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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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原话：

　　“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要我们的优秀分子像米凯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起大臣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的确，从法律观点看来，似乎是不许可把共和国的要求直接写到纲领里去的，虽然这在法国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都像在今天的意大利一样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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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恩格斯观点的阐述：

　　关于共和国，恩格斯把这点作为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重点。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爱尔福特纲领在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怎样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典范，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

　　恩格斯写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本来应当说的东西。”

　　接着，恩格斯解释道：德国的宪法实质上是1850年最反动的宪法的抄本；帝国国会，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只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把各小邦的存在合法化、把德意志各小邦的联盟合法化的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恩格斯补充说，因为他深知在德国不能在纲领中公开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是，恩格斯并不因为这个理由很明显，“大家”都满意，就这样算了。他接着说：“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行事是害怕非常法重新恢复，——恩格斯把这个主要事实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指出，正是因为在德国没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幻想走“和平”道路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非常谨慎，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仅仅是“设想”！）的，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说：

　　“……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党的大多数正式领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遮羞者。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申了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得到实现。对于整个第二国际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而孟什维克党在俄国1917年革命头半年的历史则把这种忘却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家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