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实证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部分论述

傑瑞米柯賓

十五)堅持不斷發展論，擯棄包括資本主義永恒論在內的壹切永恒論

　　如果我們回想壹下馬爾薩斯，那麼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們面前了。

　　這個秘密不過在於把壹個特定的歷史時代獨有的、適應壹定的物質生產狀況的暫時的社會關系，變成永恒的、普遍的、固定的規律，即他們所說的自然規律。由物質生產過程中的革命和進化造成的社會關系的根本改造，被政治經濟學家們視為純粹的空想。他們看到某壹特定時代的經濟界限，但他們不懂得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們是歷史發展造成的，同樣必然要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消失。

　　馬克思:《戰爭問題。——不列顛的人口和貿易報告書。——議會動態》

　　年8月9日和12日)，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83頁。

　　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壹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各個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這個危機又要臨頭了，雖然它還處於預備階段；由於它的舞臺的廣闊和它的作用的強烈，它甚至會把辯證法灌進新的神聖普魯士德意誌帝國的暴發戶們的頭腦裏去。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2—23頁。

　　經濟學家們的論證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壹種是人為的，壹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為兩類的神學家。壹切異教都是人們臆造的，而他們自己的宗教則是神的啟示。

　　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系(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系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恒規律。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以前所以有歷史，是由於有過封建制度，由於在這些封建制度中有壹種和經濟學家稱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資產階級社會生產關系完全不同的生產關系。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2—613頁。

　　達爾文的全部生存鬥爭學說，不過是把霍布斯關於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戰爭的學說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社會搬到生物界而已。變完這個戲法以後(正像我在第壹點中已經指出的，我否認它是無條件合理的，特別是同馬爾薩斯的學說相關的東西)，再把同壹種理論從有機界搬回歷史，然後就斷言，已經證明了這些理論具有人類社會的永恒規律的效力。這種做法的幼稚可笑是壹望而知的，根本用不著對此多費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較詳細地談這個問題，那麼我就要首先說明他們是蹩腳的經濟學家，其次才說明他們是蹩腳的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羅維奇·拉甫羅夫》( 1875年11月12—1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1—412頁。

　　不論哪壹個哲學命題都沒有像黑格爾的壹個著名命題那樣引起近視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樣近視的自由派的憤怒，這個命題就是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

　　這顯然是把現存的壹切神聖化，是在哲學上替專制制度、警察國家、專斷司法、書報檢查制度祝福。弗裏德裏希·威廉三世是這樣認為的，他的臣民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是，在黑格爾看來，決不是壹切現存的都無條件地也是現實的。在他看來，現實性這種屬性僅僅屬於那同時是必然的東西；

　　“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現為必然性”；

　　所以， 他決不認為政府的任何一個措施——黑格爾本人舉“ 某種稅制” 為例——都已經無條件地是現實的。 但是必然的東西歸根到底會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 因此， 黑格
爾的這個命題應用於當時的普魯士國家， 只是意味著:這個國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時候是合
乎理性的， 是同理性相符合的。 如果說它在我們看來終究是惡劣的， 而它盡管惡劣卻繼續
存在， 那麽， 政府的惡劣可以從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釋。 當時的普魯士人有
他們所應得的政府。

　　但是，根據黑格爾的意見，現實性決不是某種社會狀態或政治狀態在壹切環境和壹切時代所具有的屬性。恰恰相反，羅馬共和國是現實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羅馬帝國也是現實的。法國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經變得如此不現實，即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須由大革命(黑格爾總是極其熱情地談論這次大革命)來把它消滅。所以，在這裏，君主制是不現實的，革命是現實的。這樣，在發展進程中，以前壹切現實的東西都會成為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壹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就會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抗拒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這樣壹來，黑格爾的這個命題，由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本身，就轉化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類歷史領域中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成為不合理的，就是說，註定是不合理性的，壹開始就包含著不合理性；凡在人們頭腦中是合乎理性的，都註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麼矛盾。按照黑格爾的思維方法的壹切規則，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個命題，就變為另壹個命題:凡是現存的，都壹定要滅亡。

　　但是，黑格爾哲學(我們在這裏只限於考察這種作為從康德以來的整個運動的完成的哲學)的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正是在於它徹底否定了關於人的思維和行動的壹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哲學所應當認識的真理，在黑格爾看來，不再是壹堆現成的、壹經發現就只要熟讀死記的教條了；現在，真理是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在科學的長期的歷史發展中，而科學從認識的較低階段向越來越高的階段上升，但是永遠不能通過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達到這樣壹點，在這壹點上它再也不能前進壹步，除了袖手壹旁驚愕地望著這個已經獲得的絕對真理，就再也無事可做了。在哲學認識的領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認識領域以及在實踐行動的領域也是如此。歷史同認識壹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壹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相反，壹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每壹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要走向衰落和滅亡。正如資產階級依靠大工業、競爭和世界市場在實踐中推翻了壹切穩固的、歷來受人尊敬的制度壹樣，這種辯證哲學推翻了壹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應的絕對的人類狀態的觀念。

　　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壹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麼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這個過程在思維著的頭腦中的反映。誠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認認識和社會的壹定階段對它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來說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過如此而已。這種觀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對的，它的革命性質是絕對的——這就是辯證哲學所承認的唯壹絕對的東西。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8—270頁。

　　在壹切哲學家那裏，正是“體系”是暫時性的東西，這恰恰因為“體系”產生於人類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壹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壹切矛盾都壹下子永遠消除了，那麼我們就達到了所謂絕對真理，世界歷史就完結了，而世界歷史雖然已經無事可做，卻壹定要繼續發展下去——因而這是壹個新的、不可解決的矛盾。壹旦我們認識到(就獲得這種認識來說，歸根到底沒有壹個人比黑格爾本人對我們的幫助更大)，這樣給哲學提出的任務，無非就是要求壹個哲學家完成那只有全人類在其前進的發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麼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也就完結了。我們把沿著這個途徑達不到而且任何單個人都無法達到的“絕對真理”撇在壹邊，而沿著實證科學和利用辯證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的途徑去追求可以達到的相對真理。總之，哲學在黑格爾那裏完成了，壹方面，因為他在自己的體系中以最宏偉的方式概括了哲學的全部發展；另壹方面，因為他(雖然是不自覺地)給我們指出了壹條走出這些體系的迷宮而達到真正地切實地認識世界的道路。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2—273頁。

　　像海因岑這類不僅否認階級鬥爭，甚至否認階級存在的無知的蠢材只不過證明:盡管他們發出壹陣陣帶有血腥氣的和自以為十分人道的叫囂，他們還是認為資產階級賴以進行統治的社會條件是歷史的最後產物，是歷史的極限；他們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奴才。這些蠢材越不懂得資產階級制度本身的偉大和暫時存在的必然性，他們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嘔。

　　馬克思《馬克思致約·魏德邁》( 1852年3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年3月第1版，第509頁。

　　“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當我們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裏時，我們就會心滿意足了，但我們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聯邦制政府的統治下，這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弗·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談話》( 1893年5月1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562頁。

傑瑞米柯賓

所有已經或者正在經歷這種過程的國家，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情況。地力耗損——如在美國；森林消失——如在英國和法國，目前在德國和美國也是如此；氣候改變、江河幹涸在俄國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厲害，因為給各大河流提供水源的地帶是平原，沒有像為萊茵河、多瑙河、羅訥河及波河提供水源的阿爾卑斯山那樣的積雪。農業舊有條件遭到破壞，向大農場資本主義經營方式逐漸過渡——這些都是在英國和德國東部已經完成了的而在其他地方正在普遍進行著的過程。

　　恩格斯:《恩格斯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 1892年6月1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7頁。

　　事實上，我們壹天天地學會更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習常過程的幹預所造成的較近或較遠的後果。特別自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越來越有可能學會認識並從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們的最常見的生產行為所造成的較遠的自然後果。……

　　但是，如果說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多少學會估計我們的生產行為在自然方面的較遠的影響，那麼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為在社會方面的較遠的影響就更加困難得多了。……但是，就是在這壹領域中，我們也經過長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經驗，經過對歷史材料的比較和研究，漸漸學會了認清我們的生產活動在社會方面的間接的、較遠的影響，從而也有可能去控制和調節這些影響。

　　但是要實行這種調節，僅僅有認識還是不夠的。為此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壹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

　　到目前為止的壹切生產方式，都僅僅以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時候才顯現出來的、通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產生效應的較遠的結果，則完全被忽視了。原始的土地公有制，壹方面同眼界極短淺的人們的發展狀態相適應，另壹方面以可用土地的壹定剩余為前提，這種剩余為應付這種原始經濟的意外的災禍提供了某種周旋余地。這種剩余的土地用光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壹切較高的生產形式，都導致居民分為不同的階級，因而導致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對立；這樣壹來，生產只要不以被壓迫者的最貧乏的生活需要為限，統治階級的利益就會成為生產的推動因素。在西歐現今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這壹點表現得最為充分。支配著生產和交換的壹個個資本家所能關心的，只是他們的行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僅如此，甚至連這種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換的產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銷售時可獲得的利潤成了唯壹的動力。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60—562頁。

　　十四)把握人類歷史由分散孤立的地區史走向互相聯系成為壹個整體的世界歷史、進而走向世界大同的規律性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壹程度上發展起來，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壹切階級排擠到後面去。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33頁。

　　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例如，如果在英國發明了壹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並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麼，這個發明便成為壹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同樣，砂糖和咖啡是這樣來表明自己在19世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的:拿破侖的大陸體系所引起的這兩種產品的匱乏推動了德國人起來反抗拿破侖，從而就成為光榮的1813年解放戰爭的現實基礎。由此可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完全是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壹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0—541頁。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們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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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階級，由於壹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壹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壹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壹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壹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壹個世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36頁。

　　資本壹方面具有創造越來越多的剩余勞動的趨勢，同樣，它也具有創造越來越多的交換地點的補充趨勢；在這裏從絕對剩余價值或絕對剩余勞動的角度來看，這也就是造成越來越多的剩余勞動作為自身的補充；從本質上來說，就是推廣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或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現為必須克服的限制。首先，要使生產本身的每壹個要素都從屬於交換，要消滅直接的、不進入交換的使用價值的生產，也就是說，要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來代替以前的、從資本的觀點來看是原始的生產方式。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頁。

　　資本壹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壹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壹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壹個地方轉移到另壹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借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流通空間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9頁。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壹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壹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壹種世界的文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頁。

　　單個人隨著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他們把這種壓迫想象為所謂世界精神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這種情況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當然也是經驗事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頁。

　　這種“異化”(用哲學家易懂的話來說)當然只有在具備了兩個實際前提之後才會消滅。要使這種異化成為壹種“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為革命所要反對的力量，就必須讓它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完全“沒有財產的”人，同時這些人又同現存的有錢有教養的世界相對立，而這兩個條件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另壹方面，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著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奪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汙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其次，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壹方面，可以產生壹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壹現象(普遍現象)，使每壹民族都依賴於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後，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不這樣，( 1)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 ( 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壹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依然處於地方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狀態”； ( 3)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壹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8—539頁。

　　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壹樣。而各個人的世界歷史性的存在，也就是與世界歷史直接相聯系的各個人的存在。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9頁。

　　另壹種情況也具有同樣的經驗根據，這就是:隨著現存社會制度被共產主義革命所推翻(下面還要談到這壹點)以及與這壹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私有制的消滅，這種對德國理論家們來說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將被消滅；同時，每壹個單個人的解放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壹致的[16]。至於個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於他的現實關系的豐富性，根據上面的敘述，這已經很清楚了。只有這樣，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各個人的全面的依存關系、他們的這種自然形成的世界歷史性的共同活動的最初形式，由於這種共產主義革命而轉化為對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覺的駕馭，這些力量本來是由人們的相互作用產生的，但是迄今為止對他們來說都作為完全異己的力量威懾和駕馭著他們。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542頁。

　　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壹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密地聯系起來，以致每壹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壹個國家發生的事情的影響。此外，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這些國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鬥爭成了當前的主要鬥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壹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壹切文明國家裏，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在這些國家的每壹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大大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87頁。

　　資產階級歷史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壹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壹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支配。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創造了地球表層壹樣。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壹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1頁。

　　勞動的解放[17]既不是壹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壹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涉及存在現代社會的壹切國家的社會問題，它的解決有賴於最先進的國家在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合作。

　　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 1871年9月底10月初—大約11月6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6頁。

　　壹般說來，大工業到處造成了社會各階級間相同的關系，從而消滅了各民族的特殊性。 最後， 當每一民族的資產階級還保持著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時候， 大工業卻創造了
這樣一個階級， 這個階級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樣的利益， 在它那里民族獨特性已經消
滅， 這是一個真正同整個舊世界脫離而同時又與之對立的階級。 大工業不僅使工人對資本
家的關系， 而且使勞動本身都成為工人不堪忍受的東西。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7頁。

　　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系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壹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做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裏發生的壹切必然影響到其余各國。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80頁。

傑瑞米柯賓

十二)不能把實際的歷史運動歸結為“永恒真理”的概念運動。不能把辯證法變成詭辯法

　　我們且沿著這條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魯東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當做不變規律、永恒原理、觀念範疇的經濟關系先於生動活躍的人而存在；再假定這些規律、這些原理、這些範疇自古以來就睡在“無人身的人類理性”的懷抱裏。

　　我們已經看到，在這壹切壹成不變的、停滯不動的永恒下面沒有歷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觀念中的歷史，即反映在純粹理性的辯證運動中的歷史。既然蒲魯東先生認為各種觀念在辯證運動中不能互相“區分”，那麼他就壹筆勾銷了運動的影子和影子的運動，而本來總還可以用它們造成某種類似歷史的東西。他沒有這樣做，反而把自己的無能歸罪於歷史，埋怨壹切，甚至連法國話也埋怨起來。哲學家蒲魯東先生告訴我們“我們說什麼東西出現或者什麼東西生產出來，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無論是在文明裏還是在宇宙中，自古以來壹切就存在著、活動著……整個社會經濟也是如此。”(第卷第102頁

　　自身起作用並且使蒲魯東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創造力竟大到這樣程度，以至他本想說明歷史，但卻不得不否定歷史；本想說明社會關系的順次出現，但卻根本否定某種東西可以出現；本想說明生產及其壹切階段，但卻否定某種東西可以生產出來。

　　這樣，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再沒有什麼歷史，也沒有什麼觀念的順序了，可是，他那本大作卻繼續存在，而這部著作恰恰被他自己稱為“與觀念順序相壹致的歷史”。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8—609頁。

　　現在再來談談蒲魯東先生。

　　每壹種經濟關系都有其好的壹面和壞的壹面；只有在這壹點上蒲魯東先生沒有背叛自己。他認為，好的方面由經濟學家來揭示，壞的方面由社會主義者來揭露。他從經濟學家那裏借用了永恒關系的必然性；從社會主義者那裏借用了把貧困僅僅看做是貧困的幻想。

　　他對兩者都表示贊成，企圖拿科學權威當靠山。而科學在他看來已成為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為如此，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壹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為合題，結果只不過是壹種合成的錯誤。

　　他希望充當科學泰鬥，淩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壹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者之間搖來擺去。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6—617頁。

　　蒲魯東是天生地傾向於辯證法的。但是他從來也不懂得真正科學的辯證法，所以他陷入了詭辯的泥坑。實際上這是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觀點有聯系的。小資產者像歷史編纂學家勞默壹樣，是由“壹方面”和“另壹方面”構成的。小資產者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觀點、科學觀點和藝術觀點上也是如此。他們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壹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們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說他們同時還像蒲魯東那樣是有才智的人，那麼他們很快就會學會玩弄自身的矛盾，並且根據具體情況把這些矛盾變成出人意料的、大吹大擂的、時而醜惡、時而輝煌的悖論。科學上的招搖撞騙和政治上的投機，都是和這種觀點分不開的。對這種人來說，只有壹種動力，那就是虛榮心，像壹切愛虛榮的人壹樣，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壹時的風頭。這樣，那種例如使盧梭這樣的人不斷避免向現存政權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協的簡單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

　　馬克思:《論蒲魯東》( 1865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4頁。

　　所有權成為蒲魯東先生的體系中的最後壹個範疇。在現實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魯東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範疇都是社會關系，這些關系的總和構成現在稱之為所有權的東西；在這些關系之外，資產階級所有權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或法學的幻想。另壹時代的所有權，封建所有權，是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中發展起來的。蒲魯東先生把所有權規定為獨立的關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錯誤: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沒有理解把資產階級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結合起來的紐帶，他不懂得壹定時代中各種生產形式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蒲魯東先生看不到現代種種社會制度是歷史的產物，既不懂得它們的起源，也不懂得它們的發展，所以他只能對它們作教條式的批判。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47頁。

　　現在我給您舉壹個蒲魯東先生的辯證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隸制形成壹種對抗。我沒有必要談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至於奴隸制，那麼它的壞的方面就不必去說了。唯壹需要說明的，是奴隸制的好的方面。這裏所說的，不是間接奴隸制，即對無產者的奴役。這裏所說的，是直接奴隸制，即在蘇裏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隸制也像機器、信貸等壹樣，是我們現代工業的樞紐。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現代工業。奴隸制使殖民地具有了價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貿易，而世界貿易則是機器大工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在買賣黑奴以前，殖民地給予舊大陸的產品很少，沒有顯著地改變世界的面貌。可見，奴隸制是壹個極為重要的經濟範疇。沒有奴隸制，北美這個最進步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式的國家。只要從世界地圖上抹去北美，結果就會出現混亂狀態，就會出現貿易和現代文明的徹底衰落。但是，讓奴隸制消失，那就等於從世界地圖上把美國抹去。可見，正因為奴隸制是壹個經濟範疇，所以奴隸制從世界開始存在時起就在各個民族中存在。現代各民族無非是善於在本國把奴隸制掩飾起來，而在新大陸則公開地推行它。這樣思考過奴隸制以後，這位善良的蒲魯東先生又將怎麼辦呢他會尋找自由和奴隸制的綜合，尋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隸制和自由的平衡。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頁。

　　蒲魯東先生無法探索出歷史的實在進程，他就給我們提出了壹套怪論，壹套妄圖充當辯證怪論的怪論。他覺得沒有必要談到17、18世紀和19世紀，因為他的歷史是在想象的雲霧中發生並高高超越於時間和空間的。壹句話，這是黑格爾式的陳詞濫調，這不是歷史，不是世俗的歷史——人類的歷史，而是神聖的歷史——觀念的歷史。在他看來，人不過是觀念或永恒理性為了自身的發展而使用的工具。薄魯東先生所說的進化，是在絕對觀念的神秘懷抱中發生的進化。如果揭去這種神秘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魯東先生給我們提供的是經濟範疇在他的頭腦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著花很多力氣就可以向您證明，這是壹個非常沒有秩序的頭腦中的秩序。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頁。

　　蒲魯東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們生產呢子、麻布、絲綢——了解這麼點東西確是壹個大功勞!可是，蒲魯東先生不了解，人們還按照自己的生產力而生產出他們在其中生產呢子和麻布的社會關系。蒲魯東先生更不了解，適應自己的物質生產水平而生產出社會關系的人，也生產出各種觀念、範疇，即恰恰是這些社會關系的抽象的、觀念的表現。所以，範疇也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壹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和暫時的產物。而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卻完全相反，抽象、範疇是始因。根據他的意見，創造歷史的，正是抽象、範疇，而不是人。抽象、範疇就其本身來說，即把它同人們及其物質活動分離開來，自然是不朽的、不變的、不動的。它不過是壹種純粹理性的存在物，這幹脆就是說，抽象就其本身來說是抽象的。多麼美妙的同義反復

　　這樣，當做範疇形式來看的經濟關系，對於蒲魯東先生說來，是既無起源又無發展的永恒的公式。

　　換個方式說:蒲魯東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資產階級生活對他說來是永恒的真理。他間接地說出了這壹點，因為他神化了以觀念形式表現資產階級關系的範疇。既然市民社會的產物被他想象為範疇形式、觀念形式，他就把這些產物視為自行產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東西。可見，他並沒有超出資產階級的視野。由於他談到資產階級的觀念時，認為它們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尋找這些觀念的綜合，尋求它們的平衡，而沒有看到，現在它們達到平衡的方式是唯壹可能的方式。

　　其實，他所做的是壹切好心的資產者所做的事情。他們都說，競爭、壟斷等在原則上，即如果把它們看做抽象的觀念，是生活的唯壹的基礎，但是它們在實踐中還得大加改善。他們全都希望有競爭而沒有競爭的悲慘後果。他們全都希望有壹種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資產階級的生活條件而沒有這些條件的必然後果。他們全都不了解，資產階級生產形式是壹種歷史的和暫時的方式，也正像封建形式的情況壹樣。他們之所以犯這個錯誤，是由於在他們看來作為資產者的人是壹切社會的唯壹可能的基礎，是由於他們不能想象會
有這樣壹種社會制度:在那裏人不再是資產者。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0頁。

　　蒲魯東同樣荒謬地說(這足以說明空談的社會主義是如何從經濟規定的角度來考察社會的

　　“對社會來說，資本和產品之間的區別是不存在的。這種區別對個人來說完全是主觀的。”

　　他把壹定的社會形式稱為主觀的東西，而把主觀的抽象稱為社會。產品本身屬於任何勞動方式，而不論勞動方式的壹定的社會形式如何。產品只有在它表示壹定的，歷史上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時才成為資本。蒲魯東先生從社會的角度進行的考察，把那些恰恰表示著壹定的社會關系或經濟的形式規定性的區別忽略掉，抽象掉了。這就像有人說: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是奴隸或是公民，這是A這個人和B這個人的壹定的社會存在方式。A這個人本身並不是奴隸，他在他所隸屬的社會裏並通過社會才成為奴隸。成為奴隸和成為公民，這是社會的規定，是A和B這兩個人的關系。蒲魯東先生在這裏就資本和產品所說的話，意思指的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不存在區別；其實恰恰只有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才存在著這種區別。值得註意的是，蒲魯東用高談闊論來掩飾他沒有能力從商品範疇(概念)轉到資本範疇。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175—176頁。

　　蒲魯東先生必然是壹個空論家。變革現代世界的歷史運動，對他來說不過是要發現兩種資產階級思想的正確的平衡、綜合的問題。於是這個機靈的家夥就借用他的敏銳感覺來發現上帝的隱秘思想，發現兩個孤立思想的統壹，而這兩個思想所以是孤立的，僅僅是因為蒲魯東先生把它們從實際生活中孤立出來，把它們從現代生產即作為這兩個思想所表現的種種現實的結合物的現代生產中孤立出來。蒲魯東先生用自己頭腦中奇妙的運動，代替了由於人們既得的生產力和他們的不再與此種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相互沖突而產生的偉大歷史運動，代替了在壹個民族內各個階級間以及各個民族彼此間醞釀著的可怕的戰爭，代替了唯壹能解決這種沖突的群眾的實踐和暴力的行動，總之，代替了這壹廣闊的、持久的和復雜的運動。可見，歷史是由學者，即由有本事從上帝那裏竊取隱秘思想的人們創造的。平凡的人只需應用他們所洩露的天機。

　　您現在就可以了解，為什麼蒲魯東先生十分強烈地敵視壹切政治運動。在他看來，現代各種問題不是解決於社會行動，而是解決於他頭腦中的辯證的旋轉運動。由於在他看來範疇是動力，所以要改變範疇，是不必改變現實生活的；完全相反，範疇必須改變，而結果就會是現存社會的改變。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1頁。

　　十三)把握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與生態環境關系演進的規律性

      生產的原始條件(或者同樣也可以說:由於兩性間的自然過程而增多的人的再生產的原始條件；因為這種再生產，壹方面表現為主體對客體的占有，另壹方面，同樣也表現為客體的塑形，客體從屬於主體的目的，客體轉化為主體活動的結果和容器)最初本身不可能是生產出來的，不可能是生產的結果。需要說明的，或者成為某壹［V－4］歷史過程的結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動的人同他們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變換的自然無機條件之間的統壹，以及他們因此對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類存在的這些無機條件同這種活動的存在之間的分離，這種分離只是在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中才得到完全的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9頁。

　　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麼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從壹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

　　恩格斯:《論權威》( 1872年10月—1873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6頁。

　　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壹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壹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再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積聚中心和貯藏庫。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當他們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護的樅樹林砍光用盡時，沒有預料到，這樣壹來，他們就把本地區的高山畜牧業的根基毀掉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壹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同時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在歐洲推廣馬鈴薯的人，並不知道他們在推廣這種含粉塊莖的同時也使瘰癧癥傳播開來了。因此我們每走壹步都要記住:我們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支配自然界，決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和存在於自然之中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支配作用，就在於我們比其他壹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9—560頁。

　　西班牙的種植場主曾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以為木灰作為肥料足夠最能贏利的咖啡樹利用壹個世代之久，至於後來熱帶的傾盆大雨竟沖毀毫無保護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巖石，這同他們又有什麼相幹呢?在今天的生產方式中，面對自然界和社會，人們註意的主要是最初的最明顯的成果，可是後來人們又感到驚訝的是:取得上述成果的行為所產生的較遠的後果，竟完全是另外壹回事，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62—563頁。

　　我們所說的生產排洩物，是指工業和農業的廢料，消費排洩物則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陳代謝所產生的排洩物，部分地指消費品消費以後殘留下來的東西。因此，化學工業在小規模生產時損失掉的副產品，制造機器時廢棄的但又作為原料進入鐵的生產的鐵屑等，是生產排洩物。人的自然排洩物和破衣碎布等，是消費排洩物。消費排洩物對農業來說最為重要。在利用這種排洩物方面，資本主義經濟浪費很大；例如，在倫敦，450萬人的糞便，就沒有什麼好的處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錢來汙染泰晤士河。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5頁。

傑瑞米柯賓

當壹種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的時候，甚至在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下吃了虧的那些人也會歡迎這種生產方式。大工業興起時期的英國工人就是如此。

　　不僅如此，當這種生產方式對於社會還是正常的時候，滿意於這種分配的情緒，總的來說，會占支配的地位；那時即使發出了抗議，也只是從統治階級自身中發出來(聖西門、傅立葉、歐文)，而在被剝削的群眾中恰恰得不到任何響應。只有當這種生產方式已經走完自身的沒落階段的頗大壹段行程時，當它多半已經過時的時候，當它的存在條件大部分已經消失而它的後繼者已經在敲門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這種越來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認為是非正義的，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開始從已經過時的事實出發訴諸所謂永恒正義。這種訴諸道德和法的做法， 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 道義上的憤
怒， 無論多麼入情入理， 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 而只能看做象征。 相反， 經濟科學的任務在於:

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壹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並且從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憤怒出詩人[12]，在描寫這些弊病或者抨擊那些替統治階級效勞而否認或美化這些弊病的和諧派的時候，憤怒是適得其所的，可是憤怒在每壹個這樣的場合下能證明的東西是多麼少，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中的每壹個時代，都能為這種憤怒找到足夠的材料。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5—156頁。

　　講壹些泛泛的空話來痛罵奴隸制和其他類似的現象，對這些可恥的現象發洩高尚的義憤，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惜，這樣做僅僅說出了壹件人所共知的事情，這就是:這種古希臘羅馬的制度已經不再適合我們目前的狀況和由這種狀況所決定的我們的感情。但是，這種制度是怎樣產生的，它為什麼存在，它在歷史上起了什麼作用，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說明。如果我們深入地研究壹下這些問題，我們就不得不說——盡管聽起來是多麼矛盾和離奇——在當時的情況下，采用奴隸制是壹個巨大的進步。

　　人類是從野蠻開始的，因此，為了擺脫野蠻狀態，他們必須使用野蠻的、幾乎是野獸般的手段，這畢竟是事實。古代的公社，在它們繼續存在的地方，從印度到俄國，在數千年中曾經是最野蠻的國家形式即東方專制制度的基礎。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各民族才靠自身的力量繼續向前邁進，他們最初的經濟進步就在於借助奴隸勞動來提高和進壹步發展生產。有壹點是清楚的:當人的勞動的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往的擴大、國家和法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種分工的最簡單的完全自發的形式，正是奴隸制。在古代世界，特別是希臘世界的歷史前提之下，進步到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這只能通過奴隸制的形式來完成的。甚至對奴隸來說，這也是壹種進步的；成為大批奴隸來源的戰俘以前都被殺掉，再更早的時候甚至被吃掉，現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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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因為希臘文化是以奴隸制為基礎而對它嗤之以鼻，那他可以用同樣的理由去責備希臘人沒有蒸汽機和電報。既然他斷言，我們現代的雇傭奴役制只能解釋為奴隸制的稍微變化和稍微緩和的遺物，而不能從它本身(即從現代社會的經濟規律)去加以說明，那麼這種論斷，要麼只是說雇傭勞動同奴隸制壹樣，是奴役和階級統治的形式——而這是每個小孩子都知道的——，要麼就是錯誤的。因為根據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可以說，雇傭勞動只能被解釋為緩和的吃人形式，現在到處都已經證實，吃人曾是處理戰敗敵人的原始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8—190頁。

　　以往的社會主義固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但是，它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對付這個生產方式；它只能簡單地把它當做壞東西拋棄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對同這種生產方式密不可分的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這種剝削是怎麼回事，它是怎樣產生的。但是，問題在於:壹方面應當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系和它在壹定歷史時期存在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另壹方面應當揭露這種生產方式的壹直還隱蔽著的內在性質。這已經由於剩余價值的發現而完成了。

　　已經證明，無償勞動的占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通過這種生產方式對工人進行的剝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資本家按照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商品市場上所具有的全部價值來購買他的工人的勞動力，他從這種勞動力榨取的價值仍然比他對這種勞動力的支出要多；這種剩余價值歸根到底構成了有產階級手中日益增加的資本量由以積累起來的價值量。這樣就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生產的過程。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頁。

　　全新的歷史創舉都要遭到被誤解的命運，即只要這種創舉與舊的，甚至已經死亡的社會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就會被誤認為是那些社會生活形式的翻版。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6頁。

　　

　　十)摒棄折中主義的方法

　　您在利潤率問題上為什麼走上了岔路，我認為，您的來信已經使我得到了壹些解釋。

　　我在這裏發現了同壹種陷入枝節問題的偏向，我把它歸咎於1848年以來在德國大學中流行的哲學研究的折中主義方法，這種方法丟掉了事物的總的概貌，過於經常地陷入壹種幾乎是無休止、無結果的對枝節問題的思辨中。在古典作家中，您以前主要研究的恰好就是康德，而康德由於他那個時代的德國哲學研究的狀況，由於同學究氣十足的沃爾弗式的萊布尼茨主義的對立，也就或多或少地被迫在形式上對這種沃爾弗式的思辨作壹些表面的讓步。我就是這樣來解釋您陷入枝節問題的偏向的，這種偏向也表現在您的來信中談到價值規律的那些題外話裏；在這些地方，我認為您沒有經常註意總的聯系，所以您把價值規律貶為壹種虛構，壹種必要的虛構，差不多就像康德把上帝的存在貶為實踐理性的壹種假定壹樣。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5年3月1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2—693頁。

　　

　　十壹)主體能動性與客觀限定性。自由與必然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壹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欲望存在於人身上；另壹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同動植物壹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說，他的欲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於他的對象而存在於他之外的；但是，這些對象是他的需要的對象；是表現和確證他的本質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對象。說人是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這就等於說，人有現實的、感性的對象作為自己本質的即自己生命表現的對象；或者說，人只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9—210頁。

　

　　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而且正是由於在分工範圍內社會關系的必然獨立化，在每壹個人的個人生活同他的屈從於某壹勞動部門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條件的生活之間出現了差別。這不應當理解為，似乎像食利者和資本家等已不再是有個性的個人了，而應當理解為，他們的個性是由非常明確的階級關系決定和規定的，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與另壹階級的對立中才出現，而對他們本身來說，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破產之後才產生的。在等級中尤其是在部落中)這種現象還是隱蔽的，例如，貴族總是貴族，平民總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關系如何；這是壹種與他的個性不可分割的品質。有個性的個人與階級的個人的差別，個人生活條件的偶然性，只是隨著那本身是資產階級產物的階級的出現才出現的。只有個人相互之間的競爭和鬥爭才產生和發展了這種偶然性本身。因此，各個人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被設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為他們的生活條件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事實上，他們當然更不自由，因為他們更加屈從於物的力量。等級的差別特別顯著地表現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572頁。

　　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壹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壹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麼，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誌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這壹點特別適用於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只要我們固執地拒絕理解這種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辯護士正是抗拒這種理解的)，它就總是像上面所詳細敘述的那樣，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把我們置於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壹旦被理解，它就會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從魔鬼似的統治者變成順從的奴仆。這裏的區別正像雷電中的電的破壞力同電報機和弧光燈的被馴服的電之間的區別壹樣，正像火災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間的區別壹樣。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頁。

　　黑格爾第壹個正確地敘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必然只是在它沒有被理解時才是盲目的。”[14]自由不在於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於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壹定的目的服務。這無論對外部自然的規律，或對支配人本身的肉體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規律來說，都是壹樣的。這兩類規律，我們最多只能在觀念中而不能在現實中把它們互相分開。因此，意誌自由只是借助於對事物的認識來作出決定的能力。因此，人對壹定問題的判斷越是自由，這個判斷的內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猶豫不決是以不知為基礎的，它看來好像是在許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決定中任意進行選擇，但恰好由此證明它的不自由，證明它被正好應該由它支配的對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於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壹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本身壹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壹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壹步。在人類歷史的初期，發現了從機械運動到熱的轉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為止的發展的末期，發現了從熱到機械運動的轉化，即蒸汽機。而盡管蒸汽機在社會領域中實現了巨大的解放性的變革——這壹變革還沒有完成壹半——，但是毫無疑問，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還是超過了蒸汽機，因為摩擦生火第壹次使人支配了壹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蒸汽機永遠不能在人類的發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飛躍，盡管在我們看來，蒸汽機確實是所有那些以它為依靠的巨大生產力的代表，唯有借助於這些生產力，才有可能實現這樣壹種社會狀態，在這裏不再有任何階級差別，不再有任何對個人生活資料的憂慮，並且第壹次能夠談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談到那種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和諧壹致的生活。但是，整個人類歷史還多麼年輕，硬說我們現在的觀點具有某種絕對的意義，那是多麼可笑，這壹點從下述的簡單的事實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史，可以稱為從實際發現機械運動轉化為熱到發現熱轉化為機械運動這樣壹段時間的歷史。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20—121頁。

　　壹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

　　於是，人在壹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壹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壹直作為異己的、支配著人們的自然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因而將聽從人們的支配。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壹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壹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並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4—565頁；恩格斯:《反杜林論》

　　年9月—1878年6月)，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0頁。

傑瑞米柯賓

馬克思了解古代奴隸主，中世紀封建主等的歷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們的歷史正當性，承認他們在壹定限度的歷史時期內是人類發展的杠桿；因而馬克思也承認剝削，即占有他人勞動產品的暫時的歷史正當性；但他同時證明，這種歷史的正當性現在不僅消失了，而且剝削不論以什麼形式繼續保存下去，已經日益愈來愈妨礙而不是促進社會的發展，並使之卷入愈來愈激烈的沖突中。

　　恩格斯:《法學家的社會主義》( 1886年11月—1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年9月第1版，第557—558頁。

　　朗格先生(在《論工人問題……》第二版中)對我大加贊揚，但目的是為了擡高他自己。事情是這樣的，朗格先生有壹個偉大的發現:全部歷史可以納入壹個唯壹的偉大的自然規律。這個自然規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鬥爭”這壹句話(達爾文的說法這樣應用就變成了壹句空話)，而這句話的內容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規律，[10]或者更確切些說，人口過剩規律。這樣壹來，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鬥爭”如何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中歷史地表現出來，而只要把每壹個具體的鬥爭都變成“生存鬥爭”這句話，並且把這句話變成馬爾薩斯關於“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須承認，這對於那些華而不實、假冒科學、高傲無知和思想懶惰的人說來倒是壹種十分有用的方法。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70年6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7—338頁。

　　在我們看來，所謂“經濟規律”並不是永恒的自然規律，而是既會產生又會消失的歷史性的規律，而現代政治經濟學大全，只要是由經濟學家真正客觀地編纂出來的，對我們來說不過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所賴以存在的規律和條件的總匯，壹句話，是這個社會的生產條件和交換條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們看來，任何壹個規律只要是表現純粹資產階級關系的，都不是先於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對過去的全部歷史起過作用的規律則僅僅表現了以階級統治和階級剝削為基礎的壹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關系。所謂李嘉圖規律就屬於前者，它無論對農奴制還是對古代的奴隸制都不起作用；而所謂馬爾薩斯理論中的站得住腳的東西則屬於後者。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裏德裏希·阿爾伯特·朗格》( 1865年3月2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5頁。

　　

　　九)用歷史的觀點對研究對象做出評價

　　和現在的、“以外界的強制為基礎”的社會相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標榜壹種“以對內在人類本性的意識即理性為基礎”的理想的真正社會。因而，這種社會是以意識的意識、思維的思維為基礎的。這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甚至在表達方法上也和哲學家沒有區別了。他忘記了:不管是人們的“內在本性”，或者是人們的對這種本性的“意識”，“即”他們的“理性”，向來都是歷史的產物；甚至當人們的社會在他看來是以“外界的強制”為基礎的時候，他們的“內在本性”也是與這種“外界的強制”相適應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67—568頁。

　　這種幾何級數的繁殖，［照馬爾薩斯看來］是人的自然繁殖過程。在歷史上他會發現，人口是按照極不相同的比例發展的，過剩人口同樣是壹種由歷史決定的關系，它並不是由數字或由生活資料的生產性的絕對界限決定的，而是由壹定生產條件設定的界限決定的。［第壹，］從數目來看，［以前各時代的過剩人口］是有限的。那些表示雅典人的過剩人口的數字，在我們看來是多麼微不足道!第二，從性質來看，由變成移民的自由雅典人構成的過剩人口，同收容在貧民習藝所裏的工人構成的過剩人口極不相同。同樣，那些在修道院裏消耗剩余產品的、過著乞討生活的過剩人口，同工廠裏形成的過剩人口也大不壹樣。但是，馬爾薩斯撇開了人口運動的這些壹定的歷史規律。這些規律由於是人類本性的歷史，所以是自然的規律，但僅僅是在壹定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人的自然規律，而這種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則是受人類本身歷史過程制約的。

　　馬爾薩斯所說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歷史決定的人，只存在於他的頭腦裏，因而與馬爾薩斯所說的這種自然的人相適應的幾何級數的繁殖法，也只存在於他的頭腦裏。

　　因此，現實的歷史在馬爾薩斯看來是這樣的:他的自然人的繁殖不是歷史過程的抽象，不是現實繁殖的抽象，相反的，現實繁殖倒是馬爾薩斯理論的應用。所以，在歷史的每個階段上成為人口和過剩人口的條件，成為內在條件的那種東西，到了馬爾薩斯手裏卻成了妨礙人口按照馬爾薩斯的方式發展的壹系列外部障礙。人類在歷史上生產和再生產的條件，成了馬爾薩斯的自然人的再生產的限制，而這種自然人不過是馬爾薩斯的創造物。　［VI－16］另壹方面，生活資料的生產——它是受人的活動限制和決定的——表現為生產本身給自己設置的障礙。蕨類植物蔓延全球。它們的再生產，只有在它們的空間不夠了的時候才終止下來。它們的再生產根本不按算術比例。很難說馬爾薩斯在什麼地方發現過，自由生長的自然產物由於內在的沖動，沒有外部障礙，就會自動停止再生產。

　　馬爾薩斯把人類繁殖過程的內在的、在歷史上變化不定的界限，變為外部限制；把自然再生產的外部障礙，變為繁殖的內在界限或自然規律。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09—610頁。

　　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給勞動產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們試圖了解它們的內容而不是了解它們的歷史性質(這些形式在人們看來已經是不變的了)以前，就已經取得了社會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價格的分析才導致價值量的決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貨幣表現才導致商品的價值性質的確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這個完成的形式——貨幣形式，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系，而不是把它們揭示出來。如果我說，上隆⑵ぱサ劝崖椴籍斪龀橄蟮娜祟悇趧拥囊及慊矶l生關系，這種說法的荒謬是壹目了然的。但是當上衣、皮靴等的生產者使這些商品同作為壹般等價物的麻布(或者金銀，這絲毫不改變問題的性質)發生關系時，他們的私人勞動同社會總勞動的關系正是通過這種荒謬形式呈現在他們面前。

　　這種形式恰好形成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範疇。對於這個歷史上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即商品生產的生產關系來說，這些範疇是有社會效力的、因而是客觀的思維形式。因此，壹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籠罩著勞動產品的壹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3頁。

　　自然界不是壹方面造成貨幣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壹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勞動力的占有者。這種關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關系，也不是壹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社會關系。它本身顯然是已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是壹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7頁。

　　正像馬克思尖銳地著重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壞的方面壹樣，同時他也明白地證明這壹社會形式是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很高水平所必需的:在這個水平上，社會全體成員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嚴的發展，才有可能。要達到這壹點，以前的壹切社會形式都太薄弱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才第壹次創造出為達到這壹點所必需的財富和生產力，但是它同時又創造出壹個社會階級，那就是被壓迫的工人大眾。他們越來越被迫起來要求利用這種財富和生產力來為全社會服務，以代替現在為壹個壟斷者階級服務的狀況。

　　恩格斯:《卡·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書評——為〈民主周報〉作》

　　年3月2—13日之間)，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頁。

　　年以前，我(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1]壹書中)正好對18世紀英國所發生的勞動者被驅逐出自己家園的過程的主要特征進行過描寫。此外，當時土地所有者和工廠主所幹出的無恥勾當，這種驅逐行動必然首先對當事的勞動者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危害，在那裏也作了如實的描述。但是，我能想到要把這種可能是完全必然的歷史發展過程看成壹種退步，後退得“比野蠻人還低下”嗎?絕對不能。1872年的英國無產者的發展程度比年的有自己的“家園”的農村織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的土屋的澳洲人，有自己的家園的印第安人，難道能夠在什麼時候舉行六月起義或建立巴黎公社嗎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被大規模采用時起，工人的物質狀況總的來講是更為惡化了，對於這壹點只有資產者才表示懷疑。但是，難道我們因此就應當深切地眷戀(也是很貧乏地)埃及人的肉鍋，眷戀那僅僅培養奴隸精神的農村小工業或者眷戀“野蠻人”嗎?恰恰相反。

　　只有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擺脫了壹切歷來的枷鎖、也擺脫了將其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並且被壹起趕進大城市的無產階級，才能實現消滅壹切階級剝削和壹切階級統治的偉大社會變革。有自己家園的舊日農村手工織工永遠不能做到這壹點，他們永遠不會產生這種想法，更說不上希望實現這種想法。

　　相反，在蒲魯東看來，近百年來的全部工業革命、蒸汽機、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並把勞動生產力增加千倍的大生產，卻是壹種極其可惡的事情，壹種本來不應當發生的事情。

　　小資產者蒲魯東向往的世界是這樣的:每個人制造各自的產品，可以立即用來消費，也可以拿到市場上去交換；如果那時每個人能以另壹種產品補償自己勞動產品的十足價值，那麼“永恒公平”就得到滿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建立起來了。但是，這個蒲魯東向往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狀態就已經被不斷前進的工業發展的腳步踏碎了。這種工業發展早已在大工業的壹切部門中消滅了單獨勞動，並且在較小的和最小的部門中日益消滅著這種勞動，而代之以依靠機器和已可利用的自然力來進行的社會勞動，它所生產的可以立即用來交換或消費的產品是許多人共同勞動的成果。這種產品必須經過許多人的手才能生產出來。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壹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中壹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壹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並加以進壹步發展。關鍵就在這裏。人的勞動生產力既然已發展到這樣高的水平，統治階級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為階級差別辯護的最終理由總是說:壹定要有壹個階級無須為生產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勞，以便有時間為社會從事腦力勞動。這種廢話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歷史合理性，而現在被近百年來的工業革命壹下子永遠根除了。統治階級的存在，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同樣也日益成為科學和藝術發展，特別是文明社交方式發展的障礙。從來也沒有比我們現代的資產者更無知的人了。

　　但是，這壹切同朋友蒲魯東毫不相幹。他只要“永恒公平”，旁的什麼都不要。每個人應當用自己的產品換得自己的十足的勞動所得、自己的勞動的十足價值。但是，在現代工業產品上進行這樣的計算，卻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情。單個人在總產品中所占的份額，在先前單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自然而然表現在生產出的產品中，而現代工業則正好把這個份額掩蔽起來了。其次，現代工業日益消滅著作為蒲魯東全部體系基礎的單獨交換，即互相換取產品來供自己消費的兩個生產者間的直接交換。因此，整個蒲魯東主義都滲透著壹種反動的特性:厭惡工業革命，時而公開時而隱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現代工業、蒸汽機、紡紗機以及其他壹切壞東西統統拋棄，而返回到舊日的規規矩矩的手工勞動。哪怕這樣做我們會喪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產力，整個人類註定會陷入極可怕的勞動奴隸狀態，饑餓將成為壹種常規，那也沒什麼了不起，只要我們能搞好交換，使每個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勞動所得”並且能實現“永恒公平”就行了! Fiat justitia，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毀滅

　　如果蒲魯東的這種反革命的東西確實能付諸實現，世界是要毀滅的。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 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57—259頁。

傑瑞米柯賓

五)從曲折中看總的趨勢

　　他具有“開明的”成見:以為自從黑暗的中世紀以來必定會不斷朝著更美好的方向進步，這不僅妨礙他認識真正進步的對抗性質，而且也妨礙他認識個別的倒退情況。

　　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 1882年12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3—494頁。

　　最後的勝利依然是確定無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暫時的和局部的迷誤——雖然這也是難免的——，現在將會比以前多得多了。不過我們壹定要克服這些障礙，否則，我們活著幹什麼呢?我們決不會因此喪失勇氣。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裏德裏希·阿道夫·左爾格》( 1883年3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頁。

　　

　　六)從批判地繼承或“揚棄”中看發展

　　第壹批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歐文、聖西門等人)由於當時的社會關系還沒有發展到足以使工人階級組織成為壹個戰鬥的階級，所以他們必然僅僅去幻想未來的模範社會，並譴責工人階級旨在稍稍改善他們的狀況的壹切嘗試，例如罷工、組織同盟和參與政治活動。雖然我們不應該否定這些社會主義的鼻祖，正如現代化學家不能否定他們的祖先煉金術士壹樣，但是我們應該努力避免重犯他們的錯誤，因為我們犯這樣的錯誤將是不可饒恕的。

　　馬克思:《政治冷淡主義》

　　年底—1873年1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41頁。

　　還有壹點不應當忘記:黑格爾學派雖然解體了，但是黑格爾哲學並沒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勞斯和鮑威爾各自抓住黑格爾哲學的壹個方面，在論戰中相互攻擊。費爾巴哈打破了黑格爾的體系，簡單地把它拋在壹旁。但是簡單地宣布壹種哲學是錯誤的，還制服不了這種哲學。像對民族的精神發展有過如此巨大影響的黑格爾哲學這樣的偉大創作，是不能用幹脆置之不理的辦法來消除的。必須從它的本來意義上“揚棄”它，就是說，要批判地消滅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過這個形式獲得的新內容。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6頁。

　　因為問題決不是要簡單地拋棄這兩千多年來的全部思想內容，而是要對它們進行批判，要把那些在錯誤的、但對於那個時代和發展過程本身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義的形式內獲得的成果，從這種暫時的形式中剝取出來。而這是多麼困難，許許多多的自然科學家已經給我們提供了證明，他們在他們自己的那門科學中都是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但是在本門科學以外不僅是唯心主義者，甚至是虔誠的正教教徒。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58—459頁。

　　

　　七)把握研究對象的內在本質。辨清內容與形式

       萬事開頭難，每門科學都是如此。所以本書第壹章，特別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難理解的。其中對價值實體和價值量的分析，我已經盡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8]以貨幣形式為完成形態的價值形式，是極無內容和極其簡單的。然而，兩千多年來人類智慧對這種形式進行探討的努力，並未得到什麼結果[9]，而對更有內容和更復雜的形式的分析，卻至少已接近於成功。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容易研究些。並且，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

　　而對資產階級社會說來，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在淺薄的人看來，分析這種形式好像是斤斤於壹些瑣事。這的確是瑣事，但這是顯微解剖學所要做的那種瑣事。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8頁。

　　［M－19］在研究經濟範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壹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裏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定的；因而範疇表現這個壹定社會即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因此，這個壹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在把它當做這樣壹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這必須把握住，因為這對於分篇直接具有決定的意義。

　　例如，從地租開始，從土地所有制開始，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因為它是同土地，即同壹切生產和壹切存在的源泉結合著的，並且它又是同壹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形式即同農業結合著的。但是，這是最錯誤不過的了。在壹切社會形式中都有壹種壹定的生產決定其他壹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壹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壹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壹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壹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裏面顯露出來的壹切存在的比重。

　　以遊牧民族為例(純粹的漁獵民族還沒有達到真正發展的起點)。他們偶爾從事某種形式的耕作。這樣就規定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共同的，這種形式按照這些民族保持傳統的程度而或多或少地保留下來，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個例子。在從事定居耕作(這種定居已是壹大進步)，而且這種耕作像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中那樣處於支配地位的民族那裏，連工業、工業的組織以及與工業相應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帶著土地所有制的性質；或者像在古代羅馬人中那樣工業完全附屬於耕作；或者像在中世紀那樣工業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種關系上模仿著鄉村的組織。在中世紀，甚至資本——不是指純粹的貨幣資本——作為傳統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這種土地所有制的性質。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情況則相反。農業越來越變成僅僅是壹個工業部門，完全由資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處於支配地位的壹切社會形式中，自然聯系還占優勢。

　　在資本處於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占優勢。不懂資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卻完全可以懂資本。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壹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必須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來說明。分別考察了兩者之後，必須考察它們相互關系。

　　［M－20］因此，把經濟範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後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決定的，這種關系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問題不在於各種經濟關系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占有什麼地位。更不在於它們在“觀念上”(蒲魯東)(在關於歷史運動的壹個模糊的表象中)的順序。而在於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32頁。

　　既然像讀者已經感到遺憾地認識到的那樣，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現實的內部聯系的分析，是壹件極其復雜的事情，是壹項極其細致的工作；既然把看得見的、只是表面的運動歸結為內部的現實的運動是壹種科學工作，那麼，不言而喻，在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和流通當事人的頭腦中，關於生產規律形成的觀念，必然會完全偏離這些規律，必然只是表面運動在意識中的表現。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48頁。

　　比較簡單的範疇，雖然在歷史上可以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充分發展恰恰只能屬於壹個復雜的社會形式，而比較具體的範疇在壹個比較不發展的社會形式中有過比較充分的發展。

　　勞動似乎是壹個十分簡單的範疇。它在這種壹般性上——作為勞動壹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經濟學上從這種簡單性上來把握的“勞動”，和產生這個簡單抽象的那些關系壹樣，是現代的範疇。例如，貨幣主義把財富看成還是完全客觀的東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於貨幣中。同這個觀點相比，重工主義或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從對象轉到主體的活動——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但是，他們仍然只是把這種活動本身理解為局限於取得貨幣的活動。同這個主義相對立的重農主義把勞動的壹定形式——農業——看做創造財富的勞動，不再把對象本身看做裹在貨幣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產品壹般，看做勞動的壹般成果了。這種產品還與活動的局限性相應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規定的產品——農業的產品，主要是土地的產品。

　　［M－17］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壹步，他拋開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壹切規定性，——幹脆就是勞動，既不是工業勞動，又不是商業勞動，也不是農業勞動，而既是這種勞動，又是那種勞動。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象壹般性，也就有了被規定為財富的對象的壹般性，這就是產品壹般，或者說又是勞動壹般，然而是作為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這壹步跨得多麼艱難，多麼巨大，只要看看連亞當·斯密本人還時時要回到重農主義，就可想見了。……

　　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等看待，以各種現實勞動組成的壹個十分發達的總體為前提，在這些勞動中，任何壹種勞動都不再是支配壹切的勞動。所以，最壹般的抽象總只是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發展的場合，在那裏，壹種東西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壹切所共有。這樣壹來，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壹方面，勞動壹般這個抽象，不僅僅是各種勞動組成的壹個具體總體的精神結果。對任何種類的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於這樣壹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壹種勞動轉到另壹種勞動，壹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這裏，勞動不僅在範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成了創造財富的壹般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壹起的規定了。……所以，在這裏，“勞動”、“勞動壹般”、直截了當的勞動這個範疇的抽象，這個現代經濟學的起點，才成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所以，這個被現代經濟學提到首位的、表現出壹種古老而適用於一切社會形式的關系的最簡單的抽象， 只有作為最現代的社會的範疇， 才在這種抽象中表現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 ……

　　［ M－ 18］ 勞動這個例子讓人信服的表明， 哪怕是最抽象的範疇， 雖然正是由於它們
的抽象而適用於壹切時代， 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 同樣是歷史條件的產物，
而且只有對於這些條件並在這些條件之內才具有充分的適用性。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29頁。

　　體現生產工人的勞動的商品，其使用價值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相反，勞動作為生產勞動的特性只表現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我們在這裏指的勞動的這種規定性，不是從勞動的內容或勞動的結果產生的，而是從勞動的壹定的社會形式產生的。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149頁。



　　可以理解，這壹章裏談的，只是純粹的、古典形態的采邑；這種采邑當然只是壹種暫時的、並非到處同時出現的形態。可是，只有在這種純粹的形態上來把握它，才能理解經濟關系的這樣壹些歷史表現形式，而羅特的主要功績之壹就在於，他去除壹切蕪雜的附屬物，取出了采邑這種古典形態。

　　恩格斯:《法蘭克時代》( 1878年中—1882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月第2版，第270頁。

　　當庸俗經濟學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內部聯系卻傲慢地鼓吹事物從現象上看是另外的樣子的時候，他們自以為這是作出了偉大的發現。實際上，他們所鼓吹的是他們緊緊抓住了外表，並且把它當做最終的東西。這樣壹來，科學究竟有什麼用處呢但是，在這裏事情還有另外的背景。內部聯系壹旦被了解，相信現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壹切理論信仰，還在現存制度實際崩潰以前就會破滅。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68年7月1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0頁。

　　

　　八)把研究對象置於壹定的歷史關聯環節中考察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壹個國家裏，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壹切國家和壹切歷史時代都是壹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壹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壹規律之下，那麼，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壹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於生產壹般和交換壹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於壹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壹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著金屬貨幣的采用，壹系列適用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壹切國家和歷史時期的規律起作用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3—154頁。

　　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長規律和過剩人口增長規律；過剩人口同赤貧是壹回事。這些不同的規律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同生產條件發生關系的種種不同方式，或者就活的個體來說，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同他作為社會成員(因為他只在社會中從事勞動和占有)的再生產條件發生關系的種種不同方式。就個別的人或者某壹部分人口來說，這種關系的解體，會把他們置於這種特定基礎的再生產條件之外，因而也就把他們變成了過剩人口，他們不僅壹無所有，而且無法依靠勞動去占有生活資料，於是變成了赤貧。

　　只有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下，赤貧才表現為勞動自身的結果，表現為勞動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因此，在壹個社會生產階段上可能是過剩人口的情況，在另壹個階段上卻不是這樣，而且過剩人口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古人遣送出去的移民就是過剩人口；也就是說，這些人在當時的物質的所有制基礎上，即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不能在同壹空間繼續生活下去。他們的人數同現代生產條件相比可能很少。然而，他們遠不是赤貧。面包和娛樂時代的羅馬平民倒是赤貧。引起民族大遷徙的過剩人口，又是以其他條件為前提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07—608頁。

　　生產實際上有它的條件和前提，這些條件和前提構成生產的要素。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現為自然發生的東西。通過生產過程本身，它們就從自然發生的東西變成歷史的東西，並且對於這壹個時期表現為生產的自然前提，對於前壹個時期就是生產的歷史結果。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頁。

　　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時都考查它的歷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裏，每壹單個問題都自然要產生壹系列的新問題。他研究原始時代的歷史，研究農學、俄國的和美國的土地關系、地質學等等，主要是為了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最完善地寫出關於地租的章節，而在他以前沒有人試圖這樣做過。

　　恩格斯:《馬克思，亨利希·卡爾》( 1892年11月9—25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1版，第400頁。

　　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壹般範疇來考察，而是從壹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從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見解。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6頁。

傑瑞米柯賓

四)從偶然性中看到必然性。

  必然性由人的實踐活動證明壹旦證明這些關系必然會產生某個事物，那就不難確定，這壹事物在何種外在條件下必定會現實地產生，在何種外在條件下即使已經有了需要，它也不可能產生。人們在確定這種情況時，幾乎可以像化學家確定某些具有親和力的物質在何種外在條件下必定會合成化合物那樣，做到準確無誤。因此我們認為，只要我們證明了自由報刊的必要性是從摩塞爾河沿岸地區的貧困狀況的特性中產生的，我們就為我們的敘述打下了超出任何人的因素範圍的基礎。

　　馬克思:《摩塞爾記者的辯護》( 1842年12月底—1843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63—364頁。

　　束縛形而上學的另壹對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對立。還有什麼能比這兩個思維規定更尖銳地相互矛盾呢?這兩者怎麼可能是同壹的，偶然的東西怎麼可能是必然的，而必然的東西怎麼可能是偶然的?常識和具有這種常識的大多數自然科學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做永遠互相排斥的兩個規定。壹個事物、壹種關系、壹個過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所以兩者是並存於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著各種各樣的對象和過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壹些是必然的，在這裏重要的只是不要把這兩類混淆起來。例如，人們把種的有決定意義的性狀看做必然的，而把同壹個種的各個個體的其他的差異稱作偶然的，這壹點適用於植物和動物，也適用於結晶體。於是較低的群體對較高的來說又被看做偶然的，這樣壹來，貓屬或馬屬裏有多少不同的種，或壹個綱裏有多少屬和目，這些種裏各有多少個體，或某壹地區的動物有多少不同的種類，或動物區系和植物區系的壹般狀況如何——所有這些都被說成是偶然的。於是，必然被說成是科學上唯壹值得註意的東西，而偶然被說成是對科學無足輕重的東西。這就是說:凡是人們可以納入規律、因而是人們認識的東西，都是值得註意的；凡是人們不能納入規律、因而是人們不認識的東西，都是無足輕重的，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這樣壹來，壹切科學便停滯不前了，因為科學就是要研究我們不認識的東西。這就是說:凡是可以納入普遍規律的東西都被看成是必然的，凡是不能納入的都被看成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這就成了這樣壹種科學，它把它能解釋的東西稱為自然的東西，而把它解釋不了的東西歸之於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釋不了的東西的原因叫做偶然還是叫做上帝，這對事情本身來說是完全無關緊要的。這兩者無非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我對此沒有認識，因此它們不屬於科學的範圍。在必然的聯系不起作用的地方，科學便停滯不前了。

　　與此對立的是決定論，它從法國唯物主義中移入自然科學，並且力圖用根本否認偶然性的辦法來對付偶然性。按照這種觀點，在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只是單純的直接的必然性。這個豌豆莢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這條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長，絲毫不長，也絲毫不短:這朵苜蓿花今年已由壹只蜜蜂授粉，而那壹朵卻沒有，而且這朵花是由這只特定的蜜蜂在這壹特定的時間內授粉的；這粒被風吹來的特定的蒲公英種子發了芽，而那壹粒卻沒有；今天清晨四點鐘壹只跳蚤咬了我壹口，而不是三點鐘或五點鐘，而且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這壹切都是由壹條不可移易的因果鏈，由壹種不可動搖的必然性造成的事實，而且產生太陽系的氣團早就被安排得使這些事情只能這樣發生，而不能以另外的方式發生。承認這樣壹種必然性，我們還是沒有擺脫神學的自然觀。無論我們是用奧古斯丁和加爾文的說法把這叫做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或者是用土耳其人的說法把這稱作天數，還是把這就叫做必然性，這對科學來說差不多是壹樣的。在這裏的任何壹個場合下都談不上對因果鏈的探索，因此，我們在壹個場合下並不比在另壹場合下更聰明壹些，所謂必然性仍舊是壹句空話，因而偶然性依然如故。只要我們不能證明豌豆莢中豌豆的粒數是由什麼原因決定的，豌豆的粒數就依舊是偶然的，而且，即使斷言這件事情在太陽系的原始構造中是早就預先安排好了的，我們也沒有前進壹步。不僅如此，科學如果老是從因果鏈中去追溯這壹個個的豌豆莢事例，那就不再成其為科學，而成了純粹的遊戲，因為單是這同壹個豌豆莢就還具有其他無數的、獨具的、表現為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濃淡，豆殼的厚薄和軟硬，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說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到的那些獨具的特點了。因此，這壹個豌豆莢所要求探索的因果聯系，已經多得連全世界的全體植物學家都解決不了。可見，偶然性在這裏並沒有從必然性得到說明，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為純粹偶然性的產物。如果某個豆莢中有六粒豌豆而不是五粒或七粒這壹事實，與太陽系的運動規律或能量轉化規律是處於同壹等級的，那實際上就不是把偶然性提高為必然性，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為偶然性。不僅如此。某壹地區內並存的各個有機的和無機的種和個體的多樣性，即使可以說是立足在堅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的，但是就個別的種和個體來說，這種多樣性依然如故，仍是偶然的。就個別的動物來說，它生在什麼地方，遇到什麼樣的生活環境，什麼敵人和多少敵人威脅著它，這都是偶然的。壹粒種子被風吹到什麼地方去，這對於母株是偶然的；這粒種子在什麼地方找到發芽的土壤，從而使子株成長起來，這對於子株也是偶然的；確信在這裏壹切也都是立足在堅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這是壹種可憐的安慰。在壹定的地域，甚至在整個地球上，即使有種種永恒的原初決定，各種自然對象的紛然雜陳依舊是偶然的。

　　同這兩種觀點相對立，黑格爾提出了前所未聞的命題:偶然的東西正因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種根據，而且正因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沒有根據；偶然的東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我規定為偶然性，而另壹方面，這種偶然性又寧可說是絕對的必然性(《邏輯學》第編第3部分第2章:《現實》)。自然科學把這些命題當做悖理的文字遊戲、當做自相矛盾的胡說而根本不予理睬，並且在理論上壹方面堅持沃爾弗那種思想貧乏的形而上學，認為壹個事物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時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另壹方面，又堅持同樣思想貧乏的機械的決定論，在口頭上籠統地否認偶然性，而在每壹特定場合實際上又承認這種偶然性。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77—480頁。

　　我們在觀察運動著的物質時，首先引起我們註意的是單個物體的單個運動間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相互制約。但是，我們不僅發現某壹個運動後面跟隨著另壹個運動，而且我們也發現，只要我們造成某個運動在自然界中發生時所必需的那些條件，我們就能引起這個運動，甚至我們還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發生的運動(工業)，至少不是以這種方式發生的運動，並且我們能賦予這些運動以預先規定的方向和範圍。因此，由於人的活動，因果觀念即壹個運動是另壹個運動的原因這樣壹種觀念得到確證。的確，單是某些自然現象的有規則的前後相繼，就能造成因果觀念:熱和光隨太陽而來；但是這裏不存在任何證明，而且就這個意義來說，休謨的懷疑論也許說得對:有規則的post hoc［在此之後］決不能為propter hoc［因此］提供根據[6]。但是人的活動對因果性作出驗證。如果我們用壹面凹鏡把太陽光集中在焦點上，造成像普通的火光壹樣的效果，那麼我們因此就證明了熱是從太陽來的。如果我們把引信、炸藥和彈丸放進槍膛裏面，然後發射，那麼我們可以期待事先從經驗已經知道的效果，因為我們能夠在所有的細節上探究包括發火、燃燒、由於突然變為氣體而產生的爆炸，以及氣體對彈丸的壓擠在內的全部過程。在這裏甚至懷疑論者都不能說，從以往的經驗中不能得出下壹次將出現同樣情形的結論。確實有時候並不發生同樣的情形，引信或火藥失效，槍筒破裂，等等。但是這正好證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為我們對這樣偏離常規的每壹件事情加以適當的研究之後，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如引信發生化學分解，火藥受潮，槍筒損壞，等等，因此在這裏可以說是對因果性作了雙重的驗證。自然科學和哲學壹樣，直到今天還全然忽視人的活動對人的思維的影響；它們在壹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壹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維的最本質的和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僅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樣的程度上學會改變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發展起來。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2—483頁。

　　單憑觀察所得的經驗，是決不能充分證明必然性的。而post hoc［在此之後］並不是［因此］(《全書》第1部第84頁)。非常正確，不能從太陽總是在早晨升起便推斷它明天會再升起，而且事實上我們今天已經知道，總有壹天太陽在早晨再也不升起。但是必然性的證明寓於人的活動中，寓於實驗中，寓於勞動中:如果我能夠造成post hoc，那麼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4頁。

　　在第二冊中，我們對於這個流通領域當然只能就它所產生的各種形式規定進行說明，論證資本的形態在流通領域內的繼續發展。但是事實上，這個領域是壹個競爭的領域，就每壹個別情況來看，在這個領域中是偶然性占統治地位。因此，在這個領域中，通過這些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並調節著這些偶然性的內部規律，只有在對這些偶然性進行大量概括的基礎上才能看到。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37—938頁。

　　在思維的歷史中，壹個概念或概念關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結果，實體和偶性)的發展同它們在個別辯證論者頭腦中的發展的關系，正像壹個有機體在古生物學中的發展同它在胚胎學中(或者不如說在歷史中和在個別胚胎中)的發展的關系壹樣。這種情形是黑格爾為說明概念而首先揭示出來的。在歷史的發展中，偶然性發揮著作用，而在辯證的思維中就像在胚胎的發展中壹樣，這種偶然性融合在必然性中。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3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5—486頁。

　　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壹極，它的另壹極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們早就證實，在每壹個領域內，都有在這種偶然性中去實現自身的內在的必然性和規律性。而適用於自然界的，也適用於社會。壹種社會活動，壹系列社會過程，越是超出人們的自覺的控制，越是超出他們支配的範圍，越是顯得受純粹的偶然性的擺布，它所固有的內在規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這種偶然性中去實現自身。這種規律也支配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偶然性:它們作為異己的、起初甚至是未被認識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探索的力量，同各個生產者和交換的參加者相對立。商品生產的這些經濟規律，隨這個生產形式的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是總的說來，整個文明都處在這些規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產品仍然支配著生產者；直到今天，社會的全部生產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計劃，而是由盲目的規律來調節，這些盲目的規律，以自發的威力，最後在周期性商業危機的風暴中顯示著自己的作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4—195頁。

　　如果鬥爭只是在機會絕對有利的條件下才著手進行，那麼創造世界歷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壹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麼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納入總的發展過程中，並且為其他偶然性所補償。但是，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壹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
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壹種“ 偶然情況” 。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71年4月1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4頁。

傑瑞米柯賓

三)承認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但必須找到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終極原因

　　對於否認因果性的人來說，任何自然規律都是假說，連用三棱鏡的光譜對天體進行的化學分析也同樣是假說。如果停在這裏不動，那思維是何等的淺薄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4頁。

　　當我們通過思維來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壹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壹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們首先看到的是總畫面，其中各個細節還或多或少地隱藏在背景中，我們註意得更多的是運動、轉變和聯系，而不是註意什麼東西在運動、轉變和聯系。這種原始的、素樸的、但實質上正確的世界觀是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來的:壹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為壹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生成和消逝。但是，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象的總畫面的壹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而我們要是不知道這些細節，就看不清總畫面。為了認識這些細節，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歷史的聯系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方面來分別加以研究。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8—539頁。

　　在剩余價值理論方面，馬克思與他的前人的關系，正如拉瓦錫與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關系壹樣。在馬克思以前很久，人們就已經確定我們現在稱為剩余價值的那部分產品價值的存在；同樣也有人已經多少明確地說過，這部分價值是由什麼構成的，也就是說，是由占有者不付等價物的那種勞動的產品構成的。但是到這裏人們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至多只研究了勞動產品在工人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分配的數量比例。另壹些人，即社會主義者，則發現這種分配不公平，並尋求烏托邦的手段來消除這種不公平現象。這兩種人都為既有的經濟範疇所束縛。

　　於是，馬克思發表意見了，他的意見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對立的。在前人認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卻認為只是問題所在。他認為，這裏擺在他面前的不是無燃素氣體，也不是火氣，而是氧氣；這裏的問題不是在於要簡單地確認壹種經濟事實，也不是在於這種事實與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沖突，而是在於這樣壹種事實，這種事實必定要使全部經濟學發生革命，並且把理解全部資本主義生產的鑰匙交給那個知道怎樣使用它的人。根據這種事實，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經濟範疇，正像拉瓦錫根據氧氣研究了燃素說化學的各種既有的範疇壹樣。要知道什麼是剩余價值，他就必須知道什麼是價值。李嘉圖的價值理論本身必須首先加以批判。於是，馬克思研究了勞動形成價值的特性，第壹次確定了什麼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麼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並確定了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勞動的凝固，而這壹點是洛貝爾圖斯始終沒有理解的。馬克思進而研究商品和貨幣的關系，並且論證了商品和商品交換怎樣和為什麼由於商品內在的價值屬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貨幣的對立。他的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貨幣理論是第壹個詳盡無遺的貨幣理論，今天已為大家所默認了。他研究了貨幣向資本的轉化，並證明這種轉化是以勞動力的買賣為基礎的。他以勞動力這壹創造價值的屬性代替了勞動，因而壹下子就解決了使李嘉圖學派破產的壹個難題，也就是解決了資本和勞動的相互交換與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這壹規律無法相容這個難題。

　　恩格斯:《資本論》第2卷序言( 1885年5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1—22頁。

　　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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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壹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10頁。

　　在那裏，它將采取較殘酷的還是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撇開其較高尚的動機不說，他們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們除掉壹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9頁。

　　任何壹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壹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這是每壹個小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樣知道，要想得到與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壹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壹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壹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按比例分配勞動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68年7月1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9頁。

　　經濟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壹樣，它們都通過聚光透鏡，因而表現為倒立的影像——頭足倒置。只是缺少壹個使它們在觀念中又正過來的神經器官。貨幣市場的人所看到的工業和世界市場的運動，恰好只是貨幣和證券市場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們看來結果就變成了原因。這種情況我早在40年代就在曼徹斯特看到過:倫敦的交易所行情報告對於認識工業的發展進程及其周期性的起落是絕對無用的，因為這些先生們想用貨幣市場的危機來解釋壹切，而這種危機本身多半只是壹些征兆。當時的問題是有人要否認工業危機來源於暫時的生產過剩，所以問題還有讓人們趨向於進行曲解這壹方面。現在，至少對我們來說這壹點已經永遠消失，而且事實的確是這樣:貨幣市場也會有自己的危機，工業中的直接的紊亂對這種危機只起次要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這裏還需要弄清和研究壹些問題，特別是要考慮到最近20年的歷史。

　　凡是存在著社會規模的分工的地方，局部勞動過程也都成為相互獨立的。生產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東西。但是，產品貿易壹旦離開本來的生產而獨立起來，它就循著本身的運動方向運行，這壹運動總的說來是受生產運動支配的，但是在單個的情況下和在這個總的隸屬關系以內，它畢竟還是循著這個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規律運行的，這個運動有自己的階段，並且也對生產運動起反作用。美洲的發現是先前就已經驅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種黃金欲所促成的(參看澤特貝爾《貴金屬的生產》)，因為14世紀和15世紀蓬勃發展的歐洲工業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貿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換手段，這是德國——1450—1550年的白銀大國——所提供不出來的。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在1500—1800年間侵占印度，目的是要從印度輸入，誰也沒有想到要向那裏輸出。但是這些純粹由貿易利益促成的發現和侵略，終歸還是對工業起了極大的反作用:只是由於有向這些國家輸出的需要，才創立和發展了大工業。

　　貨幣市場也是如此。貨幣貿易同商品貿易壹分離，它就有了——在生產和商品貿易所決定的壹定條件下並在壹定範圍內——它自己的發展，它自己的本性所決定的特殊規律和獨特階段。此外，貨幣貿易在這種進壹步的發展中擴大到證券貿易，這些證券不僅是國家證券，而且也包括工業和運輸業的股票，因而總的說來支配著貨幣貿易的生產，有壹部分就為貨幣貿易所直接支配，這樣貨幣貿易對於生產的反作用就變得更為厲害而復雜了。金融家是鐵路、礦山、鋼鐵廠等的所有者。這些生產資料獲得了雙重的性質:它們的經營時而應當適合於直接生產的利益，時而應當適合於股東(就他們同時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

　　關於這壹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鐵路。這些鐵路的經營完全取決於傑·古爾德、萬德比爾特這樣壹些人當前的交易所業務——這種業務同某條特定的鐵路及其作為交通工具來經營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幹的。甚至在英國這裏我們也看到過各個鐵路公司為了劃分地盤而進行的長達數十年之久的鬥爭，這種鬥爭耗費了巨額資金，它並不是為了生產和運輸的利益，而完全是由於競爭造成的，這種競爭往往只有壹個目的，即讓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於經營交易所業務。

　　在上述關於我對生產和商品貿易的關系以及兩者和貨幣貿易的關系的見解的幾點說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經回答了您關於歷史唯物主義本身的問題。從分工的觀點來看問題最容易理解。社會產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職能。被指定執行這種職能的人，形成社會內部分工的壹個新部門。這樣，他們也獲得了同授權給他們的人相對立的特殊利益，他們同這些人相對立而獨立起來，於是就出現了國家。然後便發生像在商品貿易中和後來在貨幣貿易中發生的那種情形:新的獨立的力量總的說來固然應當尾隨生產的運動，然而由於它本身具有的，即它壹經獲得便逐漸向前發展的相對獨立性，它又對生產的條件和進程發生反作用。這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壹方面是經濟運動，另壹方面是追求盡可能大的獨立性並且壹經確立也就有了自己的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總的說來，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並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權力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正如在貨幣市場中，總的說來，並且在上述條件之下，反映出，而且當然是頭足倒置地反映出工業市場的運動壹樣，在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鬥爭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經存在著並且正在鬥爭著的各個階級的鬥爭，但是這個鬥爭同樣是頭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間接地、不是作為階級鬥爭、而是作為維護各種政治原則的鬥爭反映出來的，並且是這樣頭足倒置起來，以致需
要經過上千年我們才終於把它的真相識破。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4—597頁。

　　我們把經濟條件看做歸根到底制約著歷史發展的東西。 而種族本身就是壹種經濟因
素。 不過這裏有兩點不應當忽視:

　　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這並不是說，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壹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國家就是通過保護關稅、自由貿易、好的或者壞的財政制度發生作用的，甚至德國庸人的那種從1648—1830年德國經濟的可憐狀況中產生的致命的疲憊和軟弱(最初表現為虔誠主義，爾後表現為多愁善感和對諸侯貴族的奴顏婢膝)，也不是沒有對經濟起過作用。這曾是重新振興的最大障礙之壹，而這壹障礙只是由於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把慢性的窮困變成了急性的窮困才動搖了。所以，並不像人們有時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樣是經濟狀況自動發生作用，而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是在既定的、制約著他們的環境中，是在現有的現實關系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在這些現實關系中，經濟關系不管受到其他關系——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壹條貫穿始終的、唯壹有助於理解的紅線。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並不是按照共同的意誌，根據壹個共同的計劃，甚至不是在壹個有明確界限的既定社會內來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的意向是相互交錯的，正因為如此，在所有這樣的社會裏，都是那種以偶然性為其補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占統治地位。在這裏通過各種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這裏我們就來談談所謂偉大人物問題。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壹定時間出現於某壹國家，這當然純粹是壹種偶然現象。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人去掉，那時就會需要有另外壹個人來代替他，並且這個代替者是會出現的，不論好壹些或差壹些，但是最終總是會出現的。恰巧拿破侖這個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沒有拿破侖這個人，他的角色就會由另壹個人來扮演。這壹點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證明:每當需要有這樣壹個人的時候，他就會出現，如愷撒、奧古斯都、克倫威爾等等。如果說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那麼梯葉裏、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國所有的歷史編纂學家則表明，人們已經在這方面作過努力，而摩爾根對於同壹觀點的發現表明，發現這壹觀點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這壹觀點必定被發現。

　　歷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現象和表面的偶然現象都是如此。我們所研究的領域越是遠離經濟，越是接近於純粹抽象的意識形態，我們就越是發現它在自己的發展中表現為偶然現象，它的曲線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畫出曲線的中軸線，您就會發現，所考察的時期越長，所考察的範圍越廣，這個軸線就越是接近經濟發展的軸線，就越是同後者平行而進。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669頁。

傑瑞米柯賓

如果說，與黑格爾比較，他(指蒲魯東——編者註)的長處是提出問題並且自願為人類最大幸福而解決這些問題，那麼，他也有壹個短處:當他想通過辯證的生育過程生出壹個新範疇時，卻毫無所獲。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鬥爭以及融合成壹個新範疇，就是辯證運動。誰要給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問題，就是立即切斷了辯證運動。我們看到的已經不是由於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設定自己並自相對立的範疇，而是在範疇的兩個方面中間轉動、掙紮和沖撞的蒲魯東先生。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5頁。

　　在我們這個時代，每壹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財富的新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壹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壹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壹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辯的事實。有些黨派可能為此痛哭流涕；另壹些黨派可能為了要擺脫現代沖突而希望拋開現代技術；還有壹些黨派可能以為工業上如此巨大的進步要以政治上同樣巨大的倒退來補充。可是我們不會認錯那個經常在這壹切矛盾中出現的狡獪的精靈。我們知道，要使社會的新生力量很好地發揮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來掌握它們，而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機器本身壹樣，是現代的產物。在那些使資產階級、貴族和可憐的倒退預言家驚慌失措的現象當中，我們認出了我們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兒羅賓，這個會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榮的工兵——革命。

　　英國工人是現代工業的頭壹個產兒。他們在支援這種工業所引起的社會革命方面肯定是不會落在最後的，這種革命意味著他們的本階級在全世界的解放，這種革命同資本的統治和雇傭奴隸制具有同樣的普遍性質。

　　馬克思:《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的演說》( 1856年4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頁。

　　直接生產者，勞動者，只有當他不再束縛於土地，不再隸屬或從屬於他人的時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為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能把他的商品帶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場的地方去，他就必須擺脫行會的控制，擺脫行會關於學徒和幫工的制度以及關於勞動的約束性規定。因此，使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的歷史運動，壹方面表現為生產者從農奴地位和行會束縛下解放出來；對於我們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來說，只有這壹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壹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們被剝奪了壹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壹切生存保障之後，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而對他們的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頁。

　　我不僅把大工業看做是對抗的根源，而且也看做是解決這些對抗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的創造者，當然，這種解決不可能走平靜舒坦的道路。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68年3月1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528頁。

　　蒲魯東先生所講的只是由競爭產生的現代壟斷。但是，大家知道，競爭是由封建壟斷產生的。可見，原來的競爭是壟斷的對立面，並非壟斷是競爭的對立面。因此，現代壟斷並不是壹個單純的反題，相反的，它是壹個真正的合題。

　　正題:競爭前的封建壟斷。

　　反題:競爭。

　　合題:現代壟斷；它既然以競爭的統治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壟斷的否定，同時，它既然是壟斷，所以就是競爭的否定。

　　因此，現代壟斷，資產階級的壟斷就是綜合的壟斷，是否定的否定，是對立面的統壹。它是純粹的、正常的、合理的壟斷。蒲魯東先生把資產階級的壟斷當做粗野的、簡陋的、矛盾的、痙攣狀態的壟斷，這樣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學自相矛盾的境地。……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競爭、壟斷和它們的對抗，而且可以找到它們的合題，這個合題並不是公式，而是運動。壟斷產生著競爭，競爭產生著壟斷。壟斷者彼此競爭，競爭者變成了壟斷者。如果壟斷者用局部的聯合來限制彼此間的競爭，工人之間的競爭就要加劇；對某個國家的壟斷者來說，無產者群眾越增加，各國壟斷者之間的競爭就越瘋狂。合題就是:壟斷只有不斷投入競爭的鬥爭才能維持自己。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36—637頁。

　　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而小生產又是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者本人的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誠然，這種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以及其他從屬關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勞動者是自己使用的勞動條件的自由私有者，農民是自己耕種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業者是自己運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發展，才顯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獲得適當的典型的形式。

　　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壹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對自然的社會統治和社會調節，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遠存在下去，那就像貝魁爾公正地指出的那樣，等於“下令實行普遍的中庸”。它發展到壹定的程度，就產生出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從這時起，社會內部感到受它束縛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動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必然要被消滅，而且已經在消滅。它的消滅，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的前史。這種剝奪包含壹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們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方法。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

　　壹旦這壹轉化過程使舊社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充分瓦解，壹旦勞動者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壹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壹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壹步轉化為社會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壹步剝奪，就會采取新的形式。現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

　　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 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 壹
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 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 規模不斷擴
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 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 土地日益被有計
劃地利用， 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 壹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
社會的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 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 從而資本主義
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 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壹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
減少， 貧困、 壓迫、 奴役、 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 而日益壯大的、 由資本主義生產
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 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
與這種壟斷壹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 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
社會化， 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 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 資本主義
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 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壹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的生產經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壹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前者是少數掠奪者剝奪人民群眾，後者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2—875頁。

　　

　　歷史方面的情形也沒有兩樣。壹切文明民族都是從土地公有制開始的。在已經越過某壹原始階段的壹切民族那裏，這種公有制在農業的發展進程中變成生產的桎梏。它被廢除，被否定，經過了或短或長的中間階段之後轉變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導致的較高的農業發展階段上，私有制又反過來成為生產的桎梏——目前無論小地產還是大地產方面的情況都是這樣。因此就必然地產生出把私有制同樣地加以否定並把它重新變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這壹要求並不是要重新建立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級得多、發達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這種占有形式決不會成為生產的束縛，恰恰相反，它會使生產擺脫束縛，並且會使現代的化學發現和機械發明在生產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或者再舉壹個例子。古希臘羅馬的哲學是原始的自發的唯物主義。作為這樣的唯物主義，它沒有能力弄清思維對物質的關系。但是，弄清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引出了關於可以和肉體分開的靈魂的學說，然後引出了靈魂不死的論斷，最後引出了壹神教。這樣，舊唯物主義就被唯心主義否定了。但是在哲學的進壹步發展中，唯心主義也站不住腳了，它被現代唯物主義所否定。現代唯物主義，否定的否定，不是單純地恢復舊唯物主義，而是把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全部思想內容以及這2000年的歷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內容加到舊唯物主義的持久性基礎上。這已經根本不再是哲學，而只是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不應當在某種特殊的科學的科學中，而應當在各種現實的科學中得到證實和表現出來。因此，哲學在這裏被“揚棄”了，就是說，“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來說是被克服了，按其現實的內容來說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到了“文字遊戲”的地方，只要比較仔細地觀察壹下，就會發現某種現實的內容。

　　最後，甚至盧梭的平等說(杜林的平等說只是它的貧乏和歪曲的復寫)沒有黑格爾的否定的否定來執行助產婆的職能，也不能建立起來——而這還是黑格爾誕生前差不多20年的事。盧梭的學說遠沒有因此而覺得可恥，它在自己的最初的闡述中，幾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辯證起源的印記展示出來。人在自然和野蠻的狀態中是平等的；由於盧梭已經把語言看做自然狀態的歪曲，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同壹物種範圍所及的獸類的平等也加到這些獸人的身上，近來海克爾在分類中把這種獸人假定為Alali——沒有語言的原始人。但是這些彼此平等的獸人有壹種比其他獸類優越的特性，這就是趨於完善的能力，即往前發展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盧梭把不平等的產生看做壹種進步。但是這種進步是對抗性的，它同時又是壹種退步。

　　“以後的＜越過原始狀態的＞壹切進步同樣表面上是走向單個人的完善，而實際上是走向類的沒落……金屬加工和農業是兩種技藝，它們的發明引起了這壹巨大的革命＜變原始森林為耕地，但是由於財產的出現也引起了貧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來並使人類沒落下去的東西，在詩人看來是金和銀，在哲學家看來是鐵和谷物。”

　　文明每前進壹步，不平等也同時前進壹步。隨著文明而產生的社會為自己所建立的壹切機構，都轉變為它們原來的目的的反面。

　　“人民擁立國君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自由，而不是為了毀滅自由，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而且是全部國家法的基本原則。”

　　但是這些國君必然成為人民的壓迫者，而且他們把壓迫加重到這樣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極的不平等又重新轉變為自己的反面，成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說大家都等於零。

　　“這裏是不平等的頂點，是封閉壹個圓圈的終點，它和我們由之出發的起點相遇:在這裏壹切個人都是平等的，正是因為他們什麼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誌以外再沒有別的法律。”但是暴君只有當他擁有暴力的時候才是君主，因此當人們“驅逐他的時候，他不能抱怨暴力……暴力曾支持過他，現在暴力又推翻他；壹切都按照自己的正常的自然進程進行”。

　　這樣，不平等又重新轉變為平等，但不是轉變為沒有語言的原始人的舊的自發的平等，而是轉變為更高級的社會契約的平等。壓迫者被壓迫。這是否定的否定。

　　因此，我們在盧梭那裏不僅已經可以看到那種和馬克思《資本論》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進程，而且還在他的詳細敘述中可以看到和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壹系列辯證的說法:按本性說是對抗的、包含著矛盾的過程，壹個極端向它的反面的轉化，最後，作為整個過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45—148頁。

　　在辯證法中，否定不是簡單地說不，或宣布某壹事物不存在，或用隨便壹種方法把它毀掉。斯賓諾莎早已說過: 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限定或規定同時就是否定。再說，否定的方式在這裏首先取決於過程的壹般性質，其次取決於過程的特殊性質。我不僅應當否定，而且還應當再揚棄這個否定。因此，我第壹次否定的時候，就必須使第二次否定能夠發生或者將會發生。怎樣做呢?這要依每壹種情況的特殊性質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麥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蟲，那麼我雖然完成了第壹個行為，卻使第二個行為成為不可能了。因此，每壹種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經過這樣的否定，它同時就獲得發展，每壹種觀念和概念也是如此。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49頁。

　　所有印度日耳曼語系民族都是從公有制開始的。幾乎在所有這些民族那裏，公有制在社會發展進程中都被廢除，被否定，被私有制、封建所有制等其他形式排擠掉。對這種否定進行否定，重新建立處於更高發展階段上的公有制，這是社會革命的任務。又如古希臘羅馬哲學最初是自發的唯物主義。從這種唯物主義中產生了唯心主義、唯靈論，即唯物主義的否定，它先是采取靈魂和肉體對立的形式，後來又采取靈魂不死說和壹神教的形式。這種唯靈論借助基督教普遍地傳播開來。對這種否定的否定就是古代唯物主義在更高階段上的再現，即現代的唯物主義，它和過去相比，是以科學社會主義為其理論成果的。甚至盧梭關於歷史的看法也是否定的否定:原始的平等——被不平等所破壞——實現更高階段上的平等。因此，在杜林從辯證法和思維中排除否定的否定之前，他必須先把否定的否定從自然界和歷史中排除出去，……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7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357頁。

傑瑞米柯賓

二)唯物辯證法取代唯心辯證法:拋開神秘的絕對精神“異化”和“復歸”，探尋歷史的發展演變規律

　　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

　　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甚至被他在觀念這壹名稱下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將近30年以前，當黑格爾辯證法還很流行的時候，我就批判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當我寫《資本論》第壹卷時，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模範者們，卻已高興得像萊辛時代大膽的莫澤斯·門德爾松對待斯賓諾莎那樣對待黑格爾，即把他當做壹條“死狗”了。因此，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於價值理論的壹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沒有妨礙他第壹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壹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裏，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

　　辯證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國的時髦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

　　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空論主義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壹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2頁。

　　“在馬克思看來，只有壹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所研究的那些現象的規律。

　　而且他認為重要的，不僅是在這些現象具有完成形式和處於壹定時期內可見到的聯系中的時候支配著它們的那種規律。在他看來，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變化的規律，這些現象發展的規律，即它們由壹種形式過渡到另壹種形式，由壹種聯系秩序過渡到另壹種聯系秩序的規律。他壹發現了這個規律，就詳細地來考察這個規律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後果……所以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壹件事:通過準確的科學研究來證明社會關系的壹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時盡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為他的出發點和根據的事實。為了這個目的，只要證明現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時證明這種秩序不可避免地要過渡到另壹種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夠了，而不管人們相信或不相信，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這種過渡。馬克思把社會運動看做受壹定規律支配的自然史過程，這些規律不僅不以人的意誌、意識和意圖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誌、意識和意圖……既然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著這種從屬作用，那麼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為對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識的某種形式或某種結果為依據。這就是說，作為這種批判的出發點的不能是觀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現象。

　　批判將不是把事實和觀念比較對照，而是把壹種事實同另壹種事實比較對照。對這種批判唯壹重要的是，對兩種事實進行盡量準確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對各種秩序的序列、對這些發展階段所表現出來的順序和聯系進行同樣準確的研究……但是有人會說，經濟生活的壹般規律，不管是應用於現在或過去，都是壹樣的。馬克思否認的正是這壹點。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壹旦生活經過了壹定的發展時期，由壹定階段進入另壹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的規律支配。總之，經濟生活呈現出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似……舊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規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規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對現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證明，各種社會有機體像動植物有機體壹樣，彼此根本不同……由於這些有機體的整個結構不同，它們的各個器官有差別，以及器官借以發生作用的條件不壹樣，等等，同壹個現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例如，馬克思否認人口規律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是壹樣的。相反的，他斷言每個發展階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規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生產關系的規律也就不同。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去研究和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他只不過是極其科學地表述了任何對經濟生活進行準確的研究必須具有的目的……這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於闡明支配著壹定社會有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滅亡以及為另壹更高的有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馬克思的這本書確實具有這種價值。”

　　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稱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述得這樣恰當，並且在談到我個人對這種方法的運用時又抱著這樣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21頁。

　　……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證的方法，只有不斷地註意生成和消逝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國哲學壹開始就是以這種精神進行活動的。康德壹開始他的學術生涯，就把牛頓的穩定的太陽系和太陽系經過有名的第壹推動後的永恒存在變成了歷史的過程，即太陽和壹切行星由旋轉的星雲團產生的過程。同時，他已經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太陽系的產生也預示著它將來的不可避免的滅亡。過了半個世紀，他的觀點由拉普拉斯從數學上作出了證明；又過了半個世紀，分光鏡證明了，在宇宙空間存在著凝聚程度不同的熾熱的氣團。

　　這種近代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完成了，在這個體系中，黑格爾第壹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壹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1]從這個觀點來看，人類的歷史已經不再是亂七八糟的、統統應當被這時已經成熟了的哲學理性的法庭所唾棄並最好盡快被人遺忘的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而是人類本身的發展過程，而思維的任務現在就是要透過壹切迷亂現象探索這壹過程的逐步發展的階段，並且透過壹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這壹過程的內在規律性。

　　黑格爾的體系沒有解決向自己提出的這個任務，這在這裏沒有多大關系。他的劃時代的功績是提出了這個任務。這不是任何個人所能解決的任務。雖然黑格爾和聖西門壹樣是當時最博學的人物，但是他畢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識的限制，其次是他那個時代的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樣有限的知識和見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還有第三種限制。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就是說，在他看來，他頭腦中的思想不是現實的事物和過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的，在他看來，事物及其發展只是在世界出現以前已經以某種方式存在著的“觀念”的現實化的反映。這樣，壹切都被頭足倒置了，世界的現實聯系完全被顛倒了。所以，不論黑格爾如何正確地和天才地把握了壹些個別的聯系，但由於上述原因，就是在細節上也有許多東西不能不是牽強的、造作的、虛構的，壹句話，被歪曲的。黑格爾的體系作為體系來說，是壹次巨大的流產，但也是這類流產中的最後壹次。就是說，它還包含著壹個無法解決的內在矛盾:壹方面，它以歷史的觀點作為基本前提，即把人類的歷史看做壹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按其本性來說在認識上是不能由於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結束的；但是另壹方面，它又硬說它自己就是這種絕對真理的化身。關於自然和歷史的無所不包的、最終完成的認識體系，是同辯證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但是，這麼說決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壹點，即對整個外部世界的有系統的認識是可以壹代壹代地取得巨大進展的。

　　壹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國唯心主義是完全荒謬的，那就必然導致唯物主義，但是要註意，並不是導致18世紀的純粹形而上學的、完全機械的唯物主義。同那種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簡單地拋棄以往的全部歷史的做法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做人類的發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於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543頁；恩格斯:《反杜林論》

　　年9月—1878年6月)，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28頁。

　　辯證法不過是關於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49頁。

　　自然科學家由於靠舊形而上學的殘渣還能過日子，就使得哲學尚能茍延殘喘。只有當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本身接受了辯證法的時候，壹切哲學的廢物——除了純粹的關於思維的理論以外——才會成為多余的東西，在實證科學中消失掉。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61頁。

　　這樣的讀者也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在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簡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體演化學，提到現代自然科學和達爾文，提到德國的古典哲學和黑格爾。但是，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德國的產物，而且也只能產生在古典哲學還生氣勃勃地保存著自覺的辯證法傳統的國家，即在德國[2]。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於辯證法才有可能。德國資產階級的學究們已經把關於德國偉大的哲學家及其創立的辯證法的記憶淹沒在壹種無聊的折中主義的泥沼裏，這甚至使我們不得不援引現代自然科學來證明辯證法在現實中已得到證實，而我們德國社會主義者卻以我們不僅繼承了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了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而感到驕傲。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2年德文第1版序言( 1882 年9月2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496頁。

　　我們重新唯物地把我們頭腦中的概念看做現實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現實事物看做絕對概念的某壹階段的反映。這樣，辯證法就歸結為關於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壹般規律的科學，這兩個系列的規律在本質上是同壹的，但是在表現上是不同的，這是因為人的頭腦可以自覺地應用這些規律，而在自然界中這些規律是不自覺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無窮無盡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實現的，而且到現在為止在人類歷史上多半也是如此。

　　這樣，概念的辯證法本身就變成只是現實世界的辯證運動的自覺的反映，從而黑格爾的辯證法就被倒轉過來了，或者寧可說，不是用頭立地而是重新用腳立地了。而且值得註意的是，不僅我們發現了這個多年來已成為我們最好的工具和最銳利的武器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而且德國工人約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們，甚至不依靠黑格爾也發現了它。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8頁。

　　所有這些過程和思維方法都是形而上學思維的框子所容納不下的。相反，對辯證法來說，上述過程正好證明它的方法是正確的，因為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觀念上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並從而證明了，自然界的壹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發生的；自然界不是循著壹個永遠壹樣的不斷重復的圓圈運動，而是經歷著實在的歷史。這裏首先就應當提到達爾文，他極其有力地打擊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因為他證明了今天的整個有機界，植物和動物，因而也包括人類在內，都是延續了幾百萬年的發展過程的產物。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頁。

　　

　　運動是物質的存在方式。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也不可能有沒有運動的物質。宇宙空間中的運動，各個天體上較小的物體的機械運動，表現為熱或者表現為電流或磁流的分子振動，化學的分解和化合，有機生命——宇宙中的每壹個物質原子在每壹瞬間都處在壹種或另壹種上述運動形式中，或者同時處在數種上述運動形式中。任何靜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對的，只有對這種或那種特定的運動形式來說才是有意義的。……沒有運動的物質和沒有物質的運動壹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運動和物質本身壹樣，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正如比較早的哲學(笛卡兒)所說的:存在於宇宙中的運動的量永遠是壹樣的。

　　因此，運動不能創造，只能轉移。如果運動從壹個物體轉移到另壹個物體，如果它是自己轉移的，是主動的，那麼就可以把它看做是被轉移的、被動的運動的原因。我們把這種主動的運動叫做力，把被動的運動叫做力的表現。因此非常明顯，力和力的表現是壹樣大的，因為在它們兩者中，實現的是同壹的運動。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