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口学

傑瑞米柯賓

因此，直到中世紀末期，在絕大多數場合，婚姻的締結仍然和最初壹樣，不是由當事人決定的事情。起初，人們壹出世就已經結了婚——同整個壹群異性結了婚。在較後的各種群婚形式中，大概仍然存在著類似的狀態，只是群的範圍逐漸縮小罷了。在對偶婚之下，通例是由母親給自己的子女說定婚事；在這裏關於新的親戚關系的考慮也起著決定的作用，這種新的親戚關系應該使年輕夫婦在氏族和部落中占有更牢固的地位。當父權制和專偶制隨著私有財產的分量超過共同財產以及隨著對繼承權的關切而占了統治地位的時候，結婚便更加依經濟上的考慮為轉移了。買賣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實質卻在越來越大的範圍內實現，以致不僅對婦女，而且對男子都規定了價格，而且不是根據他們的個人品質，而是根據他們的財產來規定價格。當事人雙方的相互愛慕應當高於其他壹切而成為婚姻基礎的事情，在統治階級的實踐中是自古以來都沒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故事中，或者在不受重視的被壓迫階級中，才有這樣的事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93頁。

　　（四）母權制家庭和父權制家庭

　　根據母權制，就是說，當世系還是只按女系計算的時候，並根據氏族內最初的繼承習慣，氏族成員死亡以後起初是由他的同氏族親屬繼承的。財產必須留在氏族以內。最初，由於財物不多，在實踐上大概總是轉歸最親近的同氏族親屬所有，就是說，轉歸母方的血緣親屬所有。但是，男性死者的子女並不屬於死者的氏族，而是屬於他們的母親的氏族；最初他們是同母親的其他血緣親屬共同繼承母親的，後來，可能就首先由他們來繼承了；不過，他們不能繼承自己的父親，因為他們不屬於父親的氏族，而父親的財產應該留在父親自己的氏族內。所以，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後，他的畜群首先應當轉歸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或者轉歸他母親的姊妹的後代。他自己的子女則被剝奪了繼承權。

　　因此，隨著財富的增加，財富便壹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據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壹方面，又產生了利用這個增強了的地位來廢除傳統的繼承制度使之有利於子女的原動力。但是，當世系還是按母權制來確定的時候，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廢除母權制，而它也就被廢除了。這並不像我們現在所想象的那樣困難，因為這壹革命——人類所經歷過的最深刻的革命之壹——並不需要侵害到任何壹個活著的氏族成員。氏族的全體成員都仍然能夠和以前壹樣。只要有壹個簡單的決定，規定以後氏族男性成員的子女應該留在本氏族內，而女性成員的子女應該離開本氏族，轉到他們父親的氏族中去就行了。這樣就廢除了按女系計算世系的辦法和母系的繼承權，確立了按男系計算世系的辦法和父系的繼承權。這壹革命在文明民族中是怎樣和在何時發生的，我們毫無所知。它是完全屬於史前時代的事。不過這壹革命確實發生過，關於這壹點，特別是巴霍芬所搜集的關於母權制的許多遺跡的材料可以充分證明；至於這壹革命是怎樣容易地完成的，可以從許許多多印第安部落的例子上看出來；在那裏，部分地由於日益增長的財富和改變了的生活方式（從森林移居大草原）的影響，部分地由於文明和傳教士的道德上的影響，這壹革命不久以前方才發生，現在還在進行。在密蘇裏河流域的八個部落中，有六個是實行男系世系和男系繼承制的，只有兩個還按女系。在肖尼人、邁阿密人和德拉韋人各部落中，已經形成壹種習俗，即用屬於父親氏族的壹個氏族人名來給子女取名字，用這種方法把他們列入父親的氏族，以便他們能繼承自己的父親。“借更改名稱以改變事物，乃是人類天賦的決疑法！於是就尋找壹個縫隙，當實際利益提供足夠的推動力時在傳統的範圍以內打破傳統！”（馬克思語）因此，就發生了壹個不可救藥的混亂，這種混亂只有通過向父權制的過渡才能消除，而且確實部分地被這樣消除了。“這看來是壹個十分自然的過渡。”（馬克思語）至於比較法學家們對這壹過渡在舊大陸的各文明民族中是如何完成的說法——當然幾乎全部只是壹些假說而已——，見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發展概論》1890年斯德哥爾摩版。

　　母權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單純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婦女的這種被貶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時代，尤其是古典時代的希臘人中間，表現得特別露骨，雖然它逐漸被粉飾偽裝起來，有些地方還披上了較溫和的外衣，但是絲毫也沒有消除。

　　這樣確立的男子獨裁的第壹個結果，表現在這時發生的家長制家庭這壹中間形式上。

　　這壹形式的主要特點不是多妻制（關於這壹點後邊再講），而是若幹數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長的父權之下組成壹個家庭。在閃米特類型的家庭中，這個家長過著多妻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和子女，而整個組織的目的在於在壹定的地域範圍以內照管畜群。

　　這種家庭的根本之處在於，壹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內，壹是父權；所以，這種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羅馬人的家庭。Familia這個詞，起初並不表示現代庸人的那種由脈脈溫情同家庭齟齬組合起來的理想；在羅馬人那裏，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隸。Famulus的意思是壹個家庭奴隸，而familia則是指屬於壹個人的全體奴隸。還在蓋尤斯時代，familia ，idest patrimonium（即遺產），就是通過遺囑遺留的。這壹用語是羅馬人所發明，用以表示壹種新的社會機體，這種機體的首長，以羅馬的父權支配著妻子、子女和壹定數量的奴隸，並且對他們握有生殺之權。

　　“因此，這壹用語不會比拉丁部落的嚴酷的家庭制度更早，這種家庭制度是在采用田野耕作和奴隸制合法化以後，也是在雅利安意大利人同希臘人分離以後發生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69頁。

　　不過，個體家庭決不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具有像在希臘人中間所有的那種古典的粗野形式。羅馬人作為世界的未來征服者，具有雖不如希臘人細致但比他們遠大的見識，在羅馬人中間，婦女是比較自由和受尊敬的。羅馬的男子認為，妻子的貞操已經由於他對妻子有生殺之權而得到了充分的保證。此外，這裏婦女同男子壹樣，可以自願解除婚姻關系。但是，在個體婚制發展方面的最大進步，無疑是隨著德意誌人登上歷史舞臺而發生的，因為在德意誌人中間，大概由於他們貧窮的緣故，專偶制看來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從對偶制中完全發展起來。我們是根據塔西佗所提到的如下三種情況而得出這個結論的。第壹，盡管十分尊重婚姻——“他們以壹個妻子為滿足，婦女生活在被貞操防衛起來的環境中”——，但是在他們的顯要人物和部落首長中間卻實行多妻制，同我們在實行對偶婚的美洲人中間看到的情況類似。第二，從母權制向父權制的過渡，在他們那裏可能只是在前此不久的時候才完成的，因為母親的兄弟——按照母權制是最近的男性的同氏族親屬——在他們那裏仍然被認為是比自己的父親更親近的親屬，這壹點也是與美洲印第安人的觀點相壹致的；正如馬克思所常常說的，他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間找到了壹把了解我們自己的原始時代的鑰匙。第三，在德意誌人中間，婦女很受尊敬並且對公共事務也有很大的影響，這同專偶制所特有的男子統治是直接對立的。差不多在這壹切方面，德意誌人都與斯巴達人相壹致；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斯巴達人中間，對偶婚也還沒有完全被放棄。因此，在這方面，壹個嶄新的要素也隨著德意誌人的出現而獲得了在世界上的統治地位。在各民族混合的過程中，在羅馬世界的廢墟上發展起來的新的專偶制，使男子的統治具有了比較溫和的形式，而使婦女至少從外表上看來有了古典古代所從未有過的更受尊敬和更加自由的地位。這樣就第壹次造成了壹種可能性，在這種可能性的基礎上，從專偶制之中——因情況的不同，或在它的內部，或與它並行，或與它相反——發展起來了我們應歸功於專偶制的最偉大的道德進步：整個過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現代的個人性愛。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1—82頁。

　　如果說，德意誌人改革了專偶制的古代形式，緩和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統治，給了婦女以比古典世界任何時期都更高的地位，那麼，使他們能夠做到這壹點的，如果不是他們的野蠻狀態、他們的氏族習慣，如果不是他們仍有母權制時代的遺風，又是什麼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5頁。

　　（五）原始社會的家庭

　　生產資料在產品的形成上具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壹種是生產資料和產品相對保持獨立的形態，另壹種是生產資料改變或全部喪失獨立的形態，這個區別屬於勞動過程本身，因此，對沒有任何交換，沒有商品生產，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例如，家長制家庭自己的需要的勞動過程來說，也是存在的，這個區別被亞·斯密歪曲了，這是因為：1.他塞進了和這裏完全無關的關於利潤的規定，說什麼壹些生產資料在保持原來的形態時，給所有者帶來利潤；2.他把壹部分生產要素在勞動過程中的變化，和屬於產品交換、商品流通，同時包含流通中的商品的所有權變換的那種形式變換（買和賣）混為壹談。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6頁。

　　第壹種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這種所有制與生產的不發達階段相適應，當時人們靠狩獵、捕魚、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為生。在人們靠耕作為生的情況下，這種所有制是以有大量未開墾的土地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分工還很不發達，僅限於家庭中現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進壹步擴大。因此，社會結構只限於家庭的擴大：父權制的部落首領，他們管轄的部落成員，最後是奴隸。潛在於家庭中的奴隸制，是隨著人口和需求的增長，隨著戰爭和交易這種外部交往的擴大而逐漸發展起來的。

　　第二種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種所有制是由於幾個部落通過契約或征服聯合為壹個城市而產生的。在這種所有制下仍然保存著奴隸制。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動產私有制以及後來的不動產私有制已經發展起來，但它們是作為壹種反常的、從屬於公社所有制的形式發展起來的。公民僅僅共同擁有支配自己那些做工的奴隸的權力，因此受公社所有制形式的約束。這是積極公民的壹種共同私有制，他們面對著奴隸不得不保存這種自然形成的聯合方式。因此，建築在這個基礎上的整個社會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民權力，隨著私有制，特別是不動產私有制的發展而逐漸趨向衰落。分工已經比較發達。城鄉之間的對立已經產生，後來，壹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國家同另壹些代表鄉村利益的國家之間的對立出現了。在城市內部存在著工業和海外貿易之間的對立。公民和奴隸之間的階級關系已經充分發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1頁。

　　分工包含著所有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會分裂為單個的、互相對立的家庭這壹點為基礎的。與這種分工同時出現的還有分配，而且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因而產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經出現，在那裏妻子和兒女是丈夫的奴隸。家庭中這種誠然還非常原始和隱蔽的奴隸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這種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現代經濟學家所下的定義，即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其實，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壹件事情，壹個是就活動而言，另壹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5—536頁。

　　住宅建築。不言而喻，野蠻人的每壹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洞穴和茅舍，正如遊牧人的每壹個家庭都有獨自的帳篷壹樣。這種單個分開的家庭經濟由於私有制的進壹步發展而成為更加必需的了。在農業民族那裏，共同的家庭經濟也和共同的耕作壹樣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建造是壹大進步。但是，在過去任何時代，消滅單個分開的經濟——這與消滅私有制分不開的——是不可能的，因為還沒有具備這樣做的物質條件。組織共同的家庭經濟的前提是發展機器，利用自然力和許多其他的生產力，例如自來水、煤氣照明、蒸汽采暖等，以及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沒有這些條件，共同的經濟本身將不會再成為新生產力，將沒有任何物質基礎，將建立在純粹的理論基礎上，就是說，將是壹種純粹的怪想，只能導致寺院經濟。——還可能有什麼呢？——這就是城市裏的集中和為了各個特定目的而進行的公共房舍（監獄、兵營等）的興建。不言而喻，消滅單個分開的經濟是和消滅家庭分不開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8—569頁。

　　每個原始家庭，至遲經過幾代以後是壹定要分裂的。原始共產制的共同的家戶經濟（它毫無例外地壹直盛行到野蠻時代中級階段的後期），決定著家庭公社的最大限度的規模，這種規模雖然依條件而變化，但是在每個地方都是相當確定的。不過，認為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間的性關系不妥的觀念壹旦發生，這種觀念就壹定要影響到舊家庭公社的分裂和新家庭公社的建立（這種新的家庭公社這時並不必然同家庭群體相壹致）。壹列或者數列姊妹成為壹個公社的核心，而她們的同胞兄弟則成為另壹個公社的核心。摩爾根稱之為普那路亞家庭的形式，便經過這樣或類似的途徑而由血緣家庭產生出來了。按照夏威夷的習俗，若幹數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統較遠的即從（表）姊妹，再從（表）姊妹或更遠壹些的姊妹——是她們共同丈夫們的共同的妻子，但是在這些共同丈夫之中，排除了她們的兄弟；這些丈夫彼此已不再互稱兄弟，他們也不再必須是兄弟了，而是互稱普那路亞，即親密的同伴，即所謂associé。同樣，壹列兄弟——同胞的或血統較遠的——則跟若幹數目的女子（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結婚，這些女子也互稱普那路亞。這是古典形式的壹種家庭結構；這種形式後來又有壹系列變種，它的主要特征是壹定的家庭範圍內相互的共夫和共妻，不過，妻子的兄弟（起初是同胞的，以後更及於血統較遠的）被排除在這個家庭範圍以外，另壹方面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1頁。

傑瑞米柯賓

由此可見，原始歷史上家庭的發展，就在於不斷縮小最初包括整個部落並在內部盛行兩性共同婚姻的那個範圍。由於次第排斥親屬通婚（起初是血統較近的，後來是血統越來越遠的親屬，最後甚至是僅有姻親關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終於在實際上成為不可能的了，結果，只剩下壹對暫時松散地結合的配偶，即壹旦解體整個婚姻就終止的分子。從這壹點就已經可以看出，個體婚制的發生同現代字面意義上的個人性愛是多麼不相幹。所有正處於這壹發展階段的各民族的實踐，更加證明了這壹點。在以前的各種家庭形式下，男子是從來不缺乏女子的，相反，女子倒是多了壹點；而現在女子卻稀少起來，不得不去尋找了。因此，隨著對偶婚的發生，便開始出現搶劫和購買婦女的現象，這是發生了壹個深刻得多的變化的普遍跡象，不過只是跡象而已；但是蘇格蘭的學究麥克倫南，卻把這些跡象，這些單純的求妻方法，說成是“搶劫婚姻”和“買賣婚姻”，虛構為兩種特殊的家庭。此外，在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處於同壹發展階段的民族中間，締結婚姻並不是當事人本人的事情（甚至往往不同他們商量），而是他們的母親的事情。這樣，訂婚的往往是兩個彼此全不相識的人，只是到婚期臨近時，才告訴他們業已訂婚。在婚禮之前，新郎贈送禮物給新娘的同氏族親屬（即新娘的母方親屬，而不是她的父親和父親的親屬）；這種禮物算是被出讓的女兒的代價。婚姻可以根據夫婦任何壹方的意願而解除，但是在許多部落中，例如在易洛魁人中，逐漸形成了對這種離婚采取否定態度的社會輿論；在夫婦不和時，雙方的氏族親屬便出面調解，只有在調解無效時，才實行離婚，此時子女仍歸妻方，以後雙方都有重新結婚的自由。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頁。

　　我們現在來談壹談摩爾根的另壹發現，這壹發現至少與他根據親屬制度恢復原始家庭形式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摩爾根證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內部用動物名稱命名的血族團體，實質上是與希臘人的氏族[genea]、羅馬人的氏族[gentes]相同的；美洲的形式是原始的形式，而希臘—羅馬的形式是晚出的、派生的形式；原始時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社會組織，跟美洲印第安人的組織極其相似；氏族，直到野蠻人進入文明時代為止，甚至再往後壹點，是壹切野蠻人所共有的制度（就現有資料而言）。摩爾根證明了這壹切以後，便壹下子說明了希臘、羅馬上古史中最困難的地方，同時，出乎意料地給我們闡明了原始時代——國家產生以前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雖然這個發現在人們壹旦知道它之後顯得十分簡單，但是，摩爾根只是最近才做到這壹點的；在他於1871年出版的前壹部著作中，他還沒有看透這個秘密，而這個秘密揭開之後，就使壹向那樣自信的英國原始史學家們壹時沉默了下去。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8頁。

　　由於手、說話器官和腦不僅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在社會中發生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完成越來越復雜的動作，提出並達到越來越高的目的。勞動本身經過壹代又壹代變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除打獵和畜牧外，又有了農業，農業之後又有了紡紗、織布、冶金、制陶和航海。伴隨著商業和手工業，最後出現了藝術和科學；從部落發展成了民族和國家。法和政治發展起來了，而且和它們壹起，人間事物在人的頭腦中的虛幻的反映——宗教，也發展起來了。在所有這些起初表現為頭腦的產物並且似乎支配著人類社會的創造物面前，勞動的手的較為簡陋的產品退到了次要地位；何況能作出勞動計劃的頭腦在社會發展的很早的階段上（例如，在簡單的家庭中），就已經能不通過自己的手而是通過別人的手來完成計劃好的勞動了。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7頁。

　　（六）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家庭和婚姻

　　節制需要，這個國民經濟學的原則在它的人口論中最鮮明地表現出來。人太多了。甚至連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而如果工人是“道德的”（穆勒曾建議公開贊揚那些在兩性關系上表現節制的人，並公開譴責那些違背這壹結婚不生育原則的人……難道這不是禁欲主義的道德、學說嗎？），那麼他就會在生育方面實行節約。人的生產表現為公眾的不幸。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9頁。

　　……也就是，因為工人用他的工資維持了他本人和他的家屬生活，從而維持了他的勞動力。工人為了能夠繼續生存和繼續作為商品的買者出現，必須重新出賣他的勞動力。

　　……

　　說到生產奢侈品的部類Ⅱb，它的v即（Ⅱb）v的情況是和Ⅰv的情況相同的。為Ⅱb的資本家更新貨幣形式的可變資本的那些貨幣，經過Ⅱa的資本家之手，迂回地流回到Ⅱb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工人是直接向購買他們的勞動力的資本主義生產者購買生活資料，還是向另壹類資本家購買生活資料，以致貨幣要經過後壹類資本家之手，才迂回地流回到前壹類資本家手中，這畢竟是有區別的。因為工人階級是掙壹文吃壹文的，他們在能買的時候才買。而資本家……就不是這樣。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7頁。

　　已經執行職能的資本（剩余產品就是由於它執行職能而產生）的總額越大，轉化為潛在貨幣資本的剩余產品的量也就越大。但是，當每年再生產的潛在貨幣資本的量絕對增大時，這種資本的分裂也就會更容易，因此，這種資本可以更迅速地被投入壹個特殊的企業，不論這個企業是在同壹個資本家手中，還是在另壹些人（例如參加遺產分割的家庭成員，等等）手中。在這裏，貨幣資本的分裂是指：完全離開原有的資本，以便作為新的貨幣資本投入壹個新的獨立的企業。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頁。

　　現代的、資產階級的家庭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的呢？是建立在資本上面，建立在私人發財上面的。這種家庭只是在資產階級那裏才以充分發展的形式存在著，而無產者的被迫獨居和公開的賣淫則是它的補充。

　　資產者的家庭自然會隨著它的這種補充的消失而消失，兩者都要隨著資本的消失而消失。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49頁。

　　於是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在現存制度最受動搖的新教國家裏，都越來越承認在婚姻方面也有締結契約的自由，並用上述方式來實現這壹自由。

　　婚姻仍然是階級的婚姻，但在階級內部則承認當事者享有某種程度的選擇的自由。在字面上，在道德理論上以及在詩歌描寫上，再也沒有比認為不以夫妻相互性愛和真正自由的協議為基礎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那種觀念更加牢固而不可動搖的了。總之，戀愛婚姻被宣布為人權，並且不僅是droit de l’homme，而且在例外的情況下也是婦女的權利。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5頁。

　　杜林先生以前曾設想，不必改造生產本身，人們就能以社會的生產方式去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現在，他在這裏想象，人們可以把現代的資產階級家庭同它的整個經濟基礎分隔開來，而不會由此改變家庭的全部形式。這個家庭形式，在他看來是這樣的不可改變，以致他甚至把“古代羅馬法”（即使它具有某種“完美的”形式）當做家庭永遠奉行的標準，並且設想家庭只是“繼承遺產”的單位，即擁有財產的單位。在這個問題上，空想主義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義者看來，隨著人們自由結合成社會和私人家務勞動轉為公共事業，青年教育的社會化，從而家庭成員間真正自由的相互關系，也就直接產生了。此外，馬克思已經證明（《資本論》第515頁及以下幾頁），“由於大工業使婦女、男女少年和兒童在家庭範圍以外，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生產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也就為家庭和兩性關系的更高級的形式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5—336頁。

　　如果說機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著成百萬的手工勞動者為少數機器勞動者所排擠，那麼，機器的改進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機器勞動者本身受到排擠，而歸根到底就意味著造成壹批超過資本雇工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傭勞動者，壹支真正的產業後備軍（我早在1845年就這樣稱呼他們），這支後備軍在工業開足馬力工作的時期可供隨意支配，而由於隨後必然到來的崩潰又被拋到街頭，這支後備軍任何時候都是工人階級在自己同資本進行生存鬥爭中的絆腳石，是把工資抑制在合乎資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調節器。這樣壹來，機器，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成了資本用來對付工人階級的最強有力的武器，勞動資料不斷地奪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資料，工人自己的產品變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於是，勞動資料的節約，壹開始就同時成為對勞動力的最無情的浪費和對勞動發揮作用的正常條件的剝奪；機器這壹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變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屬壹生的時間轉化為可以隨意用來增殖資本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於是，壹部分人的過度勞動成了另壹部分人失業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費者的大工業，卻在國內把群眾的消費限制到忍饑挨餓這樣壹個最低水平，從而破壞了自己的國內市場。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0—291頁。

　　（七）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家庭和婚姻

　　在它的最初的形態中不過是私有財產關系的普遍化和完成。而作為這種關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共產主義是以雙重的形態表現出來的：首先，實物財產的統治在這種共產主義面前顯得如此強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為私有財產占有的壹切都消滅；它想用強制的方式把才能等等拋棄。在這種共產主義看來，物質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壹目的；工人這個規定並沒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廣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財產關系仍然是共同體同物的世界的關系；最後，這個用普遍的私有財產來反對私有財產的運動是以壹種動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婦女變成公有的和共有的財產——來反對婚姻（它確實是壹種排他性的私有財產的形式）。人們可以說，公妻制這種思想是這個還相當粗陋的和毫無思想的共產主義的昭然若揭的秘密。正像婦女從婚姻轉向普遍賣淫壹樣，財富——也就是人的對象性的本質——的整個世界，也從它同私有者的排他性的婚姻的關系轉向它同共同體的普遍賣淫關系。這種共產主義——由於它到處否定人的個性——只不過是私有財產的徹底表現，私有財產就是這種否定。普遍的和作為權力形成起來的忌妒，是貪欲所采取的並且只是用另壹種方式使自己得到滿足的隱蔽形式。任何私有財產本身所產生的思想，至少對於比自己更富足的私有財產都含有忌妒和平均主義欲望，這種忌妒和平均主義欲望甚至構成競爭的本質。粗陋的共產主義者不過是充分體現了這種忌妒和這種從想象的最低限度出發的平均主義。他具有壹個特定的、有限制的尺度。對整個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貧窮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僅沒有超越私有財產的水平，甚至從來沒有達到私有財產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簡單狀態的倒退，恰恰證明對私有財產的這種揚棄決不是真正的占有。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3—184頁。

　　費爾巴哈是從宗教上的自我異化，從世界被二重化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這壹事實出發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歸結於它的世俗基礎。他沒有註意到，在做完這壹工作之後，主要的事情還沒有做。因為，世俗基礎使自己從自身中分離出去，並在雲霄中固定為壹個獨立王國，這壹事實，只能用這個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因此，對於世俗基礎本身首先應當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後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實踐中使之發生革命。因此，例如，自從發現神聖家族的秘密在於世俗家庭之後，對於世俗家庭本身就應當從理論上進行批判，並在實踐中加以變革。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4—505頁。

　　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對家庭將產生什麼影響？

　　答：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將使兩性關系成為僅僅和當事人有關而社會無須幹預的純粹私人關系。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之所以能實現這壹點，是由於這種社會制度將廢除私有制並將由社會教育兒童，從而將消滅迄今為止的婚姻的兩種基礎，即私有制所產生的妻子依賴丈夫、孩子依賴父母。這也是對道貌岸然的市儈關於共產主義公妻制的號叫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現象，現在的賣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現。賣淫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它將隨著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產主義組織並不實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滅公妻制。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9—690頁。

傑瑞米柯賓

這樣，我們現在關於資本主義生產行將消滅以後的兩性關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質的，大都限於將要消失的東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將是什麼呢？這要在新的壹代成長起來的時候才能確定：這壹代男子壹生中將永遠不會用金錢或其他社會權力手段去買得婦女的獻身；而這壹代婦女除了真正的愛情以外，也永遠不會再出於其他某種考慮而委身於男子，或者由於擔心經濟後果而拒絕委身於她所愛的男子。這樣的人們壹經出現，對於今日人們認為他們應該做的壹切，他們都將不去理會，他們自己將做出他們自己的實踐，並且造成他們的與此相適應的關於個人實踐的社會輿論——如此而已。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6—97頁。

　　三 生育

　　（壹）生育觀念和生育模式

　　假定平均工資不僅足以使工人人口維持，而且足以使它以任何比例不斷地增長，那麼，從壹開始就使增長的資本得到更多的工人人口，同時，得到更多的剩余勞動，因此，人口的增長，也使資本增加。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必須從這個假定出發，因為這個假定包括剩余價值即資本的不斷增長。至於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怎樣促進人口的增長，這裏還不需要研究。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壹部分》（1861年8月—1862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212頁。

　　在這整個時期內，我們交納給地主們的稅從未超過3便士。而在1834年面包價廉、市場繁榮的時候，妳們對我們說過什麼話呢？——“妳們是不幸的，因為妳們生育的孩子太多了，妳們的婚姻比妳們的手藝還要多產！”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1848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45頁。

　　新的不變資本顯然來源於利潤；它以收入的形式存在極短時間，隨後即轉化為資本。

　　這部分利潤歸結為剩余勞動時間，即使沒有資本存在，社會也必須不斷地完成這個剩余勞動時間，以便能支配壹個所謂發展基金——僅僅人口的增長，就已使這個發展基金成為必要的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二部分〈剩余價值理論〉》

　　（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版，第85—86頁。

　　假定剝削率不變，利潤率決定於就業工人人數，決定於所使用的工人的絕對量，因而決定於人口的增長。雖然這個量增加了，但是隨著資本的積累和工業的發展，它對所使用的資本的總額的比率卻降低了（因此，在剝削率不變的情況下，利潤率[會下降]）。同樣，人口也絕對不會像復利計算那樣按照同樣的幾何級數[增長]。在工業發展的壹定階段，人口的增長可以說明剩余價值量和利潤量的增加，但同時又可以說明利潤率的下降。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四分部〈剩余價值理論（結尾）〉》（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年4月第2版，第281—282頁。

　　這樣的婦女，特別是在懷了孕還要工作的條件下，是生不出健壯的孩子來的。根據報告，特別是曼徹斯特的報告，她們生的孩子都很弱，只有巴萊壹個人認為是健康的，但是他也說，在他所視察的蘇格蘭，結了婚的女人幾乎沒有壹個在工廠做工；並且除格拉斯哥的工廠外，那裏的工廠多半都在城外，這對孩子們的健康就有不小的幫助：在曼徹斯特近郊的工人的孩子幾乎都是臉色紅潤而且生氣勃勃的，可是城裏的看上去都是臉色蒼白的、腺病質的。但是壹到九歲，鄉村孩子就突然失掉了紅潤的臉色，因為他們被送進了工廠，並且很快就和城市中的孩子分不出來了。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449頁。

　　在壹個國家中，如果工作日的長度已定，要增加剩余價值就只能靠增加工人人數即增加人口；這種人口的增加是壹國總資本生產剩余價值的數學界限。另壹方面，如果工人人數已定，這個界限就由工作日可能延長的程度來決定。往後我們會看到，這個規律只適用於我們在上面所分析的剩余價值形式。

　　恩格斯：《為“雙周評論”寫的“資本論”第壹卷書評》（1868年5月22日—6月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第448頁。

　　我帶著多少有些奇怪的心情讀完了妳三頁深思熟慮的議論，我所以感到奇怪，是因為不知道妳這樣做的用意何在。當我終於弄清了問題的實質，了解到這壹切都是為了說明根本用不著說明的妳的結婚壹事時，我禁不住笑了起來。如果所有無產者都這樣瞻前顧後，那末無產階級就要斷子絕孫了，或者只有依靠非婚生子女才能蕃衍後代，而這種方式，作為壹種大量現象，我們也許只有在已經不存在任何無產階級的時候才能談得上。因此，我衷心祝賀妳終於克服了重重疑慮而自由地進行戀愛。妳會發現，在困難的時刻，兩個人在壹起要比壹個人好過些；我在相當長的時間中，有時是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體驗到了這壹點，而且從來沒有後悔過。請向妳的新娘轉達我最衷心的問候，並望妳拔起雙腿趕快跳進新房。

　　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施坦（1886年10月9日於倫敦）》，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532頁。

　

　　（二）生育的影響因素

　　可見，伴隨生產力的提高而來的是大資本的統治加強，叫做工人的機器愈來愈簡單化，由於擴大分工的範圍和采用機器的規模，由於公開規定獎勵生育，由於資產階級的破產的各階層的競爭等等，工人之間的直接競爭也日益加劇。

　　馬克思：《工資》（1847年12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年8月第1版，第652頁。

　　但是，壹個人在體力或智力上勝過另壹個人，因此在同壹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勞動，或者能夠勞動較長的時間；而勞動，要當做尺度來用，就必須按照它的時間或強度來確定，不然它就不成其為尺度了。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像其他人壹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壹切權利壹樣是壹種不平等的權利。權利，就它的本性來講，只在於使用同壹尺度；但是不同等的個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為不同的個人）要用同壹尺度去計量，就只有從同壹個角度去看待他們，從壹個特定的方面去對待他們，例如在現在所講的這個場合，把他們只當做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做別的什麼，把其他壹切都撇開了。其次，壹個勞動者已經結婚，另壹個則沒有；壹個勞動者的子女較多，另壹個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勞動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基金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壹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壹個人多些，也就比另壹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5頁。

　　狄奧多魯斯談到古代埃及人時就這樣說過：

　　“他們撫養子女所花的力氣和費用少得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們給孩子隨便煮壹點最簡單的食物；甚至紙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壹烤，也拿來給孩子們吃。此外也給孩子們吃沼澤植物的根和莖，有的生吃，有的煮壹煮或燒壹燒再吃。因為氣候非常溫暖，大多數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養大壹個子女的費用總共不超過20德拉馬。埃及有那麼多的人口並有可能興建那麼多宏偉的建築，主要可由此得到說明。”

　　但是古代埃及能興建這些宏偉建築，與其說是由於埃及人口眾多，還不如說是由於有很大壹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單個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勞動就越多；同樣，工人人口中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部分越小，可以用於其他事情的部分就越大。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587頁。

　　同時，另壹些因素也會起作用。生產的停滯會使工人階級的壹部分閑置下來，由此使就業的部分處於這樣壹種境地：他們只好讓工資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這種情況對資本所發生的影響，就好像在工資保持平均水平而相對剩余價值或絕對剩余價值已經提高時壹樣。繁榮時期會使更多的工人結婚，並會減少他們子女的死亡；這種情形——不管它使人口實際增加多少——並沒有使實際勞動的人口增加，但是會對工人和資本的關系發生這樣的影響，好像實際從事勞動的工人人數增加了。另壹方面，價格下降和競爭鬥爭也會刺激每個資本家通過采用新的機器、新的改良的勞動方法、新的結合，使他的總產品的個別價值下降到它的壹般價值以下，就是說，提高既定量勞動的生產力，降低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比率，從而把工人遊離出來，總之，就是造成人為的過剩人口。其次，不變資本要素的貶值，本身就是壹個會使利潤率提高的要素。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量同可變資本相比相對增加，但是這個量的價值可能下降。已經發生的生產停滯，為生產在資本主義界限內以後的擴大準備好了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3—284頁。

　　節制需要，這個國民經濟學的原則在它的人口論中最鮮明地表現出來。人太多了。甚至連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而如果工人是“道德的”（穆勒曾建議公開贊揚那些在兩性關系上表現節制的人，並公開譴責那些違背這壹結婚不生育原則的人……難道這不是禁欲主義的道德、學說嗎？）那麼他就會在生育方面實行節約。人的生產表現為公眾的不幸。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9頁。

　　人口理論中唯壹正確的東西是，資本的發展把大量人口置於這樣壹種條件下，在這種條件下人口的再生產也像動物和植物壹樣，除阻礙它的因素外沒有其他界限。貧苦人的再生產比勞動者在其自然條件下要快，因為它的再生產條件是無限小的。赤貧的人們生殖得很快，完全像在動物界壹樣：種類越小，它再生產的量就越大。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490頁。

　　……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與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系著的。只有在整個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0頁。

　　資產階級的這種令人厭惡的貪婪造成了這樣壹大串疾病！婦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發育，男人虛弱無力，四肢殘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毀滅了，他們疲倦而且衰弱，——而所有這些都不過是為了要填滿資產階級的錢袋！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453頁。

　　

　　（三）生育控制

　　前面已經指出，機器起初使兒童、少年像工人妻子壹樣在以機器為基礎而產生的工廠內直接地受資本的剝削，後來使他們在所有其他工業部門內間接地受資本的剝削，而使他們的身體受到摧殘。因此在這裏，我們只談壹點，就是工人子女出生後頭幾年的驚人的死亡率。在英格蘭，有16個戶籍區在10萬個不滿壹周歲的兒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數只是人（其中有壹個區只是7047人）；24個區是10000人到11000人；39個區是11000人到人；48個區是12000人到13000人；22個區超過20000人；25個區超過21000人；17個區超過22000人；11個區超過23000人；在胡、伍爾弗漢普頓、阿什頓安德萊恩和普雷斯頓超過24000人；在諾丁漢、斯托克波特和布拉德弗德超過25000人；在威斯貝奇是人；在曼徹斯特是26125人。1861年的壹個官方醫生調查報告指出：造成這樣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當地的情況外，主要是由於母親外出就業，以及由此引起的對子女的照顧不周和虐待，例如飲食不適、缺乏營養、餵鴉片劑等等，另外，母親還違反天性地虐待自己的子女，從而發生故意餓死和毒死的事件。相反地，在“婦女最少就業”的農業區，“死亡率則最低”。但是，1861年的調查委員會卻得出了壹個出人意料的結論：在北海沿岸的壹些純農業區，不滿壹周歲的兒童的死亡率幾乎趕上了名聲最壞的工廠區。因此，朱利安·漢特醫生被派去就地研究這種現象。他的報告收在《公共衛生。第6號報告》中。在此以前人們認為，是瘧疾和低窪的沼澤地區所特有的其他疾病使兒童大批死亡。但調查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

　　“把冬天是沼澤地夏天是貧瘠草地的土地變成肥沃的谷物耕地，這是消滅瘧疾的原因，但也就是這個原因造成了非常高的嬰兒死亡率。”

　　漢特醫生在這些地區詢問過70個開業醫生，他們對這壹點的意見“驚人地壹致”。事實上，隨著土地耕作的革命，采用了工業制度。

　　“同少年男女在幫夥裏壹起勞動的已婚婦女，為了掙壹些錢，被壹個出租整個幫夥的叫做‘幫頭’的人，交給租地農場主支配。這些幫夥往往到離本村許多英裏以外的地方去；早晚都可以在路上看到他們，婦女們穿著短裙和短上衣、靴子，有時穿長褲，表面上很健壯有力，但由於放蕩成性而敗壞了，她們喜歡這種忙碌的獨立的生活方式，而毫不考慮這會給她們家裏瘦弱的子女帶來多麼不幸的後果。”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7—459頁。

　　人類數量增多到必須為其增長規定壹個限度的這種抽象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像已經對物的生產進行調節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節，那麼正是那個社會，而且只有這個社會才能無困難地做到這點。在這樣的社會裏，有計劃地達到現在法國和下奧地利在自發的無計劃的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那種結果，在我看來，並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無論如何，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們自己會決定，是否應當為此采取某種措施，在什麼時候，用什麼辦法，以及究竟是什麼樣的措施。我不認為自己有向他們提出這方面的建議和勸導的使命。那些人無論如何也會和我們壹樣聰明。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爾·考茨基（1881年2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5—456頁。

傑瑞米柯賓

死亡率之所以這樣高，主要是由於工人階級的幼兒的死亡數字很高。小孩的嬌嫩的身體最不能抵抗惡劣生活條件的不利影響。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壹人死亡，孩子就常常沒有人照顧，這種情況很快就會造成惡果；因此，像曼徹斯特這個地方，根據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那個報告，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歲就死亡，而上等階級的孩子在五歲以前死亡的只有20%，農業區各階級所有的孩子在五歲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這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在前面多次提到的《工匠》雜誌的那篇文章裏，我們得到了關於這方面的更詳細的材料。該文的作者把城市和農業區各種兒童疾病的死亡數字壹壹加以對比，證明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壹般說來比農業區高2倍；在城市患神經系統疾病的比農村多四倍，患胃病的比農村多壹倍多，同時，在城市因肺部疾病死的人數和農村比較是2.5：1。在城市，因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紅熱而死亡的幼兒比農村多三倍，因腦水腫而死亡的多兩倍，因痙攣而死亡的多九倍。為了再引證壹個權威的材料，我在這裏列出壹個表，這個表是威德博士在他的《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歷史》（1835年倫敦第3版）中根據1832年議會工廠委員會的報告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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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貧窮階級目前被忽視和被壓迫所必然引起的這壹切疾病，還有其他原因促使幼兒死亡率上升。有許多家庭，妻子和丈夫都外出工作，結果孩子就完全沒有人照顧，他們或者被鎖在家裏，或者交給別人照看。這樣，如果有成百的這種孩子死於各種各樣的不幸事件，也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任何壹個地方也不像英國的大城市有這樣多的孩子被車壓死，被馬踩死，任何壹個地方也不像這些城市有這樣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燒死。孩子們因燒傷或被開水燙傷而致死的特別多。這種事情，在曼徹斯特的冬季數月裏幾乎每周都要發生壹次，在倫敦也同樣經常發生，只是報上很少刊登罷了；我手頭只有1844年12月15日《每周快訊》上的壹個統計材料。根據這個材料，從12月1日到7日這壹星期中就發生了六起這樣的事件。這些慘遭橫死的可憐的孩子們完全是我們的社會混亂以及熱衷於保持這種混亂狀況的有產階級的犧牲品。但是人們很難斷定，甚至這種可怕的痛苦的死亡是否對這些孩子來說也是壹件好事，因為這種死亡使他們擺脫了充滿艱辛和困苦的、憂愁多而歡樂少的漫長壹生。在英國事情已經發展到這種地步，資產階級天天在報紙上讀到這壹切，但他們對此卻無動於衷。如果我根據我所引用的那些肯定為他們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證據，直接控告他們犯了社會謀殺罪，他們也是無法申辯的。他們應該想辦法結束這種可怕的情況，否則就把管理公共利益的權力移交給工人階級。對後壹種辦法，他們沒有興趣；而前壹種，只要他們還是資產階級，還堅持資產階級偏見，他們就無力做到。雖然在現在，在數十萬犧牲者已經倒下去以後，他們終於對未來采取了壹些微小的預防性措施，公布了壹個至少對住宅雜亂無章地擠在壹起的情形多少有所限制的“首都建築法”，雖然他們誇耀他們這種不僅遠遠沒有觸動弊端的根源，而且連最普通的衛生警察的規定也算不上的措施，但是，他們還是不能以此來洗清他們的罪名。英國資產階級現在只能二者選壹，或者不顧這種落到他們身上的無可辯駁的謀殺罪名，繼續統治，或者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自己引退。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是寧願選擇前者。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0—423頁。

　　四 人口與生產

　　（壹）人口是生產的基礎

　　從壹開頭就可以看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比例，對大資本家要比對小資本家有利得多。最大的銀行家需要的固定資本只比最小的銀行家略多壹點。二者的固定資本都只限於銀行辦公的費用。大土地占有者的生產工具決不會與他的土地面積成比例地增加。同樣，大資本家所享有的比小資本家高的信用，就是固定資本即壹筆必須經常準備著的貨幣的更大節約。最後，不言而喻，凡是工業勞動高度發展的地方，也就是幾乎所有手工勞動都變成工廠勞動的地方，小資本家僅僅為了擁有必要的固定資本，哪怕把他的全部資本都投入也不夠。大家知道，大規模耕作所用的勞動，通常只占用不多的勞動人手。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7頁。

　　誠然，在國民經濟學領域掀起了壹場爭論。壹方（羅德戴爾、馬爾薩斯等）推崇奢侈而咒罵節約；另壹方（薩伊、李嘉圖等）則推崇節約而咒罵奢侈。但是，壹方承認，它要求奢侈是為了生產出勞動即絕對的節約；而另壹個承認，它推崇節約是為了生產出財富即奢侈。前者沉湎於浪漫主義的臆想，認為不應僅僅由貪財欲決定富人的消費，並且當它把揮霍直接當做發財致富的手段時，它是跟它自己的規律相矛盾的。因此，後者極其嚴肅而詳盡地向前者證明，我通過揮霍只會減少而不會增加我的財產。後者裝腔作勢地不承認，正是突發的怪想和念頭決定生產；它忘記了“考究的需要”，它忘記了沒有消費就不會有生產；它忘記了，通過競爭，生產只會變得日益全面、日益奢侈；它忘記了，按照它的理論，使用決定物的價值，而時尚決定使用；它希望看到僅僅生產“有用的東西”，但它忘記了生產過多的有用的東西就會生產出過多的無用的人口。雙方都忘記了，揮霍和節約，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貧窮是畫等號的。

　　而且，如果妳願意節儉行事，並且不願意毀於幻想，那麼妳不僅應當在妳的直接感覺，如吃等等方面節約，而且也應當在普遍利益、同情、信任等等這壹切方面節約。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7—228頁。

　　

　　（二）人口和分工

　　社會內部的分工以及個人被相應地限制在特殊職業範圍內的現象，同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壹樣，是從相反的兩個起點發展起來的。在家庭內部，隨後在氏族內部，由於性別和年齡的差別，也就是在純生理的基礎上產生了壹種自然的分工。隨著共同體的擴大，人口的增長，特別是各氏族間的沖突，壹個氏族之征服另壹個氏族，這種分工的材料也擴大了。另壹方面，我在前面已經談到，產品交換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共同體互相接觸的地方產生的，因為在文化的初期，以獨立資格互相接觸的不是個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不同的共同體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這種自然的差別，在共同體互相接觸時引起了產品的互相交換，從而使這些產品逐漸轉化為商品。交換沒有造成生產領域之間的差別，而是使不同的生產領域發生關系，從而使它們轉化為社會總生產的多少互相依賴的部門。在這裏，社會分工是由原來不同而又互不依賴的生產領域之間的交換產生的。而在那裏，在以生理分工為起點的地方，直接互相聯系的整體的各個特殊器官互相分開和分離，——這個分離過程的主要推動力是同其他共同體交換商品，——並且獨立起來，以致不同的勞動的聯系是以產品作為商品的交換為中介的。在壹種場合，原來獨立的東西喪失了獨立，在另壹種場合，原來非獨立的東西獲得了獨立。

　　壹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中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但是關於這種對立，我們不在這裏多談。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7—408頁。

　　（三）人口增長和需要增長

　　征服這壹事實看起來好像是同整個這種歷史觀矛盾的。到目前為止，暴力、戰爭、掠奪、搶劫等等被看做是歷史的動力。這裏我們只能談談主要之點，因此，我們舉壹個最顯著的例子：古老文明被蠻族破壞，以及與此相聯系重新開始形成壹種新的社會結構（羅馬和蠻人，封建制度和高盧人，東羅馬帝國和土耳其人）。對進行征服的蠻族來說，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戰爭本身還是壹種通常的交往形式；在傳統的、對該民族來說唯壹可能的粗陋生產方式下，人口的增長越來越需要新的生產資料，因而這種交往形式越來越被加緊利用。相反，在意大利，由於地產日益集中（這不僅是由購買和負債引起的，而且還是由繼承引起的，當時壹些古老的氏族由於生活放蕩和很少結婚而逐漸滅亡，他們的財產轉入少數人手裏），由於耕地變為牧場（這不僅是由通常的、至今仍然起作用的經濟原因引起的，而且也是由掠奪來的和進貢的谷物的輸入以及由此造成的意大利谷物沒有買主的現象引起的），自由民幾乎完全消失了，就是奴隸也在不斷地死亡，而不得不經常代之以新的奴隸。奴隸制仍然是整個生產的基礎。介於自由民與奴隸之間的平民，始終不過是流氓無產階級。總之，羅馬始終只不過是壹個城市，它與各行省之間的聯系幾乎僅僅是政治上的聯系，因而這種聯系自然也就可能為政治事件所破壞。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7—578頁。

　　（四）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

　　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7頁。

　　在壹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壹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55頁。

　　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甚至資產階級的最光輝燦爛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爭得的，而是平民大眾，即工人和農民為它爭得的。

　　恩格斯：《普魯士“危機”》（1873年1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325頁。

　　自從階級產生以來，從來沒有過壹個時期社會可以沒有勞動階級。這個階級的名稱、社會地位有過變化，農奴代替了奴隸，後來本身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謂自由，是擺脫了奴隸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自己的勞動力外壹無所有的自由。然而有壹點是很清楚的，無論不從事生產的社會上層發生什麼變化，沒有壹個生產者階級，社會就不能生存。可見，這個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必要的，雖然定會有壹天它將不再是壹個階級，而是包括整個社會。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會階級》（1881年8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534頁。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那麼問題涉及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壹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86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4頁。

傑瑞米柯賓

（五）人與自然界

　　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實質上同時就是積累過程。我們已經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中，那個必須單純再生產即保存的價值量，甚至在所使用的勞動力不變的情況下，也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增加。但是，隨著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生產的使用價值——生產資料是其中的壹個部分——的量，還會增加得更多。而追加勞動——通過對它的占有，這種追加財富能夠再轉化為資本——並不是取決於這種生產資料（包括生活資料）的價值，而是取決於它的量，因為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不是同生產資料的價值發生關系，而是同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發生關系。然而，資本的積累本身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積累，本身就是提高生產力的壹個物質手段。但是，生產資料的這種增加已經意味著工人人口的增加，意味著創造出同剩余資本相適應的工人人口，甚至大體上總是超過這個資本的需要的工人人口，即過剩工人人口。剩余資本暫時超過它所支配的工人人口，這會發生雙重的作用。壹方面，這會提高工資，從而緩和那些使工人後代減少和絕滅的影響，使結婚變得容易，由此使工人人口逐漸增加。另壹方面，這會使創造相對剩余價值的方法（機器的采用和改良）得到采用，由此更迅速得多地創造出人為的相對過剩人口；而這種相對過剩人口又成為使人口實際上迅速增加的溫室，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貧困會產生人口。因此，從資本積累過程——它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壹個要素——的性質來看，自然會得出如下的結論：預定要轉化為資本的已經增加了的生產資料的量，總會隨時找到相應地增加了的、甚至過剩的可供剝削的工人人口。所以，在生產過程和積累過程的發展中，可以被占有和已經被占有的剩余勞動的量，從而社會資本所占有的利潤的絕對量，都必然會增加。

　　但是，同壹些生產規律和積累規律，會隨著不變資本的量增加，使不變資本的價值同轉化為活勞動的可變資本部分的價值相比，越來越快地增加。因此，同壹些規律，使社會資本的絕對利潤量日益增加，使它的利潤率日益下降。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2—244頁。

　　但是生產力越發展，它就越和消費關系的狹隘基礎發生沖突。在這個充滿矛盾的基礎上，資本過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過剩結合在壹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為在二者相結合的情況下，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量雖然會增加，但是生產剩余價值的條件和實現這個剩余價值的條件之間的矛盾，恰好也會隨之而增大。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3頁。

　　生活資料和現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產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夠體面地、像人壹樣地生活，生活資料還是生產得太少了。

　　對於人口中有勞動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業來說，生產資料生產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首先是在人口中生產出了壹個過大的部分，他們實際上不會勞動，他們由於自己的條件可以靠剝削別人的勞動來生活，或者靠這樣壹種勞動來生活，這種勞動只有在可鄙的生產方式下才能稱為勞動。其次，要使全部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在生產效率最大的情況下勞動，就是說，要使他們的絕對勞動時間能夠由於勞動時間內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數量和效率而得到縮短，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還很不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7頁。

　　“在其他壹切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壹個國家從它的利潤中進行積蓄的能力，隨著利潤率的變化而變化，這種能力在利潤率高時就大，在利潤率低時就小；但是在利潤率下降時，其他壹切條件就不會保持不變…… 在利潤率低時，積累的速度通常會比人口增加的速度快，例如在英國……

　　在利潤高時，積累的速度通常會比人口增加的速度慢。”例如：波蘭、俄國、印度等等。（理查·瓊斯《政治經濟學緒論》1833年倫敦版第50—頁）

　　瓊斯正確地指出：盡管利潤率下降，積累的欲望和能力仍然會增加。第壹，由於相對過剩人口增加。第二，由於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壹個交換價值所代表的使用價值量，即資本的物質要素的量會增加。第三，由於生產部門會多樣化。第四，由於信用制度、股份公司等等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結果，即自己不成為產業資本家，也很容易把貨幣轉化為資本。第五，由於需要和致富欲望的增長。第六，由於固定資本的大量投資不斷增長，如此等等。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5頁。

　　剩余價值和剩余勞動的同壹，為資本的積累設置了壹個質的界限：總工作日、生產力和人口（可以同時剝削的工作日數目由人口限定）在各個時期的發展。相反地，如果剩余價值在利息這個沒有概念的形式上來理解，那麼，界限就只是量的界限，並且會超出任何想象。

　　但是，在生息資本的形式上，資本拜物教的觀念完成了。按照這個觀念，積累的勞動產品，而且是作為貨幣固定下來的勞動產品，由於它天生的秘密性質，作為純粹的自動體，具有按幾何級數生產剩余價值的能力，以致像《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這種積累的勞動產品，早已對自古以來世界所有的財富進行了貼現，依法據為己有。過去的勞動產品，過去的勞動，在這裏本身就孕育著現在的或未來的活的剩余勞動的壹部分。不過我們知道，過去勞動的產品的價值保存下來，也就是說再生產出來，這實際上只是它們同活勞動接觸的結果；其次，過去勞動的產品對於活的剩余勞動的支配權，恰好只是在存在著資本關系——壹定的社會關系，在這種社會關系中，過去勞動獨立地同活勞動相對立，並支配著活勞動——的時期內才存在。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9頁。

　　這份統計資料清楚地表明，這位慈善家的地租的壹部分，不過是他的租地人替他從農業工人的工資中掠奪而來的。這個統計材料的公布之所以有意思，還因為其中包含的事實，可以毫不猶豫地和1814年、1815年調查委員會所揭露的最壞的事實相媲美。當情況迫使農業短工的工資暫時提高時，租地農場主就立即叫嚷說，要把工資提高到其他產業部門所通行的正常水平，而不同時降低地租，是不可能的，並且這必然會使他們破產。因此，這裏面包含著這樣的自供：租地農場主以地租的名義，克扣壹部分工資交給土地所有者。

　　例如，1849—1859年，英格蘭農業工人的工資由於下面的壹系列有決定意義的情況而提高了：愛爾蘭的人口外流斷絕了從該地來的農業工人的供給；工廠工業異常大量地吸收農業人口；戰爭需要兵員；異常大量的人口移居澳洲和美國（加利福尼亞），以及其他壹些不必在這裏詳細論述的原因。同時，除了1854—1856年歉收時期以外，這個期間的谷物平均價格下降了16%以上。租地農場主叫嚷要求降低地租。在個別情況下，他們達到了目的。

　　但是總的說來，他們的這個要求並沒有成功。他們只好求助於降低生產費用，如大量采用蒸汽發動機和新機器，這些機器，壹方面代替了馬，把馬從經營上排擠出去，另壹方面也把農業短工遊離出來，造成了壹個人為的過剩人口，並由此引起工資的再度下降。這10年來，盡管和總人口的增長相比，農業人口普遍地相對減少了，並且盡管某些純農業區的農業人口絕對減少了，但上述情況還是發生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8—709頁。

　　確切地說，只是就真正的農業地租來說，地租以及土地價值會隨著土地產品市場的擴大，從而隨著非農業人口的增加，隨著他們對食物和原料的需要和需求的增加而增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於它的本性，使農業人口同非農業人口比起來不斷減少，因為在工業（狹義的工業）中，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的相對增加，是同可變資本的絕對增加結合在壹起的，雖然可變資本相對減少了；而在農業中，經營壹定土地所需的可變資本則絕對減少，因此，只有在耕種新的土地時，可變資本才會增加，但這又以非農業人口的更大增加為前提。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8頁。

　　第四，人口增長和資本增長所達到的每壹發展程度會給土地耕作的擴大帶來壹定的、即使是有彈性的限制；有些偶談狀況的作用會暫時影響市場價格，如連年的豐收和歉收就是這樣，——撇開這些情況不說，土地耕作面積的擴大總是取決於壹國資本市場和營業狀態的整個情況。在資本緊迫時期，即使未耕地能給租地農場主（不管他付不付地租）提供平均利潤，也不足以使追加資本投入農業。在資本過剩時期，即使市場價格不上漲，只要其他方面具備了正常的條件，資本就會湧到農業上來。那些比以往耕種的土地還要好的土地，事實上只是由於位置的原因，或者由於從前不能打破的那些使它被排除在外的限制，或者由於偶然的因素，而被排擠在競爭之外。因此，我們只好經營那些和最後耕種的土地質量相同的土地。但在新的土地和最後耕種的土地之間，始終存在著開墾費用上的差別，並且它們是否會被開墾，還要取決於市場價格和信用關系的狀況。只要這種土地以後實際進入競爭，在其他情況不變時，市場價格又會下降到它以前的水平，於是，新耕種的土地提供的地租就會和質量相當的舊土地提供的是壹樣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1頁。

　　土地所有權的這個形式的前提是：正如在先前各種更古老的土地所有權形式下壹樣，和城市人口相比，農村人口在數量上占有巨大優勢，因此，盡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常已取得統治地位，但相對地說還不大發展，從而在其他生產部門內，資本的積聚也是在狹小界限內進行的，資本的分散仍占優勢。按照事物的本性，農產品的絕對部分，在這裏必然作為直接的生存資料，由它的生產者即農民本人消費，並且只有除此以外的余額，才作為商品進入同城市的貿易。在這裏，土地產品的平均市場價格不管是怎樣決定的，級差地租，即質量較好的土地或位置較好的土地所得到的商品價格的余額部分，在這裏顯然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壹樣，必然是存在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09頁。

　　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數生活在農村，占統治地位的，不是社會勞動，而是孤立勞動；在這種情況下，財富和再生產的發展，無論是再生產的物質條件還是精神條件的發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條件。在另壹方面，大土地所有制使農業人口減少到壹個不斷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們相對立，又造成壹個不斷增長的擁擠在大城市中的工業人口。由此產生了各種條件，這些條件在社會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規律所決定的物質變換的聯系中造成壹個無法彌補的裂縫，於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費，並且這種浪費通過商業而遠及國外（李比希）。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18—919頁。

　　大家知道，在“鐵的工資規律”中，除了從歌德的“永恒的、鐵的、偉大的規律”中抄來的“鐵的”這個詞以外，沒有什麼東西是拉薩爾的。“鐵的”這個詞是正統的信徒們借以互相識別的壹個標記。但是，如果我接受帶有拉薩爾印記因而是拉薩爾所說的意義上的規律，我就不得不連同他的論據壹起接受下來。這個論據是什麼呢？正如朗格在拉薩爾死後不久所表明的，這就是（朗格自己宣揚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但是，如果這個理論是正確的，那麼，我即使把雇傭勞動廢除壹百次，也還廢除不了這個規律，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規律不僅支配著雇傭勞動制度，而且支配著壹切社會制度。經濟學家們50多年以來正是以此為根據證明，社會主義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貧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時分布在社會的整個表面上！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0—441頁。

　　與此相反，在農業生產中，使用勞動量最多的產品的價格決定壹切同類產品的價格。

　　首先，這裏不能像工業生產中那樣隨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產工具，即肥力相同的土地。其次，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們就開始經營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進行新的投資，這新的投資的收益比原始投資的收益就相應地減少。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用較多的勞動量獲得較少的產品。人口的需要必然造成這種勞動的增加，因此耕作費用較高的土地的產品就壹定和耕作費用較低的土地的產品同樣有銷路。但由於競爭使市場價格平均化，所以優等地的產品就要同劣等地的產品等價銷售。優等地的產品價格中超過生產費用的余額就構成租。

　　假如人們可以隨時得到肥力相同的土地，假如人們能夠像在工業生產中壹樣也可以隨時使用費用較少而效率較高的機器，或者假如後來的投資和最初的投資具有相同的生產效率，那麼，農產品的價格就會像我們所見的工業產品價格壹樣，取決於最好的生產工具所生產的商品的成本價格。但是，從這時起租就會消失。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41頁。

　　第三位獲獎者是大廠主格雷格先生，他的著作是為大租地農場主寫的，他不能滿足於重復類似的濫調，他的話是比較科學的。

　　他承認谷物法之所以會引起地租的上漲，只是因為谷物法會引起谷物價格的上漲，而谷物法之所以會引起谷物價格的上漲，正是由於谷物法會迫使資本投於劣等地，這是很容易說明的。

　　隨著人口的增長，由於外國谷物不能輸入，就不得不去開墾肥力較差的土地，耕種這種土地需要較大的耗費，因而它的產品也就較貴。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1848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47頁。

　　壹定量同時使用的工人，是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同樣，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是社會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在這裏，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壹個工場內的密集。

　　但是人口密度是壹種相對的東西。人口較少但交通工具發達的國家，比人口較多但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國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從這個意義上說，例如，美國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8—409頁。

傑瑞米柯賓

杜林先生斷言，大面積的地產的經營需要有地主和被奴役者，這種說法純粹是他的“自由創造物和想象物”。在整個東方，公社或國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裏的語言中甚至沒有地主這個名詞，關於這壹點，杜林先生盡可以向英國的法學家請教，他們曾在印度徒勞地苦苦思索“誰是土地的所有者？”這個問題，正像已去世的邦君亨利希七十二世·羅伊斯-施萊茨-格賴茨-羅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徒勞地苦苦思索“誰是守夜者？”這個問題壹樣。只有土耳其人才第壹次在被他們征服的東方國家推行了壹種地主封建制度。希臘早在英雄時代就已經帶著等級劃分進入歷史，這種等級劃分本身顯然只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久遠的史前時代的產物；但是就在這裏，土地也主要是由獨立的農民耕種的；成為例外的，是貴族和部落首領的較大的田產，而且它們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農民墾殖的；在羅馬共和國末期，大田莊即大莊園排擠小農而代之以奴隸，它們同時也以畜牧業代替了農業，而且像普林尼所已經知道的那樣，使意大利趨於崩潰（latifundia Italiam perdidere）。在中世紀，農民的耕作在整個歐洲占支配地位（特別是在墾荒地方面），至於農民是否必須向某個封建主交納貢獻，交納什麼，這對於目前的問題是無關緊要的。弗裏斯蘭、下薩克森、佛蘭德和下萊茵的移民耕種了從斯拉夫人那裏奪來的易北河以東的土地，他們作為自由農進行耕作，交納很低的賦稅，但他們決不是處於“某種形式下的徭役”之下。——在北美洲，絕大部分的土地是自由農的勞動開墾出來的，而南部的大地主用他們的奴隸和掠奪性的耕作制度耗盡了地力，以致在這些土地上只能生產雲杉，而棉花的種植則不得不越來越往西移。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英國政府人為地制造土地貴族的壹切企圖都遭到了失敗。總之，除了氣候使歐洲人無法在當地從事農業勞動的熱帶和亞熱帶的殖民地以外，利用奴隸或徭役制農奴來征服自然界和開墾土地的大地主，純粹是幻想的產物。相反，在古代出現大地主的地方，例如意大利，他們不是把荒地變為可耕的土地，而是把農民已經開墾的土地變為牧場，把人趕走，使整片整片的土地荒蕪。只是在近代，自從比較稠密的人口擡高了地價以來，特別是自從農藝學的發展使劣等的土地也較能適於耕種以來，大地產才開始大規模地參與荒地和牧場的開墾，而這主要是通過奪取農民的公地進行的，在英國是這樣，在德國也是這樣。但當時不是沒有對應的措施。例如大土地占有者每在英格蘭開墾壹英畝公地，總要在英格蘭至少把三英畝耕地變成牧羊場，最後甚至把這些耕地變成單純的獵取大獵物的圍場。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3—185頁。

　　講壹些泛泛的空話來痛罵奴隸制和其他類似的現象，對這些可恥的現象發洩高尚的義憤，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惜，這樣做僅僅說出了壹件人所共知的事情，這就是：這種古希臘羅馬的制度已經不再適合我們目前的狀況和由這種狀況所決定的我們的感情。但是，這種制度是怎樣產生的，它為什麼存在，它在歷史上起了什麼作用，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說明。如果我們深入地研究壹下這些問題，我們就不得不說——盡管聽起來是多麼矛盾和離奇——在當時的情況下，采用奴隸制是壹個巨大的進步。

　　人類是從野蠻開始的，因此，為了擺脫野蠻狀態，他們必須使用野蠻的、幾乎是野蠻般的手段，這畢竟是事實。古代的公社，在它們繼續存在的地方，從印度到中國，在數千年中曾是最野蠻的國家形式即東方專制制度的基礎。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各民族才靠自身的力量繼續向前邁進，它們最初的經濟進步就在於借助奴隸勞動來提高和進壹步發展生產。有壹點是清楚的：當人的勞動的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往的擴大、國家和法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種分工的最簡單的完全自發的形式，正是奴隸制。在古代世界、特別是希臘世界的歷史前提之下，進步到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這只能通過奴隸制的形式來完成。甚至對奴隸來說，這也是壹種進步；成為大批奴隸來源的戰俘以前都被殺掉，在更早的時候甚至被吃掉，現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在這裏我們順便補充壹下，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到現在為止的壹切歷史對立，都可以從人的勞動的這種相對不發展的生產率中得到說明。只要實際從事勞動的居民必須占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余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壹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而且這個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沉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極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給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是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公共事務——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因此，只是在現在，任何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才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也只是在現在，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無論擁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將被無情地消滅。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8—190頁。

　　這就是杜林先生據以建立他的新經濟學的“自然規律”。他仍然忠於他在哲學中已經陳述過的方法。從最無聊的陳詞濫調中抽出兩三個有時甚至措辭不當的不言而喻的語句，也會構成經濟學的不需要證明的公理、基本原理、自然規律。在闡述這些毫無內容的規律的內容的借口下，乘機對各種題目作壹番廣泛的經濟學的空談，而這些題目的名稱在這些所謂的規律中已經出現了，如發明、分工、運輸工具、人口、利益、競爭等等。給這種空談的平淡無奇的平庸性所加的佐料不過是神諭式的大話，有時是對於各種瑣碎事情的曲解或自以為了不起的臆想。然後，我們終於見到了地租、資本贏利和工資，由於我們在前面只研究了後兩種占有形式，所以在這裏，在結束時我們還要簡略地研究壹下杜林先生對地租的看法。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壹經形成的工業推動所帶來的結果是無窮無盡的。壹個工業部門的前進運動會傳播到所有其他的部門。正如我們剛才所看到的，新產生的力量需要營養；新產生的勞動人口帶來了新的生活關系和新的需求。機械生產的優越性降低了產品的價格，從而使生活必需品降價，其結果是使工資普遍更低了；所有其他的產品也賣得更便宜了，這樣，由於價格低廉，就爭得了壹個與價格低廉相稱的更廣闊的市場。使用機械輔助手段而獲益壹旦成為先例，壹切工業部門也就漸漸仿效起來；文明程度的提高，這是工業中壹切改進的無可爭議的結果，文明程度壹提高，就產生新的需要、新的生產部門，而這樣壹來又引起新的改進。隨著棉紡業的革命，必然會發生整個工業的革命。如果我們不是壹直都能密切註視這種運動著的力量怎樣傳播到工業體系中比較間接的部門，那麼這只能歸咎於統計資料和歷史資料的不足。但是，我們到處都會看出，使用機械輔助手段，特別是應用科學原理，是進步的動力。

　　恩格斯：《英國狀況》（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2頁。

　　世紀在英國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結果就是：由於工業革命，產生了無產階級。新的工業總是需要大批常備的工人來供給無數新的勞動部門，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過的工人。1780年以前，英國的無產者很少，這是上面所描述的英國社會狀況必然產生的結果。

　　工業把勞動集中到工廠和城市；工業活動和農業活動不可能結合在壹起了，新的工人階級只能依靠自己的勞動。過去的例外變成了通則，而且還逐漸擴展到城市以外。小塊土地的耕作被大租佃者所排斥，這樣就產生了新的雇農階級。城市人口增加了兩三倍，這些增加的人口幾乎全是工人。采礦業的擴展同樣需要大量的新工人，這些工人也是全靠自己的日工資生活的。

　　另壹方面，中等階級上升到了明確的貴族地位。在工業的前進運動中，廠主以驚人的速度使自己的資本成倍增長，商人也得到了自己的壹份，而這次革命所創造的資本就成為英國貴族用來反對法國革命的工具。

　　恩格斯：《英國狀況》（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7頁。

　　人們最初怎樣脫離動物界（就狹義而言），他們就怎樣進入歷史：他們還是半動物，是野蠻的，在自然力量面前還無能為力，還不認識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們像動物壹樣貧困，而且生產能力也未必比動物強。那是普遍存在著生活狀況的某種平等，對於家長，也存在著社會地位的某種平等，至少沒有社會階級，這種狀況在後來的文明民族的自然形成的農業公社中還繼續存在著。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壹開始就存在著壹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體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誌的馬爾克公社中可以看到，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不言而喻，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生產力逐漸提高；較稠密的人口使各個公社之間在壹些場合產生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場合又產生相互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作為整個集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對每壹個公社的關系上已經處於特別的、在壹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它們很快就變得更加獨立了，這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地是由於職位的世襲（這種世襲在壹切事情都是自發地進行的世界裏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於同別的集團的沖突的增多，使得這種機構越來越必不可少了。在這裏我們沒有必要來深入研究：社會職能對社會的這種獨立化怎樣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起先的公仆在情況有利時怎樣逐步變為主人；這種主人怎樣分別成為東方的暴君或總督，希臘的部落首領，凱爾特人的族長等等；在這種轉變中，這種主人在什麼樣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後，各個統治人物怎樣結合成壹個統治階級。在這裏，問題僅僅在於確定這樣的事實：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壹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裏，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壹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性地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壹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壹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6—187頁。

傑瑞米柯賓

五 勞動與勞動力

　　（壹）勞動和勞動力概述

　　各種使用價值或商品體的總和，表現了同種多樣的、按照屬、種、科、亞種、變種分類的有用勞動的總和，即表現了社會分工。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雖然不能反過來說商品生產是社會分工存在的條件。在古印度公社中就有社會分工，但產品並不成為商品。或者拿壹個較近的例子來說，每個工廠內都有系統的分工，但是這種分工不是由工人交換他們個人的產品引起的。只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互相對立。

　　可見，每個商品的使用價值都包含著壹定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或有用勞動。各種使用價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質的有用勞動，就不能作為商品互相對立。在產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會裏，也就是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裏，作為獨立生產者的私事而各自獨立進行的各種有用勞動的這種質的區別，發展成壹個多支的體系，發展成社會分工。

　　……

　　如果把生產活動的特定性質撇開，從而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勞動就只剩下壹點：

　　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盡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都是人類勞動。這只是耗費人類勞動力的兩種不同的形式。當然，人類勞動力本身必須已經有或多或少的發展，才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耗費。但是，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壹般人類勞動的耗費。……簡單平均勞動本身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壹定的社會裏是壹定的。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壹個商品可能是最復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壹定量的簡單勞動。各種勞動化為當做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生產者背後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8頁。

　　壹個商品所以獲得壹般的價值表現，只是因為其他壹切商品同時也用同壹個等價物表現自己的價值，而每壹種新出現的商品都要這樣做。這就表明，因為商品的價值對象性只是這些物的“社會存在”，所以這種對象性也就只能通過它們全面的社會關系來表現，因而它們的價值形式必須是社會公認的形式。

　　……

　　商品世界的壹般的相對價值形式，使被排擠出商品世界的等價物商品即麻布，獲得了壹般等價物的性質。麻布自身的自然形式是這個世界的共同的價值形態，因此，麻布能夠與其他壹切商品直接交換。它的物體形式是當做壹切人類勞動的可以看得見的化身，壹般的社會的蛹化。同時，織，這種生產麻布的私人勞動，也就處於壹般社會形式，處於與其他壹切勞動等同的形式。構成壹般價值形式的無數等式，使實現在麻布中的勞動，依次等於包含在其他商品中的每壹種勞動，從而使織成為壹般人類勞動的壹般表現形式。這樣，對象化在商品價值中的勞動，不僅消極地表現為被抽去了實在勞動的壹切具體形式和有用屬性的勞動。它自身的積極的性質也清楚地表現出來了。這就是把壹切實在勞動化為它們共有的人類勞動的性質，化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

　　把勞動產品表現為只是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凝結物的壹般價值形式，通過自身的結構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因此，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勞動的壹般的人類的性質形成勞動的獨特的社會的性質。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3—84頁。

　　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壹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於他身外的自然並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蘊藏著的潛力發揮出來，並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到他自己控制。在這裏，我們不談最初的動物式的本能的勞動形式。現在，工人是作為他自己的勞動力的賣者出現在商品市場上。

　　……

　　在勞動過程中，人的活動借助勞動資料使勞動對象發生預定的變化。過程消失在產品中。它的產品是使用價值，是經過形式變化而適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質。勞動與勞動對象結合在壹起。勞動對象化了，而對象被加工了。在勞動者方面曾以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東西，現在在產品方面作為靜的屬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現出來。勞動者紡紗，產品就是紡成品。

　　如果整個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從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麼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二者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

　　當壹個使用價值作為產品退出勞動過程的時候，另壹些使用價值，以前的勞動過程的產品，則作為生產資料進入勞動過程。同壹個使用價值，既是這種勞動的產品，又是那種勞動的生產資料。所以，產品不僅是勞動過程的結果，同時還是勞動過程的條件。

　　……

　　勞動過程，就我們在上面把它描述為它的簡單的、抽象的要素來說，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壹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它為人類生活的壹切社會形式所共有。因此，我們不必來敘述壹個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的關系。壹邊是人及其勞動，另壹邊是自然及其物質，這就夠了。根據小麥的味道，我們嘗不出它是誰種的，同樣，根據勞動過程，我們看不出它是在什麼條件下進行的：是在奴隸監工的殘酷的鞭子下，還是在資本家的嚴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納圖斯耕種自己的幾畝土地的情況下，還是在野蠻人用石頭擊殺野獸的情況下。

　　……

　　勞動過程，就它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來說，顯示出兩個特殊現象。

　　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他的勞動屬於資本家。資本家進行監視，使勞動正常進行，使生產資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費，勞動工具受到愛惜，也就是使勞動工具的損壞只限於在勞動中它被使用時損耗的必要程度。

　　其次，產品是資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產者工人的所有物。資本家例如支付勞動力壹天的價值。於是，在這壹天內，勞動力就像出租壹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壹匹馬）壹樣，歸資本家使用。商品由它的買者使用；勞動力的占有者提供他的勞動，實際上只是提供他已賣出的使用價值。從他進入資本家的工場時起，他的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力的使用，勞動，就屬於資本家了。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就把勞動本身當做活的酵母，並入同樣屬於他的各種形成產品的死的要素。從資本家的觀點看來，勞動過程只是消費他所購買的勞動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產資料加到勞動力上才能消費勞動力。勞動過程是資本家購買的各種物之間的過程，是歸他所有的各種物之間的過程。因此，這個過程的產品歸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內處於發酵過程的產品歸他所有壹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7—217頁。

　　如果我們現在把價值形成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比較壹下，就會知道，價值增殖過程不外是超過壹定點而延長了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只持續到這樣壹點，即資本所支付的勞動力價值恰好為新的等價物所補償，那就是單純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超過這壹點而持續下去，那就成為價值增殖過程。

　　其次，如果我們把價值形成過程和勞動過程比較壹下，就會知道，勞動過程的實質在於生產使用價值的有用勞動。在這裏，運動是從質的方面來考察，從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從目的和內容方面來考察。在價值形成過程中，同壹勞動過程只是表現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勞動操作所需要的時間，或者說，只是勞動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時間長度。在這裏，進入勞動過程的商品，已經不再作為在勞動力有目的地發揮作用時執行壹定職能的物質因素了。它們只是作為壹定量的對象化勞動來計算。無論是包含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或者是由勞動力加進去的勞動，都只按時間尺度計算。它等於若幹小時、若幹日等等。

　　但是，勞動只是在生產使用價值所耗費時間是社會必要時間的限度內才被計算。這裏包含下列各點。勞動力應該在正常的條件下發揮作用。……不過，勞動的物質因素是否具有正常性質並不取決於工人，而是取決於資本家。再壹個條件，就是勞動力本身的正常性質。勞動力在它被使用的專業中，必須具有在該專業占統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練程度、技巧和速度。而我們的資本家在勞動市場上也買到了正常質量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必須以通常的平均的緊張程度，以社會上通常的強度來耗費。……最後，他不允許不合理地消費原料和勞動資料，——為此我們這位先生有他自己的刑法，——因為浪費了的材料或勞動資料是多耗費的對象化勞動量，不被計算，不加入形成價值的產品中。

　　……

　　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壹，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壹，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7—230頁。

　　把價值的純粹象征性的表現——價值符號撇開，價值只是存在於某種使用價值中，存在於某種物中。（人本身單純作為勞動力的存在來看，也是自然對象，是物，不過是活的有意識的物，而勞動本身則是這種力在物上的表現。）因此，如果使用價值喪失，價值也就喪失。生產資料在喪失自己的使用價值的同時並不喪失價值，因為它們通過勞動過程喪失自己原來的使用價值形態，實際上只是為了在產品上獲得另壹種使用價值形態。雖然價值存在於某種使用價值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商品的形態變化表明，它存在於哪壹種使用價值中是沒有關系的。由此可見，在勞動過程中，只有生產資料喪失它的獨立的使用價值同時也喪失它的交換價值，價值才從生產資料轉移到產品上。生產資料轉給產品的價值只是它作為生產資料而喪失的價值。但是在這方面，勞動過程的各種物質因素的情況是不同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5—236頁。

　　在生產過程中，資本發展成為勞動，即對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揮權。人格化的資本即資本家，監督工人有規則地並以應有的強度工作。

　　其次，資本發展成為壹種強制關系，迫使工人階級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狹隘範圍而從事更多的勞動。作為他人辛勤勞動的制造者，作為剩余勞動的榨取者和勞動力的剝削者，資本家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壹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制度。

　　……

　　如果我們從勞動過程的觀點來考察生產過程，那麼工人並不是把生產資料當做資本，而只是把它當做自己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的手段和材料。……可是，只要我們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來考察生產過程，情形就不同了。生產資料立即轉化為吮吸他人勞動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產資料當做自己生產活動的物質要素來消費，而是生產資料把工人當做自己的生活過程的酵母來消費，並且資本的生活過程只是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的運動。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9—360頁。

　　實際上，在商品市場上同貨幣占有者直接對立的不是勞動，而是工人。工人出賣的是他的勞動力。當工人的勞動實際上開始了的時候，它就不再屬於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賣了。勞動是價值的實體和內在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沒有價值。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15頁。

　　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在人們的感覺上，最初完全同其他壹切商品的買賣壹樣。買者付出壹定數額的貨幣，賣者付出與貨幣不同的物品。在這裏，法的意識至多只認識物質的區別，這種區別表現在法律上對等的各個公式中：“我給，為了妳給；我給，為了妳做；我做，為了妳給，我做，為了妳做。”

　　其次，因為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本身是不可通約的量，所以“勞動的價值”、“勞動的價格”這種用語，似乎並不比“棉花的價值”、“棉花的價格”這種用語更不合理。況且，工人是在提供自己的勞動以後被支付報酬的。而貨幣在其充當支付手段的職能上，是在事後才實現所提供的物品的價值或價格的，在這裏就是實現所提供的勞動的價值或價格。最後，工人提供給資本家的“使用價值”，實際上不是他的勞動力，而是勞動力的職能，即壹定的有用勞動，裁縫勞動，鞋匠勞動，紡紗勞動等等。至於這種勞動本身另壹方面又是形成價值的壹般要素，具有壹種使它同壹切其他商品相區別的屬性，這壹點卻是普通意識所不能領會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19—620頁。

　　因此，隨著勞動的生產資料的效能、規模和價值的增長，從而隨著由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而造成的積累的增長，勞動在不斷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斷膨脹的資本的價值保存下來並使之永久化。勞動的這種自然能力表現為合並勞動的資本所固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正像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屬性，資本家對剩余勞動的不斷占有表現為資本的不斷自行增殖壹樣。勞動的壹切力量都顯示為資本的力量，正像商品價值的壹切形式都顯示為貨幣的形式壹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0—701頁。

　　作為與產業資本的特殊職能相適應的不同的特殊形式或存在方式，貨幣資本只能完成貨幣的職能，商品資本只能完成商品的職能，二者的區別只是貨幣和商品的區別。同樣，生產資本形式的產業資本，也和任何別壹種形成產品的勞動過程壹樣，只能由這樣的要素構成：壹方面是物的勞動條件（生產資料），另壹方面是生產地（有目的地）發揮作用的勞動力。產業資本在生產領域只能存在於和壹般生產過程，從而也和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相適應的構成中，同樣，它在流通領域也只能存在於兩種和流通領域相適應的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貨幣形式中。但是，由於勞動力是他人的勞動力，資本家要從勞動力所有者那裏購買勞動力，就像要從其他商品所有者那裏購買生產資料完全壹樣，所以各種生產要素的總和從壹開始就表現為生產資本，因而生產過程本身也表現為產業資本的生產職能，同樣，貨幣和商品也表現為同壹產業資本的流通形式，因而，它們的職能也表現為產業資本的流通職能，這些職能或者是生產資本的職能的先導，或者是從生產資本的職能產生。在這裏，貨幣職能和商品職能所以同時又是貨幣資本的職能和商品資本的職能，只是由於它們作為產業資本在循環過程不同階段上所要完成的職能的形式是互相聯系的。因此，企圖從貨幣和商品的資本性質得出表明貨幣所以是貨幣，商品所以是商品的特征的那些特有屬性和職能，是錯誤的；反過來，企圖從生產資本采取的生產資料這壹存在方式得出生產資本的屬性，同樣是錯誤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4—95頁。

傑瑞米柯賓

但是固定資本的維持，還要求有直接的勞動支出。機器必須經常擦洗。這裏說的是壹種追加勞動，沒有這種追加勞動，機器就會變得不能使用……在這種勞動中，機器不是生產的當事人，而是原料。投在這種勞動上的資本，雖然不進入作為產品來源的真正的勞動過程，但是屬於流動資本。這種勞動在生產中必須不斷地耗費，因而它的價值也必須不斷地由產品價值來補償。投在這種勞動上的資本，屬於流動資本中要彌補壹般非生產費用的部分，這個部分要按年平均計算，分攤到價值產品中去。我們說過，在真正的工業中，這種擦洗勞動，是工人利用休息時間無償地完成的，正因為這樣，也往往是在生產過程中進行的，這就成了大多數事故的根源。這種勞動不計算在產品的價格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消費者是無代價地得到了它。另壹方面，資本家也由此節省了機器的維持費用。這種費用是由工人用自己的身體來支付的，這是資本自我維持的秘密之壹。事實上，這些秘密造成工人對於機器的法律要求權，甚至從資產階級的法律觀點看，也使工人成為機器的共有者。但是，在有些生產部門，機器必須離開生產過程才能擦洗，因此，擦洗不能附帶地進行，例如機車就是這樣。在這些生產部門，這種維持勞動列入經常費用，因而成為流動資本的要素。壹臺機車至多行駛三天就要回車庫進行擦洗；鍋爐必須冷卻後再進行擦洗，以免損壞。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3—194頁。

　　勞動時間始終是生產時間，即資本束縛在生產領域的時間。但是反過來，資本處於生產過程中的全部時間，並不因此也必然都是勞動時間。

　　這裏要說的不是勞動力本身的自然界限所制約的那種勞動過程的中斷，雖然我們說過，固定資本即廠房、機器等等在勞動過程休止時閑置不用這壹情況，已經足以成為超出自然界限來延長勞動過程和實行日夜班勞動的動機之壹。這裏要說的是與勞動過程長短無關，而受產品的性質和產品制造本身的性質制約的那種中斷。在這個中斷期間，勞動對象受時間長短不壹的自然過程的支配，要經歷物理的、化學的、生理的變化；在這個期間，勞動過程全部停止或者局部停止。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6頁。

　　在每壹次既定的標準最低限額和不斷擴大的標準最高限額之間，有許多中間階段，形成壹個允許有極不相同的投資程度的中位。因此，在這個中位界限以內，也會發生縮小的現象，縮小的界限就是每壹次的標準最低限額本身。——在生產遇到障礙，市場商品充斥，原料漲價等情況下，可以在固定資本的既定基礎的場合通過限制勞動時間的辦法，比如說只勞動半天，來限制流動資本的正常支出；同樣，在繁榮時期，又可以在固定資本的既定基礎的場合，壹方面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壹方面通過提高勞動強度，使流動資本異常擴大。對事先已經預計到這些波動的企業來說，可以壹方面采用上面的方法，壹方面同時使用更多的工人，並且和動用後備固定資本例如鐵路的後備機車等等結合起來。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6頁。

　　生產規模的擴大可以小部分地進行，如使用壹部分剩余價值來從事改良，這種改良或者只是提高所使用勞動的生產力，或者同時使對勞動的剝削得以加強。或者，在工作日不受法律限制的地方，只要追加支出流動資本（在生產材料和工資上面），就足以擴大生產規模，而不需要增加固定資本；這樣，固定資本每天使用的時間只是延長了，而它的周轉期間則相應地縮短了。或者，在市場行情好的時候，有了資本化的剩余價值，就可以在原料上進行投機，幹各種靠原預付資本所幹不了的事情，等等。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5—356頁。

　　如果我們設想壹個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共產主義社會，那麼首先，貨幣資本會完全消失，因而，貨幣資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偽裝也會消失。問題就簡單地歸結為：社會必須預先計算好，能把多少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用在這樣壹些產業部門而不致受任何損害，這些部門，如鐵路建設，在壹年或壹年以上的較長時間內不提供任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會從全年總生產中取走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49頁。

　　在社會的生產中，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壹樣，在勞動期間較短的生產部門，工人將照舊只在較短時間內取走產品而不提供產品；在勞動期間長的生產部門，則在提供產品之前，在較長時間內不斷取走產品。因此，這種情況是由各該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造成的，而不是由這個過程的社會形式造成的。在社會的生產中，貨幣資本不再存在了。社會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分配給不同的生產部門。生產者也許會得到紙的憑證，以此從社會的消費品儲備中，取走壹個與他們的勞動時間相當的量。這些憑證不是貨幣。它們是不流通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97頁。

　　在再生產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家代表他人所有的資本，同雇傭工人相對立，而貨幣資本家則由執行職能的資本家來代表，參與對勞動的剝削。由於在再生產過程中的資本職能同在再生產過程外的資本的單純所有權的對立，人們忘記了：能動資本家只有作為生產資料的代表同工人相對立，才能執行職能，才能使工人為他的利益而勞動，或者說，使生產資料執行資本的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7頁。

　　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和指揮的勞動。不過它具有二重性。

　　壹方面，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系和統壹都必然要表現在壹個指揮的意誌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像壹個樂隊要有壹個指揮壹樣。這是壹種生產勞動，是每壹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

　　另壹方面——完全撇開商業部門不說——，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對立越嚴重，這種監督勞動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隸制度下所起的作用達到了最大限度。但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在這裏，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這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壹樣，在那裏，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幹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1—432頁。

　　現在，雇傭工人也和奴隸壹樣，必須有壹個主人叫他去勞動，並且統治他。既然這種統治和奴役的關系成為前提，那麼，雇傭工人被迫生產他自己的工資，並且在這個工資之外再生產監督工資，作為對統治和監督他而花費的勞動的補償，“並為他的主人提供正當的報酬，來報答他的主人為統治他，為使他成為壹個對自己和對社會有用的人而花費的勞動和才能”，就是理所當然了。

　　監督和指揮的勞動，就它由對立的性質，由資本對勞動的統治產生而言，因而就它為包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內的壹切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生產方式所共有而言，這種勞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也是直接地和不可分離地同由壹切結合的社會勞動交給單個人作為特殊勞動去完成的生產職能，結合在壹切的。……

　　尤爾先生早已指出，“我們的工業制度的靈魂”不是產業資本家，而是產業經理。

　　……

　　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已經使那種完全同資本所有權分離的指揮勞動比比皆是。因此，這種指揮勞動就無須資本家親自進行了。壹個樂隊指揮完全不必就是樂隊的樂器的所有者；如何處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資”問題，也不是他這個樂隊指揮職能範圍以內的事情。合作工廠提供了壹個實例，證明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執行職能的人員已經成為多余的了，就像資本家自己發展到最成熟時，認為大地主是多余的壹樣。只要資本家的勞動不是由單純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那種生產過程引起，因而這種勞動並不隨著資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這種勞動不只限於剝削他人勞動這個職能；從而，只要這種勞動是由作為社會勞動的勞動的形式引起，由許多人為達到共同結果而形成的結合和協作引起，它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就像這個形式本身壹旦把資本主義的外殼炸毀，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壹樣。說這種勞動作為資本家的勞動，作為資本家的職能是必要的，這無非意味著，庸俗經濟學家不能設想各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發展起來的形式竟能夠離開並且擺脫它們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的性質。相對於貨幣資本家來說，產業資本家是勞動者，不過是作為資本家的勞動者，即作為對他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他為這種勞動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資，恰好等於他所占有的他人勞動的量，而且就他為進行剝削而親自花費必要的精力來說，上述的工資直接取決於對這種勞動的剝削程度，而不是取決於他為進行這種剝削所付出的、並且在適當的報酬下可以讓壹個經理去承擔的那種努力的程度。每壹次危機以後，我們都可以在英國工廠區看到許多以前的工廠主，他們現在作為經理，為了低微的工資，替那些往往就是他自己的債權人的新工廠主，去管理他們自己從前所有的工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3—435頁。

　　資本，土地，勞動！但資本不是物，而是壹定的、社會的、屬於壹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後者體現在壹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獨特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資本是已經轉化為資本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本身不是資本，就像金或銀本身不是貨幣壹樣。社會某壹部分人所壟斷的生產資料，同活勞動力相對立而獨立化的這種勞動力的產品和活動條件，通過這種對立在資本上人格化了。不僅工人的已經轉化為獨立權力的產品，作為其生產者的統治者和購買者的產品，而且這種勞動的社會力量及未來的……（這裏字跡不清）形式，也作為生產者的產品的屬性而與生產者相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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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作為其中的第三個同盟者的，只是壹個幽靈——勞動，這只不過是壹個抽象，就它本身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如果我們就……（這裏字跡不清）來說，只是指人借以實現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人類壹般的生產活動，它不僅已經脫掉壹切社會形式和性質規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單純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會為轉移，超越壹切社會之上，並且作為生命的表現和證實，是尚屬非社會的人和已經有某種社會規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2—923頁。

　　資本——而資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在生產過程中只是作為資本的承擔者執行職能——會在與它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過程中，從直接生產者即工人身上榨取壹定量的剩余勞動，這種剩余勞動是資本未付等價物而得到的，並且按它的本質來說，總是強制勞動，盡管它看起來非常像是自由協商議定的結果。這種剩余勞動體現為剩余價值，而這個剩余價值存在於剩余產品中。剩余勞動壹般作為超過壹定的需要量的勞動，應當始終存在。只不過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像在奴隸制度等等下壹樣，具有對抗的形式，並且是以社會上的壹部分人完全遊手好閑作為補充。為了對偶然事故提供保險，為了保證再生產過程的必要的、同需要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相適應的累進的擴大（從資本主義觀點來說叫做積累），壹定量的剩余勞動是必要的。資本的文明面之壹是，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因此，資本壹方面會導致這樣壹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社會上的壹部分人靠犧牲另壹部分人來強制和壟斷社會發展（包括這種發展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現象將會消滅；另壹方面，這個階段又會為這樣壹些關系創造出物質手段和萌芽，這些關系在壹個更高級的社會形式中，使這種剩余勞動能夠同物質勞動壹般所占用的時間的更大的節制結合在壹起。因為，依照勞動生產力發展的不同情況，剩余勞動可以在壹個小的總工作日中成為大的，也可以在壹個大的總工作日中成為相對小的。……不過，在壹定時間內，從而在壹定的剩余勞動時間內，究竟能生產多少使用價值，取決於勞動生產率。也就是說，社會的現實財富和社會再生產過程不斷擴大的可能性，並不是取決於剩余勞動時間的長短，而是取決於剩余勞動的生產率和進行這種剩余勞動的生產條件的優劣程度。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7—928頁。

傑瑞米柯賓

可見，商品中代表工人在壹天或壹年內所追加的總勞動的總價值部分，即年產品中由這個勞動所創造的總價值，分為工資價值、利潤和地租。因為，這個總勞動分為必要勞動和無酬的剩余勞動，工人通過必要勞動創造出作為報酬支付給自己的產品價值部分即工資，通過無酬的剩余勞動創造出代表剩余價值的產品價值部分，而這壹部分後來又分為利潤和地租。除了這個勞動之外，工人再沒有完成什麼勞動；除了這個采取工資、利潤、地租形式的產品總價值之外，工人再沒有創造什麼價值。年產品中體現工人在壹年內新追加的勞動的價值，等於工資（或可變資本的價值）加上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又分為利潤和地租的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45頁。

　　在再生產的正常狀態下，只有壹部分新追加的勞動用在不變資本的生產上，因而用在不變資本的補償上；這就是用來補償生產消費資料即收入的物質要素時用掉的不變資本的那個部分。這種情況會由於這個不變部分不需要第Ⅱ部類花費任何追加勞動而得到平衡。

　　但是，這個不變資本（從整個再生產過程來看，就是說其中已經包含了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之間的這種平衡）並不是新追加勞動的產品，盡管這個產品沒有這個不變資本就不可能生產出來——這個不變資本在再生產過程中，從物質方面來看，總是處在各種會使它遭到損失的意外和危險中。……因此，利潤的壹部分，即剩余價值的壹部分，從而只體現新追加勞動的剩余產品（從價值方面來看）的壹部分，必須充當保險基金。在這裏，這個保險基金是不是由保險公司作為壹種單獨的業務來管理，這絲毫也不會改變問題的實質。這種基金是收入中既不作為收入來消費也不必用作積累基金的唯壹部分。它是否事實上用做積累基金，或者只是用來補償再生產上的損失，取決於偶然的情況。這也是在剩余價值和剩余產品、從而剩余勞動中，除了用來積累，即用來擴大再生產過程的部分以外，甚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之後，也必須繼續存在的唯壹部分。當然，這要有壹個前提，就是通常由直接生產者消費的部分，不再限於它目前的最低水平。除了為那些由於年齡關系還不能參加生產或者已不能參加生產的人而從事的剩余勞動以外，壹切為養活不勞動的人而從事的勞動都會消失。如果我們想壹想社會開始時的情況，那麼，當時還不存在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因此，也不存在其自身價值會進入產品中去並在再生產按原有規模進行時必須由產品以實物形式和按照其價值決定的量來補償的不變資本。但是在那裏，自然界已經直接提供了生活資料，起初不需要人們去生產它們。因此，自然界也就使那些只有很少需要必須滿足的野蠻人，除了為占有自然界已有的生活資料所花費的勞動以外，有時間把另壹些自然產物變成弓箭、石刀、獨木舟之類的生產資料，而不是去利用還不存在的生產資料進行新的生產。野蠻人的這個過程，單從物質方面來看，完全相當於剩余勞動再轉化為新資本的過程。在積累過程中，剩余勞動的這種產品轉化為資本的現象還會不斷發生；而壹切新資本都來自利潤、地租或收入的其他形式，即來自剩余勞動這壹事實，會使人產生壹種錯誤的觀念，好像商品的全部價值都來自收入。相反，更仔細地分析壹下就可以看到，由利潤到資本的再轉化倒是表明了如下事實：不斷地以收入形式表現出來的追加勞動，並非用來保持或再生產舊的資本價值，而是用來創造新的多余的資本，只要這壹勞動不是作為收入被消費掉。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59—961頁。

　　盡管勞動作為雇傭勞動的形式對整個過程的面貌和生產本身的特殊方式有決定的作用，雇傭勞動卻並不決定價值。在價值的決定上所涉及的，只是社會壹般勞動時間，只是社會壹般可以支配的勞動量，而不同的產品在這個勞動量中所吸收的相對量，又在壹定程度上決定著這些產品的各自的社會比重。當然，社會勞動時間在商品價值上作為決定要素起作用的壹定形式，從下述意義上說是同勞動作為雇傭勞動的形式，以及生產資料作為資本這壹相應形式聯系在壹起的，就是說，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商品生產才成為生產的壹般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98頁。

　　可見，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地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的人類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相互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並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這些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分配關系不過表現生產關系的壹個方面。資本主義的分配不同於各種有其他生產方式產生的分配形式，而每壹種分配形式，都會隨著它由以產生並且與之相適應的壹定的生產形式的消失而消失。

　　只把分配關系看做歷史的東西而不把生產關系看做歷史的東西的見解，壹方面，只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剛開始進行還帶有局限性的批判時的見解。另壹方面，這種見解建立在壹種混同上面，這就是，把社會的生產過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在沒有任何社會幫助的情況下也必須完成的簡單勞動過程相混同。就勞動過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間的單純過程來說，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這個過程的壹切社會發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勞動過程的每個壹定的歷史形式，都會進壹步發展這個過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形式。這個壹定的歷史形式達到壹定的成熟階段就會被拋棄，並讓位給較高級的形式。分配關系，從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壹定的歷史形式，同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這兩個方面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壹旦有了廣度和深度，就表明這樣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來。這時，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沖突。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99—1000頁。

　　另壹些差別，例如工資水平的差別，大部分是以第壹冊開頭就提到的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差別為基礎的。這些差別雖然會使不同生產部門的工人的命運很不壹樣，但決不會影響這些不同部門的勞動剝削程度。例如，如果金匠的勞動報酬高於短工的勞動報酬，那麼，金匠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也會按相同的比例大於短工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即使工資和工作日，從而剩余價值率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甚至在同壹生產部門的不同投資之間的平均化，會因各種地區性障礙而受到阻撓，可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隨著壹切經濟關系服從於這種生產方式，這種平均化會日益形成。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9—160頁。

　　壹般剩余勞動的自然基礎，即剩余勞動必不可少的自然條件是：只須花費整個工作日的壹部分勞動時間，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產品或動物性產品的形式或以漁業產品等形式，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資料。農業勞動（這裏包括單純采集、狩獵、捕魚、畜牧等勞動）的這種自然生產率，是壹切剩余勞動的基礎；而壹切勞動首先並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產食物為目的的。（動物同時還提供獸皮，供人在冷天保暖；此外，還有供人居住的洞穴等等。）

　　剩余產品和地租的這種混同，在達夫先生那裏，有不同的表現。最初，農業勞動和工業勞動不是分離的；後者同前者是連接在壹起的。農業部落、家庭公社或家庭的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既包括農業勞動，也包括工業勞動。二者是同時並進的。狩獵、捕魚、耕種，沒有相應的工具是不行的。織和紡等等當初是農業中的副業。

　　我們在前面曾指出，壹個工人的勞動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工人階級的全部勞動同樣可以這樣劃分：為工人階級生產全部生活資料（包括為此所需的生產資料）的那部分，完成整個社會的必要勞動；工人階級所有其余部分所完成的勞動，可以看做剩余勞動。但是，必要勞動決不是只包括農業勞動，而且也包括生產其他壹切必然進入工人平均消費的產品的勞動。並且，從社會的觀點來看，壹些人只從事必要勞動，是因為另壹些人只從事剩余勞動，反之亦然。這只是他們之間的分工。農業工人和工業工人之間的分工壹般來說也是這樣。和壹方面的勞動的純工業性質相適應的，是另壹方面的勞動的純農業性質。這種純農業勞動，決不是自然發生的，相反，它本身是社會發展的產物，並且是很現代的、決不是到處都已達到的產物，它是和壹個完全特定的生產階段相適應的。正像壹部分農業勞動會對象化在只用做奢侈品，或只形成工業原料，但決不會用做食物，更不會用做大眾食物的產品中壹樣，另壹方面，壹部分工業勞動也會對象化在用做農業工人和非農業工人的必要消費資料的產品中。從社會的觀點來看，把這種工業勞動看做剩余勞動，是錯誤的。工業勞動的壹部分和農業勞動的必要部分壹樣也是必要勞動。它只是以前和農業勞動自然結合在壹起的壹部分工業勞動的獨立形式，是現在已經和工業勞動分離的純農業勞動的必要的相互的補充物。（從純粹物質方面看，例如，500個機器織布工人以高得多的程度生產剩余布匹，也就是說，生產比他們自己衣著所需的多得多的布匹。）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3—714頁。

　　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加入商品的總勞動時間，即過去勞動的時間和活勞動的時間。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正是在於：活勞動的份額減少，過去勞動的份額增加，但結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總量減少；因而，所減少的活勞動大於所增加的過去勞動。體現在商品價值中的過去勞動——不變資本部分——壹部分由固定不變資本的損耗構成，壹部分由全部加入商品的流動不變資本——原料和輔助材料——構成。來自原料和輔助材料的價值部分，必然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減少，因為就這些材料來說，這種生產率正好表現在：它們的價值已經下降。另壹方面，勞動生產力提高的特征正好是：不變資本的固定部分大大增加，因而其中由於損耗而轉移到商品中的價值部分也大大增加。壹種新的生產方法要證明自己實際上提高了生產率，就必須使固定資本由於損耗而轉移到單個商品中的追加價值部分小於因活勞動的減少而節約的價值部分，總之，它必須減少商品的價值。即使像個別情況下所發生的那樣，除了固定資本的追加損耗部分以外，還有壹個由於原料或輔助材料的增加或更貴而追加的價值部分加入商品價值的形成中去，它也不言而喻地減少商品的價值。由於活勞動的減少而減少的價值部分必須抵消壹切增加的價值部分而有余。

　　因此，加入商品的勞動總量的這種減少，好像是勞動生產力提高的主要標誌，無論在什麼社會條件下進行生產都壹樣。在生產者按照預定計劃調節生產的社會中，甚至在簡單的商品生產中，勞動生產率也無條件地要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0頁。

　　當然，如果我們把工資歸結為它的壹般基礎，也就是說，歸結為工人本人勞動產品中加入工人個人消費的部分；如果我們把這個部分從資本主義的限制下解放出來，把它擴大到壹方面為社會現有的生產力（也就是工人自己的勞動作為現實的社會勞動所具有的社會生產力）所許可，另壹方面為個性的充分發展所必要的消費的範圍；如果我們再把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縮小到社會現有生產條件下壹方面為了形成保險基金和準備金，另壹方面為了按照社會需要所決定的程度不斷擴大再生產所要求的限度；最後，如果我們把有勞動能力的人必須總是為社會中還不能勞動或已經不能勞動的成員而進行的勞動的量，包括1.必要勞動和2.剩余勞動中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工資和剩余價值，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獨特的資本主義性質去掉，——那麼，剩下的就不再是這幾種形式，而只是它們的為壹切社會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基礎。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91—992頁。

　　產業的向前發展所造成的不變資本的這種節約，具有這樣的特征：在這裏，壹個產業部門利潤率的提高，要歸功於另壹個產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這裏，資本家得到的好處，又是社會勞動的產物，雖然並不是他自己直接剝削的工人的產物。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最終總是歸結為發揮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歸結為社會內部的分工，歸結為腦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在這裏，資本家利用的，是整個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在這裏，勞動生產力在其他部門即為資本家提供生產資料的部門的發展，相對地降低資本家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從而提高利潤率。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6頁。

　　固定資本使用上的這種節省，如上所述，是勞動條件大規模使用的結果，壹句話，是勞動條件成為直接社會的、社會化的勞動的條件，或成為生產過程內直接協作的條件的結果。壹方面，這是力學和化學上的各種發明得以應用而又不會使商品價格變得昂貴的唯壹條件，並且這總是不可缺少的條件。另壹方面，從共同的生產消費中產生的節約，也只有在大規模生產中才有可能。但是最後，只有結合工人的經驗才能發現並且指出，在什麼地方節約和怎樣節約，怎樣用最簡便的方法來應用各種已有的發現，在理論的應用即把它用於生產過程的時候，需要克服哪些實際障礙，等等。

　　附帶指出，應當把壹般勞動和共同勞動區別開來。二者都在生產過程中起著自己的作用，並互相轉化，但二者也有區別。壹般勞動是壹切科學勞動，壹切發現，壹切發明。它部分地以今人的協作為條件，部分地又以對前人勞動的利用為條件。共同勞動以個人之間的直接協作為前提。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8—119頁。

　　就勞動過程是純粹個人的勞動過程來說，同壹勞動者是把後來彼此分離開來的壹切職能結合在壹起的。當他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對自然物實行個人占有時，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後來他成為被支配者。單個人如果不在自己的頭腦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動起來，就不能對自然發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壹體壹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壹起了。後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於敵對的對立狀態。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因此，隨著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本身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壹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壹種智能就夠了。上面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於生產勞動的最初的定義，對於作為整體來看的總體工人始終是正確的。但是，對於總體工人的每壹單個成員來說，它就不再適用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1—582頁。

　　然而，不是親權的濫用造成了資本對未成熟勞動力的直接或間接的剝削，相反，正是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通過消滅與親權相適應的經濟基礎，造成了親權的濫用。不論舊家庭制度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解體表現得多麼可怕和可厭，但是由於大工業使婦女、男女少年和兒童在家庭範圍以外，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生產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也就為家庭和兩性關系的更高級的形式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當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絕對的東西，就像把古羅馬家庭形式、古希臘家庭形式和東方家庭形式看成絕對的東西壹樣，都是荒謬的。這些形式依次構成壹個歷史的發展序列。同樣很明白，由各種年齡的男女個人組成的結合勞動人員這壹事實，盡管在其自發的、野蠻的、資本主義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為生產過程而存在，不是生產過程為工人而存在的那種形式中，是造成毀滅和奴役的禍根，但在適當的條件下，必然會反過來轉變成人道的發展的源泉。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3頁。

傑瑞米柯賓

最後，大工業領域內生產力的極度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其他生產部門對勞動力的剝削在內涵和外延兩方面的加強，使工人階級中越來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於非生產勞動，特別是使舊式家庭奴隸在“仆役階級”（如仆人、使女、侍從等等）的名稱下越來越大規模地被再生產出來。根據1861年的人口調查，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總人口為人，其中男子9770259人，婦女10289965人。從中減掉不宜勞動的老幼，所有“非生產的”婦女、少年和兒童，再減掉官吏、牧師、法律界人員、軍人等“意識形態的”階層以及所有專門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費別人勞動的人，最後再減掉需要救濟的貧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還剩下800萬不同年齡的男女，其中包括所有以某種方式在生產、商業和金融等部門執行職能的資本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3頁。

　　最後，分工立即給我們提供了第壹個例證，說明只要人們還處在自然形成的社會中，就是說，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然形成的，那麼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壹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原來，當分工壹出現之後，任何人都有自己壹定的特殊的活動範圍，這個範圍是強加於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他是壹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壹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壹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壹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願望不能實現並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發展中的主要因素之壹。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壹種社會力量，即成倍增長的生產力。因為共同生活本身不是自願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這種社會力量在這些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身的聯合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關於這種力量的起源和發展趨向，他們壹點也不了解；因而他們不再能駕馭這種力量，相反，這種力量現在卻經歷著壹系列獨特的、不僅不依賴於人們的意誌和行為反而支配著人們的意誌和行為的發展階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7—538頁。

　　壹定歷史時代和壹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壹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壹方面受家庭發展階段的制約。勞動越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越受限制，社會制度就越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關系為基礎的這種社會結構中，勞動生產率日益發展起來；與此同時，私有制和交換、財產差別、使用他人勞動力的可能性，從而階級對立的基礎等等新的社會成分，也日益發展起來；這些新的社會成分在幾個世代中竭力使舊的社會制度適應新的條件，直到兩者的不相容性最後導致壹個徹底的變革為止。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於新形成的各社會階級的沖突而被炸毀；代之而起的是組成國家的新社會，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在這種社會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從此自由開展起來，這種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內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壹版序言》（1884年3月底—5月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頁。

　　李嘉圖的價值規定，盡管有不祥之兆，但是也有使老實的資產者喜愛和珍視的壹面。

　　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喚起他們的公平感。權利的公平和平等，是18、19世紀的資產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權的廢墟上建立他們的社會大廈的基石。勞動決定商品價值，勞動產品按照這個價值尺度在權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之間自由交換，這些——正如馬克思已經證明的——就是現代資產階級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意識形態建立於其上的現實基礎。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尺度這個認識壹經確立，老實的資產者必然會因世界的邪惡而感到自己高尚的情感深受傷害，這個世界雖然名義上承認公平原則，但是事實上看來時時刻刻都在肆無忌憚地拋棄公平原則。特別是小資產者，他們的誠實勞動——即使只是他的幫工和學徒的勞動——在大生產和機器的競爭下天天跌價，特別是小生產者，必然會迫切希望有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產品按其勞動價值來交換最終成為完全的毫無例外的真理，換句話說，他們必然迫切希望有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只有商品生產的壹個規律絕對地不折不扣地發生作用，而唯壹能夠保證這條規律發生作用的那些條件，即商品生產以至資本主義生產的其他規律都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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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也按照它在經濟學家們那裏的形式被不加考慮地接受下來。不僅如此，雖然洛貝爾圖斯也用兩句話提到了勞動強度的差別，但是勞動還是非常籠統地被當做“耗費的東西”，從而也就是衡量價值的東西提出來，而不問這個勞動究竟是不是在正常的社會平均條件下耗費的。生產者為了生產可以壹天生產出來的產品，是用了十天，還是只用壹天，他們用的工具是最好的，還是最壞的，他們的勞動時間是耗費在生產社會必需的物品和生產社會需要的數量上，還是耗費在根本不需要的物品上，或者耗費在雖有需要但卻在數量上多於或少於需求的物品上——對於所有這些卻壹字不提，只是說：勞動就是勞動，等量勞動的產品必須同等量勞動的產品交換。在其他方面，不管適當不適當，洛貝爾圖斯總還隨時準備站在全國觀點上，從社會瞭望臺的高處俯瞰單個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在這裏他卻小心翼翼地避開了這種做法。其所以如此，只因為他從自己那本書的第壹行起就筆直地駛向勞動貨幣的烏托邦，而對勞動的創造價值的特點進行每壹項研究，都必然會在他的航道裏投下無法通過的礁石。在這裏他的本能比他的抽象思維能力強得多——順便說說，在洛貝爾圖斯那裏，抽象思維能力只是通過最具體的思想空虛才揭示出來的。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1884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5—207頁。

　　差不多20年以前，丹麥的社會黨人就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計劃，因為他們的國家實際上只有壹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這座城市以外，他們就幾乎完全要靠在農民中間進行宣傳。壹個村莊或教區的農民——在丹麥有許多大的個體農戶——應當把自己的土地結合為壹個大田莊，共同出力耕種，並按入股土地、預付資金和所出勞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麥，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們將這壹思想運用於小塊土地所有制地區，我們就會發現：把各小塊土地結合起來並且在全部結合起來的土地上進行大規模經營的話，壹部分過去使用的勞動力就會變成多余的；勞動的這種節省也就是大規模經營的主要優點之壹。要給這些勞動力找到工作，可以用兩種方法：或是從鄰近的大田莊中另撥出壹些田地給農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給這些農民以資金和機會去從事工業性的副業，盡可能並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的經濟地位都會有所改善，並且這同時會保證總的社會領導機構有必要的影響，以便逐漸把農民合作社轉變為更高級的形式，使整個合作社及其社員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跟整個社會其他部門的權利和義務處於平等的地位。

　　至於怎樣具體地在每壹個特殊場合下實現這壹點，那將取決於這壹場合的情況，以及我們奪取政權時的情況。可能我們那時將有能力給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國家銀行接收它們的壹切抵押債務並將利率大大減低；從社會資金中抽撥貸款來建立大規模生產（貸款並不壹定或者不主要是貨幣，而可以是必需的產品：機器、人造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種便利。

　　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1894年11月15日—22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頁。

　　（二）勞動和生產

　　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麼也不能創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勞動得以實現、工人的勞動在其中活動、工人的勞動從中生產出和借以生產出自己的產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壹方面在這樣的意義上給勞動者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另壹方面，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料，即維持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的手段。

　　因此，工人越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兩個方面失去生活資料：第壹，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成為屬於他的勞動的對象，不成為他的勞動的生活資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給他提供直接意義的生活資料，即維持工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

　　因此，工人在這兩方面成為自己的對象的奴隸：首先，他得到勞動的對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資料。因此，他首先是作為工人，其次是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夠生存。這種奴隸狀態的頂點就是：他只有作為工人才能維持自己作為肉體的主體，並且只有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是工人。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8頁。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是按照時間順序通過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兩個階段完成運動的。

　　資本在生產領域停留的時間是它的生產時間，資本在流通領域停留的時間是它的流通時間。所以，資本完成它的循環的全部時間，等於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之和。

　　生產時間當然包含勞動過程期間，但勞動過程期間並不包含全部生產時間。首先我們記得，壹部分不變資本存在於機器、建築物等等勞動資料中。它們會在不斷重新反復的同壹勞動過程中起作用，直到壽命終結為止。勞動過程的周期性中斷，例如在夜間，雖然會使這些勞動資料的職能中斷，但勞動資料仍然留在生產場所。勞動資料不僅在執行職能時屬於生產場所，在它不執行職能時也是屬於生產場所。另壹方面，資本家必須儲備壹定量的原料和輔助材料，以便生產過程在或長或短的時間內，按照預定的規模進行，而不受每日市場供應的偶然情況的影響。原料等等的這種儲備，只是逐漸地在生產中消費掉。因此，在它的生產時間和職能時間之間，就產生差別。……以上所說的那種差別，都是指生產資本停留在生產領域內的時間和它停留在生產過程內的時間之間的差別。但是，生產過程本身也會使勞動過程從而使勞動時間發生中斷，在這個間歇期間，勞動對象聽任物理過程對它發生作用，而沒有人類勞動參加進去。在這種場合，雖然勞動過程從而生產資料作為勞動資料的職能中斷了，但生產過程從而生產資料的職能卻繼續下去。例如，播在地裏的谷種，藏在窖中發酵的葡萄酒，許多制造廠（例如制革廠）中聽任化學過程發生作用的勞動材料，就是這樣。在這裏，生產時間比勞動時間長。二者的差，就是生產時間超過勞動時間的部分。…………

　　不管生產時間超過勞動時間的原因是什麼——或者是各種生產資料只形成潛在的生產資本，就是說還處在現實生產過程的預備階段；或者是它們本身的職能在生產過程中因生產過程休止而中斷；最後，或者是生產過程本身造成勞動過程的中斷，——無論在哪壹種情況下，生產資料都不起勞動吸收器的作用。它們不吸收勞動，也就不吸收剩余勞動。因此，當生產資本處在超過勞動時間的那壹部分生產時間時，即使價值增殖過程的完成和它的這種休止是不可分離的，生產資本還是不會增殖。顯然，生產時間和勞動時間越吻合，在壹定期間內壹定生產資本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它的價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的趨勢，是盡可能縮短生產時間超過勞動時間的部分。不過，資本的生產時間雖然可以和它的勞動時間不壹致，但前者總是包含後者，而且超過的部分本身就是生產過程的條件。因此，生產時間總是指這樣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資本生產使用價值並自行增殖，因而執行生產資本的職能，盡管它也包含這樣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資本是潛在的，或者也進行生產但並不自行增殖。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8—141頁。

　　因此，總括起來成為社會資本的各個單個資本的循環，也就是說，就社會資本的總體來考察的循環，不僅包括資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壹般的商品流通。後者本來只能由兩部分構成：1.資本本身的循環；2.進入個人消費的商品的循環，也就是工人用工資，資本家用剩余價值（或其中壹部分）購買的那些商品的循環。當然，資本的循環也包括剩余價值的流通，因為剩余價值構成商品資本的壹部分，而且還包括可變資本向勞動力的轉化，工資的支付。但是，這個剩余價值和工資耗費在商品上，並不構成資本流通的環節，雖然至少工資的耗費是這個流通所不可缺少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90—391頁。

　　自動工廠中分工的特點，是勞動在這裏已完全喪失專業的性質。但是，當壹切專門發展壹旦停止，個人對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發展的趨勢就開始顯露出來。自動工廠消除著專業和職業的癡呆。

　　蒲魯東先生連自動工廠的這唯壹革命的壹面也不懂，竟倒退壹步，建議工人不要只做別針的十二部分中的壹個部分，而要順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據說，這樣工人就可得到做別針的從頭到尾的全部知識。這就是蒲魯東先生的綜合勞動。進壹步和退壹步也構成壹種綜合運動，這壹點誰也不會表示異議。

　　總括起來說，蒲魯東先生沒有超出小資產者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他除了讓我們回到中世紀幫工或者至多中世紀的手工業師傅那裏以外，沒有想出更好的辦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經談到：人生在世，只要有壹部傑作，只要有壹次感覺到自己是人也就夠了。無論就形式或實質來說，這難道不正是中世紀的手工業行會所要求的壹部傑作嗎？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30頁。

　　人們用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於他們已有的和需要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本身的特性。這種生產方式不應當只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加以考察。更確切地說，它是這些個人的壹定的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命的壹定方式、他們的壹定的生活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麼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壹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麼壹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壹致。因而，個人是什麼樣的，這取決於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9—520頁。

　　因而，意識壹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當然，意識起初只是對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壹種意識，是對處於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個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狹隘聯系的壹種意識。同時，它也是對自然界的壹種意識，自然界起初是作為壹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自然界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系壹樣，人們就像牲畜壹樣懾服於自然界，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壹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但是，另壹方面，意識到必須和周圍的個人來往，也就是開始意識到人總是生活在社會中的。這個開始，同這壹階段的社會生活本身壹樣，帶有動物的性質，這是純粹的畜群意識，這裏，人和綿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於：他的意識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說他的本能是被意識到了的本能。由於生產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長以及作為二者基礎的人口的增多，這種綿羊意識或部落意識獲得了進壹步的發展和提高。與此同時分工也發展起來。分工起初只是性行為方面的分工，後來是由於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發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3—5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