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西红柿收割机 于 2023-2-2 11:34 编辑
承认成果,展望未来 (回复美国毛主义共产主义联盟) Rick Sanchez,2023.1.31,来自:布站 https://longlivemarxleninmaoism2022.ml/t/topic/18772 同志们, 无论怎讲,从纽约到上海,从伦敦到巴黎,今天的我们都能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虽然我们不相信贡派天天谈论的“五十到一百年”神话,但持续了几十年的最黑暗的噩梦或许确实有望在我们这一代被终结。诚然,真正的暴风雨距我们还有一段距离,但地平线上的乌云却已是隐约可见了。而对于任何想要去拥抱这暴风雨的革命青年而言,若是不能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一个较为清晰科学的认知的话,那必然是寸步难行的。 不过你们目前看到的这篇文章却并没有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进行详细严谨的分析,甚至可能连非常初步的阶级分析也谈不上。当我在去年十一月份计划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本来只打算简单谈谈左派特别是马列毛主义者在中国的现状。但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近期此起彼伏的各种群众运动使我在真正写作的时候衍生出了许多东西,最终我尝试在本文中对过去的经验教训进行一定总结,并对未来的道路进行适当的展望。 我们都知道,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社会主义中国完蛋以来,掌握军政大权的修正主义者们很快形成了中国新的资产阶级并在革命的尸体上建立起了令希特勒汗颜的强大法西斯式资产阶级专政。随着上海民兵组织的被迫妥协(或者说得难听点“投降”)全中国各地的革命组织也迅速瓦解;在随后的法西斯暴政之下,无数的革命者和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锒铛入狱,还有不少人直接被送去见了马克思。这之后的三十多年间虽然也有爆发过强大的农民运动(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部分贡派老爷和红中网的老保先生自然是不会理解的)和零星的工人斗争,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却几乎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自由的毛主义者;对于这个时期,我敢说即使是连美国都没如此黑暗。以上这种情况直到2008年才稍微得到改变。 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中,随着过去一部分老革命者出狱(例如伟大的重庆革命者黄廉)、国际毛主义运动的存在、中国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毛主义者在中国好歹是“存在”了。不过在那个时候,当任何人在中国谈到左派时,人们的第一反应都是那些类似于今天俄罗斯“共产党”那样虚伪可笑的东西,可见当时的情况是有多么糟糕。在这一阶段中,一位叫阳和平的美国马列毛主义者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他的父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曾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革命。而他本人则是新世纪在中国宣传毛主义的第一批人,直到今天,他都还在身体力行的通过视频会议和理论写作等多种方式帮助我们的发展,并且在近期我们同以未明子为代表的工联主义和修正主义叛徒的斗争中发挥了旗手的作用。2008年兴起的那波左派运动直到2018年佳士运动失败后才真正宣告终结。(至于为什么以佳士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左派运动会失败我们会在后文讨论)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以北大马会为代表的一系列左派学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接连遭到破坏。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一度觉得特色党的统治确实是无懈可击的。(中国的左派和自由派习惯简称中国当局为“特色”,称呼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为“特色党”) 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特色的官员很快暴露出了他们的无能(例如湖北省的省长在公开报告时几次搞错了“感染人数”、“口罩数量”和“医务人员人数”等最基本的数据);统治阶级在面对这种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事实上,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就已经有几位武汉医生预警过有新型病毒正在传播,但是统治阶级居然以扰乱公共秩序的名义把他们给逮捕了!!!甚至当所有人都知道病毒正在传播的时候,他们依旧没有得到释放。这种事情在后面也有反复发生。我们都知道特色政府直到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依旧坚持最为极端且日益强化的法西斯式封控政策,但在十二月初的时候,由于地方财政的恶化、房地产市场的萎缩以及最重要的—一系列英勇的群众斗争宣告了特色防疫政策的彻底破产,这迫使当局不得不放弃了先前的政策;但是当局却采用了完全不负责的突然取消一切防疫政策的方式来回应群众的呼声,并且由于各地取消防疫的政策非常混乱毫无规范(比如直到十二月末,北京某个学校的家属居住区在全国都已经解封的情况下依旧保持封锁状态,直到居民起来反抗才宣告解封;类似的事情在全中国数不胜数),结果导致了全中国十多亿人遭到感染,无数穷人因此死亡,我本人也对此深有体会。当然了,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劳动者都不属于人类,顶多算得上是“多功能人型工具”,所以他们自然可以宣称中国的防疫政策在世界上是最成功的。(我想美国的统治阶级应该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因为极端防疫政策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当2019年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我们面对的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毒,因此特色早期的各种封城、行踪报告和核酸检测等防疫政策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可以接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个时候的防疫政策基本上还是一个技术问题,但这点在最迟2021末的封控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人们发现在大学里只有大学生必须严格执行所谓防疫政策而其他人员甚至包括游客都可以自由进出时人们感到了疑惑;当人们发现政府可以随意的使上海这样有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随时瘫痪时人们感到了无奈;当人们发现任何人只要穿上防疫人员的白色制服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侵犯他人基本人权(即使是从自由派对人权的理解而言也是)时人们感到了愤怒;而当人们发现政府可以因为所谓的“防疫政策”而不顾群众的生死时人民选择了奋起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