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王导 于 2023-2-8 02:12 编辑
有一种说法是：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延续了赫鲁晓夫改革，使苏联由社会主义经济彻底转变为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贴出各位同志讨论。这是知乎著名苏联史研究者炭翁的理论。
作者从第一手资料中找出了苏联中后期的种种经济改革举措和后果。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3952892/answer/2799221178
值得一提的是，柯西金的顾问之一的利别尔曼也得到了这场改革的“冠名权”，所以这个给苏联产生深远影响的经济改革也可以被称之为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 尽管较大规模的“经济实验”在更早时就已经开始了，但必须肯定的是，在1965年10月4日由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布的《关于完善计划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指令标志着的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的正式开始。 简短的说，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延续了赫鲁晓夫改革，使苏联由社会主义经济彻底转变为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在这里，我们不妨从四个方面来详细的论述这一点： 首先，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使计划彻底倒向立足于价值指标，而实物指标的数量甚至相比于赫鲁晓夫时期都大大减少了。 斯大林经济模式的重要原则就是在制定计划和评估经济建设结果时要以实物指标为决定性因素。 而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开始把计划中的机关和企业工作目标定位在价格指标上，即“总值”（生产总值，以一套称为“工厂方法”的方法进行核算）。 完成能拼凑达到“总值”指标的生产过程是有可能且有利可图的，但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指标的完成进度却要落后于“总值”。 而其悖论在于，把计划定位在利润上，会造成经济建设耗费的成本大幅增加。 不但如此，这还使得全国范围的企业可以通过不是增加、而是相反地减少经济活动的最终产品来完成计划。 简单的说，追求总产值价值指标会促使企业去不断积累总产值，因而使生产中的耗费不断增加。 其次，从全社会分配收入的形式（通过公共消费基金、降低零售价格）转变为按小团体分配的形式。 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后，工人的货币收入开始同企业利润挂钩，因此在不知不觉中，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使得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机结合的原则不再起作用了。 并且，在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前，经济效率是通过以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累计结果为标准来衡量的，而改革后则是以个别企业营收来衡量，这从整体上弱化了整个国家的力量。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在1965年10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已经不再提及将降低成本作为企业运营的计划任务指标了。 （后来由于企业运转过程中出现的严重扭曲，限制成本的指标又被恢复了，但已经面目全非） 再次，小团体利益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部门性，部门性在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就已经体现出来，而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又使它更加鲜明。 因为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使工业部门摆脱了很多计划中自然指标的约束，给了它们背后的中央部委以更宽泛的可能性来从事获取自身利益的活动。 因此，归中央部委和下属部委所拥有的基金就这样产生了，基金的数额取决于其所管理工业部门中的企业的财政状况，以及部委官员的“渗透能力”（包括通过上下打点来修改计划以便本部门容易完成，从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供应委员会获取更多资金和物质资源等等）。 就这样，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后，中央部委和下属部委之间发生了瓜分“全社会共同做大的蛋糕”的隐秘竞争。 以下是相关问题权威学者安东诺夫在分析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使苏联的部门性急剧强化这一问题时作出的结论： “由经济管理者们支配的国有制不再是统一的，它被在一群中央部委和下设部委‘垄断者’们之间被分割了，又在每个‘垄断者’管辖的企业和机构之间被分割了。每个部门都在警觉地注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以及不让别的部门得了好处。
结果就是从全国利益出发进行任何决策时，都会遭到想维护自身利益的部门的阻挠，这往往会引发巨大的且不必要的浪费。”一安东诺夫 最后，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引入从企业基金中的收费，激化了社会和企业职工集体之间的矛盾。 因为盈利企业的必须把利润上缴预算以满足国家的基本建设和国防基金需求，这就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局面一一基金被从国营企业中抽离了，国营企业不是基金的拥有者而只是使用者。 尤其考虑到事实上的基金拥有者是官僚组成的国家机器，从这里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样子了： 引入这种支付证明了国家与集体关系的改变。以前，企业职工集体是人民的一部分，而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制的，因而企业职工自然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必为使用生产资料而付钱。
现在发生了企业职工集体必须为使用属于自己的企业基金而付费给官僚国家机器的情况，因此，企业职工们看起来不像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反倒像是付费租用者。
所有制相对于直接生产者发生了一种奇特的‘异化’，让直接生产者与国家之间产生对立。”
一一Архангельская Н. 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60–1980 以上提到的所有都证明，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使苏联开始了从社会主义经济退化成转而为小集团利益服务的决定性转变，产生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
事实上，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实际上还给“劳动的直接社会性”挖好了坟墓，而这又恰恰是斯大林经济模式运行的重要内核之一： “人们的劳动的本质特性改变了。当人们是为了全社会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工作计划而劳动时，他们的劳动就具有直接社会性。当一个集体、一个人不再去考虑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并且只为了他自己获利而去生产时，他的劳动就不具有直接社会性并且变成了私人劳动。”
一一Архангельская Н. 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60–1980 不但如此，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破坏还体现在思想领域上。 它使苏联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消费依赖情绪，这还不是已经形成了的一个人对其他人的剥削关系，而是对这种剥削无意识的渴望。 关于这一点，从企业对利润的追逐从统计数据中就可见一斑： 从1960至1980年国营企业利润增长4.6倍，而工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则下降2.6倍，农业和建设领域下降更多。
一一Сорокин Г. М.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尽管当时苏联的教科书仍在自欺欺人的继续重复“社会主义社会中唯一的分配原则就是按劳分配”云云。 但当时苏联的现实却是发生了按利润分配，而这两者不但不能兼容，很多时候还会互相排斥。 在一些企业中，从基金中用于劳动的物质激励的支出甚至高过了工资支出。
顺便一提，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结束10年后，又一项“革命性创新”被引入了苏联支付劳动报酬的法规中。 从1931到1979年，企业支付工资的基金是依据工人数量和平均工资计算的，基金的具体数额由国家高层规定。 1979年7月12日出台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规定改变工资核算方式，从这时起支付的工资将依据产品的售价来计算。 这样一来，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的量将不再与企业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挂钩、而是与产品价格挂钩。 这导致了产品价格变动将使基金的量发生变动，企业职工因此普遍会对产品价格的上涨感兴趣，这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 无一例外，这都在证明着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领域上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破坏一一资产阶级法权的全面复兴。 而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的结果就是在苏联各个层级的经济计划过程本身也出现了更多新的“特点”，更准确的说，是出现了“有利的计划任务”的表述。 企业开始追求降低计划任务要求，以便自己能轻松完成任务并获得奖励，这样一来还会产生企业在某一年的运营情况比前一年差，但仍然能被视作“完成计划”并获得奖励的情况。 在计划制定完成后去“改计划”也成了生活中的“日常现象”。 事实上在这里已经可以瞥见企业方的游说活动（向直属上级、中央部门提出改计划），以及中央部门和下设部门的游说活动（向国家计委、政府、苏共中央提出修改本工业部门的相关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腐败丛生，因为为了改计划肯定要出点“好处费”，难免要送点“伏特加”之类的“礼品”。 随着时间推移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企业不去在计划周期的初期去改动计划中的指标，而是在计划周期末尾、根据实际生产活动的结果去改动计划的最终指标： 1966-1970年指标完成率是汽车26%，拖拉机40%，纸张和奶酪50%，罐头食品58%，纺织品65%，电力70%，钢铁71%，但苏共在1971年声称十一五计划所有的主要指标都已完成，苏联国家计委每年都要数次调整降低各种计划指标，各单位在纸面上“完成”这些指标。
一一罗伯特•C•艾伦《全球经济史》 这样的“计划经济”又怎么可能经济发展不停滞呢？进一步来看，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后的计划系统还会推动企业不去开发，而是去隐瞒自己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的潜力。 因为这会使他们更没有压力地“完成”计划。 所以计划中也几乎不再去考虑科技进步的作用，比如说苏联曾有人建议，考虑到转产新型产品特别是机器和设备（A部类）对国民经济效率的影响，应当在计划中引入这类指标。 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取代它的是各层级都在用的最原始的原则——从“当前达到的”（上一个时期结束时的实际发展结果）出发制定计划。 在1960年代已经出现了能够通过严格计算来完成制定计划过程的电子计算机的背景下，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是十分奇怪的。 只不过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使苏联经济效率的下降部分地被立足于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石油、金属、木材、黄金出口量的增长所掩盖和弥补： 苏联出口的石油和石油制品从1965年的7570万吨增长到1985年的1亿9350万吨，而换取国际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出口量为1965年的3660万吨和1985年的8070万吨。
1965年从石油和石油制品出口中收入6.7亿美元，到1985年就增长了19.2倍，达到128.4亿美元。
除此之外，从1970年代起，天然气的出口量也显著增长，这一时期天然气开采量从每年1277亿立方米增长到6430亿立方米。
事实上所有新开采的黄金也都卖到了国际市场，从1970年至1979年苏联出口了超过2000吨黄金。
一一Green T. The New World of Gold 大多数出口换得的外汇被用于采购食品和居民消费品，苏联开始依赖于自然资源维系生存，勉强维持着勃列日涅夫时期表面的“经济繁荣”。 然而遗憾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繁荣的表面下暗流涌动、积极扩张的影子资本，无情地展现了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的“成果”： 1966-1967年，苏联内务部所属的各级执法部门在45家国营工厂中发现并消灭了地下生产车间，其涉及食品、轻工业和纺织工业、建筑材料生产、加工木材制品等等。
一一Козырев Михаил. Подпольные миллионеры. Вся правда о частном бизнесе в СССР 苏共中央领导层在当时意识到了的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对影子资本发展的“强大力量”并且被吓坏了。 因此名义上，柯西金-利别尔曼改革是在 1965年至1969年期间连续进行的，但实际上在1966年就已经踩下了“刹车”。 之后到来的是一个漫长的、近20年的停滞时期，但是于事无补，在苏联人的生活似乎处于平静的背后，仍然隐藏着地下资本力量不断积累的不引人注目的过程： 在国家监管之外的经济关系助推了非劳动性收入扩张，“非法”生产猖獗，在所有生产领域中未被统计在册的产品的不断增加。 到了1980年代中期，苏联的影子经济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根据一些研究人员的评估，此时苏联居民大约三分之一的服务需求是被影子经济所满足的。 相关问题权威学者的估计证实了这一点： 1980年代初，影子资本所有者每年的收入大约是800亿卢布，与苏联的国家预算收入相比，这笔收入相当于国家预算收入的四分之一。
一一Фома Заморский. 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在这里，考虑到某位知友可能会搬出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其实是在“纠正”赫鲁晓夫改革，是“回归”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尝试”云云的话术，不妨多聊一点。 不可否认，从形式上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似乎“解决”了很多赫鲁晓夫改革所扭曲的东西，比如说取消了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了按工业部门管理的原则，全联盟物质技术供应系统，即苏联国家供应委员会又被重建起来（尽管性质已经截然不同）。 但通过前文的种种论述不难看出，从整体上看，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本质上是从斯大林经济模式滑向了扩大商品-货币关系这个反面。
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分析集体农庄经济部门的未来前景时，就已经写道： “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生产的生产成分来替代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
……
但同时这些现象已经在开始妨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造成一种障碍，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如果看不出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
不容置疑，愈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
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地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
一一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可见，斯大林已经指明了斯大林经济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即取缔商品-货币关系。 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恰恰是与斯大林经济模式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斯大林经济模式，或者说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于斯大林逝世后，在经历了赫鲁晓夫改革和柯西金-利比尔曼改革后，早已完全蜕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它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脱离了原先的计划经济体系后，在官僚们的簇拥下新诞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脆弱和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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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8 01: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