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人士談二零二二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勞工論壇（ISA中國）指出中國在2008年危機的四萬億救市方案，讓中國經濟、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經濟都避免了美國華爾街式的全面爆破，但這不過將危機的炸彈延後爆破。中國自此陷入債務嚴重、充斥高風險投機、大量無利可圖的僵屍企業。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日本式的經濟危機——債務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消費水平低下，使經濟長期處於低迷而難以反彈。

中共比日本當年更長期、更嚴重依賴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驅動力，製造了全球最嚴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機發起了警號，使越來越多評論員提出壹個問題：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會主義者》雜誌在此回顧日本房產泡沫爆破的歷史，協助我們在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衡突方面分析中國危機的願景。

自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其亞洲區抵禦蘇聯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加上斯大林主義的中蘇陣營就在鄰國，美國在政治上要通過經濟力量壓製日本的工人鬥爭。美國從1945年－1969年間向日貸款和贈款總數超過40多億美元。日本經濟大力發展，在1968年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危機。這狀況使美帝國主義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脅，並開始要改變對日本的政策，壓製日本的經濟發展。

美國70年代經濟危機

美國陷入了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美國通漲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脹並無帶來經濟增長，企業無利可圖而殆於擴大投資使失業率持續高企。這就是所謂「滯脹」。

通脹原因之壹是1973及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即使後來解除了石油禁運，全球油價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機前水平。通脹使國內消費水平降低，而由於美元價格高企以至進口商品價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後期，美國對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在1983-84年間差額達到GDP的3%。

美國統治階級開始發起貿易戰，並以裏根1981年上臺後成為轉折點。到了1987年，華府對價值3億美元的日本進口貨品加入了100%關稅，幾乎等同封鎖了日貨進口美國。美國亦迫使日本開放市場讓美國投資，包括電視機和汽車等關鍵市場，並打擊在美的日資企業（如東芝），就如今天對抗華為那樣。

日本雖然成為經濟強國，但在政治和軍事上極為依賴美國，尤其面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官僚計劃經濟的國家更需要美國保護。雖然當時中蘇交惡，但資本主義的日本與計劃經濟的中國與蘇聯是社會製度上根基性的敵對。加上當時東南亞經濟步入極迅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即使減少對美國的出口，還有其他新殖民的國家可以剝弱和掠奪，因而接受對美國的讓步期望買來和平。

然而，日本的讓步並沒有緩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貿易赤字占GDP從1980年的1.3%增長到1989年的3.7%。可見即使當年美日兩大國願意作出協定，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後來決定性的廣場協議更引起大災難。今天中美之間強硬的態度以至全球國與國合作的撕裂，各國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協調去走出經濟困局，更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國的壓力下，美國、西德、法國、英國和日本簽署了廣場協定，同意將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作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日本，以為可以緩和與美國的貿易戰、日元升值可以推進日元國際化、吸納外資到日本投資、幫助日資在世界市場上擴充。與其像資產階級評論員那樣說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倒不如這是帝國主義沖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災難。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兩年間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日本出口總額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寬松政策企圖刺激經濟，壹度推出過6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使大量信貸湧向房產和股市。地價暴漲，1989年底，日本土地資產總額約為美國的4倍，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而美國的面積則是東京的1.5萬倍。從1980年到1990年這十年時間裏面，日本的房價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當時無疑日本的中產階級以至勞動者都陷入瘋狂炒賣。但與大部分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描述的不同，當時並非真正「全民致富」。資產泡沫帶來了貧富懸殊嚴重化的現象。壹方面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以至工人上層都為了避免資產貶值而紛紛買房。基層年輕人買不起房，於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貸款。最為陷入瘋狂投機的是各大企業，例如豐田汽車、富士重工、日立電機等公司也將資金投入股市及房產。豐田甚至炒賣收入曾超過主要的營業的汽車製造業收入。日本企業的市值總額，在最高點時甚至膨脹為美國企業的1.5倍，占整個世界的45%。

1989年開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貨膨漲以至國內消費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經濟泡沫過大失控，因而在壹年之內三次加息以收緊信貸，期望作出調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產稅收，限製土地和房產的頻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臺「地價稅」政策，規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須交納壹定比例的稅收。

大災難來臨了，房產泡沫迅速爆破，危機蔓延至銀行系統。1991年日本全國房價暴跌70%、東京房價暴跌90%。當時房產與銀行資本緊密扣連起來。銀行貸款向投機房地產的日本公司和個人放貸，從而提高了土地資產的賬面價值。這就形成了壹個惡性循環，土地被用作抵押品獲得更多的貸款（甚至可以獲得地價120%的貸款），然後這些貸款又被用來炒股或購買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經濟增長近乎停滯，GDP增長僅有年均0.75%，遠低於之前十年的年均4.6%，這壹時段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還要大。日本的國家債務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續上升到2012年超過200%。債務利率償還長年拖累經濟復蘇，而巨大的通縮壓力又使實際債務負擔增加，經濟更加壹沉不起。2012年政府推動所謂「安倍經濟學」，以貶值日元和刺激信貸方式想刺激經濟，但湧進股市的資本只令資本家更富有，沒有解決任何真正問題。

工人階級當然受到最大的打擊，30年來年實際工資沒有上升。在戰後普及的終身雇用製，到經濟爆破後，約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勞動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勞動比例高達40%。非正規員工跟正規員工就算做壹樣的工作，不僅薪水只有正規員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沒有社會保險，也少了福利！工人階級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費能力低下，使經濟更加長期疲弱。中產階級也因為房產泡沫破滅而陷入負資產，即房產市價低於貸款總額。自殺率和離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殺人數壹直在兩萬到兩萬五之間。

今天中國與當時日本比較

如果單單以房產泡沫的規模和杠桿比例來看，中國今天的房產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據都遠超於日本當年。上文提到當年日本資本家吹噓東京的土地總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65萬億美金，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也是中國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東京，房價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經中文網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統計，今年廣東省深圳市的住宅價格平均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達到55倍。

中國房地產業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裏，日本地價每年的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3倍。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達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從整體貸款余額中房地產貸款所占的比例來看，目前中國接近3成，高於日本泡沫期的22%。這證明住房負擔在中國更嚴重。

當然，不能單憑這種數據就能僵硬地論斷中國的泡沫會在短期內爆破，因為預測壹個國家的經濟不能脫離國內政治和全球經濟因素。無疑，今天中國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比當時日本牢固得多，無疑中共對國有銀行的政策有相對較強的控製。這是因為中共由毛澤東官僚計劃經濟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必須維持強大的國家控製來指導經濟發展，才能確保政權可以製衡私人資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國資本主義的冒起比二戰後的日本更遲來，意味著過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確保國家權力淩駕於私人資本家之上。

人口危機

但更牢固的控製不代表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經就處理經濟危機的方針出現分歧，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兩派的政策長期都無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國的房產業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緊密掛勾。土地出讓為政府帶來超過1/4的財政收入，因此打擊房產業等同削減地方政府預算，並且傷害官員利益。加上壹黨專政的體製，中共各資本派系壹定程度以地方為割劇，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習近平的打房政策難以有效執行，最近房產稅也胎死腹中。萬壹危機爆發，各省市的地方財政壹定程度上根據中共派系鬥爭而各自為政，更難互相協調去解決危機。

有種說法是，日本當年已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而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還有很大增長空間。這種說法實屬異想天開。今天中國經濟增長已大大放緩，加上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難以發展為「高端」經濟，也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製。中國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難以轉型為先進經濟體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謂「躺平主義」的始祖。由於經濟長期低迷以及高壓勞動條件，這使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人口危機，自2005年就開始人口負增長，而今天每34秒才有壹個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壹個人死亡。主因是年輕人越來越趨向不婚，2019年的結婚數字創下二戰以來最低。由雙親育兒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經從泡沫時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著離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問題明顯與就業息息相關。根據厚生勞動省調查，2018年以30歲到40歲的男性來說，正規員工未婚率約三成，非正規員工則高達75.6%；非正規員工就算到了40多歲，未婚率仍有45.7%。

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國人口危機除了有類似的經濟原因（實際上中國對待產假、公共教育和托兒服務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還加上更復雜的社會製度因素——戶籍製度限製人口自由流動，並剝奪了外省人的社會及勞動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鄉差距，造成變相的族群/地域隔離製度。作為更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比日本有著更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今天與30年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局勢卻不壹樣，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更強硬的攻擊和圍堵，而且國內政治和社會危機嚴重程度比日本當時嚴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處於東亞資本主義繁榮時期，而今天卻是全球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比起美日帝國主義80年代的沖突，今天中美帝國主義更加難以作出有意義的互相讓步，因為帝國主義爭奪地緣政治利益、占據市場和掠奪資源上更加競烈。同時，中美統治階級都面對國內的群眾反抗和不滿的壓力，他們必須展示自己的以煽動民族主義。中美統治階級內部形成更強硬的民族主義勢力，爭相以反中、反美議題來奪取聲勢和權力，驅使兩國政府必須在國際權鬥

中強硬起來避免失去權力。

今天中美帝國主義牽涉的除了是美日當年也有的貿易戰和市場開放問題外，還有更全面和更難讓步的鬥爭：在軍事（南海、臺灣、中印度邊境）、科技戰和政治議題（美國用民主人權的旗號向中國施壓，借以奪取政治鬥爭優勢，而中共作為獨裁政權在此問題上不能讓步）。這使中共面臨經濟危機時面臨更巨大的壓力，甚至會威脅到其統治。

總結

中國經濟危機，然而國內政局和全球危機的情況如此多變，沒有人可以完全論斷未來會如何發展。無疑比起日本資本主義，中共的國家機器幹預的力度將會更強大，加上汲取了日本當時刺破泡沫的慘痛教訓，害怕經濟連鎖效應崩潰，使中國統治階級今天面對房產泡沫時更加步步為營。這使中共面對恒大以至整個房產危機時陷於癱瘓狀態。即使恒大和房產業泡沫不會全面爆破，其對經濟造成的債務負擔和通縮壓力也可以使中國經濟走入緩慢和長期的低迷甚至停滯。

另壹方面，沒有人可以排除美國華爾街式的爆破在中國發生的可能性。中國整個金融製度也埋伏著高風險的產品，隨著債務水平越來越高，中共拯救違約債務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習近平才要發動對資本家的攻擊企圖限製投機。但這同樣有危險會招致日本政府那樣自己將泡沫刺破。走鋼線壹次失手足以致命。

當然，今天中國與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國群眾的憤怒情緒遠超於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泡沫爆破適逢蘇聯倒臺，資本主義市場製度因而獲得了歷史的勝利，使全球工人階級意識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為左翼運動的歷史性失敗而使工人組織力量薄弱，長年都欠缺大規模的工人鬥爭。

今天中國工人階級擁有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力量，社會矛盾的極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進化，階級意識正在形成和發展。即使在獨裁鎮壓和疫癥壓製下，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是正在醞釀。中共若果要工人階級為危機埋單，將可以面對群眾革命鬥爭的局面。慘痛的歷史經驗會向工人階級表明，必須打倒資本主義，才可以有計劃重組經濟，擺脫將至的危機。

报与桃花一处开

AXDG 发表于 2023-2-5 16:15
右派话语用左派调调复读了一遍，这是台湾托派的特色

就是繁体看着累人

AXDG

右派话语用左派调调复读了一遍，这是台湾托派的特色

傑瑞米柯賓

關於中國群眾起義的會議遭遇疑似“小粉紅”的破壞

12月13日，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及其中國支部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舉行了題為“中國群眾反抗：我們如何才能擊敗獨裁統治”的公開會議。這是我們對於中國群眾抗議政府的清零政策、反抗專制統治表達支持的其中一個聲援行動。

疑似“小粉紅”的攻擊

然而，在會場上，我們懷疑我們遭受到了四名疑似“小粉紅”的攻擊。“小粉紅”這個術語，主要指那些在線上線下猛烈攻擊一切反中共觀點和活動的中共支持者（青年群體為主）。中共當局的這些支持者們發揮著雙重作用——作為監視反政府活動人士的告密者，同時也是右翼民族主義者，公開煽動他們的民族主義仇恨，反對他們想要打壓的異見人士。

這四名學生就會議程序問題爭論不休，辯稱ISA在會議上做主講是在“說教”。我們的會議以30分鐘的主講開始，然後開始自由討論。會議開始時就已經解釋了程序，當時沒有人反對。

我們非常歡迎不同意見的參與者在會上積極的討論，但是將任何個人或者組織清楚發表自己的意見都說是“不民主”的，是極其荒謬的行為。因為實際上，這就意味著ISA不應該在會議上發表我們自己的觀點。

通過無端指責ISA試圖控制討論的方式，他們將自己包裝成“民主”和“挑戰權威”的形象———這些言論在學生群體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這四人不停地打斷會議，不停地無視主持人並且不間斷地講話。他們想要主導整個會議，散播恐懼和混亂，並剝奪其他參與者的發言權。這就是他們的“民主”！

這四名學生在整場會議過程中都沒有提出過任何推動群眾運動和反對獨裁統治的方法。他們一直在質疑ISA主辦會議有著“隱藏議程”。他們發表的對抗議的看法，也只有將抗議縮減到最少。他們說，中國的抗議運動只是反對清零政策，而“托洛茨基主義”的ISA違背群眾的意願向運動注入了民主和反資本主義的訴求。他們說，當局已經結束了清零政策，抗議也因此必須停止。

這樣的策略與騙術，與中共間諜們潛入不同的政治組織時所用的手法如出一轍。這幾名疑似“小粉紅”對別人的觀點並不感興趣，他們一直只會說“你的演講是空洞的。”、“你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你們是否有隱藏的議程。”這時候，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他們是具有一定組織的、是來破壞會議的。

疑似中共間諜的有組織學生團夥質疑我們的安全措施

為了與會者的自身安全，我們強烈建議與會者佩戴口罩與帽子，來掩蓋自己面部與身份特征。中國大使館作為中共國家機器的一分子，通過組織海外留學生，監視海外中國公民的政治活動。任何參與反中共活動的海外留學生及其家人都可能面臨鎮壓。

會議期間，我們向參會者建議的三項保證其身份安全的措施有：

1）與會者需戴口罩

2）與會者不要互相交換個人資料

3）在會議期間，我們集中保管與會者的手機

疑似受中共派遣的“小粉紅”公開質疑我們的安全措施。

他們拒絕戴口罩，聲稱他們“不害怕鎮壓”。雖然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我們認為這也是中共警察與間諜的一個典型策略。特別要指出，這也是我們在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中看到的場景——一名沒有戴口罩的警察混入一群戴口罩的抗議者中，鼓勵其他人摘下口罩。

社會主義者並不總是讚成戴口罩來保護自身安全。我們知道，戴口罩可能會成為抗議者之間溝通和組織的障礙。但在中共的獨裁統治下，一旦身份暴露，政治活動參與人士及其家人的安全就會受到直接威脅，因此在實際政治活動的參與中，沒有其他保護自身安全的可行方案。

主持人被迫提前結束了會議。會後，有幾個與會者向我們表示，“很遺憾沒有更多的時間來更清楚地討論這個運動”。

工人自由聯盟的行為，顯示一知半解很是危險

不幸的是，參加會議的左翼組織工人自由聯盟（Alliance for Workers’ Liberty，AWL）的一位代表站在了破壞者和疑似“小粉紅”的學生一邊。我們認為此人的言行與觀點源於對中共鎮壓殘酷程度的無知，以及危險的政治上天真。

她誤以為“小粉紅”們的反對聲音是出於真心發出。她說，我們的安全防範措施雖然是“善意與負責的體現”，但過於嚴格，應該更加寬松。其次，她認為“對鎮壓的恐懼往往比鎮壓本身對運動的危害更大”。這種立場在中國以及對即將回國的中國學生來說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也是錯誤的。

她讚同會議的學生團夥的觀點，稱ISA的會議並不民主，並且認為政治組織不應該提出明確的社會主義思想綱領，而只是“讓大家集中各自的想法”。她提議在我們的會議結束後舉行所謂的圓桌會議。這樣一來，AWL的成員就為小粉紅提供了掩護。在她的發言中，小粉紅點頭表示同意。

我們相信AWL無意對於疑似中共支持者提供支持。但是，對中國的政治現實缺乏足夠的了解，意味著他們天真、混亂，以至於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反動的一方。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例如，AWL與“工運聲援香港（Labour Movement Solidarity with Hong Kong）”這一泛民聲援運動合作。為了吸引工黨政治人物以及流亡港人團體（主要是自由派或本土派）的“廣泛”支持，這一聲援運動采取了一些親西方帝國主義的立場，包括支持歐盟對香港政府的制裁。ISA反對資產階級政府和機構提出的制裁，這些制裁無濟於事，反而會使得群眾鬥爭迷失方向。對此，我們提出有必要進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團結聲援。

2021年6月4日，即1989年北京大屠殺的周年紀念日，“工運聲援香港”在位於倫敦的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組織了一次抗議，邀請了與美國極右翼政客班農（Steven Bannon）合作過的親美香港商人袁弓夷。袁弓夷在抗議中發表講話，讚揚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了納粹德國。進行這樣的發言，顯然是為了在新冷戰的背景下中支持美方勢力對抗中國。

對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以及所有想組織起來與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作鬥爭的左翼來說，這次會議提供了寶貴的教訓。中共間諜的滲透和破壞策略，無法阻擋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和國際上組織鬥爭。

傑瑞米柯賓

在中國境外建立運動至關重要

對中國資本主義下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及其在中國境內的奧威爾式獨裁進行反擊，可以說是極其困難和危險。在11月最後一個周末的抗議浪潮之後，當局立即向參加抗議的人發送海量電話和短信——由於監控攝像頭和當局對手機的追蹤，警方已經知曉抗議者的身份和參加抗議的情況，並警告他們今後不要再參與。在最近的抗議浪潮爆發前不久，ISA在倫敦中國大使館外舉行了一次示威，聲援被監禁的社會主義活動家柴曉明，並要求釋放所有中國的政治犯。僅僅一周後，同樣的地點爆發了一場規模為原來20倍的抗議。

但是對生活在中國境外的中國公民來說，公開反對中共獨裁政權也並非沒有危險。有許多報道提及，在海外學習的中國學生參加了為烏魯木齊火災死難者默哀，以及聲援最近抗議的活動，而他們在中國的家人隨後被警察探訪。中共先進的監控系統和中國境內外的間諜和特工網絡絕對是規模非常龐大，最近幾個月的報道只是讓這一點更加清晰展現出來。中國是個科技極權國家，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監控技術（很多都是與美國公司合作開發出來的）。獨裁者必然需要一個極為嚴密的國安機關來保持權力。

在歷史上的許多時刻，流亡海外的社會主義者和社運分子的努力是推翻獨裁政權的關鍵，因為他們有能力建立組織，也能更自由地撰寫政治材料，並秘密地將這些偷運回國。由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的社會主義俄國革命就是如此，他們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流亡海外，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也是經歷如此的過程，雖然鎮壓的嚴重程度略輕。

在過去的六個月里，隨著世界各地明顯放寬防疫限制，而中國的相關限制卻仍然存在，現在又出現了全面的經濟危機，中國留學生迅速政治化，在某些情況下還出現了激進化。在世界最大的iPhone工廠的富士康，工人們針對封城、不安全的工作條件和被資本家竊取的工資進行反擊，拉開了最近運動的序幕，在烏魯木齊的火災之後，學生群體對於運動的廣傳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同樣，在過去一周半的時間里，國際上發生的聲援抗議幾乎完全中國留學生推動。

ISA正在盡我們所能，推動發展這一運動。實際上，我們全球各地組織紛紛發起抗議（比如在倫敦），或者幫助建設這些抗議，然後在抗議中表達支持並且發言（比如在台北、紐約、都柏林、波士頓等地）。無論ISA在哪里，我們都在對於運動前進方向的必要討論和辯論中發言，提出所需的訴求、組織和戰略。

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人口大國，與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由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統治。中國工人階級潛力巨大。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在未來幾年將使世界每個角落的一切危機都升溫，包括帝國主義間軍事沖突擴大的威脅。在中國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對於國際上的工人階級來說，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必要事項，因此ISA將其視為重中之重。

倫敦

12月4日，在位於倫敦的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外，超過150人參加了由ISA和學生組織共同發起的示威。近15人，包括ISA的成員和支持者，在抗議活動中公開發言。

“中共政權殘酷的清零政策實際上是一種戒嚴——一方面是極端的糧食短缺、貧困、精神健康危機和失業，另一方面是制藥公司獲得暴漲的利潤。現在，中共不顧一切地試圖表現出它正在開放，放寬了‘清零’政策。為什麽呢？因為在烏魯木齊和其他地方，漢族、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團結抗議已經在中共獨裁政權內部造成了深深的恐懼。在一瞬間，幾十年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宣傳被工人階級的聯合鬥爭掃地出門……”

“只有當我們被迫為它工作時，中共的制度才能活下來。沒有工人階級，沒有一個車輪轉動，沒有一個電話響起，沒有一個燈泡閃亮。通過數百萬人的罷工和示威行動，我們可以贏得言論、組織、罷工和投票的自由……我們知道，這場鬥爭需要組織。成功的鬥爭需要工會和革命的政黨——這是所有民主革命的教訓。我們要民主，我們要女權主義，這意味著我們要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你對這些想法感興趣，你可以在我們被禁止的地下雜志——《社會主義者》中讀到更多內容。”

“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正陷入一場爭奪成為全球最大霸權的生存之戰。但工人階級不會在這樣的帝國主義沖突中選邊站……無論你是中國工人階級、美國工人階級，還是其他地方的工人階級——我們必須站在一起，反對那些把我們推向戰爭、經濟危機以及按種族、民族或性別劃分的人……這就是我今天在這里的原因。作為一個美國人，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我們反對中共的獨裁統治——不是出於民族主義動機——而是因為這個政權把罷工者關進牢里。因為它禁止工會。這些獨裁政策都是為了讓馬斯克這樣的億萬富翁和蘋果這樣的跨國公司更加富有。”

“但這個獨裁政權不會自己推翻自己。歷史上從沒有一個獨裁政權會這樣做……抗議運動會再次興起，不管是在一個星期、一個月、六個月還是一年內。當抗議覆甦時——我們將需要更明確的訴求、更好的組織，以及贏得勝利的策略……運動將需要獨立的工會、獨立的學生會。它將需要利用工人罷工和學生罷——我們最強大的武器來升級。它將需要發展地下委員會來協調、制定戰略和組織運動。它還需要討論和辯論前進的道路。ISA準備盡我們所能，幫助這場運動獲勝。”

27名參與者購買了我們剛出版的《社會主義者》中文特刊，其中包括對迄今為止的抗議的回顧和對運動的建議，以及對中國社會包括經濟、政治和階級鬥爭的更廣泛分析。另有8人購買了我們的英文雜志，總共籌集了近200英鎊，以支持我們中港台支部的工作。本周末在倫敦還有更多的示威，ISA正在為之動員。

台北

台灣也有人發起了聲援對岸抗議的行動。上周末，100人參加了在台北舉行的示威。一位ISA成員發表了講話，並接受了新唐人電視台的現場采訪。ISA是唯一提出明確訴求的左翼組織，超過30人購買了我們的中文雜志，我們為我們在中港台的工作籌集了3600元新台幣。

紐約市

紐約市有相當規模的華人人口。上周末，有200人參加了在曼哈頓人流密集的華盛頓廣場公園舉行的聲援抗議，ISA成員幫助建立了該行動，並發表了講話。我們在紐約市的支部報告說，許多參與者對資本主義以及美國和西方帝國主義有一定程度的支持。讚助組織之一是中國民主黨，這是一個由生活在美國的中國僑民組成的保守主義、親資本主義的組織，但在中國境內沒有組織基礎。

盡管抗議參與者的政治立場各不相同，很多參與者（特別是最年輕的參與者和學生）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持開放態度。ISA是唯一在場的社會主義組織，這引起了人們對我們的攤位和政治的關注。ISA的一位成員發言，宣讀了一位在中國的同志的聲明。與我們參與其他抗議時情況類似，我們需要澄清我們的“社會主義”是什麽意思。我們的社會主義與中共獨裁政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也不同於試圖“改革”中共，以實現“更溫和”的獨裁統治的想法，而這顯然不是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的發展方向。最好的辦法是闡述我們對中國社會和階級鬥爭的訴求和更廣泛的綱領，更多詳情可以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了解。

ISA在紐約市的成員賣出了11本中文雜志，籌集了100美元，有一些人表示有興趣參與ISA的工作。這表明各地的社會主義者都可以幫助建設這場鬥爭。

加入我們！

以上只是ISA自中國爆發抗議以來所參加的一部分示威，在即將到來的周末之後，我們參加的示威的名單將會翻倍，甚至更多。

中共獨裁政權正處於歷史性的危機之中。或者說，他們做出的每一個決定都是錯誤的，因為他們試圖制定的每一個“解決方案”只會反過來制造新的危機。抗議目前已經平息，但喊出來的“共產黨下台！”和“習近平下台！”呼聲卻覆水難收。為了準備新一波抗議，我們必須從歷史上反對獨裁統治的鬥爭以及最近的鬥爭（如2019年的香港運動）中吸取教訓。

自發的抗議可以突然迸發，但如果沒有明確的訴求和組織，其持久性總是有限的。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戰略，以工人階級的力量為基礎，利用獨立的工會和學生會，通過大規模的、有協調的罷工來取得勝利。必須建立地下委員會來協調、制定戰略和發展鬥爭。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改革中共是不可能的，它根本不是“共產主義”的，而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獨裁政權，需要用一個民主的工人政府和真正的社會主義來取代這個制度。所有支持我們的人們，不管是不是中國人，不管是不是住在中國，都請加入ISA（中港台支部網站請見chinaworker.info），幫助我們建立這場歷史性的、必需的鬥爭。

中國：各地山火消息暴露政權風聲鶴唳

近日中國南方多地發生大規模山火。10月17日，廣西桂林市溶江鎮發生山火，火勢迅速蔓延到了靈川縣內。據視頻顯示，山火燒到高速公路兩側，漫天的黑煙遮蔽了來往車輛的視線、持續的山火燒得天邊都呈現出了一片血紅色。無獨有偶。同一天，湖南永州新田縣也發生山火，持續近十天，造成兩人遇難。此外，江西贛州市贛縣區五雲鎮、浙江省溫州市永嘉縣也發生山火。

最近山火的頻繁爆發反映出了生態系統的退化和不斷加劇的溫室效應。這類災難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繫的。就在今年夏天，中國打破了極端高溫的世界紀錄，這些事件不僅體現出氣候變化導致的天氣和環境問題日益頻繁的全球趨勢，更與中國資本主義過去以犧牲環境和人民為代價發展經濟的階級利益息息相關。

政府消聲

除山火爆發本身外，值得令人注意的還有中共對此的態度。在民眾關心山火之際，桂林山火的相關內容很快受到了審查，官方不但在極力壓制熱搜，還屏蔽詞條「興安山火」；「桂林山火」；「桂林興安山火」等相關話題。另外，網友「抗議話題被審查」的帖子亦被刪除。而湖南山火的新聞也一直被壓制，17日爆發的山火直至25日晚才有媒體開始報道有兩消防員死亡，同時湖南當地民眾舉行浩大的悼念送行直播被掐斷，相關消息被限制傳播。

一般而言，中共對於這類與政治關係不大的自然災害新聞的管制並不會很嚴，但這次卻表現出風聲鶴唳的態度無疑和二十大有關。在這種「特殊時期」，中共審查機器火力全開，像是四通橋事件之後，微博不僅對皇帝、下台、退位這類詞彙進行審查，連勇敢、勇氣、勇士、義士、孤勇者等關鍵詞也被過濾，可以說審查已經到了窮盡很多暗喻的地步了中共在宣傳上常常提但這類事件風聲鶴唳的態度無疑暴露了政權的脆弱和不自信。

捍衛新聞自由

審查機器可以給二十大粉飾護航、讓它「勝利」閉幕，但粉飾不了黨國體制早已千瘡百孔。馬克思主義者不僅要爭取完全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反對一切政治審查，而且支持社會主義的措施以避免環境破壞，但我們同時指出：只有中共親資黨國體制被主張社會主義政策的工人政府之後這個目標才能徹底實現。

中國貨拉拉司機爆發多地區罷工抗爭

十一月十六到十八日，中國最大的網約貨運車平台“貨拉拉”的司機爆發了連續三天的罷工。罷工行動以珠三角為核心，在深圳、佛山、東莞等地數百到過千名司機駕駛貨車包圍當地貨拉拉公司總部，要求公司回應訴求。當地政府則以警察驅散工人。罷工運動擴散影響到河南、湖北、福建、浙江等地，各處都有司機響應罷工，部分地區的停運量更達九成，陷入全面癱瘓。

司機提出了十六點訴求，主要是抗議平台剝削司機，要求廢除不公平的貨運訂單政策，合理報酬等等，抗爭成功地贏得了一些妥協和讓步，反映了中國工人階級抗爭的潛在力量。

觸發罷工的導火索在於貨拉拉早前推出所謂“多因素計費”、“特惠順路單”等貨運收費方案，直接導致了大批司機的收入下降。所謂的“多因素計費”實際上就是平台刻意糢糊訂單訊息，令司機接收不到如里程、運載量等重要訊息的準確數字，導致了司機的行車成本上升，收入下降。

據參與罷工的司機接受媒體《香港01》采訪時解釋，在新計費機制下，貨運單從以往計算行車距離改為計算兩地的直線距離。實際的行車里程、運載量等數字不再清晰提供，這令他們油耗成本上升，也令他們每公里的實際收入下降。

罷工司機稱，在過去，駕駛小型貨車（面包車）接單的計價是每公里2.8元人民幣，勉勉強強還能養家糊口。但新的計費方案下，每公里甚至不到2元，這已經令他們根本無法維持生計。也有司機在網上短視頻表示，過去一天能賺三四百，現在一天扣除貨車各項成本也就只能賺100元人民幣左右，要是算上每年的各種維修保險費用，很可能接單越多反而虧蝕越大。但由於不少司機是貸款買車入行，每月還要償還數千元的貸款，令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幹下去。

同時，貨拉拉曾向司機推銷所謂的“會員方案”，當時稱假如司機繳納會員費成為平台“會員”，隨後就不會再向司機抽成。而假如不成為“會員”，在平台接單將會受到限制。但自今年開始貨拉拉出爾反爾，即使司機已機辦理了“會員”，貨拉拉仍抽取每單5%-15%的費用，形成了多重收費的局面，令司機感到上當受騙。

因此，廣東貨拉拉的司機通過網絡聊天群等平台，組成了“拉友工會”，並在11月15日以工會的名義發布通告，呼籲16-18日平台司機通過停止接單的形式發動罷工。廣東多個城市的貨拉拉司機集體亦到當到當地的公司辦地大樓外示威。從網上片段可見，罷工司機們除了提出自己的訴求外，亦有眾多司機呼籲要組建真正的獨立的工會，以保障司機工友的權益。

貨拉拉司機的罷工行動不僅癱瘓了公司在多個城市的運作，亦驚動了中共政府。在司機抗爭的壓力下，交通運輸部在罷工的次日“傳喚”了貨拉拉以及其他多家網約貨運平台。隨後貨拉拉作出讓步，將“多因素計費”訂單數量從原來的10單中有9單的占比調整為10單中只占1-2單。司機向媒體表示，雖然有些地方改善的效果還是不明顯，但這幾天整體情況明顯好多了。但也有上海的司機表示，廣東地區的司機由於更有組織力量更強所以才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上海這邊的罷工規模相對則小得多，因而沒有任何的改善。

平台司機的困境凸顯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滑向更深的危機，工人受到越來越多的剝削，就業機會大減，工資被壓低。對於今天的工人階級而言，“共同富裕”這口號只不過是一句空話。貨拉拉是目前中國最大的貨運車網約平台，業務函蓋325座中國城市，平台下活躍司機達66萬人。但這些司機在這種所謂的“平台經濟”下毫無任何的雇傭勞動保障。貨拉拉公司並不承認其與司機的雇傭關系，而是被視為“獨立承包人”，不受到勞動法律所保障。平台公司也不會提供任何的勞動保險，工作中的一切風險都由司機自行承擔。

這就是現時資本主義中共所鼓吹的“平台經濟”所狡猾之處。這些平台公司與司機事實上根本與傳統雇傭關系無異，但在披上“共享平台”的外衣後就能夠堂而皇之地擺脫所有的雇員保障責任，並通過隨意單方面修改“合作協議”和服務形式，以及推出一個又一個巧立名目的“會員”項目，大肆剝削旗下的貨車司機。通過割喉競價的方式擠占更多的市場份額，壓縮司機的選擇空間。而司機們在日益微薄的報酬下，根本沒有所謂的“工作靈活性”可言，相反為了維持生計只能不斷增加工時。因為就像中國的其他工人一樣，司機們沒有一個獨立的工會，在比傳統雇傭形式更零散的狀態下自然就更缺乏與平台公司議價的能力。

但因為這些“平台經濟”誕生自互聯網，司機們能夠熟練地通過互聯網交流訊息，互相支援。而在這一次的罷工鬥爭中，也證明了哪怕僅僅是一個司機交流平台間的聯合，也能通過協調行動取得抗爭的成果，同時反映工人階級的潛在力量。

事實上18年5月和19年7月，貨拉拉都曾因單方面下調單價而觸發旗下司機罷工抗爭。可見貨拉拉一直都以自己市場占有率大（壟斷）的優勢壓榨司機。中國勞工論壇支持網約貨運司機的罷工抗爭行動，他們的鬥爭代表著朝向未來建基在獨立工會之上的工人運動又邁進了一步。這個理念在未來幾年將變得勢不可擋，但會受到代表中國資本主義利益的中共獨裁政權的激烈抵抗。

傑瑞米柯賓

“我們要自由！”

從烏魯木齊、上海、廣州到北京，抗議席卷了中國。至少有85所大學的學生舉行抗議，要求“自由”。這是自1989年民運以來，第一次全國性地沖擊中共獨裁統治的抗議運動。現在我們見到年輕人和年輕女性、漢族和少數民族以及工人起身反抗，可以說這是自1989年以來對中共獨裁統治最嚴峻的挑戰。

非人道的清零政策下的封城堪比戒嚴，對普通民眾而言意味著極端的苦痛——拖欠工資、失業、貧困、精神疾病、缺乏食物和藥品。造成至少10名維吾爾人喪生的烏魯木齊火災悲劇，是11月26日至27日群眾抗議的導火線。即使多年來當局利用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宣傳，分化各民族工人階級，漢族和維吾爾族普通民眾此時團結一致，反對中共獨裁統治。

在上海，示威者高呼“共產黨下台”和“習近平下台”。如此公開的批判，已經很多年沒聽到過了。群眾抗議已經遠不只是反對清零，而是正確地將反對清零與爭取民主權利、言論自由和終結獨裁統治的政治訴求聯系起來。

中共也以其老伎倆回應。警察遍布在街頭。許多參與抗議的人在11月已接到公安的電話並被家訪，警告他們停止活動。中共當局宣布啟動“緊急狀況”這一最高級別的審查。審查人員正在過濾江澤民過世的消息，以防止學生和工人以此為契機發起新一輪抗議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浪潮。現在判斷如此鎮壓是否會遏制運動還為時尚早。如果是這種情形，鎮壓不會永遠有用。社會憤怒已經極其高漲。警察恐怖手段是無法壓制充斥著街道和校園的自由呼聲的。

當局和以前一樣，宣布對一些政策進行重大變更，以圖平息抗議。當局聲稱會放寬部份清零措施。當局不會承認這些是對群眾壓力的“讓步”，因為中共擔心這會鼓勵到更多的反抗。但防疫措施的放寬只是浮於表面、非常有限。由於未能投資於公共醫療和高效疫苗，中共已將自己和人民都困在清零夢魘中。而習近平這個獨裁者執迷於“勝利”的清零政策，因此對於防疫政策實施任何真正的改變，都將是對於習近平的一種個人恥辱，會削弱他對權力的掌控。

我們是社會主義者。我們是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ISA）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我們的《社會主義者》雜志在中國左翼青年間很受歡迎。我們為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而戰：停止網絡審查、支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罷工權、組織權。我們呼籲當前抗議浪潮需要升級，要發展為工人罷工與學生罷課。

我們指出，中共資本主義獨裁政權不能自我改革，我們不能以“憲法”來制約和約束它；必須要推翻中共獨裁，由民主的工人和被壓迫者政府所取代。我們想要的是，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由普通民眾和工人對經濟進行民主控制。反對殘酷的血汗工廠資本主義，以及偽共產黨的警察國家。

我們社會主義者過去積極參與了香港的群眾鬥爭。那場運動失敗了，香港陷入了鎮壓的黑暗，這是因為那場運動沒有組織起來，也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來推進。當時，青年社運人士及運動支持者都以為自發抗議和社交媒體網絡就足夠了——但事實並非如此。一場成功的鬥爭需要組織、強大的工會和革命政黨。

中共政權向海外輸出網絡控制技術

一直以來，中共采取了一種嚴格的消息封鎖來維護它自身的獨裁統治。除了建立“網絡防火墻”以外，群眾在網上發布的內容都要接受嚴格的審查，甚至還可能遭到當局的抓捕和拘禁。習近平上台之後，對網絡審查的力度越來越大，習近平創立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來專門負責網絡控制，而他自己則擔任這個小組的組長。

在國際上，中共一直通過輸出資訊監控技術來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這吸引了別的威權主義國家，例如俄國、緬甸和伊朗，它們都希望通過中共輸出的網絡控制技術來壓制公眾輿論，以維持自己的政權。在這些國家爆發的群眾運動基本上都利用互聯網作為宣傳和組織的工具。中國政府的網絡管控不僅僅是一個概念上的影響，而且是技術上的支援。

防火長城

2016年的時候，根據《衛報》報道，俄羅斯正在從中國引進防火墻技術來建立控制互聯網的監控系統。同年，普京訪問中國時簽署了在互聯網領域進行合作的文件，其中提到“網絡安全威脅信息共享”和“跨境網絡安全威脅治理”。之後，莫斯科當局通過了《亞羅娃亞法》來控制互聯網，該法律要求電信供應商將用戶信息儲存6個月，元數據（例如時間地點和信息收發者）儲存3年，並要求供應商允許聯邦安全局訪問這些數據。

而在2021年群眾反對緬甸軍政府的大規模抗議中，緬甸軍政府迅速聯絡了中國，希望他們能夠向軍方提供網絡管控的技術援助。從Twitter和Facebook上發布的圖片可以看到，政府人員從中國到向緬甸的飛機卸下幾箱貨物，很可能就是中共送出的技術設備。盡管中共官方否認向緬甸軍政府提供了任何設備和專家，但僅僅在幾天後，軍方就關閉了緬甸的互聯網服務，並禁止當地訪問國際社交媒體，並對抗議運動展開暴力鎮壓，至少屠殺了1500人。一名緬甸網絡安全專家匿名稱：“這些設備用於架設防火墻，它們將被送到網絡服務商和Ooredoo、Telenor等電信運營商那里”。

另一些國家，例如土耳其，正在尋求中國企業幫助他們搭建網絡社交平台。土耳其Facebook用戶的數量已經超過了法國，這讓土耳其政府擔心群眾會接收到西方媒體的消息，並在社交平台上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埃爾多安稱，YouTube和Twitter是不道德的。除了推動法律進行管制，土耳其政府還在積極尋找中國互聯網企業搭建受國家管控的社交平台，因為這些企業更樂於滿足土耳其政府的需求。根據中國政府自己發布的文件顯示，中國企業在土耳其最大的運營項目就是互聯網程序。中國也在這些威權國家進行大規模的跨國鎮壓，包括海外異見者和少數民族。一份報告稱，2021年，中共通過將在新疆使用的算法監控系統：綜合聯合作業平台國際化，來迫害其他國家的維吾爾人。他們通過算法和數據庫來評估海外維吾爾人，以確定哪些是異見者。

一丘之貉

美國批評中共和這些威權國家的網絡管控是“不民主的”，“侵犯言論自由的”。但美國並不是真心希望維護言論自由，而是利用“人權民主”的旗幟來遮掩真正的經濟和帝國主義目的，在新冷戰中攻擊中國。長期以來，美國帝國主義都將YouTube這樣的網絡平台作為宣傳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工具，對反美國或者反資本主義的內容進行限流。而在Facebook和Twitter上，這些公司審查並刪除了大量反資本主義的內容。這些公司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而不會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

我們認為，要實現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必須要反對中共這樣的網絡審查，讓工人階級能夠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觀點。同時，我們不能信任被富豪不民主控制的互聯網公司和媒體，這些公司媒體從來都不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為了自己的利潤，它們往往會和獨裁國家合作。我們主張公有的，不受政府控制的互聯網公司和媒體，並交給工人階級民主管理，通過民主選舉選出領導層，而不是作為資產階級政府和獨裁者維持自己統治的工具，這樣才能使廣大無產階級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中國抗議已（大多）被鎮壓，但關鍵在於，國外的抗議仍在繼續

11月下旬，中國有大約20個城市和80多所大學爆發前所未有的群眾抗議運動。抗議運動使習近平政權陷入了近乎恐慌的狀態。就目前而言，中共獨裁政權及其國安機器看似已經成功地鎮壓了抗議運動，但中國社會不會回到以前的樣子。

近年來，針對封城、環境污染或官員腐敗的地區小型抗議運動在中國並不罕見，但這些消息一直受到嚴格審查。最近這波抗議運動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次是全國性的，而且部分更提出了關於民主權利和反對獨裁統治的政治訴求。抗議者要求結束“清零政策”，並主張言論、新聞和集會自由，在上海和一些大學里更出現了反對習近平和中共的口號。自1989年的群眾運動以來，在公開場合喊出這樣的口號是前所未有的。這樣的行為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可以被判長年監禁。

抗議走向下坡，縱然可能只是暫時性的，部分原因是由於國家的鎮壓，但也源於兇惡的警察國家和對工會的禁令，使得中國工人階級不能以任何方式組織起來。因此，所有的鬥爭往往是很突然的、自發的和無計劃的。在中國，罷工很少是有組織的；更多的情況是，當工人被殘害與欺騙到無法忍受時，罷工就會“爆發”。

然而，抗議並非全部停止。此後，廣東發生了多起農民工抗議，南京大學也發生了抗議運動。南京大學的學生在他們的校園被解除封鎖幾天後、又突然被重新封鎖之時進行了抗議。這個過程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在中國各地重演。現在的問題不是抗議會否會再現，而是何時重現。

清零政策將會怎樣？

上周末，中國最大的幾個城市宣布放寬封城政策。一些城市取消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須出示核酸檢測結果陰性結果的要求，在北京，一些公寓樓表示居民可以在家里自行隔離，而不是在常被形容為比監獄還糟糕的集中營（方艙醫院）中隔離。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本人並沒有就“清零政策”或放開封鎖發表任何聲明（除了對來訪的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發表的私下言論），更不用說公開承認抗議運動的發生。地方官員被授權推行這些政策變更，正是為了保護習近平，他不能被視作在過去三年的重大政策上“開倒車”，但毫無疑問，這些地方官員得到了獨裁者的允許。雖然海外媒體將這些舉動描繪成清零政策的全面退場，但實際上是只是部分松綁，未來不排除可能會再次推行清零。目前，中國有4.5億人生活在某種形式的封城中，規模比一周前的5.28億人有所減少。

這一變化遠不代表整個獨裁政權的“退讓”，它所表明的只是，對習近平來說，比起30年來對中共政權最公開的抵抗行動，讓新冠病毒肆虐、甚至恐將導致數10萬人死亡（或如一些專家所指出的，將多達200萬人死亡）還比較能接受。這反映出中共政權是有多麽恐懼和不自信，尤其是在中國更深陷經濟危機之時（凱投宏觀預測2022年中國實際GDP增長為-1%），並證實了我們在10月中共二十大前後所言：“中共政權越來越脆弱，而不是越來越強大。”

現在，“清零政策”的放開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這清楚地顯示了威權資本主義制度“改革”的局限性，並明了地引出全面制度變革的問題。對於可以在外面更自由活動、乘坐地鐵、參與更多的社會活動，普通民眾將無比欣慰，但也有人懷疑所宣布的解封措施是否會真正得以落實。但是，由於目前國內疫情急速惡化，而國產疫苗不如西方國家的疫苗有效，但西方疫苗被禁止進口到中國，且老年人的接種率極低（80歲以上的人中只有40%完全接種），加上重癥監護室（ICU）床位嚴重短缺，中國完全有可能像今年早些時候的香港一樣，在冬季迎來新冠死亡病例激增。科學家和新冠專家估計，如果全面取消清零政策，全國可能有150萬到200萬人死亡，而其他一些人則說病亡人數會更多。

在沒有備用方案的情況下，隨著傳染性極強的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擴散，中共政權將粗暴地左右搖擺，從封鎖到部分放開，然後再回到封鎖。但在最近抗議開啟的新時期，當局越來越難以執行像烏魯木齊那樣持續100多天的全面和長期封鎖。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向政府提出警告，其中一名學生對大學校方的代表大喊：“你們要是敢碰我們，你們就會變成第二個富士康！”

正因如此，ISA中港台支部主張，除了結束清零政策之外，還要配合投入大量資源來建立並強化醫療系統，特別在老年人當中加強疫苗接種計劃，並立即撤銷對外國mRNA疫苗的禁令。盈利龐大的制藥公司和核酸檢測公司必須無償收歸民主公有，並將這些公司的大量資源投入公立醫院系統。

然而，實為全球最大資本主義政權的中共，永遠不會采取這行動。這些改變化將對資本利潤最大化構成根本威脅。而且，就外國疫苗禁令而言，對習近平來說，取消相關禁令將意味著蒙羞、被迫承認本國科技水平不足，因為隨著新冷戰的深化，他需要強調本國強大。獨裁政權永遠也不能通過改革而走入歷史。中共必須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工人階級控制社會，所有人的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不可能進行任何認真的變革，在中國和亞洲許多地方，資本主義需要一個威權制度來保證其統治。

傑瑞米柯賓

中國群眾運動何去何從？

在本文撰寫之時，警察正在中國各大城市集結，以圖盡力平息最近的抗議浪潮。抗議在各大學持續。在即將到來的周末，全國各城市或將出現新一波街頭抗議。過去幾天席卷中國的示威是30年來對中共獨裁統治、及現在對新加冕為“皇帝”習近平最嚴峻的挑戰。

在經歷了3年令人窒息且殘酷不仁的“清零”控制和封鎖之後，群眾已經到了崩潰邊緣。雖然清零政策和周四在新疆發生的致命火災是抗議的導火線，但當前的抗議浪潮遠不僅是關於反對封城（盡管這個問題很重要）。

全國80多所大學的抗議中，學生們高喊“不自由毋寧死”——這正是1989年鬥爭的口號，盡管許多中國青年對此並不知情。爭取民主權利和終結獨裁統治的訴求，加上對於中共瘋狂、頑固、不科學的作法的憤怒，兩者結合了起來。

過去一周，每日通報新冠肺炎確診數已達到創紀錄的40,000多人。雖然與許多西方國家疫情高峰期的水平相比，這數字仍然很低，但政權采取更嚴厲的封城政策，因為其過去堅持清零政策的成功，現在已經騎虎難下了。

中共獨裁政權盲目地遵循失敗的戰略，而習近平的個人角色加強了這一戰略：一方面，他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使用“清零”作為武器，迫使地方政府“表忠”；另一方面，他借此政策大規模提升獨裁政權監視和控制社會的能力。

習近平的清零政策輕忽疫苗接種，而是側重於密集的大規模檢測、接觸者追蹤、隔離和殘酷的強制封鎖。有100萬中國人——包括本文其中一名作者的家人——現在被關在隔離中心（也就是方艙），這些地方被廣泛描述為“比監獄還糟糕”。據每周提供最新消息的野村證券稱，目前有50座城市處於某種形式的封鎖狀態，這一數字創下紀錄，而這些城市占了約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口。

現在的一個重大改變，即轉向世界其他大部分國家政府采取的“與病毒共存”政策，恐將使中國資源不足的醫療部門不堪重負，並導致數十萬人死亡。彭博行業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每10萬人只有4張重癥監護室（ICU）病床，這一指標遠低於發達國家。現在在這件事上進行180度大轉彎，對習近平來說也是一次丟面子的個人挫敗，因為“清零”被視為他的招牌政策。 因此，正如彭博社專欄作家馬爾克斯（Clara Ferreira Marques）所指出，習近平身為獨裁者，發現自己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動強制”——此處使用了國際象棋術語，意思是玩家被迫采取行動，但任一選擇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

警訊

社會爆炸的警訊已經十分明顯。10月，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廠（富士康）在鄭州的數千名工人發起了大規模抗議，這對群眾意識產生了巨大影響。盡管網絡審查人員盡了最大努力屏蔽相關新聞，這些場面還是在社交媒體上被大家廣泛觀看。烏魯木齊是最近一波史無前例的抗議活動的爆發地，這座城市已處於令人痛苦的100天封鎖，伴隨著食品和藥品短缺——幾乎所有的封鎖措施都是如此。

封鎖引發了難以想像的心理健康危機。早在2020年，一項全國調查就發現，近35%的受訪者正在處理因大流行而導致的心理困擾。今年，衛生部拒絕公布自殺統計數據。

許多現在爆發了自發的反封鎖和反政府抗議的大學已經經歷了好幾波封鎖浪潮，學生們被困在宿舍里數周之久，抱怨缺乏包括衛生用品在內的一切。卡塔爾世界杯足球賽的開賽在中國也帶來了震撼。沒有戴口罩或可見的疫情限制的大量人群聚集的情景，促使一些人問道“他們跟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嗎？”

中國一名同志如此描述整個情況：“從我社交範圍所見，除了少數官僚和年輕公務員對事態不予置評，幾乎所有人都堅定站在抗議者一邊——包括平常那些’沈默的大多數’。”

“這場風暴中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習近平的不滿成為重點，公眾不再把怒火燒向地方官員或者政權內部其他人物，而是直指習近平本人。”

烏魯木齊喪生的10人

11月26至27日，公眾對清零政策積聚的憤怒情緒終於爆發，全國各地民眾聚集要求解除封鎖，甚至主動拆除和摧毀路障和檢測設施，攻擊擋路的防疫人員和警察。截至11月27日，全國至少有85所大學的學生舉行抗議，人數從數十人到數百人不等。

11月24日，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市維吾爾人社區的一棟公寓樓發生火災，引發了這一抗議事件。烏魯木齊是一個 80%人口為漢族的城市。盡管中共多年來惡毒地利用種族主義宣傳維吾爾人是“恐怖分子”，我們還是看到漢族和維吾爾人表現出自發的團結，而這具有重要意義。

火勢本身並不大，但由於為加強封鎖而豎立了隔離柵欄，因此消防車無法及時趕到滅火。疑似受害人因房門和逃生通道被鎖而無法逃脫。在被網絡審查人員刪除之前，人們尖叫著要求開門的視頻片段在網上廣泛流傳。

火災中有10人喪生，他們都是維吾爾人，但一些網絡報導稱實際死亡人數要再多。中共官員後來推卸責任，稱路是通的、是居民不跑。這進一步激起了公眾的憤怒，當晚，大量烏魯木齊市民，包括漢族和維族人，沖破防疫屏障，遊行到市政府辦公室抗議。

由於接連不斷的次生災難導致人命死亡，反抗的種子已在人們的心中種下。這包括貴州省發生的導致27名被強行送往偏遠檢疫中心的乘客死亡的公交車事故，以及無數人因提交不出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而被拒絕入院治療最終死亡的悲劇。

近幾周，鄭州、廣州等地的民眾和工人紛紛沖破防疫屏障，與警方對峙。在重慶，一段年輕人在警戒線前高喊“不自由毋寧死”的視頻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烏魯木齊的抗議在兩天內掀起波及全國的浪潮，點燃了在非人道和偏執的清零政策下積聚的憤怒和不滿，但情緒更為強烈。習近平強硬的防疫政策也讓數百萬人認知到令人窒息、殘酷鎮壓的獨裁統治的現實。這也告訴大家，中國政權準備多長時間實施如此的鎮壓和監視。

“共產黨下台！”

11月26日晚，上海市民沖破疫情封鎖線，沿著以烏魯木齊命名的烏魯木齊中路遊行，悼念火災遇難者，表達憤慨。幾天後，警方拆除了烏魯木齊中路的所有路牌，而這是他們避免更多抗議的其中一個應對方式。上海群眾一齊高呼“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他們還阻攔警車，並奮力解救被警察逮捕的示威者。示威活動持續到11月27日白天和晚上，人們要求釋放被捕的抗議者。除上海外，北京、南京、廣州、成都、武漢等城市也爆發大規模抗議。

自1989年以來，中國從未出現過如此大規模的運動。目前的抗議還沒有到當年那個程度，但我們必須觀察事情會如何發展。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在許多方面甚至比當年還要嚴重。當前的抗議來自多個社會階層：鄭州和廣州的農民工、學生、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以及許多站在示威前線的年輕女性。正在展開的政治意識中有許多不同的元素，但這已經從反對封城，進化為提出民主訴求、反對鎮壓、要求終結獨裁和罷免習近平的政治訴求。

在烏魯木齊，當地政府在火災發生後立即改變立場，宣布該市已“基本實現社會面基本清零目標”，因此正在放松管控，但人們繼續走上街頭表達不滿。其他許多地方政府也采取了類似的立場，匆忙宣布解除封鎖並進行一些浮於表面的改變。

這是中共平息抗議的典型手段——先是給根“胡蘿卜”（即讓步），然後再揮舞鎮壓和逮捕的“大棒”。對於類似烏魯木齊那樣政府一夜間實現“社會面清零”的說辭，民眾在社交媒體上普遍表示懷疑。中共政權出名的一點劣跡，便是利用“虛假”承諾和讓步愚弄大眾。它通過宣布將關閉污染行業來平息環保抗議，只是為了在眼前的動蕩平息後才允許高污染產業繼續開工。在廣東烏坎村，中共當局承諾舉辦有限度的地方選舉，以平息反對征地和腐敗的抗議。選舉被操控，然後鎮壓開始，抗議當中的許多領導人物現在不是在囚就是流亡。“他們給了我們一張100萬美元的支票”，一名烏坎活動人士後來說，“但它跳票了”。

在這波抗議浪潮中，漢人和維吾爾人展現了團結一致的一面，克服了中共的分裂策略。在烏魯木齊，漢人被路過的維吾爾人鼓掌擁抱，在街頭張貼橫幅悼念周四火災中的遇難者，這一幕令人心潮澎湃。中國的一些資深評論員將這種情況描述為自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致命的各民族間暴亂和大屠殺）以來前所未有的情況。

訴求為何？

在大學校園里，眾多學生團結起來。11月27日，在北京清華大學，數百名學生舉著白紙抗議，高呼“民主、法治、言論自由”和“無產階級萬歲”，還唱著國際歌。

與早先的抗議不同，當前的抗議浪潮顯示出轉向更明確地反對獨裁統治；很難得的是，直接反對中共和習近平的口號被廣泛采用。同樣，這是自1989年以來的第一次。10月的四通橋事件，當時一個獨自行動的抗議者彭立發在北京市中心懸掛標語反對獨裁統治的橫幅，顯然影響到了今天提出的許多訴求。雖然在大多數國家，個人抗議不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但在中國，所有獨立組織、政治和民主權利都被禁止，其效果驚人。

在我們關於四通橋抗議的聲明中（《中國：“新坦克人”抗議引發熱烈回響》，中國勞工論壇，10月17日），我們認知到抗議帶來的影響，並對於橫幅上的許多口號表示讚同，同時解釋道，這樣不足以充分或明確挑戰中共獨裁統治，而且一些訴求——比如“要改革”——不幸地強化了對於中共獨裁、或其某些精英派系有能力進行改革並提供民主讓步的幻想。

中共獨裁永遠不會主導實現向任何形式的民主的漸進過渡。有人寄希望於中共的憲法，但它不會提供任何民主機制來監督或罷免領導人。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中共極權國家機器的其他機關提出要求，我們也不會贏得任何勝利。1989年，重新召開全國人大的呼籲，最終結果也僅是分化並消散了群眾鬥爭。

中共一再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幻想。中共曾經承諾在香港允許有限的民主權利，但這些都被收回並粉碎。如果中共不能容忍在香港相對獨立的實體內存在一種有限、只做半套的資產階級“民主”，那麽他們肯定不能容忍在中國落實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

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通過我們的文章解釋道，歷史上沒有哪個專制制度是通過“改革”而走入歷史的。主要由罷工浪潮和工人運動的果斷介入來領導的群眾鬥爭，一直是成功擊敗獨裁政權和贏得民主權利的關鍵因素。盡管抗爭者英勇奮戰，2019年香港運動走向失敗，以及隨後遭遇鎮壓，顯示沒有“改革”獨裁政權的可能性、運動不能半途而廢、獨裁統治必然會設法維持全面控制。

對習近平個人認同的清零政策的廣泛憤怒，進一步加劇了對於中共獨裁政權的反對情緒。對於剛剛開啟第三任期的習近平來說，抗議的如此爆發無疑是一種屈辱和重挫。在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稱帝之際，我們預測，“無論結果如何，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共政權的前景，並只會走向最大的風暴。”（《中國：習近平的二十大總結了五年的政治災難》，中國勞工論壇，10月17日）

這些情況與伊朗起義有很多相似之處。在這兩個案例中，一起殘忍的事件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抗議運動，反對整個政權的政治訴求開始浮現。不同民族群眾之間團結一致的場景令人印象深刻，也本能地克服了惡毒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宣傳。此外，2019年香港爆發了圍繞新逃犯條例議題的群眾運動，幾周內抗議就遠超出了逃犯條例修訂這個議題，因為一波又一波的街頭抗議將抗爭者的訴求集中在爭取民主權利和終結國家鎮壓上。

香港運動提供的教訓

今天中國抗議的一個顯著特征是，許多人公開表達“我們應該支持香港”的遺憾情緒。這表明意識開始趕上形勢需要的過程。香港運動失敗的原因給中國的鬥爭提供了重要的教訓：它不缺人數也不缺戰鬥性，但缺乏群眾組織（特別是工人組織）來使得鬥爭挺過許多意想不到的變局、政府打壓和不實信息而存續。它孤立於單獨一個城市，因此沒法擊敗中共獨裁。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香港鬥爭中的主導地位，泛民反對派政黨破產的妥協策略，以及香港本土派更加極端的內向心態，最終作繭自縛。

一種僅依靠自發性和網絡平台的反組織思想也阻礙了香港鬥爭，因為當面對一個擁有龐大資源的、無情的國家機器時，需要規劃、戰略、制定明確的綱領以及對取代如今社會和政府制度的藍圖有所認知，這需要組織——工人組織和學生會、基層抗議委員會，以及至關重要的工人階級政黨（而這個政黨需要明確的爭取民主權利與社會主義的綱領）。

後者表明中共獨裁統治與中國資本主義密不可分。中國共產黨其實可謂全球最大規模的工業和金融公司，擁有自己的軍隊和警察部隊。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幻想，通常（而且也許不可避免地）會在每一次反獨裁鬥爭中占據一席之地，而這需要用明確的警告來回擊——就像我們在香港鬥爭中所做的那樣——贏得民主權利的唯一途徑就是與資本主義果斷決裂，因為這是中共獨裁統治所依賴的制度。

面對這一重大危機，習近平一如既往地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但我們不能低估中共冷血鎮壓的決心和兇猛程度。中共不會輕易接受群眾的訴求，哪怕是要求部分地改變防疫政策——中共怕這會鼓舞士氣，引發連鎖反應，從而引發更多的群眾鬥爭。中共更不會同意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實現哪怕非常有限的民主改革，因為當今中國龐大的規模和深刻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也會在實現民主改革後摧毀中共的獨裁統治。

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工人階級是中國關鍵的社會力量，他們已經是抗議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沒有任何形式的組織，甚至沒有工會來爭取其工作條件。工人階級應首先在工作場所組織起來，然後在整個社會中組織起來，這是反對鎮壓、獨裁和資本主義的成功運動的自然且唯一的原動力。

為了成為當前抗議浪潮的領導，工人們必須號召罷工，同時呼籲學生跟隨。如果總罷工與通過罷工委員會、新的獨立工會和支持民主社會主義的新的群眾性工人政黨這些組織聯系起來，那麽總罷工將是反對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最有力武器。

我們主張：

停止清零，停止鎮壓抗爭
行動升級，建立獨立學生會與工會，發動罷課罷工
要言論自由、罷工權、組織權，不要審查與監控
要勞工自由，不要996，要八小時工作制，要生活工資
要性別自由，不要父權要女權，不要家庭壓迫，不要再有鐵籠女
要跨族群團結鬥爭，支持港台疆藏自決權
中共不能自我改革，打倒習近平、打倒獨裁、打倒資本主義

團結聲援中國群眾抗爭

2022年11月的群眾抗議改變了中國。無論未來幾周的發展如何，現在每個人都感知到，社會上對中共獨裁統治的怨恨和憤怒達到的程度。縱使是史上最大規模的警察國家監控機器，也已經無法掩蓋真相。未來，這個獨裁政權只會面臨更大規模的群眾反對。

傑瑞米柯賓

中國：不能指望中共的法例會保障女權

中國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在10月底通過，在表面上宣揚“男女平等是基本國策”，包括針對婦女人身自由、消除歧視、平等國民保障、阻止性騷擾和人口販賣等。但在現存專制資本主義體制下，中共只會鞏固對女性壓迫的父權元素以加強社會控制。

新修訂法案中總則第七條規定，“婦女應當遵守國家法律，尊重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履行法律所規定的義務”，加入了“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令人想到是為了鞏固傳統家庭婚姻觀念。即使報道這一修法的媒體不多，也大多只聚焦於一些表面功夫，但是網上相關討論及批判仍然不少，包括質問“怎麽不出個規定男人的？”、“為什麽要提到婦女應該遵守的道德啊”等。

雖然該法律修訂草案強調男女平等，也有提到不能強迫女性生育，但是現實中政權打造的氛圍正是要推動女性生育，包括提出“三胎政策”，同時並沒有配套的提高工資、改善住房和教育等社會保障等措施——也是因為不想讓資產階級利益受損。在如此的國家政策、及當局試圖打造的社會氛圍下，二元性別的角色更加被強化、女性更為落入到傳統家庭角色里，婦女勢必無形中承受更大的壓力——要麽被迫承擔家務勞動同時還在外拼命工作、從而養活家庭，要麽被迫放棄職業生涯、經濟上完全依賴於配偶，因此中國女性處境越來越艱難。

正如台灣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中國性別研究專家沈秀華所言，中國在“經改”（即資本主義覆辟）以來，大量國有資產被私有化，社會安全網也因此倒退到以家庭為核心。習近平治下，當局不斷強調孝道和婦德，女性更加被推回到傳統家事領域。目前中共正面臨人口老齡化、生育率持續下跌、結婚率下跌而離婚率飆升的狀況，因此勞動力縮減對於當局來說迫在眉睫，而此時當局自然會期待女性更多地進行“相夫教子”這項“傳統家事”。

女性權利備受打壓

疫情期間家暴事件暴增，離婚權和墮胎權正在被不斷打壓。而女權運動更早就受到嚴厲鎮壓。2015年國際婦女節前夕，“女權五姐妹”因為策劃“公交車反性騷擾”行動而被拘留，37天後才因為當局受到國際社會壓力而被釋放。#MeToo運動，則在2018年傳入中國網絡幾個月後，變成為微博上的禁詞，支持這個運動的網民經常遭遇封鎖帳號、網絡霸淩、拘留逮捕等打壓手段。而在往後，女權運動更是被民族主義者攻擊、被和所謂“境外勢力”、“港獨”聯系起來，典型案例包括2021年女權人士肖美麗被攻擊的事件。

中共本身也是充斥父權的體制，其中一個指標便是，如今已有9千多萬成員、女性占比為27.9%的中共，至今只有八位女性曾經進入中共政治局，其中還有兩位是候補或候任政治局委員，或者是其他無足輕重的角色，更從未有女性進入過中央政治局常委這一官方意義上中共最高決策機構——二十大後仍舊如此。另外，在去年被爆出性侵的張高麗，更是沒事一般赫然出席二十大現場，可見這些權貴的施暴者是如何能夠逍遙法外。

修訂內容還涉及拐賣、綁架婦女問題，規定政府有關部門要及時發現報告和解救安置被拐賣和綁架的婦女。今年年初徐州鐵鏈女事件，引發了全國範圍的關注，不單是對於販運婦女和兒童現象的憤慨，也包括對於婦女權利本身的擔憂。去年12月24日至今年1月22日，當局征求《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意見，結果收到社會各界42萬余條法律意見，參與人數高達8.5萬余人，比起其他征求意見草案只有數十至數百不等的參與人數，明顯顯示社會大眾對於女性權益意識提高很多。但是，這些法律修訂徒具象征意義，對於清除背後人口販賣業的黑金集團和官員並沒有任何幫助。

真正保障婦女權益，不能依賴中共當局好看的法律（何況該法律在聲稱“權益保障”的法律里提出規訓女性的內容，真是諷刺）或是中共的哪個官方機構，而是需要女性、工人和其他受壓迫者聯合組織起來，建立取代中共獨裁政權的民主社會主義女權替代方案。

2022年是中國人口危機的新里程碑

今年7月11日，聯合國《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報告預測，印度將在明年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人口危機壓力和廣泛的質疑聲中，中共最新一期的《求是》雜志終於承認“‘十四五’期間我國人口將進入負增長階段”，這也是中共首次承認人口出現負增長。這將會是中國人口危機的一個里程碑事件。

“未富先老”

連年的生育率走低、越發嚴重的老齡化問題、“未富先老”的社會現象和寅吃卯糧的養老金問題就像慢性病一樣越來越影響到了中共的獨裁統治。中國規定最晚60歲退休，而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60歲老齡人口已達2.64億，占總人口的18.7%，預計到2025年60歲以上人口達到3億，這意味著三到四個人之中就有一個是老人。資產階級希望有著充足的勞動力以供剝削，同時還要維持著一個相對數量的失業人口作為產業後備軍，並讓這些工人相互競爭以獲得優質廉價的勞動力從而實現利潤最大化。

為了應對危機，在去年五月末習近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中便宣布了一對夫妻能生育三個子女的三胎政策，但響應者寥寥。如《新華社》在微博發起投票“三胎政策來了你準備好了嗎”，結果九成的投票都是“完全不考慮”。今年上海疫情期間一男子面對警察“影響你三代”的威脅，更是喊出了“我們是最後一代”的回應。

有很多相互聯系而造成的人口危機。今日中國的少數官僚資本財團據有著本由勞動人民創造的絕大部分社會財富，貧富差距極其懸殊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種背景再加之高企的房價、昂貴的教育和不完善的生育環境如不完善的產假制度、托幼機構和公共教育支出的缺乏等，不僅使得生育率低迷，更使得生育越來越成為有錢人的權利。廣大貧苦人民一個都生不起了，還能生第二個、第三個孩子來供資本財團剝削嗎？另外，生育多個子女意願低下還有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粗暴執行了整整35年的一胎政策“只生一個好”的宣傳已經深入人心甚至已經構建出了一種理想家庭的想像。

中共的三胎政策基本上是全面二孩政策的翻版，“全面兩孩”2015年開始推行，2016新生兒多了將近100萬，但2018年新增總人口急速下跌，已不及放開前的水平。和二孩政策一樣，三胎政策效果也極為有限。威斯康辛大學研究員表示，三孩政策能讓三孩占比提高2-3%就不錯了。理論上講，放開三胎限制與全面放開之間的差距是非常小的，但中共不選擇全面放開是為了使得長期執行並寫入憲法的計劃生育政策能夠邏輯自洽，不至於暴露出生育已經不在“計劃”之中從而動搖政府權威。如果不解決影響生育意願的房價、教育、生育和社會保障等問題，而只妄想通過不限制生育的政策和天花亂墜的宣傳來解決人口危機，那只能是治標之舉。

超額剝削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口問題，根源於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只有變革資本主義制度，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人口問題。中國社會少子化的根源又恰恰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下民眾受到的超額剝削，絕大多數基層民眾被資本榨幹僅僅只能維持生活的水平。中共根本無力解決人口危機，它只能和財團捆在一起沖向歷史的垃圾堆。而我們要通過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來解決人口問題、來開拓新的世界！

我們要求：

打倒房地產商！將房地產企業和建築民主公營，提供優質廉價房屋供人民居住；
反對教育商品化！全面實現教育免費，取消各級學校學費，建設免費公有公營的托幼機構；
打碎父權制度！實現男女平權，反對職場歧視，落實同工同酬和法定產假；
反對提高退休年齡！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大增最低工資和生育補貼政策。
而上述所有措施只有在工人階級接管經濟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並制定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計劃制度才能實現。

傑瑞米柯賓

泡沫爆破

如果說新冠疫情是百年一遇，最初在武漢爆發、並在最初的關鍵幾周內，那些習派官員犯罪般不當應對疫情爆發，而中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則是其經濟層面上的相當事件。其影響將會觸及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每個角落。

由於中國房地產市場非凡的規模（按市值計算，是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兩倍）以及中國過度投資、過度建設和過度投機的程度，從未出現過接近於此規模的投資泡沫崩潰。《衛報》9月23日報道，經濟歷史學家圖茲（Adam Tooze）評論道：“中國房地產泡沫不是普通的房地產泡沫——它是經濟史上最大的單一財富積累階段。”

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發表講話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位國家最高領導人以這種方式陳述顯而易見的事實，暗示中國這個全球最大房地產市場被金融投機者（包括一大批中共官員）劫持之深重程度。

《經濟學人》在9月12日指出，自2018年以來售出的所有房屋中有70%（即5000萬套，規模著實令人震驚）出售給了已經擁有房屋的人。顯然，盡管官方號稱習近平市自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勢的領導人”（當然這並不準確），但他無力阻止房地產投機行為——這種投機行為未能為需要的人提供住房，現在已經使整個經濟崩潰。

中國勞工論壇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過去已經預測到房地產泡沫破滅，而這也正在開始吞噬中國鋼鐵和水泥等其他巨大的行業——這些都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河北敬業鋼鐵集團董事長李趕坡表示，幾乎三分之一的中國鋼鐵企業可能會倒閉。水泥行業也有類似的情況。2022年前六個月，全球水泥產量下降8%，為20年來最大降幅。主要原因是中國水泥產量下降了15%。

最嚴重的是，危機鏈條的下一個環節恐將是銀行業。地方政府的不穩定，中央政府救助、竭力避免走入崩潰的房地產市場，意味著地方政府自己幾乎肯定會在下一個時期需要救助。從中國地方政府的金融危機到銀行危機之間只有一步之遙。

極權統治

在習近平治下，香港、（特別是）新疆鎮壓升級，顯示中國變得更加極端高壓統治。中共獨裁政權禁止所有獨立的政治活動，但即使是中共高層領導人，尤其是習近平的潛在政敵，也不斷受到中共國安部門的監視，並被警告不要批評習近平的政策。

9月，兩名前高級官員孫力軍和傅政華被判處死緩，這些所謂反貪的審判顯然是用來警告習近平的敵對派系不要過分反對。孫力軍通過收受賄賂累積巨額財富，但也被指控建立反習“政治團夥”。他曾任公安部副部長，而他的盟友傅政華則曾任司法部部長。上海、重慶、山西三個主要地區的公安局局長也分別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也被指控與孫、傅屬於同一“政治團夥”。

二十大恐將習近平虛無縹緲的偽意識形態“習近平思想”寫入中共黨章。在所有中國以前的獨裁者中，只有毛澤東享有這種地位。五年前，習近平的“理論”被載入黨章，但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個並不那麽吸引人名稱。如今這個更精簡的名字將被賦予與“毛澤東思想”相當的最高地位。同時，習也可能被封為“人民領袖”。同樣，這個儀式背後的意義，是要將其冠以與毛澤東具備同等的歷史地位。

隨著經濟崩潰、數百萬人被關在家中之際，這個“最強大的領導人”主要關心的，卻是如何讓他的頭銜更好看。這其實有著象征意義，因為執政十年了，習近平仍在與敵對的中共內部派系和“團夥”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由於經濟危機，北京與地方中共精英之間的沖突加劇，將使得未來幾年權力鬥爭加劇。習近平仍然覺得有必要以波拿巴主義風格將自己進一步淩駕於國家和社會之上，以壓制抵抗。

新一屆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的大小將提供線索，反映習近平多大程度被迫做出妥協。如果常委規模從目前七人擴大到九人，這或將表明習近平被迫向反對派系讓步，需要一個更大的機構來容納他自己任命的人。如果席位縮小為五個，正如一些媒體所報道，反過來會表明習近平的地位得以強化。

一個重要的問題將是由誰來接替李克強成為中國下一任總理，李克強是現在最知名的反習人物。汪洋以及（特別是）胡春華都屬於李克強的團派，如果這兩者其中一人成為總理，都將表明習近平作出讓步。

反習勢力不強，但得到部分資產階級、太子黨和國際資本的支持，他們希望利用總理的地位來制衡習近平，尤其是在經濟政策上向他施壓。更多發展將在過幾天內揭曉。但是，無論結果如何，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共政權的前景，並只會走向最大的風暴。

英國：中國領事館人員毆打示威者

10月16日星期日，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外的和平抗議遭到領館工作人員襲擊，一些領館人員還戴著摩托車頭盔和防彈衣。 其中一名抗議者被拖進領館範圍內毆打，傷者及後需送院治療。

從領館的監控鏡頭顯示，總領事鄭曦原和其他人員出來並走到人行道上，手搶標語牌，並將一名抗議者拖入總領事館範圍。在中國與西方帝國主義沖突的大背景下，這個事件或將升級為一場激烈的外交沖突。

領館工作人員聲稱示威海報展示了“極其冒犯的圖片和標語”，他們認為是“威脅和侮辱”。其中一張令他們惱火的海報，將習近平畫成一個“沒穿衣服的皇帝”。考慮到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獲得空前的第三任期，同時以防疫為由封控數百萬人，另外還面臨著拒付抵押貸款的抗議浪潮和青年失業率的飆升，海報的內容並無偏頗。

周日的抗議者中有許多香港的民眾，他們在2019年民主運動失敗後流亡英國，以逃避中共對民主權利的殘酷鎮壓。ISA在香港的支持者積極參與了當時的運動，並強調需要“將革命輸出中國”。

我們曾指出，許多人抱有幻想的英美政府，並不是民主的盟友。只有獨立於一切國家統治階級的工人階級鬥爭，才能挑戰獨裁的資本主義統治。

然而，無論我們與香港民主運動的領導（當中許多人現在流亡英國）有何政治分歧，我們都捍衛他們在總領事館外舉行和平示威的權利。 我們的成員於2018年也在領館進行抗議，反對中共對佳士工人維權運動的無情鎮壓。

香港的抗議者將他們的憤怒指向了中共官員。然而，真正的目標應該是要爭取廣大中國人民（無論他們身處英國、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團結他們一同鬥爭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的。 許多中國人對習近平的政策感到憤怒，從網民對在北京掛起“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橫幅的反應就可以看出。

現在，保守黨虛情假意地出來捍衛抗議權利，要求中國大使發表聲明，要求逮捕和驅逐攻擊者，另一邊，國會正在審議通過限制抗議和示威權利的《公共秩序法案》。

他們甚至打算通過一項法律，阻止具有航空專業知識的退役人員培訓中國的解放軍。然而，他們卻樂於為世界上一些最高壓的政權，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盧旺達，訓練這些國家的軍隊。 這都是為了鞏固與拜登、馬克龍和其他國家的西方軍事聯盟，以進一步孤立中國，作為中美之間全球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

我們要求：

反對限制公開抗議的權利，廢除英國《公共秩序法案》；
由曼徹斯特工會委員會（Manchester Trades Council）領導工會和社區調查總領事館毆人事件；
呼籲中國大陸人民團結起來，對抗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統治；
切勿相信任何資本主義強權會支持中國的民主權利。

中國：電影《隱入塵煙》遭禁

七月中旬，低成本藝術電影《隱入塵煙》在中國上映，並在電影院和流媒體平台都獲得了大量好評。在此之前，《隱入塵煙》還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還參加了在意大利的遠東電影節。但在十一國慶節前夕，這部電影突然從中國消失。

這部電影遭禁的時機，很大可能是與10月16日召開的中共二十大有關。每次大會期間都是中國政治特別敏感的時刻，隨之而來逮捕、審查和鎮壓各種反對的聲音都會加強。盡管中國還有上億人生活在“清零”政策所造成的封鎖之下，中國經濟陷入近三十年來最低谷，中共仍是不會讓任何東西破壞他們的大會。

這篇評論有兩個主題：首先，我們會談談這部電影本身；然後，我們再分析它是怎樣激怒中共獨裁政權，導致其被突然下架。

《隱入塵煙》講述了一個不同尋常的鄉村愛情故事。故事發生在極度貧困的甘肅農村，這里也是導演李睿珺的老家。

曹桂英和馬有鐵是一對包辦婚姻的中年農民夫婦。曹桂英身有殘疾，受過大半輩子的虐待。馬有鐵是個貧窮的農民，他的人生哲學是刻苦耐勞，不拖欠別人的債務，並且對於苦行僧式的生活條件毫無怨言。

極端階級差異

《隱入塵煙》講述了曹桂英和馬有鐵結婚後如何共同生活，相互依靠，卻沒有把故事講得過分煽情（畢竟這不是好萊塢）。這個故事揭露了當代中國殘酷的階級現實。當地土地承包商張永福的兒子開著寶馬車自由穿梭，然而曹桂英和馬有鐵只能騎驢子上路。

這對農民夫婦受到的剝削，比喻了當下中國農村的貧苦民眾遭遇。張永福生病的時候，需要有人給他獻血，而馬有鐵是全村唯一有匹配血型的人。因此，對資本家來說，馬有鐵有了特殊的價值。他兩次無償獻血，都拒絕接受報酬。與此同時，正是他拯救的張永福一家人，把他和曹桂英趕出他們的磚房，並從拆遷中牟利，賺得盆滿缽溢。在社交媒體上，許多人轉發馬有鐵的一句話：“對鐮刀，麥子它能說個啥”。

扮演曹桂英的是著名演員海清，飾演馬有鐵的是素人演員武仁林。他在現實是名農民，長年在田頭勞動使他雙手磨出厚繭。導演在很多角色里選用了素人演員，讓整部電影有了一種真實樸素的感覺。

當局對這部電影的反彈

這部電影為何會觸犯當局的審查機制？盡管沒有強烈的政治意味，《隱入塵煙》里描繪的赤貧與不公明顯影響到了中共獨裁的公共形象。去年，習近平宣稱中國取得了“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而事實上，這一政治成就背後的統計數據充滿著各種操弄造假。2020年，總理李克強就曾表示，仍有超過四成中國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

一方面，《隱入塵煙》獲得了影迷的好評（比如成為豆瓣目前評分最高的華語電影），而另一方面，它也在網上受到了很多民族主義者的猛烈攻擊。他們說，這部電影展示的赤貧詆譭了中國在世界的形象。甚至有文章將其稱為“叛國”，並批評了批準這部電影的政府官員：“這樣辱罵我們的黨和人民，辱罵我們政府的片子從你們手里出來，你們不感覺自己有愧有罪嗎？”


今天，在中國墻內，人們已經看不到這部電影了。《隱入塵煙》這四個字也因此獲得了一重新的含義。電影審查機制的日益嚴苛，也反映了習近平的統治對中國社會的壓迫越來越強烈。去年，1990年代電影《搏擊俱樂部》（Fight Club）被中國政府換上了一個新的結局，並改以黑底白字字幕打出“經由泰勒提供的線索，警方迅速理清案情，一舉將他們抓獲，阻止了炸彈的爆炸” 。傳記片《波西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也遭到刪節，移除了描寫歌手Freddie Mercury同性戀性向的部分。

中國左翼遭受鎮壓加劇

社會主義工運人士柴曉明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對46歲的他的判決將於11月25日星期五作出。柴曉明於2020年8月在南京中級法院受審，到現在已超過兩年。他可能會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柴曉明一案是習近平政權加劇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最新例證。當今政權越來越針對社會主義者和左翼，而不僅僅是自由派民主人士。習近平的所謂“共產黨”政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今年，中美之間GDP差距將在30多年來首次拉大。清零政策下的封鎖造成嚴重後果，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和外地務工人員的抗議浪潮。那些有財力離開中國的人正在加速逃離中國（所謂“潤學”浪潮）。

柴曉明是網站《紅色參考》的編輯之一。該網站在2018年深圳佳士工廠建立獨立工會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與毛派和其他左翼人士緊密合作。佳士鬥爭吸引了中國左翼青年和學生廣泛的關注，其中一些人前往深圳積極參加鬥爭。

這場運動震驚了中共政權，因為它聯合了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年輕人，並試圖組建一個獨立的工人組織。當局首先對工人進行了殘酷鎮壓，逮捕並解雇了工人，然後對學生進行了鎮壓，逮捕了110多名學生，近一半人“失蹤”，其中一些人至今下落不明。對柴曉明的抓捕是這次鎮壓的一部分。

像處理其他運動一樣，中共宣傳機器聲稱佳士運動的積極分子被“境外勢力操控”。它試圖以同樣的指控抹黑女權主義者、LGBTQ運動人士、民族權利運動人士和其他對中共政權的批評者。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升級，達到40多年來最尖銳的時刻，通過聲稱這些運動“受到境外政府資助”來抹黑工人或婦女權利鬥爭的宣傳也在增加。

事實上，外國資本主義政府從未支持工人組織和罷工權利或其他民主權利，只是開始將這些問題作為資本主義超級大國之間新冷戰鬥爭的幌子。

鎮壓左翼

2018年，《紅色參考》網站在北京的辦公室遭到突擊搜查，警方繳獲了電腦和書籍。作為佳士鎮壓行動的一部分，其他幾個與毛派有關的網站也遭到了突襲。《紅色參考》編輯尚愷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捕。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報道提及，柴曉明於2019年3月21日被捕。他現在已在監獄里待了三年零八個月。中共對他的指控是完全虛構，這是中共誹謗和誣陷左翼運動人士及一切政治對手的手段。

甚至在被拘留之前，柴曉明的健康狀況就已經很差。他的朋友和家人被拒絕探視，這讓人們擔心他的病情。他的父母都80多歲了。他的律師對此案的公開評論受到限制，他對柴曉明的身心健康表示擔憂。

正如我們在2020年柴曉明被審判時提及：

“柴曉明的案件的細節尚未對外公布，但他被南京市國安局拘留的時間始於2019年3月，在該案提起訴訟之前17個月……這也符合中共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迫害模式，在審判前將其長期拘留，從中提取供詞，在許多情況下，遭遇如此迫害的異議人士被迫‘配合’以免加重刑罰。”

政治審判

對柴曉明的審判顯然是政治性的。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表示：“這場審判是一場可怕的作秀審判，絲毫沒有正當程序的樣子。”他說：“柴曉明被起訴的背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威權政治議程，而這現在變得更加殘酷，因為它擔心政治上的激進化和意識左轉的浪潮——特別是在中國的年輕人中。”

法院決定將柴曉明在佳士鬥爭中的參與同他的案件分開，這是中共政治操弄的一個把戲。他的律師郭海躍透露，柴曉明早些時候在海外的活動反而是案件的焦點。

郭海躍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他（柴曉明）在國外留學過啊，有很多事情是跟在國外有關系的。有些方面我不方便跟你說這個事件，跟那個佳士（事件）沒多大關系。”

這顯然不像柴曉明在2018-19年鎮壓期間被捕的時機所顯示的那樣。但當局決定從柴曉明的案件中與佳士事件切割，顯然是由於其政治敏感性；他們希望避免再次引起人們對2018年佳士鬥爭的關注和討論。

海外中國留學生

還有一個因素，今天變得越發重要。越來越多中國留學生激進化起來、準備參與反中共的政治活動和抗議活動。10月13日，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夕，一名個人行動的示威者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高舉反習橫幅，要求民主權利。北京抗議活動爆發後，中國留學生越發激進的形勢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這件事之後，中國學生制作的聲援海報出現在世界各地的數十所大學校園，要求釋放彭立發，支持他提出的終結獨裁統治的訴求。顯然，法院也希望借柴曉明一案向海外留學生發出警告，不要從事“顛覆國家政權”活動。

柴曉明唯一的“罪行”是維護工人權利，抗議中國對社會主義者的鎮壓。習近平政權采取的殘酷鎮壓措施表明，盡管習近平試圖展現威力和穩定，但他擔心與日俱增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愈演愈烈的反政府情緒。

對柴曉明的迫害非但沒有挫敗抵抗情緒，反而為組織對抗資本主義和中共獨裁政權提供了更多的理由。

要求釋放柴曉明的團結聲援抗議正在醞釀。例如，倫敦的學生和左翼活動人士要在11月25日（宣判日）發起團結抗議。ISA的支持者熱切想要提出這個議題，並在可能的情況下介入或發起團結聲援抗議。

釋放柴曉明！釋放中國所有政治犯！
為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而戰！
反對新冷戰——支持全世界工人爭取權利的階級鬥爭！
反對資本主義和獨裁！

傑瑞米柯賓

受到雙重壓迫的LGBT

高彥之死凸顯中國LGBT+群體面臨的可怕的社會壓力。近年來，隨著習近平政權嚴厲打壓LGBT+網上平台和流行文化中的LGBT主題，這些社會壓力更為加劇——這正是當局推動保守性別角色和“家庭觀”其中一個體現。

近年這類自殺個案越來越多。今年1月，河北邢台17歲（一說15歲）尋親男子劉學州年初自殺，他在遺書中也寫到自己被攻擊“娘炮”。去年11月，26歲的內地網紅攝影師鹿道森在生日當天選擇輕生，他遺書寫道自己曾因“看起來像女生”遭遇校園霸淩等。

在去年，中國十餘個高校的LGBT社團的微信公眾號遭到集體封殺，名字都顯示成了“未命名公眾號”；在中國，任何LGBT人士即使只是想要正常地生活，都會受到過度的鎮壓——比如不少公立醫院和私人診所提供所謂“同性戀轉化治療”，無數的同性戀被他/她們的家人或配偶強制送去“矯正”，這甚至形成了一條灰色產業鏈。種種行為向我們展示了中共政權對LGBT群體權利的日益打壓已經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中共統治下的社會為了提高出生率，維護超額剝削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宣揚“一男一女”的理想家庭和三胎政策，鞏固以異性戀為唯一準則的社會秩序，煽動著父權制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恐同”偏見。對於LGBT青少年的歧視與霸淩與愈發威權的校園氛圍息息相關。

中國學生在校園受到的壓迫

誠然，學校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國學生受到的壓迫也是非常深的。

89之後，學生成為政府鎮壓的對象。在2018年佳士運動後，大量的學生社團被強制取消（不單單是馬克思主義社團）。特別是在疫情發生後，各個學校政策更加殘暴。學生個人的權利被擠壓的情況非常嚴重，個人即使是在放假回家也要經過層層審批，向官僚報告自己何時離校，返校，家庭詳細住址，往返交通工具，甚至是聯繫人和本人電話號碼！可見在校學生的個人權利被嚴重的擠壓。

學校內的“內卷”，學生之間的高強度競爭，也在摧殘著青少年的身心健康。《2022年中國青少年自殺報告》表明中國青少年自殺率居全球第一。數據顯示：青少年自殺案件，82%與學習壓力大有關。在2020年 12 月，四川瀘州一名小學生從小區16樓跳下，當場身亡。家長在整理遺物時發現，小孩在跳樓前寫下的遺書，他的字體雖然稚嫩，但語氣卻十分老成：“我活得太累了，我只希望能多睡一會兒，再見了，媽媽”；2022年7月26日，四川儀隴縣的小宇從22樓跳下，事發地是他上課的補習班。後來警察找到孩子的絕筆信，上面冰冷地寫道：“媽媽，我死了是不是你就不逼我補課了”；據報道，小宇生前只要考試成績稍微差一點，就會被他的媽媽打罵，暑假期間也被迫長時間在外補習，因此精神壓力過大造成憾事。

類似的事件數不勝數，無一不在向我們展示現在中國青少年的處境，被國家以及家庭聯合起來“馴化”，意在培養一台資本主義的印錢機器，扼殺自由思想。

團結起來，學生和工人

中共政權對LGBT團體和對學生權利的打壓，根本是為了維持基於資本主義的威權制度。我們社會主義者強烈反對國家機器對工人學生以及性少數群體的鎮壓。聯合廣大受壓迫的學生工人以及其他受壓迫者，進行民主鬥爭，推翻不平等、性別壓迫和威權資本主義，是唯一的解方。

中國：“新坦克人”抗議引發熱烈回響

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三日，北京海澱區鬧市四通橋上赫然出現巨型示威橫幅標語，其中更包括號召“罷課罷工罷免國賊習近平”。示威者在掛起標語後更焚燒輪胎及用擴音器反覆廣播口號，吸引了大批路過的民眾注意和拍攝。相關消息在國內媒體被迅速清洗，據報共有超過140萬個用戶帳號因此被永久注銷。但即使中共全力打壓媒體消息，事件仍在海內外引發巨大回響和熱烈討論。許多人支持並轉發抗議中的反專制口號。抗議者被喻為“新坦克人”，其個人英雄主義受到讚賞。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明白，為何如此大膽的個人抗議受到眾人欽佩。這關系到的不只是單一事件，而是照射出中國實況。在中國，審查機器掩蓋了社會大眾的苦痛和經濟的垂死掙紮之現實。

很多民眾都會認同橫幅上提出終結封鎖、終結審查、推翻獨裁、實現民主權利的口號。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也認同這些是合理的訴求，僅有的不同之處是，我們認為需要更深入探討如何達成這些目標，以及需要提出什麽樣的訴求指明我們前進的方向。

從眾多人支持這一抗議，可見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已經民怨沸騰，可以擦槍走火。正因如此，毛澤東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

馬克思主義者能夠認識到這種情緒——民眾強烈渴求變革、希望終結習近平暴政。同時，我們意識到，就像在香港2019年一樣，在政治上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東西才能找到出路。要更清楚地了解資本主義，了解中共的性質，了解我們為什麽需要民主——沒錯，我們需要民主，但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虛偽、表面的民主，因為資本主義民主之下，真正的權力仍然由同一批大資產階級利益集團掌握。我們需要工人階級的民主和社會主義。

四通橋抗議震撼了中國。這是在30年來最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危機中，對變革的絕望呼聲。橫幅上大膽的口號，雖然不是一個完整、足夠、能夠實現鬥爭勝利的方案，但卻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認同。這顯示出中國有多麽趨近於社會不穩和政治反抗。

10年前，在阿拉伯之春後嘗試發起的“茉莉花革命”，被胡錦濤政權不費吹灰之力地鎮壓下去，因為當時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不同。如今中共的統治危機比當時嚴重得多、難以估量。

“新坦克人”的口號受到廣泛討論，可帶來積極的效果。特別是呼籲罷工罷課，指向了一個正確方向，因為這些是群眾性的、集體性的鬥爭方法。而這些是唯一能擊敗獨裁政權的方法。

但罷工和抗議也需要明確的目標和訴求。馬克思主義者強調，需要建立獨立工會和工人組織，因為這些組織對於建立一支能夠改變社會的力量至關重要，從而維護被剝削者、低薪者、過勞者、失業者、受到雙重壓迫的婦女、受到種族污名和歧視的少數民族的利益。

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共沒有哪一派主張民主權利。他們的政治分歧在於，是要像習近平那樣的強硬鎮壓和個人統治，還是稍稍放松審查、但群眾仍然是奴隸的獨裁形式。

因此，鬥爭要想成功，就必須明白，目的不是讓這個獨裁政權“傾聽”我們或得以“改革”；這個獨裁政權的本質，意味著我們必須推翻它。拿什麽來取代它呢？那就是一個民主和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習近平的二十大總結了五年的政治災難

中共正在北京舉行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大），習近平將在黨大會中確定其終身統治。國家宣傳機器無休止地在頌揚習近平任內的“諸多成就”。但實際上，習近平過去的任期是一連串無法化解的災難，這最終將變成革命的威脅，終結中共政權的權力。

這些災難中最主要的是經濟增長的雪崩式下跌，這一事實越來越多地被偽造的GDP數據掩蓋。其他災難，包括習近平令社會癱瘓的清零政策、烏克蘭問題和一帶一路上的重大外交失誤、在香港的虛假“勝利”等，都讓中共付出了巨大代價，更不用說在台灣問題和新冷戰當中受到美帝國主義的挫敗。

比起政治會議，二十大更像是個加冕儀式。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等黨國領導機關即將改組的細節，是個嚴加保守的秘密。這些人事變更將在大會的最後一天宣布，盡管這些已經在先前的派系鬥爭和妥協中決定好了。

習近平或將被迫向他的對手做出一些讓步，來換取實現他的主要目標：擴大和鞏固他史無前例的個人獨裁。我們必須再等幾天才能了解更多情況。屆時，我們將對新的常委陣容進行仔細考察，以了解這種讓步的程度，並衡量習近平在他歷史性的第三個任期開始之際，他王位的穩固程度。

制度性的崩潰

但不管二十大的正式結果如何，習近平的下一個任期，直到2027年的二十一大，將完全被歷史性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所主導。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正在面臨系統性的崩潰，尤其是房地產行業的內爆。近20年來，房地產行業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貢獻了30%的GDP。

習近平狂熱地實施清零政策，使目前中國20%的人口處於某種形式的封城之中，這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強烈反對。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就在二十大開幕前幾天，在北京市中心發生了一次大膽的“快閃式”抗議，並提出了罷免習近平的口號。

人口危機也是房地產危機的一個關鍵因素。中國近一半的城市人口出現零增長，或實際上是負增長，這意味著印度明年將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人口最多國家。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中共帝國主義成為超級大國的野心的一大打擊。這也是中國經濟的又一次挫折，並會對其在帝國主義冷戰中與美國的對抗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經濟上，中國如今建基於資本主義（就算是“國家資本主義”），人口減少意味著工人數量減少（中國勞動力規模在2012年達到頂峰），消費者減少，養老金領取者比例增加（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養老金少得可憐）。

中共1980-2016年間殘暴地實行的計劃生育（一孩政策）是當中的一大成因，但即使在政策放松後，中國的出生率仍在持續下降。資本主義已經讓大家養不起孩子。中國智庫“育媧人口”的研究指出，中國撫養孩子的成本幾乎是人均GDP的7倍，而美國這一數值為4倍。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每年出生的人數下降了45%，這個數字令人瞠目結舌。現在，習近平的清零政策使得未來的父母更不願意生孩子。

日本的人口也在199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裂前夕開始下降。雖然這不是崩潰的唯一原因——日本和中國房地產崩潰的主要原因是基於極端生產過剩的金融泡沫破裂——但中國目前正經歷類似的情況，而且規模遠大於日本。

冷戰逆轉

經濟危機正在阻礙中共取代美帝國主義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和超級大國的大計。全國人大3月份提出的今年GDP增長5.5%的目標已不再被提出，因為已經沒有人相信這個了（大概甚至習近平自己也不信）。大多數預測人士將中國經濟前景下調至3%或更低（世界銀行上月預測增長2.8%，低於4月份的5%）。但實際上，零增長更是接近現實。

更重要的是，2022年似乎將打破中美經濟差距逐漸縮小的趨勢。這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打破習近平提出的“東升西降”。據世界銀行前中國首席執行官霍夫曼（Bert Hofman）稱：“今年，以美元計算，中國趕超美國的趨勢將發生逆轉。由於中國實際增長率較低，通貨膨脹，人民幣大幅貶值，中美GDP差距將從2021的5.3萬億美元提高至估計的8.3萬億。”

習近平把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無法把責任甩給其他人。清零政策當然是一場經濟災難，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讓房地產泡沫年覆一年地膨脹，導致其不可避免的內爆，這是政府的罪責。中共的政策造成了房地產泡沫，因為債務驅動的房地產投資是其支持GDP增長的默認方式，在2008年和2020年金融危機的不利條件下尤其如此。

“超大規模”的科技戰

在烏克蘭戰爭的陰影下，美國大幅加強了針對中國的冷戰政策。最新的例子是上周新實施的嚴厲出口管制，阻止向中國出售先進的計算機芯片和制造此類芯片的工具。美國商務部的政策不僅適用於美國公司，也適用於外國公司，如果他們的產品包含美國制造的組件或軟件。

拜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與科技相關的政策，如《芯片法案》，該法案撥出500多億美元用於自主研發和生產半導體，以將中國從全球科技供應鏈中驅逐出去。

美國最新的限制明確針對中國的軍事項目，以阻止其發展與美國相匹配的武器系統。換言之，這是一種加以粉飾的“另類”戰爭行為。

美國前國防部官員艾倫（Gregory C. Allen）表示：“美國正把自己在全球半導體價值鏈上的樞紐地位當作武器，以驚人的規模在行使技術和地緣政治勢力。”

重要的是，新的芯片限制是仿效俄羅斯2月份入侵烏克蘭後對俄實施的制裁。這顯示了美帝國主義是如何重新整合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利用俄羅斯災難般的軍事冒險作為代理沖突，與中國進行更大且長期的鬥爭。自烏克蘭戰爭開始以來，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就解釋了這種發展的動態。

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提到對俄羅斯的技術制裁，聲稱這些制裁迫使“俄羅斯在其軍事裝備中使用洗碗機的芯片”。蘇利文繼續說道，“這表明，技術出口管制不僅僅是一種預防性工具。如果以一種穩健、持久和全面的方式實施，它們可能成為美國和盟國工具包中的一種新型戰略資產，用來向對手施加成本，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降低其戰鬥能力。”

拜登政府的科技戰升級必然迫使習近平政府采取反制措施。此外，這些限制還存在著巨大的反作用風險，它們損害了美國經濟的關鍵部門（中國是全球約25%芯片生產的最終市場）。出口管制也可能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出現新的緊張局勢。

窮途末路

帝國主義冷戰的升級也是經濟去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且是中國經濟又一大麻煩。習近平似乎對此自欺欺人地否認，就像他否認清零政策不得人心、制造混亂，以及房地產崩盤之嚴重那樣。

習近平強調自力更生並提振國內消費（所謂“雙循環”），有效法毛澤東的影子。但是，如今的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的，這與1960年有著極度官僚化的原始計劃經濟、閉關鎖國、貧窮得多的中國之間存在巨大差異。

最近的經濟趨勢並沒有對於習近平提出的“雙循環”有什麽鼓舞作用。現在，大規模失業和減薪影響到廣泛的人口，五分之一的年輕人失業、這是美國的兩倍多。今年夏天竭盡全力找到工作的畢業生的平均起薪比一年前低12%。官方數據顯示，第二季度的職缺比去年同期少了19%，而求職申請則上升了 135%。毫不奇怪，年輕人是對中共統治最不抱幻想的一群。

中國現在正處於房地產行業低迷的第二年，而習近平政權無力阻止房地產危機惡化。今年危機已經蔓延到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正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投資的主要驅動力。浪費資源的“大白象”基建工程，多年來占了GDP增長越來越多的部分，這令大部分省份、城市都背負著不可持續的債務。

今年，地方政府被迫大幅削減預算，包括將部分政府雇員的工資削減30-40%。與2021年相比，地方政府土地銷售量大幅下跌31.4%，這是房地產市場崩潰的必然結果。

十多年來，向房地產開發商出售土地一直是地方政府收入的最大單一來源。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各級政府預算缺口合計為5.1萬億元人民幣，而2021年同期為7180億元人民幣，增幅達6倍。

經濟危機正加劇前所未有的社會和政治不滿情緒。對於這個自1980年代以來基本上一直在經歷快速經濟增長、直到近年來經濟增長才突然放緩的社會來說，這一沖擊將不可低估。

毫不意外，關於經濟危機的消息受到官方媒體的全面封鎖。但即使是全球資本主義也嚴重低估了中國經濟危機的程度。大部分海外經濟分析都集中在習近平執行清零政策而作繭自縛上、將清零視為中國經濟的主要病因。我們認為，這些評論員誤以為，當清零政策解除後（大部分信號顯示該政策不會在短期內解除），經濟增長會強勁反彈。但是，雖然令社會癱瘓的封城和生活秩序的被擾亂惡化了中國的經濟形勢，但經濟危機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