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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傑瑞米柯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词典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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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11:08 |显示全部楼层
辯證唯物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與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特征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它一直被廣泛地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這一術語大概最初是由普列諾夫於1891年使用的。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讓位於其後繼者們的著作,在馬克思逝世後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中出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速寫詞“Diamet”(這一速寫詞在蘇聯特別流行)。這一過渡使馬克思主義本身具體化,辯證唯物主義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參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條目)。指導這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有兩部創始人的最著名的著作: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資本論》代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經濟科學;《反杜林論》中的恩格斯則被認為以“最終形式”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見“參考書目”8,第23頁)。辯證唯物主義是第二國際的有力思想武器,俄國革命勝利後,則成了共產黨正統觀念的本質。
  就其本身的約定條件,辯證唯物主義是由兩種資產階級哲學混合而成的:一是自然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的機械唯物主義;另一是黑格爾唯心主義的辯證法。前者的機械論與辯證法是不相容的,後者的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也是不相容的;這兩者作為“形而上學”和“觀念形態”是排斥的、對立的。結果就出現了“世界觀”意義上的哲學,即恩格斯稱之為“共產主義世界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9頁)意義上的哲學。認為它是符合整個具體現實的理論主體,是科學意義上的理論;作為一種“自然哲學”,它隨著各個專門科學的不斷成熟,既可概括它們的發現,又為這些發現所證實;這一理論還包括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因此,盡管馬克思的理論著作是研究社會的,但恩格斯卻通過提出“自然辯證法”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其依據是“在自然界里,同樣的辯證法的規律……發生作用,正象在歷史上這些規律支配著……事變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頁)。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主要理論就被表述為支配“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極其普遍的科學規律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這一理論,一般說來是恩格斯的特殊貢獻,它的政治目的是論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用自然科學所取得的有認識價值的重大證據去補充歷史唯物主義,同時使其它通常需要這種支持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如杜林的著作或“社會主義達爾文主義”得不到支持(參看本頓發表在“參考書目”6的第2卷的論文,第101頁)。
  唯物主義同辯證法的結合,兩者都發生了變化。嚴格地說,辯證唯物主義的唯物論不象其傳統的原型那樣是簡化論的。它不把觀念簡化為物質,而是堅持其最終的同一性。從邏輯上說,它認為物質和觀念是不同的,實際上是對立的,但在其統一中,物質卻是最基本的或者必要的。沒有精神物質可以存在,但反過來就不行,而且精神從歷史上就是由物質產生的並依賴於物質。由此可見,各個成熟的專門學科構成了一個統一的體系,其基礎是物理學,雖然這些專門的學科並不能簡化為物理學。從認識論的角度也同樣可以看出,物理學向我們提供的是不受精神制約的客觀現實的知識。辯證法的內容所維護的是,具體的現實並不是無差別統一體中的靜止的實體,而是一個有差別的、充滿矛盾的統一體;對立物的沖突使現實在不斷產生進化和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前進,並在其革命的或間斷的變化中產生真正具有新質的事物。這種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所理解的精神就是這種新出現的事物本身。從邏輯的最基本的理智角度來看,現實的矛盾性質應理解為,矛盾的陳述是符合現實的,因而需要一種特殊的能取代形式邏輯及其無矛盾的基本原理的辯證邏輯(參看矛盾;邏輯學條目)。
  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有:(1)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規律,根據這一規律,漸進的量變將導致革命的質變;(2)對立統一的規律,它認為具體現實的統一是矛盾或對立的統一;(3)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它認為在對立物的沖突中,一個對立物否定另一個對立物,但是在一個更高的歷史發展水平上的否定,它保留了兩個被否定項中的某些東西(這一過程有時被表述這正題、反題和合題的三段式)。
  無疑,馬克思的社會學說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而且聲稱是科學的。如果要證明它所聲稱的具有認識上的科學長處,那末它就必須同既定的自然科學具有重要的一致性。但也可能存在其它的和比恩格斯及辯證唯物主義所認為的更可靠的一致性。而恩格斯和辯證唯物主義所認為的那種一致性就是構成關於整個現實界的普遍理論的共同內容,即“共產主義世界觀”。總之,把辯證法與唯物主義,特別是把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及其機械的簡化論強烈傾向與超然的客觀主義聯在一起,是有問題的,有矛盾的。這就是突出自然科學和突出作為社會的自然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而這種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是與辯證唯物主義不同的。結果,辯證唯物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推向經濟主義,認為在社會物質基礎中只有經濟,乃至只有經濟的“最重要的物質”方面即生產技術,才具有真正的因果效能,政治和理論的上層建築只是附屬現象。列寧和毛澤東都是致力於倡導“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人,他們抵制經濟主義,但排斥革命的經濟主義影響卻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共產黨的正統觀念中存留著。
  在20和30年代,隨著俄國的革命蛻變為斯大林主義和黨的官僚政治,辯證唯物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總的支配,在蘇聯範圍之外逐漸開始崩潰了,並讓位於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即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主要理論家有盧卡奇和科爾施,他們反對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強調黑格爾的辯證法;而馬克思早期哲學著作的重新發現似乎證實了他們的論點。阿爾都塞和德拉—沃爾佩學派在過去的20多年中,則嚴厲譴責了上述黑格爾化傾向。與這種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同,蘇聯馬克思主義一般仍堅持辯證唯物主義,雖然最近也現出了一種趨勢即反對那種用以替代形式邏輯的特殊邏輯的概念。



參考書目

① 盧西奧·科萊蒂:《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1969),1973年英文版。
② Z.A.喬丹:《辯證唯物主義的演變》,1967年英文版。
③ 弗·伊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1908),1962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哲學筆記》(1895—1916),1961年英文版。
⑤ 毛澤東:《矛盾論》(1937),1967年英文版。
⑥ J.梅法姆和D. H.魯賓合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爭論問題》,1979年英文版。
⑦ R.諾曼和S.塞耶斯合著:《黑格爾、馬克思與辯證法》,1980年英文版。
⑧ G. V.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1908),1969年英文版。
⑨ 約·維·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38),載B.富蘭克林編:《本質的斯大林》,1973年英文版。
⑩ G. A.韋特:《辯證唯物主義》,1958年英文版。


辯證法

  這也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最有爭議的一點。它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賴以存在的兩個主要問題:馬克思受惠於黑格爾的性質和馬克思主義即以是科學的道理。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最常強調的概念有:(1)方法,即最普通的科學方法,比如認識論的辯證法;(2)支配全部現實事物中某些方面的一系列規律或原理;(3)歷史的運動,即關聯辯證法。所有這三個概念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但其代表的例子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於方法論的評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自然科學的闡述以及早期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所表現的“超黑格爾的黑格爾主義”——這些著作可以分別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辯證唯物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文獻。
  在黑格爾的著作中有兩種辯證法的偏向:一是作為邏輯過程,另一是比較狹義地作為這一過程的動力。
  第一,在黑格爾的著作中,將現實思辨地理解為(絕對)精神的唯心主義原則,把兩種古代形式的辯證法即作為理性的伊利亞學派的辯證法觀念和作為過程的愛奧尼亞人的辯證法觀念——作為自我發生、自我區分和自我列舉理性過程的辯證法觀念——結合在一起。第一種觀念從芝諾的悖論(反題)開始,經過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不同的辯證法,再通過中世紀辯論的實踐而發展為康德的批判。第二種觀念則典型地表現為一種雙重形式。在上行的辯證法中,證明存在一種更高的實在(如各種形式的神);而在下行的辯證法中,則解釋這一更高的實在在現象世界中的表現。古代懷疑論的超驗的物質辯證法和新柏拉圖的自我實現的內在辯證法以及從普羅提諾和伊里吉納德後的基督教的末世學,就是典型的例子。上行的辯證法和下行的辯證法的結合,導致了一種半世俗式的原始統一,損毀或分裂以及覆歸或重新統一;或者說導致了一種半邏輯式的實體化和現實化。伊利亞學派和愛奧尼亞兩種形式的結合則導致了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這是一種通過異化自身而實現自身,並通過承認這種異化不過是自己本身的自由表現或體現而恢覆其自我統一的邏輯過程或辯證法;而且這種結合是通過黑格爾體系本身來概括和完成的。
  第二,上述過程的原動力就是狹義上所認為的辯證法,黑格爾把它稱之為是“在對立面的統一中把握對立面,或者說,在否定的東西中把握肯定的東西”(黑格爾:《邏輯學》上卷第39頁)。這是這樣一種方法,它能使辯證法的評論者看到各種範疇、概念或意識形式從彼此中產生以形成內容更為豐富的各個總體,直到作為整個的概念、範疇或意識形式完成時為止的全過程。在黑格爾看來,真理是完整的,而謬誤則在於片面、不完全和不切實際;謬誤可以通過它所產生的矛盾來辯認,而且可以通過更完全、更豐富、更具體的概念形式來體現這些矛盾加以糾正。在這一過程之中,可以看到著名的揚棄原則,當辯證法展開時,局部的見識是決不會丟掉的。實際上,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以兩種基本方式進行的:一是闡明某種概念中所包含但沒有明確表達出來的內容,另一是彌補其中某些需要的、缺少的或不足的部分。與“反思”(或分析)不同,“辯證的”思維是根據概念形式的系統的相互聯系來把握概念形式的,而不僅僅是依據其一定的差異來把握它們的,並把每一發展看作是先前較不發達階段的產物,而這是先前較不發達階段的必然的真實性或完成。因此,在任何形式與它在形成過程中的表現之間總存在著矛盾、潛在的嘲弄或新的意外情況。
  馬克思的思想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發展有以下幾個重要方面:(1)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出色地分析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化的”邏輯,並在有決定性意義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繼續分析了這一點,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勞動觀成了分析的中心;(2)在緊接著的下列著作即《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哲學的貧困》中,對黑格爾的批判則被納入對思辨哲學本身進行猛烈攻擊的範圍;(3)從《大綱》開始,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又重新作了肯定的評價。這一重新評價的範圍,依然是一個存在激烈爭論的問題。然而,有兩點是無庸置疑的,即馬克思一方面繼續譴責黑格爾辯證法本身,另一方面又認為他自己在使用一種與黑格爾有關的辯證法。比如,他在反駁杜林的言論時說:“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闡述的方法和黑格爾的不同,因為我是唯物主義者,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切辯證法的基本形式,但只有在剝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後才是這樣,而這恰恰就是我的方法的特點”(《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第254頁)。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的“跋”中,他寫道:“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頁)。這兩個比喻——倒過來和內核——一直幾乎是神學思辨的主題。內核的比喻似乎表明馬克思認為可以吸取黑格爾辯證法的要素——這既不同於青年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觀點,即認為可以全盤吸取黑格爾體系中的辯證方法;也不同於從伯恩施坦到科萊蒂的有實證主義傾向批判家的觀點,即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完全被其唯心主義所破壞因而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吸取。令人遺憾的是,馬克思從未實現自己的願望即“我很願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通信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21頁)。
  無論馬克思從黑格爾那里受惠到什麽,但從1843年到1873年間,他對黑格爾的批判顯然是始終一貫的。(1)形勢上來看,馬克思的抨擊有三個主要靶子——黑格爾的顛倒、他的同一性原則以及邏輯神秘主義。(2)從實質上來看,馬克思則主要是抨擊黑格爾不承認自然界的自主性和社會形態的歷史性。
  就第一點來說,首先馬克思認為黑格爾犯了把主詞和賓詞三重顛倒的錯誤。在每一個方面,馬克思都把黑格爾的立場說成是倒立的,而把他自己的立場看作是對黑格爾的顛倒——即顛倒的顛倒。比如,馬克思就把作為特殊事物特征的普遍性概念,以非簡化的經驗為根據的認識和作為國家基礎的市民社會(後來的生產方式)同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的本體論、思辯的理性主義的認識論和本質上唯心主義的社會學對立起來。但是,馬克思是僅僅在證實黑格爾立場的矛盾還是要改變其問題體系,這點並不清楚。實際上,馬克思通常所作的是後一種,他對黑格爾的術語和關系的批判,其目的也就是針對他的“顛倒”進行批判。馬克思把無限精神看作是對(異化了的)有限存在物的虛幻的反映,把自然界看作是超驗的現實;而黑格爾的關於無限、僵化的和有限的精神的內在唯靈目的的論則被這樣一種方法論所取代,這就是致力於以經驗為指導來研究歷史上出現的、正在發展的人類與不可簡化的、現實的、但可改變的自然界之間因果關系的方法論。馬克思並沒有明確地區分黑格爾著作的三種顛倒現象。不過,馬克思的第二和第三方面的批判卻暗示了它們的區別,指出黑格爾把存在歸結為認識(即“認識上的謬誤”)並把科學歸結為哲學(即“思維的幻覺”)。
  其次,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同一性原則(存在和思維同一於思維)的批判是雙重的。在表層的即沿著費爾巴哈的改造方法所進行的批判中,馬克思揭示了經驗的世界是如何作為黑格爾的思想實體化的結果表現出來的;但在其深層的批判中,馬克思則認為經驗的世界實際上是它的隱蔽的條件。比如,馬克思就指出黑格爾如何把他自己的活動或一般的思維過程,變成作為經驗世界創造者的獨立的主體(即理念)。因此,他論證說,這位思辨哲學家思考的內容,實際上是無批判地得來的經驗材料,即從現存事態中吸收的經驗材料,並以這種方法加以物化並使之永恒化。下圖就是馬克思駁斥黑格爾同一性原則的邏輯。

馬克思對黑格爾同一性原則的批判圖析


                     概念實在論的本質
                    ┌────────┐
                    │        ↓
經驗的世界   有限的精神————→無限的精神  概念上轉化了的現實
  │       ↑
  └───────┘
   經驗實在論的懲罰   具體化

  “非批判的實證主義”          “非批判的唯心主義”

           (費爾巴哈的要素)

  馬克思的分析意味著:(Ⅰ)守舊性或護教學的是黑格爾方法的固有本質,而不是象黑格爾左派所認為的那樣是某種個人的弱點或妥協的結果;(Ⅱ)黑格爾的邏輯理論與他的實際行為是不一致的,因為他的辯證步驟證明是靠非辯證的、非反映的、頗為粗略的經驗考慮促成的。
  最後,馬克思對黑格爾的“邏輯神秘主義”、概念的單性產生及它所容許的觀念形態上玩弄的種種手法的批判,集中在對哲學(以及一般的理念)的自主性或最終自我滿足的批判上。但這里也有兩點不清楚的地方:馬克思是象《德意志意識形態》階段所表明的那樣在提倡真正的顛倒即用科學來同化哲學(用實證主義取代);還是像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的實踐所表明的那樣提倡改造的哲學實踐,即雖受外界支配或依賴於科學和其它社會實踐但本身又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哲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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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12:30 |显示全部楼层
就第二點來說,馬克思在其《經驗學哲學手稿》中對黑格爾的批判,找出了兩個概念上的空白;(1)關於自然界和一般存在的客觀性,認為它是完全與思維相對立的另一種東西,即它是獨立的現實的;就因果關系而言它不依附於任何精神,從目的論的角度來說也不以任何精神為其必要條件。(2)關於對象化和異化的區分——因為在從推理上把現存的、歷史決定的、人的對象化的異化形式作為絕對主體的自我異化進行轉化時,黑格爾在概念上首先假定存在著真正的人即存在人的對象化的非異化方式。一般地說,馬克思不同於黑格爾,因為對黑格爾來說“唯一……的勞動是 抽象的精神的勞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頁)。而在馬克思看來,勞動總是(1)以“一處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質基質”(《資本論》第1卷,第56頁)為前提的;(2)包含著現實的變化,它既導致事物的一去不覆返和有限性,也包含產生真正新事物和突創的可能性。所以,任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在客觀上都是有條件的、絕對有限的,未來是無盡期的(即不是終結的)。
  馬克思對黑格爾同一性原則的批判,提出了一種可能性:即在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那里辯證法雖也許沒有特別提到整體的現象,但卻提到許多不同的形態和原則。比如,它可以涉及哲學、科學或世界的方式或方法;涉及存在、思維或它們之間的關系(本體論的辯證法、認識論的辯證法和關聯辯證法);涉及時間“範圍之內”或“範圍之外”的自然界和社會(歷史辯證法相對於結構辯證法);這些都是普遍的或特殊的,超歷史的或短暫的範疇。而在這些範疇之內作進一步的劃分也許就值得注意了。比如,任何與認識有關的辯證法就可能是超概念的、方法論的(批判的方法或分類的方法)、直觀推斷的或實存的(描述或解釋的);關聯的辯證法就可能被主要認為是本體論的方法(如盧卡奇)或被看作是認識論的批判(如馬爾庫塞)。這樣一些辯證方式可以這樣闡述:(1)具有共同的始源;(2)它們在體系上的聯系屬於馬克思主義的範圍;(3)但它們並不具有共同的本質、內核或胚芽的聯系;(4)甚至更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回到黑格爾的著作中去理解它們。馬克思也許實際上一直受惠於黑格爾的辯證法,即使這種辯證法在他的著作中已完全得到了改造(所以內核和顛倒的比喻都不再適用了)和(或)以各種方式加以發展了。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最常見的、明確的論點有:(1)世界觀(如恩格斯,辯證唯物主義,毛澤東);(2)是理性的理論(如德拉—沃爾佩,阿多爾諾);(3)在本質上取決於思維和存在,主體和客體,理論與實踐等之間的關系(如盧卡奇、馬爾庫塞)。無疑,按照馬克思本人的自我理解,辯證法這一概念主要強調的是認識論。馬克思就常把“辯證的”方法用作“科學”方法的同義語。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的“跋”中,他在引用了聖彼得堡一們評論家對他的方法所作的顯然是實證主義的評述(參看實證主義條目)之後,評論說:“這位作者先生……我的實際方法……描述得這樣恰當……那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頁)。然而,馬克思的方法雖具有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傾向,但顯然不是實證主義的,而是實在論的(參看實在論條目)。同樣明顯的是,馬克思的認識論的辯證法使他致力於一種特殊的本體論的辯證法和有條件的關聯辯證法。在其致J.B.施韋澤(1865年1月24日)的信中,馬克思評論說:“科學辯證法的秘密”取決於把“經濟範疇”看作是“歷史的、與物質生產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理論表現”(《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第161頁)。馬克思的辯證法所以是科學的,是因為它依據特殊矛盾的本質關系去解釋思維中的矛盾和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危機的,而這些矛盾和危機正是由上述特殊矛盾的本質關系所導致的(本體論的辯證法)。馬克思的辯證法所以是歷史的,是因為它既植根於它所描述的關系和環境之中,又是導致這些關系和環境變化的(有條件的)動因(關聯辯證法)。
  馬克思把他的受經驗支配的探討方法同其半演繹的解釋方法區別開來;為與此一致,我們可以把他的批判的辯證法同其體系的辯證法也區分開來。前者也是對歷史的實際幹預,它表現為三重批判——經濟學說即動因觀的批判,生產結構的批判和支撐它們的本質關系的批判;而且它把(歷史化了的)康德的要素具體化了(這最初是麥克斯·阿德勒強調的),歷史的有效條件和各種受到攻擊的範疇、理論和形式都被精心地置於其中。馬克思的批判辯證法多半被看作是經驗上無窮盡、物質上有條件的和歷史上受制約的辯證現象學。
  馬克思的體系辯證法是從《資本論》第1卷第1章的商品辯證法開始,面在《剩余價值論》的政治經濟的批判史中達到了頂點。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歸根到底都源於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商品的價值之間,資本主義所體現的具體的勞動的有用特征與抽象的勞動的社會特征之間的結構性的根本矛盾。這些矛盾,加上它們所確立的其它的結構性的和歷史性的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與價值實現過程之間的矛盾,雇傭勞動與資本的矛盾等)都是:(1)真正的內涵的對立,因為這些矛盾的兩極實際上都是互為前提的;(2)與現象的神秘化形式有著內在聯系。這樣一些辯證的矛盾,既不違背非矛盾的原則——因為它們可以得到協調一致的描述,也不違背“引力”的規律,因為由有關對象所導致的完全顛倒是(錯誤地)表述某個現實對象的概念,已由馬克思所秉承的那種非經驗主義的、分層的本體論不費周折地加以闡明(參看矛盾條目)。馬克思把這些根本的結構性矛盾本身看作是直接的生產者跟如下三個方面相脫離而形成的歷史遺產:(1)他們跟生產資料和生產的原材料相脫離;(2)他們彼此間相脫離,從而導致;(3)他們同社會關系的網絡相脫離,而正是在這種網絡中,他們才對自然界起作用(和反作用)。無可否認,這里面不止一處帶有改變了的席勒的歷史的先驗圖式的跡象,即把歷史既看作是原始的無差別的統一、分裂和恢覆的辯證法。比如馬克思就說過:“需要說明(或為某一歷史過程的結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動的人同他們與自然界進行物質交換的自然無條件之間的 統一,以及他們因引起對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類存在的這些無機條件同這種活動的存在之間的 分離,這種分離只是在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中才得到完全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488頁)。馬克思本可以把這看作是依據驗所確立的概念。但無論如何,把這樣一個概論從科學中排除出去,是一種不適當的限制。比如,它可以作為形而上學的直觀推斷發揮作用,也可以作為具有經驗主義含義的發展研究方法的基礎發揮作用,而無需對其本身直接加以證明。
  具有特色的並不是馬克思的所謂“辯證的”界定或偏向,而是他的辯證的解釋和批判;在解釋中他是依據共同的因果存在條件來說明各種對立的力量、趨勢或原則的,而在批判中則是依據其歷史條件來說明各種不適當的理論、現象及其他。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為什麽要采取揚棄這一明顯的形式?一種新的理論總要力圖保留它要取代的理論所成功闡述了的大部分現象。但為在理論上保留這些現象,馬克思徹底改變了它們原來的表述,而在將這些現象納入新的批判解釋範圍時,馬克思就對這些現象作了實際的改造。馬克思在其批判的辯證法或體系的辯證法中是不是受惠於黑格爾的關於現實的概念?黑格爾的本體論有三個關健因素:(1)實現的唯心論;(2)精神的一元論;(3)內在的目的論。與第一點相反,馬克思既拋棄了黑格爾的絕對,又拋棄了結構上並列的同一性形態,認為不能把物質和存在歸結為精神和思維(或歸結為精神和思維的異化);針對第二點,阿爾都塞曾正確是論證說差異和覆雜性對馬克思來說是本質的必不可少的,德拉-沃爾佩也正確是強調指出他的總體需要經驗的證實,而不需要思辨的證實;至於第三點,馬克思強調的是因果必然性而不是概念的必然性——目的論只限於人的實踐以及在其它方面“闡述它的合理意義”的現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5頁)。最重要的是,對馬克思來說,開創一門歷史科學,本體論的成層作用現象和生成現象是不能簡化的,而在黑格爾那里則是在本質和存在的範圍內來探討本體論的成層作用和生成作用的,並把它們分別分解為現實性和無限性(從而消融於觀念的自我闡述領域之中)。在一切哲學的重大方面,馬克思的本體論與黑格爾的本體論的不同,在程度上跟它與原子論的經驗主義的不同是一樣的,這種經驗主義後來成為恩格斯的哲學著作的靶子。馬克思在其青年時代的批判中表明,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也暗中包含這種前提。
  在辯證法問題上,最常見的立場有三種:一種認為它是無價值的東西(如伯恩施坦);第二種認為它是普遍適用的;第三種認為它只適用於概念和社會領域,但不適用於自然領域(如盧卡奇)。恩格斯是第二種即普遍適用的立場的巨大權威。在他看來,辯證法是“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認為它們可以“歸結為三個規律”:量的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否定的否定的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84頁)。
  在恩格斯的論述中,存在著種種模棱兩可的解釋:這些規律被認為是先驗的真理不是超經驗的概括,這點並不清楚;這些規律是科學實踐所必不可缺的或者只不過是權宜的闡述手段而已,這也並不清楚。除了眾所周知的恩格斯的武斷例子之外,對被想象為社會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來說,恩格斯的辯證法的貼切性也是有疑問的,當他反對任何歸納的唯物主義時就更為如此。雖然證據表明馬克思承認恩格斯的一般推動作用,但馬克思本人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既沒有以任何自然辯證法為前提,也沒有導致任何自然辯證法;而且他對先驗論的批判也表明,關於現實中存在著辯證的或其它類型的過程的主張,具有歸納的和特定的主體特征。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爾立場之間的關系可以表述如下:

                     ╱ 必然真理   黑格爾
            ╱ 普遍的(矛盾)
          ╱          ╲ 經驗主義的概括  恩格斯
  現實中的辯證矛盾
           ╲
             ╲ 特殊的(矛盾)(比如對資本主義來說)  馬克思

  對於從盧卡到薩特這樣的許多批評家來說,自然辯證法本身的假定顯然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就它所涉及的範圍而言,把只有在人的領域里才有意義的諸如矛盾和否定這樣的範疇又人為地(從而也是唯心地)應用到自然界去。這些批評家並不否認,作為社會歷史領域重要組成部分的自然科學可以是辯證的;但爭論的問題在於,是否可能有一種自然本身的辯證法。自然界與社會領域之間顯然是有差異的。但它們之間的特殊差異比起它們的一般類似性來是重要還是不重要?實際上,自然辯證法的問題,已變成一般自然主義的問題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取決於辯證法是否象所設想的那樣廣泛,社會是否具有足夠的自然主義特性,以致可以把它擴大到自然界。盡管這樣,人們也不可能指望得到一致的答案——自然界雖可能存在辯證的傾向和內涵的矛盾,但不會存在辯證的可理解性或辯證的理性。某些為恩格斯進行辯護的人(如P.魯賓),就曾爭辯說:人對自然界從認識上進行的探討和人在自然界中的歷史形成,都是以謝林的證實“超範疇”聯系的可認識性的“中性點”(或辯證的同一性)為前提的。但是(測量和實驗中的)認識上的同一或等同和(進化中的)歷史現象則是以獨立關於有關自然支撐點的實踐為前提的。人與自然之間的任何辯證關系都表現為非黑格爾式的不對稱的內在關系(社會形式以自然形式為前提而不是相反);所以任何認識上的或本體論的同一性只有在過度延伸的唯物主義的非同一性的範圍內才會出現。
  從短期觀點來看,恩格斯的介入所引起的一個自相矛盾的後果是在第二國際的進化論的馬克思主義中,導致了在許多方面與恩格斯一直自覺反對的海克爾、杜林及其他人的實證主義相類似的過度自然主義和一元論的趨向。但從較長期的觀點來看,恩格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解釋(在這種解釋中反映論作為一種認識手段取代了同一性原則,而經過加工的世界觀則鞏固了一種同源形式)導致了某些形式上的後果,它們表現為把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絕對化或對之采取教條的封閉態度,把科學融進哲學,甚至把現狀理想化(對蘇聯馬克思主義采取心安理得的態度)。
  如果恩格斯是不知不覺地把自然化的歷史進程確定為一種“新的絕對”,那末盧卡奇則是力圖證明歷史的目的就是真正實現黑格爾曾在思辨哲學中徒勞無功地探求但最後卻是由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中找到的那種絕對,發現無產階級的命運和作用就是歷史的同一的主一客體。在恩格斯和盧卡奇那里,“歷史”的實質內容實際上被抽空了——恩格斯依據普遍進程的範疇對歷史“客觀主義地”進行解釋。盧卡奇則“主觀主義地”把歷史看作是一個不斷完成的無條件的自我實現的行為,具有很多中介或階段,而這種不斷完成的自我實現的行為就是歷史的邏輯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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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13:37 |显示全部楼层
盡管有這些原來的缺陷,但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辯證法的形態。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內,除了盧卡奇本人的歷史自我意識的辯證法或主-客體辯證法之外,還有葛蘭西的理論-實踐、馬爾庫塞的本質-存在和科萊蒂的現象-現實的矛盾,所有這些或多或少都直接源於黑格爾。在本傑明那里,辯證法體現了歷史的不連貫的和大突變的特點;在布洛赫那里,辯證法被看作是客觀的幻想;在薩特那里,辯證法植根於個體本身總體化活動的可理解性之中;在勒費爾那里,辯證法則表示非異化的人的目的。在具有較多反黑格爾色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包括科萊蒂)中間,德拉-沃爾佩的辯證法,本質上在於非僵化的和非實體化的思考,而阿爾都塞的辯證法則意味著總體的覆雜性。預先形成性和多元決定性。為在這兩大陣營之間保持平衡,阿多爾諾一方面強調一切批判的內在性,另一方面又強調思維的非同一性。
  與此同時,在辯證唯物主義傳統內部,恩格斯關於辯證法的第三條規律被斯大林隨意拋棄了,而第一條規律則被毛澤東降為第二條規律的一種特殊情況;從列寧以後,這一傳統就不再遵循辯證法的大部分要點了。當然,出現這些變化也有充分的唯物主義的理由(和政治動機)。否定之否定是黑格爾據以把有限的存在融於無限之中的手段。然而,正如哥德利埃所指出的,辯證唯物主義者很少懂得馬克思的對立統一與黑格爾的對立物的同一性之間的差別。在這一傳統內,毛澤東最為值得注意,因為他一方面提出一系列關於區分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區分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以及區分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的有價值的見解,另一方面又像列寧和托洛茨基那樣強調矛盾發展的“相互聯系和不平衡”的特征。
  在其長期而覆雜的歷史中,辯證法有五個突出的基本思路,其中每一個都在馬克思主義範圍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1)源於赫拉克利特的辯證的矛盾,包括非獨立的來源的各種力量的內涵的對立和沖突,馬克思把這些矛盾看作是資本主義及其生產方式的構成要素;(2)源於蘇格拉底的反駁論證或辯證的論證,一方面被改造為階級鬥爭的特征,另一方面在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在“理想的條件”(在葛蘭西那里是共產主義的社會,在哈貝馬斯那里是“不受約束的輿論”)下它將繼續作為真理的標準而發揮作用;(3)源於柏拉圖的辯證理性,它具有一系列的內涵;這些內涵從概念的靈活性和新穎性——它們易於受經驗的、邏輯的和環境的支配,在科學的發現和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經由啟蒙和反神秘化(康德的批判)發展到基於物質基礎的和有條件的集體自我解放的深刻的理性;(4)源於從普羅提諾到席勒的原始統一即歷史的離異和有差別的統一的辯證過程,這一方面依然是馬克思的關於商品形態的系統辯證法所暗示的違背事實的極限或極點,另一方面則作為爭取社會主義實際鬥爭的促進因素而起作用;(5)源於黑格爾的辯證的可理解性,它在馬克思那里被改造為既包括對從因果關系上描述社會客體又包括它們作解釋性的批判——從其存在的條件來說,這種描述和批判既包括那些歷史上具體的和依附於實踐的社會客體,又包括那些完全不是這樣的社會客體。(參看決定論;認識論;邏輯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1965),1969年英文版。
② R.巴斯卡爾:《辯證法、唯物主義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③ 盧西奧·科萊蒂:《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1969),1973年英文版。
④ 德拉-沃爾佩:《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1950),1980年英文版。
⑤ 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第1卷,第1章。
⑥ 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1923),1971年英文版。
⑦ 哈伯特·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1941),1955年英文版。
⑧ G.斯叠德曼-瓊斯:《恩格斯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973年英文版。
⑨ A.伍德:《卡爾·馬克思》,1981年英文版。


自然辯證法

  19世紀科學的最引人注目的遺產之一,就是自然辯證法對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和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對科學和自然進行了一系列的論戰性的和探索性的思索,抨擊杜林的“科學上的革命”,並對自然辯證法用了許多評論和思考。這些包含一種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概念融入自然哲學的企圖——這種企圖實際上是要表明馬克思主義可以闡述自然的各種規律,表明單一的本體論就可以包括自然界和人類。因此,可以用來洞察自然和社會進程的分析工具就被歸結為辯證的規律。恩格斯看來似乎是在探討19世紀的科學發現、理論和爭論與辯證概念之間的調和性。比如,他對“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的思考就說明了這一點。後來整理這一探討的人把它變成了一種僵硬的、規定了推斷的存在規律的馬克思主義形而上學的形式。(參看馬克思主義形式的發展條目)。尤其是,自然辯證法提出了三條普遍的定理:提出正題——反題——合題或“否定之否定”這一命題作為一切事物發展的規律;提出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作為對漸進的轉變如何成為革命的變革的解釋;提出對立面的相互滲透作為基本的辯證關系(參看辯證法條目)。作為一種科學的哲學,自然辯證法在西方很少有人讚同。它在蘇聯、中國和東歐,無疑受到了認真地看待,但它傳播的是宗教式的教義而不是不斷發展和不斷深化的傳統(參看哲學條目)。



參考書目

① 洛倫·R·格雷厄姆:《蘇聯的科學和哲學》,1973年英文版。
② 拉澤克·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第2卷——“黃金時代“,第15章。
③ A.古斯塔夫·韋特:《辯證唯物主義》,1952年英文版。


無產階級專政

  這是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列寧主義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致約瑟夫·魏德邁的信中(1852年3月5日),馬克思雖然否認是他發現了階級或階級鬥爭,但卻堅持認為:“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 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 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 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 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9—480頁)。然而,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準確地說明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到底是什麽意思。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他談到了革命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認為這種社會就是“ 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 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 消滅43一切階級差別……必然過渡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9—480頁)。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他也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成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1頁)。但是以上論述和馬克思著作中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其他地方,都沒有對它作進一步的解釋。
  不過,有一篇重要的馬克思著作,即關於1871年巴黎公社的小冊子《法蘭西內戰》, 我們倒可以把它看作是他對他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詳細描述。馬克思後來說巴黎公社“不過是在特殊條件下的一個城市起義,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社會主義者,也可能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22頁)。然而,恩格斯於1891年為《法蘭西內戰》新的德文版所寫的序言中卻說:“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6頁)。根據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看法,恩格斯的觀點是有根據的。
  對馬克思來說,巴黎公社的意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8頁)就在於,它不象以衣的專政,它已開始粉碎國家機器,並把權力交給人民。“先前屬於國家的全部創議權都已轉歸公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5頁);公社的市政委員會由普選產生,而且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公社廢除了警察和常備軍,並以武裝起來的人民卻取代他們;像其余的一切公務人員一樣,“法官今後應該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並且可以撤換“;所有的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5頁)。馬克思還說:“公社制度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然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同上,第337頁)。總之,馬克思把巴黎公社看作是將權力交給工人階級並建立一個盡可能接近直接民主政權的嘗試。
  這表明,根據馬克思的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就是字面上所說的,即他所認為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一種統治的形式,無產階級在其中將行使迄今由資產階級行使而實際的管理任務委托其他人的那種統治權,而且也是一種管理形式,工人階級在其中將實際進行管理並迄今履行由國家執行的許多任務。
  這種把無產階級專政既看作是統治形式又看作是管理形式的觀點,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述。列寧的這部著作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嚴格依據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闡述而寫成的。然而,這部著作沒有涉與無產階級專政有關的一個重要問題卻黨的作用。因為“無產階級專政”與“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顯然是有很區別的,而在理論和實踐上流行的恰恰是後一種表述。
  同樣地,對這一概念所附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含義已出現了問題,這就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解釋成是在革命過程中和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中無產階級對自己敵人的一種無情鎮壓(參看社會主義的過渡條目)。列寧在1918年底就曾寫道:“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237頁)。這就意味著國家及其強制機構可以根據不嚴密的法律條款和借無產階級的名義來使用鎮壓手段。
  無產階級專政的批評家們所強調的往往正是這一概念的鎮壓的一面;而且恰恰由於它已被廣泛地同淩駕於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之上的黨和國家的專政聯系在一起,它才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陷入尷尬的處境。許多這樣的黨現在已從自己的黨的綱領中刪去了無產階級專政。



參考書目

① 埃蒂耶納·巴里巴爾:《論無產階級專政》,1977年英文版。
② 哈爾·德雷佩爾:《卡爾·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第2卷《社會各階級的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③ 卡爾·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1918),1919年英文版。
④ 弗·伊·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1964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1965年英文版。


分配

  在馬克思看來,一種社會形態與另一種社會形態,像約·斯·穆所理解的那樣,有著不同的分配關系;但馬克思不同於其他作家,他認為分配關系源於生產關系。他說:“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的社會形式……相適應的,並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只把分配關系看作歷史性的東西而不把生產關系看作歷史性的東西的見解……只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開始進行的、但具有局限性的批判”(《資本論》第3卷,第998—9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馬克思的生產理論的核心是一個階級受另一個階級的剝削。對剩余勞動的榨取,相應地在各階級之間形成了分配關系。但它是一種只有依據生生產關系有關的量和質的尺度才能理解的關系。盡管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共產主義條件的分配關系作了很多闡述,但還是讓我們根據資本主義的情況來說明一下這種分配關系。
  基本的分配關系是在資本和勞動之間進行的,從收入形式來說,資本和勞動分別是由利潤和工資來表示的。因此,從分配上分析資本主義,就會把這種關系看作是在剝削反映出來的一種對抗現象,因為剝削表現為利潤與工資之間的反比關系。然而,在馬克思看來,利潤是從剩余價值的生產中得到來的,即通過強迫勞動者在生產工資貨物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之外的時間進行勞動來創造的。於是利潤與工資之間的分配關系就源於生產關系。工資作為生產的先決條件而預付的,而利潤作為剩余價值在交換中的形式則是生產的結果,它本身就是資本與勞動在勞動過程中的矛盾。因此,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分配關系,並不像馬克思主義的斯拉法學派所認為的那樣應主要被看作是兩個階級之間在純產品份額上的沖突,而應主要看作是在生產問題上沖突的結果,因為在這種生產中,兩個階級的處境並不是同等的。
  剩余價值的生產揭示了資本與勞動之間分配關系的性質。但是剩余價值本身也必須進行分配。在各工業資本家之間,假定資本是通過信用進行流動的,就有一種按預付資本的比例分配剩余價值的趨勢——形成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剩余價值還會通過諸如地租和利息等形式而被占有。對於地租來說,地產的關系是十分重要的;而對於利息來說,則必須分析金融資本。此外,競爭也是分配的最覆雜而又最具體的主宰因素,困為當勞動力市場有利於工資時,競爭會使工資往往占有一部分剩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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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14:52 |显示全部楼层
分工

  馬克思把社會分工定義為“同樣多種的、按照屬、種、亞種、變種分類的有用勞動的總和”(《資本論》第1卷,第5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英文版)。接著他又指出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的必要條件,因為如果沒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勞動行為,市場上就不可能有彼此可進行交換的商品。但是反過來說就不對了,因為商品生產並不是社會分工存在的必要條件。在古代公社就有分工,但其品並不成為商品。同樣,拿一個較近的例子來說,工廠內部的分工也不是工人交換他們個人產品的結果。這表明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分工要加以探討。第一,存在著一種由私人生產者各自獨立進行的各種有用勞動而形成的一個綜合體系的社會分工,這是在各個個體的、獨立的、競爭的資本家之間進行交換的分工(資本主義)。第二,存在著工人之間的分工,每個工人完成一部分工序,所有的工序同時進行,生產出來的東西是集體工人的社會產品;這是生產中的分工,即生產過程內部的資本與勞動的分工,雖然它同交換中的分工是相互聯系的,但這兩種分工的起因和發展是完全不同的(參看資本;商品;交換;價值條目)。
  首先考察一下社會分工。這存在於所有類型的社會之中,而且是由人的生理差異造成的,用以推動特定社會目標的這種差異取決於占統治地位的特定社會關系,此外,不同的共同體可以使用自己自然環境中的不同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當這些不同的共同體彼此接觸時,這些差異就推動了相互的產品交換。因此,各個社會單位(家庭、部落、村社、社團或其他)內部或之間的交換,就為生產的專業化提供了動力,從而導致了分工。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產品逐漸變成了商品,生產過程內部也出現了分工,但這種分工是資本主義的特定產物,它按以下方式與社會分工相互作用。尋求保值並從而尋求剩余價值把先前獨立的手工業者融入了一個受資本控制的單一配置的生產過程之中(參看積累條目)。這樣,生產中的分工就以犧牲社會分工而得到了發展。同時,各個勞動過程中的生產又分成了若幹組成部分,每一部分變成了一個單獨的生產工序;這樣,社會分工又以犧牲生產中的分工得到了發展。但是,靠資本擴大的生產力增加得很快以致這兩種分工都發展了,彼此之間不斷劃分界限又不斷加以修正。因此,正是這種積累的動力確立了資本主義的分工,而不是市場施加的限制形成了資本主義的分工(參看協作;勞動過程;工場手工業條目)。
  盡管存在著這種不斷的相互作用,生產中出現的受資本控制的專業化在性質上也完全不同於各個不同資本之間交換中出現的那種專業化。首先,交換中的分工只把一切不同的生產過程(只要這些過程生產商品它們就存在)聯結在一起;不同的勞動只是通過作為商品的那些勞動產品而聯在一起的,這種聯系只有在買賣活動中才能實現。相反,在生產的分工中,一個單獨的工人並不能生產商品,每個工人只是集體工人即一切專業化活動總和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唯一發生的買賣活動則是資本家對所需數量的工人勞動力的購買。
  其次,社會的分工需要在大量獨立的生產者之間廣泛地分配生產資料。但生產內部的分工則是以作為資本家獨占的私有財產的生產資料的集中為前提的。
  再次,用以組織這兩種分工的方式也不相同。關於社會的分工,馬克思所說的“偶然性與任意性的作用”(《資本論》第1卷,第39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起著支配作用,使資本在各個不同的勞動部門之間的分配帶有明顯的任意性。雖然每個資本家受生產使用價值的必然性制約,並最終受利潤考慮的制約,但這些制約只是通過價格波動來沖擊資本家的;因此,社會分工是由競爭過程從經驗的角度來推行的。相反,“偶然性和任意性”在生產過程中則根本不起支配作用;每個工人有一定的職責,按一定的比例同其他工人以及同生產資料相結合。生產中的分工是由資本家進行規劃、管理和監督的,因為它是從屬於作為資本家私有財產的資本的一種機制;因此,它是由資本的強制力量先驗地推行的。馬克思總結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中,社會分工的無政府狀態和工場手工業的專制是相互制約的”(《資本論》第1卷,第39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適用於工場手工業的情況更適用於機器大工業,在機器大工業中使勞動從屬於生產資料的過程達到了頂點。(參看機器和大工業條目)。
  最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加劇了“無產政府狀態”與“專制”之間這種差異。生產內部的有組織的分工被讚美為是提高資本生產能力的機制,而阻礙並扭曲人的能力使工人終生局限於局部工序的現象卻被輕易地忽略了。任何根據社會公認的標準去管理、控制和規劃失調了的社會分工的有意識的努力,全都被譴責為是對個人自由、私人財產權和資本家個人獨創性中企業精神的危險侵犯。於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往往把分工看作是根據偏好和技藝(不管是先天的還是後來獲得的)來分配個人的工作,把專業化讚美為增進發展和提高生產能力的源泉,而且一般都傾向於不承認分工是特定的經濟和社會關系的產物。因此,歷史的具體範疇和制度,不是被看作是暫時的,而被當作是永恒的;因為個人的愛好和生產技藝將永遠存在,這就易於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下述思想嘲弄為無希望的烏托邦的空想:“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範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願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但並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頁)。
  然而,這咱批判完全曲解了這段話。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的主要目的,是證明人的勞動產品如何和為什麽會支配生產者本身,以資本為其存在形式的物化勞動如何通過表面上的供求客觀上規律支配著活勞動的。而且這種情況的一個必然結果是,人本身創造的社會卻把分工強加給各個個人。生產當然總是把勞動體現於產品的一種活動,但在其中實現這種體現的階級關系對決定下述論述卻是十分重要的:“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發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動對人說來就成為一種異已的、與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驅使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的……物質力量,這是過去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頁)。
  這是資本主義特有的顛倒,正是由於這種顛倒,主體才被當作客體,而客體則被當作主體。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消滅分工看作是消滅私有財產關系的同義語;只有當人們支配生產和交換並自覺規劃它們時,他們才是自由的。隨著商品形態的消滅,勞動的社會特征就不再表現為勞動產品的客觀的特征了;不再表現為物與物之間的、其運動支配著生產者本身的社會關系了;更確切地說,情況恰恰相反;隨著基於私有財產基礎之上的分工的消滅,上述真正的顛倒也就消失了。
  顯然,為了使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能繼續進行生產和再生產,某些形式的分工仍是不可缺少的。但只有在實際生產領域之處,真正的自由才是可能的。生產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們置於他們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們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資本論》第3卷,第926—927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因此,不是“專制”支配生產中的分工,而是由生產者本身的民主規劃來支配分工,不是“無政府狀態”支配社會分工,而是“正象單個人必須正確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以適當的比例獲得知識或滿足對他的活動所提出的各種要求,社會必須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實現符合社會全部需要的生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120頁)。
  在社會化的生產關系條件下,機器特別是自動化的不斷發展的潛力,將使生產中的這樣一種經濟時代成為可能,即第一次在物質生產領域之外,創造也“真正的自由王國”,包括“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頁)。於是,我們將會看到: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底,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方面得到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第218—219頁)。這樣,分工就消滅了(參看共產主義條目)。





多布,莫里斯

  1900年7月24日生於倫敦,1976年8月17日在劍橋逝世。多布是英國20世紀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劍橋和倫敦學習之後,他於1924年在劍橋獲得教職。他在劍橋期間和退休以後的著述,對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產生、社會主義計劃、價值理論和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的學術思想,有著深刻的影響。他的學術著作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他是一位積極的政治鬥士,並使自己的理論著述特別是關於社會主義計劃的著述注重於研究實際問題。在自傳性的筆記中(見“參考書目”9),多布著重談到他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所具有的政治積極性。從1922年直到逝世,他一直是共產黨員。
  他的《資本主義發展研究》(見“參考書目”5)探討了導致封建制度危機及瓦解的封建生產的“運動規律”,駁斥了那種認為不斷發展的交換和貿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論點。這部著作及其有關的著作,決定了其他學者在後來發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問題(參看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條目)。他發表的許多有關社會主義計劃的著作——從1928年的《工資》到1970年的《社會主義計劃若幹問題》,都探討了市場與計劃的關系以及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耗資料的生產之間的適當平衡的問題。他的關於價值理論、關於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著作,在若幹年內幾乎是英國唯一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作。他對價值論的解釋,特別是後來的著作(1970年和1973年),深受李嘉圖和斯拉法的影響,他還與斯拉法合作出版了李嘉圖的著作。



參考書目

① 《劍橋經濟學雜志》(莫里斯·多布紀念專輯)。
② 莫里斯·H·多布:《資本主義企業和社會進步》,1925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工資》,1928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1937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資本主義發展研究》,1946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論經濟理論與社會主義》,1955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福利經濟學與社會主義經濟學》,1969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亞當·斯密以來的價值和分配學說》,1973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自傳隨筆》(1965),1978年英文版。
⑩ R.H.希爾頓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1976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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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16:05 |显示全部楼层
家務勞動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女權運動人士對婦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受壓迫的物質基礎的探討,曾被恩格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9頁)、倍倍爾、列寧、托洛茨基和其他人看作是通過把婦女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而使其遭受經濟壓迫的家務勞動,已成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現代女權運動的一個公認的範疇(參看女權運動條目)。以前論述婦女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往往只是從她們在勞動市場中的不利地位來尋求其受壓迫的原因的,造成這種不利地位的原因是婦女只是在家庭內部從事勞動。而家庭本身又被看作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認為它的主要作用僅是意識形態上的。人們所以重視家務勞動這一問題,看來是為了通過承認勞動也在家庭內部進行這一點來糾正上述多少有點矛盾的見解,他們認為應該承認性別分工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家庭內部進行的家務勞動(主要由婦女承擔)和為資本進行的工資勞動(男女都從事,但主要是男性從事)。把經濟的範圍擴大到將大多數婦女勞動也包括在內,就可望對婦女遭受壓迫的問題從物質上作出解釋。
  種種爭論導致了這場關於要為家務勞動付工資的辯論,主張這樣做的人認為家務勞動是為資本產生剩余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因為它提供了特殊的商品勞動力。在這些方面,除了家庭主婦不是雇傭的以外,家庭完全象一個資本家的工廠。因此,家庭主婦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不過比那些領工資的人更受剝削而已。所有這些說法,都受到那些反對給家務勞動支付工資的人反對。他們認為這樣做將會把婦女的地位只局限在家中,家務勞動是在不同於為資本進行的雇傭勞動的生產關系下進行的,它與工資勞動的不同不只表現它不是雇傭的這一方面。
  共同的基礎在於家務勞動是在家庭內部生產供生產者家庭成員直接消費的使用價值的,它有助於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同於為資本進行的雇傭勞動,家務勞動很少受分工、協作或專業化的制約。辯論的焦點是,馬克思的哪些範疇適用於家務勞動、它的產品、它的生產關系及其勞動者。
  第一,人們論證說,家務勞動不是商品生產,因而並不生產價值,也更不可能構成剩余價值的來源。這一論點可以從兩個方面論證。一是根據勞動力這一商品的特殊性質,勞動力並不“象任何其它東西”一樣構成商品(參看勞動力的價值條目),它不同於一切其它商品,它不是由任何勞動過程生產出來的。相反,它是活的人類的一種屬性,而活的人類是靠自己消費使用價值來維持生存的(但不是靠消費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其中有些使用價值就是由家務勞動提供的。二是依據可以從市場上獲得大部分家務勞動的替代勞動,因而不同意把勞動力看作是家務勞動的產物。如果在家中烤面包的家庭主婦是生產性勞動力,那末為出賣而生產面包的面包師為什麽不是生產性勞動力?如果我們把這一邏輯延伸一下,那末勞動力就會成為許多實業的產物了,勞動力的生產當然也就不是家務勞動特有的性質了(見“參考書目”6和10)。
  事實上,有人認為家務勞動不應以其產品而應以其生產關系(一種不屬於價值生產的生產關系)來加以鑒別。因為家務勞動的產品是不為銷售而生產的,所以它的勞動過程不受價值規律作用的支配,即不受競爭的強制力量的支配;而競爭的強制力量則要保證把用於商品生產的勞動時間減少到最低限度。只有在這種條件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概念才有社會意義。沒有價值規律的作用,就沒有勞動借以獲得抽象勞動特征的手段,而只有抽象勞動才構成價值的實質(見“參考書目”9和7)。所以,如果家務勞動不生產價值,它當然也就不可能生產剩余價值,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家務勞動不能生產剩余,或不能以某種方式獲得不是價值的另一種剩余。如果能夠證明存在一種家務勞動所持有的剩余獲得的方式,那末這種勞動就構成了一種獨立的生產方式,而作為家務勞動者的家庭主婦也就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級,只不過它所受的剝削方式不同於工人階級而已(見“參考書目”3、5、6和8)。
  與此相反,也有爭論說,家務勞動不能構成生產方式,因為它的生產關系沒有自我再生產的能力。盡管家務勞動不生產自己的生產資料,但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卻被應用於所生產的商品投入中去。那種認為應把這種情況看作是依附於(但不同於)資本主義方式的“附庸的”生產方式的觀點,是沒有認識到這兩者之間實際上是一種象征的關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依賴家務勞動向它提供勞動力——也沒有認識到這樣一點,即如果作為在理論上具有獨立自我再生產的能力從而符合歷史時代特征的標準依然是生產方式必要條件的話,那末需要重新定義的正是傳統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概念(見“參考書目”7)如果承認這一點的話,那末就沒有必要把家庭主婦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且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之間的區別只與雇傭工人有關,不適用於家庭主婦,因為生產性勞動是資本從中獲取利潤的勞動,這種勞動涉及到兩種交換:一是購買勞動力進行的交換,另一是銷售其有用產品時的交換。這兩種交換都不包括家務勞動,家務勞動的產品不出售,它也不是雇傭勞動(見“參考書目2和4)。
  如果為把家務勞動包括進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重新定義的話,那末它將包含兩種形式的勞動,而且這兩種勞動形式勞動之間的區別並不明確表示不同的階級。但這種分類就不再區別每種勞動形式中所包含的工人了;也根本沒有必要使這種分工與人們之間的區分相一致。雖然這可能與雙重使用婦女的生命力的現實相符合,但卻不能說明性別的分工,因為在這種分工中婦女主要是從事家務勞動。既然揭示性別歧視的物質基礎是這場辯論的原本目的,那末在這一點上就應當認為是一種失敗。這並不完全使人感到意外,因為辯論本身純粹是要從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部的雇傭勞動的分析中得出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是適用還是不適用的問題。要進一步深入,,就需要有從對家務勞動和婦女壓迫的研究中所得出的各種概念。這些概念首先是一些區分男人和女人的概念,而不是重新搬出馬克思分析雇傭勞動的那些性別不分的範疇。承認性的差別無論是否會根本改變後一類範疇,都有待於對雇傭勞動中的性別分工作更充分的分析。但對家務勞動來說,一旦提出關於再生產這樣的重要問題,就必然會涉及特定的性範疇。有趣的是,這場辯論正是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而且如果要分析婦女受壓迫而不分析家務勞動中所涉及的特定的工人範疇,那我們將不得不再回到原來的問題上去。為避免這種疏忽,就必須澄清被看作是在家庭內部從事的私人勞動的家務勞動與被看作是包含在再生產中的勞動的家務勞動之間的關系。



參考書目

① M.庫爾森,B.馬格斯和H.溫賴特:《家庭主婦及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一種批判》,1975年英文版。
② M.達拉·科斯特:“婦女與社會顛覆”,載《婦女的力量與對社會的顛覆》,1973年英文版。
③ C.德文菲:《主要的敵人》,1977年英文版。
④ T.費伊:《家務勞動——對家務勞動及其與生產過程關系的分析》,1976年英文版。
⑤ J.加德納:《家務勞動的政治經濟學》,1973年英文版。
⑥ J.哈里森:《家務勞動的政治經濟學》,1973英文版。
⑦ S.希梅爾來特和S.莫恩:《家務勞動與資本》,1977年英文版。
⑧ M.莫利紐克斯:《家務勞動辯論沒有涉及的方面》,1979年英文版。
⑨ W.塞科巴:《家務主婦及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1974年英文版。
⑩ 同上作者:《家務勞動——答批評者》,1975年英文版。


捷爾任斯基

  捷爾任斯基是波蘭社會民主黨創始人,活躍於波蘭和俄羅斯的革命運動。俄國革命後,他成為了契卡(1917年12月成立)的首任領導人,在1924年後領導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後來他成為斯大林的支持者;最終死於心臟病發作。

  “會議以捷爾任斯基的報告開場。他是一個奇怪的苦行僧/禁欲主義者。在華沙的監獄里時,他堅持要幹倒泔水這樣的臟活,去清理別人的牢房而非先理會自己的;他認為一個人如果力所能及的話,應該把全部不好的事情攬在自己身上,而非讓其他人來承擔。當俄國的革命事業陷入危機時,他擔任了最不受歡迎的職位——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主席。在過去十八個月的時間里,他表現出獨特的勇氣與正直。當左派社會革命黨(Left Socialist-Revolutionaries ,Left SRs)發動兵變時,他只身一人前往對方的大本營,相信自己能說服他們——即使最後被他們逮捕時,捷爾任斯基也無懼被槍決的危險,以至於本來派去看守他的士兵最後反而釋放了他,並棄暗投明。捷爾任斯基的身材又高又瘦,臉上洋溢著狂熱的激情——容貌與聖·方濟各的一些經典肖像如出一轍,是反革命分子與罪犯們的噩夢。他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演說家,在講話時他望向聽眾們的上方,顯得好像根本不是在對他們而是在對著某個肉眼見不到的人講話。甚至在談到一個他自己完全了解的話題時,捷爾任斯基也經常令人好奇地、無法利索地發言。有時候他需要停下來,換種表達方式,有時候會無法把話講完:他會說著說著,就在一個句子中間用一種稍顯奇怪的、帶貶抑語氣的重音來結束講話——好像在說:“我的發言到這里就可以結束了。至少看起來如此。”
  ──亞瑟·蘭瑟姆(Arthur Ransome),1919年在俄羅斯

生態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擴張趨勢看作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要條件,但也著重指出了這種生產方式的破壞性的行為。然而,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人們越來越片面地強調上述觀點的前半部分,直到斯大林最終認為只有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能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最適宜的條件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才能顯示出對資本主義的優越性。
  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就已指出工業的擴張對自然環境造成了各種破壞性的後果,與此同時,馬克思也指出“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轉化同時表現為生產者的殉難歷史”,而且“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技巧的進步”;從長遠來看這種進步將“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於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資本論》第1卷,第552—553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又明確地提到人類有為後代保護人類生活的生態先決條件的義務,他指出:“從一個較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即社會主義——本條目作者)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並且他們必須像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後傳給後代”(《資本論》第3卷,第87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參考書目

① 魯道夫·巴羅:《一種新政策的要素——論生態與社會主義的關系》,1980年德文版。
② 伊林·費切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的進步信念與生態》,1982年德文版。
③ 威廉·列斯:《自然的統治》,1972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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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2 22:17:18 |显示全部楼层
經濟危機

  在探討危機理論時,我們必須把總危機同局部危機和經濟周期區別開來;總危機是指再生產的經濟和政治的關系的全面崩潰,而局部危機和經濟周期則是資本主義歷史的正常現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追求利潤的個人願望會同社會分工的客觀必然性周期性地發生沖突。局部危機和經濟周期僅僅是該制度把上述個人願望與客觀必然重新結合起來的固有的方法。當制度健全時,它會很快地從其固有的失調動亂中恢覆過來。但如果制度不健全,則恢覆期越長,恢覆就越沒有生氣,其進入長期蕭條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比如,在美國,從1834年到現在的150年中雖然出現過35次經濟周期和危機,但只有兩次——1873-1893年和1929-1941年的大蕭條——稱得上是總危機。當前資本主義世界所面臨的問題是:在這一統計表中會不會有一天再增加1980年的大蕭條這一次(見“參考書目”10和3)。
  在分析資本主義制度時,馬克思常常提到它的“運動規律”。比如,他認為利潤率趨於下降就是一個一般規律,但同時又指出“阻撓和抵銷這個一般規律的作用”(《資本論》第3卷,第258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起反作用的趨勢。因此,人們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即“規律”怎麽會從趨勢和相反的趨勢中產生呢?回答這個問題有兩個基本方法。一方面,可能是從概念上把各種趨勢看作是基於同等基礎起作用的趨勢。資本主義導致一系列的沖突的趨勢,而某個特定歷史的“緊要關頭”的各種力量的平衡則決定制度的最終方向。從這個角度來說,結構性改革和國家幹預似乎具有很大的潛力,因為在正常的情況下它們能夠左右各種力量的平衡,從而實際上支配其後果。後面我們將可以看到,這一總的見解是大多數現代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基礎,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另一方面,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則不同。他認為,重要的是區分占有支配地位的趨勢和各種起抵銷作用的次要趨勢,因為後種趨勢是在前者所規定的範圍內起作用的,由於占支配地位的趨勢起因於制度本身的性質並賦予制度以強大的推動力,所以次要的趨勢實際上是在原動力的範圍內起作用的,或者說被納入一定的導向的(在這些範圍內,次要的趨勢也可以只作為基於同等基礎的沖突的趨勢而起作用)。從這一高度出發,那些結構性的改革、國家的幹預以至未能觸動制度的基本實質的階級鬥爭,只具有有限的潛力,這正是因為它們最終將會從屬於該制度的內在的動態。
  現在我們可以劃分出兩種主要的危機理論,這種劃分同探討資本主義歷史的兩種不同的方法是一致的。一是可能性理論,它基於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規律是各種沖突趨勢的產物;根據這種理論,每當歷史的決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相結合時就會出現總的危機。另一是必然性理論,它基於這樣的看法,即認為規律是使各種抵銷的趨勢處於從屬地位的、內在的占支配地位的趨勢的表現;按照這種理論,定期出現總危機的特定形式和發生的時間,在一定範圍內是由歷史和制度的因素所決定的)。下面我們將考察一下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是如何具體解釋上述兩種理論的。

  可能性理論

  這種理論可以分為兩大類:消費不足——停滯論;工資壓縮理論。
  第一,消費不足——停滯理論。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的純產量的貨幣價值等於支付工人的全部工資加上資本家所得的利潤。由於工人的所得少於純產量的總值,因此他們的消費永遠不足以把純產量的總值購買回來,工人的消費產生了“需求缺口”。而且利潤對工資的比率在增殖的價值中所占的份額越大,這種需求缺口也越大。當然資本家也消費其部分利潤,這有助於填補一部分缺口。但是資本家的大部分利潤不是消費掉而是儲備起來的;按照凱恩斯的說法,這些儲備被看作是需求的“滲漏”,其最終的基礎依然是限制大眾的收入和消費。如果相當於資本家儲備的這部分需求缺口不填補上的話,那末部分產品就銷售不出去,或至少不能按正常價格進行銷售,結果整個體系就要收縮,直到利潤降低到使資本家被迫消耗其全部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會有(純)投資從而也就談不上增長。因此,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經濟邏輯易於使資本主義經濟趨向於停滯。
  當然,需求的缺口不僅可以通過消費,而且也可以通過投資需求(工廠和設備的需求)來填補。投資需求越大,該體系的生產水平和就業水平越高,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也就越快。因此,該體系的最終運動,歸根到底將取決於資本家的儲蓄計劃所導致的停滯趨勢與資本家的投資計劃所導致的起抵銷作用的發展趨勢之間的相互作用。資本家所以儲備,是因為作為個體的資本家他們必須為生存而努力發展。但是只有具備客觀可能性時,他們才會投資,而且這些又取決於兩個因素。具體地說,就是當某個特定的資本主義國家(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的霸權能使它對國際政治經濟的穩定性加以協調並鞏固時,也就具備了發展大規模商業貿易活動的基礎;當大批新產品、新市場和新技術同時出現時,要具備為大規模投資所需要的動力。只有基礎和動力同時具備,發展的因素才會蒸蒸日上。然而,隨著動力的耗盡和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對基礎的不斷損害,各種對立的因素在某些方面會重新表現出來,而停滯就會成為一種趨勢——當然,這種局面將一直延續到新的統治秩序(也許通過世界戰爭來促成)和許多新的發現能開創出另一個發展時代為止。
  壟斷權力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在現代資本主義中,據說少數實力強大的企業能支配各自的行業,通過限制產出和擡高價格它們能夠靠犧牲工人和小資本家的利益而使收入的再分配有利於自己。鑒於大資本家把較大份額的收入儲備起來,所以總的儲蓄額將增加;另一方面,為維持價格和利潤,大企業將只限於在本行業中進行投資,從而減少了可利用投資的出路,由於加大了需求缺口並同時減少了投資的機會,因此,從理論上講,壟斷將使停滯實際上成為不可避免的事。當然,實際上戰後的“壟斷資本主義”直到最後“一直享有長期的繁榮……在許多方面超過了它先前的歷史”(見“參考書目”14)。所以,由於存在著非常強有力的抵銷因素,諸如戰後的美國霸權、新產品、新技術和軍事費用等等,這一切又足以說明實際上並不存在停滯現象。
  在這樣一種框架內,任何可以加強和指導發展因素的經濟幹預,顯然在原則上都可排除停滯的威脅。比如,凱恩斯經濟學就宣稱國家不管是通過本身的開支還是通過刺激私人消費,均可使產出和就業達到社會期望的水平,從而最終決定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規律(參看凱恩斯和馬克思條目)。消費不足論者也並不否認這種可能性。他們只是認為,由於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壟斷而不是競爭,因而這種幹預並不是普遍可行的。壟斷會加劇資本主義停滯的趨勢,而當停滯出現時,國家就會通過刺激總需求來抵銷這種趨勢。但接著壟斷者將以擡高價格而不是以擴大生產和就業來與之對抗(就象各競爭的企業所做的那樣)。因此,國家力量與壟斷力量之間形成的對峙局面將導致停滯加通貨膨脹即“滯脹”(見“參考書目”14、5和13)。如果國家退出這場鬥爭並采取緊縮措施,那我們就會處於衰退甚至是蕭條的局面。從這一觀點來看,由於國家不願同壟斷集團對抗,所以危機的出現本質上是一種政治事件。凱恩斯理論認為國家有駕馭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能力,而一旦認可這一前提,則危機的形成和擺脫就成了運用這一能力去實現政治目標的問題。因此,人們將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一項通過價格控制、調節和有力的經濟計劃來削弱壟斷勢力的政治方案,將擊中通貨膨脹的要害,而增加社會福利費用和提高工資則不僅使工人階級而且也會使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獲益(通過縮小需求缺口)。因此,假如能對國家施加足夠的壓力,那末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經濟矛盾就可以移置到政治領域並在政治領域內解決。
  斯威齊本人故意避開了他論證中所固有的政治結論,雖然他警告說資本家本身也許會找到支配資本主義制度的新方法(見“參考書目”14第31期,第12—13頁)。但其他人就很少有什麽保留了。(參看哈林頓著《社會主義》,1972年英文版,第12章;又同一作者所著《民主社會主義組織委員會與左派》,1979年英文版,第29頁;以及《金元與理性》雜志各有關爭論文章,特別是1979年10月和1981年7月—8月各期;此外還可參看哥登等人合著的《改變公司的四種辦法》一文,載《民族》雜志,1982年5月15日英文版,第589—591頁)。
  第二,工資壓縮理論。
  工資壓縮理論企圖把總危機同利潤率持續下降的趨勢聯系在一起(參看利潤率趨於下降條目)。其出發點是承認假定其它條件相同,實際工資增長或工作日的長度縮短和工作日的強度減少時,潛在的利潤率就下降。按照馬克思的看法,假使其它情況均保持不變,剩余價值率的下降將導致一般利潤率的下降。然而,這不過是說實際工資的增加(為工作日的長度和勞動強度所作的調整)從趨勢上看將減低利潤率。如果利潤率趨於下降與這種情況無關,那末(調整的)實際工資的增加僅僅只是促進先前存在的利潤率的下降。這正是馬克思所論證的,我們將在下一節里看到。但如果利潤率趨於上升的話,那未只有實際工資有足夠迅速的增長,才能表現出利潤率的實際下降。這就是工資壓縮理論者的典型主張。他們假定實際工資不變,技術改造也有助於提高利潤率和提高利潤對工資的比率。
  這一理論的一種看法認為,這種利潤率的一升將直接刺激投資高漲;該理論的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利潤對工資的比率的提高以及壟斷力量的不斷增長將擴大需求缺口,從而導致該制度的停滯的趨勢,但國家能夠抵銷這一點從而維持繁榮;這實際上是消費不足或停滯理論的發展。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如果繁榮期持續到足以使勞動市場變得緊張起來,而同時工人又如此富有鬥爭精神,以致他們的工資需求導致實際利潤率持續下降,那末最終就會爆發危機。從典型的意義來說,工資壓縮理論力圖把實際工資增長快於生產力的增長看作是這樣一種證據,即在危機背後起作用的是勞動力。
  比如,通常處理所謂技術選擇的數理方法就認為,利潤率是趨於上升的,除非實際工資的增長逆轉了利潤率上升的進程(見“參考書目”12,第242—247頁)。大多數現代支持工資壓縮理論的人如羅默(見“參考書目”11)、鮑爾斯(見“參考書目”2)、以及阿姆斯特朗和格林(見“參考書目”1)都引證這一點。其他人,比如霍格遜(見“參考書目”7,第75—76頁),只是把有機構成的經驗穩定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征。最後,卡萊斯基(見“參考書目”9)則通常被看作是提出下述論點的人,即國家幹預將把消費不足的趨勢變成工資壓縮的現象。應當指出的是,甚至在傳統的關於技術選擇的文獻中,實際工資高於生產率的增長,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足以導致利潤率的下降。這從沙克的圖解中可以很容易看出來(見“參考書目”12,第236頁),在這個圖解中,最大限度的工資率(縱截線)就是每個工人的純產量。
  這里要指出的重要一點是,因為危機只有當工人的工資增加得“過多”時才會出現,所以這一理論在看待資本主義時是留有充分余地的,它既可以使工人的實際工資提高又可以使資本家的利潤率有所提高。從這一觀點來看,如果工人和資本家都作出充分的讓步,國家在原則上就可以設法覆蘇,而如果工人和資本家雙方都表現出某種克制,則國家就能進一步阻止危機。一般來說,可能必的理論的特征就在於:由於工人和資本家都承認國家有決定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權力,所以這種理論的支持者們的期望和前提都主要取決於這樣一種觀念,即甚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政治也可能控制制度。如果這一前提不正確,那末圍繞著它而制定的戰略和策略無論如何也會導致嚴重問題。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這恰恰是必然性的危機理論所包含的內容。

  必然性理論

  現代最主要的必然性理論,就是馬克思的利潤率趨於下降的理論。過去,甚至把某些消費不足論的變種(如盧森堡的主張)也都列為必然性理論,但一般都認為這主要是由於對這些主張本身論證的邏輯作了錯誤的理解而造成的。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試圖說明,資本主義為什麽在經過長期的加速發展後必然會出現相應的減速發展時期並導致危機。對於消費不足論顯然是通過外在的因素(比如突然湧現的許多發現)來說明的東西,馬克思則是通過立足於潛在的利潤率的變化的內在因素來加以說明。
  一切資本主義行動的動力都是利潤,而剩余價值則是其隱藏的基礎。為盡可能多地榨取剩余價值,資本家必須增加勞動日的長度或增大勞動日的強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而為了同其他資本家有效地進行競爭,他們必須同時降低單位生產的成本。增加固定資本就是要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簡單地說,相對於勞動力的固定資本的增加(生產的機械化)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手段,而相對於產出的固定資本的增長(生產的資本化)則是降低單位生產成本的主要手段。然而,可以看到,在采用較先進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上,固定資本的增長也往往會引起利潤率的降低(參看利潤率趨於下降條目所引用的參考材料)。對首先采用這些規模較大、資本集約程度較高的方法個體資本家來說,較低的單位成本使他們得以降低價格、擊敗競爭對手而進行發展,從而以更大份額的銷售來抵銷利潤率的下降。但是,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來說,這將導致平均利潤率下降。雖然有各種因素可暫時抵銷這一下降趨勢,但這些因素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起作用,所以利潤率的持續下降將成為一種主要的趨勢。
  在一個長的歷史時期內,利潤率的這種下降趨勢對投資的影響,將造成總潛在利潤量的“長期波動”,即先是增加,接著便是降低和停滯。在後面這個階段,投資需求下降、生產能力過剩將成為普遍現象,而新的投資不足則會使生產率的增長放慢,因此實際工資在一個時期內就可能相對於生產率的緩慢增長而增長。換言之,無論是消費不足還是工資壓縮這類現象,都表現為盈利能力的危機效應。但是它們並不會導致總的危機,因為在資本主義積累範圍內存在著各種固有的機制,這些機制使能力適應有效需求,並使工資的增長維持在生產能力增長的限度之內(參看《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中譯本,第25章;“參考書目”4)。
  每一次的總的危機都會使弱小的資本受到巨大的破壞,使工人遭到沈重的打擊,而這些破壞和打擊,則又有助於通過加強集中和積累、通過提高全面的盈利能力來恢覆積累。這些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天然的”恢覆機制。但由於利潤率的持續下降,因而每一次隨後出現的高漲都具有這樣的特征,即長期的利潤率和增長率一般都比較低,因此,在資本主義統治的世界里,停滯和世界範圍的失業問題在整個時期內將變得更為嚴重。因為這些問題是資本主義積累本身所導致,而不是由不充分的競爭或工資過多而造成的,所以國有幹預不管其意圖多麽好,也不可能完全“解決”上述問題。政治不可能也不會支配制度,除非它願意承認資本主義解決危機的方法需要損害工人階級的利益,而社會主義的解決辦法則必須摧毀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正如耶費(見“參考書目”15)所指出的,可能性理論所特有的對國家權力的依賴性,也許是一種危險的錯誤觀念(參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條目)。



參考書目

① P.阿姆斯特朗和A.格林:《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與寡頭制——對沙克的評論》,1980年英文版。
② S.鮑爾斯:《技術變革與利潤率——對置鹽信雄定理的簡單證明》,1981年英文版。
③ A. F.伯恩斯:《變化世界中的經濟周期》,1969年英文版,表11,第16—17頁。
④ P.加雷納尼:《關於消費、投資及有效需求的筆記——答瓊·魯賓遜》,1978年英文版。
⑤ C.哈曼:《危機的理論》,1980年英文版。
⑥ 魯道夫·希法亭:《金融資本》(1910),1981年英文版,第4部分。
⑦ G.霍格遜:《托洛茨基與宿命論的馬克思主義》,1975年英文版。
⑧ 羅塞爾·雅科比:《危機論的政治——對機械的馬克思主義批判之二》,1975年英文版。
⑨ M.卡萊斯基:“充分就業的政治特征”,載《論文選集》(1943),1971年英文版。
⑩ 10)E.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1972),1975年英文版。
⑪ J.E.羅默:《關於利潤率下降的持續爭論——固定資本和其它問題》,1979年英文版。
⑿ A.沙克:“危機理論史導言”,載《危機中的美國資本主義》,1978年英文版。
⒀ 同上作者:《政治經濟學和資本主義》,1978年英文版。
⒁ 保·斯威齊:1979—1982年發表在《每月評論》第31(3.6)、32(5)、33(5.7)和34(2)期上的主要文章。
⒂ D.耶費:《霍格遜與能動改良主義》,1976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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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

  參看政治經濟學條目。


經濟主義

  這是列寧在1899年的幾篇文章中提出的概念(“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論Proqession deroi 》——均載《列寧全集》第4卷);這些文章批判了俄國社會民主黨運動中的某些集團把政治鬥爭同經濟鬥爭割裂開來、並傾全力於經濟鬥爭。列寧把這種態度同“伯恩施坦思想”聯系起來(參看伯恩施坦條目)。列寧寫道:“如果把經濟鬥爭當作某種獨立的東西來看待,那它就毫無社會主義氣味”(見《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79頁)。在較後的一篇文章(1901年)中,列寧把經濟主義定義為社會民主黨運動中的一種分裂傾向,認為它具有下列特征: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貶低社會生活中的意識因素;力圖限制政治鼓動和政治鬥爭;不懂得需要“建立一個強大的集中的革命者組織”。他的1902年的小冊子《怎麽辦》?就主要是針對經濟主義的,區分了工聯主義的政治和社會民主黨的政治,並譴責了“對自發性的崇拜”(即譴責了把趨向社會主義的自發運動看作是經濟發展的結果的觀念)。
  可見,列寧主要是從實際政治背景出發來使用這一術語的。這一術語只在列寧關於需要建立一個集中的和有紀律的政黨來向工人階級灌輸發達階級意識這一比較廣泛的思想框架中占有一席之地(參看列寧主義條目)。但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形式,經濟主義也具有理論含義,這種馬克思主義強調(從其批判者的觀點來看,是過分強調)經濟基礎決定著整個社會生活(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而且一般說來,堅持馬克思理論的決定論。葛蘭西(見“參考書目”1第2部分第1節)是從其政治表現形式來著手探討經濟主義的——把經濟主義等同於工聯主義、放任的自由主義和各種其它形式的“選舉棄權主義”,這一切都表明在某種程度上反對政治行動和反對政黨。然而,葛蘭西接著又把經濟主義同社會科學中的特定理論傾向聯系起來,這種理論傾向就是“堅信存在著在性質上類似自然規律的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相信類似宗教的先定的目的論。”
  在最近的辯論中,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參看結構主義條目)在駁斥基礎——上層建築模式和目的論的過程中,對經濟主義一直采取極其嚴厲的批判態度,雖然批判得很不恰當。普蘭查斯在其對共產國際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政策的研究(1974年)中,斷言這種政策是建立在特殊形式的經濟主義基礎之上的。他的這種經濟主義把帝國主義歸結為一種純經濟現象(直線經濟演變的過程),用經濟落後來解釋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但卻沒有解釋業已高度工業化、經濟發達的德國為什麽也出現了法西斯主義。就其各種意義而言,經濟主義以及對它的批判,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這些問題也以其它方式提了出來)。經濟(以及技術)的發展在馬克思的歷史學說(參看歷史唯物主義條目)中的確切作用是什麽?特別是,針對作為人的能動作用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階級意識和政治行動的(相對)獨立的影響而言,上述發展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參考書目

① 安東尼奧·葛蘭西:《經濟主義的某些理論和實踐的特征》,載《獄中劄記》第2部分,(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② 弗·伊·列寧:《怎麽辦?》載《列寧選集》第1卷,第220—389頁。


教育

  從19世紀40年代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著作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教育觀的初步原理(比如《資本論》第1卷,第13章;《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1部分;《哥達綱領批判》第4部分;《共產主義基本原理》)。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較系統的教育理論。十月革命及其對馬克思主義教育實踐的需要,大大推動了這一理論的發展(列寧、克魯普斯卡婭、勃朗斯基、馬卡連柯)。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教育理論基本是一種實踐的理論。對此作出貢獻的一些重要人物有倍倍爾、饒勒斯、蔡特金、李卜克內西、葛蘭西、郎之萬、瓦倫、塞夫。許多研究者當前正致力於進一步發展這一理論。
  該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有以下幾點:

  (1)對所有兒童一律實行義務免費公共教育,以確保消滅文化或知識的壟斷,消滅教育的種種特權。在最初的表述中,這只能是一種由各種公共機構所辦的教育。當時所以這樣提,是防止工人階級惡劣的生活條件阻礙兒童的全面發展。後來,明確地提出了其它目標,比如必須削弱家庭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作用,必須根據平等的條件來培養兒童,必須利用社會化的群體力量。無疑,最成功的革命教育實驗,從馬卡連柯學校到古巴的學校,都是按照社會的方案來進行的。

  (2)教育與物質生產相結合(或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把智育、體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這里所包括的目標,既不是進行較好的職業訓練,也不是反覆灌輸職業道德,而是通過確保人人充分了解生產過程來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觀念與實踐之間的歷史形成的差距。這一原則在理論上的正確性雖然為人們所廣泛承認,但其實際運用卻提出了許多問題(許多半途夭折的或只是部分獲得成功的試驗就證明了這一點),這在科學技術迅速變革的條件下,尤其如此。

  (3)教育必須確保人的全面發展。隨著科學與生產的重新結合,人能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生產者。在這一基礎之上,所有的人無論男女,其潛力都能得到施展。這樣將出現一個能夠滿足普遍需求的世界,使個人在消費、娛樂、文化的創造和享受、社會生活的參與、人際交往以及自我實現(自身創造)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充分施展才能。這一目標的實現,特別需要改變社會分工,而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迄今僅處於開創階段。

  (4)社會在教育過程中被賦予新的巨大作用。學校的內部集團關系的這種改變(從競爭轉向合作和支持)意味著學校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將變得更為開放,並以教與學的相互促進和積極配合的關系為前提。

  以上所概述的理論並沒有終結。對上述原則的解釋或依據上述原則所進行的實踐,還存在許多進退兩難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以及在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正在對下列問題進行辯論:人的個性問題;“本性與教養”的問題;學校和教育在流行的社會決定論範圍內創新的可能性;以及教育的內容、方法、結構在促進社會變革中的相對重要性。



參考書目

① M.W.阿佩爾:《意識形態與學校的課程》,1979年英文版。
② 奧·倍倍爾:《婦女與社會主義》(1879),1886年英文版。
③ P.布爾丟和J.C.帕塞隆:《教育、社會和文化的再生產》,1979年英文版。
④ S.鮑爾斯和H.金蒂斯:《資本主義美國的教育》,1976年英文版。
⑤ 茲蘇薩·弗吉:《形成中的社會》,1979年英文版,第4章。
⑥ 保羅·弗雷爾:《被壓迫者的教育學》,1970年英文版。
⑦ 安東尼奧·葛蘭西:《可供選擇的教育學》,1973年意大利版。
⑧ 讓·饒勒斯:《社會主義與教育》,1899年法文版。
⑨ 保爾·朗之萬:《思想與行動》,1950年法文版。
⑩ 弗·列·列寧:《論國民教育部的政策問題》(1913),1963年英文版。
⑪ 同上作者:《青年團的任務》(1920),1966年英文版。
⑿ 同上作者:《關於綜合技術教育對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的提綱的意見》(1920),1966年英文版。
⒀ D.林登貝格:《共產國際與階級學校》,1972年法文版。
⒁ M.A.馬納科爾達:《馬克思與現代教育學》,1966年意大利版。


精英

  精英論,特別是維爾弗雷多·帕雷托和加爾塔諾·莫斯卡所創立的精英論,是有意識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理論與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對立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他們斷言社會分為占統治地位的集團和處於從屬地位的集團,是一個普遍的、不可改變的事實。用莫斯卡的話來說,就是“在一切政治有機體中都可發現的許多常見的事實和趨勢中,有一點十分明顯,一眼就可看出,這就是在一切社會中,從尚不發達的、剛剛接觸到文明的社會到最先進、最強大的社會,都出現了兩個階級——一個是進行統治的階級,另一個是被統治的階級”(莫斯卡:《統治階級》(1896),1939年英文版,第50頁)。第二,他們對統治階級的解釋也不相同;帕雷托主要是依據某些個人的優良品質來解釋的,認為這些優良品質產生了一切社會領域中的精英;莫斯卡則是從“有組織的少數人”或“政治階層”必然會統治無組織的多數人這種角度來解釋的,雖然他也提到了這些少數人具有“受到人們高度尊敬的和極其有影響的”個人品質。但是莫斯卡還提出了許多限定條件,並最終形成了較覆雜的理論(比較接近於馬克思主義),根據這種理論,政治階層本身是受各種(代表不同利益的)“社會勢力”的影響和制約的,並同大多數作為確保政治穩定的主要因素的次級精英聯在一起。這使葛蘭西(1949年)認為莫斯卡的“政治階層是一個謎……這一概念極其飄忽不定,伸縮性很大”(葛蘭西:《關於馬基雅維里的劄記》,1949年意大利文版);雖然葛蘭西在其它地方曾斷定這所指的只不過是統治集團的知識分子階層。
  米歇爾的情況就清楚地表明了上述觀點對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米歇爾的關於政黨的研究(見“參考書目”3)就一直被認為是“某個從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轉向精英論陣營的人的作品”(見“參考書目”1,第81頁)。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感到失望的米歇爾,質問社會主義的政黨為什麽會誤入改良主義的歧途,並得出結論說領導人必然要脫離黨員而混入現存的社會精英之中。他的“寡頭統治的鐵的規律”——就是利用了帕雷托和莫斯卡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還利用了麥克斯·維貝爾的思想——系統地闡述了導致上述分離和領導人逐步成為黨的占支配地位的精英的條件。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於教育和經驗所培育的領導人的能力和意志與“群眾的無能為力的狀況”存在著差距;另一方面是因為作為少數派的領導人組織得較好,而且能夠控制官僚機構。
  布哈林在回答米歇爾的部分論點時指出,群眾所以無能為力是由當時的經濟和技術狀況所決定的,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這種情況就不存在了,因此,不存在什麽寡頭統治的普遍規律(參看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1921))。在當前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普蘭查斯(見《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一書,1973年英文版)籠統地考察了精英論,並且更為籠統地拋棄它,認為它對政治權力的基礎提不出任何解釋(這種說法很不確切)。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或同情者則傾向於把精英論的某些因素納入自己的觀念,他們當然也傾向於承認人們(特別是米歇爾)提出了許多難以解決(雖然並非回答不了)的問題。在接受精英論方面走得最遠的思想家是深受維貝爾權力概念影響的米爾斯(見“參考書目”4)。他所以不用“統治階級”而用“權力精英”一詞,是因為在他看來“統治階級”一詞是個“貶義詞”,它的含義是經濟階級實行政治統治,而且“不允許政治制度及其代理人有充分的自主權”。接著,米爾斯又區分了美國社會的三個主要精英階層——經濟精英、政治精英和軍事精英。因此他就面臨一個沒有得到解決的難題,上述三個階層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單一的權力精英,那末他們是如何聯結在一起的?其他人(如米里班德,見他他寫的《馬克思主義與政治》一書,1977年英文版)則主要是依據國家官僚政治來探討精英階層的,並特別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即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能否被看作是由官僚的“權力精英”進行統治的國家?這給分析上述社會的政治權力確實提出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特別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看法,究竟應當把統治集團看作是精英人物呢?還是看作是有效的“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參看階級條目)。
  一般來說,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還需要發展一種更為確切的有關精英的概念,需要更全面、更嚴密地研究精英人物與階級之間的關系,這在考察社會主義政權及其領導人與追隨者之間的區別時,尤其需要如此,因為這種考察不僅涉及整個社會生活,而且涉及社會主義政黨本身。



參考書目

① 大衛·比瑟姆:《米歇爾和他的批判者》,1981年英文版。
② T.B.博托莫爾:《精英與社會》,1966年英文版。
③ 羅伯特·米歇爾:《政黨》(1911),1949年英文版。
④ C.萊·特米爾斯:《權力精英》,1956年英文版。


解放

  根據標準的自由主義的觀點,自由就是不存在幹涉,或者從狹義上說,甚至不存在強制。我可以隨意幹其他人不得阻止的事情。馬克思主義繼承了源於斯賓諾莎、盧梭、康德和黑格爾這樣一些哲學家的廣泛而豐富的自由觀,這種自由觀把自由看作是自我決定。一般說來,如果自由就是對行為者的選擇自由不加限制,那末人們就可以說自由主義的傳統往往對這些限制可能是什麽(常常把它們限定為故意的幹涉)、相應的選擇是什麽(常常把它們限定為行為者實際上所想象或選擇的任何事情)以及行為者是什麽樣的人(他們被視為首先是在市場中追求自己獨立確定目標的孤獨的個人)作了非常狹隘的理解。而馬克思主義對有關的限制、選擇,對人行為則是從廣義上理解的。
  具體地說,馬克思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是從掃除人的解放的障礙的角度來看待自由的,也就是多方面地發展人的能力和創造一種符合人性的社會。在上述要掃除的障礙中,值得注意的是雇傭勞動的條件。正如馬克思所寫的:“他們自身的生存條件、勞動,以及當代社會的全部生存條件都是一種偶然的東西,它是單個的無產者無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沒有任何社會組織能使他們加以控制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7頁)。克服這些障礙是一項集體事業,而作為自我決定的自由則是這樣一種意義上的集體事業,即人們以社會合作和有組織的方式對自然的和社會的生產條件進行控制:“人對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統治的充分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486頁)。只有聯合的形式取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上述的充分發展才能實現,這種形式的聯合“是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已經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5頁)。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頁)。
  這種形式的聯合——體現集體控制、聯合或社會,體現發展多方面的個性和個人自由——究竟是個什麽樣子,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說過,也從未考慮過這些價值之間或這些價值與其它事物之間可能出現的沖突。馬克思主義往往把考慮這些問題看作是“空想”。但是,上述解放顯然是馬克思主義整個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所謂的“批判理論”就是這樣理解的,它把上述解放觀看作是批判實際的(而且也許是未解放的)社會的出發點(參看法蘭克福學派條目)。
  馬克思主義的較廣泛、較豐富的自由觀,往往使馬克思主義者不重視、乃至貶低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自由和公民自由。雖然馬克思明確地重視個人自由,但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卻把自由權同利己主義和私有財產聯在一起,在其它地方甚至還說過自由競爭只是有限的自由,因為它是建立在資本統治基礎之上的,“因此,這種個人自由同時也是最徹底地取消任任何個人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下冊,第161頁)。一般說來,馬克思往往認為交換關系與真正的自由是不相容的。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一點上都是遵循馬克思的,而且,特別是自列寧起,往往表現出這樣一種明顯的趨勢,即不承認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上”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
  這些說法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自由主義的自由與私有財產或利己主義並無本質的聯系;無論是經濟競爭或交換關系並不是生來都與有關各方的自由不相容的(這兩者所包含的對自我利益的追求無疑也不是必然同解放不相容的,除非把解放看作是以普遍的利他主義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和法律上的自由的有限的特性,並不會使自由名不副實。不去證明資產階級自由在某些情況下(比如積累財產的自由)會妨礙其它更有價值的自由,不去證明資產階級自由在其它情況下(比如持不同意見的自由)是以一種十分有限的方式運用的,而只是認為撕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假面具就必然會暴露資產階級自由是一種幻想的想法,是錯誤的。實際上,不把自由主義的自由稱為自由,則往往會以自由本身的名義來使全盤取消和否認這種自由的行為合法化。



參考書目

① 艾賽亞·伯林:《關於自由的四篇文章》,1969年英文版。
② 克里斯托弗·考德韋爾:《自由的概念》,1965年英文版。
③ G.A.科恩:《無產階級不自由的結構》,1983年英文版。
④ 拉雅·杜納耶夫斯卡婭:《馬克思主義與自由——從1776年直到今天》,1964年英文版。
⑤ 麥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奧多·阿多爾諾:《啟蒙的辯證法》(1947),1973年英文版。
⑥ 貝特爾·奧爾曼:《異化——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概念》(1971),1976年英文版。
⑦ 拉多斯拉夫·澤魯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自由》,1979年英文版。
⑧ 艾倫·W·伍德:《卡爾·馬克思》,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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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時代的帝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形形色色的帝國曾作過很多探討,其中包括古歐洲的羅馬帝國,在印度建立的不久就趨於衰落的莫臥兒帝國,以及當時正搖搖欲墜的中國滿清政權。馬克思和恩格斯幾乎是用看待歐洲內部的資本主義的同樣的眼光來看待他們那個時代的歐洲擴張主義的。歐洲內部的資本主義和歐洲的擴張主義雖然都是野蠻的、可惡的,但對那些遭受其害的人來說,它們又是走向進步的必要的刺痛。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固守陳規的非洲和亞洲已在它們這些地區和歐洲甚至最落後的國家之間,造成了巨大的差距。馬克思曾高度讚揚過一個他極其厭惡的人—古羅夫斯基伯爵,此人是沙皇勢力的工具,是泛其拉夫主義的代言人。馬克思所以讚揚他,是因為他不是鼓吹建立“反對歐洲和歐洲文明的聯盟”而是轉而致力於把亞洲的“停滯的荒原”作為斯拉夫發泄能量的恰當出路。因此,“俄國是一個日趨文明的大國”(《東方問題》,第98號文件)。沒有一個亞洲帝國可以被認為具有這樣的長處,即使一半處於歐洲的土耳其帝國也是如此。顯然,在馬克思看來,巴爾幹地區的半野蠻狀態就是由於土耳其的存在。如果這一地區的民族獲得自由,他們很快就會健康地發展起對沙俄的厭惡情緒,而實際上他們卻被迫仰仗沙俄的保護(見《東方問題》,第1號文獻)。
  傅立葉的追隨者們,除了他們的空想社會主義之外,還為一種空想帝國主義擬訂藍圖,並對作為法國擴張領地的北非特別感興趣。他們希望通過與當地居民發展友好往來這樣一種基本上是和平的過程來進行這種擴張。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懷有這種美好的幻想,然而象差不多所有的歐洲人一樣,他們也把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征服看作是擴大文明的範圍。後來,當英國占領埃及時,恩格斯就很有把握地斷定說民族主義領導人阿拉比——帕沙不會讓外國金融資本家榨取農民,而只是希望由他本人來剝削他們。“在農民國家中,農民的存在為的是受人剝削”,他進一步指出,人們可能同情被壓迫群眾和譴責“英國人的暴行,但絕對不必因此支持他們現在的軍事對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44—345頁)。
  但是這一總的看法並沒有妨礙他和馬克思對當地形勢的變化、占領者的動機及方法保持著警惕。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力圖創立帝國主義的理論,沒有一個這樣的理論能體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一問題上的全部觀點。馬克思並不是對所有的殖民征服都持有歡迎的態度,如果它們只會妨礙他所認為的歐洲內部更為重要的事業的話,如第二次緬甸戰爭就是一個例子。1853年馬克思就為英國在這次戰爭中所采取的態度感到沈痛,他認為英國在那個工區的戰爭是出師無名的。那里沒有任何象在印度西北邊界那樣的戰略危險,也不存在所謂的美國陰謀的證據。實際上,除了“要給破落貴族找些營生”之外,沒有任何理由從事這場戰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28頁)——這一因素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對英帝國主義的研究中可能估計不足。馬克思還指出隨著把亞洲的戰費“讓印度居民來負擔”,印度財政發生危機的日子就不會太遠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29頁)。同一年,馬克思把中國發生的動亂和造反歸之於英國的幹預和貿易,並富有預見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這個革命將來會對英國並且通過英國對歐洲發生什麽影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頁)。
  1883年在法國侵略印度支那期間,恩格斯曾把“交易所大老板的利益”看作是帝國主義在這一熱帶地區進行侵略的最直接的動機,現在這一動機又“直接地和毫不掩飾地”反映在對印度支那和突尼斯的殖民活動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2頁)。由於霍布森、希法亭和列寧所代表的把資本輸出看作是帝國主義靈魂的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上述那樣看待帝國主義及其作用的基本見解,同樣很少加以注意。在隨後的一年,恩格斯把荷蘭在爪哇的統治看作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實例”,荷蘭政府“在古代共產主義農村公社的基礎上”組織商品作物生產,用於出口並侵吞利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91頁)。恩格斯認為,爪哇又一次象印度和俄國那樣,說明了“原始共產主義今天正在給剝削和專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廣闊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12頁)並表示多麽希望這種統治消失。
  大英帝國的一個明顯特征,是把幾乎沒有什麽土著居民的大片新拓殖民地包括在自己的版圖之內,而唯一能夠跟它遙相對應的是俄國在西伯利亞的情況。馬克思(後來的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樣)雖然對這些領土的興趣遠不如對類似印度這樣的領土的興趣大,但他卻把《資本論》第1卷最後一章專門用於分析吉本·威克菲爾德的有組織的移民計劃。這一計劃的目的,是把英國的社會制度擴大到殖民地,其辦法是控制土地的出賣,使其保持高價,以防止移民有自己的農場;在威克菲爾德看來,移民有自己的農場就意味著財產的分散,會影響經濟發展。馬克思曾提到威克菲爾德對一個企業主的做法表示感慨,這個企業主帶了許多工人到澳大利亞西部,可一到達目的地,就發現所有的工人都逃走了。這是對資本主義真正實質的最好說明,金錢只有在有可供它剝削的工人的條件下,才會成為資本。
  恩格斯曾預期象澳大利亞那樣的“真正殖民地”不久就會獨立。(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頁)。1882年,在對加拿大的短暫訪問期間,恩格斯對其麻木不仁的狀況留下了很壞的印象(他主要參觀了法語區加拿大),認為在10年內它將樂於合並到美國去,因為美國已在那里獲得了經濟控制,而英國是不會提出反對的(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87頁)。在馬克思看來,當時由廢除奴隸而改變了的老的種植園已歸入“殖民地”的範疇。1865年,他和恩格斯都對“牙買加的暴行”感到公開的憤懣,恩格斯在給朋友的一封信(1865年12月1日)把這看作是對當時在飽受經濟困苦的黑人中間所爆發的一次小騷動的血腥鎮壓。在太平洋地區,英國的殖民者不久就展現了自己的抱負,而1883年恩格斯在評論兼並新幾內亞的計劃時曾把它看作是為昆士蘭甘蔗種植園尋求真正奴隸勞動努力的一部分(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92頁)。
  愛爾蘭,這個英帝國主義的第一個犧牲品和英國蘇格蘭人殖民的第一個領地,使長期生活在英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極為關切。曾打算寫英國史的恩格斯,在1856年訪問該島時對那里的貧窮和落後感到震驚(參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57頁)。馬克思則十分注意那里在饑荒和舊的高額地租制崩潰之後出現的由農業轉向畜牲業的經濟變化,驅逐可使農場得以鞏固的佃戶和大量移民的流入(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04—405頁)。對英國工人階級在大憲章運動之後未能表現出任何戰鬥的政治精神而感到困惑的馬克思,發現原因就在於資產階級能夠利用愛爾蘭的廉價勞動力以分裂工人階級。英國的工人憎恨愛爾蘭工人,蔑視他們,把他們看作是劣等民族的成員。馬克思寫道,如果英國的軍隊撤走,那末愛爾蘭就會立刻發生土地革命,從而也會在英國推翻土地貴族;這就為推翻資本主義開辟了道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78—382頁)。這一論證似乎並不象馬克思通常的論證那麽有說服力,這一次他像是在急不暇擇,抓住了靠不住的東西。



參考書目

① M.N.馬施金:《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與殖民地問題》,1981年俄文版。


經驗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通常是敵視經驗主義的,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這種敵視的確切目的和原因並不總是很清楚。在某種程度上,這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與其早期的唯心主義批判不同(當然部分也是由於這種批判),馬克思對經驗主義的批判從未系統地表述為是對哲學學說或體系的批判,而是實質上表現為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盡管方法不同,都力圖彌補哲學方面的這一遺漏,而訴諸“辯證法”來解決他們認識論中所缺少的反經驗主義的內容。
  雖然從未讚同過經驗主義,但年青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是在1844—1847年期間的著作中,卻信奉過某些具有經驗主義特點的論題。明確反對先驗論和任何先天觀念的學說,把知識看作是不可簡化的(甚至是唯一的)經驗的東西,往往貶低抽象本身並轉向培根的歸納法。然而,到《資本論》第1卷時,馬克思信奉通常稱之為“科學現實主義”的方法論已完全形成。他說“庸俗經濟學,在這里也象在其他各處一樣,抓住了現象的外表來反對現象的規律”(《資本論》第1卷,第341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相反,“日常經驗只能抓住事物誘人的外觀,如果根據這種經驗來判斷問題,那末科學的真理就會總是顯得不近情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78頁)。經驗主義把世界看作是沒有聯系的各種現象的堆積,忽視了理論能動地組織和批判地改造這些現象所提供的事實的作用,而且看不到它的作用是力圖在思維中重現形成這些現象的本質關系。規律是結構的趨勢,這些結構不能從本體論上簡單地歸結為它們所導致的事件,而且通常是與這些事件不相同的;而認識這些規律,是作為社會的、歷史的產物而能動地體現出來的。因此,為了反對把事實作經驗主義的具體化和反對把事物人格化,馬克思致力於區分(可轉化的)認識過程和(不可轉化的)客體的現實性。
  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都反對經驗主義。但可以這樣認為,即前者由於其“反映主義”的認識論,而忽視了轉化性並恢覆到思辯形式的“客觀經驗主義,實際上把主體歸結為認識的對象。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那里,反經驗主義的論戰,既是針對辯證唯物主義又是針對資產階級思想的,它通常是要力圖證明它們所特有的概念如總體性(盧卡奇)、結構(阿爾都塞)或決定性的變革(馬爾庫塞)等,是真正馬克思主義所不可缺少的。然而,這一傳統往往轉向先驗論,既忽視了馬克思早期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又忽視了馬克思成熟科學著作的堅實的經驗基礎。因此,我們就可以這樣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沿著馬克思早期批判黑格爾(特別是對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的批判)的路線,在實際上忽視了不可轉化性之後而趨向於“主觀唯心主義”的形式,暗中把認識的客體與認識的主體等同起來。
  馬克思的著作是反經驗主義的,但並不反對以經驗為根據。就這一特點來說,馬克思主義可能會再一次作出這樣的選擇:即不是成為一個封閉的思想體系,而是成為一種經驗上來說是無限制的,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是逐步發展的,而且是注重於實踐的研究傳統(參看認識論;唯物主義;實在論條目)。



參考書目

① 西奧多·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② R.巴斯卡爾:《哲學的觀念形態》,1983年英文版。
③ G.德拉——沃爾佩:《邏輯是一門實證科學》(1950),1980年英文版。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1820年11月28日生於巴門,1895年8月5日在倫敦逝世。作為威斯特伐利亞的烏珀塔爾一家紡織廠主的長子,恩格斯被培養成一位嚴格的加爾文教的教徒,而在離開中學後他又被送到不來梅去學習經商。然而,從中學時代起,他就逐漸樹立了激進主義的文學抱負。他先是對19世紀30年代的“青年德意志”運動的民主民族主義的作家非常感興趣,後來又日益受到黑格爾的影響。為推遲其商業生涯,恩格斯抓住服兵役的機會,而於1841年去了柏林,並同以布魯諾·鮑威爾為首的青年黑格爾派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在那里,他由於用筆名攻擊了謝林的黑格爾批判而顯得小有名氣。
  1842年秋,恩格斯前往英國,到他的父親在曼徹斯特的工廠去工作。在莫澤斯·赫斯的影響下,恩格斯此時已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了,而且在赫斯的《歐洲的三頭政治》一書發表之後認為英國必然會爆發社會革命。在紡織區度過的近兩年時光以及同歐文主義者、憲章主義者的接觸,使恩格斯與鮑威爾集團疏遠了。出於記錄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以那種感受,他確信“工業革命”所造就的新的力量——工人階級,將成為革命變革的工具。在離開英國到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的期間,他同馬克思進行了第一次重要的會晤。由於他們兩人都反對鮑威爾集團,並且對德國以外的工人階級運動的重要性抱有相同的見解,因此,他們同意合寫一部闡明自己立場的著作:《神聖家庭》。這部著作標志著他們終身合作的開始。當時他們所信奉的共產主義依然深受費爾巴哈的影響,雖然他們認為工人階級和政治更為重要。
  然而,從1845年開始,馬克思由於部分受施蒂納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對費爾巴哈批判的影響,而闡明了自己對費爾巴哈和青年黑格爾派的理論立場。這是獨特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開端。根據恩格斯本人的說法。他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居於次要地位。然而,他的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以及關於英國的工業革命與英國階級意識形成的關系的著作,卻對馬克思的全面綜合起了重大作用。此外,恩格斯對他們兩人闡發新思想的未完篇的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也傾注了大量心血。
  從1845年到1850年期間是恩格斯同馬克思合作極為密切的一個時期。恩格斯同他的父親鬧翻了,並全力以赴地同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和巴黎從事政治活動。他們的共同抱負是爭取德國的共產主義者同意他們的立場,並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共同綱領的基礎上加強與外國工人階級運動的國際聯系。為此,他們參加了德國正義者同盟(後稱共產主義同盟),並在1848年革命前夕為該同盟起草了《共產黨宣言》。在革命期間,恩格斯與馬克思一起在科倫的《新萊茵報》工作。1848年9月由於有被捕的危險,恩格斯去了法國,但於1849年初又返回了德國,並從5月到7月參加了武裝抵抗反革命反撲的決戰。他對軍事的興趣就是從這一期間開始的,而他對這一場革命的總的看法則反映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1852年)一書中。
  在瑞士和倫敦住了一段時期(這期間共產主義者同盟最終分裂了)之後,恩格斯於1850年定居於曼徹斯特並重新回到他家的公司工作。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70年。除了從事商業活動之外,他周濟了貧困的馬克思的一家,依然是馬克思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主要合作者,並在一系列範圍廣泛的新聞寫作中闡發他們兩人共同的立場。從19世紀50年代後期起,恩格斯對歷史唯物史觀與自然科學的發展之間的辯證聯系越來越感到興趣(參看自然科學條目)。他的關於這些論題的未完篇的著作於本世紀20年代被最終收集在一起,以《自然辯證法》為題在莫斯科發表。
  在19世紀70年代,恩格斯已經可以舒適地過退休生活,並移居倫敦。由於當時馬克思的健康更加虛弱,恩格斯承擔了他們兩人的大部分工作,在第一國際的最後幾年的活動期間尤其如此。正是在這一政治活動中,恩格斯反對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實證主義的傾向,寫作了《反杜林論》——它是全面闡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最早嘗試。這一著作和根據它的某些部分而擴寫成的如《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著作,使他在1880年到1914年期間的新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獲得了巨大聲望。另外的著作,特別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路德維希·費巴爾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則加強了他作為哲學家的地位,甚至使他在第二國際期間的影響比馬克思還要大。在馬克思於1883年逝世之後,恩格斯於1885年到1889年期間就把主要時間用於編輯和出版《資本論》的第2、3卷了。但他仍積極參與建立第二國際的工作(參看國際條目),他把第二國際的建立既看作是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最好工具,又看作是反對德法破壞性戰爭危險的屏障。當他正著手編輯《資本論》第4卷(後來作為《剩余價值理論》出版)時因癌癥故去。
  1914年以前,恩格斯享有無比崇高的聲譽。正是由於他,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才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得到了傳播,他在這方面的作用超過了馬克思(參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條目)。然而,在1914年和俄國革命後,他的立場引起了較大的爭論。雖然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強調他那些顯然是唯科學主義的著作是官方“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西方的社會主義者卻指責他是實證主義和修式主義。這兩方面的解釋都有嚴重的缺陷,因為恩格斯屬於前實證主義的一代。他僅次於馬克思本人,他的老師也黑格爾和傅立葉;應當從這種淵源去理解他對社會主義所作的解釋。



參考書目

① 特富爾·卡弗:《恩格斯》,1981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的聯系》,1983年英文版。
③ W.O.漢德遜:《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1976年英文版。
④ 戴維·麥克萊倫:《恩格斯》,1977年英文版。
⑤ S.馬爾庫斯:《恩格斯、曼徹斯特和工人階級》,1974年英文版。
⑥ 瓊·加·斯叠德曼:“恩格斯”,載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所編《馬克思主義史》(1978),第1卷,1982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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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

  馬克思所提出的社會主義,並不是建立在主觀道德需要而是建立在歷史理論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像他的前人黑格爾一樣,認為歷史是漸進的。然而,歷史進程中的進展是辯證地實現的;也就是說,是在矛盾中並通過矛盾實現的。在馬克思看來,歷史發展的進程決不會結束。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是歷史的終點。根據馬克思的歷史理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就在於為未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創造物質前提。歷史本身正朝著為實現更美好、更人道的社會制度的方向發展,而自覺地了解這一客觀的歷史趨勢就可以使工業無產者加快這一歷史進程,“縮短新社會誕生的陣痛”。同上述有效地洞察歷史的見解相比,純主觀的道德需要總顯得沒有什麽力量。在堅持上述見解時,馬克思接過了黑格爾對道德主義的批判;不過道德評價依然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所固有的因素。只在歷史朝著“更美好”、朝著解放無產者的形式而實現的“解放人類”的方向前進,推動歷史發展才能被認為是有價值的事業。(參看進步條目)。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的意圖當然不是從道德上評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是力圖證明這種生產方式所不能解決的固有的矛盾。不過,他的批判包含了許多明顯的道德評價。“人剝削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物化為“物”(貨幣、商品)之間的關系,對一切生產、自然和人類的生存的前提的破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所有這些消極後果都包含著道德的評價。然而,由於馬克思把這種生產方式的一切階段,包括殖民主義擴張階段,都看作是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的必要前提,所以他不得不認可上述消極方面。在一篇論述英國在印度統治的文章中,他寫道“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國不管是幹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8頁)。
  只有隨著社會主義的到來,這種造成進步的矛盾才能克服:“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象可怕的異教神像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75頁)。
  在對待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是否存在道德,而如果必須有,那末這種道德將采取什麽形式的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不盡相同。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似乎認為將不再存在規定每個人的行為標準的道德。比如,在同愛爾維修和法國唯物主義者爭論時,他就曾寫道:“既然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那就必須使個別人的私人利益符合於全人類的利益。……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環境造成的,那就必須使環境成為合乎人性的環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頁)。然而,恩格斯則認為歷史是向越來越高的道德形態前進的,這種進步似乎意味著勝利的無產階級的道德最終將成為人類的普遍道德。聲稱先前的道德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主張,實際上都是幻覺。比如,費爾巴哈的道德論“適用於一切時代、一切民族、一切情況;正因為如此,它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適用的,而在現實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絕對命令一樣軟弱無力的。實際上,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壞這種道德,如果它們能這樣做而不受懲罰的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36頁)。
  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論的變化是同歷史論的變化以及歷史環境的變化相聯系的。當實證主義的進步論破壞並取代歷史進程中的事實與價值的統一時,就會出現從道德上補充馬克思主義的要求。當大多數修正主義者(伯恩施坦,斯陶丁格等)用新康德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時(參看新康德主義和新康德主義條目),考茨基(1906年)卻訴諸於原始的本能行動,在這種本能行動中,道德被看作是在“高等動物”中發現的“社會”動力。然而,由於面臨積極地和廣泛地幹預歷史進程的實際需要,和面臨俄國的落後狀況,列寧又把社會主義的道德任務看作是推動和加速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勝利:“道德是為摧毀剝削者的舊社會,把全體勞動者團結到創立共產主義者新社會的無產階級周圍服務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05頁)。構成這一定義基礎的論點,顯然在於“共產主義社會”在道德上是高於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然而,這種把倫理道德完全工具主義化的做法,提出了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系這樣一個問題。科拉科夫斯基(是“參考書目”3)認為,存在著與維持道德目標在原則上並不適應的手段(比如真正的人道的社會),以往那種把“罪惡”當作實現進步的必然手段的看法(如馬克思論印度的文章),根本不同於那種由政黨有意識地計劃和利用“罪惡”手段的觀點(見“參考書目”3,第225—237頁;參看道德條目)。



參考書目

① 奧托·鮑威爾:“馬克思主義與道德”(1905-1906年),載《新時代》第24期,部分被翻譯收入博托莫爾和古德所編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一書。
② 卡爾·考茨基:《倫理與唯物主義史觀》(1906),1918年英文版。
③ 列澤克·科拉科夫斯基:《沒有選擇余地的人——論“目的高於手段”這一箴言的正確性》,1960年德文版。
④ 弗·伊·列寧:《青年團的任務》(1920),1966年英文版。
⑤ 斯維托查·斯托揚洛維奇:《理想與現實之間》,1973年英文版,第7章。


歐洲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的許多共產黨——有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這樣的大黨,也有許多的小黨——於20世紀70年代所創建的一種在戰略和理論上進行變革的運動;這一運動是對蘇共20大和圍繞它的事件(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匈牙利和其它造反事件,中蘇分裂,國際政治中出現的緩和)以及戰後長期經濟繁榮所導致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方面的巨大變化,作出的反映。70年代前後,主要的歐洲共產黨已意識到今後政治上的成功將取決於它們對工人階級以外的選民——特別是“新的中產階層”——的感召力,和取決於它們與其它政治勢力建立切實可行聯盟的能力。
  非布爾什維克化,是歐洲共產主義的核心,因為它對源於早期第三國際經驗的政治和方法的信奉程度已大大削弱了。在歐共許多黨看來,“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應是和平的、民主的,而且主要要用民族社會內部的原材料來構築。社會主義本身應是民主的,且要與國內社會發展邏輯相一致。采取蘇聯的制度模式——特別是一黨“資產階級專政”的模式——和模仿蘇聯的模式,一般應予以排除。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黨還提出“非斯大林化”和黨內生活民主化的主張。上述進程還意味著拒絕承認蘇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霸權地位。
  意大利共產黨在1973年宣布了它的“歷史性妥協”戰略之後,成為第一個實行歐洲共產主義的政黨(歐洲共產主義一詞就是一位意大利記者首先創造出來的)。意大利共產黨設想通過與執政的天主教民主黨就一項民主改革的有力綱領結盟,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見“參考書目”3)。西班牙共產黨在佛朗哥的統治下曾秘密活動了幾十年,此時也公開活動並選擇了類似的道路,包括讓忠實的共產黨員參與建設一個新的、先進的西班牙民主國家的工作(見“參考書目”1)。致力於同社會黨就一個民主改革的共同綱領結盟而力圖執政的法國共產黨,在其1976年的第22次代表大會上也朝著類似的方向前進,放棄了對蘇聯模式的忠誠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見“參考書目”6和7)。這三個共產黨的獨特的歐洲共產主義的立場,使得它們在1976年的東柏林共產黨會議上挫敗了蘇聯想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重新納入親蘇路線的企圖。
  歐洲共產主義的早期設想到80年代就已落空了。意大利共產黨在1976年的選舉中獲得了較大勝利和加入多數派集團(雖然沒有參加政府)之後,天主教民主黨卻很少回報它們對議會的支持。到1980年,由於面臨政治僵局和經濟危機的後果,它的選舉的力量和群眾的力量——特別是工會——開始削弱了。然而,即使“歷史性妥協”已讓位於同意大利社會黨重新結成的“左翼聯盟”,但意共仍把歐洲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戰略。比如,1981年意共由於蘇共操縱波蘭宣布了旨在破壞團結工會的戒嚴令而之關系大大惡化了,認為蘇聯革命的進步動力已經消失。因此,今後第三條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三條歐洲共產主義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
  西班牙共產黨在爭取新的西班牙民主鬥爭的最初幾年中,在選舉和爭取工會力量(通過工人委員會)方面都未取得成功。相反,新的社會民主黨卻迅速積聚了西共曾渴望爭取及其歐洲共產主義戰略打算爭奪的大部分力量。部分由於這個原因,到80年代初期,西共成了分裂的地方主義和宗派主義爭論的犧牲品。在這些爭論中,西共總書記聖地亞哥·卡里略不願讓黨內生活民主化成為爭論的焦點。看來,該黨難免要衰落並無法打開局面。
  法國共產黨則遵循另一條道路。象西共一樣,法共也“從上面”來推行歐洲共產主義化,雖然改變了戰略觀,但其黨內生活並未改變。因此,當左翼聯盟在選舉上表現出過於有利於社會黨時,法共領導在1977年以後突然宣布完全改變路線,放棄了歐洲共產主義以有利於重申過去的主張,即把工運中心主義、反社會民主黨的宗派主義、親蘇維埃同挫敗社會黨力量進一步增長的目標相結合起來。在這一過程中,黨內的親歐洲共產主義的勢力遭到了清除。法國1981年的總統選舉表明,這種從歐洲共產主義立場上的後退是加劇了而不是阻止了法共的衰落。然而,在密特朗的社會黨勝利之後,法共受環境和自己願望的驅使而再一次改變其戰略,同左翼結盟加入了內閣。但是,要重新恢覆正式的歐洲共產主義的立場,卻是難以辦到的。
  因此,歐洲共產主義,作為在左派的傳統的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沒有取勝的情況下而采取的一種爭取勝利的可行路線,曾在70年代受到過歡迎,但以80年代就已大大衰落了。在某些情況下——西班牙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應變得太晚了,不足以阻止覆興的社會民主黨運動成功地占領了競爭的政治領域。就意大利情況而言,意共雖仍較信奉歐洲共產主義,但成功的前景卻無從捉摸。



參考書目

① 聖地亞哥·卡里略:《歐洲共產主義和國家》,1977年英文版。
② 費爾南多·克勞丁:《歐洲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1979年英文版。
③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編:《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道路——接見赫羅希奧·納洛利塔諾訪談錄》,1977年英文版。
④ 彼得·蘭格和萬尼切利·毛利齊奧:《歐洲共產主義——專題資料匯編》,1981年英文版。
⑤ 尼內斯特·曼德爾:《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⑥ 喬治·馬歇:《民主的挑戰》,1973年法文版。
⑦ 法國共產黨:《法國的社會主義》,1976年法文版。
⑧ 尼·普蘭查斯:《國家、權力和社會主義》,1978年英文版。
⑨ 喬治·羅斯:《法國的工人和共產黨人》,1982年英文版。


交換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資本論》第1卷,第47頁)。這樣,馬克思開始了《資本論》的創作,並由此得出交換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最直接的經濟關系。一切階級的所有的個人都必須要參與交換,但不一定參與生產。但交換只是整個資本流通的一個要素。要理解交換的含義,就必須透過其最明顯的外表去分析和揭示它賴以為基礎的階級關系。
  就最直接的方面來說,交換表現為簡單的商品流通:商品C1—貨幣M—商品C2(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3章,第2節(a))。商品C1—轉換為貨幣M,貨幣M又轉化為商品C2。所涉及的運動,是一組使用價值C2取代了另一組使用價值 C1。從原則上來說,交換結果中所包含的價值可能會不同。一個商品所有者增加的價值是另一個商品所有者所失去的價值。但總體上來說,總的交換價值必然保持不變。對資產階級社會來說,原則是必須實行平等交換,並可以概括為一個格言:公平的交易不是搶劫。因此,馬克思為自己確定的任務就是揭示甚至在這種公平交換的條件下怎麽還會存在著剝削的。
  讓我們考察一下《資本論》第1卷第4章中M—C—M1資本總公式所涉及的交換。在這里,貨幣轉化為商品,商品再轉化為更多的貨幣,從而出現了剩余價值。只有購買的某種商品所生成的價值大於它本身耗費的價值,才能形成剩余價值。這種有關的商品就是勞動力,而作為能轉化為貨幣資本的勞動力的存在,正是資本主義階級的生產關系根本基礎之所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總是強調交換自由、所有權的神聖性和自我利益的追求。然而正是交換的這些特征掩蓋了隱蔽的階級關系。馬克思對這種情況作了如下的辛辣的概括: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有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後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並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交換顯然包括著生產者之間(和與非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因此,它在不同類型的勞動之間形成等值的關系,從而構成作為價值實質的抽象勞動。這種價值形態表現為各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之間的關系,從而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貨幣在交換中的作用把交換中的作用把這種關系推向極端,使一切東西都具有自己的價格。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成了並表現為物與物之間的物的關系。這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必然伴隨物。但事態還在進一步發展。與“巨大的商品財富”相適應的市場意識形態和市場勢力是如此強大,以致常常按照自己的面貌去塑造一般的社會關系。比如,這種情況對那些不是商品交換的其它的交換形式也適用。對一知半解的人和卷入的經濟行為者來說,以契約或收取地產租金的形式來買賣生息資本似乎是實際交換中的特殊情況。相反,在馬克思看來,它們是可據以占有剩余價值的具體的形式。即使它們產生了表現為價格的租金和利息,但它們並不直接涉及商品。
  一般來說,交換的影響超出了經濟關系,甚至擴大到不直接涉及市場本身的地步。比如,結婚就成了伴侶之間的一種隱隱約約的契約關系。總之,資產階級社會條件下的個人的原子化,使得他們之間的關系受到私有財產關系的支配,即使其中不存在著交換。所以,對經濟關系的崇拜浸透了整個社會關系。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這所以特別明顯,是因為要具有資產階級頭腦的人不根據工資、利潤和商品交換去看待非資本主義的關系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交換是直接的經濟關系,所以它就易於被看作是經濟發展的原因。正如自由放任主義的價值觀是同交換的自由和協調聯系在一起一樣,經濟危機也就被看作是市場機制的一種失敗。這樣就提出了凱恩斯主義和這樣的思想,即工會將迫使工資治維持在可實現勞動的供求協調的水平之上。在對發達和不發達的理解上,某些人把不平等交換看作是因果性的因素,而馬克思則認為重要的是必須依據交換的平等去解釋資本主義的一致現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平等是資本主義內部的一種趨勢,然而作為交換的必然附屬物的競爭,則往往使這種現象成為跟隱蔽的現實相對立的東西。



參考書目

參看流通條目中的有關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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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削

  馬克思是在兩種意義上使用這一詞的(按:exploitation一詞還可作“利用”的解釋——譯者):一個是一般的意義,即為潛在的利益而利用某種東西;比如開發自然資源、利用政治形勢或利用道德偽善,他曾寫道:“身為父母的工人,令人十分憤慨地象十足的奴隸販子那樣販賣兒童。……資本主義的偽善們,卻在那里攻訐這種他們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並加以利用的獸行”(《資本論》第1卷,第434—435頁中的注122)。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剝削是一個實用的、包羅一切並具有獨特辯論力量的貶義詞,馬克思就把它主要用於攻擊資本主義。
  它所具有的另一個更確切的含義,使它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主要概念。在任何社會中,只要其中的生產力的發展超出維持人們生存的最低限度的需求,從而有潛力發展、改變和維持自然的代謝,生產的剩余便可能產生剝削,這是階級社會的基礎。當一部分人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歸另一部分人支配時,就出現了剝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各個階級的存在雖只是就彼此的關系而言的,但這種關系則取決於一定生產方式中存在的剝削形式。是剝削導致了階級沖突,因此,不同類型的社會,其中的各個階級以及為任何社會提供動力的階級沖突,都可以具有產生剝削的獨特方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剝削表現為工業資本家榨取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但其它的剝削階級或階層也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參看資本的形態和收入條目)。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是靠所有權,因而資本主義的被剝削的階級即無產者,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來維持生存,雖然他們所擁有和出賣的勞動能力的具體素質也把他們分為若幹不同的部分(參看勞動過程;分工;中等階級;階級意識條目)。
  資本主義不同於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資本主義的剝削通常並不采取直接的暴力幹預,也不利用非經濟的手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的具體特征,特別是它與交換過程相聯系的方式而引起的。資本主義生產其所以產生剩余價值,是因為資本家用與工人勞動力價值相等的工資來購買工人的勞動能力的,但是由於資本家控制著生產,所以他們榨取的勞動大於他們所付工資的等價物,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把剝削看作是由勞動與工資的不等價交換造成的,馬克思與他們不同,在他看來,勞動與勞動力是有區別的,後者按其價值進行出賣,而前者則創造了剩余價值。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剝削是在參與者背後,是在自由和平等交換的虛偽口號下進行的(參看商品拜物教條目)。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於自己的自由意志。……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但如果讓我們)同貨幣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一道,離開這個嘈雜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領域,跟隨他們兩人進入門上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吧!在那里不僅可以看到資本是怎樣進行生產的,還可以看到資本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賺錢的秘密最後一定會暴露出來“(《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但“賺錢”恰恰是資本家的剝削。它的秘密引起了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而且馬克思揭露了這一秘密以來,傳統的經濟學仍一直致力於再次掩蓋其真相。以前的生產方式並不需要上述的腦力勞動去揭露、展示和重新掩蓋其剝削方式,因為在以前的各種社會中,剝削方式是很明顯的,付出多少天勞動,或統治階級的代表索取多少谷物。資本主義是唯一把它的剝削方法隱藏在交換過程背後的社會,因此,為了洞察它,就必須對社會經濟過程進行研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使用的或適用於這種生產方式的計量剩余價值的方法,也掩蓋了剝削。因為利潤率(S/[C+V])是剩余價值同包括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全部預付資本相比來衡量單個資本獲利的大小的,即它是根據全部預付資本的量來占有剩余價值的份額的。但是隨著資本的擴大,利潤率會下降,從而掩蓋了剝削率會同進上升的情況,剝削應定為為剩余對必要勞動之比,所以剩余價值率是S/V(剩余價值/可變資本)。

利潤率趨於下降

  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是馬克思對導致資本主義積累的長期有規律運動的各種基本力量進行分析的結果。在長期的加速發展之後必然出現減速發展的相應時期,最終導致普遍的經濟嚴重失調。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就是這樣一個時期,而且根據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資本主義世界將會再一次瀕臨於這樣一種危機時期。應當指出的是,這種普遍化的經濟危機(參看經濟危機條目)完全不同於由諸如莊稼歉收、貨幣失調等特殊事件所引起的商業周期或局部危機這樣一些短期的周期性波動。商業周期和局部危機的原因可以用較具體的因素來說明,它們的周期性波動可以說是附屬於長期周期性波動的(見“參考書目”2)。一旦潛在的條件成熟它們就會觸發總的危機這一事實,只是突出了首先分析潛在傾向本身的重要性。
  資本家活動的動力是獲取利潤的欲望,正是這種欲望使得每一單個資本家不是不在兩個方面進行搏鬥:一是在勞動過程中,為生產剩余價值而同工人進行鬥爭;二是在流通過程中,為以利潤形式實現剩余價值而同其它資本家進行鬥爭。在同工人進行較量的過程中,機械化是增加剩余價值生產的主要手段;而在同其他資本家抗衡的過程中,降低單位生產成本(單位成本價格)則成為競爭的主要手段。
  簡而言之,馬克思認為較先進的生產方法將包括工廠的規模更大、資本集約程度更高,在這些工廠中就通常的使用能力而言,單位生產的成本將比較低。增大每單位產出的固定資本的數量,是實現大規模經濟的主要手段。因為規模較大的工廠可以使一定數量的工人把較大數量的原料相應地加工成較大數量的產品,原料和每一勞動力的工時產值都同時增加了。同時,每單位產出的固定資本較大,意味著每單位產出的折舊費用和輔助材料(電、煤等)的費用均較高,因此,對較先進的生產方法來說,資本化(單位產出的預付資本)的程度較高,意味著單位非勞動成本(單位不變資本C)也較高,而較高的生產率則意味著單位勞動成本(單位可變資本V)較低。總的來說單位生產成本C+V必然下降,所以後者的影響抵銷前者的影響必然是綽綽有余的。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當現存的技術和知識達到極限時,單位產出投資的追加將使單位生產成本下降的幅度變小,可以看出,這意味著采取最低成本的方法,其利潤轉換率也就比較低,從而(根據置鹽定理)會導致一般利潤率的下降。
  可以看出,上述模式意味著較先進的方法易於實現較低的單位生產成本,但這往往以較低的利潤率為代價。不過,競爭迫使資本家不得不采用這些方法,因為單位成本較低的資本家可以以犧牲其競爭對手的利益來減低價值、進行擴張——比如通過在市場上占有較大的地盤來抵銷其較低的利潤率的損失。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筆資本都力求在市場上占據盡可能大的地盤,並竭力排擠、排除自己的競爭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冊,第552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範疇,上述過程可以用以證明即使實際工資和勞動日的長度及強度不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也會快於剩余價值率的增長,所以一般利潤率的下降不受勞動力方面任何變化的影響(見“參考書目”4和5)。
  馬克思指出,各種起反作用的因素會減緩利潤率的下降,甚至能暫時扭轉這一趨勢。提高剝削程度、減低工資、使不變資本變得便宜、發展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工業、輸入廉價的消費品或生產資料、以及把資本轉移到有廉價勞動和自然資源的地方去,都可以提高剝削率、降低資本的有機構成而達到提高利潤率的目的,但是,因為這些反作用的趨勢恰恰是在嚴格的範圍之內起作用的,所以利潤率的長期下降表現為一種占支配地位的趨勢。
  利潤率下降的趨勢,通過其對總利潤量(利潤總和)的影響,而導致普遍的危機。就已經投入的資本來說,利潤率的任何下降都會減少利潤總和;另一方面,積累會增加預付資本的股份總額,因而只要新資本的利潤率呈正數,也就會增加利潤的總和。因些,利潤總和的運動取決於兩種結果的相應的力量。但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會逐漸削弱投資的刺激,而隨著積累的下降,負效應就開始超過正效應,直到在某一階段利潤總和開始出現停滯。危機就是在這一階段開始出現的,雖然其具體形式受具體的制度和社會的因素制約。順便應當指出的是,上述過程意味著利潤總和呈“長期波動”的趨勢,先是增加,然後減少、停滯、最後陷入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積累的長期波動現象,可以用利潤率的長期下降來解釋,這同(比方說)曼德爾所認為的利潤率呈上升和下降的趨勢正好相反。
  反對這一理論的人一般都爭辯說,在資產階級的“完全競爭”的經濟概念中,這樣一個過程在邏輯上是被排斥在外的;還說無論如何經驗的證據並沒有證實這一理論。無論哪能一種情況,只要對它們賴以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和(或)數據進行批判性的考察,就很容易證明上述兩種看法哪一個也站不住腳,(見“參考書目”4、5、3和1。按:書目3的作者佩爾洛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書目1的作者哥登則是一個傳統的經濟學家,他們兩人都發現估計資本股本的傳統方法大大低估了資本股本,而這反過來又意味著大大過高估計了利潤率)。
  在其它情況相同的條件下,工資較高,工作條件的改善都會直接降低利潤,而且也會進一步推進機械化,從而加倍地加劇利潤率下降的內在趨勢。然而,正如馬克思所強調指出的,這些和其它一些主要在制度改良方面所作的努力,必然只能在由盈利性、資本的流動性以及全世界的競爭所嚴格限定的範圍內起作用,因而依然要受資本主義積累的基本動態的制約。對國家幹預的局限性,也可以作類似的論證。
  每一次危機都會加速弱小資本的全面崩潰,沈重地打擊勞動力。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恢覆的“天然”機制。每一次成功地恢覆又導致更大程度的集中和積聚,而且一般都會使長期利潤率和發展速度減低。因此,雖然其間的矛盾不斷激化,但在工人有足夠的階級覺悟和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之前,並不會出現最後的危機(見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學說》,1978年英文版,第201—204頁。參看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經濟危機條目)。




參考書目

① R.哥登:《罕見的事件》,1971年英文版。
② 恩·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1972),1975年英文版。
③ V.佩爾洛:《制造業中的資本與產出比率》,1966年英文版。
④ A.沙克:《政治經濟學和資本主義——評多布的危機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馬克思的競爭與完全競爭的比較》,1980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新李嘉圖學派的經濟學——代數學的富有和理論的貧困》,1982年英文版。


虛假意識

  參看意識形態條目。


家庭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依然支配著馬克思主義的家庭觀。恩格斯論證說,資產階級家庭是建立在丈夫與妻子之間的不平等的物質基礎之上的,後者生育財產的合法繼承人以換取膳宿。他把這種關系看作是一種賣淫,並把這種以實利為基礎的資產階級婚姻同只有在無產階級中才能發展起來的“真正的性愛”進行了比較;在無產階級那里,由於雇傭勞動,丈夫和妻子都獲得了受剝削的平等地位。
  這一分析雖然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說都易於受到批評,但它依然是對家庭所作的唯一的唯物主義的說明,而且在試圖解釋不同階級所特有的不同家庭形式方面有相當大的貢獻。但是,恩格斯的闡述是以尚有疑問的路·亨·摩爾根的進化的人類學為基礎的,把無產階級家庭中明顯的男人統治輕描淡寫地說成說“殘余”,而且沒有考慮家庭分工及壓在婦女身上的重擔;婦女除了照顧孩子和料理家務外,還要從事“額外的”雇傭勞動。
  盡管有這些批評,但正如莫利紐克斯(見“參考書目”1所認為的,恩格斯考察的主要之點已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的官方家庭政策的基礎。蘇聯就可以作為這種政策的典型。一方面強調婦女投身於生產性的社會勞動,另一方面由於社會提供照顧兒童的設施,官方的意識形態則宣揚“勞動母親”的地位。列寧本人就竭力主張實行家務勞動的社會化,但正如女權運動評論家(參看女權運動條目)所指出的,對這種社會化的理解,從未把男人也包括在從事家務勞動的行列之內。在這方面,古巴的家庭法典體現了社會主義家庭改革的唯一進展,它責成丈夫與妻子一起平等地從事家務勞動和照顧兒童。
  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在恩格斯所提出的觀點之外再獨立地對家庭進行什麽分析,而且事實上表明,他本人的家庭觀是自然主義的和非批判的。比如,馬克思在論述工資和勞動力的再生產時,往往暗示工人是男性,婦女和兒童只不過是替代勞力和廉價競爭的威脅性的因素,馬克思並沒有對他的這種假定提出任何辯解。
  在作為一個整體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家庭是一個長期有爭議的主題。《共產黨宣言》提出“消滅家庭”,但這種號召已逐漸變成為消滅資產階級家庭而支持無產階級家庭即社會主義家庭的方案,它已經遠不是那麽咄咄逼人了。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家庭“往往是以假定的異性愛的一夫一妻制為基礎的,遠沒有達到以一般激進思想批判家庭的程度。因此,馬克思主義的關於家庭的思想,比起空想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的立場來,往往並不那麽具有毫不妥協的批判性。
  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的家庭分析在法蘭克福學派的認識中達到了自己的高度,家庭被看作是一種社會的機構和意識形態,盡管其一切現象的特征具有私人性。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辯論常常轉而涉及這樣一些流行的難以解決的問題,家庭是已被國家“接管”了,還是處於“衰落”的過程中。
  最近的馬克思主義的家庭分析集中於兩個領域。一是對不同的家庭形式作歷史的解釋。許多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都同意這樣的說法,即今天西方占統治地位的家庭形式具有19世紀的作為一個階級的資產階級的的特色;而這一認識已使家庭形式隨著歷史的變化而按照階級、種族集團等等有了更為明細的分類。另一種分析的主要興趣,在於用精神分析的含義去解釋家庭——當然這種探討在馬克思主義內部尚有爭論。
  分析家庭碰到的最基本的問題,是家庭的定義。家庭一詞歷史上的兩個明顯的含義——(1)親屬關系的安排和(2)家務勞動的組織——業已趨向於合為一個概念,即生活在一起的親人。然而,必須承認,意識形態對家庭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上述形式上的定義。




參考書目

① 馬克辛·莫利紐克斯:《新與舊的社會主義社會——爭取婦女解放的進步》,1981年英文版。
② 馬克·波斯特:《家庭的批判理論》,1978年英文版。
③ 丹尼斯·賴利:《家庭的左翼批判》,載《社會中的婦女》,劍橋婦女研究小組編,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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