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问题

俞聂

知识分子受“迫害”主要是文革初期66年下半年，当时造反派都还没起来。后来学生和工人造反派先后起来后，运动的焦点早就转移了。知识分子待遇基本没怎么变，不过是“精神”和“肉体”上吃点苦头。

看看知识分子的“良心”、自由派大记者杨继绳（《天翻地覆》，第187-188页）怎么说的吧：

“5·16 通知”的传达，聂元梓等大字报的公布，使文革的烈火成燎原之势。各地的占主导地位的官僚集团怕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急忙抛出主管文艺的或与他们有分歧的官员，急忙抛出大批知识分子，成为文革初期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让这些受害者作群众批判斗争的靶子，也是他们抵抗群众运动的挡箭牌。从 6 月到 8 月，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中共批转、签发了十几个文件，这些文件点了近两百名党内的重要干部，50 多位大学校长被打倒。如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等。据中宣部当时的统计，从 1965 年（应是1966年） 5 月 8 日到 8 月 10 日，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地报刊点名批判的人数就有 174 名。在报刊上点名的是被批判的“牛鬼蛇神”中的极小的—部份，没有点名而受批判的不计其数。从 5 月到 8 月底这期间，有许多人死于非命。如李达、江隆基、赵宗复、郑思群、髙云生、陈傅纲、李敬仪（以上都是高校领导人）、老舍、南汉宸、姚溱、黄绍竑、良卿法师、陆进仁、陆家训、陆修棠、余心清、党晴梵、傅雷、陈梦家、陈正清（与妻子何慧一起自杀）、言慧珠、余楠秋、俞大梦、杨嘉仁、李翠贞、 白辛、唐漠、徐韬、许政扬、杨嘉仁（与妻子程卓如一起自杀）、仝俊亭、汪篯、王思杰（妻子儿女共四人一起自杀）、王宗一、吴恕求、吴敬澄、席鲁思、安然、陈笑雨、程贤策、胡正祥、祈式潜、孙梅生、黄国璋、谢家荣、黄必信、李翠贞、刘克林、刘盼遂、许政扬、李平心、孔厥、叶以群、姚漱喜、余楠秋（夫妻同时自杀）、姚啓钧、韩俊卿、张震旦、张冰洁、张宗颖（和妻子吕乃朴一起服毒自杀）、张辅仁、张光华、史明远等，还有卞仲耘、华锦、赵香蘅等一大批中学领导人和中小学教师。（转引自郝怀明：《文革中在阎王殿》，香港新华出版社，2014 年，第 117 页、125 页。）

前几天看到网友总结的好：毛主席在时，知识分子虽然被批斗，但好歹还吃皇粮，不比一般干群的生活差；后来邓小平上台之初，为了“改革开放”而与知识分子“共治天下”，80年代恐怕是近代以来整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再后来进入90年代，知识分子的地位被洋人和新培养起来的年轻技术骨干取代，后来就分裂了，一部分埋头书斋，一部分成为资本家的门客，绝大部分成为统治阶级豢养的犬豕；再就是新时代，知识分子欲求做奴隶恐怕也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