰爭和榮譽本身,從而沒有通過開辟市場來扶植法國資產階級,反而把它從工業建設的道路上拖開;這也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恰當的看法。在1849年,馬克思把他的這種關於現代資產階級的和平概念擴大到金融貴族,認為它經常希望保持和平,因為鬥爭會使股票市場不景氣(參看《法蘭西階級鬥爭》第1節)。他在1853年6月寫的一篇文章中宣稱,除了經濟危機以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引起戰爭的傳聞,然而經濟危機看來可能更多地是依據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嚴格的經濟原因來挑起戰爭(參看《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
  當時,歐洲已瀕臨克里木戰爭(1854—1856年)的邊緣,這個戰爭是歐洲的一系列新的沖突的第一個回合,馬克思懷著激動的心情來注視這場沖突。在戰爭爆發以後,他注意在同盟國方面的經濟動機是跟政治的動機摻雜在一起的。拿破侖第三需要軍功來照耀他的那頂不光彩的王冠,而帕麥斯頓則企圖轉移議會改革的要求。把戰爭譴責為各國政府給本國人民帶來的災害,這是馬克思的思想中的一種自然傾向。另外,他和恩格斯以及在他們以後的列寧,都始終堅定地反對和平主義。這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要考慮的是沙皇俄國這個“歐洲警察”的幹涉,因為它曾促使1848—1849年期間的各國革命的失敗。在他們看來,一次反對尼古拉一世的戰爭若能成功,那就會解放俄國並重新開辟歐洲的進步的道路;如果能夠把各國政府之間的常規的格鬥轉變為具有原則性的真正的人民革命戰爭,那就更好了。因此,他們不喜歡那種有可能而且應當進行得堅決、但卻遠不如他們所感到的那般堅決的鬥爭。恩格斯曾對指揮者的無能表示痛惜,認為這是“戰爭藝術”的衰落;馬克思則擔心鬥爭會消失,並對“現在的馴服的人種”搖頭嘆息,仿佛認為文明在工業繁榮的咒語下已被宣告失敗,只有進行最熱忱的鬥爭才有出路。他們討厭那些把科布登主義的謾罵跟他的關於虛假戰爭的抱怨摻合在一起的磨坊主人。
  從這種對革命戰爭的想象或幻想出發,對於隨後發生的(直到1870年為止)的鬥爭,他們只能給予有限的支持。這些就是“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戰爭,或民族解放戰爭。然而,社會主義者不能去指導這種戰爭,但卻可以去支持任何表現出有利於工人階級前途的一方。在這些戰爭中有美國內戰,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密切地注意這次戰爭,並且懷著希望北方取得勝利的熱望。恩格斯作為軍事觀察家,對南方的鬥志和軍事技巧表示很不讚賞。馬克思則在分析那些據說是有利於北方因素方面表現得比較活躍。
  在1866年奧普戰爭爆發的時候,第一國際已經存在,當時它通過一項決議(並不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下),譴責統治者的紛爭破壞了和平,主張工人階級應對戰爭持中立態度。但是,這場戰爭和1870年的普法戰爭卻帶來了德國的統一(繼意大利的統一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對於這個統一是由上面(俾斯麥和普魯士軍隊)而不是由人民群眾來實現深表遺憾,但是他們仍然歡迎這一變化,認為它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從而加速工人階級的發展。他們傾向於把1870年戰爭看作是由於拿破侖第三(他們對他一貫痛恨)挑起的,而德國方面則處於防禦地位;但是他們同時號召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反對實行兼並,並爭取跟法國工人進行和解。
  客觀的事件和進一步的研究,使他們不得不改變自己對於戰爭在歷史中的地位的原先看法。奇怪的是,恩格斯比較不那麽願意把戰爭放在較為突出的位置上。至於馬克思,當他在1857年左右(在《大綱》中)致力於解開人類早期歷史之謎的時候,不得不承認戰爭至少在某些時代曾經是基本的因素(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70—520頁),看來他的朋友並沒有讀過他的這段論述。馬克思在那里寫道,對土地的爭奪,勢必使打仗成為一切原始的農業共同體的主要任務之一。在希臘,打仗成為一項重要的集體職能,而城市則隨著成為作戰的組織中心而發展起來。戰爭和征服也同樣是羅馬人的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並終於使羅馬共和國由於奴隸制和形成社會不平等而被顛覆。相形之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則重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一條主要原則,對任何認為歷史主要是實行暴力的觀念加以嘲笑。他在10年後曾經寫了一篇文章,作為《反杜林論》中的“暴力論”各章的詳盡補充。這篇文章論述了德國從中世紀以來的歷史,他試圖證明:俾斯麥把日耳曼小國的大雜燴一掃而光,從而無意地為資產階級革命做了事情,而他所建立起來的制度只不過是要暫時付出的代價;西歐已經形成了少數巨大的民族國家,而在這些國家之間的國際和睦對於工人運動所謀求的進步來說,是很重要的(參看《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這篇東西沒有寫完,大概是恩格斯對於自己的論斷失去了信心。
  與此相近的另一條思路,是多年來被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的一些學生(如拉法格)視為可行的一條思路:1848—1949年間發生的事件以及他們把克里木戰爭僅僅當作假想拳擊賽的看法,使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現代軍隊只不過是旨在管制本國人民的憲兵。馬克思寫道,中產階級在1848年後由於害怕工人而轉向政府和士兵請求保護。“這就是歐洲各國的常備軍的秘密,不知道這個秘密,未來的史學家就不能理解他們”(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7頁)。他在評論西班牙的反革命時所講的話,對於19世紀大部分以至整個20世紀的西班牙軍隊都是適用的。此外,軍隊還慣於從其本身利益出發來插手政治。這是馬克思所考慮到的另一種威脅,特別是當他看到路易·拿破侖在1851年得以利用法國軍官(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在對阿爾及爾進行野蠻征服的訓練中培養起來的)來進行他的政變並取得王位。
  馬克思知道,軍隊對群眾具有某種號召力,這不僅是由於沙文主義的感召,而且,從士兵的想法來看,軍隊還為他們提供就業的機會。馬克思曾寫道,法國的農民對戰爭和榮譽具有最強烈的愛好,因為軍隊吸收了農村的過剩人口(參看《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7節)。不過,從1848年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張廢除常備軍,但不是采用以法國國民自衛軍為模式的中等階級民警來代替它,而是代之以一種更為民主的“全民武裝”。很可能,恩格斯其所以在60年代熱誠地投身於自願軍運動,是把這種運動看作是朝這一方向邁進的一個步驟。在德國和其他地方,社會民主黨都提出了上述要求。然而,各國政府卻都在普遍征兵制的基礎上擴大自己的常備軍。恩格斯(還有列寧)懷有這樣的希望,即無論實行何種辦法,政府都在對群眾進行武裝訓練,而群眾最終會利用這種武裝來推翻它們(參看《反杜林論》第2篇第3章)。
  同時,恩格斯對於軍隊的過分的龐大日益感到不安,當時的軍隊幾乎已經發展成為社會的一個等級。他在《反杜林論》中寫道:軍隊變成了目的本身,而國家則只不過降低到附屬品的地位,其職能僅僅在於給軍隊提供給養(參看《反杜林論》第2篇第3章)。在以後的年代里,他越來越對戰爭的危險感到擔心。這時候,由於各國社會黨在不斷壯大,看來它們不久就能夠掌權,所以也就不可能有“革命戰爭”的想法,而且也不需要這樣一種戰爭了。同時,如果使用可怕的毀滅性的新型武器來進行戰爭的話,那不僅是對社會主義的打擊,而且也是對文明的打擊。他在寫給拉法格的一封長信(1886年10月25日)中談到巴爾幹的危機和各種挑釁的勢力(其中包括野心勃勃的法國將軍布朗熱)時說道,如果戰爭爆發的話,那麽它的真正的目的在於防止社會動亂。“因此我主張‘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和平’……”可是到1891年,他的說法又有所不同:德國應當準備防禦如今已結成聯盟的俄國和法國的進攻(參看1891年9月29日致倍倍爾的信)。他的這些話在1914年被人引用了,其實他是忽略了: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要了解哪一方是侵略者是有困難的。在他的生命行將結束之前,他懷有一種奢望,即新的武器庫會使戰爭的危險變得更加無法估計,以致沒有任何政府膽敢冒此風險,而大陸上所劃分的各種聯盟可能會消失(參看1895年1月22日致拉法格的信)。顯而易見,在事件叠起和國際關系趨勢於錯綜覆雜的情況下,恩格斯的想法是起伏不定的,他的邏輯往往不是容易理解的,而且沒有一個觀點是清晰的。
  他的後繼者們繼承了這種不斷加深的困惑思想。隨著1914年的臨近,在第二國際(它的領導層大多是具有馬克思主義或半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人)召開的12次代表大會上,都主要討論了戰爭危險的問題。法國社會黨人饒勒斯曾在1905年對一次歐洲戰爭的後果作了兩個方面的預測,這些預測都證明是正確的:一方面是這次戰爭會引起革命的爆發,而這是值得各國統治階級永遠記取的;另一方面則是這次戰爭還會導致一個充滿民族仇恨、反動和獨裁的時代的到來(見“參考書目” ⑥,第126頁)。考茨基,這位在恩格斯逝世後的第二國際的主要理論家,曾考慮到戰爭往往要比革命更能把僵化的社會制度片片瓦解;作為歷史學家來說,他滿可以為自己有這種見地感到欣慰。然而他同時也像恩格斯一樣認識到,對革命的恐懼可能會導致一個不穩固的制度把戰爭作為出路來孤注一擲;不過他比較熱切地希望起義的陰影會起一種相反的作用,就是使政府出於恐懼而不去大動幹戈。他曾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一書說,正是由於這種情況才遏制各國政府不敢發動戰爭達30年之久,否則的話,戰爭早就爆發了。但是,他認為前途仍是愁雲密布。每個統治階級都指控它的鄰國在陰謀反對它,於是,仇恨便被煽動起來,成為歇斯底里狂熱;帝國主義的擴張肯定使軍備進一步擴張,這種情況還會繼續下去,以至達到極點和爆發點。除了一場全面的革命變革,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止這種傾向(見該書英文版第149、154頁)。
  卡爾·李卜克內西在那本使他入獄18個月的書中寫道:帝國主義是一種“如此覆雜的、多形態的、多方面的”現象,以致很難對它進行剖析。他認為,軍人和資本家彼此沒有好感,盡管他們都把對方作為不可缺少的討厭東西來加以接受。從財政上說,軍隊就象童話故事《老人與海》中的那個老人一樣貪得無厭,雖然大部分的負擔仍是壓在工人的頭上(見“參考書目” ⑤,第9、41、48—52頁)。這樣一種議論,固然說不上是一種關於資本主義是戰爭根源的直接論斷,不過我們從《資本論》中還沒有發現並無法引申出這樣的論斷來。但是,從《資本論》寫成以後,資本主義在歐洲和北美普遍發展起來,而且在近幾十年來它的結構也在改變,金融資本的集中在迅速進行。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代里,資本主義看來是日益理所當然地被譴責為熱衷於發動戰爭,尤其是因為它的代言人如此大言不慚地主張貿易必須跟隨大炮而來,主張各國必須參與生存的鬥爭,否則就會屈居下風。在1912年召開的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的決議宣稱,如果工人階級不能制止這場災難發生的話,它們就應當努力使敵對行動停止,並且利用所引起的危機來推翻資本主義;因為對於工人來說,為了資本家的私利而互相殘殺是一種罪惡。
  當1914年戰爭爆發的時候,國際便毫無希望地分裂了,社會主義運動也從此分裂。列寧把這種分裂看作是資本主義從戰爭中所得到主要收獲之一。他在1914年10替黨中央委員會起草的一份宣言中,列舉了戰爭的種種覆雜原因:軍備的擴張,爭奪市場鬥爭的尖銳化,舊君主國家的王朝利益,以及旨在愚弄和分裂工人的企圖;而工人必須以變戰爭為國內戰爭來回答它(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568—574頁)。他在1915年夏天針對右翼社會黨人寫的長篇論戰文章中指出,在歷史上沒有“純粹的”現象,而只有混雜的東西。塞爾維亞的民族權利只不過是鍋里的一味佐料,而且是微不足道的一味。實質上,所有的政府都一直在準備這場戰爭,它們都是有罪的;要問誰先動手是毫無意義的;在目前的情況下重新搬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時代里講過的關於“進步”戰爭的話,是不老實的(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614—665頁)。
  當然,布爾什維克可以說是比其他社會黨更加希望從本國的失敗中得到什麽,因為他們的力量很弱,所以難以通過其他途徑獲得掌權的機會,何況這種機會是遙遙無期的。可是,隨著戰爭的進行,列寧越來越多地對資本主義的戰爭罪責進行譴責,雖然資本主義在俄國也比其他國家要弱。資本主義的罪惡這一命題,貫穿在他的《帝國主義論》中,同時布哈林的《帝國主義和世界經濟》這部著作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然而,這兩本著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於希法亭的《金融資本》一書。1919年3月,在新成立的共產國際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正式地肯定了這樣一種分析,即大戰是由於資本主義矛盾及其所決定的世界經濟的無政府狀態而引起的。當時,俄國正經受著中一種鬥爭的考驗:內戰跟外國武裝幹涉結合在一起。列寧在全俄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1919年12月5日)中,就此作出幾點政治結論。他認為:戰爭不僅是政治的繼續,它是政治的縮影。他還相信這次鬥爭要比其他任何東西更快地使投入鬥爭的工人和農民受到教育。在大會結束的時候,紅軍的締造者之一托洛茨基指出了一些具有現實的、常識意義的軍事教訓。據他看來,戰爭既不像傳統的軍事家所認為的那樣,可以被歸結為一種具有永恒規律的科學,也不像某些熱情的青年人所想象那樣,可以根據從馬克思主義中得出的一些條條來像下棋一般加以指導(見“參考書目” ⑦,第113頁)。
  在1918年以後,共產黨人很快就提出了關於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危險警告。鑒於1941—1945年大戰的經驗和這次戰爭給俄國帶來的不可估量的損失,馬克思主義者(除中國的以外)非常強調防止戰爭,把這看作是人類最迫切的需要。在1961年發表的一個公開宣言,實際上是否定了毛主義的冒險主義和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說法,其他共產黨則認為(雖然提法有所不同)馬克思主義從來不認為戰爭是通向革命的途徑。與此同時,對於戰爭和社會的歷史研究也活躍進來,雖然有許多問題還有待爭論。馬克思主義者在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理解方面作了許多寶貴的貢獻,他們強調指出德國大企業對於戰爭所應負的責任,而西方學者的研究方法則把這點給模糊了,他們把這場戰爭單純作為反對希特勒或納粹主義的戰爭來看待。但是,盡管在本世紀出現了列寧關於戰爭的學說,實際上還不能夠說已經有了一種廣泛的、可以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有關戰爭原因的學說。在各種各樣的設想當中,恩格斯在他逝世那一年所提出的認為戰爭很可能由於過度貯存軍備而爆發的設想,看來最切合今天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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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3 00:21:54 |显示全部楼层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由於殖民地解放戰爭的進行,便有必要形成一些更新鮮的思想。跟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當時歐洲內部為建立民族國家而進行的戰爭所給予的支持比較起來,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給予殖民地解放戰爭的支持更加明確;事實上,殖民地起義是十分普遍地由共產黨人組織和領導的。恩格斯經常寫一些關於他那個時代的海外民族運動的文章,主要是關於印度的民族大起義和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他是秉著對帝國主義進行深刻批判的精神寫這些文章的,但是同時卻懷有一種期望,即預期帝國主義通過對僵化了的舊制度的摧毀而證明它具有一種非出於其本意的革命意義。他對當時缺乏組織和領導的印度人、波斯人和中國人的作戰能力,一般估計得非常低。托洛茨基在內戰期間發表的文章和言論中,是堅決反對遊擊戰爭的策略的,認為它是無政府主義東西,並且沒有用處。後來的經驗表明,在堅強的政治領導下的遊擊戰爭,是可以起很大的作用的。但是,像毛澤東和武元甲這樣的人卻認為應當盡快地建立起正規軍,而把遊擊隊作為輔助手段。目前,殖民地的解放戰爭已在廣大的區域完成;出現的一個新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發生了戰爭,這種戰爭的原因是有待探討的(參看民族主義條目)。




參考書目

① E.H.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23年)》,第3卷,劄記E:“馬克思主義對戰爭的態度。”
② W.H.夏龍勒和W.O.漢德遜合編:《軍事評論家恩格斯》,1959年英文版。
③ 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1889—1914年)》,第3卷,1956年英文版。
④ 武元甲:《奠邊府》(修訂本),1964年英文版。
⑤ 卡爾·李卜克內西:《軍國主義和反軍國主義》(1907),1973年英文版。
⑥ 瑪格麗特·皮斯:《讓·饒勒斯──社會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1916年英文版。
⑦ 列甫·托洛茨基:《軍事論文集》,1971年英文版。




西方馬克思主義

  本世紀20年代,源自於中歐和西歐的一種哲學的和政治學的馬克思主義,對正在使俄國革命成果成為法典的蘇聯馬克思主義提出挑戰。前者後來被貼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標簽,它把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重點從政治經濟學和國家轉向文化、哲學和藝術。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是一種個人和流派的松散的集合,他們當中有意大利的葛蘭西,中歐的盧卡奇和科爾施,而從30年代起的法蘭克福學派則在維護這種思想風格中起著主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戈爾德曼和聯合在《現代雜志》(薩特、梅洛-龐第等)和《論辯》雜志(勒費弗爾等)周圍的一些集團,組成了一個法國馬克思主義派(見“參考書目” ⑧)。在盧卡奇、葛蘭西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下,出現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新生的幾代,特別是在德國、意大利和美國。當然,從比較廣泛的意義上說,在西歐還有其他許多拒絕接受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具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形式,其中包括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和“荷蘭的”馬克思主義(潘涅庫克)。
  俄國革命賦予列寧主義和蘇聯馬克思主義以崇高的威望,因此,最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聲稱並且相信他們是在列寧主義的框架結構中工作的。當盧卡奇和科爾施在1923年分別發表了他們的基本著作《歷史和階級意識》和《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的時候,他們都還是共產黨的忠誠的理論家。然而,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對他們的論著作出敵對的反應,於是,科爾施終於被德國共產黨開除了,而盧卡奇則作了一系列的“自我批評”,跟他原先的觀點劃清界線。盡管如此,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跟傳統的列寧主義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麽關系,這仍然是一個激烈爭論的問題。在跟共產黨的關系上,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包括葛蘭西、盧卡奇和薩特,都走過了覆雜而曲折的道路。
  西方馬克思主義采取一種哲學的形式,但卻以哲學的論道來襯托出政治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所采取的反對立場並不單純源自於形而上學的差異;它的哲學方向暗示出、有時甚至闡明了那些跟列寧主義相抵觸的政治組織原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不那麽傾向於先鋒隊的黨,而更多地傾向於委員會和其他各種自治形式。他們的理論和原則也往往打上某一特殊歷史事件的後果所帶來的烙印,這指的是20世紀西歐革命的毫無例外的失敗。西方馬克思主義可以部分地被看作是對這些失敗所作的哲學思考。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重新閱讀了馬克思的著作,特別注重有關文化、階級意識和主觀性的範疇。他們跟從考茨基直到布哈林、斯大林這些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權威斷然決裂,後者把馬克思主義概括為一種制定發展規律的唯物主義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原著的研究,比較多地注意分析“主觀的”結構──商品拜物教、異化或意識形態,而比較少地分析那些“客觀的”結構──帝國主義或積累。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科學的這種地位經常使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感到困擾。無論是第二國際還是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著,都把馬克思主義譽為一門有關歷史和自然的普遍學說。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些定義接近實證論,即把社會科學歸結為一種自然科學。而實證論的研究方法則有損於主觀性和階級意識的批判範疇,因為這些範疇是跟純粹的自然不相幹的。無論盧卡奇(見“參考書目” (11)還是葛蘭西(見“參考書目” ⑤)都基於同樣的原因批判了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即認為它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一種科學的社會學。所有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一致認為馬克思主義需要一種文化的和意識的理論;為了突出這些方面,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局限於社會的和歷史的現實。據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不是一門綜合性的科學,而是一種社會理論。
  為了力求把馬克思主義從實證主義和粗糙的唯物主義中挽救出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斷言馬克思並不是單純地提出一種改進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種批判。在盧卡奇的最富有烏托邦色彩的敘述中(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有一種趨向於烏托邦的沖動力),竟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旨在取消政治經濟學或從經濟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認為政治經濟學範疇本身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所要推翻的一種經濟統治狀態。
  科爾施曾提醒說,馬克思把他的所有的主要著作都加上“批判”的副標題。馬克思主義並不由於社會發展的新規律的發現而瀕於枯竭;批判本身還要求跟資產階級的意識和文化進行一種思想上的接觸。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錯誤地認為馬克思主義意味著哲學的死亡,然而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馬克思主義始終保持哲學的真理,直到這些真理以革命的方式轉化為現實。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這篇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津津樂道的文章)中曾經這樣地概括了哲學的重要作用:無產階級是解放的心臟,而哲學是解放的頭腦,兩者都至關重要。“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5頁)。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他跟黑格爾、青年黑格爾派和費爾巴哈的交鋒──顯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核心,這些論著帶有一種烏托邦色彩的解放精神,而這在他的晚期著作中則表現得不那麽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幾乎就是回到早期馬克思的同義語。
  青年馬克思的著作的內容,對於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是反哲學唯物主義的那種流傳甚廣的看法來說,不啻是一種糾正。馬克思主義是唯物主義的,然而從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可以清楚地看出,馬克思恰好是在不再維護一種簡單的、消極的唯物主義這一點上實行了轉變。費爾巴哈沒有能夠把德國唯心主義的哲學真理納入自己的觀點,同時由於他未能把思想和哲學的批判作用概念化,於是他的唯物主義便充滿了清凈無為主義。馬克思幾乎沒有對哲學提出一種辯解,他一再強調關鍵在於改造世界,而不是單純地了解世界。不過,他確實為哲學事業作出貢獻。一個世紀以後,阿多爾諾在他的《否定的辯證法》一開頭就把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視為對哲學的維護:“一度呈現枯萎的哲學,由於人們錯過了認識它的時機而又成活下來。”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詞匯和概念跟黑格爾相呼應,而且它的學者們幾乎毫無例外地受到德國唯心主義的熏陶。追溯到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主義根源,是整個傳統的特征,在這種傳統中產生了盧卡奇的《青年黑格爾》、科葉夫的《閱讀黑格爾著作導論》以及馬爾庫塞的《理性與革命》之類的著作。事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只是在黑格爾主義的傳統仍然存在或是已經確立的地方出現。在中歐,威廉·狄爾泰恢覆了對黑格爾的研究;在意大利,貝特蘭多·斯巴芬塔、卓萬尼·詹蒂爾和貝奈戴托·柯羅齊的黑格爾主義滋養了葛蘭西;在法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科爾夫、讓·依波利特和讓·瓦爾就已經把黑格爾介紹給法國公眾。西方馬克思主義這種鮮明的黑格爾主義的特色(從我們在這里所說的意義上理解),使它有別於其他形式的西歐馬克思主義,諸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和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前者傾向於新康德主義,後者則力圖從馬克思主義中清除黑格爾的主義概念。
  如果追溯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主義根源的這種做法看起來是與世無爭的話,那麽它在對恩格斯和自然辯證法的評價上便不知不覺地進入一些比較有爭議的領域。據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創立的,因此要想分開他們各自的貢獻是毫無意義的。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發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它們作為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一種權威性的闡述而深入人心。恩格斯在這些論著中斷言:“辯證法不過是關於……運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它對自然和社會都是同樣有效的。由於這一原則肯定了辯證法是一種普遍的科學的規律,這就足以證明它是符合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的。然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則持不同的看法,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就批判恩格斯歪曲了馬克思。據他看來,把辯證法延伸到自然界,就會使歷史的獨特領域──主觀性和思想意識──黯然失色。這是因為“辯證法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主觀和客觀的相互作用,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歷史的演變……都不包含在我們對自然的認識之內。”在指責恩格斯曲解馬克思方面,盧卡奇是最突出的、但不是最早的批評家。走在他前面的有幾位意大利的黑格爾主義者(柯羅齊和詹蒂爾)以及一些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沙爾·安德雷和索列爾)。不過,根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問題不在於恩格斯本人如何如何,而在於他所冊立的自然辯證法,盡管這種看法還時有反覆。蘇聯馬克思主義堅持信奉自然辯證法,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則拋棄了它。他們認為,物理和化學的事物不屬於辯證法的範圍;此外,自然辯證法轉移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固有領域即社會的文化和歷史結構的注意力。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利用他們可能從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引申出來的每一個概念來解釋社會意識的形成和蛻變。事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方案,是通過他們跟資產階級文化的智能和物力實行某種結合來勾劃出來的。他們相信這種文化具有生命力和現實性,因而不能單純地作為一種不可思議的事物而加以排斥。他們還認為應當放棄有關物質基礎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築這種比較常用的馬克思主義圖式(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因為它們無助於說明占統治地位的文化的真實情況和固有性質。為了說明資產階級文化並解決其中疑難,他們重新發現或發明一些新概念,諸如虛假意識、物化以及文化領導權等等,這些概念經常出現在他們的著作的書名上(見“參考書目” ④、 ⑥、 ⑩)。從這樣一種方針中產生了幾種後果。首先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從葛蘭西到馬爾庫塞)把知識分子提高到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上。知識分子絕不僅僅是統治階級的走狗,馬克思主義本身也需要知識分子的信任和支持,這是為了保持對資產階級文化了解所必需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文化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其中包括文學、音樂和藝術。他們還越來越多地進入對流行的大眾文化和商業文化的認真研究,因為據他們看來,大眾文化就象勞動過程那樣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也許還有過而無不及。基於同樣的理由,他們當中一些人,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還求助於精神分析理論(參看精神分析學條目),這種理論不僅是資產階級文化的尖端,而且能夠闡明個人是如何地接受文化知識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和理論的公式在融合到政治的公式中以後,也就對列寧主義提出了挑戰。象主觀性、意識和主動精神這樣的哲學概念,便轉化到諸如工人委員會或工廠委員會這樣一些政治組織上,這些組織看來能夠比先鋒隊的黨更為忠誠地從政治上反映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使命,從而成為一種穩固的利益和值得捍衛的客體。這種情況同南斯拉夫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實踐集團的馬克思主義有相似之處。在這種比較政治化的領域中,西方馬克思主義還跟20年代期間使列寧主義受到困擾的“左派”共產主義這一大異端邪說沆瀣一氣。批評家們經常指責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左傾主義”是有道理的;毫無疑問,“左派”共產主義者以更為強烈的方式來表達類似的政治原則,雖然他們的哲學味道並不那麽濃。他們也開始同樣地關心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並且得出列寧主義未能正視文化統治這種現實的結論。他們認為,列寧主義的這一缺憾是由於它來源於俄國這樣一個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文化在政治上不夠強大的國家。因此,作為一種政治形式,列寧主義並不是被設計用來跟那種廣泛的、近似民主的文化統治實行競爭。根據這些原理,“左派”共產主義者主張工人委員會和工廠委員會應當成為實現無產階級解放的正當工具。文化的解放是不能依靠上面的發號施令來實現的,這是因為等級制組織所不斷重覆制造的那種文化依附現象已經使無產階級變得麻木不仁了。而在獨立自主的工人組織中,解放的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便能結合在一起。在這個問題上,“左派”共產主義者,包括荷蘭學派(潘涅庫克、哥爾特),還可能包括盧森堡在內,他們的見解是跟盧卡奇、科爾施以及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致的。
  一些評論家認為,由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忽視了政治經濟學並背離了唯物主義,因而它便構成了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背離;同時,他們還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中發現了唯心主義和跟黨派日常生活現實的遠遠脫離。可是,不應當忘記,馬克思本人也往往不介入日常政治。此外,工人階級運動的斯大林化和迫使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流亡異國的法西斯主義,也很難吸引非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投入現實的政治。不管怎麽說,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畢竟在一些往往被人忽略的領域中創造出一種咄咄逼人的作品,這種作品的出現是由於傳統的經典學說的缺憾所引起的,然而他們卻不時因此被指責為離經叛道者。




參考書目

① 西奧里多·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② 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考》,1976年英文版。
③ 安德魯·阿拉托和保羅·布雷恩斯合著:《青年盧卡奇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起源》,1979年英文版。
④ 約瑟夫·加貝爾:《虛假的意識──一篇關於物化的論文》,1975年英文版。
⑤ 安·葛蘭西:《關於對人民社會學的企圖的批判筆記》,載《獄中筆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⑥ 諾曼·古特曼和昂利·勒費弗爾合著:《神秘化的意識》,1936年法文版。
⑦ 羅塞爾·雅科比:《失敗的辯證法──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貌》,1981年英文版。
⑧ 邁克爾·凱利:《現代法國的馬克思主義》,1982年英文版。
⑨ 卡爾·科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1970年英文版。
⑩ 喬·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⑪ 同上作者:《技術和社會關系》(1925),1966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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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3 00:23:01 |显示全部楼层
工人階級

  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與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工人階級,是要消滅資本主義並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力量,“未來是屬於這個階級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9卷,第154注釋,第632—633頁)。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把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概括如下:
  “無產階級經歷了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和它的存在同時開始的。最初是個別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工廠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勞動部門的工人……但是,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結合成更大的集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工人開始成立反對資產者的同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9—260頁)。
  最後,各地的鬥爭集中起來,通過現代的交通工具匯合成“全國性的鬥爭”。19世紀後半段,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情況大體上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預期,雖然具有特色的政黨組織的建立相對說來比較晚,除了德國和奧地利以外,這兩個國家在19世紀末就有了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可是,接著就開始出現對工人階級的革命作用的懷疑,這最早是由伯恩施坦提出的,他對階級不斷地發生兩極分化和實行革命對抗的思想提出質疑,而主張實行一種比較漸進的、和平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策。從這時候起,工人階級運動便明顯地分裂為改良主義的(參看改良主義條目)和革命的兩翼,但也有各種持中間立場的,其中之一是由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參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條目)領導的奧地利社會黨(SPö)。這種分裂在俄國革命以後表現得更為突出,這時候成立了各國共產黨和第三(共產)國際,它們跟老的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分庭抗禮(參看共產主義;國際;列寧主義條目)。
  修正主義者和革命者之間的爭論一直延續到現在,但這場爭論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僅僅關於基本原則的爭論,它必須考慮到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現實的社會情況和工人階級的政治前途。在這方面,出現了兩大問題。第一個問題集中在這樣一個事實上,即無論在什麽地方,工人階級中只有少數人才培養起一種革命的階級意識(例如象英國這樣一些國家,在美國則只有極少數人如此),而且從來沒有任何一種社會主義意識曾經深深地紮根在整個階級之中。還有,在本世紀中主要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都發生在農民社會里,而不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里。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種情況曾作出了各種各樣的回答。列寧雖然沒有就每一個具體情況作出回答,但卻一般地認為:工人階級不可能自己獲得革命的階級意識,這種意識必須由政黨(它由忠誠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組成)從外部輸送給它。盧卡奇則更多地從理論上闡明了同樣的觀點(見他在1923年著的《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至於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盧森堡,則批評列寧的這種學說,認為它試圖以黨來代替階級,從而導致黨對整個階級的專政。不過,從外部輸入革命意識的思想,還遇到另一種困難,這種困難是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後才趨於明顯,這就是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里,革命的特別是列寧主義的政黨,只贏得工人階級中很小一部分人的支持。這種情況,反過來又使列寧主義者和其他一些人把工人階級運動中改良主義歸結為工人貴族日益擴大影響的結果;然而,近來這種觀念漸漸跟認為工人階級的大部分階層已經資產階級化這種看法結合在一起,從而產生了對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的消極的估計。這種消極主義已經由跟法蘭克福學派相聯系的馬克思主義者充分地表達出來。他們承認西方工人階級已不具備革命性,從而使他們急劇地貶低工人階級的作用,並且極力去尋找現代社會中的其他革命力量(特別是在60年代後期的動亂期間),這些力量包括學生、青年、被剝削的種族集團、以及第三世界的農民等等。
  然而,還有這樣一個廣闊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它以一種居於上述兩種立場中間的地位,把20世紀工人階級政治的發展解釋為通過繼續不斷的改良而比較漸進地取得政權,即奧托·鮑威爾所說的“緩進革命”,其結果使資本主義內部出現經濟的逐步社會化,並最終建立起一種民主社會主義形式的社會。這種概念也就引起我們上面提到的第二大問題,那就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總人口中,工人階級所占的比重是否在持續不斷地、不可挽回地下降?這個問題是跟中等階級的增長問題結合在一起的。在這個問題上,目前在兩部分人之間正展開激烈的爭論,一部分人認為中等階級的一些階層正在“無產階級化”(見“參考書目” ②),或是認為出現了一個從事通常認為是中等階級職業的“新工人階級”(見“參考書目” ③);另一部分人則把中等階級看作是有其特色和不斷發展的一類人,這是由於他們的勞動特點(腦力勞動和從事監督管理)、市場狀況以及社會地位所決定的,因此,他們認為任何向社會主義的前進都決定於工人階級和中等階級的廣大階層結成同盟。不過,無論是哪一種解釋,都認為只要繼續“向社會主義進軍”(熊彼得)就絕對要依靠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因為它始終是實行徹底變革的最強大的政治力量。




參考書目

① 麥克斯·阿德勒:《工人階級的變態?》(1933),載博托莫爾和古德合編《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一書,1978年英文版。
② 哈利·布拉維爾曼:《勞動和壟斷資本》,1974年英文版。
③ 謝爾治·馬勒:《新工人階級》,1975年英文版。
④ 米歇爾·曼:《西方工人階級中的意識和行動》,1973年英文版。
⑤ 亞當·普爾澤沃爾斯基:《無產階級成為一個階級──從考茨基的〈階級鬥爭〉到目前爭論為止的階級形成過程》,1977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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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3 00:28:03 |显示全部楼层
工人階級運動

  說工人運動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本的東西,這種說法大有估計偏低之弊。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在工人階級運動的編年學和類型學方面發表了許多見解。但是,就工人階級運動而言,比這些意見更具有意義的是這樣一種認識,即馬克思主義思想本身就是從這種運動中形成甚至由它決定的。
  這種認識應當不會使歷史唯物主義者感到驚奇。歷史唯物主義其所以跟其他思想體系有區別,正在於它從屬於歷史上實際存在(或變化中)的、並且可以通過階級來理解和改變的各種運動。階級運動先於關於它的發展的任何科學而存在,而這種科學只有當通過階級運動表現出來的時候,才具有歷史意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發現反映在《資本論》第1卷第24章中,即認為工人階級運動是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一部分:
  “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潤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資本論》第1卷,第831—83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正是從工人運動中出現了適合於改變世界的理論。在以後的歷程中,即西里西亞織工起義、憲章運動、1848年革命及其余波、芬尼黨人運動、英國工聯的發展、“由勞動者自己組織的合作工廠”的出現、巴黎公社以及第一批工人政黨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經驗等等,每一個事件都為思想的形成提供嚴酷的考驗,這種思想便是為人們首先是它的敵人所逐漸了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在工人階級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想關系中,有四個階段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是特別重要的。第一個階段是19世紀40年代中期,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其開端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恩格斯在1842年和1844年間考察所得的並隨後轉告馬克思的有關曼徹斯特的工人階級狀況和政治團體的經驗,是至關重要的。強調生產而不強調競爭,強調現代工業的資本主義特點,強調國家是私有制的壓迫工具,強調共產主義是一種現實的階級運動而不單純是一種哲學思想,所有這些都是通過“社會運動”進入社會主義思想,而不是相反。從19世紀40年代起,階級已經成為一種潛在的、蘊藏著表現潛力的群眾運動,這時候,孕育著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矛盾則成為一種植根於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物質現象,而不是一種源自於抽象或自然的現象。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說,外在的事物(關系)也就是內在的東西。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後的1/4世紀里,對工人階級運動進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的主要政治問題有以下這些:(1)工人階級運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超出它的範圍?(2)那種用以取代資本的政治經濟學、主張“社會生產由社會有預見地進行監督”的“勞動經濟學”,究竟在什麽地方?又如何加以實現?(3)工人的團體──不論是工會、合作社還是政治團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工人階級的組織中心,如同中世紀的市府和公社對於中等階級(Bürgertum)那樣”?(參看馬克思對國際工人協會日內瓦代表大會代表的報告第6條,1867年英文版)。(4)能夠使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資本論》第3卷,第498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新生產方式出現的那些矛盾,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又在什麽地方?(5)如何能夠使部門鬥爭成為普遍鬥爭的現實可能性得到表現而不受抑制?
  第二個重要階段是1871年巴黎公社。這個“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個月之久……的實際經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9頁)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可以通過《法蘭西內戰》的草稿和原文來追溯。這使得某些分析家發現“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出現的一次革命”。公社從實踐上對資產階級把政治跟經濟分割開來的做法進行了批判,它提出工人階級運動的目的與其說是奪取國家政權,毋寧說是以新的政權來代替它;它還把認為由於現存的必不可免的自然分工而使工人不能管理國家事務的“這一整套騙局”一掃而盡。它使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修訂了在《共產黨宣言》時期所著重強調的若幹觀點。
  工人階級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第三個新階段,所經歷的時間比較長。這個階段開始於各國特別是在德國工人階級政黨的建立。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期間,馬克思主義第一次在重大的工人運動中產生了影響。在第二國際時期(參看國際條目)所出現的把工人階級從政治上大規模組織起來的時機或在這方面的限制,都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素材。當時,第二國際所主要考慮的事情,也就是參加該國際的各國工人階級運動所經常爭論的事情,有如以下這些:如何慶祝五一節;工會、罷工和總罷工在勞動解放中的作用;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和政府的問題;改良的作用──是革命的階梯還是絆腳石;資本主義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通過改良主義解決其矛盾;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性質,國內戰爭和國際戰爭的時機及其遏制的因素;有覺悟的工人組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沿著工人運動所必要的新路線去克服自發性的局限效果;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的劃分以及組織僵化的鐵律(見“參考書目” ⑪,並參看精英條目)。所有這些爭論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工人階級運動來說,象是一日三餐那樣不可缺少。然而,從這些爭論中提出了分裂的路線,而工人運動則按這些路線分裂出“革命者”和“修正主義者”,“科學”社會主義者和“倫理”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和“工團主義分子”。
  這些爭論繼續貫穿到下一階段,即工人階級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相互關系的第四個階段──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其在截至1921年那些動蕩年代里對歐洲各地的牽動。不過,這時候的爭論是在由這些事件所改變的條件下進行,並且導致永久性的組織分裂,即形成了各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或工黨,以及主要是非政治性的工會運動。在後革命的“社會主義”制度內,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運動的思想已發展成為教條。它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內則發展成為試圖對為什麽思想會跟運動脫節這個問題作出的解釋,其答案則有帝國主義、兼並、改良主義的成功、鎮壓以及文化領導權等等。從本世紀20年代早期至60年代後期這段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工人階級運動之間的主要的、悲劇性的關系(至少從政治觀點來看如此),是它們之間的疏遠以至沖突。歷史並沒有按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在1914年以前的想法來發展,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個未完成的任務便是去解釋為什麽。
  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運動發展的思想,其正統觀點早在19世紀40年代就通過恩格斯對英國的閱歷(這種閱歷貫穿在他的一生中)而確立起來,並且一直相當穩定。這種觀點是:個人的抗議被地方的或部門的鬥爭所代替,這些鬥爭一開始如不是具有狹隘的經濟性質,便是具有狹隘的政治性質,從而不能明確地同所出現的資本主義有關範疇進行對抗。同時,這些鬥爭在開始的時候也是無組織的,它們只是慢慢地才轉變為具有規章制度、合理的工作步驟和內部分工的正式組織。當做到這一步的時候,就很容易出現偏離整個階級的目標而趨向於特殊的社會階層的利益、職業團體的利益、以及民族或準民族實體的利益的情況。盡管如此,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要求進入這樣一個階段,即“以一國範圍內的階級鬥爭”來代替地方和部門的鬥爭。這就要采取一種協作的政治形式,以爭取國家政權。盡管有種種阻撓和挫折,工人運動(包括政治的和產業的)的不同派別,還是不屈不撓地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地地道道的階級運動。盡管這種發展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都是不平衡的,但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同樣地估計到這一點,認為這種情況是會被克服的。《共產黨宣言》就有這樣的話:“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 選集》第1卷,第273頁)。先進的部門將帶頭,而所有其他的部門最終將會跟上。發展會是不平衡的,不過它們同樣地會匯合在一起的。
  這些正統觀點是人們所熟悉的,但是它們對於實現上面提到的未完成的任務來說,並不是始終有幫助的,而且近年來它們還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內部受到挑戰,在這里,有三方面的論著值得一提:首先,一些工黨史學家們試圖繞到在20世紀工人運動中占統治地位的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形式背後,去尋找所謂“原始的”和“空想的”運動形式(參看空想社會主義條目)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創造性,他們把這些運動看作比先驅者有過而無不及的東西;其次,女權運動者則試圖繞過由男性占統治地位的工人運動結構和由男性占統治地位的這些運動史的觀點的背後,去發現人類的半邊天是如何地從歷史上(甚至包括他們的最活躍和最有創造性的過去)被隱沒的(參看女權運動條目),性別問題如今是作為一個獨立於階級而又與階級有關的問題來看待的;最後,那些致力於推行“文化研究”這門新興學科的學者們,試圖繞過目前占統治地位的關於“生產”結構的觀點的背後,來把馬克思主義關於勞動過程的思想不僅推回到“經濟”生產的範圍,而且還推回到文化和政治生產的範圍。在所有這三種互為補充的研究方法中,都對關於工人階級運動發展中的先鋒隊成分的觀念進行了批判,而且較少地提出關於工人階級運動發展的進化觀點,此外,一種從工人階級觀點出發來看該階級的作用問題的創造性思想,也正在重新形成,但這方面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曾受19世紀中期那種把工人階級運動跟歷史運動混為一談的看法的影響,而變得毫無生氣。




參考書目

① 羅賓·布萊克本編:《革命和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讀本》,1972年英文版。
② 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1961—1971),第1—2卷,1966—1980年英文版。
③ D.考特:《1789年以來的歐洲左派》,1966年英文版。
④ 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第1—7卷,1953—1960年英文版。
⑤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編:《馬克思主義史》,1—4卷,1982年英文版。
⑥ J.庫欽斯基:《工人階級的興起》,1967年英文版。
⑦ S.羅伯瑟姆:《從歷史上被隱沒的》,1973年英文版。
⑧ 瓊斯·斯叠德曼:《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的起源》,1973年英文版。
⑨ 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英文版。
⑩ R.威廉斯:《政治學與文學》,1979年英文版。
⑪ R.米歇爾斯:《政黨》(1911),1949年英文版。

青年黑格爾派

  青年黑格爾派(或稱左派黑格爾主義者)是黑格爾的一些激進的弟子,他們從19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在德國形成一個不那麽定型的學派。起初,他們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對宗教問題的探討上,因為這在當時是唯一可能進行相對自由探討的領域。青年黑格爾派一直不可能展開真正的政治討論,直到1840年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即位為止,因為這時候新聞檢查制度有所放松,使報紙一時得以自行進行宣傳。不過,大概過了3年以後,政府又重新實行了管制,這種宣傳運動也就宣告結束。
  從淵源上說,青年黑格爾派是一種哲學學派,他們對宗教和政治一直是僅限於從思想上進行研究。他們的哲學充其量也只能說是一種思辯的唯理論。他們在自己的浪漫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成分上加了啟蒙運動的尖銳的批判傾向和對法國大革命原則的推崇。他們相信理性是一個不斷展示的過程,並認為自己的任務是要成為這個過程的先驅。像黑格爾一樣,他們相信這個過程會達到最終的統一,不過他們傾向於認為在實現最終的統一之前應當先有最終的分裂。這說明他們的一些著作帶有非常濃重的啟示錄的格調,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義務在於通過批判來迫使種種分裂發展成為一種最後的決裂,從而加速解決的過程。
  青年黑格爾派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影響作用。馬克思從青年黑格爾派最傑出的人物布魯諾·鮑威爾那里接受了對宗教進行透徹的批判,這種批判成為他早期對政治學和經濟學進行分析的模式。他從費爾巴哈那里接受了激進的人本主義,這涉及對黑格爾的哲學進行體系上的改造和對黑格爾思想的最高權威地位的否定。至於施蒂納這位最高的利己主義者和所有青年黑格爾派中最反面的人物,則迫使馬克思不得不去超越費爾巴哈的那種在一定程度上是靜止的人本主義。最後,赫斯這位在德國最早倡導共產主義思想的人,也是把激進的思想運用到經濟學去的開拓者。然而,到19世紀40年代中期,馬克思已經轉向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並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青年黑格爾派展開尖銳的批判。




參考書目

① 大衛·麥克萊蘭:《青年黑格爾派和卡爾·馬克思》,1969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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