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实证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部分论述

傑瑞米柯賓

所有已經或者正在經歷這種過程的國家，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情況。地力耗損——如在美國；森林消失——如在英國和法國，目前在德國和美國也是如此；氣候改變、江河幹涸在俄國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厲害，因為給各大河流提供水源的地帶是平原，沒有像為萊茵河、多瑙河、羅訥河及波河提供水源的阿爾卑斯山那樣的積雪。農業舊有條件遭到破壞，向大農場資本主義經營方式逐漸過渡——這些都是在英國和德國東部已經完成了的而在其他地方正在普遍進行著的過程。

　　恩格斯:《恩格斯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 1892年6月1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7頁。

　　事實上，我們壹天天地學會更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習常過程的幹預所造成的較近或較遠的後果。特別自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越來越有可能學會認識並從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們的最常見的生產行為所造成的較遠的自然後果。……

　　但是，如果說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多少學會估計我們的生產行為在自然方面的較遠的影響，那麼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為在社會方面的較遠的影響就更加困難得多了。……但是，就是在這壹領域中，我們也經過長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經驗，經過對歷史材料的比較和研究，漸漸學會了認清我們的生產活動在社會方面的間接的、較遠的影響，從而也有可能去控制和調節這些影響。

　　但是要實行這種調節，僅僅有認識還是不夠的。為此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壹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

　　到目前為止的壹切生產方式，都僅僅以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時候才顯現出來的、通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產生效應的較遠的結果，則完全被忽視了。原始的土地公有制，壹方面同眼界極短淺的人們的發展狀態相適應，另壹方面以可用土地的壹定剩余為前提，這種剩余為應付這種原始經濟的意外的災禍提供了某種周旋余地。這種剩余的土地用光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壹切較高的生產形式，都導致居民分為不同的階級，因而導致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對立；這樣壹來，生產只要不以被壓迫者的最貧乏的生活需要為限，統治階級的利益就會成為生產的推動因素。在西歐現今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這壹點表現得最為充分。支配著生產和交換的壹個個資本家所能關心的，只是他們的行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僅如此，甚至連這種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換的產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銷售時可獲得的利潤成了唯壹的動力。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60—562頁。

　　十四)把握人類歷史由分散孤立的地區史走向互相聯系成為壹個整體的世界歷史、進而走向世界大同的規律性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壹程度上發展起來，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壹切階級排擠到後面去。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33頁。

　　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例如，如果在英國發明了壹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並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麼，這個發明便成為壹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同樣，砂糖和咖啡是這樣來表明自己在19世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的:拿破侖的大陸體系所引起的這兩種產品的匱乏推動了德國人起來反抗拿破侖，從而就成為光榮的1813年解放戰爭的現實基礎。由此可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完全是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壹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0—541頁。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們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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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階級，由於壹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壹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壹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壹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壹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壹個世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36頁。

　　資本壹方面具有創造越來越多的剩余勞動的趨勢，同樣，它也具有創造越來越多的交換地點的補充趨勢；在這裏從絕對剩余價值或絕對剩余勞動的角度來看，這也就是造成越來越多的剩余勞動作為自身的補充；從本質上來說，就是推廣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或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現為必須克服的限制。首先，要使生產本身的每壹個要素都從屬於交換，要消滅直接的、不進入交換的使用價值的生產，也就是說，要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來代替以前的、從資本的觀點來看是原始的生產方式。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頁。

　　資本壹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壹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壹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壹個地方轉移到另壹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借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流通空間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9頁。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壹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壹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壹種世界的文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頁。

　　單個人隨著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他們把這種壓迫想象為所謂世界精神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這種情況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當然也是經驗事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頁。

　　這種“異化”(用哲學家易懂的話來說)當然只有在具備了兩個實際前提之後才會消滅。要使這種異化成為壹種“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為革命所要反對的力量，就必須讓它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完全“沒有財產的”人，同時這些人又同現存的有錢有教養的世界相對立，而這兩個條件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另壹方面，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著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奪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汙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其次，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壹方面，可以產生壹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壹現象(普遍現象)，使每壹民族都依賴於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後，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不這樣，( 1)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 ( 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壹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依然處於地方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狀態”； ( 3)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壹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8—539頁。

　　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壹樣。而各個人的世界歷史性的存在，也就是與世界歷史直接相聯系的各個人的存在。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9頁。

　　另壹種情況也具有同樣的經驗根據，這就是:隨著現存社會制度被共產主義革命所推翻(下面還要談到這壹點)以及與這壹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私有制的消滅，這種對德國理論家們來說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將被消滅；同時，每壹個單個人的解放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壹致的[16]。至於個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於他的現實關系的豐富性，根據上面的敘述，這已經很清楚了。只有這樣，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各個人的全面的依存關系、他們的這種自然形成的世界歷史性的共同活動的最初形式，由於這種共產主義革命而轉化為對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覺的駕馭，這些力量本來是由人們的相互作用產生的，但是迄今為止對他們來說都作為完全異己的力量威懾和駕馭著他們。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542頁。

　　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壹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密地聯系起來，以致每壹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壹個國家發生的事情的影響。此外，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這些國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鬥爭成了當前的主要鬥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壹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壹切文明國家裏，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在這些國家的每壹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大大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87頁。

　　資產階級歷史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壹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壹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支配。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創造了地球表層壹樣。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壹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1頁。

　　勞動的解放[17]既不是壹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壹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涉及存在現代社會的壹切國家的社會問題，它的解決有賴於最先進的國家在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合作。

　　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 1871年9月底10月初—大約11月6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6頁。

　　壹般說來，大工業到處造成了社會各階級間相同的關系，從而消滅了各民族的特殊性。 最後， 當每一民族的資產階級還保持著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時候， 大工業卻創造了
這樣一個階級， 這個階級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樣的利益， 在它那里民族獨特性已經消
滅， 這是一個真正同整個舊世界脫離而同時又與之對立的階級。 大工業不僅使工人對資本
家的關系， 而且使勞動本身都成為工人不堪忍受的東西。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7頁。

　　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系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壹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做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裏發生的壹切必然影響到其余各國。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80頁。

傑瑞米柯賓

十五)堅持不斷發展論，擯棄包括資本主義永恒論在內的壹切永恒論

　　如果我們回想壹下馬爾薩斯，那麼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們面前了。

　　這個秘密不過在於把壹個特定的歷史時代獨有的、適應壹定的物質生產狀況的暫時的社會關系，變成永恒的、普遍的、固定的規律，即他們所說的自然規律。由物質生產過程中的革命和進化造成的社會關系的根本改造，被政治經濟學家們視為純粹的空想。他們看到某壹特定時代的經濟界限，但他們不懂得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們是歷史發展造成的，同樣必然要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消失。

　　馬克思:《戰爭問題。——不列顛的人口和貿易報告書。——議會動態》

　　年8月9日和12日)，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83頁。

　　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壹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各個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這個危機又要臨頭了，雖然它還處於預備階段；由於它的舞臺的廣闊和它的作用的強烈，它甚至會把辯證法灌進新的神聖普魯士德意誌帝國的暴發戶們的頭腦裏去。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2—23頁。

　　經濟學家們的論證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壹種是人為的，壹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為兩類的神學家。壹切異教都是人們臆造的，而他們自己的宗教則是神的啟示。

　　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系(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系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恒規律。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以前所以有歷史，是由於有過封建制度，由於在這些封建制度中有壹種和經濟學家稱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資產階級社會生產關系完全不同的生產關系。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2—613頁。

　　達爾文的全部生存鬥爭學說，不過是把霍布斯關於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戰爭的學說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社會搬到生物界而已。變完這個戲法以後(正像我在第壹點中已經指出的，我否認它是無條件合理的，特別是同馬爾薩斯的學說相關的東西)，再把同壹種理論從有機界搬回歷史，然後就斷言，已經證明了這些理論具有人類社會的永恒規律的效力。這種做法的幼稚可笑是壹望而知的，根本用不著對此多費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較詳細地談這個問題，那麼我就要首先說明他們是蹩腳的經濟學家，其次才說明他們是蹩腳的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羅維奇·拉甫羅夫》( 1875年11月12—1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1—412頁。

　　不論哪壹個哲學命題都沒有像黑格爾的壹個著名命題那樣引起近視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樣近視的自由派的憤怒，這個命題就是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

　　這顯然是把現存的壹切神聖化，是在哲學上替專制制度、警察國家、專斷司法、書報檢查制度祝福。弗裏德裏希·威廉三世是這樣認為的，他的臣民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是，在黑格爾看來，決不是壹切現存的都無條件地也是現實的。在他看來，現實性這種屬性僅僅屬於那同時是必然的東西；

　　“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現為必然性”；

　　所以， 他決不認為政府的任何一個措施——黑格爾本人舉“ 某種稅制” 為例——都已經無條件地是現實的。 但是必然的東西歸根到底會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 因此， 黑格
爾的這個命題應用於當時的普魯士國家， 只是意味著:這個國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時候是合
乎理性的， 是同理性相符合的。 如果說它在我們看來終究是惡劣的， 而它盡管惡劣卻繼續
存在， 那麽， 政府的惡劣可以從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釋。 當時的普魯士人有
他們所應得的政府。

　　但是，根據黑格爾的意見，現實性決不是某種社會狀態或政治狀態在壹切環境和壹切時代所具有的屬性。恰恰相反，羅馬共和國是現實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羅馬帝國也是現實的。法國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經變得如此不現實，即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須由大革命(黑格爾總是極其熱情地談論這次大革命)來把它消滅。所以，在這裏，君主制是不現實的，革命是現實的。這樣，在發展進程中，以前壹切現實的東西都會成為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壹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就會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抗拒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這樣壹來，黑格爾的這個命題，由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本身，就轉化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類歷史領域中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成為不合理的，就是說，註定是不合理性的，壹開始就包含著不合理性；凡在人們頭腦中是合乎理性的，都註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麼矛盾。按照黑格爾的思維方法的壹切規則，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個命題，就變為另壹個命題:凡是現存的，都壹定要滅亡。

　　但是，黑格爾哲學(我們在這裏只限於考察這種作為從康德以來的整個運動的完成的哲學)的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正是在於它徹底否定了關於人的思維和行動的壹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哲學所應當認識的真理，在黑格爾看來，不再是壹堆現成的、壹經發現就只要熟讀死記的教條了；現在，真理是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在科學的長期的歷史發展中，而科學從認識的較低階段向越來越高的階段上升，但是永遠不能通過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達到這樣壹點，在這壹點上它再也不能前進壹步，除了袖手壹旁驚愕地望著這個已經獲得的絕對真理，就再也無事可做了。在哲學認識的領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認識領域以及在實踐行動的領域也是如此。歷史同認識壹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壹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相反，壹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每壹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要走向衰落和滅亡。正如資產階級依靠大工業、競爭和世界市場在實踐中推翻了壹切穩固的、歷來受人尊敬的制度壹樣，這種辯證哲學推翻了壹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應的絕對的人類狀態的觀念。

　　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壹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麼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這個過程在思維著的頭腦中的反映。誠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認認識和社會的壹定階段對它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來說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過如此而已。這種觀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對的，它的革命性質是絕對的——這就是辯證哲學所承認的唯壹絕對的東西。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8—270頁。

　　在壹切哲學家那裏，正是“體系”是暫時性的東西，這恰恰因為“體系”產生於人類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壹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壹切矛盾都壹下子永遠消除了，那麼我們就達到了所謂絕對真理，世界歷史就完結了，而世界歷史雖然已經無事可做，卻壹定要繼續發展下去——因而這是壹個新的、不可解決的矛盾。壹旦我們認識到(就獲得這種認識來說，歸根到底沒有壹個人比黑格爾本人對我們的幫助更大)，這樣給哲學提出的任務，無非就是要求壹個哲學家完成那只有全人類在其前進的發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麼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也就完結了。我們把沿著這個途徑達不到而且任何單個人都無法達到的“絕對真理”撇在壹邊，而沿著實證科學和利用辯證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的途徑去追求可以達到的相對真理。總之，哲學在黑格爾那裏完成了，壹方面，因為他在自己的體系中以最宏偉的方式概括了哲學的全部發展；另壹方面，因為他(雖然是不自覺地)給我們指出了壹條走出這些體系的迷宮而達到真正地切實地認識世界的道路。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2—273頁。

　　像海因岑這類不僅否認階級鬥爭，甚至否認階級存在的無知的蠢材只不過證明:盡管他們發出壹陣陣帶有血腥氣的和自以為十分人道的叫囂，他們還是認為資產階級賴以進行統治的社會條件是歷史的最後產物，是歷史的極限；他們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奴才。這些蠢材越不懂得資產階級制度本身的偉大和暫時存在的必然性，他們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嘔。

　　馬克思《馬克思致約·魏德邁》( 1852年3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年3月第1版，第509頁。

　　“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當我們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裏時，我們就會心滿意足了，但我們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聯邦制政府的統治下，這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弗·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談話》( 1893年5月1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562頁。

傑瑞米柯賓

階級分析方法

　　壹)階級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例如，正是這幫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過是對於立憲君主制優於專制君主制問題的激烈辯論，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關於“神授”君權無法繼續這壹問題的實際爭執，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解決“要共和制還是要君主制?”這壹問題的嘗試，諸如此類，不壹而足。

　　其實在這些大震蕩中，始終貫穿著階級鬥爭，而且每次寫在旗幟上的政治口號都是階級鬥爭的赤裸裸的表現，可是對於這些階級鬥爭，我們的意識形態家們甚至直到今天還幾乎壹無所知，雖然關於階級鬥爭的信息不僅從國外頻頻傳來，而且從成千上萬的國內無產者發自底層的抱怨和憤怒聲中也清晰可聞。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4—235頁。

　　

　　二)個人是隸屬於壹定階級的

　　在中世紀，每壹城市中的市民為了自衛都不得不聯合起來反對農村貴族；商業的擴大和交通道路的開辟，使壹些城市了解到有另壹些捍衛同樣利益、反對同樣敵人的城市。從各個城市的許多地域性市民團體中，只是非常緩慢地產生出市民階級。各個市民的生活條件，由於同現存關系相對立並由於這些關系所決定的勞動方式，便成了對他們來說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壹個人為轉移的條件。市民創造了這些條件，因為他們掙脫了封建的聯系；同時他們又是這些條件所創造的，因為他們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對立所決定的。隨著各城市間的聯系的產生，這些共同的條件發展為階級條件。同樣的條件、同樣的對立、同樣的利益，壹般說來，也應當在壹切地方產生同樣的風俗習慣。資產階級本身只是逐漸地隨同自己的生存條件壹起發展起來，由於分工，它又重新分裂為各種不同的集團，最後，隨著壹切現有財產被變為工業資本或商業資本，它吞並了在它以前存在過的壹切有財產的階級[3](同時資產階級把以前存在過的沒有財產的階級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財產的階級的壹部分變為新的階級——無產階級)。單個人所以組成階級只是因為他們必須為反對另壹個階級進行共同的鬥爭；此外，他們在競爭中又是相互敵對的。另壹方面，階級對各個人來說又是獨立的，因此，這些人可以發現自己的生活條件是預先確定的:各個人的社會地位，從而他們個人的發展是由階級決定的，他們隸屬於階級。這同單個人隸屬於分工是同類的現象，這種現象只有通過消滅私有制和消滅勞動本身才能消除。至於個人隸屬於階級怎樣同時發展為隸屬於各種各樣的觀念，等等，我們已經不止壹次地指出過了。

　　個人的這種發展是在歷史地前後相繼的等級和階級的共同生存條件下進行的，也是在由此而強加於他們的普遍觀念中進行的，如果用哲學的觀點來考察這種發展，當然就很容易產生這樣的臆想:在這些個人中，類或人得到了發展，或者說這些個人發展了人；這種臆想，是對歷史的莫大侮辱。這樣壹來，就可以把各種等級和階級看做是普遍表達方式的壹些類別，看做是類的壹些亞種，看做是人的壹些發展階段。

　　個人隸屬於壹定階級這壹現象，在那個除了反對統治階級以外不需要維護任何特殊的階級利益的階級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滅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9—570頁。

　　各個人的出發點總是他們自己，不過當然是處於既有的歷史條件和關系範圍之內的自己，而不是意識形態家們所理解的“純粹的”個人。然而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而且正是由於在分工範圍內社會關系的必然獨立化，在每壹個人的個人生活同他的屈從於某壹勞動部門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條件的生活之間出現了差別。這不應當理解為，似乎像食利者和資本家等已不再是有個性的個人了，而應當理解為，他們的個性是由非常明確的階級關系決定和規定的，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與另壹階級的對立中才出現，而對他們本身來說，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破產之後才產生。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頁。

　　維克多·雨果只是對政變［路易·波拿巴發動的霧月政變——編者註］的主要發動者作了壹些尖刻的和機智的痛罵。事變本身在他筆下被描繪成了壹個晴天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某壹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了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性時，他就不是把這個人寫成小人物而是寫成巨人了。蒲魯東呢，他想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在他那裏關於政變的歷史構想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政變主角所作的歷史辯護。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的那些所謂客觀歷史編纂學家所犯的錯誤。相反，我則是證明，法國階級鬥爭怎樣造成了壹種局勢和條件，使得壹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69年第2版序言( 1869年6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5—466頁。

　　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了重大的歷史運動規律。根據這個規律，壹切歷史上的鬥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或多或少明顯地表現了各社會階級的鬥爭，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它們的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這個規律對於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於自然科學具有同樣的意義。這個規律在這裏也是馬克思用以理解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歷史的鑰匙。在這部著作中，他用這段歷史檢驗了他的這個規律；即使已經過了33年，我們還是必須承認，這個檢驗獲得了輝煌的成果。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85年第3版序言( 1885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9頁。

　　我的論述打算通過對這場鬥爭的歷史進程的簡要敘述，來說明農民戰爭的起源，參加這壹戰爭的各種黨派的立場，這些黨派企圖借以弄清自己立場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論，以及從當時這些階級的歷史地存在的社會生活條件中必然產生的鬥爭結局本身；這就是說，我是打算指明:當時德國的政治制度，反對這壹制度的起義，以及當時那個時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論，並不是當時德國農業、工業、水路交通、商品交易和貨幣交易所達到的發展程度的原因，而是這種發展程度的結果。這個唯壹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不是由我，而是由馬克思發現的，這個歷史觀還見於他在同壹個《政治經濟評論》雜誌上發表的論述—1849年法國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壹書。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1870年第2版序言( 1870年2月11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4頁。

　　

　　三)辨清階級利益是階級分析的核心所在

　　同樣，也不應該認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壹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也就是小資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壹般說來，壹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大約1851年12月中—1852年3 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1頁。

　　

　　四)階級分析的復雜性

　　可見16世紀初期帝國的各個不同等級——諸侯、貴族、高級教士、城市貴族、市民、平民和農民，形成了壹種極其雜亂的人群，他們的要求極其懸殊而又錯綜復雜。每壹等級都妨礙著另壹等級，都同所有其他等級進行不斷的、有時公開有時隱蔽的鬥爭。整個民族分裂為兩大營壘的情形，在法國第壹次革命爆發時曾經出現過，目前在最進步的國家中正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出現，但是在當時德國的條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2頁。

　

　　五)經典作家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案例

　　對小資產階級的分析

　　小資產者在已經發展了的社會中，迫於本身所處的地位，必然是壹方面成為社會主義者，另壹方面又成為經濟學家，就是說，他既迷戀於大資產階級的豪華，又同情人民的苦難。他同時既是資產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靈深處引以為驕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壹個自詡不同於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這樣的小資產者把矛盾加以深化。因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礎。他自己只不過是社會矛盾的體現。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裏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3頁。

　　對政黨階級基礎的分析

　　在英國，各個政黨都是與社會階層和階級相壹致的；托利黨是與貴族和高教會派中偏執的真正正統派相壹致的；輝格黨由工廠主、商人和非國教徒，總的說來，由中間階級的上層組成；中間階級的下層組成了所謂的“激進派”，最後，憲章派則在工人，在無產者當中擁有自己的力量。

　　恩格斯:《倫敦來信:壹》( 1843年4月29日—5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23—424頁。

　　唯物主義的方法在這裏就往往只限於把政治沖突歸結為由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現有各社會階級以及各階級集團的利益的鬥爭，而把各個政黨看做是這些階級以及階級集團的大體相應的政治表現。

　　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導言》( 1895年2月14日—3月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5頁。

傑瑞米柯賓

對社會思潮階級屬性的分析

　　法國和英國的貴族，按照他們的歷史地位所負的使命，就是寫壹些抨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作品。在法國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國的改革運動中，他們再壹次被可恨的暴發戶打敗了。從此就再談不上嚴重的政治鬥爭了。他們還能進行的只是文字鬥爭。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彈復辟時期[4]的老調了。為了激起同情，貴族們不得不裝模作樣，似乎他們已經不關心自身的利益，只是為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才去寫對資產階級的控訴書。他們用來洩憤的手段是:唱唱詛咒他們的新統治者的歌，並向他嘰嘰咕咕地說壹些或多或少兇險的預言，

　　這樣就產生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刺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於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歷史的進程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

　　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壹哄而散。

　　壹部分法國正統派[5]和“青年英國”[6]，都演過這出戲。

　　封建主說，他們的剝削方式和資產階級的剝削不同，那他們只是忘記了，他們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經過時的情況和條件下進行剝削的。他們說，在他們的統治下並沒有出現過現代的無產階級，那他們只是忘記了，現代的資產階級正是他們的社會制度的必然產物。

　　不過，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批評的反動性質，他們控告資產階級的主要罪狀正是在於: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有壹個將把整個舊社會制度炸毀的階級發展起來。

　　他們責備資產階級，與其說是因為它產生了無產階級，不如說是因為它產生了革命的無產階級。

　　因此，在政治實踐中，他們參與對工人階級采取的壹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違背自己的那壹套冠冕堂皇的言辭，屈尊拾取金蘋果[7]，不顧信義、仁愛和名譽去做羊毛、甜菜和燒酒的買賣。

　　正如僧侶總是同封建主攜手同行壹樣，僧侶的社會主義也總是同封建的社會主義攜手同行的。

　　要給基督教禁欲主義塗上壹層社會主義的色彩，是再容易不過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對私有財產，反對婚姻，反對國家嗎?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獨身和禁欲、修道和禮拜來代替這壹切嗎?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僧侶用來使貴族的怨憤神聖化的聖水罷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6頁。

　　在現代文明已經發展的國家裏，形成了壹個新的小資產階級，它搖擺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並且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補充部分不斷地重新組成。但是，這壹階級的成員經常被競爭拋到無產階級隊伍裏去，而且，隨著大工業的發展，他們甚至覺察到，他們很快就會完全失去他們作為現代社會中壹個獨立部分的地位，在商業，工場手工業和農業中很快就會被監工和雇員所代替。

　　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例如在法國，那些站在無產階級方面反對資產階級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的，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替工人說話的。 這樣就形成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西斯蒙第不僅對法國
而且對英國來說都是這類著作家的首領。

　　這種社會主義非常透徹地分析了現代生產關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經濟學家的虛偽的粉飾。它確鑿地證明了機器和分工的破壞作用、資本和地產的積聚、生產過剩，危機、小資產者和小農的必然沒落、無產階級的貧困、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財富分配的極不平均、各民族之間的毀滅性的工業戰爭，以及舊風尚、舊家庭關系和舊民族性的解體。

　　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按其實際內容來說，或者是企圖恢復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系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系的框子裏去。它在這兩種場合都是反動的，同時又是空想的。

　　工場手工業中的行會制度，農業中的宗法經濟。這就是它的結論。

　　這壹思潮在它以後的發展中變成了壹種怯懦的悲嘆。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57頁。

　　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獻是在居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壓迫下產生的，並且是同這種統治作鬥爭的文字表現，這種文獻被搬到德國的時候，那裏的資產階級才剛剛開始進行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

　　德國的哲學家、半哲學家和美文學家，貪婪地抓住了這種文獻，不過他們忘記了:在這種著作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同時搬過去。在德國的條件下，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它必然表現為關於真正的社會，關於實現人的本質的無謂思辨。這樣，第壹次法國革命的要求，在18世紀的德國哲學家看來，不過是壹般“實踐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國資產階級的意誌的表現，在他們心目中就是純粹的意誌、本來的意誌、真正人的意誌的規律。

　　德國著作家的唯壹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國的思想同他們的舊的哲學信仰調和起來，或者毋寧說，就是從他們的哲學觀點出發去掌握法國的思想。

　　這種掌握，就像掌握外國語壹樣，是通過翻譯的。

　　大家知道，僧侶們曾經在古代異教經典的手抄本上面寫上荒誕的天主教聖徒傳。德國著作家對世俗的法國文獻采取相反的做法。他們在法國的原著下面寫上自己的哲學胡說。

　　例如，他們在法國人對貨幣關系的批判下面寫上“人的本質的外化”，在法國人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批判下面寫上所謂“抽象普遍物的統治的揚棄”等等。

　　這種在法國人的論述下面塞進自己哲學詞句的做法，他們稱之為“行動的哲學”、“真正的社會主義”、“德國的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哲學論證”等等。

　　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獻就這樣被完全閹割了。既然這種文獻在德國人手裏已不再表現壹個階級反對另壹個階級的鬥爭，於是德國人就認為:他們克服了“法國人的片面性”，他們不代表真實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無產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質的利益，即壹般人的利益，這種人不屬於任何階級，根本不存在於現實世界，而只存在於雲霧彌漫的哲學幻想的太空。

　　這種曾經鄭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壹套拙劣的小學生作業並且大言不慚地加以吹噓的德國社會主義，現在漸漸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學的天真。

　　德國的特別是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和專制王朝的鬥爭，壹句話，自由主義運動，越來越嚴重了。

　　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就得到了壹個好機會，把社會主義的要求同政治運動對立起來，用詛咒異端邪說的傳統辦法詛咒自由主義，詛咒代議制國家，詛咒資產階級的競爭、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法、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並且向人民群眾大肆宜揚，說什麼在這個資產階級運動中，人民群眾非但壹無所得，反而會失去壹切。德國的社會主義恰好忘記了，法國的批判(德國的社會主義是這種批判的可憐的回聲)是以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為前提的，而這壹切前提當時在德國正是尚待爭取的。

　　這種社會主義成了德意誌各邦專制政府及其隨從——僧侶、教員、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嚇唬來勢洶洶的資產階級的稻草人。

　　這種社會主義是這些政府用來鎮壓德國工人起義的毒辣的皮鞭和槍彈的甜蜜的補充。

　　既然“真正的”社會主義就這樣成了這些政府對付德國資產階級的武器，那麼它也就直接代表了壹種反動的利益，即德國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國，16世紀遺留下來的、從那時起經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現的小資產階級，是現存制度的真實的社會基礎。

　　保存這個小資產階級，就是保存德國的現存制度。這個階級膽戰心驚地從資產階級的工業統治和政治統治那裏等候著無可幸免的滅亡，這壹方面是由於資本的積聚，另壹方面是由於革命無產階級的興起。在它看來，“真正的”社會主義能起壹箭雙雕的作用。“真正的”社會主義像瘟疫壹樣流行起來了。

　　德國的社會主義者給自己的那幾條幹癟的“永恒真理”披上壹件用思辨的蛛絲織成的、繡滿華麗辭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這件光彩奪目的外衣只是使他們的貨物在這些顧客中間增加銷路罷了。

　　同時，德國的社會主義也越來越認識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當這種小市民的誇誇其談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誌民族是模範的民族，德國小市民是模範的人。它給這些小市民的每壹種醜行都加上奧秘的、高尚的、社會主義的意義，使之變成完全相反的東西。它發展到最後，就直接反對共產主義的“野蠻破壞的”傾向，並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階級鬥爭之上的。現今在德國流行的壹切所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著作，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屬於這壹類卑鄙齷齪的、令人萎靡的文獻。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60頁。

　　資產階級中的壹部分人想要消除社會的弊病，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

　　這壹部分人包括:經濟學家、博愛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勞動階級狀況改善派、慈善事業組織者、動物保護協會會員、戒酒協會發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這種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甚至被制成壹些完整的體系。

　　我們可以舉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作為例子。

　　社會主義的資產者願意要現代社會的生存條件，但是不要由這些條件必然產生的鬥爭和危險。他們願意要現存的社會，但是不要那些使這個社會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們願意要資產階級，但是不要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看來，它所統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把這種安慰人心的觀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體系。它要求無產階級實現它的體系，走進新的耶路撒冷，其實它不過是要求無產階級停留在現今的社會裏，但是要拋棄他們關於這個社會的可惡的觀念。

　　這種社會主義的另壹種不夠系統、但是比較實際的形式，力圖使工人階級厭棄壹切革命運動，硬說能給工人階級帶來好處的並不是這樣或那樣的政治改革，而僅僅是物質生活條件即經濟關系的改變。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所理解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改變，絕對不是只有通過革命的途徑才能實現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廢除，而是壹些在這種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實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絲毫不會改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至多只能減少資產階級的統治費用和簡化它的財政管理。

　　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只有在它變成純粹的演說辭令的時候，才獲得自己的適當的表現。

　　自由貿易!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保護關稅!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單人牢房!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才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唯壹真實的結論。

　　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壹個論斷:資產者之為資產者，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61頁。

　　在馬克思以前只有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或空想的社會主義或者由這種種成分混合而成的社會主義，所以很明顯，所有這些社會主義者，每壹個人都說自己擁有某種萬應靈藥，而每壹個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運動之外，他們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運動，從而把同盟和罷工，都看成壹種歧途，認為它會引導群眾離開唯壹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

　　恩格斯:《恩格斯致奧古斯特·倍倍爾》( 1875年10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8頁。

　　正如經濟學家是資產階級的學術代表壹樣，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無產者階級的理論家。在無產階級尚未發展到足以確立為壹個階級，因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尚未帶政治性以前，在生產力在資產階級本身的懷抱裏尚未發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無產階級和建立新社會必備的物質條件以前，這些理論家不過是壹些空想主義者，他們為了滿足被壓迫階級的需要，想出各種各樣的體系並且力求探尋壹種革新的科學。但是隨著歷史的演進以及無產階級鬥爭的日益明顯，他們就不再需要在自己頭腦裏找尋科學了；他們只要註意眼前發生的事情，並且把這些事情表達出來就行了。當他們還在探尋科學和只是創立體系的時候，當他們的鬥爭才開始的時候，他們認為貧困不過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壹面。但是壹旦看到這壹面，這個由歷史運動產生並且充分自覺地參與歷史運動的科學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學了。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6頁。

傑瑞米柯賓

對無產階級政黨鬥爭策略的分析

　　壹切旨在限制競爭和限制大資本聚積在個別人手裏的措施，壹切限制或廢除繼承權的辦法，以及壹切通過國家來對勞動進行組織的辦法，等等，所有這些措施作為革命的措施不僅是可能實行的，甚至是必須實行的。這些措施之所以有可能實行，是因為整個奮起反抗的無產階級贊同這些措施並用武力支持這些措施。盡管經濟學家借口壹些困難和弊端來反對這些措施，這些措施還是有可能實行的，因為正是這些困難和弊端將迫使無產階級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勝利果實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廢除私有制。這些措施作為廢除私有制的準備措施和過渡的中間階段是有可能實行的，而且它們也只能是這樣壹種措施。

　　恩格斯:《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芩》( 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2頁。

　　各地的經驗都證明，要使工人擺脫舊政黨的這種支配，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每壹個國家裏建立壹個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政黨要有它自己的政策，這種政策顯然與其他政黨的政策不同，因為它必須表現出工人階級解放的條件。這種政策的細節可以根據每壹個國家的特殊情況而有所不同；但是，因為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基本關系到處都壹樣，有產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政治統治這壹事實到處都存在，所以無產階級政策的原則和目的是壹樣的，至少在壹切西方國家中是這樣。有產階級，即土地貴族和資產者，使勞動人民處於被奴役的地位，這不僅靠他們的財富的力量，不僅靠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而且還靠國家的力量，靠軍隊、官僚和法庭。如果放棄在政治領域中同我們的敵人作鬥爭，那就是放棄了壹種最有力的行動手段，特別是組織和宣傳的手段。普選權賦予我們壹種卓越的行動手段。

　　恩格斯:《致國際工人協會西班牙聯合委員會》( 1871年2月1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頁。

　　歷史比較方法

　　壹)歷史比較的意義在於加深對歷史規律性的理解

      要了解壹個限定的歷史時期，必須跳出它的局限，把它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較。

　　馬克思:《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 1856年6—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年5月第1版，第287頁。

　　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沒有交換，生產也能進行；沒有生產，交換——正因為它壹開始就是產品的交換——便不能發生。這兩種社會職能的每壹種都處於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響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規律。但是另壹方面，這兩種職能在每壹瞬間都互相制約，並且互相影響，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壹個國家裏，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壹切國家和壹切歷史時代都是壹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壹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壹規律之下，那麼，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壹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於生產壹般和交換壹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於壹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壹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著金屬貨幣的采用，壹系列適用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壹切國家和歷史時期的規律起作用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3—154頁。

　　要使這種對資產階級經濟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於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並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到目前為止，總的說來，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在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壹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於他的研究。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7頁。

　　二)歷史比較如果只看表面現象，不看內在實質，就會陷入謬誤

　　在《資本論》裏的好幾個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羅馬平民所遭到的命運。這些人本來都是自己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獨立經營的自由農民。在羅馬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他們被剝奪了。使他們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分離的運動，不僅蘊含著大地產的形成，而且還蘊含著大貨幣資本的形成。於是，有那麼壹天就壹方面出現了除自己的勞動力外壹切都被剝奪的自由人，另壹方面出現了占有已創造出來的全部財富的人，他們剝削他人勞動。結果怎樣呢?羅馬的無產者並沒有變成雇傭工人，卻成為無所事事的遊民，他們比過去美國南部各州的“白種貧民”更卑賤，和他們同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占有制的。因此，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壹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後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壹般歷史哲學理論這壹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於它是超歷史的。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6—467頁。

　　最後，我希望，我這部著作對於清除那種特別是現今在德國流行的所謂凱撒主義的書生用語，將會有所幫助。在作這種膚淺的歷史對比時，人們忘記了主要的壹點，即在古羅馬，階級鬥爭只是在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內部進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和貧窮的自由民之間進行，而從事生產的廣大民眾，即奴隸，則不過為這些鬥士充當消極的舞臺臺柱。人們忘記了西斯蒙第所說的壹句名言:羅馬的無產階級依靠社會過活，現代社會則依靠無產階級過活。由於古代階級鬥爭同現代階級鬥爭在物質經濟條件方面有這樣的根本區別，由這種鬥爭所產生的政治怪物之間的共同點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與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間的共同點更多。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69年第2版序言( 1869年6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6—467頁。

　　

　　三)縱向比較。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壹把鑰匙

      資產階級社會是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範疇以及對於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壹切已經復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資產階級社會借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壹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裏存留著，壹部分原來只是征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分意義，等等。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壹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提供了鑰匙。但是，決不是像那些抹殺壹切歷史差別、把壹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人們認識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壹稅等等。但是不應當把它們等同起來。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30頁。

　　因為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只是發展的壹種對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種關系，在它裏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縮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現。公社所有制就是個例子。因此，如果說資產階級經濟的範疇適用於壹切其他社會形式這種說法是對的，那麼，這也只能在壹定意義上來理解。這些範疇可以在發展了的、萎縮了的、漫畫式的種種形式上，總是在有本質區別的形式上，包含著這些社會形式。所說的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後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並且因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自我批判——這裏當然不是指作為崩潰時期出現的那樣的歷史時期——，所以總是對過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壹定程度上，可說是在可能範圍內完成時，才有助於對早期神話作客觀的理解。同樣，資產階級經濟學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頁。

　　第七個問題:無產者和奴隸有什麼區別

　　答:奴隸壹次就被完全賣掉了。無產者必須壹天壹天、壹小時壹小時地出賣自己。單個的奴隸是某壹個主人的財產，由於他與主人利害攸關，他的生活不管怎樣壞，總還是有保障的。單個的無產者可以說是整個資產者階級的財產，他的勞動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時候才能賣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沒有保障的。只有對整個無產者階級來說，這種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隸處在競爭之外，無產者處在競爭之中，並且親身感受到競爭的壹切波動。奴隸被看做物，不被看做市民社會的成員。無產者被承認是人，是市民社會的成員。

　　因此奴隸能夠比無產者生活得好些，但無產者屬於更高的社會發展階段，他們本身處於比奴隸更高的階段。在所有的私有制關系中，只要廢除奴隸制關系，奴隸就能解放自己，並由此而成為無產者；無產者只有廢除壹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個問題:無產者和農奴有什麼區別

　　答:農奴占有並使用壹種生產工具，壹塊土地，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壹部分收益或者服壹定的勞役。無產者用別人的生產工具為這個別人做工，從而得到壹部分收益。農奴是交出東西，無產者是得到報酬。農奴生活有保障，無產者生活無保障。農奴處在競爭之外，無產者處在競爭之中。農奴可以通過各種道路獲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裏去做手工業者；或者是交錢給地主代替勞役和產品，從而成為自由的佃農；或者是把他們的封建主趕走，自己變成財產所有者。總之，農奴可以通過不同的辦法加入有產階級的隊伍並進入競爭領域而獲得解放。無產者只有通過消滅競爭、私有制和壹切階級差別才能獲得解放。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78—679頁。

　　德國分裂割據狀態的加劇和鞏固是農民戰爭的主要結果，同時也是農民戰爭失敗的原因。

　　我們已經看到，德國當時處於怎樣的分裂割據狀態，它不僅分成無數獨立的、彼此毫不相幹的省區，而且整個國家在每壹個這樣的省區都分裂為多層次的等級和等級集團。除了諸侯和僧侶之外，在農村中還有貴族和農民，在城市裏還有城市貴族、市民和平民，所有這些等級的利益即使不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也是彼此毫不相幹的。在所有這些復雜的利害關系之上，還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關系。我們已經看到，這些不同的利害關系最後是怎樣緩慢地、勉強地、因地而異地形成了三大派；盡管好不容易才形成這幾派，每壹等級卻還是違背現存條件給國家發展所規定的方向，各行其是地去開展自己的運動，因而不僅同所有的保守派等級發生沖突，而且也同其他所有的反對派等級發生沖突，最後勢必遭到失敗。……

　　……

　　我們在這裏又很自然地看到同1848—1850年的運動相似的情況。在1848年，反對派各階級的利益也互相沖突，每壹個階級都自行其是。資產階級雖然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以致無法再忍受封建官僚專制制度，但是，它的力量還不足以馬上使其他階級的要求服從它自己的要求。無產階級的力量還很薄弱，不能指望它迅速跳過資產階級階段而立即奪取政權，但是，它在專制制度下已經深刻地體驗到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滋味，而且總的說來，它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因而決不會再把資產階級的解放看成它自身的解放。本國的多數群眾，即小資產者、小資產者的同伴(即手工業者)和農民，已經被暫時還是他們的天然同盟者的資產階級所拋棄，因為資產階級認為他們過於革命，在某些地方，他們又被無產階級所拋棄，因為無產階級認為他們不夠先進；而他們自己中間也存在分歧，所以壹事無成，而且對左右兩面同是反對派的人們都持反對態度。最後可以這樣說，1525年在農民中表現出來的地方狹隘性並不比1848年參加運動的所有階級所表現的地方狹隘性更嚴重。成百次的地方性革命，緊跟著發生的成百次橫行無阻的地方性反革命，小邦分立狀態保持不變，等等，這壹切都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上述情況。誰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兩次德國革命及其結局之後還想入非非地談論什麼聯邦共和國，那麼他就沒有別的去處，只配送入瘋人院。

　　然而這兩次革命，即16世紀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盡管十分相似，但也有很明顯的本質的區別。1848年的革命即使沒有證明德國的進步，卻也證明了歐洲的進步。

　　從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處的是誰呢?諸侯。從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處的是誰呢?大諸侯，即奧地利和普魯士。站在1525年的小諸侯背後的，是用賦稅鎖鏈把這些小諸侯束縛起來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諸侯背後，即站在奧地利和普魯士背後的，是很快就通過國債制服這些大諸侯的現代大資產者。而站在大資產者背後的則是無產者。

　　年的革命是壹次德國的地方性事件。當德國人進行農民戰爭的時候，英國人、法國人、波希米亞人、匈牙利人都已進行過他們的農民戰爭了。德國當時已經四分五裂，而歐洲四分五裂的狀況就更為嚴重。1848年的革命並不是德國的地方性事件，它是偉大的歐洲事件的壹個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個進程中，它的動因並不是局限於壹個國家的狹窄範圍之內，甚至也不是局限於壹個洲的狹窄範圍之內。可以說，曾經作為這次革命的舞臺的那些國家，對於這次革命的發生所起的作用恰恰最少。這些國家或多或少是壹些沒有意識、沒有意誌的原料，將在目前席卷整個世界的壹場運動的進程中受到改造。這場運動在我們的現存社會制度下看起來當然只能是壹種外來的力量，但它歸根結底正是我們自己的運動。因此，1848—1850年的革命就不可能像1525年的革命那樣結束。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316—319頁。

傑瑞米柯賓

四)橫向比較

　　對基佐先生來說，英國革命的保守性是壹大難解之謎，他只知道用英國人的深邃的理智來解釋，其實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同絕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間建立了持久的聯盟，而這種聯盟使英國革命在本質上不同於以小塊土地來消滅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國革命。這個與資產階級聯合的大土地所有者階級(它其實在亨利八世時就已經出現了)不同於1789年的法國封建土地所有者，它與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不但沒有矛盾，反而是完全協調的。他們的地產實際上不是封建性的財產，而是資產階級的財產。他們壹方面給工業資產階級提供手工工場所必需的人手，另壹方面又能使農業的發展同工商業的狀況相適應。因此，他們同資產階級有著共同的利益，從而結成了聯盟。

　　馬克思和恩格斯:《〈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2期上發表的書評》( 1850年1—2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65頁。

　　只有在不列顛帝國，特別是在英國本土，無產階級的狀況才具有典型的形式， 才表現得最完備； 而且只有在英國， 才能搜集到這樣完整的並為官方的調查所證實的必要材
料， 這正是對這個問題進行比較詳盡的闡述所必需的。

　　……

　　描述不列顛帝國無產階級的狀況的典型形式，特別是在目前，對德國來說尤其具有重大的意義。……而在當前，揭示英國的貧困，也將推動我們去揭示我們德國的貧困，而且還會給我們壹個尺度，來衡量德國的貧困的範圍以及在西裏西亞和波希米亞的騷動中所暴露出來的危險的程度，這種危險從這壹方面直接威脅著德國的安寧。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 1845年3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5—387頁。

　　……波拿巴式的君主政體(它的特點，馬克思和我分別在《霧月十八日》[2]和《論住宅問題》第二篇[3]以及其他地方闡述過)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同舊的專制君主政體在封建制度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相類似。但是，正像後壹種鬥爭不能在舊的專制君主政體下而只能在立憲君主政體下(英國、1789—年和1815—1830年的法國)才能進行到底壹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也只有在共和政體下才能進行到底。因此，如果說，有利的條件和革命的經歷曾經幫助法國人打倒了波拿巴，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那麼，同依然停滯在半封建主義和波拿巴主義的混合體中的我們相比，法國人有這樣壹個優越性:他們擁有壹定會把鬥爭進行到底的形式，而這種形式我們還有待於奪取。他們在政治上要比我們先進整整壹個階段。因此，如果君主政體在法國復辟，其結果必然是爭取恢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鬥爭又出現在日程上；而共和國的繼續存在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直接的、非隱蔽的階級鬥爭將日益尖銳化，壹直到發生危機。

　　恩格斯:《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施坦》( 1883年8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9—510頁。

　　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並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 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15頁。

　　摩爾根的偉大功績，就在於他在主要特點上發現和恢復了我們成文史的這種史前的基礎，並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團體中找到了壹把解開希臘、羅馬和德意誌上古史上那些極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決的啞謎的鑰匙。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 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16頁。

　　為了最後徹底弄清楚塔西佗的日耳曼人[4]和美洲的紅種人間的相似之點，我從妳的那部班克羅夫特著作[5]的第壹卷裏作了壹些摘要。這種相似確實特別令人感到驚奇，因為生產方式如此不相同——這裏是漁業和狩獵業，沒有畜牧業和農業，那裏是向農業過渡的遊牧業。這正好說明，在這個階段，生產方式不像部落的舊的血緣關系和舊的兩性相互共有關系之解體程度那樣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否則前俄羅斯美洲地區的特林基特人就不可能與日耳曼人極其相似，而且，大概比妳的易洛魁人與之更加相似。那裏面解答的另壹個謎是:由婦女承擔主要勞動和非常尊敬婦女，兩者是如何很好地協調起來的。

　　其次，我為我的推測找到了證據，即在歐洲，最初在克爾特人和斯拉夫人那裏發現的初夜權是舊的兩性共有關系的殘余:在兩個相距很遠並且起源不同的部落中，部落的代表薩滿都有初夜權。我從這本書裏學到許多東西，關於日耳曼人的問題暫時感到滿足了。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82年12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版，第120頁。

　　美國的運動正處於我們在1848年以前所處的那種階段上，那裏真正有才智的人物首先應當起共產主義者同盟在1848年以前在各個工人聯合會中所起的那種作用。不同的是，在美國，這壹切目前將進展得無比迅速；運動開展不過八個月，就能在選舉中取得那樣的成績，這簡直是聞所未聞的。而如果有做得不夠的地方，資產者就會去補做；全世界沒有哪壹個地方的資產者像妳們那裏的資產者那樣無恥和專橫，妳們那裏的法官比起俾斯麥手下的那幫帝國訟棍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凡是資產者用這種手段進行鬥爭的地方，鬥爭很快就會見分曉，如果我們在歐洲不加緊行動，那麼美國人很快就會超過我們。不過，恰恰是現在，妳們那裏更需要有幾個我們方面的人，他們要在理論和久經考驗的策略方面毫不動搖，同時要能說英文和寫英文，因為美國人由於各種顯而易見的歷史原因在所有理論問題上都遠遠落後，他們雖然沒有接受歐洲中世紀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紀的傳統、宗教、英國的普通(封建)法、迷信、降神術，總之，接受了過去對做生意並不直接有害而現在對愚化群眾則非常有用的各種荒唐的東西。如果那裏有幾個理論頭腦清醒的人，能預先告訴他們，他們自己的錯誤會造成什麼後果，能使他們弄清楚，任何壹個運動，要是不始終把消滅雇傭勞動制作為最終目標，它就壹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敗，那麼，許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個過程也將大大地縮短。可是，這必須按英國方式去做，德國的特點必須拋開，《社會主義者報》的先生們未必能勝任這壹工作，而《人民報》的先生們也只是在做生意方面比他們聰明壹點……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裏德裏希·阿道夫·左爾格》( 1886年11月29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8—559頁。

傑瑞米柯賓

“西方”和“東方”不同歷史進程的比較

      壹)上古時期“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和“日耳曼的”三種所有制及其演變的比較

　　三種公社所有制的勞動生產方式和財產關系的不同特征亞細亞所有制形式

　　在這種土地所有制的第壹種形式中，第壹個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壹旦人類終於定居下來，這種原始共同體就將隨種種外界的，即氣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條件，以及他們特殊的自然性質——他們的部落性質——等等，而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體，或者也可以說群體——血緣、語言、習慣等的共同性，是人類占有他們生活的客觀條件，占有那種再生產自身和使自身對象化的活動(牧人、獵人、農人等的活動)的客觀條件的第壹個前提。

　　土地是壹個大實驗場，是壹個武庫，既提供勞動資料，又提供勞動材料，還提供共同體居住的地方，即共同體的基礎。人類素樸天真地把土地當做共同體的財產，而且是在活勞動中生產並再生產自身的共同體的財產。每壹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壹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

　　通過勞動過程而實現的實際占有是在這樣壹些前提下進行的，這些前提本身並不是勞動的產物，而是表現為勞動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這種以同壹基本關系為基礎的形式，本身可以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實現。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3—124頁。

　　古代所有制形式

　　［所有制的］第二種形式——它也像第壹種形式壹樣，曾經在地域上、歷史上等發生壹些重大的變化——是原始部落更為動蕩的歷史生活、各種遭遇以及變化的產物，它也要以共同體作為第壹個前提，但不像在第壹種情況下那樣:共同體是實體，而個人則只不過是實體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實體的純粹自然形成的組成部分。這第二種形式不是以土地作為自己的基礎，而是以城市作為農民(土地所有者)的已經建立的居住地。耕地表現為城市的領土；而不是［像在第壹種形式中那樣］村莊表現為土地的單純附屬物。

　　……

　　公社的繼續存在，便是作為自給自足的農民的全體公社成員的再生產，他們的剩余時間正是屬於公社，屬於戰爭事業，等等。對自己勞動的所有權，是由對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即對壹塊耕地的所有權來作中介的，而對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則是由公社的存在而得到保障的，公社又是由公社成員的服兵役等形式的剩余勞動而得到保障的。公社成員不是通過創造財富的勞動協作來再生產自己，而是通過為了在對內對外方面保持聯合體這種共同利益想象的和真實的共同利益)所進行的勞動協作來再生產自己。…………羅馬的、希臘的(簡言之，古典古代的)形式下那樣，土地為公社所有，是羅馬的土地；……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6、128—129、129頁。

　　日耳曼所有制形式

　　中世紀(日耳曼時代)是從鄉村這個歷史的舞臺出發的，然後，它的進壹步發展是在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中進行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1頁。

　　三種公社所有制向階級社會過渡的不同形態

　　亞細亞所有制形式

　　在大多數亞細亞的基本形式中，淩駕於所有這壹切小的共同體之上的總合的統壹體表現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壹的所有者，因而實際的公社只不過表現為世襲的占有者。因為這種統壹體是實際的所有者，並且是公共財產的實際前提，所以統壹體本身能夠表現為壹種淩駕於這許多實際的單個共同體之上的特殊東西，而在這些單個的共同體中，各個個別的人事實上失去了財產，或者說，財產——即單個的人把勞動和再生產的自然條件看做屬於他的條件，看做他的主體的以無機自然形式存在的客觀軀體這樣壹種關系——對這個別的人來說是間接的財產，因為這種財產，是由作為這許多共同體之父的專制君主所體現的總的統壹體，以這些特殊的公社為中介而賜予他的。因此，剩余產品——其實，這在立法上被規定為通過勞動而實際占有的成果——不言而喻地屬於這個最高的統壹體。

　　因此，在東方專制制度下以及那裏從法律上看似乎並不存在財產的情況下，這種部落的或公社的財產事實上是作為基礎而存在的，這種財產大部分是在小公社範圍內通過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而創造出來的，因此，這種公社完全能夠自給自足，而且在自身中包含著再生產和擴大生產的壹切條件。公社的壹部分剩余勞動屬於最終作為壹個個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體，而這種剩余勞動既表現在貢賦等的形式上，也表現在為了頌揚統壹體——部分地是為了頌揚現實的專制君主，部分地為了頌揚想象的部落體即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4—125頁。

　　這類公社財產，只要它在這裏確實是在勞動中實現的，就或是可能這樣表現出來:各個小公社彼此獨立地勉強度日，而在公社內部，單個的人則同自己的家庭壹起，獨立地在分配給他的份地上從事勞動(必須有壹定量的勞動，壹方面用於公共儲備，可以說是為了保險，另壹方面，用於支付共同體本身的費用，即用於戰爭、祭祀等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例如在斯拉夫公社、羅馬尼亞公社等地方，才第壹次出現最原始意義上的領主的財產支配權。在這裏奠定了向徭役制過渡的基礎等等) ；或是可能這樣表現出來:統壹體能夠使勞動過程本身具有共同性，這種共同性能夠成為整套制度，例如在墨西哥，特別是在秘魯，在古代凱爾特人那裏，在印度的某些部落中就是這樣。

　　……

　　……在亞細亞的(至少是占優勢的)形式中，不存在個人所有，只有個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實際所有者；所以，財產只是作為公共的土地財產而存在。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5、132頁。

　　那些通過勞動而實際占有的共同的條件，如在亞細亞各民族中起過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還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現為更高的統壹體，即淩駕於各小公社之上的專制政府的事業。在這裏，與這些鄉村並存，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別適宜於對外貿易的地方才形成起來，或者只是在國家首腦及其地方總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產品)同勞動相交換，把收入作為勞動基金來花費的地方才形成起來。

　　……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的壹種無差別的統壹(真正的大城市在這裏只能看做王公的營壘，看做真正的經濟結構上的贅疣) ；…………在亞洲各社會中，君主是土地剩余產品的唯壹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手斯圖亞特的用語)相交換，結果出現了壹批城市，這些城市實際上不過是壹些流動的營房。這種關系盡管可能而不是必然同奴隸制和農奴制相對立，但它同雇傭勞動毫無共同之處，因為它在勞動組織的所有各種不同形式下壹再重復出現。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5—126、131、117頁。

　　古希臘羅馬所有制形式

　　公社財產——作為國有財產——即公有地，在這裏是和私有財產分開的。在這裏，單個人的財產不像在第壹種情況下那樣，本身直接就是公社財產。在第壹種情況下，單個人的財產並不是同公社分開的個人的財產，相反，個人只不過是公社財產的占有者。

　　單個人的財產在事實上只靠共同勞動來利用——例如像東方的灌溉渠道那樣——的可能性越少，部落的純粹自然形成的性質由於歷史的運動、遷徙而受到的破壞越大，部落越是遠離自己的原來住地而占領異鄉的土地，因而進入全新的勞動條件並使個人的能力得到更大的發展——部落的共同性質越是對外界表現為並且必然表現為消極的統壹體——，那麼，單個人變成歸他和他的家庭單獨耕作的那小塊土地——單獨的小塊土地——的私有者的條件就越是具備。

　　……

　　……土地為公社所占領，是羅馬的土地；壹部分土地留給公社本身支配，而不是由公社成員支配，這就是各種不同形式的公有地；另壹部分則被分割，而每壹小塊土地由於是壹個羅馬人的私有財產，是他的領地，是實驗場中屬於他的壹份，因而都是羅馬的土地；……

　　……因為貴族在較高的程度上代表共同體，所以他們是公有地的占有者，並且通過自己的被保護民來利用公有地(後來便逐漸地據為己有)。

　　……

　　在古代民族那裏(羅馬人是最典型的例子，表現的形式最純粹，最突出)，存在著國有土地財產和私人土地財產相對立的形式，結果是後者以前者為中介；或者說，國有土地財產本身存在於這種雙重形式中。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7、129、131、133頁。

　　……壹個共同體所遭遇的困難，只能是由其他共同體引起的，後者或是先已占領了土地，或是到這個共同體已占領的土地上來騷擾。因此，戰爭就或是為了占領生存的客觀條件，或是為了保護並永久保持這種占領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務，巨大的共同工作。因此，這種由家庭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軍事方式組織起來的，是軍事組織或軍隊組織，而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資格而存在的條件之壹。住處集中於城市，是這種軍事組織的基礎。

　　……

　　公社(作為國家)，壹方面是這些自由的和平等的私有者間的相互關系，是他們對抗外界的聯合；同時也是他們的保障。在這裏，公社組織的基礎，既在於它的成員是由勞動的土地所有者即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所組成的，也在於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的獨立性是由他們作為公社成員的相互關系來維持的，是由確保公有地以滿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榮譽等來維持的。公社成員的身份在這裏依舊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為公社成員，單個的人又是私有者。……

　　……

　　這種共同體繼續存在的前提，是組成共同體的那些自由而自給自足的農民之間保持平等，以及作為他們的財產繼續存在的條件的本人勞動。他們把自己看做勞動的自然條件的所有者；但這些條件還必須不斷地通過個人本人的勞動才真正成為個人人格的，即個人本人勞動的條件和客觀因素。

　　另壹方面，這個小的軍事的共同體的趨向，又促使它越出這些限制等等(羅馬、希臘、猶太人等等)。

　　……

　　……古典古代的歷史是城市的歷史，不過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農業為基礎的城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6—128、131頁。

　　為了能使用奴隸，必須掌握兩種東西:第壹，奴隸勞動所需的工具和對象；第二，維持奴隸困苦生活所需的資料。因此，先要在生產上達到壹定的階段，並在分配的不平等上達到壹定的程度，奴隸制才會成為可能。奴隸勞動要成為整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生產、貿易和財富積聚就要有大得多的增長。在古代自然形成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隸制或是根本還沒有出現，或是只起極其次要的作用。在最初的農民城市羅馬，情形也是如此；當羅馬變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產日益集中於人數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階級手裏的時候，農民人口才被奴隸人口所排擠。…………

　　要強迫人們從事任何形式的奴隸的勞役，強迫者就必須擁有勞動資料，他只有借助這些勞動資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實行奴隸制的情況下，除此以外，他還必須擁有用來維持奴隸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這樣，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必須擁有壹定的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68—169頁。

　　自耕農的這種自由小塊土地所有制形式，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正常形式，壹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極盛時期，形成社會的經濟基礎。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11頁。

　　壹切部門——畜牧業、農業、家庭手工業——中生產的增加，使人的勞動力能夠生產出超過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產品。同時，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個體家庭的每個成員所擔負的每日的勞動量。吸收新的勞動力成為人們向往的事情了。戰爭提供了新的勞動力:俘虜變成了奴隸。第壹次社會大分工，在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從而使財富增加並且使生產領域擴大的同時，在既定的總的歷史條件下，必然地帶來了奴隸制。從第壹次社會大分工中，也就產生了第壹次社會大分裂，分裂為兩個階級:主人和奴隸、剝削者和被剝削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0頁。

傑瑞米柯賓

日耳曼所有制形式

　　誠然，在日耳曼人那裏，也有壹種不同於單個人的財產的公有地，公社土地或人民土地。這種公有地，是獵場、牧場、采樵地等等，這部分土地，當它必須充當這類特定形式的生產資料時，是不能加以分割的。可是，這種公有地卻又不像例如在羅馬人那裏那樣，表現為與私有者並列的國家的特殊經濟存在，以致這些私有者只有當他們像平民那樣被取消即被剝奪公有地的使用權時，才會成為真正的私有者。

　　相反，在日耳曼人那裏，公有地只是個人財產的補充，並且只有當它被當做壹個部落的共同占有物來保衛，以不受敵對部落的侵襲時，它才表現為財產。不是單個人的財產表現為以公社為中介，恰好相反，是公社的存在和公社財產的存在表現為以他物為中介，也就是說，表現為獨立主體互相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每壹單個家庭就是壹個經濟整體，它本身單獨地構成壹個獨立的生產中心(手工業只是婦女的家庭副業等等)。

　　……而在日耳曼世界，單個的住地就是壹個經濟整體，這種住地本身僅僅是屬於它的土地上的壹個點，並不是許多所有者的集中，而只是作為獨立單位的家庭。…………

　　……而就公社具有壹種特殊的經濟存在(表現為共同使用獵場、牧場等等)而言，它是被每壹個個人所有者以個人所有者的身份來使用，而不是以國家代表的身份(像在羅馬那樣)來使用的。這實際上是個人所有者的共同財產，而不是在城市中另有其特殊存在而與單個人相區別的那種個人所有者聯合體的共同財產。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2—134頁。

　　在日耳曼人那裏，各個家長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遠的距離，即使從外表來看，公社也只有通過公社成員的每次集會才存在，雖然他們的自在的統壹體包含在他們的親緣關系、語言、共同的過去和歷史等之中。

　　因此，公社便表現為壹種聯合而不是聯合體，表現為以土地所有者為獨立主體的壹種統壹，而不是表現為統壹體。因此公社事實上不是像在古代民族那裏那樣，作為國家，作為國家組織而存在，因為它不是作為城市而存在的。…………

　　在日耳曼的形式中，農民並不是國家公民，也就是說，不是城市居民；相反地，這種形式的基礎是孤立的、獨立的家庭住宅，這壹基礎通過同本部落其他類似的家庭住宅結成聯盟，以及通過在發生戰爭、舉行宗教活動、解決訴訟等時為取得相互保證而舉行的臨時集會來得到保障。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1—132、133頁。

　　三種公社所有制向階級社會過渡的不同特點及其原因不管這種以公社成員身份為中介的所有制，究竟是表現為公共所有制(在這種情況下，單個人只是占有者，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 ；還是這種所有制表現為國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並列的雙重形式(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後者決定於前者，因而只有國家公民才是並且必定是私有者，但另壹方面，作為國家公民，他的所有制又同時具有特殊的存在) ；最後，還是這種公社所有制僅僅表現為個人所有制的補充(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所有制表現為公社所有制的基礎，而公社本身，除了存在於公社成員的集會中和他們為共同目的的聯合中以外，完全不存在)，——不管怎樣，公社成員或部落成員對部落土地的關系，即對部落所定居的土地的關系的這種種不同的形式，部分地取決於部落的自然性質，部分地取決於部落現在實際上在怎樣的經濟條件下以所有者的身份對待土地，就是說，通過勞動來獲取土地的果實；而這壹點本身又取決於氣候，土壤的自然特性，由自然條件決定的土壤利用方式，同敵對部落或四鄰部落的關系，以及由遷移、歷史事件等引起的變動。

　　要使公社本身照老樣子繼續存在下去，公社成員的再生產就必須在被作為前提的客觀條件下進行。生產本身，人口的增長(這也屬於生產)，必然要逐漸揚棄這些條件，破壞這些條件，而不是加以再生產，等等，這樣，共同體就同作為其基礎的所有制關系壹起瓦解了。

　　亞細亞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頑強也最長久，這取決於亞細亞形式的前提: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生產的範圍僅限於自給自足，農業和手工業結合在壹起，等等。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5—136頁。

　　如果單個人改變自己對公社的關系，他也就在改變公社，破壞公社，同樣也破壞公社的經濟前提；另壹方面，這種經濟前提也發生變化——由於本身的辯證法而發生變化，貧困化，等等。尤其是由於戰爭和征服的影響，例如在羅馬，這本質上屬於公社本身的經濟條件——，作為公社基礎的實際紐帶遭到破壞。

　　……

　　在古代人［希臘人和羅馬人］那裏，工業已被認為是有害的職業(是釋放的奴隸、被保護民、外地人幹的事情)等等。生產勞動的這種發展(這種勞動作為只是為農業和戰爭服務的自由人的家庭勞動，或者作為為宗教儀式和共同體服務的工業，如建造房屋、修築道路、興建廟宇等等，而從單純從屬於農業的狀況中擺脫出來)，是必然會有的，這是由於同外地人交往，由於有奴隸，由於要交換剩余產品，等等；這種發展使那種成為共同體的基礎的、因而也成為每壹個客體的個人(即作為羅馬人、希臘人等的個人)的基礎的生產方式發生解體。交換也起同樣的作用；還有債務；等等。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6、145—146頁。

　　所以奴隸制和農奴制只是這種以部落體為基礎的財產的繼續發展。它們必然改變部落體的壹切形式。在亞細亞形式下， 它們所能改變的最少。 這種財產形式是建立在自給自足的工農業統一之上的， 在這種情況下， 和在土地財產、 農業獨占統治的地方不同， 征服
［ 其他共同體］ 並不是必要條件。 另一方面， 因為在這種形式下， 單個的人從來不能成為
所有者， 而只不過是占有者， 所以他本身實質上就是作為公社統一體的體現者的那個人的
財產， 即奴隸。 而奴隸制在這里既不破壞勞動的條件， 也不改變本質的關系。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3—144頁。

　　生產方式本身越是保持舊的傳統——而這種傳統方式在農業中保持得很久，在東方的那種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中，保持得更久——，也就是說，占有的實際過程越是保持不變，那麼，舊的所有制形式，從而共同體本身，也就越是固定。

　　……

　　在奴隸制、農奴制等之下，勞動者本身表現為服務於某壹第三者個人或共同體的自然生產條件之壹(這不適用於例如東方的普遍奴隸制；這只是從歐洲的觀點來看的；因

　　而，財產就不再是親身勞動的個人對勞動客觀條件的關系了。奴隸制、農奴制等總是派生的形式，而決不是原始的形式，盡管它們是以共同體和以共同體中的勞動為基礎的那種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合乎邏輯的結果。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5、147頁。

　　二)中古時期帶著上古亞細亞公社遺存的“東方社會”與西歐的“拉丁—日耳曼封建社會”的比較

　　帶著上古亞細亞公社遺存的“東方社會”及其停滯性表現貝爾尼埃正確地看到，東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壹切現象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了解東方天國的壹把真正的鑰匙。

　　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 1853年6月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2頁。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確是了解整個東方的壹把鑰匙。這是東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礎。但是東方各民族為什麼沒有達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沒有達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氣候和土壤的性質，特別是由於大沙漠地帶，這個地帶從撒哈拉起橫貫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直到亞洲高原的最高地區。在這裏，農業的第壹個條件是人工灌溉，而這是村莊、省或中央政府的事。

　　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 1853年6月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3頁。

　　這些小小的公社帶著種性劃分和奴隸制度的汙痕。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3頁。

　　保存到現在的)遠古的形式:氏族公社，其成員共同生活，共同耕地，並用共同的公共的)收益滿足自己的需要。……這種公社土地占有形式只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某些地區保存下來，而其形式是土地只由最近的親屬即不分居家庭(這是梅恩給這種形式的氏族公社所起的名稱)的成員共同所有並共同經營。

　　馬克思:《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壹書摘要》( 1879年10月—1880年10月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231—232頁。

　　亞洲這壹地區的停滯性質(盡管有政治表面上的各種無效果的運動)，完全可以用下面兩種相互促進的情況來解釋: ( 1)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 ( 2)除了這個政府之外，整個國家(幾個較大的城市不算在內)分為許多村社，它們有完全獨立的組織，自成壹個小天地。……

　　……

　　……在某些這樣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種的，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每個土地所有者耕種自己的土地。在這種村社內部存在著奴隸制和種性制。荒地作為公共牧場。妻子和兒女從事家庭紡織業。……我認為，很難想象亞洲的專制制度和停滯狀態有比這更堅實的基礎。……

　　……至於所有制問題，這在研究印度的英國著作者中是壹個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

　　在克裏什納以南的同外界隔絕的山區，似乎確實存在土地私有制。至於在爪哇，如前英國駐爪哇總督斯坦福·拉弗爾斯爵士在他的《爪哇史》中指出的，在這個“可以獲得相當可觀的地租的”國家中，全部土地的絕對所有者是君主。無論如何，伊斯蘭教徒似乎首先從原則上確定了在整個亞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關於上面提到的村社，我還要指出，它們在摩奴法典中就已經出現，在這部法典中它們的整個組織是這樣的:壹個高級稅吏管轄10個村社，以後是100個，再後是1000個。

　　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 1853年6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7—118頁。

　　在亞洲，從遠古的時候起壹般說來只有三個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者說，對內進行掠奪的部門；戰爭部門，或者說，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最後是公共工程部門。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壹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波斯以及其他地區，都利用河水的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來充註灌溉水渠。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蘭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業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幹預。所以亞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壹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設施歸中央政府管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會廢置，這就可以說明壹件否則無法解釋的事實，即大片先前耕種得很好的地區現在都荒蕪不毛，例如巴爾米拉、佩特拉、也門廢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廣大地區就是這樣。同時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壹次毀滅性的戰爭就能夠使壹個國家在幾百年內人煙蕭條，並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9—680頁。

　　從遙遠的古代直至19世紀的最初十年，無論印度過去在政治上變化多麼大，它的社會狀況卻始終沒有改變。……

　　在印度有這樣兩種情況:壹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東方人壹樣，把他們的農業和商業所憑借的主要條件即大規模公共工程交給中央政府去管，另壹方面，他們又散處於全國各地，通過農業和制造業的家庭結合而聚居在各個很小的中心地點。由於這兩種情況，從遠古的時候起，在印度便產生了壹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所謂村社制度，這種制度使每壹個這樣的小結合體都成為獨立的組織，過著自己獨特的生活。…………

　　……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0—682頁。

　　除我們已經證明與西方工業品銷售成反比的鴉片貿易之外，妨礙對華出口貿易迅速擴大的主要因素，是那個依靠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相結合而存在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

　　馬克思:《對華貿易》

　　年1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72頁。

　　正如皇帝通常被尊為全中國的君父壹樣，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認為對他們各自的管區維持著這種父權關系。……

　　……

　　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裏的木乃伊壹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壹樣。

　　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 1853年5月3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8—609頁。

　　有壹點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舊中國的死亡時刻正在迅速臨近。……^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紮，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恩格斯:《波斯與中國》( 1857年5月20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27—628頁。

　　這些自給自足的公社不斷地按照同壹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壹地點以同壹名稱再建立起來[1]，這種公社的簡單的生產有機體，為揭示下面這個秘密提供了壹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4—415頁。

　　資本主義以前的、民族的生產方式具有的內部的堅固性和結構，對於商業的解體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礙，這從英國人同印度和中國的交往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在印度和中國，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的統壹形成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此外，在印度還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的農村公社的形式，這種農村公社在中國也是原始的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72頁。

傑瑞米柯賓

在直接勞動者仍然是他自己的生存資料生產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和勞動條件的“占有者”的壹切形式內，財產關系必然同時表現為直接的統治和從屬的關系，因而直接生產者是作為不自由的人出現的；這種不自由，可以從實行徭役勞動的農奴制減輕到單純的貢賦義務。在這裏，按照前提，直接生產者還占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即他實現自己的勞動和生產自己的生存資料所必需的物質的勞動條件；他獨立地經營他的農業和與農業結合在壹起的農村家庭工業。這種獨立性，不會因為這些小農(例如在印度)相互組成壹種或多或少帶有自發性質的生產公社而消失，因為這裏所說的獨立性，只是對名義上的地主而言的。在這些條件下，要從小農身上為名義上的地主榨取剩余勞動，只能通過超經濟的強制，而不管這種強制采取什麼形式[2]。使這種小農和奴隸經濟或種植園經濟區別開來的是，奴隸要用別人的生產條件從事勞動，並且不是獨立的。所以這裏必須有人身的依附關系，必須有不管什麼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為土地的附屬物對土地的依附，必須有本來意義的依附制度。同直接生產者直接相對立的，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是像在亞洲那樣，是既作為土地所有者同時又作為主權者的國家，那麼，地租和賦稅就會合為壹體，或者不如說，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存在任何同這個地租形式不同的賦稅。在這種狀態下，對於依附關系來說，無論從政治上或從經濟上說，除了面對這種國家的壹切臣屬關系所共有的形式以外，不需要更嚴酷的形式。在這裏，國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這裏，主權就是在全國範圍內集中的土地所有權。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沒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權，雖然存在著對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權和用益權。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3—894頁。

　　西歐的“拉丁—日耳曼封建社會”及其向資本主義的轉型“拉丁—日耳曼封建社會”的形成

　　封建制度決不是現成地從德國搬去的。它起源於征服者在進行征服時軍隊的戰時組織，而且這種組織只是在征服之後，由於在被征服國家內遇到的生產力的影響才發展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這種形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生產力的制約，這從企圖仿效古羅馬來建立其他形式的失敗嘗試(查理大帝，等等)中已經得到證明。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8頁。

　　由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地區引入的新公社，由於繼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個中世紀時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壹中心。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3頁。

　　如果說，他們至少在三個最重要的國度——德國、法國北部和英國——以馬爾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來壹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並把它帶到封建國家裏去，從而使被壓迫階級即農民甚至在中世紀農奴制的最嚴酷條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團結和抵抗的手段，而這壹手段無論在古典古代的奴隸那裏或者在近代的無產階級那裏都沒有這樣現成，那麼，造成這種情況的，如果不是他們的野蠻狀態、如果不是他們的純粹野蠻人的按血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麼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5—176頁。

　　我很高興，關於農奴制的歷史[3]，照實業界人士的說法，我們“達成協議”了。毫無疑問，農奴制和依附關系並不是某種特有的中世紀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當地居民為其耕種土地的地方，我們到處，或者說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例如在特薩利亞很早就有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 1882年12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月第1版，第131頁。

　　西歐封建生產方式的特點

　　現在，讓我們離開魯濱遜的明朗的孤島，轉到歐洲昏暗的中世紀去吧。在這裏，我們看到的，不再是壹個獨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賴的:農奴和領主，陪臣和諸侯，俗人和牧師。物質生產的社會關系以及建立在這種生產的基礎上的生活領域，都是以人身依附為特征的。但是正因為人身依附關系構成該社會的基礎，勞動和產品也就用不著采取與它們的實際存在不同的虛幻形式。它們作為勞役和實物貢賦而進入社會機構之中。在這裏，勞動的自然形式，勞動的特殊性是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產基礎上那樣，勞動的壹般性是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徭役勞動同生產商品的勞動壹樣，是用時間來計量的，但是每壹個農奴都知道，他為主人服役而耗費的，是他個人的壹定量的勞動力。繳納給牧師的什壹稅，是比牧師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無論我們怎樣判斷中世紀人們在相互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們在勞動中的社會關系始終表現為他們本身之間的個人的關系，而沒有披上物之間即勞動產品之間的社會關系的外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4—95頁。

　　某些歷史學家感到驚異的是，雖然直接生產者不是所有者，而只是占有者，並且他的全部剩余勞動實際上依照法律都屬於土地所有者，可是在這種關系下，負有徭役義務的人或農奴竟能有財產和——相對地說——財富的獨立發展。但是，很清楚，在作為這壹社會生產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的基礎的這種自然形成的不發達的狀態中，傳統必然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很清楚，在這裏也和壹貫的情形壹樣，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總是要把現狀作為法律加以神聖化，並且要把現狀的由習慣和傳統造成的各種限制，用法律固定下來。撇開其他壹切情況不說，只要現狀的基礎即作為現狀的基礎的關系的不斷再生產，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了有規則的和有秩序的形式，這種情況就會自然產生；並且，這種規則和秩序本身，對任何取得社會固定性和不以單純偶然性與任意性為轉移的社會獨立性的生產方式來說，都是壹個必不可少的要素。這種規則和秩序，正好是壹種生產方式的社會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對地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形式。在生產過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的停滯狀態中，壹種生產方式所以能取得這個形式，只是由於它本身的反復的再生產。如果這種再生產持續壹個時期，那麼，它就會作為習慣和傳統固定下來，最後被作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聖化。但是，因為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即徭役勞動，是建立在勞動的壹切社會生產力的不發展，勞動方式本身的原始性的基礎上，所以和發達的生產方式下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下相比，它自然只會在直接生產者的總勞動中，占有壹個小得多的部分。例如，我們假定為地主進行的徭役勞動原來是每周兩天。這每周兩天的徭役勞動因此會固定下來，成為壹個不變量，而由習慣法或成文法在法律上規定下來。但是直接生產者自己支配的每周其余幾天的生產效率，卻是壹個可變量。這個可變量必然隨著他的經驗的增多而得到發展，正如他所認識的新的需要，他的產品的市場的擴大，他對他這壹部分勞動力的支配的越來越大的保證，都會刺激他去提高自己勞動力的緊張程度；在這裏，不要忘記，這種勞動力的使用決不限於農業，也包括農村家庭工業。因此，這裏已經有了某種經濟發展的可能性，當然，這種可能性要取決於環境的適宜，天生的種族性格，等等。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6—897頁。

　　在中世紀，有壹些城市不是從前期歷史中現成地繼承下來的，而是由獲得自由的農奴重新建立起來的。在這些城市裏，每個人的唯壹財產，除開他隨身帶著的幾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勞動工具構成的那壹點點資本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的勞動。不斷流入城市的逃亡農奴的競爭；鄉村反對城市的連綿不斷的戰爭，以及由此產生的組織城市武裝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種手藝而形成的聯系；在手工業者同時又是商人的時期，必須有在公共場所出賣自己的商品以及與此相連的禁止外人進入這些場所的規定；各手工業間利益的對立；保護辛苦學來的手藝的必要性；全國性的封建組織，——所有這些都是各行各業的手藝人聯合為行會的原因。這裏我們不打算詳細地談論以後歷史發展所引起的行會制度的多種變化。在整個中世紀，農奴不斷地逃入城市。這些在鄉村遭到自己主人迫害的農奴是只身流入城市的，他們在這裏遇見了有組織的團體，對於這種團體他們是沒有力量反對的，在它的範圍內，他們只好屈從於由他們那些有組織的城市競爭者對他們勞動的需要以及由這些競爭者的利益所決定的處境。這些只身流入城市的勞動者根本不可能成為壹種力量，因為，如果他們的勞動帶有行會的性質並需要培訓，那麼行會師傅就會使他們從屬於自己，並按照自己的利益來組織他們；或者，如果這種勞動不需要培訓，因而不是行會勞動，而是短工，那麼勞動者就根本組織不起來，始終是無組織的平民。城市對短工的需要造成了平民。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7—558頁。

　　中世紀完全是從野蠻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學壹掃而光，以便壹切都從頭做起。它從沒落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壹事物就是基督教和壹些殘破不全而且喪失文明的城市。其結果正如壹切原始發展階段的情形壹樣，僧侶獲得了知識教育的壟斷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滲透了神學的性質。在僧侶手中，政治和法學同其他壹切科學壹樣，不過是神學的分支，壹切都按照神學中適用的原則來處理。教會的教條同時就是政治信條，聖經詞句在各個法庭都有法律效力。甚至在法學家已經形成壹個等級的時候，法學還久久處於神學控制之下。神學在知識活動的整個領域的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威，同時也是教會在當時封建統治下萬流歸宗的地位的必然結果。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5頁。

　　西歐封建社會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的產生

　　不要忘記，單是維持農奴生存的必要性和大經濟的不可能性(包括把小塊土地分給農奴)，很快就使農奴向封建主繳納的貢賦降低到各種代役租和徭役地租的平均水平，這樣就使農奴有可能積累壹些動產，便於逃出自己領主的領地，並使他有希望上升為市民，同時還引起了農奴的分化。可見逃亡農奴已經是半市民了。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握了某種手藝的農奴獲得動產的可能性最大。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2—573頁。

　　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產生了初期城市的城關市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頁。

　　中世紀的城關市民和小農等級是現代資產階級的前身。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頁。

　　以往的壹切社會形式［V－28］都由於財富的發展，或者同樣可以說，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沒落了。因此，在意識到這壹點的古代人那裏，財富被直接當做使共同體解體的東西加以抨擊。封建制度也由於城市工業、商業、現代農業(甚至由於個別的發明，如火藥和印刷機)而沒落了。

　　隨著財富的發展，因而也就是隨著新的力量和不斷擴大的個人交往的發展，那些成為共同體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那些與共同體相適應的共同體各不同組成部分的政治關系，以理想的方式來對共同體進行直觀的宗教(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對自然界的壹定關系上的，而壹切生產力都歸結為自然界)，個人的性格、觀點等等，也都解體了。單是科學——即財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財富的產物，又是財富的生產者——的發展，就足以使這些共同體解體。但是，科學這種既是觀念的財富同時又是實際的財富的發展，只不過是人的生產力的發展即財富的發展所表現的壹個方面，壹種形式。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0頁。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後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頁。

　　工業資本家這些新權貴，不僅要排擠行會的手工業師傅，而且要排擠占有財富源泉的封建主。從這方面來說，他們的興起是戰勝了封建勢力及其令人憤恨的特權的結果，也是戰勝了行會及其對生產的自由發展和人對人的自由剝削所加的束縛的結果。但是，工業騎士之所以能夠排擠掉佩劍騎士，只是因為他們利用了與自己毫不相幹的事件。他們借以興起的手段，同羅馬的被釋奴隸成為自己保護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樣卑鄙。

　　勞動者的奴役狀態是產生雇傭工人和資本家的發展過程的起點。這壹發展過程就是這種奴役狀態的形式變換，就是封建剝削轉化為資本主義剝削。要了解這壹過程的經過，不必追溯太遠。雖然在14和15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在這個時代到來的地方，農奴制早已廢除，中世紀的頂點——主權城市也早已衰落。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823頁。

傑瑞米柯賓

三)近代:資本主義使東方從屬於西方，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東方的覺醒

　　資本主義的西方向全球擴張

　　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壹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壹程度上發展起來，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壹切階級排擠到後面去。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33頁。

　　資產階級，由於壹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壹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壹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壹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壹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壹個世界。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壹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壹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36頁。

　　東方的苦難

　　不列顛人給印度斯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斯坦過去所遭受的壹切災難比較起來，毫無疑問在本質上屬於另壹種，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這裏所指的還不是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式專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歐洲式專制，這兩種專制結合起來要比薩爾賽達廟裏任何猙獰的神像都更為可怕。這並不是不列顛殖民統治獨有的特征，它只不過是對荷蘭殖民統治的模仿，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所以為了說明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所作所為，只要把英國的爪哇總督斯坦福·拉弗爾斯爵士談到舊日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時說過的壹段話壹字不改地引過來就夠了

　　“荷蘭東印度公司壹心只想賺錢，它對它的臣民還不如過去的西印度種植場主對那些在他們的種植場幹活的奴隸那樣關心，因為這些種植場主買人的時候是付了錢的，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卻沒有花過錢，它開動全部現有的專制機器壓榨它的臣民，迫使他們獻出最後壹點東西，付出最後壹點勞力，從而加重了恣意妄為的半野蠻政府所造成的禍害。因為它把政客的全部實際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獨占壹切的利己心腸全都結合在壹起。”

　　內戰、外侮、革命、征服、饑荒——盡管所有這壹切接連不斷地對印度斯坦造成的影響顯得異常復雜、劇烈和具有破壞性，它們卻只不過觸動它的表面。英國則摧毀了印度社會的整個結構，而且至今還沒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跡象。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壹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壹種特殊的悲慘色彩，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壹切古老傳統，同它過去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系。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8—679頁。

　　相繼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兒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蠻的征服者，按照壹條永恒的歷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文明所征服。

　　不列顛人是第壹批文明程度高於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他們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崇高的壹切，從而毀滅了印度的文明。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6頁。

　　聯軍全權代表強迫中國訂立新條約[5]的消息，看來引起了以為貿易將有大規模擴展的狂想，同第壹次對華戰爭結束後1845年時商人們頭腦中產生的狂想完全壹樣。即使彼得堡的電訊所傳屬實，是否能完全肯定，通商口岸壹增多，對華貿易就必然會擴大呢?是否能夠指望1857—1858年的戰爭會比1841—1842年的戰爭導致更好的結果呢?有壹件事是肯定無疑的

　　年的條約並沒有使美國和英國對中國的出口增加，倒是起了加速和加深年商業危機的作用。現時的這個條約也是壹樣，它使人們夢想得到壹個無窮盡的市場，使人們產生不切實際的希望，可能就在世界市場剛剛從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漸復原的時候，又促進新危機的形成。除了這個消極後果以外，第壹次鴉片戰爭還刺激了鴉片貿易的增長而損害了合法貿易；只要整個文明世界的壓力還沒有迫使英國放棄在印度強制種植鴉片和以武力在中國推銷鴉片的做法，那麼這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會產生同樣的後果。

　　我們不想詳述這種貿易的道德方面，關於這種貿易，連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都這樣寫道

　　“不是嗎，‘奴隸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都要算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毀滅非洲人的肉體，因為我們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腐蝕他們的思想，也沒有毀滅他們的靈魂。可是鴉片販子在腐蝕、敗壞和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後，還殺害他們的肉體；每時每刻都有新的犧牲者被獻於永不知飽的摩洛赫[6]之前，英國殺人者和中國自殺者競相向摩洛赫的祭壇上供奉犧牲品。”

　　馬克思:《鴉片貿易史》( 1858年8月31日—9月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29—630頁。

　　這場極端不義的戰爭[8]就是根據上面簡單敘述的理由而進行的——現在向英國人民提出的官方報告完全證實了這種敘述。廣州城的無辜居民和安居樂業的商人慘遭屠殺，他們的住宅被炮火夷為平地，人權橫遭侵犯，這壹切都是在“中國人的挑釁行為危及英國人的生命和財產”這種站不住腳的借口下發生的!英國政府和英國人民——至少那些願意弄清這個問題的人們——都知道這些非難是多麼虛偽和空洞。有人企圖轉移對主要問題的追究，給公眾造成壹個印象:似乎在亞羅號劃艇事件以前就有大量的傷害行為足以構成開戰的理由。可是這些不分青紅皂白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英國人控告中國人壹樁，中國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國人九十九樁。

　　英國報紙對於旅居中國的外國人在英國庇護下每天所幹的破壞條約的可惡行為真是諱莫如深!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填滿英國國庫的事情，我們壹點也聽不到。外國人經常賄賂下級官吏而使中國政府失去在商品進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們壹點也聽不到。對那些被賣到秘魯沿岸去當不如牛馬的奴隸、被賣到古巴去當契約奴隸的受騙契約華工橫施暴行“以至殺害”的情形，我們壹點也聽不到。外國人常常欺淩性情柔弱的中國人的情形以及這些外國人帶到各通商口岸去的傷風敗俗的弊病，我們壹點也聽不到。我們所以聽不到這壹切以及更多得多的情況，首先是因為在中國以外的大多數人很少關心這個國家的社會和道德狀況；其次是因為按照精明和謹慎的原則不宜討論那些不能帶來錢財的問題。因此，坐在家裏而眼光不超出自己買茶葉的雜貨店的英國人，完全可以把政府和報紙塞給公眾的壹切胡說吞咽下去。

　　與此同時，在中國，壓抑著的、 鴉片戰爭時燃起的仇英火種， 爆發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撲滅的憤怒烈火。

　　馬克思:《英人在華的殘暴行為》( 1857年3月22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20—621頁。

　　四)東方的覺醒、抵抗和新紀元的來臨

　　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獲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在比較遙遠的未來，這個巨大而誘人的國家將得到重建。這個國家的人舉止文雅，用薩爾蒂科夫公爵的話來說，甚至最下層階級裏的人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細更靈巧”[9]；他們的沉靜的高貴品格甚至足以抵消他們所表現的馴服態度；他們雖然天生壹副萎靡不振的樣子，但他們的勇敢卻使英國軍官大為吃驚；他們的國家是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宗教的發源地，從他們的賈特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從他們的婆羅門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希臘人的原型。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0頁。

　　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經延續了約十年之久，現在匯合成了壹場驚心動魄的革命；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發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滿族王朝的聲威壹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聯系，這種聯系從那時起就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黃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發展起來。同時，這個帝國的銀幣——它的血液——也開始流向英屬東印度。

　　在1830年以前，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白銀不斷地從印度、英國和美國向中國輸出。可是從1833年，特別是1840年以來，由中國向印度輸出的白銀，幾乎使天朝帝國的銀源有枯竭的危險。因此皇帝[10]下詔嚴禁鴉片貿易，結果引起了比他的詔書更有力的反抗。除了這些直接的經濟後果之外，和私販鴉片有關的行賄受賄完全腐蝕了中國南方各省的國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為全中國的君父壹樣，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認為對他們各自的管區維持著這種父權關系。可是，那些靠縱容私販鴉片發了大財的官吏的貪汙行為，卻逐漸破壞著這壹家長制權威——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壹的精神聯系。存在這種情況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義的南方各省。所以幾乎不言而喻，隨著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其周圍墨守成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統治權。

　　歷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後才能把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愚昧狀態中喚醒似的。

　　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 1853年5月31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7—608頁。

　　現在，中國人的情緒與1840—1842年戰爭[11]時的情緒已顯然不同。那時人民保持平靜，讓皇帝的軍隊去同侵略者作戰，失敗之後，則抱著東方宿命論的態度屈從於敵人的暴力。但是現在，至少在迄今鬥爭所及的南方各省，民眾積極地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國人的鬥爭。他們經過極其冷靜的預謀，在供應香港歐洲人居住區的面包裏大量地投放了毒藥。(有幾只面包送交李比希化驗。他發現面包的各個部分都含有大量的砒霜，這表明在和面時就已摻入砒霜。但是藥量過大，結果壹定是變成了嘔吐劑，因而抵消了毒效。)他們暗帶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殺死船員和歐洲乘客，奪取船只。他們綁架和殺死所能遇到的每壹個外國人。連移民到外國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約定好了，在每壹艘移民船上起來暴動，奪取船只，他們寧願與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燒死，也不投降。甚至國外的華僑——他們向來是最聽命和最馴順的臣民——也進行密謀，突然在夜間起事，如在沙撈越就發生過這種情形；又如在新加坡，當局只是靠武力和戒備才壓制住他們。是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造成了這壹所有中國人普遍奮起反抗所有外國人的局面，並使之表現為壹場滅絕戰。

　　……

　　有壹點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舊中國的死亡時刻正在迅速臨近。……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紮，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恩格斯:《波斯和中國》( 1857年5月20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25—6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