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奴化的武器 —— 从马克思到斯大林-日丹诺夫体系

左翼社会党人

一、 马克思与马克思的批判

德国古典观念论运动从康德开始，经过费希特、谢林等人，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随后，马克思继承黑格尔的哲学，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对二者的思想进行发展。1844年，马克思探索用“现实的人”的概念来替代黑格尔的抽象概念，写作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里发展出了“异化理论”；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并且清算了二人从前的哲学信仰，同时也批判了之前马克思头脑中的“人的本质”和“异化”的哲学概念，人们在其中生活和劳动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取而代之成为被研究的对象。

1848年革命前夕，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了一份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逃离德国迁居伦敦。这时，马克思才真正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科学研究。随后，他计划撰写多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直至逝世都在为这一计划而工作，但在其生前极少有这部分的内容出版。（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的第二、三卷）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针对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明性前提，从而实现了一种方法论层面的的“决裂”。这种“决裂”是一种超出古典经济学概念的批判，其主要目的在于批判，而不是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批判简单来说有三大要点：

第一，马克思不是从个人主体的预设出发，不是从个人行为的视角出发，而是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考察现代经济过程的。在马克思之前的许多经济学家是从个人主义的假设出发，将交换当成人的自然本性，预设了这样一种人性，从而论证商品交换机制的合理性。然而，马克思不是基于个人主体的思考而建立起价值理论的，马克思想要通过价值理论来揭示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身处其中的个人只能遵从这一结构——个人的商品交换只是遵循着市场经济的逻辑。因此，马克思是在分析完商品和货币的性质之后，才转而从作为“商品的代表”的商品占有者的行为视角来考察商品交换，并且强调，这些商品交换者遵循特定的社会结构而行动，而他们的行动必然带来货币这一结果。马克思索要做的，不是为劳动价值论提供新的证明，而是要转换一个思考的角度，去揭示那种使得劳动价值论得以实现的现代社会的特殊的形式规定（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马克思不是从自然的、生理学的角度探讨抽象劳动问题，而是从历史性、社会性维度。马克思所分析的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以及这种商品所蕴含的劳动二重性。商品的价值来源于抽象劳动，但是抽象劳动是不可见的。抽象劳动不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概念，其出场完全是基于现代社会经济的交换过程，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构成抽象劳动之基础的抽象才得以完成。也因此，抽象劳动不可能被物理性的实践所衡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虽然是劳动价值的来源，但不可能被直接衡量。说到底，抽象劳动是一种在交换过程中构建起来的有效关系：在交换中，被耗费的具体劳动充当了特定量的形成价值的总劳动。“充当”是一种社会性的指认，而不是一种生理学、物理学的物性指认。只有在现代“交换社会”中劳动才现实地被当作是抽象的，这种现实而不可见的抽象只能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总体意义上的关系规定性。

第三，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具有关系性的特质，马克思借此反对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价值——作为实体主义的理解。尽管马克思明确提到了“价值实体”这样的概念，但是“价值实体”也不能被“实体主义地”理解为类似物质性的事物。马克思本人反复强调，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是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如果价值实体是指可见的商品的物性，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幽灵般”可言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常把价值表述为一种实体般的存在，他似乎可以天然地、孤立地存在于商品之中，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劳动创造价值”就如同往一个空瓶子注水一样那样看得见摸得着，而其中的背景下的社会关系可以完全忽略。然而，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固然外在表现为物的属性，却不是真正暗含在单个的物之中的，而不过是生产者个人劳动和社会总劳动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我们不仅无法在单个商品中把握价值对象性，甚至也不可能只在商品的生产环节把握价值的规定性，而只有将流通过程纳入进来，只有在交换中，个人劳动和社会总劳动的关联才会现实地表现为价值，价值实体的对象性才得以现实地出现。表现价值和价值量的社会关系，既不是在“生产”中，也不是在“流通”中，而是在生产“和”流通中建构起来的。这样一种关系性、过程性的价值理论才是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地方。

二、“马克思主义”的流变

在理论创作的同时，马克思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864年，他在伦敦以权威性的身份参与了第一国际的创立。对于各国的社会民主党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扮演着一种“智库”的角色。尤其是恩格斯，为社会民主党撰写了一系列通俗化文章，尤其是《反杜林论》。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人们越来越需要一种“世界观”，一种提供对于世界的完整解释的指导思想，能够对所有问题给出答案。在早期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弊端被消除、依赖工资的日常生活在相当程度上稳定之后，一种专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文化发展起来——在这种氛围中，形成了一种对全面的精神指引的需要，来抵抗占据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恩格斯不仅批判了杜林，而且还想要分各个领域、以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立场”加以对抗，由此他也就奠定了一种“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也使得社会民主党的宣传乐于接纳，并将其变得越来越通俗。

作为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恩格斯第一个提醒人们要关注和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但却错误的解释了这种关系——他将黑格尔辩证法转化为自然哲学，没有理解、反而曲解误解了黑格尔，从而曲解误解了马克思，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上是“全方位的世界观”；认识论上是“反映论”。从一定程度上说，恩格斯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康德主义式的修正和篡改。而到了第二国际时期，卡尔·考茨基是这种“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他在恩格斯去世后到一战前，被视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世纪末在社会民主党中以“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名义占据主流的思想，包括了一套相当教条化的内容：非常简单地编制而成的唯物主义、资产阶级进步观念、黑格尔哲学的一些严重简化的要素，以及马克思概念的填充，共同结合成了粗浅的公式、对世界的解释。这种“通俗化”“世界观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别突出的特征，是一种常常更为简化的经济主义、历史决定论（经济主义的观点诸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与政治化是对经济利益的翻译”等；历史决定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必然会导向的历史事件”）。在工人运动中广为流传的，恰恰是这种“世界观马克思主义”。

而到了20世纪，“在黑格尔之前的列宁”（没读黑格尔的列宁）深受将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在1908写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其受第二国际“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证据之一。此外，他还在191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这样写道：

      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绝不同于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

这反映了列宁当时深受恩格斯思想的影响。

但是，从1914年开始，列宁开始阅读黑格尔的著作。他的《哲学笔记》（1914-1916）中这样写道：

     如果对黑格尔全部的逻辑学没有通读和理解，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其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一个人理解马克思！

可见，列宁本人已经发现了“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已经察觉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讲，在列宁这里，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得到“恢复”，列宁也成为了一位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但是，列宁去世后，其人很快被神化，而他在特定语境论战中形成的一系列文章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高表达；同时，斯大林开始执政，以日丹诺夫——作为1934 年以后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最忠实、最得力的助手——为首的苏联学者构筑起一套“辩证唯物主义”的苏式教科书体系，构筑起一套“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传入中国。

日丹诺夫在《日丹诺夫在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五个哲学史研究的“要求”：

      哲学史必须有统一的对象和确切的定义；哲学史研究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成就为基础；哲学史的叙述应当是创造性的，而不应是烦琐哲学式的，它必须与当前的政治任务直接联系；引用的文献应当是经过审查的，是完全可靠和适当的；认为叙述的文字应当是明确易懂、使人信服的。

此外，日丹诺夫还开创了哲学史上的唯物与唯心机械“划分法”，他在那篇发言中说到：

      因此，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毫无疑问，这是用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逻辑去规范哲学史研究，让哲学史研究成为政治权力的顺从婢女，摘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法与革命的因素，倒退回一种“神学”，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地从一种“世界观”转变为一种“宗教”，进一步地从一种被误解的理论转变为一种维护政权的工具。斯大林-日丹诺夫主义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也对当时苏联人民的哲学史观念构成了实质性的影响，妨碍人们面对哲学的历史、思想的历史。同时，在这种“神学化”的“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被限缩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丰富意义与哲学内涵遗失了。直至今日，斯大林-日丹诺夫主义的“幽魂”依旧梦魇般地束缚着当代知识分子，成为束缚我们去真实面对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僵化教条。


参考文献：

斯拉沃热·齐泽克：《重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路易斯·阿尔都塞：《黑格尔之前的列宁》

弗拉基米尔·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卷）》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作者：墨语轻呓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8075700?spm_id_from=333.1007.0.0 出处：bilib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