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吗？

俞聂

译注：该文发表于“红蚂蚁”（red-ant.org）网站，为作者《帝国主义与发展神话：富国如何在21世纪统治世界》（Imperialismand the Development Myth: How Rich Countries Dominate in the Twenty-firstCentury）（下载链接：https://annas-archive.org/md5/dea059e59153032b6d8c4b9c1f11c4aa）一书的核心论点。该文主要面向澳大利亚国内的左翼读者批驳“中帝论”的错误观点。作者支持重新回顾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找出其中适用于今天国际形势的关键部分，以反对资产阶级主流的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观和当前国际上革命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流行的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错误解读，强调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并非正在崛起的帝国主义势力。

作者：Sam King

引言

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的角色是国际政治中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之一。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及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强烈地影响了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未来，包括澳大利亚社会的未来。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生产中心。如果它变得相称强大，并且它的对外关系是统治和侵略性的关系（就像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一样），那么它将成为现有富国的一个可怕的危险。

但中国真的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吗？同时，现在的“帝国主义”确切地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的真正特征是什么？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真正地位、力量或排名如何？如何最好地描述它在整个世界分工中的具体角色？我们如何理解其现实的未来前景？面对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富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敌意，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思考和行动？

这些都是今天活跃的社会主义者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经过多年来政府和资本主义媒体对中国的敌视宣传，现在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中出现了极端的反华情绪和种族主义，尤其是在澳大利亚。

也许最离谱的例子是2021年3月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三家按摩中心发生的种族主义袭击事件，导致8名亚裔妇女死亡。然而，即使是这样，也并没有引起资本主义媒体或政党重新考虑他们的种族主义宣传。

主流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舆论对中国的描述虚伪至极，其凶猛程度令人窒息。2021年4月15日，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Q+A》电视节目中，左翼自由派的宠儿诺曼·斯旺（Norman Swan）博士强烈指责莫里森政府在新冠病毒疫苗上令人震惊的失败，并把中国的崛起比作纳粹德国的崛起。

那些被邀请在此类电视节目和其他主流论坛上发言的人显然要忘记或忽视澳大利亚、美国和它们的帝国主义盟友在伊拉克（两次帝国主义入侵和经济封锁导致超过一百万人被杀害）、也门（在美国军队的帮助和帝国主义外交的默许下，也门正在发生大规模饥荒）、叙利亚、利比亚、东帝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

中国在当今世界的核心角色意味着，劳动人民在开始反对资本主义政权取得进展之前，必须解决反华思想的祸害。即使要在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和最基本的问题——气候变化——上取得进展，也需要与中国密切合作，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因为它供应或至少组装了全球消费的许多商品。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目前持续的抨击中国的资本主义运动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危险。

澳大利亚等富裕国家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整个历史意味着，解决这一祸害不会迅速或容易。例如，觉得可以通过几篇文章就来扭转澳大利亚工人中普遍存在的反华情绪，这是不现实的。广泛存在的种族主义思想只有在其社会基础被消灭时才能被克服，其社会基础正是帝国主义以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全球鸿沟。

然而，社会主义者今天能做的是开始为这场斗争做准备。现阶段可行的是在社会主义左派中，以及在思想最进步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中挑战和击败反华思想。通过这样做，我们至少可以建立起国际性的团结，以对抗拜登、莫里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集团以及整个主流媒体和政界每天提供的大量抨击中国的言论。

今天，这样的核心几乎完全缺乏。即使是公开的反种族主义者——那些正确地支持难民、原住民斗争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人——也倾向于全盘接受关于中国对美国、澳大利亚和世界所谓崛起威胁的主流叙事。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真实特征及其与富国之间关系的深刻无知，似乎使许多人容易受到最可笑的宣传的影响——比如认为中国可以对美国或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或者认为中国的所谓技术实力有可能全面超越它们。

因此，反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攻击，需要从打击围绕这一议题的普遍无知开始。为了能够论证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劳动人民不构成威胁，社会主义者需要非常清楚地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为此，本文接下来将分四个部分来回答“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吗？”这一问题。

一、为什么是帝国主义？

二、中国是帝国主义吗？

三、如何确切描述中国资本主义的特征？

四、为什么富国不断升级对中国的侵略？

聚焦“帝国主义”将使讨论集中在中国与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富国之间关系这一关键问题上。这需要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来理解，而不是像传统的那样只看统计数据。通过了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具体角色，我们可以揭示出中国和各个富国之间实际存在的权力动态，这些富国现在都聚在一起，宣称中国是威胁、流氓、恶棍等等。

俞聂

一、什么是帝国主义？

自一战以来的百年间，革命社会主义者一直使用“帝国主义”的概念来分析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整个时期，或者至少自二战以来，还没有一个非帝国主义国家（即贫穷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欠发达的”或“第三世界”国家）挣脱统治并强行进入富国小俱乐部的重要案例。

然而今天，几乎所有人都似乎认为中国正在颠覆这一历史模式。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很富裕了，因为资本主义媒体通常就是这样呈现中国的。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不仅正在打破富国的控制，而且自身也在迅速成为富国之一——甚至是主导国家。如果这是真的，它将颠覆世界秩序。

尽管这种观点很普遍——包括或特别是生活在富国境内的社会主义者——但很难找到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详细评估，也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帝国主义”。

要评估中国是否真的变成了最新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首先要知道“帝国主义”这个词的含义。目前流传的帝国主义概念有两个主要版本：主流或“常识”版本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主流的“帝国主义”观

主流定义与该词的一般或字典定义大致相同，反映了主导公共讨论的资本主义媒体、学术机构、智囊团和其他亲资本主义团体的观点。他们的版本基本上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因此，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对另一个国家的几乎任何侵略、敌对或主张自我利益的行为都被视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式的”或类似的东西。即使有些国家无法进行侵略，有时也会被描述为具有“帝国主义野心”。当然，很多说法都是用来掩盖每个国家自己的侵略行为的。

这种主流的“帝国主义”观对富国来说很方便，在这种观点看来，不仅是中国，还有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和伊朗，仅举几个例子，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并以这种方式被视为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或日本的性质相似——即使它们是较弱的版本。列宁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已经抱怨过在他那个时代存在的与此类似的观点：

“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六章

显然，一个“庸俗的”（字典式）的描述对我们理解全球权力的真正动态，特别是对穷国的经济剥削没有多大帮助。这些庸俗用法的功能和目的正是掩盖这些全球的权力动态和经济剥削。

通常情况下，主流定义强调帝国主义的军事方面，但忽略了经济剥削。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左派反对美国和澳大利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侵略，称其为“帝国主义”行径，但却很少谈论美国和澳大利亚资本家在印度尼西亚、印度、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经济剥削——这些国家巨大苦难的原因。

在承认经济统治的情况下，这往往不被视为富国对穷国的剥削（获利），而只是发展水平不平衡或未能伸出援手的症候。在承认剥削的极少数情况下，它又被粉饰为（这些剥削）对富国社会的财富而言并不重要。

如果忘记或忽视富国社会对穷国的经济剥削，这种“帝国主义”观，显然对富国社会的资本家阶级是有利的。这种观点倾向于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贫穷视为其内部失败的不幸副作用，如腐败、治理不善或隐含的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的劣根性。

简而言之，主流的“帝国主义”观不承认的是，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富国很富有——而这一事实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运作的核心。

（二）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定义

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则要全面得多。它认为资本主义下的帝国主义是以经济剥削和压迫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剥削是指一个国家的价值（由人类劳动创造）或环境资源被另一个国家的资本家占有。军事侵略被视为只是富人社会统治的更广泛社会体系中的一个方面。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劳动过程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才是核心。毕竟，军事侵略——如果它对资本家来说有任何目的的话——的目的是建立或维护最有利的条件，以便侵略国剥削工人和积累利润。

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解中的一些主要原则是：

1.    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小部分占统治地位的富国，并开始系统地掠夺整个世界的劳动和资源。从那时起，几乎是同一批国家一直保持着比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更富裕和更强大的地位。今天，98.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非富即贫的国家。只有1.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真正的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介于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和贫穷的第三世界社会之间。

2.    富人社会和穷人社会之间积累财富和收入的巨大差距，并不是因为这两个群体独自分开发展。相反，其基础是富国在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世界体系中对穷国的剥削（见下文）。剥削关系是造成两个阵营之间巨大差距的原因，也是两个阵营之间几乎没有中间的原因。富人社会是全球资本主义竞争的“赢家”，穷人社会是“输家”。正是这种“输—赢”竞争性质的资本主义解释了为什么世界被分为两极——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

3.    现代形式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结果。列宁将“垄断资本”一词与“帝国主义”交替使用，因为对他来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帝国主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可能采取的一种政策（如宣战或威胁宣战或实施制裁）。

在一战之前，以及在一战之后帝国主义秩序开始清晰明朗的时候，列宁越来越不遗余力地指出这两类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

社会民主党党纲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现象：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1916年

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居中心地位的，应当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正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在，正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用谎言加以回避的东西。

——《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1915年

现在已经冒出极少数最富裕的、靠掠夺殖民地和弱小民族发财的、寄生的帝国主义国家，党纲对这一点更强调一些，说得更鲜明一些，也许是恰当的。

——《论修改党纲》，1917年

（三）垄断和非垄断资本与国家

垄断资本的发展——列宁将其视为帝国主义体系的基本属性——必然也涉及另一种资本的存续：“非垄断资本”。

如果没有垄断企业可以从中提取超额剩余价值的较不发达的非垄断资本存在，那么跨国公司和帝国主义国家等垄断企业就不可能攫取巨大的超级利润。列宁已经观察到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与非垄断资本的关系（仍处于萌芽状态），他认为：

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七章并不是每个工业部门都有大企业；……（而）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严重。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一章

在最近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分析者普遍采用“垄断”这一范畴，但没有采用其必要的对应“非垄断”范畴。这种遗漏使得人们不可能对垄断范畴或概念有充分的了解，也不可能解释在没有殖民主义特征的现代世界中，富国是如何剥削穷国的。

非垄断资本是指在帝国主义体系内被垄断者剥削的资本。例如，当今非垄断资本的典型就是为跨国公司服务的弱势供应商。这类公司的工人通常会做大部分工作来制造产品，但他们和他们的老板在产品销售时只得到最低限度的收益。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为苹果公司供货的富士康或为耐克和其他时尚品牌供货的工厂。生产非常有用的东西的独立公司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因为这些东西很常见，很容易生产，只能以很低的价格出售。

今天存在于中国和其他贫穷国家的主导资本形式就是这种非垄断类型的生产者。这就是这些国家的特征，也是它们保持贫穷的基本原因。正如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看到的那样，它们有可能大规模地扩大生产——就像在中国发生的那样——但却不能成比例地扩大利润。为了加入富国的专属俱乐部，资本家有必要赚取超额利润，也就是高利润率。不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残酷竞争的世界里，持续的高利润率只能在某种生产性垄断的基础上发生。穷国——非垄断国家——被阻止发展。

如果没有非垄断资本这个分析性的次级范畴，就不可能把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世界性的剥削体系。在较早的时代，这种遗漏也许是合理的，当时穷国的主导社会关系还不是“非垄断”资本的社会关系，而仍然是前资本主义或混合形式的。然而，帝国主义体系的一个特点——特别是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快速和广泛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使得前资本主义形式变得不再重要。

正如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在中国最为迅速）与现在普遍理解的所谓中国“帝国主义”的出现是同一个现象。在这种思维中，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被视为与富国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它的规模很大，所以人们认为中国正在变得与富国一样强大，甚至比富国更强大。

但是，一旦意识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同的类型，这种想法就会崩溃。一旦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方式仍然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并从属于它们，就可以看出，即使中国成为国内生产总值最大的经济体，它也不会变得比帝国主义国家更强大或更富有。

以这种方式使用列宁的帝国主义垄断理论，我们可以解释主流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情——中国和其他穷国可以继续增长，甚至快速增长，而永远不会“赶上”或取代富裕的帝国主义社会在世界分工中的顶端位置，或世界收入和财富的顶端位置。

这就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当列宁在一百多年前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现象是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1916年）时，他是对的。今天，几乎完全是同一批富国和同一批穷国仍然占据着他发表这一评论时的位置。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必须成为今天建立工人阶级反击资本主义压迫的核心。

俞聂

二、中国是帝国主义吗？

根据主流定义，中国也许是帝国主义。例如，北京对距离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更近的南海宣示主权。它还在增加军事开支。仅就这些事实而言，中国可能是字典意义上的“帝国主义”。

然而，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分析这个问题意味着要研究中国与富国的经济关系。在这一分析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体现了中国与富国关系的基本社会动态。如下图1所示，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富国收入的一小部分。因此，与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工人的工资也同样很低。总的来说，社会条件更差。

图1  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德国、印度、日本人均GDP

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locations=CN-US-GB-AU-MX-DE-IN-JP

在富国内部对中国的分析中，这一最基本的经济事实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后果不断被忽视。中国的低收入在分析上也很关键，还有一个原因：中国和富国之间财富和收入的巨大差异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它表达了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西欧等富裕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资本主义的相对弱点。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目的是为了赚钱，所以如果中国的资本主义更强大，它就能在世界收入中获得更高的份额。图1显示了它的经济实力到底有多强——比富国弱得多。

中国的收入甚至没有接近富国的水平。相反，它属于世界上的一大批穷国——所谓的“第三世界”之列。这个群体拥有85%的世界人口。中国甚至不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富有的国家。相反，它与墨西哥、土耳其、巴西和俄罗斯位列一起。是相对发达的大型第三世界社会集团中的一员。如果中国真的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家不能实现富国资本家的世界一流的利润？又有什么能阻止中国工人要求与澳大利亚或美国一样高的工资？上面的GDP数字结合了工资和利润，表明以中国的规模而言，它们是低的。

（一）剥削

如果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理解“剥削”一词，即资本家对剩余价值（即制造东西所需的劳动时间）的占有，中国很可能是地球上受剥削最多的国家。当剩余价值由工人创造并为资本家占有时，就会发生阶级剥削。当剩余价值由一个国家的工人创造而被另一个国家的资本家占有时，就发生了国家的剥削——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本质。国家剥削可以通过外国对工厂或其他企业的所有权，通过支付外债，或通过国际贸易中的价值不平等交换——这是最重要但却最不被理解的形式。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家被迫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其产品，而另一个国家的资本家可以按价值或高于其价值出售其产品时，就会出现不平等交换。

这意味着，当穷国的资本家出售花2小时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时，他们得到足够的钱从富国购买花1小时生产的产品。这种劳动时间的不平等交换是世界贸易的基本特征，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在1980年左右到2008年的新自由主义生产全球化时期获得如此巨大的超额利润的主要原因。

由于帝国主义导致了富国的过度发展和穷国的欠发展，来自每一类国家的资本家从来没有作为平等的竞争者相遇。他们一方面作为强大的（垄断）资本家群体，另一方面作为弱小的（非垄断）资本家群体而相遇。后者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不同社会的不平衡发展意味着，在帝国主义体系下，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和国家剥削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关于中国和其他贫穷国家能够持续被迫接受这种不平等交换的原因，将在第三部分加以分析。

中国有超过8亿的工人，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力。其中一部分人在或多或少的现代化工厂或生产设施中工作，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中国对全球价值的贡献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开放是支撑新自由主义时期到2008年全世界资本主义利润扩张的最大因素。如图1所示，中国资本（因此也包括中国工人）只能从中国劳工在这一时期创造的巨大财富中获得微薄的份额，这一事实最清楚地证明了为什么我们可以把中国归类为一个受剥削最严重的国家。即使中国是最重要的国家，除了中国，其他穷国也有同样的现象。

当然，有些中国资本会剥削外国工人，包括在某些情况下剥削富国的工人。例如，当中国资本在美国拥有一个工厂或在澳大利亚拥有一个矿场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这些是与总体趋势相悖的例外情况，我们不应跳脱一般背景来看待。

被剥削的国家遭受价值的净损失。一个资本家或一个国家能够为自己攫取的价值量，以其所有阶层的货币收入（GDP）来表示。2019年中国工人占世界劳动力的23%（而且每个中国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也比富国的多得多）。在这一年，中国只获得了世界收入的16%。相比之下，美国的劳动力不到世界总数的5%，每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却获得了世界收入的24%。同样的差异——即同样的剥削证据——可以在地球上每个重要的富国和穷国显示。

（二）中国的军事

诚然，北京在许多情况下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很有侵略性，比如在南海，除了台湾，其他声索方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说，中国政府的这种军事和外交立场体现了其保守的观念。然而，只有在主流观点的意义上，它才可以被称为“帝国主义”。

吵着要在南海谴责中国的资本主义媒体显然认为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海军船队是合法的，它们定期通过同一海域，据说是为了捍卫“航行自由”（包括美国航空母舰的自由）。美国船只在南海进行“民主”演习之前，首先要穿越太平洋。这使得他们的存在从根本上是一种侵略性的姿态，是美国“遏制中国”长期政策的一部分。这一政策自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以来就一直在实施。

任何公正的评估都必须得出结论，中国在军事上被美帝国主义包围，而且美国的军事政策得到了该地区所有其他富国（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支持。美国（在东亚）的存在似乎在香港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新加坡、关岛、印度和其他许多围绕中国的地方都有军事基地或合作协议。奥巴马、五角大楼、特朗普和现在的拜登都非常清楚，其中大部分是针对中国的。因此，就帝国主义国家联盟而言，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和政治行动从根本上说是防御性的。即使一些实际的政策情况仍然如此——如声称越南水域是中国的——也反映了中国资本以弱小邻国为代价获利的愿望。

同时，71年来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在夺回台湾方面惊人地失败。台湾岛在历史上属于中国，在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后被日本殖民。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战败的“民族主义”势力撤退到台湾，在那里他们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依附关系，成为中国反革命的堡垒。台湾（和韩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特别军事、科学和经济援助的接受者，旨在加强它们作为反对中国和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堡垒。

中国未能重新夺取北京认为距离大陆仅130公里的主权领土，可以理解为——与对中国军事力量扩张的耸人听闻的描述相反——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与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从根本上说是弱者。其中一个方面是，由于美国的巨大支持，台湾本身似乎已经成为加入富国俱乐部的少数几个小国之一，而且还发展了先进的军队。另一个方面是美国军队本身在该地区的威胁性存在。

现代世界的军事实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即社会）发展的总体程度，不能与之相去甚远。与富国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足，表现在其收入上，也表现在其军事特征上。反对中国的宣传会让我们相信，中国的军事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普遍的看法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依据。中国的军事装备虽然规模很大，但绝大多数在与先进对手的现代战争中完全过时了。即使是最新的中国设备也经常依赖于外国技术——例如最先进的中国战斗机需要俄罗斯的发动机才能正常工作，因为中国制造的发动机已被证明太不可靠。

台湾的情况好像证实了似乎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一条铁律：没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成功地入侵过一个富国。中国，无论它相对于菲律宾甚至印度来说变得多么强大，都不能也不会使这一定律失效。富国会入侵穷国。穷国有时会入侵其他穷国。但穷国不能入侵富国，即使是如台湾或以色列的小国，这些国家得到较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

（三）资本输出

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常见误解，来自于只取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两个特征，并将其提升为整个理论。通常，“资本输出”（即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贷款、拥有外国股份和外国援助）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决定性特征。这导致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即因为中国“输出资本”——目前最有名的是通过其旗舰“一带一路”倡议——它一定是帝国主义国家。

诚然，来自富国的资本输出和外国援助是这些国家帝国主义项目的一部分和组成部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来自中国的外国投资或援助意味着它也在建设一个类似的“帝国主义”项目。在现代世界中，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会输出一些资本（玻利维亚、东帝汶和其他国家都是如此）。当然，中国的外国投资要比玻利维亚的大得多，但其实际规模在资本主义媒体的报道中被大量夸大。这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即中国的投资和援助接近或超过了富国的投资。但实际是中国的投资规模甚至还没有接近过富国的投资。

例如，如果我们看一下外国国内投资（Foreign Domestic Investment）总额，到2019年，世界上所有国家在所有其他国家的外国国内投资累计达34.6万亿美元。其中超过26万亿美元是由总部设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描述的“发达经济体”（这个范畴几乎与帝国主义阵营类似）的公司拥有的。其中近8万亿美元来自美国。相比之下，中国持有2.1万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两万亿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它比英国的外国投资要高，但比荷兰要低。然而，中国是地球上最大的社会，人口是英国的20倍，荷兰的81倍。

比较大国和小国的总量并不能显示出真正的动态。按人头计算，中国的外国国内投资仅仅是美国的1/15。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人持有约1500美元的外国投资（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由中国的资本家持有）。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个数字超过了23,000美元。英国的数字是27,000美元，荷兰是250,000美元。

中国的人均外国国内投资与其他相对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致。举个例子，墨西哥当年的外国国内投资存量为2300亿美元，或比中国小9倍。然而，由于人口少了11倍，墨西哥的人均持有量略高。这是对投资总额的比较。

此外，富国每投资一美元所获得的回报更高。中国资本在海外投资中获得的回报尤其糟糕。就像更普遍的中国最大企业一样，中国对外投资的利润率一直低于帝国主义资本的利润率。帝国主义国家的媒体虚伪地把中国所谓的“一带一路”倡议投资说成是最险恶的“帝国主义”——险恶，那是因为它是中国的。

然而，就剩余价值的占有而言，真正的问题是，这些中国投资是赚钱还是亏钱？或者说，他们是否能够实现与帝国主义平均水平相当的利润率？许多资本主义独家财经刊物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大多数评论员都表示了极端的怀疑。同时，《纽约时报》和大多数澳大利亚媒体将同样的投资虚假地描述为中国要接管世界的合理投标。

所谓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部分内容——由于有助于提案获得国家支持，实际上其已经成为大量不相关且一般不具战略意义的投资的标签——似乎试图将中国国内的积累模式扩展到其他更贫穷的国家。中国的许多投资都集中在南亚，在非洲也有零星的投资。这些地区——地球上最贫穷的地区——比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要落后。看来，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工程方面，正促使中国政府试图为其建筑公司打开新的海外市场，以抵御国内危机。

这种投资试图通过复制中国自己最近的资本主义扩张，即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加强对这些地区仍然超级廉价的劳动力（和环境）的剥削，以生产出口的基本产品，从而获得利润，即使只是微薄的利润。这并不是说，中国资本可以指望主导印度等国劳动力的实际剥削。印度的绝大多数外国投资来自帝国主义国家，而不是中国。然而，中国资本正试图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在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建设基础设施。

帝国主义倾向于忽视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这通常不是因为缺乏可用资金。而是因为在那里的大多数投资的可能收益很低，而且风险很大。中国资本被迫将其大部分外国投资集中在全球这些经济边缘地区，这表明了它的弱点，而不是实力。

中国的对外投资也经常与中国国内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有关。这确实表明，资本家阶级在海外有“项目”——即它试图捍卫超越其边界的战略利益。但这些利益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没有这些投资，中国将完全受制于美国，例如，美国通过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可以控制马六甲海峡（该海峡是从中东向中国运输石油的要道）。

俞聂

（四）一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

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国内产能过剩，然后尝试向国外市场扩张的模式，确实模仿了帝国主义国家经典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方面。然而，虽然有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根本的区别是，正在成熟之中的中国资本主义（巴西和其他相对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如此）不是与帝国主义国家相同类型的资本主义。

真正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在它们已经处于世界分工的顶端、因此主导了世界贸易和利润的时候成熟起来的（matured）。中国的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只是“正在成熟之中”（maturing），而这个顶端——最高技术的生产——仍然被其他国家所垄断；被那些统治了世界经济一个多世纪的同一批帝国主义国家所垄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角色只是一个第二梯队的经济体。因此，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正在成熟之中”的第二梯队经济体。

中国和富国之间具体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分工）将在下一部分中加以探讨。

所以，尽管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是固守这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或者指出这些相似之处以将中国定性为帝国主义，其实忽略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议题——哪些资本家阶级（即来自哪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能够为自己获得世界工人生产的最大部分价值？

通过世界贸易中价值的不平等交换、外债偿还、海外投资回报和其他渠道，在2021年，价值仍然从穷国流向富国。

帝国主义——被定义为富裕的资本家阶级和国家通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价值净转移而对贫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是一个系统，其中中国是一个被剥削的国家，而不是剥削者。剥削，而不是这个或那个外交政策，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基本本质。

俞聂

三、如何确切描述中国资本主义的特征？

在第二部分，我们认为中国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因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不能广泛地攫取其他国家工人生产的价值。只有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和西欧国家等富国的资本家阶级拥有这种特权。这也是这些国家富裕而中国不富裕的原因。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中国是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如何才能确切地描述中国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特别尖锐，因为中国政策的许多特征，如它的军事开支和它的外交，在富国的资本主义媒体中被描述为最危险和最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左派人士也普遍认同这样一种错误的说法，即中国现在对美国持续的全球霸权构成了威胁。

可以说，这种几乎无处不在的错误观点是建立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及其与富国的关系没有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的。这种关系归根结底是由中国资本（及其雇佣的劳动力）和富国资本（及其劳动力）在构成世界范围生产的全球分工中所占据的具体角色决定的。

许多社会主义者错误地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帝国主义社会存在的资本主义基本相同的东西的发展。由此认为，这意味着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对手。

抽象地讲，所有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基于对工人的阶级剥削。然而，如果我们想了解今天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权力动态——这些社会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转型——就有必要具体说明其互动的性质，了解是什么决定和限制了可能的互动类型。

由于缺乏具体的分析，以及对同一性的假设，导致了许多读者熟悉的量化比较的泛滥：GDP的规模、军队或战争机器的数量、工程毕业生的数量、某些公司的规模等等。这些总的数字被用来表明中国的实力现在等于或超过美国，并且已经超过了澳大利亚、日本等小国和其他所有富国。

诚然，中国本世纪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生产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贸易和投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一直在崛起”并非毫无根据。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

许多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对手“正在崛起”的人，似乎只是表示正在发生一些大事，但只是猜测或推断它可能是什么。通常，对未来主导地位的猜测是基于中国过去快速的GDP增长。其假设是，由于某种不可阻挡的“势头”，这种情况将持续到未来。这种印象每天都被自称是“专家”的Stan Grant等人在资本主义大众媒体上未经反对的报道所强化。中国是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常识”的一部分，甚至质疑这个想法都被认为有点奇怪。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了解未来真正可能出现的结果，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实际关系。第一步是把中国的资本主义扩张放在背景语境之中。

例如，想象中国在世界贸易和收入中的份额增加主要是以帝国主义国家为代价，是不准确的。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表明的那样，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扩张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这种扩张大部分是由帝国主义公司自己直接组织的，或者通过他们对中国工厂的所有权，或者通过向中国供应商下订单。也有中国公司超越帝国主义公司的情况，但这往往只发生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下文将介绍这些情况。

中国的收入不仅远远低于帝国主义社会，而且还与其他相对发达但贫穷的“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水平相当。图2显示了中国所谓的崛起——虽然非常真实和重要——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从1980年最贫穷的第三世界社会到今天最富裕的大型第三世界国家之一的道路。因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既要考虑到它在第三世界阵营中的显著成功，也要考虑到它无法摆脱第三世界成员的现实。

图2  1978-2019年中国和其他主要第三世界国家（墨西哥、印度、土耳其、巴西、印度尼西亚）的人均GDP

（一）中国是最成功的非垄断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已经成为某类资本主义社会集团中最成功（或接近成功）的国家。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收入比帝国主义国家低得多。它们与帝国主义有关的基本社会经济特征被最准确地描述为非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最主要反映了它击败竞争对手的非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速度。同时，所有非垄断资本都从属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由于这个原因，只要保留全球分工中的现有角色，中国未来成功的可能性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限制。

从历史上看，（没有帝国主义的援助，如韩国和台湾的情况）各国不可能从第三世界进入第一世界，今天也不可能，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拥有不可逾越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垄断，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竞争的框架内不可逾越，以供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世界各国被鲜明地分为两个遥远的阵营——富裕和贫穷——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并不是偶然的。这种收入两极化的根本社会基础是世界劳动分工的两极化，即垄断性劳动过程（最复杂的劳动）和非垄断性过程，后者通常是简单或标准化的生产。

垄断性劳动过程需要高度的专业技术知识，相对复杂，难以实现和复制，往往以科学研究和开发为基础，其成果尚未普及。

相比之下，非垄断性劳动过程是指那些由于其标准化或简单的特点，可以由世界上许多地方的许多资本——包括第三世界——进行的过程。根据定义，标准化的劳动过程是非垄断的，因为它们很容易被复制。

主要依靠容易复制的非垄断性劳动过程的单个资本主义公司和国家资本，通常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这是因为，对于容易生产的东西，往往不可能大幅度提高价格。如果一个资本家试图这样做，其他生产同样东西但卖得更便宜的资本会侵占他们的市场。或者其他资本可以相对容易地投资于同一事物的生产。

这种非垄断型的生产/劳动过程是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在中国扩张的主要特征。这就是中国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非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原因。

中国资本主义扩张的特殊速度对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形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作为非垄断资本主义的增长，它在质量上不同于同时发生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发展，而且在技术上（并因而在社会上）从属于后者。

所有资本——包括非垄断资本——都必须努力竞争，以提高自己的市场地位，但只能根据自己的实力这样做。这包括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非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以及垄断资本与非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后者对于理解帝国主义对穷国（包括中国）的剥削最为相关。

垄断资本和非垄断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竞争的实质采取了以下形式：

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通过引进新技术来开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涉及到“不断革新生产工具”（即通过引进新技术彻底改变生产的方式）。新技术要么节省了劳动时间，要么创造了新的先进产品。无论哪种结果都会增加利润，因为新产品（不容易复制）可以高价出售，而在生产现有产品时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将使创新的资本将其生产成本降低到远低于市场价格。如果新技术不容易复制，那么加价就可以持续。这两种增加利润的方式——而不是改善人类社会或环境——代表了今天每个帝国主义国家所关注的“研究和开发”的真正本质。

与此相反，中国和其他非垄断资本试图掌握或简化现有的生产技术。也就是说，它们试图采用现有的垄断工艺（迄今为止不容易复制），并利用自己的劳动力、技术人员等复制它们。一旦成功，这就把一个特定的过程转化为非垄断过程，并允许中国或其他第三世界的资本开始接管该技术。在这一点上，垄断资本（如果它无法用新的产品或技术进行反击）将放弃生产受影响的产品，将其抛弃在非垄断（通常是第三世界）生产的领域。

无论是哪种竞争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成功地将世界劳动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利润）重新分配给胜利的垄断资本或胜利的非垄断资本。然而，它们是不同的过程，有相应的不同的可能结果。

帝国主义对新技术垄断的成功发展，可以带来持续的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因为新技术相对难以复制。此外，帝国主义经济的特点是不断发展新技术，所以他们高于平均利润或多或少是永久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年前的那批国家今天仍然富裕。

另一方面，当非垄断企业成功地简化了以前复杂的生产过程时，这只能带来暂时的优势。一旦一个过程被简化，它就会因为现在的简单或更广泛的理解而被广泛而迅速地复制。因此，资本家出售以这种方式生产的产品所能得到的价格，往往会更快地下降到生产成本。非垄断产品的价格下降会进一步加快，因为更多的竞争来自于其他非垄断生产商，而这些生产商由于其危险的、往往是绝望的市场地位，更愿意投资于只有少量利润的生产领域。“逐底竞争”只适用于没有某种垄断的资本。

非垄断性劳动过程的从属地位，它们与垄断性劳动过程截然相反的技术和社会特征，以及世界经济中这种高科技/低技术专业化的持续强化趋势，意味着非垄断资本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持续统治并不构成根本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收入是两极分化的，并将继续如此。

（二）中国的垄断

在中国，存在着某些类型的资本主义垄断，就像今天所有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一样，有强有弱。然而，一些关键特征将这些垄断与富国、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公司所特有的全球垄断区分开来。

第一种垄断类型主要是国内的——如阿里巴巴和中国的大型银行。这些公司的规模大、客户多、利润总额大，反映了它们对国内较小的竞争对手的支配。例如，中国最大的银行拥有世界上所有银行中最大的资产负债表。然而，中国没有一家跨国银行能与桑坦德银行（西班牙）、法国巴黎银行（法国）或众多美国、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银行竞争。这意味着，无论它们在中国的规模如何，这些国内银行在世界市场上都从属于帝国主义银行。阿里巴巴与亚马逊、百度与谷歌等的情况也是如此。

某些中国资本所拥有的第二种“垄断”形式是全球性的。这些公司对某些简单或标准的劳动过程或这些过程的产品具有垄断性。如果某种商品（例如标准的家用洗衣机）的生产大多需要简单的劳动过程，而且这种劳动不容易被机械化，那么位于富国的资本（必须支付更“昂贵”的工资）就很难参与竞争（除非他们把业务转移到海外）。作为劳动分工两极化的一部分，这种类型的标准化生产已经越来越多地转移到第三世界的国家。在那里，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可以而且确实为控制权而相互竞争。有时，这样的过程被第三世界的资本所接管，它们能够打败那些无力升级或被抛弃的边缘化和衰落的富国资本主义公司。

这场竞争中的赢家——其中很多是在中国——能够而且确实形成了某种垄断：对低技术和标准化劳动过程的垄断。这是一种对劳动过程的垄断，基本上是被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至少是帝国主义最强大的资本主义集团所抛弃的。这种类型的中国垄断是全球性的，但只是相对于其他第三世界（非垄断）生产者而言，因为这些劳动过程在整个劳动分工中是从属的。

同时，富国的垄断资本越来越多地投资于高科技生产和新产品研发的主导权，从而在“价值链”上更上一层楼。正是这种富国在技术/劳动生产率阶梯上不断提升的动态，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够崛起，但永远无法赶上。每当中国资本掌握了一个新工艺，并在技术阶梯上再上一个台阶时，当中国到达那里时，阶梯本身已经开始降低，所以以前的高台阶已经掉进了低利润的沼泽。

任何怀疑中国在技术上从属于帝国主义的人，只要看看所谓的中美“贸易战”的证据就知道了——这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即使是最成功的中国公司（可能是中国唯一重要的真正的跨国公司）——华为，其5G网络设备业务和手机都依赖美国、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技术——技术上的从属关系也是如此。华为的技术依赖性是美国对其实施制裁的原因，如果制裁继续下去，将最终有效地摧毁该公司作为高端生产商的地位。然而，华为应该能够继续生产二流的电信系统和电话。

最有说服力的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连一项旨在禁止使用中国技术的制裁措施都没有。这是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没有技术垄断。这就是中国资本通过四十年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增长所取得的地位。

换言之，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争取到的“垄断”，只是对其他非垄断资本的垄断；因此是一种内在软弱和不稳定的地位。它已经成为最强大的第三世界社会之一——与巴西和墨西哥一起——在经济实力上高于其他第三世界社会（如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但它在技术和科学上——因而在社会和经济上——仍然被富裕的帝国主义社会所包围、限制和剥削。

本文的第一部分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即一个国家的工人被另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剥削（占有价值）。第二部分表明，中国遭受着工人创造的价值的损失，而不是相反，因此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被剥削的社会，而不是帝国主义社会。

本部分概述了中国资本被迫承受这种损失的原因——它在世界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在世界市场上处于非垄断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框架内，这种由于技术从属地位而造成的价值损失是无法克服的。这是中国和所有贫穷的“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被最准确地描述为非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原因。

俞聂

四、为什么富国不断升级对中国的侵略？

今天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对抗姿态，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及以后的情况有所不同。根据当时的宣传，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将导致所谓的“民主化”——这是一个代号，意味着在政治和经济上屈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需要。因此，对中国的市场导向政策给予相对合作的鼓励和帮助是当务之急。除了帝国主义的长期目标外，大量廉价的中国劳动力是直接的吸引力，大型跨国公司的企业主对此垂涎欲滴。

然而，经过长期的这种有利可图的安排，中国共产党既没有失去权力，也没有实现帝国主义思想家们期待的所有愿望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的宣传转向了对中国的持续抨击。然而，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国国家对某些帝国主义要求的抵制并不表明中国现在已经有能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它可能“威胁”要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但仅此而已。

图3  位于中国周边的美国军事基地

在本文的前三部分中，我们已经论证了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分工中在根本上从属于帝国主义国家。此外，我们还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一个统一的全球体系中，中国在生产上从属于帝国主义，是中国在社会和经济上从属于富国的根本原因。中国的从属地位最明显的表现是，与少数富国相比，尽管中国为世界经济所需的所有工作贡献了很大一部分，但中国仍然很穷。做了这么多工作，却没有从中得到相应多的好处，说明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受到了剥削。

然而，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如果中国的发展给富裕的帝国主义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且，正如我们所论证的那样，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威胁到要推翻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统治地位，那么，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早期相比，为什么近来历届的美国政府采取了新的进攻政策来“遏制”中国？

（一）不平等的斗争

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点是，贫穷或者弱小并不能使一个国家免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并不是只针对被视为潜在的帝国对手。如果我们看一下自二战结束以来，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几乎只针对两种类型的国家，而它们都没有想要努力去取代帝国主义的统治。第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或革命，如古巴、越南、尼加拉瓜、格林纳达、朝鲜或中国（在其早期的社会财产关系时期）。或者，帝国主义用军事侵略来对付贫穷和软弱的第三世界资本主义政权，如在巴拿马、海地、利比亚、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

因此，今天美国联盟和中国之间仅仅存在军事上的紧张关系，在逻辑上或本质上并不表明在两者实力相近的情况下正在形成竞争关系。冲突的升级不是因为双方实力相当，而是因为至少有一方认为自己会从冲突升级中获益。
与古巴和委内瑞拉不同，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已经不再对帝国主义利益构成革命的挑战。也就是说，它已经不再代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另一条政治道路，不再争夺劳动人民的效忠和支持，也不再试图为他们的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而战。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通过将庞大的中国劳动力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纳入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国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帝国主义经济利益的补充。它的宣传则紧随其后。通过这种政策而出现并致富的中国资本家阶级，无法领导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去反对全球帝国主义，他们也没有试图这样做。

中国和美帝国主义联盟之间的冲突具有不同资本主义集团之间冲突的特征。根据定义，资本主义集团是竞争性和冲突性的，因为他们寻求为自己争取最大的私人利益。这种竞争导致了各种周期性的冲突，甚至包括战争。
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代表了今天资本主义间竞争的一种重要形式。然而，由于中国在技术上从属于帝国主义社会，这种竞争不是在平等的双方之间进行。相反，它发生在以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为一方，以中国非垄断资本为另一方。作为一个非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国不能威胁到对中国劳动价值或海外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占有。

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冲突并不在于哪个统治阶级控制了对另一方的价值占有。而是中国资本和中国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迫向帝国主义放弃价值——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程度。

（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经济中地带之争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世界生产变得越来越专门化。今天，每个国家都越来越多地被迫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某一位置，生产所有现代社会所依赖的必需品。这种强迫性也意味着要在全球高科技/低技术两极分化（这种分化是世界劳动分工的动力和特征）中的某个地方调整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资本被分为两极——第一世界的高科技垄断资本和第三世界的低技术非垄断资本。我们可以预期，这种两极化的相互依赖形式将在两极之间产生相对和平的共存，因为每一方都致力于为整个生产劳动过程贡献技术上的互补。事实上，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早期到2008年，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或多或少都发生了这种情况。当然，那时也有许多冲突，但这些冲突是以相对更合作的方式来处理的。

在那一时期，在跨国公司寻求从廉价劳动力套利中获利时，来自中国、东欧和其他地方的廉价劳动力大量涌入世界市场，支撑了全球劳动分工日益专门化和两极化。垄断资本家和非垄断资本家，以及他们各自的国家，合作将新的受超额剥削的劳动力供给到世界市场。这种喜人的局面使这种（相对）和平和（相对）繁荣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相对没有危机，资本主义和利润大规模扩张。在这个项目中，帝国主义能够承受并被迫将一部分收入分给第三世界的资本家阶级，它们依靠这些阶级的合作来获得新的廉价劳动力来源。

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作为所有廉价劳动力的最大来源，成为世界资本的非垄断极的中心节点。位置、规模和其他源于早期社会主义时期的优势使中国成为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最成功的第三世界国家。这反映在中国从1980年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至少以人均GDP衡量）上升到相对发达的大型第三世界经济体中的最大国家。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见，中国在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反映在其收入上——现在与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其他地区相当——尽管仍然只是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美国和西欧等富裕国家的一小部分。
可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增长并没有打破富国和穷国之间两极分化的一般规则。相反，它在第三世界/非垄断极内产生了重大的重新调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关键的是，这种调整也把地球上最大的社会带到了第三世界的顶端。作为最大的国家，意味着中国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谈判能力和全球影响力，这是以往任何一个非垄断/第三世界国家所没有的。

各个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冲突的。弱（非垄断）资本和强（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也是如此，尽管这种特殊的竞争形式与垄断企业之间或非垄断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形式不同。

（三）经济中间地带之争

随着中国成为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顶端国家之一，它达到了一个位置，在它之上的许多竞争者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者——特别是主要的跨国公司。也就是说，现在在中国进行的某些劳动过程的技术复杂程度，至少在中国经济的顶端，与帝国主义社会垄断劳动过程的技术复杂程度相比，是相当低的。

帝国主义对技术分工顶层的统治（在历史上和中国崛起之前也是如此），并不是因为非垄断国家不愿意在整个分工中取得更高的地位。相反，非垄断国家在历史上没有能力加入（更不用说推翻）帝国主义阵营，是基于帝国主义在全球分工中对紧邻第三世界主要社会的经济领域的垄断。不论来自中国，巴西，墨西哥还是其他地方，不断排斥和击败商业竞争对手都是固有的冲突过程。也许在某些方面（至少在资本家之间）比垄断性跨国公司与其来自孟加拉国、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供应商之间发生的更为不平衡的竞争更为激烈。

中国和其他领先的非垄断国家（如墨西哥和巴西）与垄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是全球劳动分工中的经济中间地带之争。它围绕着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展开，这些生产过程以前是帝国主义的领域或排他性领域，但后来变得更加普遍，因此非垄断生产商更容易复制。这是为控制技术上中等水平的生产过程和包含高技术和低技术劳动过程的产品而进行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廉价或昂贵的劳动生产者都可能占优势。

就帝国主义的国家政策而言，更多“合作”形式的竞争是由诸如现已失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其他“自由贸易”协议的政策所代表。更具对抗性的方式则由过去几年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所代表，包括技术禁令、制裁和关税，就像特朗普那样。

只要资本主义还在，垄断资本和非垄断资本之间冲突的一般结果就会得到保证——帝国主义的胜利。然而，在这个总体框架内，帝国主义胜利的程度和形式都存在着大量可能的变化。撇开所涉及的不可估量的政治变化不谈，在经济层面上，这些可能的结果变化可以决定单个资本主义公司的成败，也会影响权力和财富在各种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分配。仅仅是这些，就有充分的理由让最激烈的战斗出现。

（四）中国的武器

如前所述，虽然垄断资本保留了它的总体统治地位，但在其统治的程度及剥削的程度上出现了斗争。每一方采用的斗争形式反映了他们的优势和劣势。作为第三世界最大的国家，以及一个历史上发生过社会革命的社会，中国资本主义拥有相当多的武器——至少与历史上和今天所有其他第三世界社会相比是这样。

其中一个优势是，中国的庞大规模和战略位置导致它在许多类型的商品的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最复杂的商品并不完全在中国生产——它们使用进口的高科技零件、材料、设备和技术服务，或者是进口或出口的未完成品。即便如此，完善的中国工厂和组装业务，加上多年来建立的全面的本地供应商网络，使中国资本有效地垄断了大量的低端和中等水平的生产过程。

另一个优势是中国国内产品和金融市场的巨大规模。只要中国有可能控制外国资本进入这个市场的各个部分，这就使中国在某些方面具有与帝国主义国家相当的讨价还价的地位，而帝国主义国家也把进入其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筹码。例如，在从2018年开始逐步实施的改革之前，至今主导中国国内市场的各种以帝国主义为基础的汽车公司——如大众和本田——被迫以与中国本地资本家的合资企业的形式运营，并且不能在他们组建的合资企业中拥有超过50%的股份。其他正在放宽或取消外资所有权限制的行业是金融服务、保险、基础设施、冶炼和部分农业。对金融服务投资的更大开放，多年来一直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要求。

中国资本的还一个优势是，按照国际标准，国内的不平等程度特别高。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很低，这意味着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除了被帝国主义侵占的那部分）有更多可以用来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地位和利润。这种情况既可以直接发生，也可以通过国家补贴的形式发生，比如廉价信贷和廉价土地。

（五）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

与其他第三世界社会相比，中国成功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1950年代初，一场反帝国主义的社会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这场社会革命将中国的财产关系从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制转变为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社会革命后来被打败了——也就是说，它所建立的社会财产所有权被大量地重新转化为私有制——资本主义产权。然而，这样一个决定性事件的遗产不可能轻易或完全从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抹去。

1949年取得国家政权的中国革命，能够将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逐出国门，并在整个中国领土上（台湾和香港除外）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统治阶级，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与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等类似的资本主义统治国家相比，社会发展的总体条件更为有利，并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

根据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说法：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饥饿。中国人民遭受着文盲、鸦片瘾流行、源于农村半封建关系的残酷压迫、对妇女的严重全面压迫以及欧洲和日本各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瓜分。在1949年至1955年期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除了大规模的饥饿、鸦片瘾和卖淫，同时在扫除文盲、为人民提供医疗保健和为城市工人阶级提供稳定就业、消除农村的地主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到1955年，核心产业已经国有化，计划经济的雏形开始形成。这种经济模式的基础是推翻资本主义在经济中的指挥地位的财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目前的政策几乎没有原创性，至少在本质上是这样的。对中国的“遏制”——无论是通过顺应还是合作——一直是共产党胜利后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产权的恢复仍未完成，尤其是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下进行的，这并没有抹去革命胜利的所有成果，也不可能抹去。中国的劳动人民和环境无疑为资本主义复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然而，共产党的持续政治权力——帝国主义每天都在试图破坏它——意味着革命的某些成果，如工人教育的增加和国家能力的提高，不是被挥霍或逆转，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中国共产党保留下来，并被征用为中国资本利用的许多资产。在社会主义时期实现的相对较高的社会发展，成为中国非垄断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并部分地解释了它的成功。

给予某些国内生产者进入中国市场的优惠政策、国家补贴、熟练和受过教育的工人以及中国的规模，意味着最具竞争力的中国公司从帝国主义的资本手中夺取了市场，超过了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基本工业化所能做到的。对帝国主义经济体来说，其结果是更多的边缘企业或衰落企业的死亡，以及更多种类的劳动过程流失到中国。帝国主义对中间地带的这种相对损失将在未来继续、扩大或倒退，除其他因素外，还取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攻击的成功程度。

俞聂

（六）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什么？

美帝国主义并不主要寻求从中国撤资或将其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这样的政策，即使是可行的，也会限制帝国主义从对中国劳工的持续剥削中获得的利益。中国劳工仍然是，并将继续是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社会基础的一大部分。

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资本不可能利用他们自己工人的更昂贵的劳动力，去接管已经由中国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非垄断资本主义生产者主导的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和相对低技术的工艺。试图这样做是无利可图的，除非这种生产可以进一步机械化或通过其他类型的技术进行“破坏性”改进。回流运动——将生产从中国和第三世界其他地方带回美国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并不寻求将相同的劳动过程转移到高工资国家。相反，资本家试图用由少数熟练技术工人经营的较新的、机械化的工厂取代劳动密集型工厂生产。

同时，帝国主义的政策也在努力将更多的非垄断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他们有更好政治联盟的第三世界替代地点，如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然而，对于大量的生产来说，无论是“回流”，还是转移到一个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短期内都是不可行的。

因此，斗争的核心是帝国主义不仅试图用机器或非中国工人取代中国工人，而且还试图开发新的方法，以尽可能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最佳条件，将中国廉价劳动力纳入全球生产流程，同时确保垄断地位得以保留。正如本文所论证的，主要的控制方法位于劳动过程本身：帝国主义对整个劳动分工的最高技术层面的控制。

对中国商品征收贸易关税、实施技术限制和其他经济制裁，以及虚伪的人权宣传活动，已成为赢得美国对中国政府要求的关键谈判筹码。这些都是为了维持和深化中国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的从属形式的整合，而不是广泛的排斥。

惩戒中国这个最强大的第三世界社会，似乎也是为了惩戒整个第三世界。如果阻止中国保留现在为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做出贡献的价值的更大部分，那么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也更有可能被排除在更大的份额之外。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目前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天文数字水平（注意，中国无法扭转这一局面），就可能引发进一步的危机。

重要的是，这样的发展必然会减少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目前可用于抵消危机影响的巨大财政资源——比如2008-9年国家对资本的救助和2020-1年对资本和工人的救助。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面对这些经济危机时都享有巨大的金融和财政余地。它们曾两次通过国家对企业和工人的巨额救助来防止更具破坏性的经济崩溃。这仅仅是由于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和这些利润为帝国主义国家带来的收入才得以实现。然而，这些超额利润并不仅仅是由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的工人的劳动也是其基础。

作为最大的单一贡献者，中国不能被排除在世界贸易之外或被边缘化。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策只是破坏或将中国排除在某些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领域之外，或者利用制裁作为武器或威胁，以便在制裁取消时获得更好的条件。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在适合自己的时候都是保护主义的，所以贸易争端将持续存在（就像美国和欧盟之间，或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一样）。但是，这与一些左派所想象的不可阻挡地走向下一场“超级大国”（即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

（七）政治

经济中间地带的实际竞争和实际损失显然在帝国主义国家内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在美国。这些损失被特朗普、拜登、奥巴马、桑德斯和其他资本主义政治家以各种方式归咎于中国。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们不是由中国的实力造成的，而是由生产过程中的一般技术进步过程造成的。美国资本家想要从利润下降的领域——如纺织业——撤资，无论如何都会将生产外包给外国供应商。如果中国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他们会把更多的生产外包给其他地方，就像它们现在越来越多地这样做。

然而，帝国主义将离岸外包说成是由不可战胜的中国竞争所逼迫的，这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优势是很大的。一个好处是，这种宣传路线有助于为增加军事开支和对中国的侵略提供理由。它还有助于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滋生民族沙文主义思想。这助长了猖獗的反华种族主义，分裂和削弱了国内外的工人阶级。把遭受所谓“去工业化”的工人和社区或地区的边缘化说成是中国发展的受害者，转移了对真正问题的注意力——他们被自己的统治阶级所抛弃，并需要一个基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帝国主义社会新组织。

美国国内政治显然也在制定其中国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鼓动反华情绪，历届美国政府和大众媒体多年来成功地在美国和全球的劳动人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反华敌意。显然，政治因素是特朗普的核心，他在竞选总统时采用了反华纲领。

国内政治似乎也是拜登的核心。他曾两次公开表示，中国并不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2020年1月，拜登仍然辩说：“我们把中国说成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应该通过这样做来帮助并使自己受益。但是，那种认为中国会吃掉我们午餐的想法——我记得90年代末的辩论，还记得日本要买下我们吧？饶了我吧。”

拜登在竞选过程中出现的言辞上的逆转，在任职期间一直持续，看起来不像是前景的突然改变，而更像是一种政治演习，以化解特朗普（和桑德斯）高度流行的保护主义反华立场。国内政治是一个因素。美帝国主义非常真实的愿望是粉碎任何类型的外国对其权力的抵抗，这是解释拜登迄今为止的立场政策的另一个因素。

激活

文章的作者也认同不平等交换？我一直以为这个理论并不是很流行。

俞聂

激活 发表于 2022-12-19 22:29
文章的作者也认同不平等交换？我一直以为这个理论并不是很流行。

我大致看了一下这个“红蚂蚁”组织，他们在不少议题上都跟红中网持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场，比如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根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美之间只会“斗而不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阶级通过攫取“全球南方”的超额利润来收买工人贵族并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以及在叙利亚、利比亚、香港和乌克兰问题上，他们都反对国际上主流左派跟在美帝和北约屁股后面走的做法，等等。

他们是从澳大利亚主要的托派组织中分裂出来的，好像也属于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阵营里的少数派，国际社会主义趋势（IST）这样的主流托派组织则是多数派。

俞聂

激活 发表于 2022-12-19 22:29
文章的作者也认同不平等交换？我一直以为这个理论并不是很流行。

这篇反驳“中帝论”的文章虽然不像红中网那样呈现了翔实的量化数据，但还是有力地驳斥了亲帝左派支持“中帝论”的主要论点。

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通过介绍国际上亲帝左派的发展史，还指出了他们之所以长期以来跟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宣传定调走，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