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若干基本概念和原理

傑瑞米柯賓

　六)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對存在的能動的反作用

      產生了職業法學家的新分工壹旦成為必要，就又開辟了壹個新的獨立領域，這個領域雖然壹般地依賴於生產和貿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對這兩個領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相抵觸的壹種內部和諧壹致的表現。而為了達到這壹點，經濟關系的忠實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壞。法典越是不把壹個階級的統治鮮明地、不加緩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現出來(否則就違反了“法的概念”)，這種現象就越常見。1792—1796年時期革命資產階級的純粹而徹底的法的概念，在許多方面已經在拿破侖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這個法典中的體現來說，它必定由於無產階級的不斷增長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種削弱。但是這並不妨礙拿破侖法典成為世界各地編纂壹切新法典時當做基礎來使用的法典。這樣，“法的發展”的進程大部分只在於首先設法消除那些由於將經濟關系直接翻譯成法律原則而產生的矛盾，建立和諧的法的體系，然後是經濟進壹步發展的影響和強制力又壹再突破這個體系，並使它陷入新的矛盾(這裏我暫時只談民法)。

　　經濟關系反映為法的原則，同樣必然是壹種頭足倒置的反映。這種反映是在活動者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的；法學家以為他是憑著先驗的原理來活動的，然而這只不過是經濟的反映而已。這樣壹來，壹切都頭足倒置了。而這種顛倒——在它沒有被認識的時候構成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觀點的那種東西——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並且能在某種限度內改變經濟基礎，我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壹發展階段為前提，繼承法的基礎是經濟的。盡管如此，也很難證明: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制，在壹切細節上都只是出於經濟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對經濟起著很大的反作用，因為二者都影響財產的分配。

　　至於那些更高地懸浮於空中的意識形態的領域，即宗教、哲學等等，它們都有壹種被歷史時期所發現和接受的史前的東西，這種東西我們今天不免要稱之為愚昧。這些關於自然界、關於人本身的性質、關於靈魂、魔力等的形形色色的虛假觀念，多半只是在消極意義上以經濟為基礎；史前時期低水平的經濟發展有關於自然界的虛假觀念作為補充，但是有時也作為條件，甚至作為原因。雖然經濟上的需要曾經是，而且越來越是對自然界的認識不斷進展的主要動力，但是，要給這壹切原始狀態的愚昧尋找經濟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學的歷史，就是逐漸消除這種愚昧的歷史，或者說，是用新的，但越來越不荒唐的愚昧取而代之的歷史。從事這些事情的人們又屬於分工的特殊部門，並且認為自己是致力於壹個獨立的領域。只要他們形成社會分工之內的獨立集團，他們的產物，包括他們的錯誤在內，就要反過來影響全部社會發展，甚至影響經濟發展。但是，盡管如此，他們本身又處於經濟發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響之下。例如在哲學上，拿資產階級時期來說這種情形是最容易證明的。霍布斯是第壹個現代唯物主義者( 18世紀意義上的)，但是當專制君主制在整個歐洲處於全盛時期，並在英國開始和人民進行鬥爭的時候，他是專制制度的擁護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階級妥協的產兒。英國自然神論者和他們的更徹底的繼承者法國唯物主義者都是真正的資產階級哲學家，法國人甚至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哲學家。在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哲學中始終顯現著德國庸人的面孔——有時積極地，有時消極地。但是，每壹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壹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因此，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壹小提琴: 18世紀的法國對英國來說是如此(法國人是以英國哲學為依據的)，後來的德國對英法兩國來說也是如此。但是，不論在法國或是在德國，哲學和那個時代的普遍的學術繁榮壹樣，也是經濟高漲的結果。經濟發展對這些領域也具有最終的至上權力，這在我看來是確定無疑的，但是這種至上權力是發生在各個領域本身所規定的那些條件的範圍內:例如在哲學中，它是發生在這樣壹種作用所規定的條件的範圍內，這種作用就是各種經濟影響(這些經濟影響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對先驅所提供的現有哲學材料發生的作用。經濟在這裏並不重新創造出任何東西，但是它決定著現有思想材料的改變和進壹步發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間接決定的，因為對哲學發生最大的直接影響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7—600頁。

　　因為我們否認在歷史中起作用的各種意識形態領域有獨立的歷史發展，所以我們也否認它們對歷史有任何影響。這是由於通常把原因和結果非辯證地看做僵硬對立的兩極，完全忘記了相互作用。這些先生們常常幾乎是故意地忘記，壹種歷史因素壹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59頁。

　　我在維也納的《德意誌言論》雜誌上看到了莫裏茨·維爾特這只不祥之鳥所寫的關於保爾·巴爾特所著壹書[27]的評論，[28]這個評論使我也對該書本身產生了不良的印象。

　　我想看看這本書，但是我應當說，如果莫裏茨這家夥正確地引用了巴爾特的壹段話，在這段話中，巴爾特說他在馬克思的壹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學等依賴於物質存在條件的唯壹的例子，就是笛卡兒宣稱動物是機器，那麼我就只好為這個人竟能寫出這樣的東西感到遺憾了。既然這個人還沒有發現，物質存在方式雖然是始因，但是這並不排斥思想領域也反過來對物質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麼，他就決不可能了解他所談論的那個問題了。但是，我已經說過，這全是第二手的東西，而莫裏茨這家夥是壹個危險的朋友。唯物史觀現在也有許多朋友，而這些朋友是把它當做不研究歷史的借口的。正像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曾經說過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5—586頁。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產者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壹步的、據稱更徹底的發展。[29]同任何新的學說壹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紮在經濟的事實中。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9頁。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壹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 hominem］。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頁。

　　當人們談到使整個社會革命化的思想時，他們只是表明了壹個事實: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壹致的。

　　當古代世界走向滅亡的時候，古代的各種宗教就被基督教戰勝了。當基督教思想在世紀被啟蒙思想擊敗的時候，封建社會正在同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進行殊死的鬥爭。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過表明自由競爭在信仰領域[30]裏占統治地位罷了。

　　“但是”，有人會說，“宗教的、道德的、哲學的、政治的、法的觀念等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固然是不斷改變的，而宗教、道德、哲學、政治和法在這種變化中卻始終保存著。

　　此外，還存在著壹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但是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恒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相矛盾的”。

　　這種責難歸結為什麼呢?至今的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而這種對立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階級對立具有什麼樣的形式，社會上壹部分人對另壹部分人的剝削卻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事實。因此，毫不奇怪，各個世紀的社會意識，盡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運動的，這些形式，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52頁。

　　廢除作為人民的虛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現實幸福。要求拋棄關於人民處境的幻覺，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覺的處境。因此，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對苦難塵世——宗教是它的神聖光環——的批判的胚芽。

　　這種批判撕碎鎖鏈上那些虛構的花朵，不是要人依舊戴上沒有幻想沒有慰藉的鎖鏈，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鮮的花朵。對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夠作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來思考，來行動，來建立自己的現實；使他能夠圍繞著自身和自己現實的太陽轉動。宗教只是虛幻的太陽，當人沒有圍繞自身轉動的時候，它總是圍繞著人轉動。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後，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具有非神聖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於是，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頁。

　　對宗教的批判最後歸結為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樣壹個學說，從而也歸結為這樣的絕對命令:必須推翻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壹切關系。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頁。

傑瑞米柯賓

階級

　　

　　壹)階級的產生

　　階級劃分的基礎是分工的規律

　　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壹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至現在(反谷物法同盟)。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6頁。

　　實際上，情況完全不像蒲魯東先生所想的那樣。當文明壹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後建立在積累的趧雍椭苯拥膭趧拥膶股稀]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如果硬說由於所有勞動者的壹切需要都已滿足，所以人們才能創造更高級的產品和從事更復雜的生產，那就是撇開階級對抗，顛倒整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不然也可以這樣說:因為在羅馬皇帝時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裏餵養鰻魚，所以說全體羅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實際情況完全相反，當時羅馬人民連必要的糧食也買不起，而羅馬的貴族卻並不缺少充當鰻魚飼料的奴隸。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版，第104頁。

　　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這樣壹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

　　先前的壹切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在本質上是共同的生產，同樣，消費也是在較大或較小的共產制共同體內部直接分配產品。生產的這種共同性是在極狹小的範圍內實現的，但是它隨身帶來的是生產者對自己的生產過程和產品的支配。他們知道，產品的結局將是怎樣:他們把產品消費掉，產品不離開他們的手；只要生產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產者的支配範圍，也不會產生鬼怪般的、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時代經常地和不可避免地發生的那樣。

　　但是， 分工慢慢地侵入了這種生產過程。 它破壞生產和占有的共同性， 它使個人占有
成為占優勢的規則， 從而產生了個人之間的交換， ——這是如何發生的， 我們前面已經探
討過了。 商品生產逐漸地成了占統治地位的形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3—194頁。

　　隨著在文明時代獲得最充分發展的奴隸制的出現，就發生了社會分成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第壹次大分裂。這種分裂繼續存在於整個文明期。奴隸制是古希臘羅馬時代世界所固有的第壹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雇傭勞動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開的而近來是隱蔽的奴隸制始終伴隨著文明時代。

　　文明時代所由以開始的商品生產階段，在經濟上有下列特征: ( 1)出現了金屬貨幣，從而出現了貨幣資本、利息和高利貸； ( 2)出現了作為生產者之間的中間階級的商人；出現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 ( 4)出現了作為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的奴隸勞動。與文明時代相適應並隨之徹底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專偶制、男子對婦女的統治，以及作為社會經濟單位的個體家庭。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壹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並且在壹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此外，文明時代還有如下的特征:壹方面，是把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作為整個社會分工的基礎固定下來；另壹方面，是實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後也能夠據以處理自己財產的遺囑制度。這種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沖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倫時代之前還沒有過；在羅馬，它很早就已經實行了，究竟在什麼時候我們不知道[1]；在德意誌人中間，這種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為的是使誠實的德意誌人能夠毫無阻礙地將自己的遺產遺贈給教會。

　　文明時代以這種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會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們的最卑劣的沖動和情欲，並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壹切稟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壹日起直至今日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壹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如果說在文明時代的懷抱中科學曾經日益發展，藝術高度繁榮的時期壹再出現，那也不過是因為現代的壹切積聚財富的成就不這樣就不可能獲得罷了。

　　由於文明時代的基礎是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生產的每壹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壹個退步。對壹些人是好事的，對另壹些人必然是壞事，壹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壹個階級的新的壓迫。這壹情況的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機器的采用，其後果現在已是眾所周知的了。如果說在野蠻人中間，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不大能夠區別權利和義務，那麼文明時代卻使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和對立連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來，因為它幾乎把壹切權利賦予壹個階級，另壹方面卻幾乎把壹切義務推給另壹個階級。

　　但是，這並不是應該如此的。凡對統治階級是好的，對整個社會也應該是好的，因為統治階級把自己與整個社會等同起來了。所以文明時代越是向前進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給它所必然產生的種種壞事披上愛的外衣，不得不粉飾它們，或者否認它們，——壹句話，是實行流俗的偽善，這種偽善，無論在較早的那些社會形式下還是在文明時代初期階段都是沒有的，並且最後在下述說法中達到了極點:剝削階級對被壓迫階級進行剝削，完全是為了被剝削階級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剝削階級不懂得這壹點，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對行善的人即對剝削者的壹種最卑劣的忘恩負義行為。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197頁。

　　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說，只要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壹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欺詐和蒙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壹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加緊剝削。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2—563頁。

　　分工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壹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1頁。

　　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而且這種共同利益不是僅僅作為壹種“普遍的東西”存在於觀念之中，而首先是作為彼此有了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存在於現實之中。

　　正是由於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同時采取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而這始終是在每壹個家庭集團或部落集團中現有的骨肉聯系、語言聯系、較大規模的分工聯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聯系的現實基礎上，特別是在我們以後將要闡明的已經由分工決定的階級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些階級是通過每壹個這樣的人群分離開來的，其中壹個階級統治著其他壹切階級。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6頁。

　　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壹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壹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壹定歷史時代和壹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壹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壹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勞動越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越受限制，社會制度就越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關系為基礎的這種社會結構中，勞動生產率日益發展起來；與此同時，私有制和交換、財產差別、使用他人勞動力的可能性，從而階級對立的基礎等新的社會成分，也日益發展起來；這些新的社會成分在幾個世代中竭力使舊的社會制度適應新的條件，直到兩者的不相容性最後導致壹個徹底的變革為止。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於新形成的各社會階級的沖突而被炸毀；代之而起的是組成為國家的新社會，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在這種社會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從此自由開展起來，這種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構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內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 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15—16頁。

　　

　　階級產生的兩條道路

　　杜林先生斷言，人對人的統治是人對自然界的統治的前提。如果他壹般的只想以此來表明:我們現代的整個經濟狀況，目前已經達到的農業和工業的發展階段，是在階級對立中，在統治關系和奴役關系中展開的社會歷史的結果，那麼他所說的不過是《共產黨宣言》[3]發表以來早已成為老生常談的事情。問題恰恰是要去說明階級和統治關系的產生，如果杜林先生對這個問題總是只用“暴力”這個詞來回答，那麼這並不能使我們前進壹步。被統治者和被剝削者在任何時代都比統治者和剝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力量總是在前者的手裏，僅僅這壹簡單的事實就足以說明整個暴力論的荒謬性。因此，問題仍然是要去說明統治關系和奴役關系。

　　這些關系是通過兩種途徑產生的。

　　人們最初怎樣脫離動物界(就狹義而言)，他們就怎樣進入歷史:他們還是半動物，是野蠻的，在自然力量面前還無能為力，還不能認識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們像動物壹樣貧困，而且生產能力也未必比動物強。那時普遍存在著生活狀況的某種平等，對於家長，也存在著社會地位的某種平等，至少沒有社會階級，這種狀況在後來的文明民族的自然形成的農業公社中還繼續存在著。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壹開始就存在著壹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共同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社會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誌的馬爾克公社中可以看到，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不言而喻，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生產力逐漸提高；較稠密的人口使各個公社之間在壹些場合產生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場合又產生相互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作為整個集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對每壹個公社的關系上已經處於特別的、在壹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它們很快就變得更加獨立的了，這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地是由於職位的世襲(這種世襲在壹切事情都是自發地進行的世界裏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於同別的集團的沖突的增多，使得這種機構越來越必不可少了。在這裏我們沒有必要來深入研究:社會職能對社會的這種獨立化怎樣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起先的公仆在情況有利時怎樣逐步變為主人；這種主人怎樣分別成為東方的暴君或總督，希臘的部落首領，凱爾特人的族長等等；在這種轉變中，這種主人在什麼樣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後，各個統治人物怎樣結合成壹個統治階級。在這裏，問題僅僅在於確定這樣的事實: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壹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裏，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壹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性地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壹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壹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但是，除了這樣的階級形成過程之外，還有另壹種階級形成過程。農業家族內的自發的分工，達到壹定的富裕程度時，就有可能吸收壹個或幾個外面的勞動力到家族裏來。在舊的土地公有制已經崩潰或者至少是舊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經讓位於各個家族分得地塊單獨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為常見。生產已經發展到這樣壹種程度:現在人的勞動力所能生產的東西超過了單純維持勞動力所需要的數量；維持更多的勞動力的資料已經具備了；使用這些勞動力的資料也已經具備了；勞動力獲得了某種價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屬的集團還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勞動力。戰爭卻提供了這種勞動力，而戰爭就像相鄰幾個公社集團的同時並存壹樣古老。先前人們不知道怎樣處理戰俘，因此就簡單地把他們殺掉，在更早的時候甚至把他們吃掉。但是在這時已經達到的“經濟狀況”的水平上，戰俘獲得了某種價值；因此人們就讓他們活下去，並且使用他們的勞動。這樣，不是暴力支配經濟狀況，而是相反，暴力被迫為經濟狀況服務。奴隸制被發現了。奴隸制很快就在壹切已經發展得超過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但是歸根到底也成為它們衰落的主要原因之壹。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使古代世界的繁榮，使希臘文化成為可能。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全部經濟、政治和智力的發展，是以奴隸制既成為必要，又得到公認這種狀況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說:沒有古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5—188頁。

傑瑞米柯賓

二)個人、政治派別都隸屬於壹定的階級

　　特別是在存在至今的這些關系中，壹個階級總是占著統治地位；個人的生活條件總是和壹定階級的生活條件相壹致；因而任何壹個新興的階級的實際任務，在這壹階級的每壹個人看來都不能不是共同任務；每個階級都只有把壹切階級的個人從那些至今仍然套在他們頭上的枷鎖下解放出來，才能真正地推翻自己面前的統治階級，——正是在上述這種情況下，把爭取統治地位的階級中的個人的任務說成是全人類的任務，是非常必要的。

　　不過，如果資產者責備無產者說，他的(無產者的)合人情的任務就是每天工作十四小時，那末無產者完全有權用同樣的話來回答:他的任務倒是要推翻整個資產階級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27頁。

　　單個人所以組成階級只是因為他們必須為反對另壹個階級進行共同的鬥爭；此外，他們在競爭中又是相互敵對的。另壹方面，階級對各個人來說又是獨立的，因此，這些人可以發現自己的生活條件是預先確定的:各個人的社會地位，從而他們個人的發展是由階級決定的，他們隸屬於階級。這同單個人隸屬於分工是同類的現象，這種現象只有通過消滅私有制和消滅勞動本身才能消除。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頁。

　　某壹階級的各個人所結成的、受他們的與另壹階級相對立的那種共同利益所制約的共同關系，總是這樣壹種共同體，這些個人只是作為壹般化的個人隸屬於這個共同體，只是由於他們還處在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下才隸屬於這個共同體；他們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階級的成員處於這種共同關系中的。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條件和社會全體成員的生存條件的革命無產者的共同體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這個共同體中各個人都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各個人的這樣壹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發達的生產力為前提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而這些條件在從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並且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同單個人對立的。這正是由於他們作為個人是相互分離的，是由於分工使他們有了壹種必然的聯合，而這種聯合又因為他們的相互分離而成了壹種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聯系。過去的聯合決不像《社會契約》[4]中所描繪的那樣是任意的，而只是關於這樣壹些條件的必然的聯合(可以對照例如北美合眾國和南美諸共和國形成的情況)，在這些條件下，各個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這種在壹定條件下不受阻礙地利用偶然性的權利，迄今壹直稱為個人自由。——這些生存條件當然只是各個時代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3—574頁。

　　單獨的個人並不“總是”以他所從屬的階級為轉移，這是很“可能的”；但是這個事實不足以影響階級鬥爭，正如少數貴族轉到tiers état［第三等級］方面去不足以影響法國革命壹樣。而且就在這時，這些貴族至少也加入了壹定的階級，即革命階級——資產階級。然而海因岑先生卻硬要壹切階級在“人性”這個熾熱的思想面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認為，以不依自己意誌為轉移的經濟條件做為存在的基礎並因這些條件而彼此處於極尖銳的對抗中的各階級，可以靠壹切人們所固有的屬性“人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現實條件，那末，某壹個君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權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業”該是多麼容易呵!當恩格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詞句背後是“好心的皇帝約瑟夫”時，海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諒恩格斯，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但是海因岑先生壹方面由於極不明確地對待德國人的“人性”而抹掉壹切差別，甚至不惜把自己的號召擴大到君主身上。而另壹方面又認為自己必須在德國血統的人們中間確立壹種差別，因為沒有差別就沒有對立面，而沒有對立面就沒有材料進行卡普勤式的政治說教。

　　因此，海因岑先生就把德國血統的人們劃分為國君和臣民。海因岑先生看到了這種對立面並且對它作了表述，在他自己看來，這是壹種道德力量的表現，是具有個人膽量、政治頭腦、激動的人的感情，嚴肅態度、遠見和值得敬佩的勇氣的明證。如果註意到，臣民分為特權者和非特權者，特權者不但看不出政治等級是降低人格的階梯，卻反而認為它是飛黃騰達的途徑，甚至那些把臣服看做是鎖鏈的臣民(對這些鎖鏈的重壓的感受很不壹致)也註意到這壹切，那就表明自己毫無理智、表明自己有警察思想。

　　然而卻冒出壹些“狹隘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不僅看出了國君和臣民之間的政治差別，而且看出了階級間的社會差別。

　　壹分鐘以前海因岑先生在道德上的偉大之處在於看出了差別並給以表述，現在他的偉大之處卻在於看不出差別、不予註意而且加以掩蓋。表述對立面的言語由革命的語言壹變而成為反動的、惡毒地“唆使”被人性團結在壹起的弟兄互相反對的語言。

　　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 1847年10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44—345頁。

傑瑞米柯賓

三)必要的階級和多余的階級

　　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在批判的歷史中，事情當然必定是以另壹種方式發生的，批判的歷史認為，在歷史活動中重要的不是行動著的群眾，不是經驗的活動，也不是這壹活動的經驗的利益，相反，“在這些活動中”，“重要的”僅僅是“壹種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7頁。

　　常常有人問:社會上不同的階級，在什麼程度上是有用的或者甚至是必要的呢?回答自然因每個不同的歷史時期而不同。無疑，曾經有過壹個時期，土地貴族是社會的壹個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成分。不過，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後又有壹個時期，資本家中等階級——法國人把它叫做bourgeoisie［資產階級］——以同樣不可避免的必要性產生了，它與土地貴族進行鬥爭，摧毀他們的政權，自己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統治。但是，自從階級產生以來，從來沒有過壹個時期社會可以沒有勞動階級。這個階級的名稱、社會地位有過變化，農奴代替了奴隸，後來本身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謂自由，是擺脫了奴隸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壹無所有的自由。然而有壹點是很清楚的，無論不從事生產的社會上層發生什麼變化，沒有壹個生產者階級，社會就不能生存。

　　可見，這個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必要的，雖然定會有壹天它將不再是壹個階級，而是包括整個社會。

　　……

　　資本家中等階級的確是履行了如下的經濟職能:創立現代蒸汽工業和蒸汽交通的體系，打破壹切延緩或妨礙這個體系發展的經濟和政治障礙。沒有疑問，只要資本家中等階級還執行著這種職能，在這種情況下它就是壹個必要的階級。但是，現在它還是那樣嗎它還在繼續履行它作為造福於全社會的社會生產的管理者和擴大者的重要職能嗎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會階級》( 1881年8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年4月第2版，第534—535頁。

　　相對於貨幣資本家來說， 產業資本家是勞動者， 不過是作為資本家的勞動者， 即作為
對他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 他為這種勞動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資， 恰好等於他所占有
的他人勞動的量， 並且就他為進行剝削而親自花費必要的精力來說， 上述的工資直接取決
於對這種勞動的剝削程度， 而不是取決於他進行這種剝削所付出的、 並且在適當的報酬下
可以讓壹個經理去承擔的那種努力的程度。 ……

　　

　　四)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

　　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6]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7]和幫工，壹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壹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仆、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壹個階級內部又有壹些特殊的階層。

　　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

　　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壹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32頁。

　　說到“階級鬥爭”，它不僅使我們回溯到“中世紀”，而且還回溯到古代共和國——雅典、斯巴達和羅馬共和國的內部沖突。所有這些沖突都是階級鬥爭。自從原始公社解體以來，組成為每個社會的各階級之間的鬥爭，總是歷史發展的偉大動力。

　　恩格斯:《國際社會主義和意大利社會主義》( 1894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頁。

　　但是，在以前的各個時期，對歷史的這些動因的探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和自己的結果的聯系是混亂而隱蔽的，在我們今天這個時期，這種聯系已經簡化了，以致人們有可能揭開這個謎了。從采用大工業以來，就是說，至少從1815年簽訂歐洲合約以來，在英國，誰都知道，土地貴族( landed aristocracy)和資產階級( middle class)這兩個階級爭奪統治的要求，是英國全部政治鬥爭的中心。在法國，隨著波旁王室的返國，同樣的事實也被人們意識到了；復辟時期的歷史編纂學家，從梯葉裏到基佐、米涅和梯也爾，總是指出這壹事實是理解中世紀以來法國歷史的鑰匙。而從1830年起，在這兩個國家裏，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已被承認是為爭奪統治而鬥爭的第三個戰士。當時關系已經非常簡化，只有故意閉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見，這三大階級的鬥爭和它們的利益沖突是現代歷史的動力，至少是這兩個最先進國家的現代歷史的動力。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4—305頁。

　　

　　雖然有了最近的經驗，但是照德意誌意識形態看來，把中世紀送入墳墓的那些鬥爭仍然只不過是激烈的神學上的爭論。在我們的愛國的歷史學家和聰明的政治家們看來，只要那個時代的人能夠對天國事物取得壹致的認識，他們就毫無理由去為人間的事物爭吵了。

　　這些意識形態家實在輕信，總是把某壹個時代關於本時代的壹切幻想當做確鑿的事實，或者把某壹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家們關於那個時代的壹切幻想當做確鑿的事實。例如，正是這幫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過是對於立憲君主制優於君主專制問題的激烈辯論，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關於“神授”君權無法繼續這壹問題的實際爭執，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解決“要共和制還是要君主制?”這壹問題的嘗試，諸如此類，不壹而足。其實在這些大震蕩中，始終貫穿著階級鬥爭，而且每次寫在旗幟上的政治口號都是階級鬥爭的赤裸裸的表現，可是對於這些階級鬥爭，我們的意識形態家們甚至直到今天還幾乎壹無所知，雖然關於階級鬥爭的信息不僅從國外頻頻傳來，而且從成千上萬的國內無產者發自底層的抱怨和憤怒聲中也清晰可聞。

　　世紀的所謂宗教戰爭首先也是為著十分實際的物質的階級利益而進行的。這些戰爭同後來英國和法國的國內沖突完全壹樣，都是階級鬥爭。如果說這些階級鬥爭當時是在宗教的標誌下進行的，如果說各階級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還隱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麼，這並沒有改變事物的實質，而且也不難用時代條件來加以解釋。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4—235頁。

　　

　　五)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

　　我們這個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壹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頁。

　　單純勞動力的所有者、資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資、利潤和地租——，也就是說，雇傭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

　　在英國，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無疑已經達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發展。但甚至在這裏，這種階級結構也還沒有以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這裏，壹些中間的和過渡的階層也到處使界限規定模糊起來(雖然這種情況在農村比在城市少得多)。不過，這種情況對我們的考察來說是無關緊要的。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常趨勢和發展規律，是使生產資料越來越同勞動分離，使分散的生產資料越來越大量積聚在壹起，從而，使勞動轉化為雇傭勞動，使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壹方面，適應於這種趨勢，土地所有權同資本和勞動相分離而獨立[8]，換句話說，壹切土地所有權都轉化為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土地所有權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01—1002頁。

　　新中間階級的興起及其政治影響

　　他［李嘉圖——編者註］忘記指出:介於工人為壹方和資本家、土地所有者為另壹方之間的中間階級不斷增加。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653頁。

　　他［馬爾薩斯——編者註］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階級的人數將增加，無產階級(有工作的無產階級)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將相對地越來越小(雖然它的人數會絕對地增加)。馬爾薩斯自己認為這種希望多少有點空想。然而實際上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進程卻正是這樣。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63頁。

　　壹個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並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於這壹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壹般職能。壹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壹個樂隊就需要壹個樂隊指揮。壹旦從屬於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種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4頁。

　　尤爾先生早已指出，“我們的工業制度的靈魂”不是產業資本家，而是產業經理。

　　……

　　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已經使那種完全同資本所有權分離的指揮勞動比比皆是。因此，這種指揮勞動就無須資本家親自進行了。壹個樂隊指揮完全不必就是樂隊的樂器的所有者；如何處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資”問題，也不是他這個樂隊指揮職能範圍以內的事情。合作工廠提供了壹個實例，證明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執行職能的人員已經成為多余的了，就像資本家自己發展到最成熟時，認為大地主是多余的壹樣。只要資本家的勞動不是由單純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那種生產過程引起，因而這種勞動並不隨著資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這種勞動不只限於剝削別人勞動這個職能；從而，只要這種勞動是由作為社會勞動的勞動的形式引起，由許多人為達到共同結果而形成的結合和協作引起，它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就像這個形式本身壹旦把資本主義的外殼炸毀，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壹樣。說這種勞動作為資本家的勞動，作為資本家的職能是必要的，這無非意味著，庸俗經濟學家不能設想各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發展起來的形式竟能夠離開並且擺脫它們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的性質。相對於貨幣資本家來說，產業資本家是勞動者，不過是作為資本家的勞動者，即作為對他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他為這種勞動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資，恰好等於他所占有的他人勞動的量，而且就他為進行剝削而親自花費必要的精力來說，上述的工資直接取決於對這種勞動的剝削程度，而不是取決於他進行這種剝削所付出的、並且在適當的報酬下可以讓壹個經理去承擔的那種努力的程度。……商業經理和產業經理的管理工資，在工人的合作工廠和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中，都是完全同企業主收入分開的。管理工資同企業主收入的分離，在其他的場合是偶然發生的，在這裏則是經常的現象。在合作工廠中，監督勞動的對立性質消失了，因為經理由工人支付報酬，他不再代表資本而同工人相對立。隨著信用而發展起來的股份企業，壹般地說也有壹種趨勢，就是使這種管理勞動作為壹種職能越來越同自有資本或借入資本的占有權相分離，這完全像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同土地所有權相分離壹樣，而在封建時代，這些職能卻是土地所有權的屬性。但是壹方面，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同資本的單純所有者即貨幣資本家相對立，並且隨著信用的發展，這種貨幣資本本身取得了壹種社會的性質，集中於銀行，並且由銀行貸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貸出；另壹方面，又因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義下，即不能以借貸也不能以別的方式占有資本的單純的經理，執行著壹切應由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自己擔任的現實職能，所以，留下來的只有執行職能的人員，資本家則作為多余的人從生產過程中消失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34—436頁。

　　先看交通工具，我們看到，電報是在政府手裏。鐵路和大部分遠洋輪船的所有者都不是親自經營業務的單個資本家，而是股份公司，公司的業務則是由領工資的雇員，由實際上處於工資較高的高級工人地位的職員代為經營。至於說到董事們和股東們，他們都知道，前者幹預業務管理越少，而後者幹預業務監督越少，則對企業就越有利。松懈的而且多半是虛應故事的監督，事實上，是留給企業所有者的惟壹職能。由此，我們看到，這些大企業的所有者資本家，實際上沒有別的事可做，只是把半年壹期的息票兌換成現款而已。資本家的社會職能在這裏已經轉移給領工資的職員，可資本家還是以股息的形式繼續把這些社會職能的報酬裝進自己的腰包，盡管他已經不執行那些職能了。

　　……

　　因此，結果就是:我們現實社會的經濟發展，越來越趨於集中，趨於生產的社會化，使生產成為不能再由單個資本家管理的大企業。……因此，資本家再也不能把他所要求取得的利潤說成是“進行監督的工資”了，因為他什麼也沒有監督。……

　　……我們已經試圖說明:資本家階級也已經變得沒有能力管理本國巨大的生產體系了，他們壹方面擴大生產，以便周期性地以產品充斥壹切市場，而另壹方面，卻越來越無力抵禦外國的競爭。由此我們看到，不單單是我們不要資本家階級幹預就能把本國的大工業管理得很好，而且他們的幹預越來越成為壹種禍害了。

　　我們再壹次對他們說:“走開!讓工人階級來幹壹幹吧!”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會階級》( 1881年8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年4月第2版，第535—537頁。

傑瑞米柯賓

這種事務所，同產業工場相比，從壹開始就總是小到極點。此外，很清楚，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為了產業資本的流通而必須不斷進行的商業活動將會增加；而這些活動既是為了出售處在商品資本形式上的產品，也是為了把由此得到的貨幣再轉化為生產資料，並對這壹切進行計算。價格計算、簿記、出納、通信，都屬於這類活動。生產規模越擴展，產業資本的商業活動，從而，為實現價值和剩余價值而需要的勞動及其他流通費用也就越增加，雖然決不是按比例增加。因此，使用商業雇傭工人就成為必要了，他們組成真正的事務所。為雇用商業雇傭工人的支出，雖然表現為工資，但不同於購買生產勞動時耗費的可變資本。它增加了產業資本家的支出，增加了必須預付的資本的量，但不會直接增加剩余價值。因為這種支出所支付的勞動，只是用來實現已經創造出來的價格。……因此，產業資本與自己的商業雇傭工人的關系，和它與自己的生產雇傭工人的關系是不壹樣的。在其他壹切條件都不變時，它使用的生產雇傭工人越多，生產的規模就越大，剩余價值或利潤也就越大。反過來，情況也就相反。生產的規模越大，待實現的價值和剩余價值越大，從而所產生的商品資本越大，事務所費用絕對地(雖然不是相對地)也就越大，並且越會引起壹種分工。利潤在多大程度上是這種支出的前提，除了別的方面，還表現在如下事實上:當商業人員的薪金增加時，這種薪金的壹部分往往用利潤分紅的辦法來支付。……商業工人不直接生產剩余價值。……他給資本家帶來利益，不是因為他直接創造了剩余價值，而是因為他在完成勞動——壹部分是無酬勞動——的時候，幫助資本家減少了實現剩余價值的費用。真正的商業工人是屬於報酬比較優厚的那壹類雇傭工人，他們的勞動是熟練勞動，高於平均勞動。不過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展，甚至同平均勞動相比，工資也有下降的趨勢。這部分地是由於事務所內部的分工；因此，勞動能力只需要有片面的發展，並且這種發展的費用部分地說不需要資本家負擔，工人的熟練程度會通過職能本身發展起來，並且隨著分工的發展而變得越是片面，它就發展得越迅速。其次，這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是使教學方法等面向實踐，隨著科學和國民教育的進步，基礎教育、商業知識和語言知識等等，就會越來越迅速地、容易地、普遍地、便宜地再生產出來。由於國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從那些以前受不到教育並且習慣於較差的生活方式的階級中招收這種工人。而且，這種普及增加了這種工人的供給，因而加強了競爭。因此，除了少數例外，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這種人的勞動力會貶值。他們的勞動能力提高了，但是他們的工資下降了。只要有更多的價值和利潤需要實現，資本家就會增加這種工人的人數。這種勞動的增加，始終是剩余價值增加的結果，而決不是剩余價值增加的原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3—335頁。

　　盧梭說:“壟斷越擴大，被剝削者身上的鎖鏈就越沉重。”

　　“高深的思想家”馬爾薩斯卻不這樣認為。他的最高希望——馬爾薩斯自己認為這種希望多少有點空想——是中間階級的人數將增加，無產階級(有工作的無產階級)在總人口中占的比例將相對地越來越小(雖然它的人數會絕對地增加)。然而實際上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進程卻正是這樣。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2版，第218頁。

　　希望妳們的努力將獲得成功，能使大學生們意識到，從他們的行列中應該產生出腦力勞動無產階級，它的使命是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同自己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兄弟在壹個隊伍裏肩並肩地發揮重要作用。

　　恩格斯:《致國際社會主義者大學生代表大會》( 1893年12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6頁。

　　六)階級差別隨著腦體分工的消除而消除

　　如果說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壹定的時期、壹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壹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的存在，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錯亂，成為過時現象。所以，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高度發展的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壹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地位的占有，不僅成為多余的，而且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為發展的障礙。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8—299頁。

　　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到現在為止的壹切歷史對立，都可以從人的勞動的這種相對不發展的生產率中得到說明。只要實際從事勞動的居民必須占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余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壹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而且這個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沉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極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公共事務——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因此，只是在現在，任何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才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也只是在現在，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無論擁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將被無情地消滅。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9—190頁。

　　這種新的歷史觀，對於社會主義的觀點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證明了:至今的全部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中發展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是壹直存在的；大多數人總是註定要從事艱苦的勞動而很少能得到享受。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只是因為在人類發展的以前壹切階段上，生產還很不發達，以致歷史的發展只能在這種對立形式中進行，歷史的進步整個說來只是成了極少數特權者的事，廣大群眾則註定要終生從事勞動，為自己生產微薄的必要生活資料，同時還要為特權者生產日益豐富的生活資料。對歷史的這種考察方法通過上述方式對至今的階級統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釋，不然這種階級統治就只能用人的惡意來解釋；可是這同壹種考察方法還使我們認識到:由於現時生產力如此巨大的發展，就連把人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最後壹個借口，至少在最先進的國家裏也已經消失了；居於統治地位的大資產階級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領導社會，甚至變成了生產發展的障礙，如各國的商業危機，尤其是最近的壹次大崩潰以及工業不振的狀態就是證明；歷史的領導權已經轉到無產階級手中，而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整個社會地位，只有完全消滅壹切階級統治、壹切奴役和壹切剝削，才能解放自己；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資產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以便確立這樣壹種制度，使社會的每壹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並通過有計劃地經營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壹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 1877年6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59—460頁。

傑瑞米柯賓

國家

　　壹)國家的產生

　　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壹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

　　恩格斯:《〈法蘭西內戰〉1891年版導言》( 1891年3月18日以前)，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0頁。

　　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壹開始就存在著壹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社會的監督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誌的馬爾克公社中可以看到，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不言而喻，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生產力逐漸提高；較稠密的人口使各個公社之間在壹些場合產生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場合又產生相互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作為整個集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對每壹個公社的關系上已經處於特別的、在壹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它們很快就變得更加獨立的了，這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地是由於職位的世襲(這種世襲在壹切事情都是自發地進行的世界裏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於同別的集團的沖突的增多，使得這種機構越來越必不可少了。在這裏我們沒有必要來深入研究:社會職能對社會的這種獨立化怎樣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起先的公仆在情況有利時怎樣逐步變為主人；這種主人怎樣分別成為東方的暴君或總督，希臘的部落首領，凱爾特人的族長，等等；在這種轉變中，這種主人在什麼樣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後，各個統治人物怎樣結合成壹個統治階級。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6—187頁。

　　氏族制度是從那種沒有任何內部對立的社會中生長出來的，而且只適合於這種社會。

　　除了輿論之外，它沒有任何強制手段。但是現在產生了這樣壹個社會，它由於自己的全部經濟生活條件而必然分裂為自由民和奴隸，進行剝削的富人和被剝削的窮人，而這個社會不僅再也不能調和這種對立，反而必然使這些對立日益尖銳化。壹個這樣的社會，只能或者存在於這些階級相互間連續不斷的公開鬥爭中，或者存在於第三種力量的統治下，這第三種力量似乎站在相互鬥爭著的各階級之上，壓制它們的公開的沖突，頂多容許階級鬥爭在經濟領域內以所謂合法形式決出結果來。氏族制度已經過時了。它被分工及其後果即社會之分裂為階級所炸毀。它被國家代替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8頁。

　　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壹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 [1]。確切地說，國家是社會在壹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壹種表面上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第壹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由血緣關系形成和聯結起來的舊的氏族公社已經很不夠了，這多半是因為它們是以氏族成員被束縛在壹定地區為前提的，而這種束縛早已不復存在。地區依然，但人們已經是流動的了。因此，按地區來劃分就被作為出發點，並允許公民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實現他們的公共權利和義務，不管他們屬於哪壹氏族或哪壹部落。這種按照居住地組織國民的辦法是壹切國家共同的。因此，我們才覺得這種辦法很自然；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當它在雅典和羅馬能夠代替按血族來組織的舊辦法以前，曾經需要進行多麼頑強而長久的鬥爭。

　　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經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了。這個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奴隸也包括在居民以內；萬雅典公民，對於

　　奴隸來說，只是壹個特權階級。雅典民主制的國民軍，是壹種貴族的、用來對付奴隸的公共權力，它控制奴隸使之服從；但是如前所述，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從，憲兵隊也成為必要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壹個國家裏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設施，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會所沒有的。在階級對立還沒有發展起來的社會和偏遠的地區，這種公共權力可能極其微小，幾乎是若有若無的，像有時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樣。但是，隨著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著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裏，階級鬥爭和爭相霸占已經把公共權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之勢的高度。

　　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捐稅是以前的氏族社會完全沒有的。但是現在我們卻十分熟悉它了。隨著文明時代的向前進展，甚至捐稅也不夠了；國家就發行票據，借債，即發行公債。關於這壹點，老歐洲也屢見不鮮了。

　　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征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淩駕於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於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作為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須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憑借這種法律，他們享有了特殊神聖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國家的壹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擁有比氏族社會的全部機構加在壹起還要大的“權威”；但是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後者是站在社會之中，而前者卻不得不企圖成為壹種處於社會之外和社會之上的東西。

　　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於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17世紀和18世紀的專制君主制，就是這樣，它使貴族和市民等級彼此保持平衡；法蘭西第壹帝國特別是第二帝國的波拿巴主義，也是這樣，它唆使無產階級去反對資產階級，又唆使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顯得同樣滑稽可笑的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麥國家的新的德意誌帝國:在這裏，資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並為了破落的普魯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騙。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9—192頁。

　　二)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必然在國家政權中占統治地位

    “財產關系上的不公平”以現代分工、現代交換形式、競爭、積聚等為前提，決不是來自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統治，相反，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統治倒是來自這些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宣布為必然規律和永恒規律的現代生產關系。因此，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復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以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如1794年時就是這樣)。所以，法國的恐怖統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過自己的猛烈錘擊，像施法術壹樣把全部封建遺跡從法國地面上壹掃而光。這樣的事情是怯懦的資產階級在幾十年中也辦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犧牲只是給資產階級掃清了道路。同樣，如果資產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經濟條件沒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專制也只能是暫時的。人們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見所臆斷的靠“地上的財富”，而是靠他們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歷來自己創置的產業。他們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首先必須創造新社會的物質條件，任何強大的思想或意誌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擺脫這個命運。

　　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 1847年10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31—332頁。

　　壹切政府，甚至最專制的政府，歸根到底都不過是本國狀況的經濟必然性的執行者。它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好的、壞的或不好不壞的——來執行這壹任務；它們可以加速或延緩經濟發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結果，可是最終它們還是要遵循這種發展。

　　恩格斯:《恩格斯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 1892年6月1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6頁。

　　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各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該時代的整個市民社會獲得集中表現的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4頁。

　　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

　　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 1885年10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壹切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壹切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裏，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系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從傳統的觀點看來(這種觀點也是黑格爾所尊崇的)，國家是決定的因素，市民社會是被國家決定的因素。表面現象是同這種看法相符合的。就單個人來說，他的行動的壹切動力，都壹定要通過他的頭腦，壹定要轉變為他的意誌的動機，才能使他行動起來，同樣，市民社會的壹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壹個階級統治著)，也壹定要通過國家的意誌，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這是問題的形式方面，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過要問壹下，這個僅僅是形式上的意誌(不論是單個人的或國家的)有什麼內容呢?這壹內容是從哪裏來的呢?為什麼人們所期望的正是這個而不是別的呢?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我們就發現，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意誌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系的發展決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擁有巨量生產資料和交往手段的現代，國家都不是壹個具有獨立發展的獨立領域，而它的存在和發展歸根到底都應該從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中得到解釋，那麼，以前的壹切時代就必然更是這樣了，那時人們物質生活的生產還沒有使用這樣豐富的輔助手段來進行，因而這種生產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著人們。既然在今天這個大工業和鐵路的時代，國家總的說來還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著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那麼，在以前的時代，國家就必然更加是這樣了，那時每壹代人都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費壹生中的時間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因而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地依賴於這種物質需要。對從前各個時代的歷史的研究，只要在這方面是認真進行的，都會更充分地證實這壹點；但是，在這裏當然不能進行這種研究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307頁。

　　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麼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壹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壹定狀況下，就會有壹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壹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形式、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壹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壹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這就是蒲魯東先生永遠不會了解的東西，因為，當他從訴諸國家轉而訴諸市民社會，即從訴諸社會的正式表現轉而訴諸正式社會的時候，他竟認為他是在完成壹樁偉業。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43頁。

傑瑞米柯賓

三)國家的職能

　　社會經濟職能

　　只有為了社會的普遍權利，特殊階級才能要求普遍統治。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頁。

　　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對立越嚴重，這種監督勞動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隸制度下所起的作用達到了最大限度。[2]但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在這裏，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這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壹樣，在那裏，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幹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31—432頁。

　　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或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壹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裏，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壹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性地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壹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壹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7頁。

　　壹切政府，甚至最專制的政府，歸根到底都不過是本國狀況的經濟必然性的執行者。它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好的、壞的或不好不壞的——來執行這壹任務；它們可以加速或延緩經濟發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結果，可是最終它們還是要遵循這種發展。俄國實現工業革命的手段，是不是最適宜的手段，是另壹個問題，討論這個問題會使我們離題太遠。只要我能證明這壹工業革命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 1892年6月1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6頁。

　　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壹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像現在每個大民族的情況那樣，它經過壹定的時期都要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經濟發展沿著某些的方向走，而給它規定另外的方向——這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壹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並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費。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7頁。

　　對於經濟的發展，暴力在歷史中起著什麼樣的作用。第壹，壹切政治權力起先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為基礎的，隨著社會成員由於原始公社的瓦解而變為私人生產者，因而和社會公共職能的執行者更加疏遠，這種權力不斷得到加強。第二，政治權力在對社會獨立起來並且從公仆變為主人以後，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和經濟發展之間沒有任何沖突，經濟發展加快速度。或者它違反經濟發展而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於崩潰。這少數例外就是個別的征服事件:比較野蠻的征服者殺光或者驅逐某個地方的居民，並且由於不會利用生產力而使生產力遭到破壞或衰落下去。例如在摩爾西班牙，基督徒就是這樣對待摩爾人賴以從事高度發展的農業和園藝業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由比較野蠻的民族進行的每壹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摧毀了大批的生產力。但是在長時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得不適應由於征服而面臨的比較高的“經濟狀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語言。但是，如果撇開征服的情況不談，當某壹個國家內部的國家權力同它的經濟發展處於對立地位的時候——直到現在，幾乎壹切政治權力在壹定的發展階段上都是這樣，——鬥爭每次總是以政治權力被推翻而告終。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90—191頁。

　　在亞洲，從遠古的時候起壹般說來就只有三個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者說，對內進行掠奪的部門；戰爭部門，或者說，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最後是公共工程部門。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壹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波斯以及其他地區，都利用河水的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來充註灌溉水渠。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蘭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業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幹預。所以亞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壹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9頁。

　　階級壓迫職能

　　實際上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壹種組織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4頁。

　　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頁。

　　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壹個階級用以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按照哲學概念，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是譯成了哲學語言的塵世的上帝王國，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義所借以實現或應當借以實現的場所。由此就產生了對國家以及壹切同國家有關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於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人們以為，如果他們不再迷信世襲君主制而堅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經是非常大膽地向前邁進了壹步。實際上，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而且在這壹點上民主共和國並不亞於君主國。

　　恩格斯:《〈法蘭西內戰〉1891年版導言》( 1891年3月18日以前)，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1頁。

　　它［國家政權——編者註］壹直是壹種維護秩序，即維護現存社會秩序從而也就是維護占有者階級對生產者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的權力。

　　恩格斯:《法蘭西內戰》二稿( 1871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19頁。

　　現代工業的進步促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更為發展、擴大和深化。與此同步，國家政權在性質上也越來越變成了資本借以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變成了為進行社會奴役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變成了階級專制的機器。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2頁。

　　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壹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並且在壹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頁。

　　國家作為第壹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出現在我們面前。社會創立壹個機關來保護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內部和外部的侵犯。這種機關就是國家政權。它剛壹產生，對社會來說就是獨立的，而且它越是成為某個階級的機關，越是直接地實現這壹階級的統治，它就越是獨立。被壓迫階級反對統治階級的鬥爭必然要變成政治的鬥爭，變成首先是反對這壹階級的政治統治的鬥爭；對這壹政治鬥爭同它的經濟基礎的聯系的認識，就日益模糊起來，並且完全會消失。即使在鬥爭參加者那裏情況不完全是這樣，但是在歷史編纂學家那裏差不多總是這樣的。在關於羅馬共和國內部鬥爭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壹人清楚而明確地告訴我們，這壹鬥爭歸根到底是為什麼進行的，即為土地所有權進行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7—308頁。

　　

　　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壹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7頁。

　　四)國家的消亡

　　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4]的手裏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壹個階級用以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壹定要聯合為階級，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5]，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所以，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真正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壹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3頁。

傑瑞米柯賓

社會形態

　　壹)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構成經濟的社會形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壹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無論哪壹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不論生產的社會的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它們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發表於1885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頁。

　　在壹切社會形式中都有壹種壹定的生產決定其他壹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壹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壹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壹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壹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裏面顯露出來的壹切存在的比重。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頁。

　　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壹個處於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誌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壹個特殊階段。

　　馬克思:《雇傭勞動和資本》( 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24頁。

　　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1頁。

　　二)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伴隨著個人獨立性逐步增強和依附性逐步減退的過程

　　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壹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於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壹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後來的每壹代人都得到前壹代人已經取得的生產力並當做原料來為自己新的生產服務，由於這壹簡單的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歷史中的聯系，就形成人類的歷史，這個歷史隨著人們的生產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系的愈益發展而愈益成為人類的歷史。由此就必然得出壹個結論: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壹點。他們的物質關系形成他們的壹切關系的基礎。這種物質關系不過是他們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罷了。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頁。

　　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系。［這種活動的基本形式當然是物質活動，壹切其他的活動，如精神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都取決於它。當然，物質生活的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每次都取決於已經發達的需求，而這些需求的產生，也像它們的滿足壹樣，本身是壹個歷史過程，這種歷史過程在羊或狗那裏是沒有的這是施蒂納頑固地提出來反對人的主要論據[2])，盡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無疑是歷史過程的產物——誠然，不以它們的意願為轉移。］個人相互交往的條件，在上述這種矛盾產生以前，是與他們的個性相適合的條件，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什麼外部的東西；在這些條件下，生存於壹定關系中的壹定的個人獨力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以及與這種物質生活有關的東西，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並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3]。

　　……這些不同的條件，起初是自主活動的條件，後來卻變成了自主活動的桎梏，這些條件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各種交往形式的相互聯系的序列，各種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於: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後又為另壹種交往形式所代替。由於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壹階段都是與同壹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由每壹個新的壹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576頁。

　　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壹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被斯密和李嘉圖當做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於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這是魯濱遜壹類的故事，這類故事決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樣，僅僅表示對過度文明的反動和要回到被誤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樣，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關系和聯系的“社會契約”，也不是以這種自然主義為基礎的。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魯濱遜壹類故事所造成的美學上的假象。其實，這是對於16世紀以來就做了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裏，單個的人表現為擺脫了自然聯系等等，而在過去的歷史時代，自然聯系等使他成為壹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這種18世紀的個人，壹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壹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在19世紀的預言家看來(斯密和李嘉圖還完全以這些預言家為依據)，這種個人是曾在過去存在過的理想；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於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並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斯圖亞特在許多方面同18世紀對立並作為貴族比較多地站在歷史基礎上，從而避免了這種局限性。

　　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壹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後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表現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從這種觀點看來是壹般關系)的時代。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頁。

　　李嘉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最有利於生產、最有利於創造財富的生產方式，對於他那個時代來說，李嘉圖是完全正確的。他希望為生產而生產，這是正確的。如果像李嘉圖的感傷主義的反對者們那樣，斷言生產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記了，為生產而生產無非就是發展人類的生產力，也就是發展人類天性的財富這種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第那樣，把個人的福利同這個目的對立起來，那就是主張，為了保證個人的福利，全人類的發展應該受到阻礙，因而，舉例來說，就不能進行任何戰爭，因為戰爭無論如何會造成個人的死亡。(西斯蒙第只是與那些掩蓋這種對立、否認這種對立的經濟學家相比較而言，才是正確的。)這種議論，就是不理解:“人”類的才能的這種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個人的發展相壹致；因此，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只有以犧牲個人的歷史過程為代價。至於這種感化議論的徒勞，那就不用說了，因為在人類，也像在動植物界壹樣，種族的利益總是要靠犧牲個體的利益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其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種族的利益同特殊個體的利益相壹致，這些特殊個體的力量，他們的優越性，也就在這裏。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124—125頁。

　　每個個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會權力。如果從物那裏奪去這種社會權力，那麼妳們就必然賦予人以支配人的這種權力。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壹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同步發展起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頁。

　　如果考察的是產生出不發達的交換、交換價值和貨幣的制度的那種社會關系，或者有它們的不發達程度與自身相適應的那種社會關系，那麼壹開始就很清楚，雖然個人之間的關系表現為較明顯的人的關系，但他們只是作為具有某種規定性的個人而互相發生關系，如作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農奴等，或作為種姓成員等，或屬於某個等級等。在貨幣關系中，在發達的交換制度中(而這種表面現象使民主主義受到迷惑)，人的依賴紐帶、血統差別、教育差別等事實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壹切人身紐帶至少都表現為人的關系；各個人看起來似乎獨立地(這種獨立壹般只不過是錯覺，確切些說，可叫做——在彼此關系冷漠的意義上——彼此漠不關心)自由地互相接觸並在這種自由中互相交換；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慮個人互相接觸的條件即生存條件的人看來(而這些條件又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它們盡管由社會產生出來，卻表現為似乎是自然條件，即不受個人控制的條件)，各個人才顯得是這樣的。

　　［Ⅰ—24］在前壹場合表現為人的限制即個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種規定性，在後壹場合則在發達的形態上表現為物的限制即個人受不以他為轉移並獨立存在的關系的限制。(因為單個人不能擺脫自己的人的規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關系，所以在第二個場合他的自由看起來比較大。但是，對這種外部關系或這些條件的進壹步考察表明，屬於壹個階級等的各個人如果不消滅這些關系或條件，就不能把它們全部加以克服。個別人偶爾能戰勝它們；受它們控制的大量人卻不能，因為它們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個人從屬於而且必然從屬於它們。

　　這些外部關系並未排除“依賴關系”，它們只是使這種關系變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說它們為人的依賴關系造成普遍的基礎。個人在這裏也只是作為壹定的個人互相發生關系。這種與人的依賴關系相對立的物的依賴關系也表現出這樣的情形(物的依賴關系無非是與外表上獨立的個人相對立的獨立的社會關系，也就是與這些個人本身相對立而獨立化的、他們互相間的生產關系) :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而他們以前是互相依賴的。但是，抽象或觀念，無非是那些統治個人的物質關系的理論表現。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9頁。

　　在古亞細亞的、古代的等生產方式下，產品轉化為商品，從而人作為商品生產者而存在的現象，處於從屬地位，但是共同體越是走向沒落階段，這種現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業民族只存在於古代世界的空隙中，……這些古老的社會生產有機體比資產階級的社會生產有機體簡單明了得多，但它們或者以個人尚未成熟，尚未脫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緣聯系的臍帶為基礎，或者以直接的統治和服從的關系為基礎。它們存在的條件是:勞動生產力處於低級發展階段，與此相應，人們在物質生活生產過程內部的關系，即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同自然之間的關系是很狹隘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頁。

　　全盛時期的氏族制度，如我們在美洲所見的，其前提是生產極不發展，因而廣大地區內人口極度稀少；因此，人類差不多完全受著同他異己地對立著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觀念中。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無論對其他部落的人來說或者對他們自己來說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個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動上始終是無條件服從的。這個時代的人們，雖然令我們感到值得贊嘆，但他們彼此完全沒有差別，他們都還依存於——用馬克思的話說——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臍帶[4]。這種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權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確實被打破了。不過它是被那種使人感到從壹開始就是壹種退化，壹種離開古代氏族社會的純樸道德高峰的墮落的勢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無恥的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鄙的手段——偷盜、強制、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潰。而這壹新社會自身，在其整整兩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間，只不過是壹幅區區少數人靠犧牲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大多數人而求得發展的圖畫罷了，而這種情形，現在比從前更加厲害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2—113頁。

　　直接生產者，勞動者，只有當他不再束縛於土地，不再隸屬或從屬於他人的時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為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能把他的商品帶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場的地方去，他就必須擺脫行會的控制，擺脫行會關於學徒和幫工的制度以及關於勞動的約束性規定。因此，使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的歷史運動，壹方面表現為生產者從農奴地位和行會束縛下解放出來；對於我們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來說，只有這壹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壹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們被剝奪了壹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壹切生存保障之後，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而對他們的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頁。

　　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壹個對抗形式，……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2頁。

　　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5]的手裏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壹個階級用以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壹定要聯合為階級，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6]，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傑瑞米柯賓

　三)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規律的共同性和發展形態的多樣性

      不能把某種特定的演進過程上升為壹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

　　規律的共同性必然因自然和人文條件的差異而表現為發展形態的多樣性

　　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余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了統治和從屬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直接從生產本身中生長出來的，並且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但是，這種從生產關系本身中生長出來的經濟共同體的全部結構，從而這種共同體的獨特的政治結構，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經濟形式上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壹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系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著的基礎。

　　不過，這並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頁。

　　我們越是深入地追溯歷史，同出壹源的各個民族之間的差異之點，也就越來越消失。

　　壹方面這是由於史料本身的性質，——時代越遠，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點；另壹方面這是由這些民族本身的發展所決定的。同壹個種族的壹些分支距他們最初的根源越近，他們相互之間就越接近，共同之處就越多。雅科布·格林在研究德意誌民族性格、德意誌風俗習慣和法律關系時，壹向把從記載基姆布利人進軍的羅馬史學家到不來梅的亞當和薩克森·格臘馬提克所提供的壹切證據，從“貝奧伍耳夫”和“希爾德布蘭德之歌”到“艾達”和古史詩的壹切古代文學作品，從Leges barbarorum到古丹麥和古瑞典法律以及日耳曼習慣法記錄的壹切法律匯編，都看作同樣珍貴的史料，是完全有理由的。這壹種或那壹種特點，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義，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種特征卻是整個種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遠，這種地方性的差別就越是少見。

　　恩格斯:《愛爾蘭史》( 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月第1版，第570—571頁。

　　在第三類科學中，即在按歷史順序和現今結果來研究人的生活條件、社會關系、法的形式和國家形式及其由哲學、宗教、藝術等組成的觀念上層建築的歷史科學中，永恒真理的情況還更糟。在有機界，我們至少是研究這樣壹些依次相繼的過程，這些過程，就我們直接觀察的領域而言，正在非常廣闊的範圍內相當有規律地重復著。自亞裏士多德以來，有機體的種總的說來沒有變化。在社會歷史中情況相反，自從我們脫離人類的原始狀態即所謂石器時代以來，情況的重復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個地方發生這樣的重復，也決不是在完全同樣的狀況下發生的。在壹切文明民族那裏，原始土地公有制的出現和這種所有制解體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們在人類歷史領域中的科學比在生物學領域中的科學還要落後得多；不僅如此，如果壹旦例外地能夠認識到某壹時代的社會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內在聯系，那麼這照例是發生在這些形式已經半衰退和瀕於瓦解的時候。因此，在這裏認識在本質上是相對的，因為它只限於了解只存在於壹定時代和壹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來說是暫時的壹定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的聯系和結果。因此，誰要在這裏獵取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獵取真正的、根本不變的真理，那麼他是不會有什麼收獲的，除非是壹些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例如，人壹般地說不勞動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現在總是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拿破侖死於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4頁。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壹個國家裏，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壹切國家和壹切歷史時代都是壹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壹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壹規律之下，那麼，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壹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於生產壹般和交換壹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於壹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壹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著金屬貨幣的采用，壹系列適用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壹切國家和歷史時期的規律起作用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3—154頁。

　　農業公社的公有制由於歷史環境的差異有的很早解體，有的長期保存下來，出現不同的發展道路

　　農業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會形態的最後階段，所以它同時也是向次生形態過渡的階段，即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向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的過渡。不言而喻，次生形態包括建立在奴隸制上和農奴制上的壹系列社會。

　　但是，這是不是說，農業公社的歷史道路必然要導致這種結果呢?絕對不是的。農業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只能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素，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壹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三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頁。

　　如果您回顧壹下西方社會的起源，那麼您到處都會發現土地公有制；隨著社會的進步，它又到處讓位給私有制。因此，它不可能只是在俄國免於這種遭遇。

　　我之所以註意這壹推論，僅僅因為它是以歐洲的經驗為根據的。至於比如說東印度，那麼，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誰都知道，那裏的土地公有制是由於英國的野蠻行為才被消滅的，這種行為不是使當地人民前進，而是使他們後退。

　　並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壹形式建立起來的。相反，從整體上看，它們是壹系列社會組織，這些組織的類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標誌著依次進化的各個階段。俄國的公社就是通常稱作農業公社的壹種類型。在西方相當於這種公社的是存在時期很短的日耳曼公社。在尤利烏斯·愷撒時代，日耳曼公社尚未出現，而到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高盧、西班牙等地的時候，它已經不存在了。在尤利烏斯·愷撒時代，各集團之間、各氏族和部落之間已經逐年分配耕地，但還不是在公社的各個家庭之間分配；大概，耕種也是由集團共同進行的。在日耳曼尼亞本土，這種較古類型的公社通過自然的發展而變為塔西佗所描繪的那種農業公社。從那時起，我們就看不到它了。它在連綿不斷的戰爭和遷徙的情況下不知不覺地滅亡了；它有可能是亡於暴力之下的。但是，它的天然的生命力卻為兩個不可爭辯的事實所證實。這種類型的壹些公社零零散散地分布於各地，經歷了中世紀的壹切波折，壹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鄉特裏爾專區就有。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農業公社”的烙印是如此清晰地表現在從它產生出來的新公社裏面，以致毛勒在辨認了新公社後能夠還原出這種“農業公社”。在新公社裏，耕地是農民的私有財產，而森林、牧場、荒地等仍然是公共財產；這種新公社由日耳曼人引入所有被征服的地區。由於它繼承了原型的特征，所以，在整個中世紀時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壹中心。

　　同樣在亞洲，在阿富汗人及其他人中間也有“農村公社”。但是，這些地方的公社都是最近類型的公社，也可以說，是古代社會形態的最近形式。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三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4—585頁。

　　這種國家政權的形式，也是由公社當時的存在形式決定的。有的地方，如在亞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羅斯人那裏，當國家政權出現的時候，耕地還是公社為共同的利益耕種的，或者只是在壹定時間內交給各個家庭使用，因而還沒有產生土地私有制，在這樣的地方，國家政權便以專制政體的形式出現。相反的，在德意誌人侵占的羅馬領土上，我們看到，耕地和草地的各個份地，已成為自主地，成為占有者只需負擔普通的馬爾克賦役的自由財產了。

　　恩格斯:《法蘭克時代》( 1878年中—1882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月第2版，第259頁。

　　原生態的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和鐵的定律只限於西歐各國，非西方國家有可能越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建立社會主義。即使同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具體形態也會各不相同現在，我的批評家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述中的哪些東西應用到俄國去呢?只有這些: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壹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最近幾年已經在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壹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壹旦倒進資本主義制度的懷抱，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壹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事情就是這樣。但是這對我的批評家來說是太少了。他壹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壹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壹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壹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6頁。

　　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時，我說

　　“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了……全部過程的基礎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的其他壹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資本論》法文版第315頁可見，這壹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制在西歐各國的範圍內。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復信］》(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9頁。

　　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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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國，變革過程已經十分明顯。它達到壹定程度後，壹定會波及大陸。在那裏，它將采取較殘酷的還是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撇開其較高尚的動機不說，他們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們除掉壹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壹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壹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10頁。

　　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俄國可以在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的同時取得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為了能夠對當代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後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發表的資料。我得出了這樣壹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壹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壹切災難性的波折。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4頁。

　　“ 農業公社” 的構成形式只能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
素， 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 先驗地說， 兩種結局都是可能的， 但是， 對於其中任何壹種，
顯然都必須有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 壹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
……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 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
卡夫丁峽谷， 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壹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4—575頁。

　　從理論上說，俄國“農村公社”可以通過發展它的基礎即土地公有制和消滅它也包含著的私有制原則來保存自己；它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出發點，不必自殺就可以獲得新的生命；它能夠不經歷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制度單純從它可能延續的時間來看，在社會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資本主義生產使人類豐富起來的那些成果。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6頁。

　　由此可見，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沒有提供肯定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沒有提供否定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對此進行的專門研究使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排除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後保證它具備自然發展的正常條件。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復信］》(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0頁。

　　俄國是在全國範圍內把“農業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壹的歐洲國家。它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者的獵獲物。同時，它也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壹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塊個體耕作轉化為集體耕作，並且俄國農民已經在沒有進行分配的草地上實行著集體耕作。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於大規模地使用機器。

　　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關系，這有助於他們從小地塊勞動向合作勞動過渡；最後，長久以來靠農民維持生存的俄國社會，也有義務給予農民必要的墊款，來實現這壹過渡。另壹方面，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8]，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壹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4—575頁。

傑瑞米柯賓

如果資本主義制度的俄國崇拜者要否認這種進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俄國為了采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難道壹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壹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麼?同時也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麼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壹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等)壹下子就引進到自己這裏來呢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頁。

　　我的回答是:在俄國，由於各種獨特情況的結合，至今還在全國範圍內存在著的農村公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征，並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存在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壹切積極的成果。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頁。

　　俄國的“農業公社”有壹個特征，這個特征造成它的軟弱性，從各方面來看對它都是不利的。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與公社之間的生活缺乏聯系，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並不到處都是這種類型的公社的內在特征，但是，在有這壹特征的地方，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就使壹種或多或少集權的專制制度淩駕於公社之上。俄羅斯北部各公國的聯合證明，這種孤立性在最初似乎是由於領土遼闊而形成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又由於蒙古人入侵以來俄國遭到的政治命運而加強了。在今天，這個障礙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許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選出的農民代表會議代替鄉這壹政府機關就行了，這種會議將成為維護它們利益的經濟機關和行政機關。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頁。

　　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而且，政府和“社會新棟梁”正在盡壹切可能準備把群眾推入這壹災禍之中。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壹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麼，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變為優於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下的國家的因素。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2頁。

　　《共產黨宣言》[9]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但是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迅速盛行起來的資本主義狂熱和剛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共占有。那麼試問:俄國公社，這壹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必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

　　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唯壹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 1882年1月2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頁。

　　

　　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規律的共同性和實際進程的多樣性

      資本主義“自然規律”的共同性和各國進程的特殊性

      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但是，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頁。

　　描述不列顛王國無產階級的境況的典型形式，特別在目前對德國來說是具有極其巨大的意義的。德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比起任何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來，都更加是從理論前提出發的，因為我們，德國的理論家們，對現實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現實的關系還不能直接推動我們去改造這個“醜惡的現實”。在公開擁護這種改造的人們當中，幾乎沒有壹個不是通過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哲學的克服而走向共產主義的。關於無產階級的真實境況我們知道得這樣少，甚至連善意的“勞動階級狀況改進協會”(而我們的資產階級現在就在這些協會裏對社會問題大肆歪曲)都經常把那些關於工人狀況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見解作為根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德國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實際知識。雖然德國無產階級的境況還沒有像英國那樣典型，但是我們的社會制度到底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時地采取了為整個社會制度打下新基礎的措施，這種社會制度的出現遲早會達到和北海彼岸同樣尖銳的地步。在英國造成無產階級貧困和受壓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國也同樣存在，而且照這樣下去也壹定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同時，對英國的災難的揭露將推動我們去揭露我們德國的災難，而且還會給我們壹個尺度來衡量我們的災難以及在西裏西亞和波希米亞的騷動中所暴露出來的危險，這種危險從這壹方面直接威脅著德國的安寧。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

　　年3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79—280頁。

　　但是，英國現在已經度過了我所描寫的這個資本主義剝削的青年時期，而其他國家則剛剛進入這個時期。法國、德國、尤其是美國，這些可怕的敵手，它們如同我在1844年所預見的那樣，正在日益摧毀英國的工業壟斷地位。它們的工業比英國的工業年輕，但是其成長卻迅速得多，現在已經達到與1844年英國工業大致相同的發展階段。拿美國來比較，情況特別明顯。當然，美國工人階級所處的外部環境很不相同，但畢竟都是同樣的經濟規律在起作用，所以產生的結果雖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卻仍然屬於同壹性質。正因為如此，在美國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爭取縮短並從法律上確定工作日，特別是工廠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時間的鬥爭；我們也發現極其盛行的實物工資制和農村地區的小宅子制，“老板”、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這些制度作為統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當我讀到美國報紙上關於康乃爾斯維爾區賓夕法尼亞礦工大罷工的報道時，我簡直就像在讀我自己描寫年英格蘭北部煤礦工人罷工的文字壹樣[10]。同樣是用假尺假秤來欺騙工人，同樣是實行實物工資制，同樣是資本家企圖用最後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趕出他們所住的屬於礦山管理處的房屋，來壓制礦工們的反抗。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 1892年7月2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9—370頁。

　　

　　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壹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做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3頁。

　　在研究德國歷史(它完全是壹部苦難史)時，我始終認為，只有拿法國的相應的時代來作比較，才可以得出正確的標準，因為那裏發生的壹切正好和我們這裏發生的相反。那裏是封建國家的各個分散的成員組成壹個民族國家，我們這裏恰好是處於最嚴重的衰落時期。那裏的整個發展過程中貫穿著罕見的客觀邏輯，我們這裏則表現出不可救藥的，而且越來越不可救藥的紊亂。在那裏，在中世紀，英國征服者是外國幹涉的代表，幫助普羅旺斯族反對北法蘭西族。對英國人的戰爭可說是三十年戰爭，但是戰爭的結果是外國幹涉者被驅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征服。隨後是中央政權同依靠國外領地、起著勃蘭登堡—普魯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國的鬥爭，但是這壹鬥爭的結果是中央政權獲得勝利和民族國家最後形成。在我們這裏，當時恰好是民族國家徹底瓦解(如果神聖羅馬帝國範圍內的“德意誌王國”可以稱為民族國家的話)，德國領土開始大規模被掠奪。這對德國人說來是極其令人羞愧的對照，但是正因為如此就更有教益，自從我們的工人重新又使德國站在歷史運動的前列以來，我們對過去的恥辱就稍微容易忍受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60—661頁。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不同途徑:暴力革命或自我揚棄、和平長入

　　無產階級執行著雇傭勞動由於為別人生產財富、為自己生產貧困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同樣，它也執行著私有財產由於產生無產階級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無產階級在獲得勝利時，無論如何決不會因此成為社會的絕對方面，因為它只有消滅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對立面才能獲得勝利。到那時，無產階級本身以及制約著它的對立面——私有財產都會消失。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1頁。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頁。

　　巴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逼迫下發動了六月起義。單是這壹點已註定無產階級要失敗。既不是直接的、公開承認的要求驅使無產階級想用武力推翻資產階級，也不是無產階級已經到了有能力解決這個任務的地步。《通報》只得正式向無產階級挑明，共和國認為有必要對它的幻想表示尊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並且只有它的失敗才使它確信這樣壹條真理:它要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內稍微改善壹下自己的處境只是壹種空想，這種空想只要企圖加以實現，就會成為罪行。於是，原先無產階級想要強迫二月共和國予以滿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誇而實質上瑣碎的，甚至還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要求，就由壹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取而代之，這個口號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3—104頁。

　　過去壹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後，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無產者只有廢除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無產者沒有什麼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壹切。

　　過去的壹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擡起頭來，挺起胸來。

　　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壹國範圍內的鬥爭。每壹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壹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

　　我們已經看到，至今的壹切社會都是建立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對立之上的。但是，為了有可能壓迫壹個階級，就必須保證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勉強維持它的奴隸般的生存的條件。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紮到公社成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紮到資產者的地位。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並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再不能做社會的統治階級了，再不能把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當做支配壹切的規律強加於社會了。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求它來養活的地步。社會再不能在它的統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說，它的生存不再同社會相容了。

　　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裏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達到的革命聯合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43頁。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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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要做到這壹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幹涉，也就是采取這樣壹些措施，這些措施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的和無法持續的，但是在運動進程中它們會越出本身，[12]而且作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裏當然會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

　　征收高額累進稅。

　　廢除繼承制。

　　沒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

　　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

　　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裏。

　　按照共同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

　　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

　　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13]逐步消滅。

　　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現在這種形式的兒童的工廠勞動。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3頁。

　　現代工業的發展本身壹定會越來越有利於資本家而有害於工人，所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總趨勢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資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勞動的價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這種制度下的實際情況的趨勢既然如此，那麼，這是不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放棄對資本的掠奪行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時機使生活暫時改善的嘗試呢?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就會淪為壹群聽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憐蟲。我想我已經說過:他們為工資水平而進行的鬥爭，同整個雇傭勞動制度有密切的聯系；他們為提高工資所做的努力，在壹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為了維持現有的勞動價值；他們必須就勞動價格與資本家討價還價，因為他們已經把自己當做商品出賣了。他們在和資本的日常沖突中如果畏縮讓步，他們就沒有資格發動更大的運動。

　　同時，即使不談雇傭勞動制度中所包含的壹般奴隸狀態，工人階級也不應誇大這壹日常鬥爭的最終效果。他們不應當忘記:在日常鬥爭中他們反對的只是結果，而不是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他們延緩下降的趨勢，而不是改變它的方向；他們服用止痛劑，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們不應當只局限於這些不可避免的、因資本永不停止的進攻或市場的各種變動而不斷引起的遊記式的搏鬥。他們應當懂得:現代制度給他們帶來壹切貧困，同時又造成對社會進行經濟改造所必需的種種物質條件和社會形式。他們應當摒棄“做壹天公平的工作，得壹天公平的工資!”這種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制度!”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 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7—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