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一九九二年

　　東歐官僚政權的覆亡以及蘇聯的解體，以最尖銳的方式提出了這樣壹個問題：這些政權的社會性質以及它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到底是怎樣的？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官僚政治在這些社會裏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質的問題。

　　現實的發展無情地批駁了大多數現有的理論。比如，右派的思想家以及像科爾尼洛斯·卡斯托裏亞迪思那樣的假左派壹致認為，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政權是所謂的“極權主義”。也就是說，它們是不能夠從內部被摧毀的，並且能夠無限期地自我再生產下去。1989年至1991年所發生的壹切壹舉推翻了這壹理論；另壹方面，像保羅·斯威齊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壹種已經存在了70年的社會制度不可能是“過渡性”的。但是，如果這種社會制度只存在了72年就徹底垮臺了呢？還能說這種社會制度不是過渡性的嗎？

　　現在在東歐和前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已經提上了日程。這也恰恰是國際和國內各派社會和政治力量對目前事態的看法。那些認為蘇聯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人很難回答這樣壹個問題；如果這些國家已經實行了資本主義，那麽還談何資本主義復辟？僅僅是辯稱國家資本主義不同於私人資本主義是沒有用的。如果二者的差別是屬於質的差別，那麽為什麽要將二者都稱為資本主義？如果二者的差別僅僅是量的差別，因而從壹者向另壹者的轉化僅僅是次要的變化，那又怎樣解釋這壹變化在東歐各國所引起的如此深刻、全面的震撼？價值規律在經濟生活中是不是占統治地位，這決不是無關緊要的問題。在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波蘭和匈牙利正在進行的從壹種社會制度向另壹種社會制度的過渡，也恰恰是圍繞著這個問題。

　　至於那些認為官僚集團是壹個新的統治階級的人，在東歐的壹系列事件面前就更加無所適從了。壹個主動將自己瓦解的“階級”，壹個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自動放棄大部分權力的“階級”——在波蘭和匈牙利甚至沒有任何來自革命群眾運動的壓力，會是壹個什麽樣的新的“統治階級”呢？壹個僅僅存在了四分之三個世紀就再也不能再生產其自身統治的“統治階級”？壹個沒有獨特的社會剩余產品占有方式的“統治階級”？

　　如果不理解官僚集團、工人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和親資產階級勢力之間的三角鬥爭，就不能夠真正認識1923年以後的蘇聯歷史。無論是在1928—1933年的危機中，還是在1941—1942年的危機中斯大林都沒有復辟資本主義；1947—1948年他也沒有在東歐保存資本主義。

　　仿照托洛茨基的說法，我們可以說，官僚集團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野蠻的手段，既沒有建立壹個社會主義的無階級社會，也沒有復辟資本主義。而是維護和發展它自身的權力與特權。雖然它並不具備壹個統治階級所具備的社會經濟基礎，也不行使其經濟職能，但是它確實是壹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集團，因而能夠在不受革命群眾運動直接挑戰的情況下維護其自身的存在。其權力的真正歷史基礎則是獨立群眾活動的衰落與消失。只要這壹條件仍然存在，官僚集團的相對獨立性就能夠保持。

　　從歷史的角度看，蘇聯官僚集團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對蘇聯所施加的壓力的傳送帶，但這並不等於說，在整個的過渡時期裏，官僚集團在每壹次面臨嚴重危機的時候，都是按照國際資產階級的直接利益行事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裏面沒有任何為官僚集團辮護的成分。正相反，官僚集團在歷史的各個時期（在它削弱了蘇聯和蘇聯無產階級的力量以後）對於資產階級和親資產階級勢力所進行的打擊，從來都是伴隨著對於工人和農民的更加沈重的打擊。可怕的、完全不必要的損失和犧牲，從長遠來說，削弱了群眾的力量，也削弱了國家，從而使壹切建設無階級社會所需的新生因素都無從產生。從整體上看，官僚集團在世界歷史中所起的反革命的作用是不容否認的。

　　只有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和蘇聯官僚集團的分析在過去幾年裏經受住了巨大動蕩的考驗。蘇聯社會是壹個後資本主義社會。壹方面由於被切斷了與發達工業國家的聯系，另壹方面又由於官僚主義專政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所以蘇聯社會滯留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它既有可能退回到資本主義，也有可能前進到社會主義——如果官僚集團的權力在政治革命中被推翻的話。除此以外再沒有另外壹種前後壹貫的關於蘇聯社臺及其官僚主義專政的解釋。

　　東歐政權為什麽會垮臺呢？我們可以明確地回答；是由於官僚集團對權力的篡奪，是由於這個集團政治基礎的瓦解。問題不在於掌握權力的人腐化變質了或是受了錯誤思想的影響，而在於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等力量的相互作用。本書所要分析的就是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

　　蘇聯社會的統治集團是壹個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官僚集團。這壹觀點指導著我們對於蘇聯社會各個歷史時期的分析——例如1930年、1937年、1945年、1956年、1970年、1986年和1990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前與之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之前與之後，在赫魯曉夫非斯大林化之前與之後，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初及在1991年8月，政治形勢當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們所表現的都是同壹社會集團的不同的統治形式。同樣的，德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是通過不同的政治形式進行統治的——在1880年是通過俾斯麥，在1900年是通過西澤二世，在1920年是通過魏瑪共和國，在1935年是通過納粹，在1948年以來又是通過聯邦共和國。

　　不僅如此，官僚集團內部的凝聚程度在1950—1970年既勝過了1930—1939年，也勝過了70年代後期。官僚集團內部的凝聚程度既反映丁社會是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抑或是相對不穩定的狀態，又與後者相互作用。官僚集團內部矛盾的增長和尖銳化加速了蘇聯社會和蘇聯國家的解體。

　　我們說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官僚集團的分析是唯壹經受住現實發展考驗的分析，但這並不等於說革命馬克思主義給每壹個問題都準備了現成的答案，完全不是這樣。當我們試圖認識蘇聯社會的過渡，以及蘇聯官僚集團的特殊性質時，我們所關註的主要是這壹社會集團是怎樣產生的，它的權力和特權為什麽有相對的穩定性。而今天的問題卻是，這個社會集團是怎樣衰落的，又是怎樣瓦解的？關於衰落的辯證法不同於關於產生和發展的辯證法。這裏要強調兩個問題。

　　世界資產階級與蘇聯官僚集團在30年代的力量對比（當時正值世界經濟危機！）不同於它們在今天的力量對比。在斯大林主義的上升時期，特別是在1928年以後，官僚集團就像突然發跡的暴發戶壹樣。即使是在赫魯曉夫上臺以後，他仍然有足夠的自信向美國資產階級宣告；“我們將埋葬妳們。”但是在今天，蘇聯官僚集團［註：英文版此處有“like the Chinese”（像中國官僚層壹樣）。——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是處於壹個與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力量對比關系不斷惡化的世界環境中。它不僅深刻地認識到了這種惡化，而且甚至還在主觀上誇大這種惡化的深刻性和持久性。它失去了壹切當年那種暴發戶式的張狂，只剩下暮年的失意。因此，無論是在主觀上，還是在客觀上，它在帝國主義的壓力面前都已經非常脆弱了。在它的內部，相當壹部分勢力已經準備與國際資產階級相勾結了。

　　另壹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美國力量的加強，革命運動的蔓延以及蘇聯官僚集團的犯罪行徑的變本加厲，所以出現了帝國主義國家相互結盟的局面。這與l929—1945年間帝國主義內部深刻分裂的局面有很大的不同。雖然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仍然存在，但是這種競爭是在不破壞共同結盟的前提下進行的。在30年代和40年代，四分五裂的世界市場為“壹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幻想提供了生存條件，但是在後來的幾十年裏，壹直存在著壹個統壹的世界市場，這種幻想便受到了無情的鞭笞。

　　在今天的條件下，以壹次勝利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主義專政只是壹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有可能由於資本主義復辟的得逞而不能得以實現。如果考慮到無產階級、官僚集團和親復辟勢力之間在客觀上的力量對比關系，那麽在俄羅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於在羅馬尼亞和波蘭，工人階級都是有很大力量。在這些國家中，工人階級正在被動員起來，他們的活動在增長，但是，要進行壹次勝利的政治革命，工人階級還必須具備高水平的階級覺悟和自我組織能力，有能力擔當政治上的領導力量，明確地提出工人階級在權力方面的要求。這些條件，現在在東歐各國還不存在，在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存在。

　　在東德，事態的發展進程使我們想起1848年馬克思對法國所作的分析：壹次政治革命迅速地轉化為壹次社會反革命。在東歐其它國家，復辟勢力已經公開亮相；在蘇聯，他們也在迅速集合力量。除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是被聯邦共和國吞並以外，在其它地方，資本主義的復辟還不能說已經是無可回避的結局。事態的發展正在經歷著經典的三個階段。在經歷了普遍的民主狂歡的第壹階段以後，由於工人階級在政治上處於混亂和迷茫的狀態，會出現壹個反革命猖獗的時期。而在第三階段，工人階級，雖然仍然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但是開始捍衛他們的直接的物質利益，奮起反對那些公開的復辟勢力，還有由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民主”政府。波蘭日前正在進入這個階段，其它國家或遲或早也要進入這個階段。

　　要實現資本主義復辟，就必須挫敗工人階級的抵抗，或者使工人階級處於事實上的瓦解狀態，但是，這樣壹種結果決不是事先註定的。在前蘇聯，尤其是如此。在那裏，有著世界上最強大、技術水準和教育水平最高的工人階級。這個巨大的社會力量壹旦覺醒，壹旦開始以獨立自主的姿態參與政治活動，就必然會引起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歷史進程中最積極的變化，其影響可以大大地抵消乃至逆轉東歐的消極發展。盡管如此，客觀事實是，東歐和蘇聯的工人階級的覺悟仍然停留在比較低的水平上，這就給了復辟勢力以可乘之機。

　　我們得承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嚴重低估了斯大林主義和官僚主義專政對工人階級的壹般覺悟所造成的長期的、災難性的影響。這些國家絕大多數的勞動者從他們的生活經驗中認識到，官僚主義專政不能滿足他們對於消費水平和自由的願望。幾十年來，斯大林主義者壹直灌輸說，這些官僚主義政權就是社會主義政權。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宣傳也隨聲附和。因而斯大林主義的破產，在這些勞動者看來，似乎就是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壹切形式的社會主義的破產。在他們中間，出現了壹個巨大的意識形態的和思想上的真空。而社會就像自然界壹樣是討厭真空的。各種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想潮流，從親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到宗教原教旨主義、種族沙文主義和公開的法西斯主義，於是都乘機滲入這些社會並得以大舉擴張。要重新具備奪取和直接運用國家權力所必須的思想覺悟和政治領導能力，也就是說，能夠領導壹次勝利的政治革命，蘇聯和東歐的工人階級就必須經歷壹系列的群眾性的鬥爭，從中學習實際的經驗。宣傳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沒有任何宣傳和教育能夠代替這種經驗。這是群眾的集體覺悟的真正源泉。任何要繞過這壹長期的和痛苦的過程、尋求某種捷徑的企圖（例如，企圖搞新的包辦替代主義），都只能招致新的災難。

　　在世界範圍內，各種左翼思潮和流派今天都面臨著同樣的壹些問題。為什麽會出現蘇聯和東歐這樣的悲劇？它的深刻的歷史根源是什麽？怎樣防止悲劇重演？社會主義事業還有沒有前途？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覆亡了，社會主義還能幸存嗎？沒有壹個系統的關於工人官僚的理論，也就是關於從工人階級的組織和工人國家中產生出來的官僚的理論，就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這些問題。這正是本書要解決的問題。

　　官僚集團是壹頭多面怪獸，它既有經濟根源，又有制度根源。它的發展過程是壹系列政治、戰略抉擇的結果，又在意識形態的自我調整和蛻化的過程中得到反映。它竊取權力的過程是以幹部的逆向選擇機制為媒介的。本書的前三章，分析的就是官僚化過程的各個方面。這三章的指導思想，是將官僚集團定義為將原由群眾自己行使的行政職能據為已有的壹個新的社會階層。這是由於，在工人運動和工人國家的執政黨內部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工。工人因而受到從他們自己當中分化出來的人的管理和統治，受到他們自己的“公仆”的壓迫和剝削。

　　自從2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基本上了解了在蘇聯出現這種壓迫的經濟根源和後果。羅莎·盧森堡在1918年揭示了這種壓迫的制度根源和後果，左翼反對派和拉科夫斯基在20年代作了精辟的分析，托洛茨基在30年代則做了權威性的總結。在蘇聯的“公開性”時期又發表了大量有關“蘇維埃熱月”的很有感染力的材料，但是就基本的分析來說，這些材料並沒有增加什麽新的東西。

　　在蘇聯及其同類的國家裏，工人官僚的兩面性和矛盾性最清楚地表現在行政權力和貨幣財富的關系中。官僚集團的非資本主義性質體現於這樣壹個事實，那就是它的統治主要不是通過掌握貨幣財富，而是通過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另壹方面，它的非社會主義性質則體現於它無法使自己擺脫貨幣和貨幣財富的影響。而這個集團不能夠成為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則是體現於如下的事實，即它無法將自己從權力壟斷和貨幣權力相交雜的狀態中解脫出來，無法建立起全新的統治機制。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存在著國家、準國家機構和私有官僚機構不可否認的增長，這壹問題將在第四章中討論。這些現象必須置於階級權力的框架中來理解。在任何地方，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都不曾破壞貨幣財富的統治地位。正相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權力歸根結底是貨幣財富的體現。而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貨幣財富歸根結底是附屬於政治權力的。在壹定條件下，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可能會具備超乎尋常的相對獨立性。這種情況不是為壹些私人貨幣財富的原始積累提供便利，就是成為某些人進入資產階級上層的手段。

　　所謂“世界範圍的官僚化”的說法，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錯誤認識的基礎上的。這種說法要能成立，就得假設：大公司對於物質財富生產和分配的主要機制的控制，因而對全社會的控制不復存在。而事實是，在任何壹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都無從談起。

　　在各種各樣並行的——但並非同壹的——官僚化過程的背後，包括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官僚化、資產階級國家的官僚化和私人大公司的官僚化，都有著兩個共同的社會根源：即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衰落以後，日益增長的社會和經濟生活復雜性；以及隨著世界無產階級的力量在客觀上的增長，隨著現存權力結構被破壞、被推翻的可能性的增長，壹切統治階級和統治集團都迫切要求加強對工人和壹切被統治人民的統治。各種各樣的官僚機構，都是以上兩種社會現象的產物。

　　因此，不是由於工人階級的弱小，而恰恰是由於工人階級的相對增強和局部的勝利，才造成了官僚機構得以發展的條件，只要這些勝利還停留在局部的水平上，只要這些勝利還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局部的失敗。歸根結底，官僚化的現象反映了自1917年以來在世界範圍內階級力量對比不穩定、不平衡的局面。世界無產階級沒有能夠在十月革命之後將革命發展到先進的工業國家，從而將社會置於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自覺控制之下。帝國主義方面也沒有能夠在全世界範圍內恢復其統治，沒有能夠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受到決定性的挫敗。這種不穩定、不平衡的狀況，是不能夠長久持續下去的。各種官僚機構的命運最終取決於世界範圍內階級鬥爭的結果。

傑瑞米柯賓

從這壹觀點出發，德·曼以及晚期的索萊爾和希法亭都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麽大多數工人經常不理解正確的觀點？除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壓力之外，他們的激情、幻想、本能沖動、追求物質利益之上的“各種價值”的欲望等，根植於哪些非理性的動機？

　　以上兩種理論當然不是毫無聯系的，它們在壹定程度上是可以結合的。兩者的基本區別可以十分簡單地說明如下；按照前壹種觀點，妨礙工人獲得更高水平的階級意識的主要障礙，是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體認到的直接的自身利益。而對後壹種觀點來說，工人不接受更高的階級意識，與他們體認到的這種直接的自身利益無關。在我們看來，第壹種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雖然也可以從“心理學”流派中汲取洞見。

　　在很多理論家看來，這些障礙證明，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階級擁有這樣的組織和領袖是他們該得的。例如，按照奧托·鮑威爾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宿命論解釋，歷史是不可能按照其他路線發展的。如果在俄國及中歐事情不遂人意，那是因為客觀條件不允許群眾運動的高潮達到足夠強大的程度。也就是說，無產階級自身的缺點是官僚化的根本原因。

　　這種推理的問題在於，想要證明太多，實際上卻幾乎什麽也沒有證明。如果群眾總是擁有他們只該擁有的領袖，那又怎麽解釋若幹領導集團和政黨在工人運動內部彼此競爭的現象？為什麽這些傾向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會如此劇烈地發生變化，有時是在幾個月之內？為什麽在客觀條件幾乎相同的國家，在工人運動內部工人民主的發展程度會有這樣大的差別？

　　結論是：思想意識上的真正矛盾只有在實踐中，通過實際的階級運動的發展，才能求得解決。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的先進形式，以及更高水平的階級意識的相應形成，有利於將群眾行動轉化為對資產階級秩序的直接挑戰，但是建設壹個先鋒隊式的黨，是走向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的基本條件，如果不是充分條件的話。

　　以集中化的工人組織有可能官僚化為由而屏棄壹切這樣的組織——甚至於摒棄壹切在個別勞動場所以外的組織——是剜肉補瘡的做法。不管主張這種觀點的人是怎樣看的，這種退回到原始狀態的做法從根本上排除了工人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因為工人的自我解放只有在社會整體的水平上才能實現。至少有壹些反對任何工人組織的理論家們按照他們自己的邏輯最終將他們自己與資產階級社會壹體化了。

傑瑞米柯賓

這壹意識形態上的自我否定顯然是在故弄玄虛，它充滿了爆炸性的矛盾。在現實生活中，任何壹個具有些微覺察力和智慧的人每天都可以輕易註意到這壹點。所以，這壹意識形態招致了大量的懷疑和理性的拒斥，只能通過使謊言制度化才能強加於不輕易順從的社會，而這又帶來了廣泛的拒絕。要維持這壹局面就必須采取高壓政策，這主要是針對知識分子，但是也針對工人。宣傳“反革命思想”罪（“誹謗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反社會主義宣傳”等）寫進了刑法，觸犯者被判以重刑，囚禁於監獄或勞改營。這樣，官僚制在否認自身存在的同時也否認了社會現實本身，有效地束縛了所有社會科學，使之不得發展。

　　這壹切不是產生在真空中，而是產生在仍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社會結構中，這壹事實，使這壹社會易於受到爆炸性壓力的影響。官僚集團專政的結果使馬克思主義變成“國教”，在群眾眼中喪失了威信，但是只要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廣為流傳，就肯定會有些人從他們那裏尋找分析工具來解釋官僚制之謎，它是怎樣產生的，它意味著什麽，它怎樣才能被克服。對於官僚集團來說，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就像壹句話所說的那樣：發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

　　這是官僚集團繼續引用馬克思主義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自從蘇聯出現熱月那時起，官僚集團就找不到出路何在。而且，以辯護論的目的對社會科學加以歪曲利用壹旦達到壹定程度，社會科學就會從官僚專政的支柱轉而變成反對它的定時炸彈。神秘化變成了自我迷惑。官僚集團越來越不能看清、不能理解在它眼前發生的社會變革過程。它再也不認識它自己的國家了。不過，由於這壹切削弱了它維護自己統治的能力，所以官僚集團不得不放松加諸社會科學的桎梏，這是戈爾巴喬夫實行公開性的原因之壹。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仍是官方意識形態，所以社會科學的復興就不可能像官僚集團中的“改革”派所期望的那樣是純粹經驗主義或實用主義的，而是越來越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分析的復興交織在壹起。今天蘇聯正展開壹場關於作為壹種社會現象的官僚制——不同於官僚主義習慣和思維方式這樣的問題——的討論，這場討論比20年代的辯論深刻得多。雖然只有兩年的時間，但是這場討論的深度及復雜程度即使沒有超過、也已經達到了西方50年壹貫的理論研究所達到的水平。

　　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由於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其他社會批判思想的復興與挑戰現行秩序的新的社會運動和群眾行動結合在壹起，所以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官僚制的認同危機。特別是當他們面臨工人階級的挑戰時，壹些官僚不得不提出壹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是什麽人？共產黨人還是自封為共產黨的那個政黨的成員？我們應該忠誠於黨還是忠誠於工人階級、人類解放和馬克思主義？如果黨現在承認它並不永遠都是正確的，那麽我們是否要憑自己個人的良知，在特定情形下抉擇什麽是正確的、什麽是錯誤的？我們是否可以真正自由地辯論所有這壹切呢？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在黨外？只能與黨員探討還是也可以與工人和批判的知識分子討論？

　　這樣，所有那些在官僚化和窒息工人民主的過程剛開始時所提出的重要問題，至少在壹部分官僚及其理論家的頭腦中（而且不僅在頭腦中）又浮現出來。在斯大林和後斯大林時期的官僚、理論家和追隨者的心中，可怕的罪惡感開始燃燒。他們為可怕的罪行或對這些罪行進行過系統的掩蓋而感到羞愧，其中有不少是對他們自己黨內的同誌犯下的罪行。在他們額頭上閃亮著弒兄者的印記。

　　在以往，任何罪行都可以解釋為必須的、不可避免的、較小的罪惡、不幸的錯誤。現在，這些違反了壹切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利益的可怕的罪行，被嚴正地指出來了。只有最玩世不恭及道德低劣的人才試圖否認或減小他們的罪惡。

　　值得註意的是，那些曾與東歐最大的工人階級起義對抗過的人，也坦誠地認識到了所犯的罪行、認識到需要作自我批評，我們指的是匈牙利斯大林主義者。早在1956年革命開始之前，納吉·伊姆雷，壹個忠實的共產黨人，就對整個拉科西時期作了再評價，他把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存在看成是該黨蛻化的主要原因：

　　“機關居於支配地位和民選機構的衰落，相應導致黨的領導更多地采用行政方法，這對於我們黨來說並不是新生事物。這是六月之前黨的領導的典型方法。我們無法改變這壹切，這非常糟糕，因為蘇聯同誌，特別是赫魯曉夫同誌多次提醒我們它的危害：實際上是機關在領導我們，在壓制黨〔但是‘蘇聯’同誌忘記提及這在蘇聯早在1923年就已經發生了——曼德爾〕。在黨內民主、批評與自我批評領域內不斷增長的壓力、恐怖和恐嚇，與機關所具有的支配作用和在黨內生活中越來越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是緊密聯系在壹起的……“對派性的指責源於對黨內生活原則的曲解。對那些否定黨員擁有討論黨的問題、辯論和交流意見的基本權力的人來說，黨員的每個政治見解都是在搞派性；他們認為黨員只能在黨的書記在場或在機關成員的監督下才能討論黨的生活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或國際領域的問題；他們覺得討論只能依據特定的原則、或者從預先決定的觀點出發並在有限的範圍內進行，換句話說，只能在左翼極端分子和黨的官僚願意容忍的條件下進行。”

　　納吉·伊姆雷毫不猶豫地指出，斯大林主義者在匈牙利制造的是工人國家在現實中的蛻化。

　　“權力的蛻變嚴重危及社會主義的命運和我們社會制度的民主基礎。權力被不斷地從工人手中搜取並轉而反對他們。人民民主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壹種形式，其權力由工人階級行使，並依賴於兩個大的勞動群體——工人和農民——的夥伴關系。很明顯，人民民主專政正在被黨的專政所代替，這種黨的專政並不依靠黨員，而是依靠個人獨裁，並力圖把黨的機關、並通過這些機關把黨員變成這壹專政的工具。它的權力毫無社會主義或民主主義精神，體現的是少數人獨裁的波拿巴主義的精神。它的目標不是由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教誨決定的，而是由不惜代價、不擇手段地維護的獨斷專行的觀點所決定的。”

　　納吉在壹套給定的倫理－道德標準（我們更願意稱之為倫理－政治標準）和反對工人權力的官僚化蛻變的鬥爭之間，正確地建立起聯系，這預示了30年之後在蘇聯所展開的規模更大的辯論，並重復了蘇聯共產黨左翼反對派早在1923年就提出的觀點。由全體黨員和廣大群眾負擔的官僚集團牢固的物質特權，加上物質上的壓力（更不用說壓迫），形成了壹種處處彌漫著憤世嫉俗情緒的社會氛圍，腐敗十分猖撅。

　　“群眾訴訟案〔即形式上的公開審訊——曼德爾〕的指導者和組織者、對虐待及殺害無辜群眾應承擔責任的人、國際挑釁的組織者、破壞經濟者、浪費公共財產的人坐在領導位置上，他們濫用職權，不是對人民犯下嚴重罪行，就是逼迫他人犯罪。這與公眾的道德觀是不相容的。必須從公眾、黨和國家機關中間清除這些因素。”

　　“物質上的依附迫使人們放棄個人價值觀和信念，這與公共生活的道德觀是不相容的。不幸的是，很大壹部分人是這樣生活的。這實際上應該看做是我們社會的壹個弊端。經濟和政治結構的過度集權是個人獨裁不可避免的伴隨物。在公眾生活中，反對意見不僅被壓制，而且以剝奪生命的方式受到懲戒；發表反對意見的人被從社會中驅逐出去，完全不理會憲法中規定了的人權和公民權；從根本上反對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傾向的人們被禁止工作。這是怎樣壹種政治倫理呵？……”

　　“這不是社會主義倫理，而是現代馬基雅維裏主義。強大的物質依附，賺取面包的渴望，正在戕害高尚的人類美德。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應予充分發展的美德是：勇氣、決心、真誠坦蕩、堅持原則和力量，領導們卻以妄自菲薄、懦弱、偽善、缺乏原則和謊言取而代之。公眾生活的蛻變和腐化以及社會中相應發生的個性的退化，是在我們眼前發生的道德壹倫理危機的最嚴重的表現……欺騙和追求名利在公眾生活中危險地蔓延著，並深切地影響著人們的倫理觀和榮譽觀；人們相互之間越來越不信任；懷疑和復仇的氛圍腐蝕了社會主義倫理的基本特征——人本主義；取而代之的是在公眾生活中出現的冷漠的殘酷無情。這是我們社會生活的道德現狀展現給我們的驚人畫面。”

　　布達佩斯警察總長科伯奇·山多爾，在可能範圍內最清晰地表達了官僚們所感受到的認同危機，這些官僚還沒有徹底斬斷與無產階級的紐帶。他是工人的兒子，本人以前也是壹個工人，1956年10月轉向了革命壹邊，變成了克格勃特別厭惡的人。他險些與納吉·伊姆雷壹樣被判處死刑。他被捕後，當被問及身份和職業時，不知道怎樣回答：

　　“我張開口。使我非常驚愕的是，我意識到我再也不知道了。布達佩斯警察總長？不。在北方山林中遊蕩的年輕鋼鐵工人？不。父親的孝順兒子？寵愛女兒的父親？艾倫·杜勒斯雇傭的間諜？赫魯曉夫和納吉·伊姆雷的追隨者？抑或卡達爾·亞諾什的追隨者？壹具空蝸牛殼？壹片雪花？另壹片剛剛落在我額頭上。”

　　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有三位著名作家用文學寫出了這種精神分裂。最令人動容的例子是前文化部長約納斯.R.貝徹爾，他加入了反對他的終身摯友盧卡奇的鬥爭，這場鬥爭又使得另壹位朋友堅卡，以及沃爾夫岡·哈裏希長期身陷囹吾。在壹封給統壹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的極盡奴顏卑膝之能事的信中，他解釋說他怎樣愛戴斯大林，誠摯地寫詩歌頌他的榮耀，他怎樣因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報告而震動，但並沒有就“無條件遵守黨的紀律”而得出任何負面結論。但與此同時，他偷偷地寫下了壹系列言辭激烈的詩歌，斥責那些向警察告發自己的同誌並用短短幾行字的告發信就將這些同誌殺害了的作家。詩歌以壹名告密者的自殺結束：“在那之後，妳再也不能像人壹樣生活。他用獵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個案例是小說家史蒂芬·赫爾姆林。蘇共二十大之後被采訪時，他說他不知道莫斯科的審訊是建立在捏造的基礎上的，但是即使知道，他也不會譴責他們，因為這只能對反希特勒的唯壹堡壘即蘇聯的敵人有利。後來，赫爾姆林意識到只有真理才是革命的，必須不惜壹切地說出真理，可能的話，甚至冒被開除出黨的風險。

　　意識形態上精神分裂的最突出例子是極具天賦的德國斯大林主義作家布萊希特。在他的恐怖劇《措施》中，他試圖事先為殺害無辜的同誌作辯護。許多年之後，他沒有公開批評1953年6月17日對東德工人起義的殘酷鎮壓，但是與此同時，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這麽壹段著名的諷喻：“如果人民不跟隨黨的正確路線，那麽黨就有權瓦解人民。”在另壹首秘密詩歌中他給斯大林冠以“著名的人民謀殺者”（verdienter Morder des Volkes）這樣的稱謂。值得提及的是，他的確發表了壹個真正反斯大林主義的劇本，這是他寫得最好的壹出戲，他在這個劇本中捍衛了思想和科學的自由，劇本中的英雄為了能在鎮壓中活下來靈活地運用了原則。

　　從19世紀後半葉起，兩個不同的思想傳統提出了這壹問題：群眾性工人政黨的官僚化是否不可避免。壹方面，受莫斯卡和帕雷托“精英循環”理論的啟發，羅伯特·米歇爾斯提出了壹個影響所有政黨的寡頭統治的“鐵律”；另壹方面，就在第壹國際與巴枯寧鬥爭時期，無政府主義者發展出了壹套類似理論，這壹理論在某種程度上被各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反對派（如德國人約翰·莫斯特，他後來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者）所接受。這兩種傳統都強調黨的領導不可避免地具有“獨裁”特征，第壹次世界大戰後潘涅庫克和戈爾特周圍的KAPD和“委員會共產主義者”都這樣認為，但是之後道路出現了分叉，至少有壹支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還有“委員會共產主義者”，強調群眾運動和組織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而帕雷托－米歇爾斯學派則聲稱工人階級群眾自身沒有能力完成自我解放。

　　這裏，我們的確觸及了問題的實質。如果我們認為群眾性工人政黨的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於同時假設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遲早會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至少永遠停留在壹個低水平上。顯然，與官僚化問題相比，還有更多的問題事關重大。整個現代無產階級的命運以至於整個人類的命運都與此相關。因為，如果工人階級不能自我解放，那麽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實現。最多也只能依靠資本主義的改良來改善社會現狀，但是從長遠來看，資本主義制造了壹個又壹個的災難。單靠資本主義的改良不能阻止希特勒上臺，也不能堵住通向奧斯維辛和廣島的道路；這種改良也不能消弭明天將要發生的類似災難。如果是這樣，那麽我們勢必逃脫不了野蠻狀態或幹脆自我毀滅的命運。

　　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如果像無政府主義者和委員會共產主義者那樣只將註意力放在政黨的特殊性上的話，那麽實際上便是在回避這個問題。工會，包括由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領導的那些工會，在群眾運動衰退時更加容易官僚化，而且官僚化的速度更快。蘇維埃組織也壹樣。事實上，革命性政黨抵禦這壹趨勢的時間通常最持久，這部分地是因為它的大多數成員積極持久地參與運動，部分地是因為它對這壹危險更加清醒。

　　歸根結底，只有屏棄簡單的“黑”（官僚化）、“白”（工人自治）劃分，代之以對具有矛盾和相互結合的各種過程的辯證理解，才能正確地提出並解決問題。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在早期的官僚化傾向確實不可避免，就像群眾運動的周期性衰退那樣，但是群眾運動周期性的高漲同樣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矛盾的不可避免的產物：我們不止壹次地看到它以革命行動的形式爆發。

　　這壹過程越是展開，官僚化的趨向就越有可能被制止，在官僚化早期所產生的後果就越可能被扭轉。20世紀進程中的顯著例證是：俄國1917－1919年；德國1917－1920年；意大利1917－1921年；西班牙1934－1937年5月；比利時1956－1962年；意大利1969－1973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1969年；智利1970－1973年；葡萄牙1974－1975年；波蘭1980－1981年；巴西1985－199年；程度有限的，還有法國1934－1937年；美國1934－1939年；阿根廷1973年。在過去的幾年裏，蘇聯也曾醞釀過類似的過程。

　　對於追求工人自我解放的目標的社會主義者或者共產主義者來說，真正的任務在於自我組織起來，在工人階級內部宣傳他們的思想和目標；以無比的熱情、忠誠和清醒投身到工人階級和壹切被剝削被壓迫人們的鬥爭中去；激發工人階級、至少是其中大多數的自我能動性和自我組織。歷史證明這壹任務是艱巨的，但也是可行的。

　　還有另壹個真實而非“邏輯上”的矛盾構成了群眾運動周期的基礎。壹方面，雇傭工人如不出賣勞動力就無法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存。在沒有嘗試以更高的價格出售他們唯壹占有的商品之前，他們不可能開展自我解放運動。他們這麽做，用貨幣工資購買商品，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即他們自身受剝削）的關鍵因素。這肯定會在他們的意識上產生某種影響。建議工人不要為爭取更高的工資而鬥爭顯然不是答案。就像馬克思所看到的那樣，工人階級如果太貧窮就沒有士氣推翻資本主義。

　　另壹方面，雇傭工人同時也是生產者，他們在工作場所承受著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的重扼。從壹開始，工人運動就不單是為了維護和增加實際工資而鬥爭，同時也要求縮減每周工作時間和建立某種控制勞動過程的形式。他們這麽做，便沒有幫助資本主義再生產：他們不僅在客觀上，而且越來越有意識地向資本主義提出挑戰。作為敢於維護自身權益的消費者，工人可以與資產階級社會壹體化。作為頑強地反抗從他們身上榨取壹定量剩余勞動、甚至反抗榨取剩余勞動的人為結構的生產者，工人便不可能與資產階級社會壹體化了。他們動搖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

　　工人階級的雙重地位以不同形式的實際（不是理想的或理想化了的）意識反映出來。在這方面，有很多理論家論述了工人的日常意識和階級意識之間的矛盾，後者在這個術語的習慣含義上指的是對本階級自身所有成員的共同的集體利益的意識。列寧對工團主義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階級意識所作的區別在這裏同樣是適用的。我們還增加了具有明顯歷史重要性的第三個中間層面：這種政治上的階級意識還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但它表明工人認識到需要組織起來、在不受資本家及其政黨的影響下獨立投票。

　　另壹種最早由亨裏克·德·曼提出並由魯道夫·希法亭最清晰地予以闡明的分析方法，集中於觀念領域內“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區別。這種觀點認為，階級意識並不是簡單地以前者代替後者。它還要超越直接物質利益（包括工人階級的直接物質利益），去發展壹套要將生產力從現有生產關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所必須的觀念。這些觀念，源於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論爭，有可能與本階級大多數人的物質利益相沖突。

傑瑞米柯賓

倘若著眼於官僚集團與工人的關系及其對勞動的控制，後資本主義官僚集團的特殊本質就更加清晰可辨了。匈牙利人安德拉斯·海格杜斯，壹位前斯大林主義的總理，對這個問題有壹段精妙分析：

　　“在我看來，社會主義制度下統治與隸屬的關系直接取決於在勞動分工中所處地位的差異、以及官僚制關系作為基本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繼續存在這樣的事實（雖然官僚制所起的作用與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有著本質的區別），這主要因為由等級制組成的政府機構繼續存在和發展是社會的必然性。”

　　我們已經對這壹“社會必然性”的限度發表了看法。海格杜斯同時對官僚集團享有物質特權的社會和政治後果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但他繼續論述了壹個有趣的觀點，與上文提到的波麥的看法不謀而合：

　　“如果我們把在勞動分工中的地位看成是社會主義社會中最重要的獨立變量，那麽這種地位千萬不能用職業來確定。在勞動的社會分工中所處的地位實際上是特定類型的生產關系，這從來不單單是個別工作的特征，而總是包含著與其他人和社會的基本關系……”

　　“在勞動的社會分工中，根據他們可以支配自己和他人勞動的不同程度，存在著各種各樣不同的工作。”

　　“非體力工人人數無論是絕對值還是相對值都有增長，並且在過去的10年裏增長非常迅速。明確的數字是平均每100個體力工人就有29.3個非體力工人。”

　　“但這樣的劃分只是粗略的、現成的，不能令任何壹名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進行認真研究的人感到滿意，因為這兩類工人都不是同質化的階層……”

　　“在我看來，從社會學角度出發，非體力工人在統計上至少應列出五類：

　　壹那些相對來說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他人勞動，而且也能支配自己的勞動，處於行政職位上的人；二那些的確控制他人的勞動，但其工作基本上在等級化、標準化系統內部完成，處於行政職位上的人；③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他們不控制他人的勞動，但是可以支配自己的勞動……這些人主要包括醫生、教師和律師；四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他們既不能控制他人的勞動，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勞動；伍工作的時候需要專心、但不需要高級腦力活動的人，他們既不能控制他人的勞動，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勞動，像會計、職員或研究助手。”

　　表2總結了處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官僚化社會中勞動的社會分工。

　　表2 勞動的社會分工

　　社會階層

　　支配自身勞動

　　支配他人勞動

　　上層官僚及著名科學家、藝術家等

　　是

　　是

　　中層官僚及知識分子

　　是

　　否

　　小官僚、工頭等

　　否

　　是

　　普通工人和農民

　　否

　　否

　　正如東德哲學家彼得·費斯特所指出的那樣，對勞動的控制還有另壹方面的問題。勞動在廣義上說代表了能動性，這是人類基本的生理－心理需求。被動性或非主動性，是深受挫折的根源：包括個人覺得自身毫無用處。而且，在勞動者看來，能夠自我支配的並且有意義的勞動越少，壹般而言即主動性越少，那麽挫折感就越強。在由官僚集團管理的社會化（集權化）經濟裏，這種挫折感不可避免地幾乎遍及社會各個階層。工作的挫折感使人們轉而逃避到消費主義中去，它正是官僚集團有意識地予以鼓勵的，相對於勞動者自我管理來說，前者是較小的罪惡。但是，由於管理不善的經濟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所以壹種惡性循環就開始了，這遲早會導致憤怒的爆發。

　　哈裏·布雷弗曼正確地堅持了資本家對勞動過程的控制作為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的基本條件的重要性。而安德列·高茲則強調，控制的必要性——而非對更多利潤的追求——是20世紀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大規模分解的主要原因。其他作者甚至發明了“生產的政治關系”這壹公式。由計時員、工頭、質量控制員、工廠保安及其他人員組成的控制金字塔，不斷地企圖強制讓勞動不僅隸屬於機器而且隸屬於資本的代表。勞動和知識的分離，是階級社會的特征之壹，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達到了頂峰，它表現在壹個把勞動限制於機械性和重復性職能的機構網絡中。

　　從《德意誌意識形態》、《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到《資本論》的所有主要著作中，馬克思特別指出，在壹個無階級的社會裏，廣大生產者支配他們自己的勞動。在設計、管理者與直接生產者之間沒有差別。勞動的社會分工消亡了：“全面發展的個人——他們的社會關系作為他們自己的共同的關系，也是服從於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

　　馬克思沒有設想勞動的職業分工的所有形式會全面消亡，除非是在高度機器人化的社會裏，否則是烏托邦的幻想，但他將此與勞動的社會分工嚴格區分開來，後者與自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統治是不相容的。他沒有討論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控制勞動的問題，但是在這壹問題上，他的思想方式具有同樣傾向。壹旦生產者從資本的統治中將自身解放出來，那麽他們必須而且能夠變成他們自己的主人（包括在工作場所中）。

　　前壹節我們討論了在工人國家官僚制的形成過程中特權的壹般重要性，現在我們需要進壹步考察官僚制的社會結構。

　　蘇聯官僚集團保守勢力的發言人伊戈爾·利加喬夫，以典型的蠱惑人心的方式從根本上否認了特權這個問題，他論證說黨及國家工作人員的平均收入比壹個中等技術水平的工人的收入（每月200~300盧布）還稍微低壹些。表面上講，他是對的。在蘇聯有1800萬機關工作人員，顯然不可能每壹個工作人員都比普通工人多掙10倍的錢。在美國也壹樣不可能有1800萬個家庭能掙10倍於壹名全職的產業技術工人的錢。然而利加喬夫十分清楚，譴責官僚集團特權的廣大工人和知識分子，矛頭指向的不是普通機關工作人員而是官僚集團。正是他們這個精英團體，人數大約在30萬至40萬，其金錢及其他福利待遇必然超出平均工人收入的10倍或更多。

　　我們是否應該就此將官僚集團的概念限定在其上層即特權官僚集團上？完全不對。如果官僚不包括黨的中層幹部、國家和工會的工作人員以及警察和軍隊的警官、軍官，那麽在邏輯分析和職能劃分上都說不通。憑這區區幾十萬人，官僚集團將沒有能力統治像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南斯拉夫或匈牙利這樣的現代工業化、都市化社會。它需要壹個中介手段將社會維系在壹起。壹般而言，中層官僚，大約有200萬人，承擔了這壹職能。

　　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壹角色是由中產階級扮演的，包括所謂的“新中產階級”，從嚴格的科學意義上說，後者構成無產階級的上層，他們沒有足夠多的財產使自己免於出賣勞動力的經濟強制。對中產階級各階層來說，獲取並保護私有財產以及相應的觀念具有絕對的重要性。若非出於無知或自我欺騙，那麽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這壹點。

　　在蘇聯則是另壹回事了。當然，個人發財致富的趨向並沒有消失：實際上，自從斯大林統治建立之後，這壹趨勢變得越來越強烈。但是，如果說想成為黨、國家或工會普通工作人員的人，是由獲取私有財產和貨幣財富的念頭所驅使的，那就錯了。與他們的職位聯系在壹起的小小特權幾乎總是在純粹的貨幣領域之外，壹個明顯的例外是與當地黑社會有聯系的分配系統中的官僚。壹般來說，最大的好處莫過於得到某些商品和服務、有職業保障和安寧的生活、能獲得對他人指手劃腳的滿足感等等。

　　再者，正如官僚不可能在沒有哪怕是部分工會成員為中介的情況下統治群眾性工會壹樣，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也不可能在沒有少數工人階級作為中介的情況下來統治官僚化的工人政權。我們所說的“中介”，並不壹定指公開或有意識的“合作”，雖然這也確實存在。同樣，也不可能針對所有這類社會描繪出壹個壹般性的模式。比如，齊奧塞斯庫統治下的羅馬尼亞官僚集團肯定比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官僚更加遠離工人階級，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僚集團在布拉格之春時期就比其在諾沃提尼或雅各斯統治下與群眾有著更加緊密的聯系。南斯拉夫的全國解放運動、戰後革命起義、對斯大林的成功抵制和自治的試驗，意味著在相當長的壹段時期裏，南斯拉夫的政黨與工人階級的聯系比在其他東歐國家裏所見到的都要更深厚。

　　可以作為壹條普遍規律的是，這些黨沒有壹個被廣泛認為是捍衛工人利益的工具。它們被看成是執政黨，是“新主人”的工具，而這也正是它們在現實當中扮演的角色。不過，不能由此推論，他們與工人已經徹底分離了。這些政黨在社會中包括在工廠裏的地位，使得這種徹底分離在客觀上變得不可能。因為政黨不僅僅由經理、監工們組成，在它的編制裏還有眾多的機關工作人員，工人們必須通過他們才能伸冤、領取遲遲發不下來的病假補助或養老金、在工會的度假村度假等等。這些黨還包括數以千萬計的直接生產者，蘇聯大約有700萬－800萬，東歐也大致是這個數目，他們並不是出於恐懼的心理或想當官的願望而入黨的。如果把這些工人看做是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傀儡或心腹，那就滑稽可笑了。

　　這樣，處於統治地位的共產黨反映著比雇主與雇傭勞動者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更加復雜而辯證的社會關系。這壹差別，以及工人國家的官僚集團的特殊本質，還體現在傳統上形成的、相對來說具有很高程度的垂直流動性上。

　　在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結構的演變主要由資本的不斷集中和勞動者的不斷無產階級化而決定的。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趨勢並不以線性或機械的方式運動，特別是在經濟膨脹時期，不容忽視的反趨勢也同時在起作用。但從長遠來看，雇傭勞動者在經濟活動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上升，而獨立小企業主的人數在減少。“成功的”也就是說已經成為大資本家的中小資產階級的比例也在歷史地縮減。而那些已到達頂峰，成為億萬富翁並經歷了幾代人仍保持其地位的人，自19世紀末以來已減至壹小部分。

　　相比之下，在蘇聯，壹個有著超出平均水準的智力和主動性的工人可以成為壹名中層官僚。實際上，官僚集團會努力地吸收這樣的人進入官僚階層，特別是他們如果能表現出適度的批判精神的話。官僚集團的中層在快速增長而不是縮小。壹名年輕而貧窮的地方官僚，如果他綜合具備了以上素質，有著特殊的機變才能，毫無顧忌地巴結當地、區域和全國的各級大人物，並且在壹系列危急情勢下表現不俗的話，他就可以成為官僚集團的重要成員。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就是這樣爬到官階等級的頂峰的。

　　確實，如今在上層官僚中很難找到體力工人的子女，但是另壹方面，他們之中只有少數人是前高級官僚的子女。沒有壹個政治局成員或部長會議成員是前政治局或部長會議成.員的後代。顯然，這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差別是顯著的。

　　如果我們要把握蘇聯式官僚集團的本質和變化，那麽我們還應該考慮到它的另壹特征。因為它不是壹個“純粹”的工人官僚集團，而是壹開始就揉合了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各階層以及沙皇政府官員的殘余。如同E.H.卡爾所描述的那樣，“工業的管理又交回到前資產階級經理和專家的手中，他們大多數獲得了黨員的尊嚴和保障。”列寧在晚年的著作中，曾特別強調過這種從過去時代延續下來的因素。托洛茨基後來寫道：

　　“蘇維埃熱月政變的隊伍基本上是從以前的執政黨及其思想體系代言人的殘余中招募來的。前士紳、資本家、律師及他們的兒子，就是說他們中還沒有逃到國外的那部分人，被招募至國家機器中，還有壹部分人甚至被招募入黨。進入國家和黨的機構中的人更多的是前小資產階級政黨的成員——孟什維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應加上數量龐大的純粹的庸人，他們在革命和內戰的風暴開創新紀元時畏縮在壹邊，直到終於確信蘇維埃政府是穩定的，才全心全意地投身於尋求壹個舒適、永久的安樂窩的高貴使命。”

　　但是，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中堅持認為，官僚集團內部的力量對比在長時期裏會發生變化：

　　“官僚集團內部的革命分子〔應該只是）很小的壹部分。人數不斷增長的反革命分子更加前後壹貫地表達出世界帝國主義的利益。這些買辦的候選人不無道理地認為，新的統治階層只能打著吸收‘西方文明’即資本主義的旗號，通過拒絕國有化、集體化並壟斷對外貿易，才能確保其特權地位。在這兩極之間，是中庸散漫的孟什維克黨—社會革命黨—自由主義趨勢，傾向於資本主義民主。”

　　這些文字在50多年前寫成，但卻真實地預言了在蘇聯發生的事情。

　　如果我們現在轉向當今蘇維埃官僚集團內部的職能劃分，可以把等級歸納為以下幾類：(a)國家官僚集團，包括中央經濟部門；(b)軍事官僚集團；(c)警察官僚集團；(d)青年、婦女等群眾組織的官僚集團；(e)黨的官僚集團。這當中最後壹類對其他類具有最終統治權，但是程度沒有普遍想像的那麽深。可以這麽形容：它就像是鐵箍把桶固定在壹起。

　　官僚集團內部的“山頭主義”——有人用“封建化”來形容——越來越明顯。上述每壹類官僚集團都遵循“提拔自己人”的規則。來自黨的部門的幹涉仍然可以左右個人仕途，但是這只在既定的等級制度內部發生作用，幾乎從來不會把局外人忽然提升至將軍、高層計劃官員、協會書記、工會主席等職位。不用說，每壹類高層官僚都“自己照顧自己”，有時這會造成重大政治影響。

　　塔季揚娜·紮斯拉夫斯卡婭提出了另壹細分官僚集團的標準，以教育水準和與社會變革的關系來劃分。在她列舉的12個“主要社會群體”中，有4類人可以被看做是官僚集團的壹部分：經濟管理者、工會主要幹部、黨和國家高層工作人員和政客。“文化教育界知識分子”和“小企業家”被當做另類進行分析。紮斯拉夫斯卡婭對不同年齡段的不同態度加以了考慮，她根據個人能力和對變革的接受力的不同將管理官僚集團分成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兩派，這壹點已被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最近發生的事情證實了。她的結論雖然有趣，但是不能成為在理論上忽視主要的結構差異的根據。

　　從目前我們進行的討論來看，很明顯，官僚集團還沒能斬斷與工人階級千絲萬縷的聯系，在行為上仍然表現出它是這壹階級中寄生的、浪費的、背叛的、具壓迫性的、物質上享有特權的階層。同樣道理，它也沒能割斷與馬克思、列寧理論的聯系，但與此同時卻將其批判的、解放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貶低成壹系列相去甚遠的教條。它對待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主要方式是學究式的語錄收集，其唯壹目的在於為它所統治的國家中現存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以及連續實施的各種往往矛盾的政策進行辯護。這樣，官僚集團就把科學變成了具體政策以及他們所維護的利益的婢女。

　　盡管這樣，這些教條仍要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那裏，而不是從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之類人那裏收集，雖然時常會有嚴重的斷章取義、甚至篡改原文的情況發生。這不是偶然的，其結果也不是完全不能預見。

　　在第壹章我們指出了官僚制意識形態的壹個重要方面：國家及商品拜物教的結合。其另壹重要方面是不能形成自我意識並公開地自我確認，不能形成邏輯上壹貫的、真正為它自己特有的世界觀。這壹弱點，與歷史上所有統治階級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再壹次證明官僚集團實際上不是壹個統治階級。人們不能想像西哀士宣稱：“什麽是第三等級？它根本不存在。”我們也無從想見美國內戰前南方奴隸主會否認奴隸制這壹“特殊制度”的存在，或者歐洲貴族聲稱沒有被授予特權的等級貴族這回事。而這正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官僚集團上層壹直針對它自己所說的話。

傑瑞米柯賓

這就提出了壹個問題，即蘇聯官僚集團和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之間的重要歷史區別。在資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的過程中，它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已經是壹個特權的和自信的階級，積極地要向社會表現它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但是在政治上它還受到壓迫。因而它可以在革命勝利以後，相對容易地掌握專制主義的國家機器並根據它自已的利益對其進行改造。它可以用它的無所不在的金錢和財富的力量創建壹支服從於它的特殊的國家公務員隊伍。用考茨基的公式來說，它可以統而不治。

　　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工人階級的處境是截然不同的。它沒有統治的經驗，它不占據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它在文化上不如原來的統治階級發達，它在很長壹個時期繼續受到前統治階級的影響。它不能夠利用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來達到自我解放的目的。當它被孤立在壹個或幾個國家時——特別是這些國家是相對落後的國家的話——它不斷地承受著世界市場的“消費主義”的、技術的和文化的壓力，首先是來自世界上的先進工業國家的壓力。

　　工人階級是不可能統而不治的。如果它想要按照“統治”這個詞的真實的和直接的意義去做的話，它必須在企業、部門、市鎮和地區，以及國家和國民經濟的總體水平上同時行使權力；掌握按照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優先次序分配稀缺資源的關鍵決定權。於是，由於無產階級內部的職能分工，即在那些“職業性地行使權力”的人與無產階級群眾之間的分工，就開啟了壹個抑制階級本身的直接集體統治的過程。

　　我們知道，在俄國內戰結束的時候，壹系列的不利條件使這壹過程急劇加速了。不過，就具體機制而言，則表現為產生出壹個有獨立性的機關——由上頭任命、控制、集中，試圖維護其自身職位的穩定——通過這種方式，在蘇維埃俄羅斯工人階級不再行使權力。拉科夫斯基是這樣描述官僚集團對權力的篡奪的：

　　“某些職能，以前是由全黨、全階級來行使的，現在成了政權的職能——即黨和階級中的壹定數量的人的職能……“這些職能使組織機制本身也發生變化：就是說，那些負責經濟和國家管理的多方面領導工作的人的心理，已經變化到了這種程度，從而不僅是客觀上，而且是主觀上，不僅是物質上，而且是精神上，他們已經不再是原來的工人階級的壹部分了。所以，比方說，工廠廠長充當著暴吏的角色，雖然他還是壹個共產黨員，雖然他出身於無產階級，但是他在工人們眼中不會成為無產階級精華的樣板。”

　　現在回過頭來看，1923年10月的“46人宣言”說得不能再明白了——這是左翼反對派關於正在進行的歷史倒退所作的第壹次分析：

　　“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再是那個由於與活生生的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敏感地把握著活生生的現實的活生生的獨立的集體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所看到的日益增長的、並且現在幾乎不加掩飾的黨的分裂：在書記和‘沈默的大眾’之間，在從上面派下來的職業化的黨的幹部和不參加黨的共同生活的黨的壹般群眾之間。

　　“這是每壹個黨員都知道的事實。那些不同意中央委員會甚或省委的這壹個或那壹個決議。那些在頭腦中有這樣或那樣的疑惑，那些私下裏對這壹個或那壹個錯誤、不正常做法或混亂提出意見的黨員，不敢在黨的會議上說出自己的想法，甚至不敢在談話中說出來，除非談話的對象經過‘判斷’完全可靠。黨內的自由討論實際上已不復存在了。黨內的公共輿論已經窒息。

　　“如今已經不是由黨，也不是由黨的廣大群眾來提升和選拔俄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和各省委的成員。相反，黨的各級書記處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決定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的組成，後者已經越來越成為書記處的執行大會。

　　“黨內形成的這壹體制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它摧毀了黨的獨立性，把黨變成了壹個不受正常約束的官僚機構〔參見帕爾烏斯公式中的‘程序’〕，並且有在即將來的嚴重事態面前完全癱瘓的危險。”

　　所有這些話現在都已經為戈巴契夫及其追隨者們所認識到，他們復述著這些話，但卻是在60到65年以後。比如，格裏戈裏·沃洛達佐夫寫道：

　　“成熟的、充分發展的斯大林主義，如它在30年代中期時那樣，是官僚主義精英的意識形態……它是官僚集團客觀利益的精確表達……在20年代初列寧註意到了戰時共產主義和官僚命令主義的明顯趨勢，他焦慮地寫道，如果我們失敗了，那必然是由於官僚主義問題。他嚴肅地思考著‘熱月’的危險。”

　　官僚集團篡奪權力以及工人的原子化和非政治化長期累積的效果是導致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群眾中嚴重喪失聲譽。問題很大程度上不是由於群眾繼續處於被動的狀態——事實上，他們最終覺醒了並勇敢地行動起來了。但是，他們是在較低層次的政治覺悟水平上這樣做的，並且對那個與特權官僚集團相認同的黨懷著深深的敵意。正如反對派很早以前所預言的，官僚主義政權不但不能保證“黨的領導作用”，反而使黨喪失信譽並且不可能再起任何領導作用。

　　有人認為，在剝奪資本家以後，行使權力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經濟的問題，官僚集團能夠實行統治是因為它控制著社會的剩余產品，但是問題的關鍵並不在這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所以它才能夠既可以通過有限選舉權的制度實行統治，也可以通過普選權的制度實行統治；既可以實行議會制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也可以實行軍事獨裁或法西斯主義獨裁。相比之下，前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主要是實行超經濟強制而非經濟強制，蘇聯官僚集團也是如此，但是這種超經濟強制只有在勞動群眾處於原子化和被動的情況下才能夠進行。如果勞動群眾起來從政治上向官僚集團的統治挑戰，那麽官僚集團對社會剩余產品的控制就會像陽光下的露水壹樣消散。資產階級的統治是可以與群眾的普遍的（雖然是有限的）民主權利共存的。而官僚集團的統治是與這些權利的廣泛發展不相容的。

　　所以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權力問題在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它所包含的關鍵問題是：社會主義民主，勞動群眾對國家的決定性控制，從根本上破除機關的獨立性、使其大大削減、並以其民主性消除官僚抵制的決策形式。

　　除了我們的關於蘇聯官僚制產生和作用的唯物主義解釋以外，另壹種主要的解釋便是唯心主義－道德主義的解釋，如“錯誤”、“偏差”、“‘妄為”、“個人對權力的貪欲”、“缺乏共產黨人的道德”、“惡劣習慣”、“派性”、“集團主義”、“錯誤的領導方式”等，不壹而足。甚至盧卡奇也是如此，至少他在生命的最後壹個時期以前是如此。他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分析，壹開始屏棄了將斯大林主義解釋為“個人崇拜”，小心翼翼地向社會的和唯物主義的觀點邁出了壹步：“我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最初的、幾乎是直接的反應，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針對組織，針對產生了個人崇拜並且使其得到經常的和擴大的再生產的官僚主義機關。”

　　但是，緊接著他便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盧卡奇不但沒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用不同社會利益的沖突來解釋官僚機構的獨立性，反而用斯大林的錯誤思想來解釋他的嚴重罪行：“我還沒有充分地了解這個問題，但是隨意的和零散的觀察足以說明，就斯大林來說，這決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錯誤，像在很長壹段時間裏很多人所相信的那樣，而是在壹段時間裏形成了壹套錯誤觀念的體系。”

　　也就是說，官僚集團並沒有積極努力以使“個人崇拜”——及其對權力的壟斷——制度化，以服務於使它作為壹個異化的社會力量與工人階級相對立的物質利益。不是這樣，而是斯大林的“錯誤思想”（在蘇聯30年代的特殊環境中所產生的）導致形成了官僚制的完全的和專斷的權威。

　　讓－保羅·薩特，在他還是斯大林主義的辯護者的時候，也采用了唯心主義和拜物教的觀點：“自從被包圍的和孤立的蘇聯開始其艱巨的工業化進程的那壹刻起，發現它自己無法承受這些新的鬥爭的沖擊，而這些新的鬥爭又總是與現實的必然性和各種錯誤聯系在壹起的。”是壹般意義上與抽象意義上的蘇聯？而不是由利益對立的社會階級和集團組成的具體社會？什麽是“現實的必然性”？或許是強迫實施的農業集體化？什麽樣的“馬克思主義”因為這些必然性的結果而受到沖擊？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

　　盧卡奇的唯心主義觀點是錢幣的壹而，錢幣的另壹面是阿·拉·艾蘭斯坦的“客觀主義”解釋，他把斯大林主義現象歸因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但是，這仍然沒有說明官僚集團的特殊社會性質，以及斯大林主義的政策對具體歷史環境所產生的影響。，只有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才充分考慮到了斯大林主義在產生的具體歷史過程中的主觀和客觀的辯證法。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官僚集團權力的鞏固在壹種關於國家和商品生產的特定的觀點中表現出來。同樣，官僚作為壹個獨立的社會集團的存在也反映在其特有的對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的歪曲上。

　　若幹年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進行了壹場很有意思的論戰，論戰是關於壹個看起來抽象的哲學問題——勞動的基本性質問題。按照官方的黨的思想家們的說法，勞動是“由目的指導的實踐’，——即有既定目標的活動。確實，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章中也是這樣說的，如果不承認勞動的這個方面就是陷入機械唯物主義。但是早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以及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的著作中，他們也強調這樣壹個事實，即勞動生產著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和人類本身。事實上，我們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概念理解為人類活動的物質性因素和目的性因素、生產和交往的辯證結合或矛盾的統壹體，兩方面相互決定、相互依賴。

　　壹旦澄清了這個不可分解的關系，壹個進壹步的問題就立即提出來了。誰來決定勞動的目標呢，即生產的“目的”呢？當馬克思說，即使是最糟糕的建築師，他所要建築的房屋在實際建成以前就已經觀念地存在於他的頭腦之中了，這個例子設想的顯然是私人的個別勞動。沒有人真地會認為最新式的摩天大廈，更不必說最新式的飛機，在直接和間接參加其生產的每壹個工人的頭腦中就已經存在了。更經常發生的情況是，這個或那個工人甚至不知道他或她的勞動到底是為了生產哪壹樣最終產品。更經常發生的情況是，他們只不過是活勞動和物化勞動——工人和機器——的復雜鏈條中的壹個環節，只有壹小部分科學家、設計師、計劃者和技術官僚才了解他們的最終產品的意義。

　　勞動的客觀社會化的每壹次進步——即批量生產和大規模工業——都伴隨著工廠內部和整個經濟內部勞動的技術分工的相應發展，這種分工把概念與實際生產分割開來。直接生產者以外的社會力量決定著生產的目的。

　　社會主義並不必然意味著勞動的技術分工的完全消失（雖然正如我們在最後壹章中將要看到的，由於人類的和自然生態的原因，有必要通過激進的技術革命減少這種分工）。但是，社會主義理所當然地意味著，在生產目標的決定者與實現者之間、管理者和生產者之間、老板與夥計之間的勞動的社會分工的消亡。然而，如果我們按照官僚集團官方思想家們的邏輯追究下去，這壹切正是他們所否認的，他們把創造性活動歸結為“腦力勞動”，與物質活動或體力勞動相區別。這種觀點假設“思想者”、“計劃者”、“管理者”或“官僚”的活動與直接生產者相脫離——或者，如哈拉德·波麥所說的，“幹部的活動”是“高於勞動的”。因此，新黑格爾主義的和新盧卡奇主義的勞動概念，把勞動視為純粹由目的所指導，與勞動的物質的、感性的內容相分離，意味著勞動的社會分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持久存在；這是典型的官僚制的自我辯護。

　　波麥同時還正確地指出了這種片面的勞動概念與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的官僚制意識形態之間的聯系。在理論上把第壹部類與第二部類劃分為兩個互相獨立存在的部類意味著，在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下，甚至在更高級的社會所有制下，壹種與直接生產者相區別的力量代表著國家、共同體、“集體生產者”和整個社會。不然的話，兩個部類之間的“交換”（即商品生產的繼續存在）就是沒有意義的。妳不能與妳自己交換。

　　官僚集團作為壹個獨立的社會階層的存在，自然又被他們的思想家們說成是為了適應“客觀經濟規律”，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但是，當官僚集團假設社會產品在第壹部類和第二部類之間的區分繼續采取價值的形式並導致交換的同時，它想當然地認為，盡管直接生產者的物質利益與官僚的物質利益相對立，他們仍會接受在勞動的社會分工中的從屬地位。至少可以說，不存在關於這壹假設的長期正確性的經驗證據。

　　官僚集團不能認識到，在壹個無階級社會裏，廣大直接生產者（當然包括科學家、發明家或技工，就這些職業是對生產過程連續進行所必需的勞動力隊伍中的壹部分而言）可以自由地民主地決定勞動過程的目的及其組織形式。而這恰恰就是工人有計劃的自我管理與社會主義民主這壹概念的含義所在。商品生產、勞動的社會分工和國家的消亡，歸根結底也是由此而實現的。

　　甚至東歐國家的獨立研究有時也對此保持著奇怪的沈默。如匈牙利的弗倫茨·托凱依，他是經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但在他的關於社會形態理論的重要著作中（該書實際上是就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問題對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全面評論），他試圖用非常學究的態度把所有人類史前文明及人類史描述成勞動、財產和個人之間的辯證關系。他完全忽略了國家的職能，甚至不提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最初計劃中曾特別指出了這壹點。

　　但是在公開性初期，壹些蘇聯作家在布堅科的領導下，已經認識到官僚制的本質是存在著享有特殊利益的社會階層，並且壹切都表明這壹觀點在蘇聯已經廣為傳播。

傑瑞米柯賓

應當強調指出的是，局部勝利的辯證法反映的是真實的問題，而不是單純靠正確論點就能予以解決的邏輯矛盾。這也不僅僅是壹個“領導層背叛”的問題——這會把我們引向關於歷史的陰謀理論。

　　但是，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官僚保守主義的根本原因，這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社會民主運動和斯大林時代之前的蘇聯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我們把它稱之為“保守主義”——並且認為它有害於無產階級的利益，因而有害於社會主義的利益——是因為這種思想拒絕發動和支持更高水平的鬥爭，它預先假定任何革命的躍進——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範圍的——必然有損於工人階級的利益。

　　局部勝利的辯證法，與壹個實行普遍商品生產和極端勞動分工的社會的拜物教特點相聯系，是由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衰落時代和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工人階級運動發展的內在因素所決定的。但是，它傾向於破壞倍倍爾所說的防止官僚化的第二個保證：群眾組織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忠誠。組織拜物教實際上就是說黨或工會越來越以它自己為目標，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變成了捍衛和鞏固“組織”，而後者越來越等同於它的機關。伯恩施坦在世紀之交的修正主義論戰中所提出的著名公式“運動就是壹切，而目的是無關緊要的”，最清楚地說明了這種思想狀況。

　　這壹過程的意識形態表現是壹個多方面的現象，遠不僅僅是壹些花招，或有意識地欺騙、蒙蔽工人。事實上，“虛假意識”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欺騙。至少，官僚化群眾組織的第壹代領導人真誠地相信他們是在為社會主義工作，是為了保衛革命，他們以為捍衛組織就是在為他們的崇高的目標而鬥爭。自覺的欺騙和言行不壹是後來逐步產生的，但仍然與自我欺騙結合在壹起。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古斯塔夫·諾斯克在1914年跟隨德國占領軍來到布魯塞爾，他清楚地表達了這種組織拜物教：“妳們為什麽這樣敵視德國的占領？”他問比利時社會黨領導人安西利。“我們的組織在德國比在比利時強大。我們享受普選權。如果比利時並入德國，組織就會變得更加強大。妳們會得到普選權。工人力量會得到加強。”德國吞並比利時所涉及的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民族方面的問題都視而不見或服從於“組織”這個關鍵的問題。諾斯克根本不理解，工人階級如果被剝奪了它的基本民主權利，比如民族自決權，那麽即使是選舉權也會比以前大大削弱而不是大大增強；諾斯克的可怕言論不曾理解到這個事實，這使他成為德國軍國主義的代言人。他實實在在地相信，“加強組織”是社會主義智慧的ABC。

　　更糟糕的還在後面。在希特勒成為政府首腦之後，工會領袖們絕望地企圖通過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對納粹作可恥的讓步來拯救“組織”。他們聲明歡迎和願意參加“民族復興”，甚至參加了納粹領導的1933年的五壹遊行，把工人階級的鬥爭日扭曲為粗俗的“德國勞工慶祝活動”，讓雇主、工人和納粹屠夫都“團結”在納粹的口號下。為了報答他們的投降，納粹第二天就解散了工會，占領了他們的辦公室並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工人們被社會民主黨（以及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們搞得迷失了方向，士氣低落，沒有作任何認真的抵抗，坐視半個多世紀的艱苦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毀於壹旦。組織拜物教最終導致了組織的毀滅。

　　當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他的著名的口號“幹部決定壹切”時，他指出了官僚制的存在和自我意識的關鍵。壹個占統治地位的官僚集團完全可以與各種形式的計劃和市場機制的組合共存（雖然不能是普遍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但是，如果幹部（即機關）的統治受到了質疑和顛覆，它便不再能維持它的統治。

　　組織拜物教不僅意味著把手段視為目標，而且意味著使目標服從於手段。這在斯大林化的共產主義運動中表現得很明顯，蘇聯以外的革命鬥爭以及蘇聯工人階級權利和力量的加強，都要服從於保衛蘇聯共產黨的官僚機構和蘇聯國家的需要，但是，同樣的邏輯，有時是以極端的形式，會在任何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中出現，以下面的情況為例：

　　工會積累了罷工基金，以便使他們的成員能夠更有效地進行為了工資和其他直接物質需要的鬥爭。這是很自然的和合理的。工會的機關隨後把這筆錢存入儲蓄機構，使它能夠以低利增長，只要這筆錢還處於半流動的狀態，這種做法仍然沒有什麽問題。將會有更多的錢，以資助更長時期的罷工。但是，壹旦這筆投資失去了流動性，是否進行罷工的決定（或至少是什麽時候進行罷工）就不僅僅取決於多數會員的意誌和客觀需要以及對他們與雇主的力量對比的客觀分析。罷工基金被束縛的狀態，因而就會以壹種與工人的根本利益或者工會起初的目標和功能無關的形式對結果產生影響。

　　當然，盡管有著由局部勝利的辯證法所決定的種種壓力，但是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還是會不時地反對對工會目標的扭曲，以及反對處於萌芽中的官僚集團在本來是為了階級解放而創立的群眾組織中逐步消除工人權力和工人民主的企圖。這種企圖是要把組織的目標越來越推到後面的背景中去。但是，與此同時，對權力的篡奪把處於萌芽中的官僚變成了完全長成的官僚。壹個新的社會階層最終形成了：即工人階級官僚。

　　這裏，有必要把考茨基、倍倍爾、盧森堡、托洛茨基和葛蘭西等關於反對官僚化趨勢的論述綜合起來——雖然自他們那個時代以後的經驗表明，反對官僚化絕不是輕而易舉的。早在1906年，羅莎·盧森堡就在德國工會運動中看到了官僚化過程是怎樣進行的：

　　“把壹個運動的所有頭緒都集中在壹些工會幹部（壹般是從外地派來的）的手裏，使得對工會事務進行判斷的能力變成了壹種職業性的專業。普通會員被貶為無力進行判斷的群眾，他們的主要責任就是‘守紀律’，即被動服從……而在工會內部，領導機關與下層群眾的關系則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如此。

　　“這壹觀念的結果之壹，便是這樣壹種說法，這種說法反對任何壹種對工會實踐的前景和可能性的理論批評，因為批評有害於群眾對工會的虔誠的態度。從這種觀點又發展出這樣的說法，即只有勞動群眾對工會鬥爭的效力給予盲目的、幼稚的信任，組織才能夠爭取和掌握他們……這種顛倒因果的關於群眾沒有能力進行批評和決策的理論。‘必須保護群眾的信心’——這是很多工會幹部遵循的基本原則，他們把對工會運動客觀缺點的批評看做是企圖扼殺這壹運動。

　　令人感受強烈的是，工會的自我辯護與蘇聯官僚集團的自我辯護是何等的相似：羅莎·盧森堡的公式可以幾乎不改壹字適用於它們兩者中的任何壹個。

　　但是，對權力的篡奪引起工人的反抗，因而不可避免地要伴隨鎮壓、報復、威脅或者開除、分裂以及工人運動的深刻分歧。在遇到尖銳的危機時，這甚至會表現為向資產階級當局告密，逃避工作，為警察的鎮壓提供掩護，甚至謀殺自己的同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這方面的紀錄可以說是悲劇性的，並且是後來斯大林主義歷史的壹次也許不那麽殘酷的預演。

　　那麽，為什麽在工人階級自己創立的群眾組織和國家內部，擁有特權的官僚對權力的篡奪可以維持這樣長久呢？為什麽直到今天，至少是在世界各主要國家，這種現象仍然占統治地位呢？這個問題的原因必須在客觀發展過程與“主觀因素”之間的辯證的相互作用中去尋找。在官僚機構利用工人運動的暫時低落加強了他們對工人階級組織的控制以後，他們幫助促成了工人運動的失敗，這進壹步在工人階級中造成迷茫、混亂、懷疑主義和士氣低落。為更高水平的運動所需要的新的希望、新的自信和新的視野，除了壹小部分工人階級群眾之外，其形成變得更為困難。而這又進壹步加強了官僚化的過程。

　　工人們並不愚蠢。他們註意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們看到他們用巨大的努力和犧牲創立和保衛的組織，在關系到他們基本生活的關鍵事務上反對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感到被欺騙了。在他們的頭腦中產生了這樣的問題：“為了這個，真值得惹這麽大的麻煩嗎？”他們的回答並不是幹脆地說“不”。他們仍然部分地認同組織。特別是當他們受到階級敵人攻擊的時候。有時工人們也會施展壓力，在這些機構內部奪回壹部分決策權。但是，他們的基本態度仍然是懷疑的。妳不可能連續地兩次、三次、四次地被欺騙，而不得出壹些負面的結論。妳不想第五次被欺騙。

　　工人在群眾組織中的相對被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集團實踐和政策的結果，這又使官僚機構有了自我辯護的進壹步根據。“妳看”，他們說，“工人們是被動的。他們是落後的。如果我們不替他們做工作，工會或者黨或者‘社會主義國家’就要崩潰。”只要工人真地積極起來，甚至極大地積極起來，特別是在群眾性罷工和革命前夕的高潮中，這種詭辯馬上就暴露無遺。這時，這些官僚，不僅不讓工人充分表現其積極性，而是利用他們的壹切權力設置障礙。他們在工人階級中制造分裂，他們與階級敵人合作以停止甚至鎮壓鬥爭，充分暴露了他們根本上的保守和反革命的本質。只有經過這樣的經歷，經過根植於經濟和社會結構危機的新壹輪社會沖突和階級鬥爭循環，才能夠揚棄官僚篡權和工人消極被動的辯證法。

　　對於任何壹個唯物史觀的贊成者來說，顯然，壹個新的社會階層——群眾性工人組織中的官僚——的出現是不能與它的特殊物質利益相脫離的。官僚領導人的思想狀態就是對於現存社會制度越來越采取保守主義的態度，但是它同時還包含著要保全其特權社會地位的越來越強烈的願望，包括他們的地位所能給予他們的全部的利益、權力和權威。在工人階級最早的組織，工會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群眾性政黨中，兩個互有區別的過程分別在起作用。

　　首先，離開生產崗位成為脫產幹部，對於壹個工人來說當然是在壹定程度上提高了個人的社會地位——特別是當時還是12小時工作日，沒有社會保障。不應當把這等同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或壹個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在早期組織中工作的幹部的物質生活條件中等，並且常常要在監獄中生活很長壹段時間。盡管如此，但是從社會的角度看，他們還是比當時的其他工人生活得好。

　　其次，從心理角度上說，讓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積極分子把他們的時間用於為他們的理想而鬥爭，要比在工廠中做機械性的工作快意多了——特別是當他們想到他們勞動的成果只會使他們的階級敵人更加富有。

　　當然，個人社會地位的提高無疑包含著官僚化的潛在因素。那些占據全日制崗位的人很自然地想要繼續占據下去。他們會努力保衛他們自己的位置，反對那些主張建立輪換制度的人。社會特權開始並不十分明顯，但是等到組織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範圍內取得了有力的地位，特權也變得顯著了。

　　不僅如此，這時開始有必要選舉市政府委員、議會議員和負責與老板直接談判的工會主席——因而也就要在壹定程度上與他們共處。還要任命報紙編輯，以及工人運動參與社會的種種活動的管理者。

　　這就又產生了壹個真實的、辯證的、而不是無足輕重的矛盾。比如，當工人運動創辦壹份報紙時，它面對著壹個真正的難題，即是否應用馬克思的原則，全日制幹部的薪金不超過熟練工人的工資。政治上最有覺悟的積極分子會接受這樣的崗位，但是很多有才華的記者能夠在其他地方掙到多得多的錢，他們會不斷地受到誘惑去做收入更豐厚的工作。只要他們沒有充分的獻身精神，他們就有可能被融化在資產階級社會中，離開工人運動。

　　同樣的，在由工人管理的城鎮中，嚴格執行馬克思的原則，會在大多數情況下疏遠公共建築師、工程師、醫生和其他那些政治上覺悟水平不夠高，但是從職業的角度看卻更稱職的人。同樣的，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輕松的答案。如果平庸成了公務人員的標準，那麽即使沒有物質特權，同樣也會滋生順從主義和盲目服從。

　　在壹個資本主義標準和價值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裏，是不可能建設完善的社會主義人際關系的——即使在工人運動內部也是如此，只有壹小部分高度覺悟的革命者除外。但是壹個大規模的工人運動客觀上與資產階級社會結合得更緊密，要在其中實踐共產主義原則就更困難。因此，總是存在著防範官僚化的特定障礙被逐步削弱的危險。

　　在資本主義衰落的歷史時期，局部勝利的辯證法在其充分發展的形式上，表現為有意識地與資產階級社會相結合，以及階級合作的邏輯和政治。在改良主義和新改良主義的群眾組織中，壹切反對官僚化的障礙都不存在了。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不再把他們的壹部分議員薪金交給組織——事實上，黨和工會幹部成了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內部的代理人，用美國社會主義者丹尼爾·德·來昂的公式來說，就是資本的勞工中尉。官僚主義的惡劣影響質變為官僚主義蛻變。

　　類似的三段論式的過程發生在蘇維埃國家中。起初只是特殊的權力和由權力壟斷而產生的政治利益，然後是帶有物質性和文化性的社會經濟特權，最後，是完全的蛻變。黨壹國家的官僚與經濟管理官僚融合在壹起，成為壹個硬化的、不可變更的社會階層（托洛茨基所說的等級），它利用它的權力壟斷來維持和發展它的物質－社會地位。工人官僚掌握著國家政權這壹事實，把所有的在群眾性工人組織的工會和黨的官僚機構中所能觀察到的反工人階級的、保守的和寄生的特點都十倍地擴大了。

　　最近，許多關於官僚機構的膨脹、關於蘇維埃俄羅斯在20年代初以後官僚在多大程度上擁有特權和幾乎是絕對權力的信息公布於世了。共產黨內的全日制幹部從1919年的700人迅速增加到1922年的15300人，若幹年後又增加到100000人以上。最初的700人是由基層選舉產生的，而後來的15300人卻是由中央任命的，並被納入壹個忠於黨的書記處和總書記斯大林、並由後者授予工作崗位的委托代理結構。

　　斯大林非法地破壞了限制黨員收入的原則，分別按等級給予官僚機構的成員不同的貨幣和非貨幣利益，他們的報酬在1923－1924年已經達到了工人的平均工資的10倍。從30年代起，這些物質特權不斷增長並制度化，成為壹個龐大的怪物——膨脹的收入、特殊商店、周末別墅、醫院中的私人病房、偽裝為“天才學校”的特殊教育機構、前往外國旅遊的特權，等等。在斯大林時期特權的總範圍無疑要超過赫魯曉夫時期。鮑裏斯·葉利欽，在他最近發表的自傳中，用幾頁篇幅描述上層官僚集團的生活方式。這裏只摘錄幾段比較觸目驚心的：

　　“阿訣奉承和順從可以得到特權的報償：特別醫院、特別療養院、中央委員會的高級食堂、將雜貨和其他商品送貨上門的高級服務、克裏姆林宮內部的閉路電話系統、免費交通。壹個人在職業的階梯上爬得越高，他越是被舒適的環境包圍著，他也就越難以失去這些環境，而壹旦失去，他也就越痛苦……所有這些都是精心設計的：壹個局長沒有私人汽車，但是他可以要求中央委員會的車隊給他自己或他的直接下屬派車。副部長有他自己的伏爾加小汽車，而部長則不僅有伏爾加，而且車上還裝有電話。……“但是，如果妳能夠爬到金字塔的頂端，那就是‘完全的共產主義’……即使像我這樣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我的家仆包括3名廚師、3名女服務員、1名侍女和1名領導著若幹助手的園丁……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所有這些奢侈卻讓人感到既不舒服也不便利。在大理石鑲邊的房子裏，怎麽會讓人感到溫暖呢？……“別墅有自己的電影院，每到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壹位攝影師就會到來，同時還有可供挑選的電影。至於醫療服務，藥品和設備都是進口的，都是科學研究和技術的最新成果。‘克裏姆林宮醫護中心’的病房十分寬大，擺滿了奢侈品：瓷器、水晶、地毯和枝形吊燈……“‘克裏姆林宮特供’，向最上層提供正常渠道得不到的商品，只付相當於成本壹半的價格，包括最高質量的食品。在莫斯科，總共有大約4萬人享受特供。”

　　類似的，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雖然國家極度缺少進口關鍵零件所需的外匯，但是每年仍有1000萬馬克（按官方匯率相當於500萬美元）用於為23位政治局委員進口奢侈品。在波蘭，更不必說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情況要糟得多。

　　當然，我們不應當忘記，這些特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壟斷資本家和最大的黑社會頭目相比其實是微不足道的。這裏是億萬富翁，那裏不過是百萬富翁，或者他們所擁有的還夠不上100萬。但是，在心理意義上，這種結構上和權力上的差別並不能使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人民的憤慨和被背叛的感覺有些微的減輕。正如安吉麗卡·巴拉巴諾夫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壹個從來沒有自詡過捍衛社會平等和正義的資本家過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生括，這是壹回事；而那些自稱是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的人在更嚴重的赤貧中間，享受奢侈生活，無論其程度大小，則是另外壹回事。

傑瑞米柯賓

以非資本主義方式替代官僚主義主觀臆斷的抉擇只有壹個：那就是壹個工人群眾自己集中分配資源並以民主的方式決定資源配置優先權的管理和計劃制度。這樣壹種制度要求群眾作為生產者、消費者和公民表達自身的需要——也就是說，他們控制他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從而從官僚制和市場（金錢暴政）的專制主義中同時解放出來。

　　但是，這種解放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整個過渡時期，自覺的，民主的計劃與對市場機制的利用將同時存在。托洛茨基非常正確地說明道：

　　“在經濟中的無數的參與者，不管是國家還是私人，集體還是個人，不僅必須通過計劃委員會的統計數據，而且還有通過供求的直接壓力，來表達他們的需要。計劃通過市場得到驗證，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市場來實現的……部門設計的藍圖必須在商品流通中顯示出其經濟效果。”

　　只有這樣，才能在實踐中克服官僚集團的不負責任與無能。對生產和需要之間的關系的合理解決辦法是以民主的集中制為前提的——對經濟的自我集中管理，是由工人來計劃和執行的。而這只有在商品生產不起調節作用並且在長期內逐步消亡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工人階級運動中的官僚制問題是從全日制幹部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占據常設機關的中上層職位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只要工人階級的組織還僅限於是壹些小組，還不存在機關和全日制幹部，這種現象也就還不存在。至多是有壹個如何處理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關系的問題，後者是來幫助創立還處於萌芽狀態中的運動的。

　　但是，如果沒有全日制幹部和職員，那麽群眾性政治和工會組織的發展是不可想像的。最起碼的，僅憑誌願勞動便無法收集和集中管理幾百萬會員的會費。在世紀之交的時候，帕爾烏斯清楚地說明了這壹傾向：

　　“顯然，壹個有著近200萬黨員、在帝國議會有著近50名代表、擁有幾十份報紙、每年舉行幾千次集會的政黨——這樣壹個黨需要龐大的鼓動力量，需要數量巨大的和復雜的組織和宣傳機構。企圖僅僅依靠個別鼓動者的自我犧牲精神來建設這樣壹個運動是極其愚蠢的，即使是最有良好願望的人，黨也不能夠支配比他們的業余時間更多的時間。因此，壹個由幾百名鼓動家組成的政治中間階層就成為壹個現實，沒有這樣壹個階層，黨在其現有的規模上根本就不能夠存在。”

　　機關的發展使工人組織具備了階級社會的壹個主要特征：社會分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階級被安排從事生產勞動，而文化的生產和吸收——以及積累的職能——則幾乎為其他社會階級和階層所壟斷。後壹種勞動的性質——非常消耗體力和情緒，特別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決定了無產階級的大多數不能夠獲得和吸收最先進的科學知識，或者在生產和直接的物質消費活動以外持續從事政治和社會活動。因此，在資本統治下，無產階級通常是處於文化欠發達的狀況。這就是人們通常所理解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

　　隨著由專業幹部組成的機關的產生——這些專業幹部的專業知識對於彌補現代無產階級的文化欠發達是不可或缺的——就出現了工人階級組織自身分裂為執行不同職能的不同階層的危險。專業化會導致日益增長的對知識的壟斷和信息的集中。知識即權力，對知識的壟斷導致對人的統治，所以，官僚化的傾向如果不受阻止的話，將會導致出現在新的統治者和被統治的群眾之間真正的分裂。

　　帕爾烏斯認識到了這個危險，但是卻沒有看到它的物質基礎，而把它僅僅歸結為機械的程序主義：

　　“這是無產階級的官吏，他們中的某些人因為領取津貼而尤其像個官吏，但是這個官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官吏的報酬都更差，並且從事最瑣碎、最雜亂的工作而負擔過重，這種工作實際上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極限……“但是，正由於這個政治中間階層這樣具有依賴性，它能夠最精確地反映壹般政治條件。它能夠對從上面或從下面施加於它的壓力作出迅速的反應，但是，如果從哪壹個方面都沒有壓力的話，它便按照壹種機械的程序運作了。”

　　帕爾烏斯沒有認識到的壹個主要趨勢是無產階級幹部階層——即處於萌芽中的官僚——傾向於成為壹個獨立的階層，但是，這只是壹個潛在的危險，這裏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可避免的。有力的反作用可以並且確實存在著。

　　工人階級的集體組織同時也是個人實現部分自我解放的渠道。從壹開始，工人們創造這樣的組織，就不僅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免受資產階級社會的無情勒索和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而且還是為了教育他們自己和提高他們的壹般文化水平。為了壹份人的尊嚴而鬥爭，這是讓所有旁觀者都感到震撼的年輕的工人運動的壹個特點。[4]這個特點在尋求自我保護的小組織轉變為群眾性組織以後並沒有消失——而是恰恰相反。

　　在群眾性工會和政黨發展的同時，工人階級的文化組織發展到有數以千計的成員，後來則發展到數以萬計、數以十萬計，而報紙、小冊子和——在更有限的條件下——書籍則成為越來越多的工人的讀物。壹個完整的、與資產階級文化對立的文化成型了，這既是工人階級從資產階級的影響下獨立出來的途徑，又是個人在文化上解放的手段。罕麗達·羅蘭－霍爾斯特，在她的論群眾性政治罷工的小冊子中，很好地總結了群眾自我組織的這壹方面：

　　“無產階級的組織集合了有同樣社會地位的人們，他們有同樣的興趣和同樣的目標。他們自願地結合起來，並且了解他們之間的相互需要。它的力量在於自我犧牲的精神、激情和對群眾的愛；他們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可以用來蔑視他們自己。正是為了這個原因，他們才是不可摧毀的。他們的形式可以被毀壞，但是要想從群眾那裏奪走那種對共同命運的意識，那種目的的統壹性，卻是不可能的……“現代無產階級的壹切力量和壹切自信都建立在組織的基礎上。組織所給予現代無產階級的，正如武器給予封建貴族的，金錢給予資產階級的，是抵抗的能力、驕傲和尊嚴。壹個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是地球上最虛弱的生物；他在任何壹次威脅面前戰栗；對外人的依附感經常地侵蝕著他的道德，使他怯懦和卑躬屈膝。

　　“組織不但教育無產階級學習階級鬥爭，而且教育它學習整個的社會生活。在組織中它學會了怎樣統治它自己。”

　　羅莎·盧森堡，發展了馬克思關於工資受“道德的、歷史的”因素影響的概念，提出了生活水平的“文化－社會最低標準”的公式：

　　“工會的主要功能是，通過擴大工人需要的範圍和發展工人的道德，第壹次建立起了文化－社會生存的最低標準，這個標準代替了生理生存的最低標準，也就是說，他們創造了這樣壹種文化——社會的工人生活標準，壹旦工資降低到這壹標準以下，就不能不引起集體鬥爭和抵抗運動。這裏同樣體現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偉大經濟意義；通過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喚起廣大的工人群眾，它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並因而提高了工人的經濟需要。”

　　比文化進步更重要的是無產階級以及這個階級由以組成的個人所取得的自信。勝利的階級鬥爭可以把精神萎靡的、逆來順受的和受盡蹂躪的人們變成富於挑戰性、鬥爭性和充滿自信的戰士，敢於在任何企圖侮辱和壓迫他們的人面前挺起身軀。在工人階級的組織中，人們強烈地體會到這壹轉變。所以，當倍倍爾在帝國議會中被問到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所謂的權威主義的問題時，他可以完全出於真誠地回答：

　　“〔我們的〕壹大優點就是我們不知道什麽是權威。如果說在我們黨內有權威的話，那便是個人……通過他們的活動、他們的能力、他們的自我犧牲和他們對事業的奉獻而贏得的權威。在我們黨內沒有其他的權威；我們不知道任何人為的或是強加的權威。黨員們相信站在他們面前的人能夠完全代表他們的利益，他們因此自然會將這個人安排到可以信賴的必要職位，因而這個人也就擔任了擁有權威的壹定職位。但是，只要妳看看我們的黨代表大會，就知道這種擁有權威的職位其重要性是多麽微不足道。如果我們做了什麽別人不喜歡的事情，李蔔克內西和我自己就得在那裏被哪怕是我們當中資歷最淺的同誌，如果我可以這麽說的話，質問和攻擊——這在其他黨是不可能發生的……我們怎麽可能對任何同誌都采取專制的態度呢？那樣非鬧翻天不可。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綱領性的原則，有明確的組織規定，我們與所有黨員壹樣都要遵守這些規定。誰違反了規定，企圖得到壹些他沒有權利得到的東西，那他就是給自己找了大麻煩。沒有任何黨像社會民主黨這樣積極地反對專制的傾向，社會民主黨就其精神和本質來說是徹底的民主主義政黨，並且為了實現它的目的它也必須是這樣的黨。”

　　在這次辯論結束的時候，威廉·李蔔克內西同樣真誠地證實說，社會民主黨的力量恰恰在於“領袖不過是必須與廣大群眾在所有場合並肩前進的普通士兵”。

　　這就是說，從職業機關的發展產生出來的處於萌芽中的官僚化的傾向，可以通過不斷提高普通成員的文化水平、自信心和對自身權利的堅持而得到制止，只要內部民主（倍倍爾所說的“組織規定”）得到尊重以及組織仍然忠於社會主義的目標。還有壹個更重要的條件：那就是社會主義的領袖，通過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爭取和切實地實施必要的防範，自覺地與剛剛產生的官僚化作鬥爭。

　　自從官僚化開始成為壹種政治傾向以來，自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馬克思主義者就完全清楚地知道，甚至是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後，工人階級的組織都有可能被官僚化。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列舉了保證“公社－國家”從根本上不同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各種措施——基本上就是，最大程度地公開壹切政務，由基層自由地、民主地選舉壹切官員，所有代表可以隨時被撤換，以及官員（代表）的收入限於有技能的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馬克思又說；“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這壹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個最大的開支項目，即常備軍和國家官吏。”

　　在為馬克思的這篇小冊子所寫的導言中，恩格斯明確地指出：

　　“公社壹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壹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壹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壹方面應當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範他們。”

　　據此，列寧得出了下面的結論：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由工人代表組成的所謂的‘議會’當然會‘制定議事章程和監督……機關的管理’——但是這個機關不再是‘官僚的’。工人們，既然已經奪取了政權，將打碎舊的官僚機關，將它徹底打碎、根本摧毀；他們將用壹個新的，由同樣的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機關來代替舊的機關，為了防止這些工人和職員變成官僚，將立即采取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說明的那些措施。”

　　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增加了另壹項措施，我們今天甚至更加要堅持這壹措施，它對於成功地進行反對官僚化的鬥爭起著核心的作用：那就是，極大地縮短工作日。列寧的公式是：6小時工作＋4小時管理活動，從而使所有人都能夠從事兩種活動，因而在工人階級組織中，包括在蘇維埃中，不再出現社會分工。今天這個公式則可以是：4小時工作＋4小時（自我）管理。

　　在本世紀初，卡爾·考茨基發表過壹部傑出的著作《基督教的起源》，在其前言中，他曾經提出工人階級的運動和工人的國家也許會與天主教會在公元4世紀君士坦丁大帝時期成為國教以後壹樣經歷壹個官僚化的過程。當然，他認識到不能過分強調這個比喻，但是他想要據此提出壹個社會主義運動所面臨的真正的問題。

　　考茨基自己的回答是饒有趣味的。馬克思僅僅關註於制度保障，他的回答超出了這個範圍，預見到了後來托洛茨基的觀點。考茨基指出，如果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時的歷史條件與天主教會取得勝利時的歷史條件——壹個生產力停滯和衰落的時代——相類似的話，那麽這個比喻就完全能夠成立。但是，實際上、工人階級在今天奪取政權的條件恰恰不是這樣。因為社會主義意味著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並為勞動分工的消亡和大眾文化水平的革命性發展準備條件。因此，官僚集團的勝利從歷史的觀點看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從後來的實踐看，可以想到兩點反對意見。如果工人階級被迫在生產力急劇下降的情況下奪取政權，比如在俄國，那會怎麽樣？如果革命沒有傳播到其他國家，而是孤立地存在於壹個文化落後的國家，那會怎麽樣？如果官僚化的過程已經深入，束縛住了工人階級的群眾性組織，從而使奪取政權或者不可能發生（並使社會陷於“兩個相互鬥爭的階級壹起走向滅亡”的境地，在恩格斯看來，這是古代文明解體的原因），或者只能在極其不利的主觀條件下發生，那會怎麽樣？

　　列寧主要關註的是國際社會民主黨右派的政治機會主義，而托洛茨基早在1905－1906年就註意到了在這壹趨勢中所包含的社會保守主義。羅莎·盧森堡更明確地將這壹保守主義與官僚化的過程、特別是工會的官僚化過程聯系起來：

　　“工會領袖們所從事的職業活動的專業化，以及由於在和平時期所進行的孤立的經濟鬥爭自然要使他們的眼界受到限制，很容易導致在工會幹部中間產生官僚主義和觀點狹隘的問題……“令人作嘔的奉承和沒有根據的樂觀主義成了每壹個‘工會運動之友’的責任……“與這壹理論傾向密切聯系的是在領袖與基層成員之間的關系的巨變。原來是由不領報酬的同事，出於純粹的理想主義，通過地方委員會進行集體領導，現在則是把作出決策的主動權和權力交給工會幹部，而把被動地執行紀律的美德留給群眾。官僚主義的這壹黑暗方面，對黨來說包含著嚴重的危險，而最近的創新，即設立地方黨書記的制度，則會很容易地——如果社會民主黨的群眾不小心的話——導致書記成為執行黨的決議的主要機關，而不再在任何意義上被視為被任命的地方黨的生活的推動者和指導者。”

　　這樣，倍倍爾所說的防止群眾組織官僚化的三個保證之壹——內部民主，成員可以完全獨立和自由地提出批評意見——就被嚴重削弱了。

　　根據1919年意大利階級鬥爭的更先進的經驗，葛蘭西進壹步認識到工會官僚是壹個獨特的社會階層，他甚至用了“等級”這個說法，這也是托洛茨基後來用於蘇聯官僚集團的說法。

　　“工會領袖的選拔從來不是根據工作能力，而僅僅根據是否勝任法律方面、官僚主義和煽動蠱惑的任務。組織越是擴大，越是經常地參與階級壹鬥爭，其活動的規模越大、範圍越廣，他們越是發現有必要將他們的領導機關縮減為僅僅是壹個行政和會計中心；因而技術的和工作的能力就越來越顯得多余，而官僚的、商業的能力就越來越占重要地位。於是，壹個名副其實的工會官僚和新聞記者的等級就出現了，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與工人相區別的集體心理。他們最終所占據的地位，他們與工人階級的關系，正如執政的官僚集團與議會制國家的關系：實行統治的是官僚集團。”

　　在機關與基層成員之間的新的勞動分工的發展，幾乎不可避免地要在思想（意識形態）的層次導致組織拜物教的現象。由於在整個資產階級社會中都存在著極端的勞動分工，人們被束縛在十分狹小的活動範圍內，所以在人們的認識中這會表現為將某壹活動視為目的本身。特別是那些將自己認同於某壹機關、長期生活於其中並據以解決生計的人：也就是那些全日制幹部、潛在的官僚。

　　這壹過程由於群眾性組織中的另壹個社會保守主義因素而得以發展：即局部勝利的辯證法。《共產黨宣言》中的著名論斷，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就其字面意義來說只是對19世紀的赤貧的、尚未組織起來的工人才是正確的。在歷史的意義上，今天這壹論斷仍然成立，但是從眼前來看，今天的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確實有壹些可失去的東西——也就是，它通過長期鬥爭從統治階級那裏爭取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利益。它從經驗中了解到，如果資產階級決意采取行動的話，它是會失掉這些已有的成果的。在群眾性組織和整個工人階級中，現在必須更加小心地估價每壹次鬥爭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而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與組織起來的工人相比就更是如此。因為，除了能否得到新東西以外，總是有可能失去已經贏得的東西。

傑瑞米柯賓

官僚制度的特點是照章辦事，但是在資本主義的公共部門裏，“照章辦事”就等於使經濟陷於混亂，等於進行壹種特殊形式罷工——這與“為利潤辦事”根本不同。誰要是不懂得這壹點，誰就不了解資本主義的特殊本質。

　　當然，這壹分析不應當被理解為是為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或資本主義剝削作辯護。從工人階級的角度看，兩者都是壓迫性的。二者在配置物質資源和保護勞動與自然不受損害方面，都是浪費性的制度，但是二者是不同的。

　　資本主義的和蘇聯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的最基本的共同點是，二者都努力將技術創新與設法在生產中鞏固和加強對勞動的控制結合起來。沃爾特·蘇斯令人信服的說明了蘇聯，特別是在開始第壹個五年計劃之後，機械地、盲目地采用了泰勒制，正是為了使部分勞動非熟練化，對勞動時間有更大的控制，削弱對加快機器運轉速度的抵抗。對於像加斯鐵夫這樣的“蘇維埃泰勒主義”的極端鼓吹者來說，這表現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不僅要作為階級才能生存，而且還必須成為（我們寧願說退化為）“社會自動機”；另壹方面，托洛茨基則追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傳統，堅決反對這壹觀點。對托洛茨基來說，社會主義意味的不是無產階級永久存在下去，而是無產階級的消亡。

　　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的演變鮮明地反映了蘇聯混和的和矛盾的社會現實。官僚集團沒有它自己的意識形態。作為替代，它仍然依賴著壹種經過系統扭曲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克裏姆林宮無數次地迫使其不幸的理論家轉變方向後已經被提煉掉了，只剩下犬儒主義的實用主義政治。

　　首先，是被推向極端的國家的拜物教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指出國家拜物教是壹切官僚集團的基本意識形態特征。他的精辟、深入的描述同樣適用於蘇聯官僚集團的意識形態狀況：

　　“官僚精神純粹是壹種耶穌會的精神、神學的精神。官僚是國家的耶穌會教徒和神學家。官僚機構是國家祭司。……官僚機構認為它自己是國家的最終目的。既然官僚機構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變成了自己的內容，所以它就處處同‘實在的’的目的相沖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東西充作內容，而把內容充作形式的東西。國家的任務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國家的任務。官僚政治是壹個誰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級制是知識的等級制。上層在各種細小問題的知識方面依靠下層，下層則在有關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賴上層，結果彼此都使對方陷入迷途。……“官僚機構掌握了國家，掌握了社會的唯靈論實質：這是它的私有財產。官僚機構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奧秘。保守這種秘密在官僚界內部是靠等級制組織，對於外界則靠它那種閉關自守的公會性質。因此，公開的國家精神及國家的意圖，對官僚機構來說就等於出賣它的秘密。因此，權威是它的知識原則，而崇拜權威則是它的思想方式。但在官僚界內部，唯靈論變成了粗劣的唯物主義，變成了盲目服從的唯物主義，變成了對權威的信賴的唯物主義，變成了例行公事、成規、成見和傳統的機械論的唯物主義。就單個官僚來說，國家的目的變成了他的個人目的，變成了他升官發財、飛黃騰達的手段。……“如果說，官僚機構壹方面是粗劣的唯物主義的體現，那麽，另壹方面它也暴露了它那同樣粗劣的唯靈論：它想創造壹切，就是說，它把意誌推崇為始因，因為它的存在只表現在活動中，而它活動的內容又是從外面取得的。所以，只有形成和限定這種內容，官僚機構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對官僚來說，世界不過是他活動的對象而已。”

　　讓我們看看在蘇聯官僚集團思想家的著作中，這是怎樣表現出來的。我們首先發現，是否認國家的寄生性、歷史有限性和過渡性的學說。例如，L.S.馬穆特寫道：

　　“如果回顧壹下國家的歷史，就可以看到，在世界歷史的範圍內，國家的發展伴隨著社會及其主體的政治自由水平的不斷提高……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只有在（國家）制度的幫助下，才能實現自由。為了這個目的，國家經歷了根本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國家必須置於新社會的工人的有效控制下……在革命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之後，社會的自由就包含了每個工人的自由。沒有每壹個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自由作前提的集體的自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根本就是荒謬的。如果不使每壹個人自由，社會就不能夠自由。”

　　除了最後兩句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過的以外，這壹段論述在理論上和經驗上都是十分荒謬的。“革命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在蘇聯是73年前的事了。在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羅波夫的統治下，每壹個工人都有不經國家機關許可組織工會、政治組織或出版月刊的自由嗎？難道工人今天就有這樣的自由了？工人階級有效地控制著克格勃嗎？這個機智的犬儒主義者寫下了這麽多廢話，怎麽竟不害羞呢？哪裏有什麽對國家中央機關的“蘇聯工人的控制”，據說只有有了這樣的控制才能保障“社會及其主體的政治自由水平的不斷提高”。

　　即使工人有效控制著國家政權，這也不能夠使國家成為什麽“不斷提高的自由”的保障。要知道這種說法相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偏離到了什麽程度，只需讀壹讀恩格斯下面的壹段話，這段話精辟地概括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官僚制的理論：

　　“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征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淩駕於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於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作為日益同社會脫離的權力的代表，壹定要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由於這種法律，他們就享有特殊神聖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國家的壹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擁有比氏族社會的全部機關加在壹起還要大的“權威”，但是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

　　事實上，恩格斯在致倍倍爾的信中所說的與馬穆特的所謂的國家是自由的保障者的說法恰恰相反：“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他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在馬克思主義關於資產階級國家（及壹切較早的統治階級的國家）與無產階級國家的區別的理論中，列寧的立場更為激進。在《國家與革命》壹書中，列寧在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後指出：

　　“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實行鎮壓的機關在這裏已經是居民的多數，而不是像過去奴隸制、農奴制、雇用奴隸制時代那樣總是居民的少數。既然是人民這個大多數自己鎮壓他們的壓迫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國家就在這個意義上開始消亡。大多數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長官）的特殊機構，自己來直接行使這些職能，而國家政權的職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這裏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壹種轉變：從資產階級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民主，從壓迫者的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壹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變為由大多數人——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

　　列寧以後用類似的語言來說明蘇維埃國家的特點：“蘇維埃政權是壹種新型的國家，沒有官僚，沒有警察，沒有常備軍。”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從1928年至1986年，要是任何人在蘇聯發表和傳播這壹段列寧語錄的話，他壹定會因為“反蘇宣傳”和“誹謗蘇維埃政權”而被判處在勞改營中強制勞動5至10年。更可怕的是，他可能會被送進精神病院並接受洗腦。是啊，如果誰要是像列寧那樣，竟然想象蘇聯國家是沒有官僚、沒有警察和沒有常備軍，那他壹定是要瘋了。

　　斯大林則毫不猶豫地公開為官僚的必要性和職能作辯護。1923年4月，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在作組織報告時作了如下直率的聲明：

　　“……只要提出好的政治路線就夠了，就萬事大吉了。不，這只是事情的壹半。在提出正確的政治路線以後，還必須挑選工作人員，把善於執行指示、能夠理解指示、能夠把這些指示當作自己的東西並且善於貫徹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種工作崗位上……因此，登記分配局即中央委員會的那個負責登記我們下層和上層主要工作人員並分配他們工作的機關具有重大意義。”[36]

　　國家拜物教有時是荒誕不經的。官僚制的理論家，最終表明自己是警察的理論家，平靜地設想著在沒有國家的“充分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裏克格勃還會繼續存在。“國家消亡了，但是它的機關還存在。”是啊，除了自我否定以外，還如何能想象壹個特定的社會特權集團的自我消亡呢？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壹部分。在官僚制的意識形態中，國家拜物教是與經典的商品拜物教結合在壹起的——後者是任何顯著存在商品生產的社會的特點，不管這種存在是局部的還是普遍的。據說，由於“客觀的必要性”，所以價值規律在蘇聯繼續起作用。有時，還引用恩格斯的公式：“自由只是被認識了的必然性。”但是卻沒有說明恩格斯在這裏明確地指的是自然規律。對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思想家來說，價值規律就像自然規律壹樣起作用，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價值規律恰恰既非自然規律更不永恒。它是嚴格地與特定的、在壹定時期內存在的社會條件相聯系的，在這樣的社會條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裏，生產者由於私有制彼此獨立地勞動，因而主要是通過交換他們私人勞動的產品而發生相互關系。

　　合乎邏輯的結果是，國家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混合體采取了壹種特殊形式對官僚制的作用和職能作辯護。官僚集團據說應當利用（也就是青年馬克思所說的“使之結晶化”）“客觀規律”來指導經濟。專制主義國家操縱著“價值規律”，也就是說，它每壹步都違反著價值規律。但是與此同時，官僚主義計劃必須尊重生產者的（實際上是官僚的）“物質欲望”，而不可能將這種計劃建立在以民主方式確定的、體現為“使用價值”的工人階級需要的基礎上，因為這樣做“價值規律不允許”，所以盡管是在國家專制主義下，價值規律仍然“起作用”。

　　斯大林把這些方面結合起來，以他自己的無與倫比的方式說明了這些矛盾：

　　“只要商品和商品生產仍然存在，價值規律就繼續存在。在我們國家，價值規律起作用的範圍，首先是商品流通領域，即通過買賣交換商品，主要是個人消費品的買賣。在這個領域中，價值規律繼續起著調節作用，當然是在壹定限制範圍內。

　　“但是，價值規律的作用，並不限於商品流通範圍內，同時也擴展到生產方面。誠然，價值規律在我國社會主義生產中，並沒有調節的意義，可是它總還影響生產，這在領導生產時是不能不考慮到的。”

　　問題說明白了嗎，還是沒有？價值規律“影響”生產，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卻不“調節”生產？不，完全沒有說明白。斯大林也說：

　　“有人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作用的若幹經濟規律，包括價值規律在內，是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造過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過的’規律。這也是不對的。規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規律，那也就能消滅規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規律。‘改造’規律的論點，就是‘消滅’和‘制定’規律這種不正確公式的殘余。”

　　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價值規律，無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還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都是‘自然規律’。而自然規律是不能被取消的，它們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這裏我們看到的是最純粹的商品拜物教。

　　價值規律是“自然”規律，是不能被改造的，所以它在蘇聯繼續存在。但是與此同時，價值規律卻不調節蘇聯的生產，所以它還是被“改造”了，因為價值規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顯然是調節生產的。結論？商品拜物教＋國家拜物教＝思想上的完全混亂，在實踐上表現為經濟領域的嚴重失調。

　　偉大領袖的渺小信徒，比如馬利奇教授，15年後以同樣的方式來表達他們自己的觀點，雖然稍稍多了些清晰性：

　　“人們不應當陷入另壹種極端：如果商品生產存在，那麽由於商品生產規律的調節作用，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以及為未知的自由市場而生產就都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國家防止商品生產的自發性，它能夠抑制商品貨幣關系的消極方面，並使其服從於……自覺的計劃目標。由於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建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實踐經驗，社會主義國家作為經濟體制的主體和組織力量的偉大經濟潛力已經被發現和顯示了。但是，如果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和消費的[尺度？]數量的決定完全取決於國家，那就是錯誤的。在相當程度上，這是由價值規律決定的。”

　　在馬克思看來，價值規律在市場經濟中以客觀的方式起作用，獨立於人的意誌之外。它在中期——而不是每天——決定著商品的價格，因而也決定著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就勞動力是商品而言。那麽，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怎樣呢？生產者的消費基金是通過自覺的決策（比如說，將35％而不是65％的生產用於生產消費品）來決定的嗎？不，我們的教授回答說。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是自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自己不能自由地決定這壹基金的規模：“在相當程度上！”，這是由價值規律決定的。

　　這就是說，勞動力還是商品！不讓的話，它怎麽能由壹個由價值規律決定的價格呢？但是如果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壹樣是商品，那麽“社會主義國家”又怎麽能防止價值規律——其作用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決定壹切商品的價格，因而決定投資和經濟增長的結構呢？不，馬利奇教授說，社會主義國家能夠“抑制”這個規律的作用。

　　如果所有這壹套邏輯還有任何意義的話，那就是顯示了官僚集團“理論”上的混亂與它在實際經濟管理中面臨的混亂不相上下。這壹混亂的極點，是認為國家不僅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而且在共產主義條件下——盡管階級社會已經完全不存在了，還要繼續存在。那麽，這個奇怪的國家為了什麽而存在呢？“國家的消亡首先取決於資本主義殘余在人們頭腦中消失的程度。”也就是說，鎮壓機器，即“武裝的組織”有必要繼續存在，完全是為了維持（鐵板壹塊的）意識形態紀律。警察只是負責督察人們的頭腦，因為它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但是它還是要存在下去，擔負這壹至關重要的職能。

　　這裏我們面對的，是為官僚制的客觀存在作自我辯護的意識形態，這難道還不清楚嗎？必須不惜壹切代價繼續存在下去的是這樣壹個機關，它僭取了本來由社會自己不須通過任何特殊機關就可以行使的職能——這些職能，明天社會就可以以同樣的方式來行使，卻沒有被“授權”這樣做。

　　這壹商品貨幣關系的拜物教在官僚集團最有智慧的理論家的分析中同樣有所表現。列昂尼德·阿巴爾金，蘇聯科學院前院長、副總理和戈爾巴喬夫的主要顧問之壹，曾經寫道：“經驗表明，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本質本身並不能保證社會避免消極現象。”它接下來引用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七大上的講話：“目前實行的生產關系的形式是在粗放式經濟發展的條件下形成的，已經不適合集約式經濟發展的需要了。”阿巴爾金據此強調指出，目前的財政自主權的制度以及經濟激勵、價格、金融和信貸機制，“在科學技術進步的條件下，不再適應快速增長的要求。那些生產常規的和通常是過時的產品的企業處境要比那些創新的企業好。”

　　然而，如果企業的財政自主權——目前的改革意在使企業由更多的財政自主權——使企業能夠部分地決定生產的規模和內容，這恰恰說明它們對生產資料有部分的控制權，也就是說生產資料還沒有完全社會化。事實是，在企業中以及在整個社會的範圍內，是官僚集團（即國家）而不是自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作出和批準決策，這只不過證實了在蘇聯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就其性質來說還不是社會主義的。

　　只有認識到蘇聯官僚制所起的客觀作用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客觀職能，我們才能夠同時認識到反官僚制政治革命的歷史地位和客觀必然性。這不是采用“唯心主義標準”。問題在於社會——經濟的必然性，這壹必然性是從蘇聯社會的內在矛盾中產生出來的。

　　只要國家掌握了大規模的生產資料，占有了社會剩余產品，並且采用集中的方式加以分配，那麽對於這壹過程不同階段的管理，包括起關鍵作用的在主要部門之間分配資源的過程，對於社會發展方向就有了決定性的意義。如果不存在使生產者和消費者大眾的需要和偏好以民主方式表達並得到明確認識的有效機制，那麽社會專制主義（即壓迫）和經濟混亂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蘇聯中央配置經濟的主觀臆斷和專制主義性質絕不是集體主義所有制的本質的反映，更不是經濟計劃的本質的反映。官僚集團可以實行壹些改革，以修正其壹些主觀臆斷的方面，它也可以采用更多的市場經濟的藥方，但是官僚集權制註定使專制主義的和浪費性的。

傑瑞米柯賓

最突出的比例失調的例子，是廣義的服務業部門（商業、運輸業、貯藏業和銀行業等）的發展嚴重滯後，僅占國民支出的15％—20％（不過，如果考慮到在金融業和商業部門中的資本主義生產、分配和積累各環節的巨大浪費，那麽後壹比例實際上應低的很多）。蘇聯城市中的排隊現象，浪費了人們（首先是婦女）如此多的時間，這不僅是由於產品缺乏，而且至少在同樣程度上是由於對服務業長期以來投資不足。比如，蘇聯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產國，但是土豆產量的75％都不能通過“服務”到達最終消費者那裏。

　　這種比例失調嚴重地影響了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但是絕不可以把這些現象說成是中央計劃的必然結果。正相反，這種嚴重的比例失調和浪費與計劃的基本邏輯，即按比例發展經濟是格格不入的。這些現象反映的是以專制主義方式強加於生產者——消費者群眾的官僚集團的偏好。

　　至於說中央計劃“本身”就滋長管理制度，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就意味著官僚集團的普遍的和專制的權力（最早闡述這個論點的是馬克斯·韋伯，後來為馮·米賽斯所借用），還沒有什麽邏輯證明能支持這壹論點。如果認為唯壹可能的計劃形式，是通過極度膨脹的國家自上而下地進行，那麽這種論點不過是同意反復。它包含著強烈的精英主義偏見，認為生產者——公民群眾不能夠自覺地、自下而上地對他們自己的偏好加以協調（即計劃）。

　　如果了解壹下歷史事實，就知道實際上的因果關系恰恰相反。不是計劃的內在本質導致了蘇聯官僚制度的極大膨脹，而是官僚集團的權力決定了蘇聯及其類似社會的計劃的特殊形式。

　　另壹種目前在蘇聯廣為流傳的觀點認為，官僚專制主義是“兵營式共產主義”的產物。後者起源於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曾有所收縮，但是在1928年以後，隨著斯大林以“左傾主觀主義”的方式，企圖不惜壹切代價、用無情的手段來實現俄國的現代化，又壹次占據了統治地位。然而，事實是，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還幾乎沒有什麽官僚制度。只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官僚集團才開始據有權力，1922年以後俄共全日制脫產幹部的數目可以清楚地說明這壹點。如果說，1928年以後計劃的全面實行采取的是怪獸般的官僚主義的形式，這正是因為官僚集團企圖通過推行計劃來擴展它自己的權力和特權[26]。

　　盡管蘇聯的計劃是片面的，但是它確實包含了真正計劃的合理內核。如果像某些作者那樣把蘇聯經濟僅僅說成是壹個“浪費經濟”，那麽便無法解釋壹個基本上是農業國的國家，如何能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裏，成為世界第二工業強國？現在美國和日本有很多工廠都在應用蘇聯的專利。難道這些都是“浪費”的結果？[27]

　　在壹個實行由群眾自由民主決策、實行民主集中制的自治制度下，計劃受到官僚主義扭曲的程度將大大減輕。但是，有些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認為如果不讓市場發揮主要作用，那麽自治就是不可能的，唯壹可能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市場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歷史經驗已經駁斥了這種論點，1971年的激進市場改革不僅沒有加強工人自治，反而導致工人自治解體。如果市場把大規模裁員強加給工人，甚至迫使他們關閉工廠（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由工人自己的過錯），那麽，怎樣理解工人是自由的或者是在實行自治呢？——除非把自由理解為能夠自由地解雇他們自己的自由。

　　所以，盡管有些人企圖畫圓為方，但是馬克思關於占統治地位的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的分析還是得到了證實。彼得·盧本企圖把對“市場社會主義”的辯護——包括企業家利潤和大規模的、強制性的就業波動——嫁接到馬克思的通過以自由人聯合體取代階級社會來實現工人解放的設想上。但是，這就完全忽視了壹個基本問題，即只要人們還受價值規律的統治並遭受異化，只要人們的經濟命運仍然是從他們的背後強加於他們的，並且不受他們的意誌的支配，那就根本沒有什麽“自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

　　米哈伊爾 戈巴契夫則更加清楚地表達了這壹矛盾。壹方面，他正確地說明，對於馬克思來說，社會主義意味著壹切人的自由發展：人類必須支配他們自己的物質生產；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於自由，但是接下來就是致命的壹躍。按照戈爾巴喬夫的思維方式，這種自由和支配被簡化為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多元化的而不是“壟斷的”財產關系）。社會公正是與所謂的經濟效率——即由競爭和普遍存在的市場機制所決定的經濟的長期發展趨勢——相聯系的。但是，既然生產者的物質生產和勞動條件，都是由市場和競爭的規律在違背他們自身意誌的情況下強加於他們的，那麽生產者又如何能支配這些條件呢？

　　在這方面，蘇聯共產黨領導集團的政策既不是完全被客觀決定的，也不是對於蘇聯和世界的發展沒有產生影響。它壹方面助長了商品生產的蔓延，另壹方面促進了官僚制的發展。它同時加快了這兩個進程，從而使既有的社會矛盾變得更加尖銳。黨不僅沒有像列寧所期望的那樣成為無產階級群眾（作為階級的無產階級）反對官僚集團的武器，而且黨自身反而成了官僚集團專政的工具。不僅沒有使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上升為直接的統治階級，而且黨越來越蛻變為壹個遠離工人階級的特殊的官僚機構。黨的官僚化與國家的官僚化融為壹體，使無產階級再度處於被壓迫的地位。

　　顯然，所有這些問題都與熱月問題密切相關，這也是托洛茨基在他的壹篇最著名的著作中所分析過的。不太為人所知的是，早在1921年，列寧本人在為第十次黨代表大會所做的筆記中就提出了熱月的可能性：“熱月？理性決定了我們要承認這壹可能性。這會不會成為現實，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

　　有必要再壹次強調的是，這壹結果並不是由“客觀條件”和“力量對比關系”自動決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壹系列的決策，首先是蘇聯共產黨領導集團的多數人的決策，然後是掌握蘇聯國家權力的斯大林及其集團的決策，在第三個階段則是斯大林死後官僚集團專政的最高領導集團的決策。在下面壹系列（基本上按年代順序排列的）問題上所作的決策，其影響尤其重大：

　　——拒絕執行1923年關於黨內民主的決議，壓制辯論和批評，使既有的黨的體制得到鞏固。這壹體制的統治基礎是壹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實際上不可變更的並且在1921年以後極大膨脹了的機構；——扼殺工人的自我表現和蘇維埃民主的殘余力量；——在1923年到1927年期間拖延逐步加快工業化，特別是沒有建立壹個拖拉機工業，從而未能為自願組成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奠定基礎；——使中國共產黨服從於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直至蔣介石發動政變——這壹政策導致中國革命在1927年4月的失敗；——1928年以後強迫實行農業集體化並強行驅逐所謂的富農；——1928年以後，在沒有成本核算的情況下，突然加快工業化的步伐，導致實際工資急劇下降，並實行野蠻的反對工人階級的法律和鎮壓措施；——“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幫助了希特勒在1933年—1934年奪取並鞏固了權力；——1936年—1937年扼殺了西班牙革命；

　　——1934年至1938年間對蘇聯共產黨和紅軍的大清洗，以及恐怖的制度化；——1939—1941年的希特勒——斯大林協定及其災難性的政治後果和軍事後果；——企圖扼殺1942年至1946年之間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的掘起，以及1943年—1948年資本主義歐洲大規模的工人運動的掘起；——不顧東歐國家大多數勞動群眾的反對，將東歐並入斯大林主義俄國的“緩沖區”；——在國家關系上與鐵托和毛澤東破裂；

　　——對1956年匈牙利的政治革命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實行軍事幹預。

　　所有這些決策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占據相應位置的是另外壹些人，那麽他們或許不能夠保證世界革命的勝利，但是他們至少可以使世界完全不同於1924年以來所發生的那個樣子。

　　在蘇聯，專制主義中央計劃與價值規律局部起作用的混和，在工廠組織方面同樣得到清楚的體現。

　　十月革命之後在工廠中曾經出現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高潮，但是，經濟系統的失調是無法通過這種方式自發地得到克服的。布爾什維克政府試圖將工人自下而上的首創精神與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結合起來。內戰和“戰時共產主義”的壓力也迫使人們這樣做。1921年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通過實行在經理、工會主席和黨委書記之間分權的“三人團”制度而達到了壹個穩定的均衡局面。工會成為工人利益的主要保障和傳送帶，決不允許管理者壹方全面地侵犯工人利益。盡管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不平等和失業有所增長，但是工人的生活水平顯著的提高了。

　　由於熱月成為現實，由於官僚集團專政的鞏固，所以這壹均衡局面被殘酷地破壞了。工會權利喪失殆盡，壹長制成為工廠中的鐵律。野蠻的“生產主義”，實際上就是不顧經濟和社會成本盲目追求實物產量，成了工會和工廠的黨組織必須為之貢獻身心的目標。罷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階級的反抗都被視為“破壞”而遭到禁止。

　　聯合反對派自始便頑強地反對這壹傾向。1926年9月21日，托洛茨基指出“戰時共產主義和高壓的做法”只能在有限時期內有效，而“在長期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工人的紀律必須建立在工人的自覺性和工人從他們的勞動成果中獲得利益的基礎上。”

　　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建立在粗陋的泰勒制和使部分勞動力非熟練化的基礎上。加快機器運轉速度、計件工資制以及按照技術分工對工人階級實行斯達漢諾夫式的分化，很快成為常規。盡管人們教育委員會盧那察爾斯基起初曾經反對，但是整個職業訓練體制被改組，更高程度的專業化和狹窄的職業範圍代替了通用的技術和文化培養。

　　乍看起來，這個新的發展方向不過是徹頭徹尾的模仿資本主義的工廠組織。這是“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家的主要論點之壹。不應當認為這種觀點不包含合理的內核：美國和蘇聯的泰勒制的相似程度式不可否認的，但是還有不相似的壹面，而這恰恰證實了蘇聯生產關系的特殊性。

　　資本主義的企業家所關心的並不僅僅是微觀經濟中的剩余勞動最大化。在競爭的鞭笞下，以貨幣形式實現利潤最大化是資本積累的絕對前提條件。如果不能提高利潤，那麽增加剩余勞動就毫無意義，而利潤最大化的關鍵機制之壹是用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來代替粗放式的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通過改進技術和使勞動組織“合理化”，勞動生產率趨於上升並階段性地發生革命，這就有可能用工作日中越來越短的壹部分來生產工人工資（包括不斷上升的實際工資）的等價物。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壹個主要方面。

　　在官僚集團專政的體制下，工廠經理不受同樣約束的制約。沒有競爭的鞭笞；在工廠這個微觀經濟層次上沒有不可逃避的減低生產成本的壓力；也沒有“利潤”最大化的義務。唯壹的強制是政治強制。在斯大林時代，表現不好的代價是失去自由甚至生命。[31]在斯大林死後，這種超經濟的懲罰逐漸減少，經理的崗位壹般來說有很大的保障。如果壹個官僚在壹處被罷免，幾乎可以肯定他會在另壹處被任用。

　　在這種情況下，普遍缺乏責任心和對工廠表現漠不關心就成了這壹制度的典型特征，並使蘇聯走向停滯和衰落。事實上，由於經濟合理性的唯壹重要標準就是完成實物指標，所以經理實際上會不顧效率積累過多的存貨、降低產品質量、浪費能源和原材料及從事“黑市”交易等。

　　或許有人會認為，雖然官僚主義計劃的體制在微觀經濟層次上大大劣於資本主義競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卻優於資本主義競爭。無可否認，在幾十年的時間裏，蘇聯經濟的增長速度都超多了西方。但是即使我們不去問諸如“付出了什麽代價？”和“為什麽不能持久？”壹類的問題，這種論點也還是回避了壹個關鍵問題，即蘇聯的工廠體制從勞動和機器（技術）方面來看的特殊性問題。

　　正是由於對蘇聯工人的剩余勞動的攫取不是與微觀經濟中的利潤最大化相聯系的，所以這種攫取與資本主義相比在程度上較差，工人也比在資本主義下少受壓迫。與他們在北美和西歐的夥伴相比，蘇聯工人不得不在工廠中呆上更長的時間、拿更少的工資，但是他們的實際勞動時間少得多。

　　對經濟資源的整體上的浪費恐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要比在蘇聯還要多壹些：大約是50％對40％—45％。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主要表現為未出售的產品、未利用的生產資料和出售無用的和有害的產品。而在蘇聯，則主要表現為在勞動時間實際上沒有勞動——這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不多見的。

　　在技術領域，由於沒有受到資本主義企業家所受到的同等的經常壓力，所以在基礎研究和產品試制方面的巨大努力沒有能夠轉化為工廠壹級的廣泛應用。事實上，這種應用受到官僚們的抵制，他們認為這對於他們完成在創新之前已經定好的計劃指標不利。

蘇聯的經理試圖將壹個典型的官僚的行為與壹個未來的企業家的行為結合起來。壹方面，他嚴格遵守規則，不論這對“他的”工廠（正是由於不是他的工廠）和整個經濟會造成怎樣的結果；另壹方面，他不惜犧牲工人的利益，不顧惜他們的福利，並通過違反各種規則，以努力“完成計劃”。

　　就工人來說，他們既要保護自身作為消費者的利益（實際工資、實際消費、實際社會服務），又要保護自身作為生產者的利益，不管兩者之間在表面上有什麽矛盾。正如官僚主義的經理不受競爭的威脅壹樣，在工人頭上也沒有懸著失業的鞭子。[35]其結果便是壹個與資本主義大不相同的工廠體制，即在“生產場所”中的實際生產關系，更不必說整個經濟的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大不相同。盡管存在著那些控制勞動的等級制，但是由於在勞動場所力量對比關系的差異，加上“但求無事”的思想狀態，所以意味著蘇聯經理在多數情況下會很快對工人的要求作出讓步。

傑瑞米柯賓

隨著官僚集團與鄉紳的融合，剩余產品的集中也就被破壞了，國家權力被削弱，對農民的壓榨趨於嚴重，農民收入減少，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農村流民與農民的暴動、匪患和騷亂逐漸蔓延，王朝失去了“天命”——即其合法性——並最終崩潰。於是產生壹個新的、往往發源於農民的王朝來重建國家和官僚集團對於土地貴族的相對獨立性。

　　埃梯安·巴拉茨的《天國的官僚主義》是關於傳統中國社會的最好的著作之壹。巴拉茨有時把士大夫稱為壹個階級，但是這壹稱謂與他反復加以說明的各種具體情況並不相符，也不符合他對士大夫的社會行為及其地位的不穩定性所作的精辟的具體分析。

　　“[在周期所發生的]這個持久而痛苦的過程，其最顯著的結果便是在貴族和平民之間出現了壹個新的中間社會階層。……“這個新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令人敬畏的和雄心勃勃的階層，還不甚清楚它自己的作用和它未來的自主地位，壹心想拯救整個社會，而首先是要把它自己從普遍的沒有保障的狀況中解救出來。……“受過良好教育的官吏負責大壹統的帝國的行政事務，這個大壹統帝國是由‘始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1—210）創立的，在漢朝得到了延續。壹般來說官吏們也是財產所有者，但是，他們的權力的源泉不是財產，而是官位，他們的特權是以他們在官位上盡職盡責為前提的——這是了解古代中國的關鍵。壹方面，由受過教育的官吏——有產者所組成的特權階級，忠實地信奉家長制的儒家學說，強烈反對大地產和大地主的權力，因為貴族和大地主的胡作非為會破壞帝國的統壹乃至存在；但是同時，這些官吏們又很自然地傾向於對土地和工商業的投資，盡管這些職業在理論上是與士大夫的地位不相容的。於是農業政策也就搖擺不定。”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大地主、士大夫和農民之間所進行的三角鬥爭。如果把萌芽中的城市資產階級也算進來的話便是四角鬥爭。這與蘇聯又有著驚人的相似，在蘇聯，是工人、官僚集團和萌芽中的城鄉資產階級之間的三角鬥爭——還有由勞動農民組成的第四角。相似不等於是相同。私有財產和個人發財致富對於古代中國的士大夫們要比對於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們重要得多。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所討論的都是壹個混合型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既通過貨幣途徑，也通過非貨幣途徑來獲取社會剩余產品。這個階層的混和性質——因而從根本上說是不穩定的——反映了社會生產關系本身（即社會結構整體）的混和的性質。

　　只要在蘇聯還存在著消費品的絕對短缺——大體上是從1928年到50年代初期——那麽在滿足他們自身直接需要的要求的驅使下，官僚們就會強迫工人以兩三倍的強度勞動。但是壹旦這些直接需要有所緩解，蘇聯社會就會面臨壹個壹切前資本主義社會都會存在的問題。只要居於統治地位的階級、階層或等級的特權僅僅限於私人消費的範圍，那麽生產率的持續增長就不可能成為這個階級、階層或等級的客觀的長期要求，所以，生產的發展，奢侈品消費的增長，總是伴隨著浪費、揮霍和個人行為的墮落（酗酒、放蕩和吸毒）。在這方面，羅馬帝國的貴族、18世紀法國宮廷的貴族、19世紀的奧斯曼帝國和革命前夜的沙皇俄國實際上都是壹樣的。

　　這與蘇聯官僚集團的上層和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寄生性的有產階層有著明顯的相似。只有資本主義的企業家階層才在競爭（也就是普遍化的私有制和商品生產）的壓力下有著根本不同的行為。如果競爭消退了，那麽就會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去趨於停滯。競爭是（經濟意義上的）私有制的產物，如果沒有私有制，那麽競爭就無從談起。

　　在50年代，我們就認為蘇聯仍然是壹個處於過渡中的社會。我們的批評者則堅持認為，在蘇聯占主導地位的是“為生產而生產”，因而其增產速度必須永遠是相對比較高的。我們的分析則認為事實將會恰恰相反。現在歷史已經作出了論斷，隨著蘇聯的經濟增產速度越來越慢，官僚集團的壹部分就越來越要求分散生產資料和社會剩余產品的控制權，理由是“客觀上”要求企業經理享有更大的權利以及為了私人消費和私人利潤合法地占有資源。這個“自由化”的過程逐漸削弱了中央計劃，它使得價值規律所起得作用越來越大，並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復辟。

　　與此同時，官僚集團的內部也有矛盾，特別是要面對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反抗。工人在實踐中認識到，如果私有制站住了腳，那麽必然就要犧牲充分就業，必然就會帶來更大的不平等，1988—1990年的群眾性罷工就證明了工人們有為之而鬥爭的決心。有些人把這叫做“保守主義”。當然，不妨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反對降低工資和裁員的鬥爭也說成是“保守主義”。

　　至於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與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結合，僅僅是掩蓋了矛盾，而沒有解決矛盾。只要價值規律能夠強迫工廠關閉，工人集體就不會有真正的決策權（因而也就沒有真正的自治）；另壹方面，只要工人集體能夠有效地防止就業波動，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場經濟”。

　　現在，在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可以看到，官僚集團的壹部分正在開始轉變為壹個資本家階級。這壹過程要求實現商品生產的普遍化——也就是使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成為商品。要完成這壹過程，就必須摧毀生產資料公有制、充分就業的制度保障，中央計劃的支配地位和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還必須使蘇聯工人階級在社會經濟意義上又壹次遭受歷史性失敗，而這壹失敗尚未成為事實。

　　十月革命以及由於革命的孤立狀態所引起的官僚制統治，只能由下述兩個方面的結合來解釋，即壹方面，是俄國“自身發展”的局限性（受到外部帝國主義強烈影響的、處於半封建國家統治下的“野蠻的”資本主義，卻有壹個相對比較強大、比較集中、比較有覺悟的工人階級）；另壹方面，是世界資本主義和世界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特殊發展。因此，只要資本主義的命運在國際上還沒有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決定下來，蘇聯的官僚集團就不能成為壹個新的統治階級。革命勝利後在蘇聯又重新出現的“汙泥濁水”，未能采取壹個新的階級社會的形式，而表現為處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的官僚化。

　　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的分析不是以所謂的“客觀主義”的，更不是以“經濟主義”的歷史觀為基礎的。我們從來沒有說主觀因素——工人的階級意識以及國家和黨的領導集團所采取的政治路線——是無關緊要的。客觀條件——首先是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嚴格規定著國家和黨能夠選擇的政策範圍。在1990年的蘇聯（更不必說1920、1927、1933或1953年），即使是最有成就的革命者，也不能廢除商品生產、貨幣、國家和官僚政治，但是，在壹定客觀條件的制約下，能夠選擇的政策範圍還是比許多人所相信的要寬廣的多。28年前，在《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壹書的第十六章中，我們曾經試圖闡釋這些選擇所意味的後果。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人反駁過我們的這個觀點。

　　在任何壹個能夠大體上維持擴大再生產的社會，社會產品都可以劃分成三個（不是兩個）基本部類：生產性消費基金（A），用以補償在生產過程中消耗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積累基金（B），為滿足以使用價值表現的擴大再生產的需要，為新追加的生產者提供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23]；非生產性消費基金（C）——包括軍火生產，對於在使用價值意義上的擴大再生產沒有貢獻。

　　官僚集團的經濟理論，在無數西方理論家和各種各樣的偽馬克思主義者和半馬克思主義者的支持下，認為只有壓低生產性消費基金，才能實現高水平的積累，以促進經濟增產，並長期地實現消費的“最優增產”。據說，這可以解釋蘇聯經濟的高積累率——平均每年占國民收入的25％，但是這個論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錯誤的。

　　首先，它沒有考慮到直接生產者的消費基金其實也是間接的生產資料基金。任何在滿足直接生產者的基本消費預期方面的缺陷，都會導致勞動生產率的相對甚至絕對下降。通過相對或絕對降低生產者的消費而獲得的額外投資能夠帶來的最終產出的增加率趨於遞減。25％的積累率最初可以帶來7％的經濟增長，後來就只有5％、4％，甚至只有3％。西方經濟學家把蘇聯的這種現象叫做“資本系數上升”。蘇聯的官方經濟學家將同樣的現象稱之為“固定資金周轉速度下降”。

　　其次，這壹理論沒有考慮到如果生產者消費的數量和質量都不如他們預期的那樣，如果生產者不滿意他們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包括缺少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那麽生產者就會對勞動漠不關心，並蓄意怠工。如果生產者對生產不負責任，那麽就只有強迫勞動。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市場、工資變動、工作無保障和周期性的大規模失業等，都是實施強迫勞動的手段，但是在蘇聯，這些機制很少起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正因為如此，蘇聯不是壹個資本主義社會。強制的手段，不是市場規律，而是行政控制、壓制和鎮壓——即官僚專制主義。正是這些條件，可以說明官僚主義和鎮壓機關的極大膨脹、從而非生產性消費（部類C）極大膨脹的原因。因而部類B的下降較部類A在以合理速度上升時要嚴重得多。非生產性開支的增長減少了或者抵消了原以為通過壓低生產者消費可以得到的好處。表1表明了國民收入在三個部類之間的分配的大致演變情況。

　　表1 蘇聯社會產品的分配（％）

　　A

　　B

　　C

　　初始情況

　　55

　　15

　　30

　　官僚主義工業化開始時的情況

　　35

　　30

　　35

　　長期結果

　　35

　　20

　　45

　　這就是官僚制的政治和經濟史的秘密，是其起初壹度成功而後來卻越來越明顯地走向失敗的根本原因。我們所看到的不是“為生產而生產”或是“系統地擴大資本積累的趨向”，而是部類C的巨大增長，以及對部類B的增長（更不必說最優化）的關註日益減少。由於其在管理和計劃方面的內在矛盾，官僚集團日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要恢復生產力的發展就必須消除這個障礙。在經過“公開性”的揭露以後，再也不能否認這個基本的判斷了。

　　在蘇聯，商品生產的發展以及官僚制的規模和範圍，遠遠超出了客觀的必要的限度。事實上，決定蘇聯現實發展的，是客觀的必要性與官僚集團的實際政策（而這是官僚集團特殊利益的產物）之間的相互作用。這壹相互作用的結果可以概括為：驚人的浪費。官僚集團的前領導人尤裏·安德羅波夫，曾經估計每年勞動時間的三分之壹被浪費掉了。戈爾巴喬夫後來確認了這壹估計。沒有比這更能說明官僚集團管理蘇聯經濟的失敗了。

　　認為官僚集團的權力來自於“中央計劃本身”，這是典型的見物不見人、拜物教式的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不考慮這樣的問題：是什麽社會力量在制定計劃，又是為誰的利益而制定計劃[25]？它忽視了蘇聯經濟的主要特性，即這壹經濟是中央配置與局部的商品生產相結合的混合體。從第壹個五年計劃開始，就只有局部的、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的計劃，壹方面是集中資源“突擊”完成壹些項目，另壹方面是嚴重的比例失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