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

傑瑞米柯賓

倘若著眼於官僚集團與工人的關系及其對勞動的控制，後資本主義官僚集團的特殊本質就更加清晰可辨了。匈牙利人安德拉斯·海格杜斯，壹位前斯大林主義的總理，對這個問題有壹段精妙分析：

　　“在我看來，社會主義制度下統治與隸屬的關系直接取決於在勞動分工中所處地位的差異、以及官僚制關系作為基本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繼續存在這樣的事實（雖然官僚制所起的作用與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有著本質的區別），這主要因為由等級制組成的政府機構繼續存在和發展是社會的必然性。”

　　我們已經對這壹“社會必然性”的限度發表了看法。海格杜斯同時對官僚集團享有物質特權的社會和政治後果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但他繼續論述了壹個有趣的觀點，與上文提到的波麥的看法不謀而合：

　　“如果我們把在勞動分工中的地位看成是社會主義社會中最重要的獨立變量，那麽這種地位千萬不能用職業來確定。在勞動的社會分工中所處的地位實際上是特定類型的生產關系，這從來不單單是個別工作的特征，而總是包含著與其他人和社會的基本關系……”

　　“在勞動的社會分工中，根據他們可以支配自己和他人勞動的不同程度，存在著各種各樣不同的工作。”

　　“非體力工人人數無論是絕對值還是相對值都有增長，並且在過去的10年裏增長非常迅速。明確的數字是平均每100個體力工人就有29.3個非體力工人。”

　　“但這樣的劃分只是粗略的、現成的，不能令任何壹名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進行認真研究的人感到滿意，因為這兩類工人都不是同質化的階層……”

　　“在我看來，從社會學角度出發，非體力工人在統計上至少應列出五類：

　　壹那些相對來說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他人勞動，而且也能支配自己的勞動，處於行政職位上的人；二那些的確控制他人的勞動，但其工作基本上在等級化、標準化系統內部完成，處於行政職位上的人；③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他們不控制他人的勞動，但是可以支配自己的勞動……這些人主要包括醫生、教師和律師；四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他們既不能控制他人的勞動，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勞動；伍工作的時候需要專心、但不需要高級腦力活動的人，他們既不能控制他人的勞動，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勞動，像會計、職員或研究助手。”

　　表2總結了處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官僚化社會中勞動的社會分工。

　　表2 勞動的社會分工

　　社會階層

　　支配自身勞動

　　支配他人勞動

　　上層官僚及著名科學家、藝術家等

　　是

　　是

　　中層官僚及知識分子

　　是

　　否

　　小官僚、工頭等

　　否

　　是

　　普通工人和農民

　　否

　　否

　　正如東德哲學家彼得·費斯特所指出的那樣，對勞動的控制還有另壹方面的問題。勞動在廣義上說代表了能動性，這是人類基本的生理－心理需求。被動性或非主動性，是深受挫折的根源：包括個人覺得自身毫無用處。而且，在勞動者看來，能夠自我支配的並且有意義的勞動越少，壹般而言即主動性越少，那麽挫折感就越強。在由官僚集團管理的社會化（集權化）經濟裏，這種挫折感不可避免地幾乎遍及社會各個階層。工作的挫折感使人們轉而逃避到消費主義中去，它正是官僚集團有意識地予以鼓勵的，相對於勞動者自我管理來說，前者是較小的罪惡。但是，由於管理不善的經濟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所以壹種惡性循環就開始了，這遲早會導致憤怒的爆發。

　　哈裏·布雷弗曼正確地堅持了資本家對勞動過程的控制作為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的基本條件的重要性。而安德列·高茲則強調，控制的必要性——而非對更多利潤的追求——是20世紀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大規模分解的主要原因。其他作者甚至發明了“生產的政治關系”這壹公式。由計時員、工頭、質量控制員、工廠保安及其他人員組成的控制金字塔，不斷地企圖強制讓勞動不僅隸屬於機器而且隸屬於資本的代表。勞動和知識的分離，是階級社會的特征之壹，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達到了頂峰，它表現在壹個把勞動限制於機械性和重復性職能的機構網絡中。

　　從《德意誌意識形態》、《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到《資本論》的所有主要著作中，馬克思特別指出，在壹個無階級的社會裏，廣大生產者支配他們自己的勞動。在設計、管理者與直接生產者之間沒有差別。勞動的社會分工消亡了：“全面發展的個人——他們的社會關系作為他們自己的共同的關系，也是服從於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

　　馬克思沒有設想勞動的職業分工的所有形式會全面消亡，除非是在高度機器人化的社會裏，否則是烏托邦的幻想，但他將此與勞動的社會分工嚴格區分開來，後者與自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統治是不相容的。他沒有討論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控制勞動的問題，但是在這壹問題上，他的思想方式具有同樣傾向。壹旦生產者從資本的統治中將自身解放出來，那麽他們必須而且能夠變成他們自己的主人（包括在工作場所中）。

　　前壹節我們討論了在工人國家官僚制的形成過程中特權的壹般重要性，現在我們需要進壹步考察官僚制的社會結構。

　　蘇聯官僚集團保守勢力的發言人伊戈爾·利加喬夫，以典型的蠱惑人心的方式從根本上否認了特權這個問題，他論證說黨及國家工作人員的平均收入比壹個中等技術水平的工人的收入（每月200~300盧布）還稍微低壹些。表面上講，他是對的。在蘇聯有1800萬機關工作人員，顯然不可能每壹個工作人員都比普通工人多掙10倍的錢。在美國也壹樣不可能有1800萬個家庭能掙10倍於壹名全職的產業技術工人的錢。然而利加喬夫十分清楚，譴責官僚集團特權的廣大工人和知識分子，矛頭指向的不是普通機關工作人員而是官僚集團。正是他們這個精英團體，人數大約在30萬至40萬，其金錢及其他福利待遇必然超出平均工人收入的10倍或更多。

　　我們是否應該就此將官僚集團的概念限定在其上層即特權官僚集團上？完全不對。如果官僚不包括黨的中層幹部、國家和工會的工作人員以及警察和軍隊的警官、軍官，那麽在邏輯分析和職能劃分上都說不通。憑這區區幾十萬人，官僚集團將沒有能力統治像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南斯拉夫或匈牙利這樣的現代工業化、都市化社會。它需要壹個中介手段將社會維系在壹起。壹般而言，中層官僚，大約有200萬人，承擔了這壹職能。

　　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壹角色是由中產階級扮演的，包括所謂的“新中產階級”，從嚴格的科學意義上說，後者構成無產階級的上層，他們沒有足夠多的財產使自己免於出賣勞動力的經濟強制。對中產階級各階層來說，獲取並保護私有財產以及相應的觀念具有絕對的重要性。若非出於無知或自我欺騙，那麽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這壹點。

　　在蘇聯則是另壹回事了。當然，個人發財致富的趨向並沒有消失：實際上，自從斯大林統治建立之後，這壹趨勢變得越來越強烈。但是，如果說想成為黨、國家或工會普通工作人員的人，是由獲取私有財產和貨幣財富的念頭所驅使的，那就錯了。與他們的職位聯系在壹起的小小特權幾乎總是在純粹的貨幣領域之外，壹個明顯的例外是與當地黑社會有聯系的分配系統中的官僚。壹般來說，最大的好處莫過於得到某些商品和服務、有職業保障和安寧的生活、能獲得對他人指手劃腳的滿足感等等。

　　再者，正如官僚不可能在沒有哪怕是部分工會成員為中介的情況下統治群眾性工會壹樣，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也不可能在沒有少數工人階級作為中介的情況下來統治官僚化的工人政權。我們所說的“中介”，並不壹定指公開或有意識的“合作”，雖然這也確實存在。同樣，也不可能針對所有這類社會描繪出壹個壹般性的模式。比如，齊奧塞斯庫統治下的羅馬尼亞官僚集團肯定比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官僚更加遠離工人階級，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僚集團在布拉格之春時期就比其在諾沃提尼或雅各斯統治下與群眾有著更加緊密的聯系。南斯拉夫的全國解放運動、戰後革命起義、對斯大林的成功抵制和自治的試驗，意味著在相當長的壹段時期裏，南斯拉夫的政黨與工人階級的聯系比在其他東歐國家裏所見到的都要更深厚。

　　可以作為壹條普遍規律的是，這些黨沒有壹個被廣泛認為是捍衛工人利益的工具。它們被看成是執政黨，是“新主人”的工具，而這也正是它們在現實當中扮演的角色。不過，不能由此推論，他們與工人已經徹底分離了。這些政黨在社會中包括在工廠裏的地位，使得這種徹底分離在客觀上變得不可能。因為政黨不僅僅由經理、監工們組成，在它的編制裏還有眾多的機關工作人員，工人們必須通過他們才能伸冤、領取遲遲發不下來的病假補助或養老金、在工會的度假村度假等等。這些黨還包括數以千萬計的直接生產者，蘇聯大約有700萬－800萬，東歐也大致是這個數目，他們並不是出於恐懼的心理或想當官的願望而入黨的。如果把這些工人看做是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傀儡或心腹，那就滑稽可笑了。

　　這樣，處於統治地位的共產黨反映著比雇主與雇傭勞動者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更加復雜而辯證的社會關系。這壹差別，以及工人國家的官僚集團的特殊本質，還體現在傳統上形成的、相對來說具有很高程度的垂直流動性上。

　　在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結構的演變主要由資本的不斷集中和勞動者的不斷無產階級化而決定的。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趨勢並不以線性或機械的方式運動，特別是在經濟膨脹時期，不容忽視的反趨勢也同時在起作用。但從長遠來看，雇傭勞動者在經濟活動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上升，而獨立小企業主的人數在減少。“成功的”也就是說已經成為大資本家的中小資產階級的比例也在歷史地縮減。而那些已到達頂峰，成為億萬富翁並經歷了幾代人仍保持其地位的人，自19世紀末以來已減至壹小部分。

　　相比之下，在蘇聯，壹個有著超出平均水準的智力和主動性的工人可以成為壹名中層官僚。實際上，官僚集團會努力地吸收這樣的人進入官僚階層，特別是他們如果能表現出適度的批判精神的話。官僚集團的中層在快速增長而不是縮小。壹名年輕而貧窮的地方官僚，如果他綜合具備了以上素質，有著特殊的機變才能，毫無顧忌地巴結當地、區域和全國的各級大人物，並且在壹系列危急情勢下表現不俗的話，他就可以成為官僚集團的重要成員。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就是這樣爬到官階等級的頂峰的。

　　確實，如今在上層官僚中很難找到體力工人的子女，但是另壹方面，他們之中只有少數人是前高級官僚的子女。沒有壹個政治局成員或部長會議成員是前政治局或部長會議成.員的後代。顯然，這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差別是顯著的。

　　如果我們要把握蘇聯式官僚集團的本質和變化，那麽我們還應該考慮到它的另壹特征。因為它不是壹個“純粹”的工人官僚集團，而是壹開始就揉合了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各階層以及沙皇政府官員的殘余。如同E.H.卡爾所描述的那樣，“工業的管理又交回到前資產階級經理和專家的手中，他們大多數獲得了黨員的尊嚴和保障。”列寧在晚年的著作中，曾特別強調過這種從過去時代延續下來的因素。托洛茨基後來寫道：

　　“蘇維埃熱月政變的隊伍基本上是從以前的執政黨及其思想體系代言人的殘余中招募來的。前士紳、資本家、律師及他們的兒子，就是說他們中還沒有逃到國外的那部分人，被招募至國家機器中，還有壹部分人甚至被招募入黨。進入國家和黨的機構中的人更多的是前小資產階級政黨的成員——孟什維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應加上數量龐大的純粹的庸人，他們在革命和內戰的風暴開創新紀元時畏縮在壹邊，直到終於確信蘇維埃政府是穩定的，才全心全意地投身於尋求壹個舒適、永久的安樂窩的高貴使命。”

　　但是，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中堅持認為，官僚集團內部的力量對比在長時期裏會發生變化：

　　“官僚集團內部的革命分子〔應該只是）很小的壹部分。人數不斷增長的反革命分子更加前後壹貫地表達出世界帝國主義的利益。這些買辦的候選人不無道理地認為，新的統治階層只能打著吸收‘西方文明’即資本主義的旗號，通過拒絕國有化、集體化並壟斷對外貿易，才能確保其特權地位。在這兩極之間，是中庸散漫的孟什維克黨—社會革命黨—自由主義趨勢，傾向於資本主義民主。”

　　這些文字在50多年前寫成，但卻真實地預言了在蘇聯發生的事情。

　　如果我們現在轉向當今蘇維埃官僚集團內部的職能劃分，可以把等級歸納為以下幾類：(a)國家官僚集團，包括中央經濟部門；(b)軍事官僚集團；(c)警察官僚集團；(d)青年、婦女等群眾組織的官僚集團；(e)黨的官僚集團。這當中最後壹類對其他類具有最終統治權，但是程度沒有普遍想像的那麽深。可以這麽形容：它就像是鐵箍把桶固定在壹起。

　　官僚集團內部的“山頭主義”——有人用“封建化”來形容——越來越明顯。上述每壹類官僚集團都遵循“提拔自己人”的規則。來自黨的部門的幹涉仍然可以左右個人仕途，但是這只在既定的等級制度內部發生作用，幾乎從來不會把局外人忽然提升至將軍、高層計劃官員、協會書記、工會主席等職位。不用說，每壹類高層官僚都“自己照顧自己”，有時這會造成重大政治影響。

　　塔季揚娜·紮斯拉夫斯卡婭提出了另壹細分官僚集團的標準，以教育水準和與社會變革的關系來劃分。在她列舉的12個“主要社會群體”中，有4類人可以被看做是官僚集團的壹部分：經濟管理者、工會主要幹部、黨和國家高層工作人員和政客。“文化教育界知識分子”和“小企業家”被當做另類進行分析。紮斯拉夫斯卡婭對不同年齡段的不同態度加以了考慮，她根據個人能力和對變革的接受力的不同將管理官僚集團分成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兩派，這壹點已被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最近發生的事情證實了。她的結論雖然有趣，但是不能成為在理論上忽視主要的結構差異的根據。

　　從目前我們進行的討論來看，很明顯，官僚集團還沒能斬斷與工人階級千絲萬縷的聯系，在行為上仍然表現出它是這壹階級中寄生的、浪費的、背叛的、具壓迫性的、物質上享有特權的階層。同樣道理，它也沒能割斷與馬克思、列寧理論的聯系，但與此同時卻將其批判的、解放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貶低成壹系列相去甚遠的教條。它對待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主要方式是學究式的語錄收集，其唯壹目的在於為它所統治的國家中現存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以及連續實施的各種往往矛盾的政策進行辯護。這樣，官僚集團就把科學變成了具體政策以及他們所維護的利益的婢女。

　　盡管這樣，這些教條仍要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那裏，而不是從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之類人那裏收集，雖然時常會有嚴重的斷章取義、甚至篡改原文的情況發生。這不是偶然的，其結果也不是完全不能預見。

　　在第壹章我們指出了官僚制意識形態的壹個重要方面：國家及商品拜物教的結合。其另壹重要方面是不能形成自我意識並公開地自我確認，不能形成邏輯上壹貫的、真正為它自己特有的世界觀。這壹弱點，與歷史上所有統治階級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再壹次證明官僚集團實際上不是壹個統治階級。人們不能想像西哀士宣稱：“什麽是第三等級？它根本不存在。”我們也無從想見美國內戰前南方奴隸主會否認奴隸制這壹“特殊制度”的存在，或者歐洲貴族聲稱沒有被授予特權的等級貴族這回事。而這正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官僚集團上層壹直針對它自己所說的話。

傑瑞米柯賓

這壹意識形態上的自我否定顯然是在故弄玄虛，它充滿了爆炸性的矛盾。在現實生活中，任何壹個具有些微覺察力和智慧的人每天都可以輕易註意到這壹點。所以，這壹意識形態招致了大量的懷疑和理性的拒斥，只能通過使謊言制度化才能強加於不輕易順從的社會，而這又帶來了廣泛的拒絕。要維持這壹局面就必須采取高壓政策，這主要是針對知識分子，但是也針對工人。宣傳“反革命思想”罪（“誹謗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反社會主義宣傳”等）寫進了刑法，觸犯者被判以重刑，囚禁於監獄或勞改營。這樣，官僚制在否認自身存在的同時也否認了社會現實本身，有效地束縛了所有社會科學，使之不得發展。

　　這壹切不是產生在真空中，而是產生在仍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社會結構中，這壹事實，使這壹社會易於受到爆炸性壓力的影響。官僚集團專政的結果使馬克思主義變成“國教”，在群眾眼中喪失了威信，但是只要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廣為流傳，就肯定會有些人從他們那裏尋找分析工具來解釋官僚制之謎，它是怎樣產生的，它意味著什麽，它怎樣才能被克服。對於官僚集團來說，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就像壹句話所說的那樣：發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

　　這是官僚集團繼續引用馬克思主義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自從蘇聯出現熱月那時起，官僚集團就找不到出路何在。而且，以辯護論的目的對社會科學加以歪曲利用壹旦達到壹定程度，社會科學就會從官僚專政的支柱轉而變成反對它的定時炸彈。神秘化變成了自我迷惑。官僚集團越來越不能看清、不能理解在它眼前發生的社會變革過程。它再也不認識它自己的國家了。不過，由於這壹切削弱了它維護自己統治的能力，所以官僚集團不得不放松加諸社會科學的桎梏，這是戈爾巴喬夫實行公開性的原因之壹。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仍是官方意識形態，所以社會科學的復興就不可能像官僚集團中的“改革”派所期望的那樣是純粹經驗主義或實用主義的，而是越來越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分析的復興交織在壹起。今天蘇聯正展開壹場關於作為壹種社會現象的官僚制——不同於官僚主義習慣和思維方式這樣的問題——的討論，這場討論比20年代的辯論深刻得多。雖然只有兩年的時間，但是這場討論的深度及復雜程度即使沒有超過、也已經達到了西方50年壹貫的理論研究所達到的水平。

　　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由於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其他社會批判思想的復興與挑戰現行秩序的新的社會運動和群眾行動結合在壹起，所以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官僚制的認同危機。特別是當他們面臨工人階級的挑戰時，壹些官僚不得不提出壹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是什麽人？共產黨人還是自封為共產黨的那個政黨的成員？我們應該忠誠於黨還是忠誠於工人階級、人類解放和馬克思主義？如果黨現在承認它並不永遠都是正確的，那麽我們是否要憑自己個人的良知，在特定情形下抉擇什麽是正確的、什麽是錯誤的？我們是否可以真正自由地辯論所有這壹切呢？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在黨外？只能與黨員探討還是也可以與工人和批判的知識分子討論？

　　這樣，所有那些在官僚化和窒息工人民主的過程剛開始時所提出的重要問題，至少在壹部分官僚及其理論家的頭腦中（而且不僅在頭腦中）又浮現出來。在斯大林和後斯大林時期的官僚、理論家和追隨者的心中，可怕的罪惡感開始燃燒。他們為可怕的罪行或對這些罪行進行過系統的掩蓋而感到羞愧，其中有不少是對他們自己黨內的同誌犯下的罪行。在他們額頭上閃亮著弒兄者的印記。

　　在以往，任何罪行都可以解釋為必須的、不可避免的、較小的罪惡、不幸的錯誤。現在，這些違反了壹切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利益的可怕的罪行，被嚴正地指出來了。只有最玩世不恭及道德低劣的人才試圖否認或減小他們的罪惡。

　　值得註意的是，那些曾與東歐最大的工人階級起義對抗過的人，也坦誠地認識到了所犯的罪行、認識到需要作自我批評，我們指的是匈牙利斯大林主義者。早在1956年革命開始之前，納吉·伊姆雷，壹個忠實的共產黨人，就對整個拉科西時期作了再評價，他把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存在看成是該黨蛻化的主要原因：

　　“機關居於支配地位和民選機構的衰落，相應導致黨的領導更多地采用行政方法，這對於我們黨來說並不是新生事物。這是六月之前黨的領導的典型方法。我們無法改變這壹切，這非常糟糕，因為蘇聯同誌，特別是赫魯曉夫同誌多次提醒我們它的危害：實際上是機關在領導我們，在壓制黨〔但是‘蘇聯’同誌忘記提及這在蘇聯早在1923年就已經發生了——曼德爾〕。在黨內民主、批評與自我批評領域內不斷增長的壓力、恐怖和恐嚇，與機關所具有的支配作用和在黨內生活中越來越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是緊密聯系在壹起的……“對派性的指責源於對黨內生活原則的曲解。對那些否定黨員擁有討論黨的問題、辯論和交流意見的基本權力的人來說，黨員的每個政治見解都是在搞派性；他們認為黨員只能在黨的書記在場或在機關成員的監督下才能討論黨的生活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或國際領域的問題；他們覺得討論只能依據特定的原則、或者從預先決定的觀點出發並在有限的範圍內進行，換句話說，只能在左翼極端分子和黨的官僚願意容忍的條件下進行。”

　　納吉·伊姆雷毫不猶豫地指出，斯大林主義者在匈牙利制造的是工人國家在現實中的蛻化。

　　“權力的蛻變嚴重危及社會主義的命運和我們社會制度的民主基礎。權力被不斷地從工人手中搜取並轉而反對他們。人民民主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壹種形式，其權力由工人階級行使，並依賴於兩個大的勞動群體——工人和農民——的夥伴關系。很明顯，人民民主專政正在被黨的專政所代替，這種黨的專政並不依靠黨員，而是依靠個人獨裁，並力圖把黨的機關、並通過這些機關把黨員變成這壹專政的工具。它的權力毫無社會主義或民主主義精神，體現的是少數人獨裁的波拿巴主義的精神。它的目標不是由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教誨決定的，而是由不惜代價、不擇手段地維護的獨斷專行的觀點所決定的。”

　　納吉在壹套給定的倫理－道德標準（我們更願意稱之為倫理－政治標準）和反對工人權力的官僚化蛻變的鬥爭之間，正確地建立起聯系，這預示了30年之後在蘇聯所展開的規模更大的辯論，並重復了蘇聯共產黨左翼反對派早在1923年就提出的觀點。由全體黨員和廣大群眾負擔的官僚集團牢固的物質特權，加上物質上的壓力（更不用說壓迫），形成了壹種處處彌漫著憤世嫉俗情緒的社會氛圍，腐敗十分猖撅。

　　“群眾訴訟案〔即形式上的公開審訊——曼德爾〕的指導者和組織者、對虐待及殺害無辜群眾應承擔責任的人、國際挑釁的組織者、破壞經濟者、浪費公共財產的人坐在領導位置上，他們濫用職權，不是對人民犯下嚴重罪行，就是逼迫他人犯罪。這與公眾的道德觀是不相容的。必須從公眾、黨和國家機關中間清除這些因素。”

　　“物質上的依附迫使人們放棄個人價值觀和信念，這與公共生活的道德觀是不相容的。不幸的是，很大壹部分人是這樣生活的。這實際上應該看做是我們社會的壹個弊端。經濟和政治結構的過度集權是個人獨裁不可避免的伴隨物。在公眾生活中，反對意見不僅被壓制，而且以剝奪生命的方式受到懲戒；發表反對意見的人被從社會中驅逐出去，完全不理會憲法中規定了的人權和公民權；從根本上反對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傾向的人們被禁止工作。這是怎樣壹種政治倫理呵？……”

　　“這不是社會主義倫理，而是現代馬基雅維裏主義。強大的物質依附，賺取面包的渴望，正在戕害高尚的人類美德。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應予充分發展的美德是：勇氣、決心、真誠坦蕩、堅持原則和力量，領導們卻以妄自菲薄、懦弱、偽善、缺乏原則和謊言取而代之。公眾生活的蛻變和腐化以及社會中相應發生的個性的退化，是在我們眼前發生的道德壹倫理危機的最嚴重的表現……欺騙和追求名利在公眾生活中危險地蔓延著，並深切地影響著人們的倫理觀和榮譽觀；人們相互之間越來越不信任；懷疑和復仇的氛圍腐蝕了社會主義倫理的基本特征——人本主義；取而代之的是在公眾生活中出現的冷漠的殘酷無情。這是我們社會生活的道德現狀展現給我們的驚人畫面。”

　　布達佩斯警察總長科伯奇·山多爾，在可能範圍內最清晰地表達了官僚們所感受到的認同危機，這些官僚還沒有徹底斬斷與無產階級的紐帶。他是工人的兒子，本人以前也是壹個工人，1956年10月轉向了革命壹邊，變成了克格勃特別厭惡的人。他險些與納吉·伊姆雷壹樣被判處死刑。他被捕後，當被問及身份和職業時，不知道怎樣回答：

　　“我張開口。使我非常驚愕的是，我意識到我再也不知道了。布達佩斯警察總長？不。在北方山林中遊蕩的年輕鋼鐵工人？不。父親的孝順兒子？寵愛女兒的父親？艾倫·杜勒斯雇傭的間諜？赫魯曉夫和納吉·伊姆雷的追隨者？抑或卡達爾·亞諾什的追隨者？壹具空蝸牛殼？壹片雪花？另壹片剛剛落在我額頭上。”

　　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有三位著名作家用文學寫出了這種精神分裂。最令人動容的例子是前文化部長約納斯.R.貝徹爾，他加入了反對他的終身摯友盧卡奇的鬥爭，這場鬥爭又使得另壹位朋友堅卡，以及沃爾夫岡·哈裏希長期身陷囹吾。在壹封給統壹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的極盡奴顏卑膝之能事的信中，他解釋說他怎樣愛戴斯大林，誠摯地寫詩歌頌他的榮耀，他怎樣因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報告而震動，但並沒有就“無條件遵守黨的紀律”而得出任何負面結論。但與此同時，他偷偷地寫下了壹系列言辭激烈的詩歌，斥責那些向警察告發自己的同誌並用短短幾行字的告發信就將這些同誌殺害了的作家。詩歌以壹名告密者的自殺結束：“在那之後，妳再也不能像人壹樣生活。他用獵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個案例是小說家史蒂芬·赫爾姆林。蘇共二十大之後被采訪時，他說他不知道莫斯科的審訊是建立在捏造的基礎上的，但是即使知道，他也不會譴責他們，因為這只能對反希特勒的唯壹堡壘即蘇聯的敵人有利。後來，赫爾姆林意識到只有真理才是革命的，必須不惜壹切地說出真理，可能的話，甚至冒被開除出黨的風險。

　　意識形態上精神分裂的最突出例子是極具天賦的德國斯大林主義作家布萊希特。在他的恐怖劇《措施》中，他試圖事先為殺害無辜的同誌作辯護。許多年之後，他沒有公開批評1953年6月17日對東德工人起義的殘酷鎮壓，但是與此同時，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這麽壹段著名的諷喻：“如果人民不跟隨黨的正確路線，那麽黨就有權瓦解人民。”在另壹首秘密詩歌中他給斯大林冠以“著名的人民謀殺者”（verdienter Morder des Volkes）這樣的稱謂。值得提及的是，他的確發表了壹個真正反斯大林主義的劇本，這是他寫得最好的壹出戲，他在這個劇本中捍衛了思想和科學的自由，劇本中的英雄為了能在鎮壓中活下來靈活地運用了原則。

　　從19世紀後半葉起，兩個不同的思想傳統提出了這壹問題：群眾性工人政黨的官僚化是否不可避免。壹方面，受莫斯卡和帕雷托“精英循環”理論的啟發，羅伯特·米歇爾斯提出了壹個影響所有政黨的寡頭統治的“鐵律”；另壹方面，就在第壹國際與巴枯寧鬥爭時期，無政府主義者發展出了壹套類似理論，這壹理論在某種程度上被各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反對派（如德國人約翰·莫斯特，他後來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者）所接受。這兩種傳統都強調黨的領導不可避免地具有“獨裁”特征，第壹次世界大戰後潘涅庫克和戈爾特周圍的KAPD和“委員會共產主義者”都這樣認為，但是之後道路出現了分叉，至少有壹支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還有“委員會共產主義者”，強調群眾運動和組織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而帕雷托－米歇爾斯學派則聲稱工人階級群眾自身沒有能力完成自我解放。

　　這裏，我們的確觸及了問題的實質。如果我們認為群眾性工人政黨的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於同時假設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遲早會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至少永遠停留在壹個低水平上。顯然，與官僚化問題相比，還有更多的問題事關重大。整個現代無產階級的命運以至於整個人類的命運都與此相關。因為，如果工人階級不能自我解放，那麽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實現。最多也只能依靠資本主義的改良來改善社會現狀，但是從長遠來看，資本主義制造了壹個又壹個的災難。單靠資本主義的改良不能阻止希特勒上臺，也不能堵住通向奧斯維辛和廣島的道路；這種改良也不能消弭明天將要發生的類似災難。如果是這樣，那麽我們勢必逃脫不了野蠻狀態或幹脆自我毀滅的命運。

　　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如果像無政府主義者和委員會共產主義者那樣只將註意力放在政黨的特殊性上的話，那麽實際上便是在回避這個問題。工會，包括由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領導的那些工會，在群眾運動衰退時更加容易官僚化，而且官僚化的速度更快。蘇維埃組織也壹樣。事實上，革命性政黨抵禦這壹趨勢的時間通常最持久，這部分地是因為它的大多數成員積極持久地參與運動，部分地是因為它對這壹危險更加清醒。

　　歸根結底，只有屏棄簡單的“黑”（官僚化）、“白”（工人自治）劃分，代之以對具有矛盾和相互結合的各種過程的辯證理解，才能正確地提出並解決問題。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在早期的官僚化傾向確實不可避免，就像群眾運動的周期性衰退那樣，但是群眾運動周期性的高漲同樣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矛盾的不可避免的產物：我們不止壹次地看到它以革命行動的形式爆發。

　　這壹過程越是展開，官僚化的趨向就越有可能被制止，在官僚化早期所產生的後果就越可能被扭轉。20世紀進程中的顯著例證是：俄國1917－1919年；德國1917－1920年；意大利1917－1921年；西班牙1934－1937年5月；比利時1956－1962年；意大利1969－1973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1969年；智利1970－1973年；葡萄牙1974－1975年；波蘭1980－1981年；巴西1985－199年；程度有限的，還有法國1934－1937年；美國1934－1939年；阿根廷1973年。在過去的幾年裏，蘇聯也曾醞釀過類似的過程。

　　對於追求工人自我解放的目標的社會主義者或者共產主義者來說，真正的任務在於自我組織起來，在工人階級內部宣傳他們的思想和目標；以無比的熱情、忠誠和清醒投身到工人階級和壹切被剝削被壓迫人們的鬥爭中去；激發工人階級、至少是其中大多數的自我能動性和自我組織。歷史證明這壹任務是艱巨的，但也是可行的。

　　還有另壹個真實而非“邏輯上”的矛盾構成了群眾運動周期的基礎。壹方面，雇傭工人如不出賣勞動力就無法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存。在沒有嘗試以更高的價格出售他們唯壹占有的商品之前，他們不可能開展自我解放運動。他們這麽做，用貨幣工資購買商品，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即他們自身受剝削）的關鍵因素。這肯定會在他們的意識上產生某種影響。建議工人不要為爭取更高的工資而鬥爭顯然不是答案。就像馬克思所看到的那樣，工人階級如果太貧窮就沒有士氣推翻資本主義。

　　另壹方面，雇傭工人同時也是生產者，他們在工作場所承受著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的重扼。從壹開始，工人運動就不單是為了維護和增加實際工資而鬥爭，同時也要求縮減每周工作時間和建立某種控制勞動過程的形式。他們這麽做，便沒有幫助資本主義再生產：他們不僅在客觀上，而且越來越有意識地向資本主義提出挑戰。作為敢於維護自身權益的消費者，工人可以與資產階級社會壹體化。作為頑強地反抗從他們身上榨取壹定量剩余勞動、甚至反抗榨取剩余勞動的人為結構的生產者，工人便不可能與資產階級社會壹體化了。他們動搖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

　　工人階級的雙重地位以不同形式的實際（不是理想的或理想化了的）意識反映出來。在這方面，有很多理論家論述了工人的日常意識和階級意識之間的矛盾，後者在這個術語的習慣含義上指的是對本階級自身所有成員的共同的集體利益的意識。列寧對工團主義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階級意識所作的區別在這裏同樣是適用的。我們還增加了具有明顯歷史重要性的第三個中間層面：這種政治上的階級意識還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但它表明工人認識到需要組織起來、在不受資本家及其政黨的影響下獨立投票。

　　另壹種最早由亨裏克·德·曼提出並由魯道夫·希法亭最清晰地予以闡明的分析方法，集中於觀念領域內“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區別。這種觀點認為，階級意識並不是簡單地以前者代替後者。它還要超越直接物質利益（包括工人階級的直接物質利益），去發展壹套要將生產力從現有生產關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所必須的觀念。這些觀念，源於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論爭，有可能與本階級大多數人的物質利益相沖突。

傑瑞米柯賓

從這壹觀點出發，德·曼以及晚期的索萊爾和希法亭都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麽大多數工人經常不理解正確的觀點？除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壓力之外，他們的激情、幻想、本能沖動、追求物質利益之上的“各種價值”的欲望等，根植於哪些非理性的動機？

　　以上兩種理論當然不是毫無聯系的，它們在壹定程度上是可以結合的。兩者的基本區別可以十分簡單地說明如下；按照前壹種觀點，妨礙工人獲得更高水平的階級意識的主要障礙，是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體認到的直接的自身利益。而對後壹種觀點來說，工人不接受更高的階級意識，與他們體認到的這種直接的自身利益無關。在我們看來，第壹種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雖然也可以從“心理學”流派中汲取洞見。

　　在很多理論家看來，這些障礙證明，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階級擁有這樣的組織和領袖是他們該得的。例如，按照奧托·鮑威爾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宿命論解釋，歷史是不可能按照其他路線發展的。如果在俄國及中歐事情不遂人意，那是因為客觀條件不允許群眾運動的高潮達到足夠強大的程度。也就是說，無產階級自身的缺點是官僚化的根本原因。

　　這種推理的問題在於，想要證明太多，實際上卻幾乎什麽也沒有證明。如果群眾總是擁有他們只該擁有的領袖，那又怎麽解釋若幹領導集團和政黨在工人運動內部彼此競爭的現象？為什麽這些傾向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會如此劇烈地發生變化，有時是在幾個月之內？為什麽在客觀條件幾乎相同的國家，在工人運動內部工人民主的發展程度會有這樣大的差別？

　　結論是：思想意識上的真正矛盾只有在實踐中，通過實際的階級運動的發展，才能求得解決。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的先進形式，以及更高水平的階級意識的相應形成，有利於將群眾行動轉化為對資產階級秩序的直接挑戰，但是建設壹個先鋒隊式的黨，是走向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的基本條件，如果不是充分條件的話。

　　以集中化的工人組織有可能官僚化為由而屏棄壹切這樣的組織——甚至於摒棄壹切在個別勞動場所以外的組織——是剜肉補瘡的做法。不管主張這種觀點的人是怎樣看的，這種退回到原始狀態的做法從根本上排除了工人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因為工人的自我解放只有在社會整體的水平上才能實現。至少有壹些反對任何工人組織的理論家們按照他們自己的邏輯最終將他們自己與資產階級社會壹體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