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口学

傑瑞米柯賓

在我們看來，這個問題很容易解釋。人類支配的生產力是無法估量的。資本、勞動和科學的應用，可以使土地的生產能力無限地提高。按照最有才智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計算（參看艾利生的《人口原理》第1卷第1、2章），“人口過密”的大不列顛在十年內，將使糧食生產足以供應六倍於目前人口的需要。資本日益增加，勞動力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科學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類支配。這種無法估量的生產能力，壹旦被自覺地運用並為大眾造福，人類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要是讓競爭自由發展，它雖然也會起同樣的作用，然而是在對立之中起作用。壹部分土地進行精耕細作，而另壹部分土地——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3000萬英畝好地——卻荒蕪著。壹部分資本在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周轉，而另壹部分資本卻閑置在錢櫃裏。壹部分工人每天工作14或16小時，而另壹部分工人卻無所事事，無活可幹，活活餓死。或者，這種分立現象並不同時發生：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這時，大家都工作，資本以驚人的速度周轉著，農業欣欣向榮，工人幹得累倒了；而明天停滯到來，農業不值得費力去經營，大片土地荒蕪，資本在正在流動的時候凝滯，工人無事可做，整個國家因財富過剩、人口過剩而備嘗痛苦。

　　經濟學家不能承認事情這樣發展是對的，否則，他就得像上面所說的那樣放棄自己的全部競爭體系，就得認識到自己把生產和消費對立起來、把人口過剩和財富過剩對立起來是荒誕無稽的。但是，既然事實是無法否認的，為了使這種事實與理論壹致，就發明了人口論。

　　這種學說的創始人馬爾薩斯斷言，人口總是威脅著生活資料，壹當生產增加，人口也以同樣比例增加，人口固有的那種其繁衍超過可支配的生活資料的傾向，是壹切貧困和罪惡的原因。因此，在人太多的地方，就應當用某種方法把他們消滅掉：或者用暴力將他們殺死，或者讓他們餓死。可是這樣做了以後，又會出現壹個空隙，這個空隙又會馬上被另壹次繁衍的人口填滿，於是，以前的貧困又開始到來。據說在任何條件下都是如此，不僅在文明的狀態下，而且在自然的狀態下都是如此；新荷蘭的平均每平方英裏只有壹個野蠻人，卻也和英國壹樣，深受人口過剩的痛苦。簡言之，要是我們願意首尾壹貫，那我們就得承認：當地球上只有壹個人的時候，就已經人口過剩了。從這種闡述得出的結論是：正因為窮人是過剩人口，所以，除了盡可能減輕他們餓死的痛苦，使他們相信這是無法改變的，他們整個階級的唯壹出路是盡量減少生育，此外就不應該為他們做任何事情；或者，如果這樣做不行，那麼最好還是像“馬爾庫斯”所建議的那樣，建立壹種國家機構，用無痛苦的辦法把窮人的孩子殺死；按照他的建議，每壹個工人家庭只能有兩個半小孩，超過此數的孩子用無痛苦的辦法殺死。施舍被認為是犯罪，因為這會助長過剩人口的增長；但是，把貧窮宣布為犯罪，把濟貧所變為監獄——這正是英國通過“自由的”的新濟貧法已經做的——，卻算是非常有益的事情。的確，這種理論很不符合聖經關於上帝及其創造物完美無缺的教義，但是“動用聖經來反駁事實，是拙劣的反駁！”

　　我是否還需要更詳盡地闡述這種卑鄙無恥的學說，這種對自然和人類的惡毒誣蔑，並進壹步探究其結論呢？在這裏我們終於看到，經濟學家的不道德已經登峰造極。壹切戰爭和壟斷制度所造成的災難，與這種理論相比，又算得了什麼呢？要知道，正是這種理論構成了自由派的自由貿易體系的拱頂石，這塊石頭壹旦墜落，整個大廈就傾倒。因為競爭在這裏既然已經被證明是貧困、窮苦、犯罪的原因，那麼誰還敢對競爭贊壹詞呢？

　　艾利生在上面引用過的著作中動搖了馬爾薩斯的理論，他訴諸土地的生產力，並用以下事實來反對馬爾薩斯的原理：每壹個成年人能夠生產出多於他本人消費所需的東西。如果不存在這壹個事實，人類就不可能繁衍，甚至不可能生存；否則成長中的壹代依靠什麼來生活呢？可是，艾利生沒有深入事物的本質，因而他最後也得出了同馬爾薩斯壹樣的結論。他雖然證明了馬爾薩斯的原理是不正確的，但未能駁倒馬爾薩斯據以提出他的原理的事實。

　　如果馬爾薩斯不這樣片面地看問題，那麼他必定會看到，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與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系著的。只有在整個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從馬爾薩斯寫作時起，任何人口過剩的國家的情況，尤其是英國的情況，都極其明顯地證實了這壹點。這是馬爾薩斯應當從總體上加以考察的事實，而對這些事實的考察必然會得出正確的結論；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只選出壹個事實，對其他事實不予考慮，因而得出荒謬的結論。他犯的第二個錯誤是把生活資料和就業手段混為壹談。人口總是威脅著就業手段，有多少人能夠就業，就有多少人出生，簡言之，勞動力的產生迄今為止由競爭的規律來調節，因而也同樣要經受周期性的危機和波動，這是事實，確定這壹事實是馬爾薩斯的功績。然而，就業手段並不就是生活資料。就業手段由於機器力和資本的增加而增加，這是僅就其最終結果而言；而生活資料，只要生產力稍有提高，就立刻增加。這裏暴露出經濟學的壹個新的矛盾。經濟學家所說的需求不是現實的需求，他所說的消費只是人為的消費。在經濟學家看來，只有能夠為自己取得的東西提供等價物的人，才是現實的需求者，現實的消費者。但是，如果事實是這樣：每壹個成年人生產的東西多於他本人所消費的東西；小孩像樹木壹樣能夠綽綽有余地償還花在他身上的費用——難道這不是事實？

　　——，那麼就應該認為，每壹個工人必定能夠生產出遠遠多於他所需要的東西，因此，社會必定會樂意供給他所必需的壹切；同時也應該認為，大家庭必定是非常值得社會向往的禮物。但是，由於經濟學家觀察問題很粗糙，除了以可觸摸的現金向他支付的東西以外，他不知道還有任何別的等價物。他已深陷在自己的對立物中，以致連最令人信服的事實也像最科學的原理壹樣使他無動於衷。

　　我們幹脆用揚棄矛盾的方法消滅矛盾。只要目前對立的利益能夠融合，壹方面的人口過剩和另壹方面的財富過剩之間的對立就會消失，關於壹國人民純粹由於富裕和過剩而必定餓死這種不可思議的事實，這種比壹切宗教中的壹切奇跡的總和更不可思議的事實就會消失，那種認為土地無力養活人們的荒謬見解也就會消失。這種見解是基督教經濟學的頂峰，——而我們的經濟學本質上是基督教經濟學，這壹點我可以用任何命題和任何範疇加以證明，這個工作在適當的時候我會做的；馬爾薩斯的理論只不過是關於精神和自然之間存在著矛盾和由此而來的關於二者的墮落的宗教教條在經濟學上的表現。我希望也在經濟學領域揭示這個對宗教來說並與宗教壹起早就解決了的矛盾的虛無性。同時，如果馬爾薩斯理論的辯護人事先不能用這種理論的原則向我解釋，壹國人民怎麼能夠純粹由於過剩而餓死，並使這種解釋同理性和事實壹致起來，那我就不會認為這種辯護是站得住腳的。

　　可是，馬爾薩斯的理論卻是壹個推動我們不斷前進的、絕對必要的中轉站。我們由於他的理論，總的來說由於經濟學，才註意到土地和人類的生產力，而且我們在戰勝了這種經濟學上的絕望以後，就保證永遠不懼怕人口過剩。我們從馬爾薩斯的理論中為社會變革汲取到最有力的經濟論據，因為即使馬爾薩斯完全正確，也必須立刻進行這種變革，原因是只有這種變革，只有通過這種變革來教育群眾，才能夠從道德上限制繁殖本能，而馬爾薩斯本人也認為這種限制是對付人口過剩的最有效和最簡易的辦法。我們由於這個理論才開始明白人類的極端墮落，才了解這種墮落依存於競爭關系；這種理論向我們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終使人變成了商品，使人的生產和消滅也僅僅依存於需求；它由此也指出競爭制度如何屠殺了並且每日還在屠殺著千百萬人；這壹切我們都看到了，這壹切都促使我們要用消滅私有制、消滅競爭和利益對立的辦法來消滅這種人類墮落。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7—82頁。

　　當國民經濟學主張需求和供給始終相符的時候，它立即忘記，按照它自己的主張，人的供給（人口論）始終超過對人的需求；因而，需求和供給之間的比例失調在整個生產的重要結果——人的生存——上得到最顯著的表現。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二）對“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批判

　　現在從頭說起，妳知道，根據李嘉圖的地租理論，地租不過是生產費用和土地產品的價格之間的差額，或者，按照他的另壹種說法，不過是最壞的土地的產品為補償它的費用（租佃者的利潤和利息總是算在這種費用裏面的）所必需的出售價格和最好的土地的產品所能夠得到的出售價格之間的差額。

　　依照他自己對他的理論的解釋，地租的增加表明：

　　（1）人們不得不耕種越來越壞的土地，或者說，連續使用於同壹塊土地的同量的資本獲得的產品不壹樣。壹句話：人口對土地的要求越多，土質就變得越壞。土地變得相對地越來越貧瘠了。這恰恰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提供了現實基礎，而他的學生們現在也在這裏尋求最後的靠山。

　　（2）只有當谷物價格上漲時，地租才能提高（至少在經濟學上是合乎規律的）；當谷物價格下跌時，地租必定降低。

　　（3）全國的地租總額如果增加，這只是由於很大數量的較壞的土地被耕種了。

　　可是，這三個論點處處都是和歷史相矛盾的。

　　（1）毫無疑問，隨著文明的進步，人們不得不耕種越來越壞的土地。但是，同樣毫無疑問，由於科學和工業的進步，這種較壞的土地和從前的好的土地比起來，是相對地好的。

　　（2）自1815年以來，谷物的價格從90先令下降到50先令，而在谷物法廢除以前，降得更低，這種下降是不規則的，但是不斷的。而地租卻不斷地提高。英國是這樣。大陸上到處也有相應的變化。

　　（3）我們在各個國家都發現，像配第曾經指出的：當谷物價格下跌時，國內地租的總額卻增加了。

　　在這裏，主要問題仍然是使地租規律與整個土壤肥力的提高相符合；只有這樣，才能解釋歷史事實，另壹方面，也才能駁倒馬爾薩斯關於不僅勞動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質也日益惡化的理論。

　　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3—64頁。

　　李比希的不朽功績之壹，是從自然科學的觀點出發闡明了現代農業的消極方面。他對農業史所作的歷史的概述雖不免有嚴重錯誤，但也包含壹些卓見。可惜的是，他竟會不加考慮地發表這樣的見解：“把土弄得更細並且經常翻耕，會促進疏松的那部分土壤內的空氣流通，擴大並更新受空氣作用的土壤表面；但是很容易理解，土地的收益不會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勞動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率增加。”李比希接著說：“這個規律最先是由約翰·斯·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表述的，該書第壹卷第217頁這樣寫道：‘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同雇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相比，土地的產量以遞減的比率增加，這是農業的普遍規律〈穆勒先生甚至以錯誤的公式復述了李嘉圖學派的規律，因為在英國，所使用的工人的減少始終是同農業的進步並行的，因此，這個在英國並且為了英國而發明的規律，至少在英國是完全不適用的〉。’這確是令人驚奇的事情，因為穆勒並不知道這個規律的根據。”（李比希《化學在農業和生理學中的應用》第1卷第143頁和註釋）且不說李比希對“勞動”（他所理解的勞動與政治經濟學不同）壹詞的錯誤理解，無論如何“令人驚奇的”是，他竟把約翰·斯·穆勒先生當做這個理論的首倡者，其實，這個理論最先由亞當·斯密時代的詹姆斯·安德森發表的，直到19世紀初還被他在不同的著作中加以重復；1815年，剽竊能手馬爾薩斯（他的全部人口論都是無恥的剽竊）把它據為己有；威斯特在當時也與安德森無關而獨立地對此作了闡述；1817年，李嘉圖把它同壹般的價值理論聯系起來，從此以後，這個理論就以李嘉圖的名字傳遍全世界。1820年，詹姆斯·穆勒（約翰·斯·穆勒的父親）把它庸俗化了，最後，約翰·斯·穆勒先生也把它當做壹種老生常談的學派教條加以復述。不可否認，約·斯·穆勒之所以享有那種無論如何“令人驚奇”的權威，幾乎完全是由於類似的誤解造成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頁。

傑瑞米柯賓

（三）對勞動基金學說的批判

　　公民韋斯頓的論證，實際上是根據兩個前提：

　　首先，國民產品量是固定不變的，或者像數學家所說的，是壹個常量或常數；其次，實際工資總額，也就是說，按照能夠用以購買的商品的數量來測定的工資總額，是壹個不變額，壹個常數。

　　他的前壹個論斷顯然是錯誤的。妳們可以看到，產品的價值和數量在逐年增加，國民勞動的生產力在逐年擴大，而這種日益增加的產品的流通所必需的貨幣數量也在不斷變化。壹年告終時是如此，就可相互比較的各個不同年度來說是如此，就壹年中每個平均日來說也是如此。國民產品的數或量總是在不斷變化。它不是壹個常數，而是壹個變數，撇開人口的變化不談，它也必然如此，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力總是在不斷地變化。的確，假如工資水平普遍提高了，這種提高本身，無論其後果如何，決不會立即改變產品量。這種提高最初可能是由當時的實際情況造成的。但是，如果在工資提高之前，國民產品是壹個變數而不是壹個常數，那麼，在工資提高之後，它仍然是壹個變數而不是壹個常數。

　　但是，假定說，國民產品量不是變數，而是常數。即使如此，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當做邏輯結論的東西，也只是壹種武斷。如果我們有壹個已知數，比如說是8，那麼這個數的絕對界限並不妨礙它的各部分改變其相對界限。如果利潤為6，工資為2，那麼工資可能增加至6，利潤減少至2，而總數仍然是8。因此，產品量的固定不變，無論如何也不能證明工資總額也是固定不變的。那麼，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究竟怎樣證明工資總額是固定不變的呢？不過是武斷而已。

　　但是，即使同意他的論斷，那麼它也應當在兩方面都說得通，然而公民韋斯頓卻使它只能說明壹個方面。如果工資總額是壹個常數，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減少。因此，如果說工人爭取暫時增加工資很愚蠢，那麼資本家爭取暫時降低工資也很愚蠢。我們的朋友韋斯頓並不否認，在壹定的情況下，工人能夠迫使資本家增加工資，但是，他覺得工資總額是天然固定不變的，工資增加後必然會有壹個反作用。另壹方面，他也知道資本家能夠壓低工資，而且確實經常想壓低它。依照工資不變的原則，在這種場合，也應當像在前壹種場合壹樣，隨後有壹個反作用。所以，工人對降低工資的企圖或對工資已經降低的現象進行反抗是正確的。所以，他們力求增加工資也是正確的，因為任何壹種反抗降低工資的行動都是壹種爭取增加工資的行動。依照公民韋斯頓的工資不變原則，工人也應當在壹定情況下聯合起來，為增加工資而鬥爭。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27頁。

　　經濟學的上述虛構，把調節工資的壹般變動或調節工人階級即總勞動力和社會總資本之間的關系的規律，同在各個特殊生產部門之間分配工人人口的規律混為壹談了。例如，由於市場情況良好，某壹生產部門的積累特別活躍，利潤高於平均利潤，追加資本紛紛湧來，這樣，對勞動的需求和工資自然就會提高。較高的工資把較大壹部分工人人口吸引到這個有利的部門，直到這裏勞動力達到飽和，工資終於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過多，甚至會降到這個水平以下。那時工人流入該生產部門的現象不僅停止，甚至還會發生流出現象。在這裏，政治經濟學家就以為看到了，隨著工資的提高，工人人數“在何處以及如何”絕對增長，而隨著工人人數的絕對增長，工資“在何處以及如何”下降；但是事實上，他所看到的，只是某壹特殊生產部門的勞動市場的局部波動，他所看到的，只是工人人口按照資本的需要的變動而在各投資部門之間的分配。

　　產業後備軍在停滯和中等繁榮時期加壓力於現役勞動軍，在生產過剩和亢進時期又抑制現役勞動軍的要求。所以，相對過剩人口是勞動供求規律借以運動的背景。它把這個規律的作用範圍限制在絕對符合資本的剝削欲和統治欲的界限之內。這裏正好應該回過來談壹下經濟學辯護論的壹大業績。我們記得，由於采用新機器或擴大舊機器，壹部分可變資本轉化為不變資本，這是“束縛”資本，從而“遊離”工人的活動，而經濟學辯護士卻相反地把這種活動說成是為工人遊離資本。只有到現在我們才能充分地評價辯護士的厚顏無恥。其實，被遊離出來的，不僅有直接被機器排擠的工人，而且還有他們的代替者和企業在原有基礎上實行壹般擴大時通常會吸收的追加人員。現在他們全被“遊離”出來，並且每壹筆希望執行職能的新資本都能支配他們。不管這種資本吸引的是這些工人，還是另壹些工人，只要這筆資本剛好足以從市場上雇走被機器拋到市場上的那麼多工人，那麼對勞動的總需求的影響就等於零。如果它雇用的人數較少，過剩的人數就會增加；如果它雇用的人數較多，勞動總需求增加的幅度也只不過等於就業的人超過“被遊離的人”的那個差額。可見，尋求投資場所的追加資本本來會激起的勞動總需求的增加，在以上每壹種場合都會按照工人被機器拋向街頭的程度而抵消。因此，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的機制安排好，不讓資本的絕對增長伴有勞動總需求的相應增加。而辯護士就把這叫做對於被排擠的工人在被拋入產業後備軍的過渡時期中遭受貧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的壹種補償！對勞動的需求同資本的增長並不是壹回事，勞動的供給同工人階級的增長也不是壹回事，所以，這裏不是兩種彼此獨立的力量互相影響。骰子是假的。資本在兩方面同時起作用。它的積累壹方面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另壹方面又通過“遊離”工人來擴大工人的供給，與此同時，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從而在壹定程度上使勞動的供給不依賴於工人的供給。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因此，壹旦工人識破秘密，知道了他們為什麼勞動越多，為他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是提高，他們連充當資本增殖手段的職能對他們來說也就越是沒有保障；壹旦工人發現，他們本身之間競爭的激烈程度完全取決於相對過剩人口的壓力；壹旦工人因此試圖通過工聯等等在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組織有計劃的合作，來消除或剝削資本主義生產的那種自然規律對他們這個階段所造成的毀滅性的後果，這時，資本和它的獻媚者政治經濟學家就大吵大叫起來，說這是違反了“永恒的”和所謂“神聖的”供求規律。也就是說，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的任何聯合都會破壞這個規律的“純粹的”作用。另壹方面，例如在殖民地，壹旦有不利的情況妨礙建立產業後備軍，從而妨礙工人階級絕對地隸屬於資本家階級，資本就同它的庸俗的桑喬·潘薩壹道起來反叛“神聖的”供求規律，並企圖用強制手段來阻礙它發揮作用。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5—738頁。

　　大體來說，工資的壹般變動僅僅由同工業周期各個時期的更替相適應的產業後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因此，決定工資的壹般變動的，不是工人人口絕對數量的變動，而是工人階級分為現役軍和後備軍的比例的變動，是過剩人口相對量的增減，是過剩人口時而被吸收、時而又被遊離的程度。現代工業具有十年壹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個周期性的階段，而且這些階段在積累進程中被越來越頻繁地相繼發生的不規則的波動所打斷。對於這個現代工業來說，如果有下面這樣的規律，那確實是太好了：勞動的供求不是通過資本的膨脹和收縮，因而不是按照資本當時的增殖需要來調節，以致勞動市場忽而由於資本膨脹而顯得相對不足，忽而由於資本收縮而顯得過剩，而是相反，資本的運動依存於人口量的絕對運動。然而，這正是經濟學的教條。按照這個教條，工資因資本的積累而提高。

　　工資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這種增加壹直持續到勞動市場充斥，因而資本同工人的供給比較起來相對不足時為止。工資下降，於是事情走向反面。由於工資的下降，工人人口逐漸減少，以致資本同工人人口比較起來又相對過剩，或者像另壹些人所說的那樣，工資的降低和對工人剝削的相應提高，會使積累重新加快，而與此同時，低工資又會抑制工人階級的增長。這樣壹來，就又出現勞動的供給小於勞動的需求、工資提高等等情況。這對於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是壹個多麼美好的運動方法啊！可是，在真正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因工資提高而可能出現某種實際增長以前，已經壹再經過了這樣壹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必然發生工業戰，展開廝殺，並且決出勝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4—735頁。

　　邊沁本人和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麥克庫洛赫等人都利用這壹教條以達到辯護的目的，特別是為了把資本的壹部分，即可變資本或可轉變為勞動力的資本，說成是壹個固定的量。可變資本的物質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資料的量或所謂勞動基金，被虛構為社會財富中壹個受自然鎖鏈束縛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為了推動社會財富中要作為固定資本，或從物質方面說，要作為生產資料執行職能的那壹部分，必需有壹定量的活勞動。這個量是由工藝所確定的。但是，推動這壹勞動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數不是已定的，因為這個數目隨著單個勞動力的剝削程度而變化，這個勞動力的價格也不是已定的，已定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彈性的最低界限。這壹教條所依據的事實是：壹方面，工人對社會財富分為非勞動者的消費品和生產資料這壹點無權過問；另壹方面，工人只有在幸運的例外情況下才有可能靠犧牲富人的“收入”來擴大所謂“勞動基金”。

　　把勞動基金的資本主義界限改寫成勞動基金的社會的自然界限，造成了多麼荒唐的同義反復，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來說明。他說：

　　“壹個國家的流動資本就是它的勞動基金。因此，要想計算出每個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貨幣工資，只要簡單地用工人人口的數目去除這個資本就行了。”

　　這就是說，我們先算出實際付給的個人工資的總額，然後我們就可以斷言，這樣加起來的結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強行規定的“勞動基金”的價值總額。最後，我們把用這種辦法得出的總額除以工人人數，就可以又發現平均每個工人能得到多少。這是壹個非常狡猾的手法。它並不妨礙福塞特先生壹口氣說出：

　　“英國每年所積累的總財富分為兩個部分。壹部分用來維持英國本身的工業。另壹部分則輸往國外…… 用在本國工業上的那壹部分占這個國家每年積累的財富的不大的壹部分。”

　　由此可見，從英國工人那裏不付等價物而竊取的、逐年都在增長的剩余產品的壹大部分，不是在英國而是在其他國家資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資本壹起輸出的，還有上帝和邊沁所發明的“勞動基金”的壹部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4—706頁。

傑瑞米柯賓

十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人口

　　（壹）自覺地調整人的生產

　　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復歸，是自覺實現並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範圍內實現的復歸。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5—186頁。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壹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壹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5—436頁。

　　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頁。

　　我們由於他的理論，總的來說由於經濟學，才註意到土地和人類的生產力，而且我們在戰勝了這種經濟學上的絕望以後，就保證永遠不懼怕人口過剩。……也必須立刻進行這種變革，原因是只有這種變革，只有通過這種變革來教育群眾，才能夠從道德上限制繁殖本能……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1頁。

　　只有壹種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壹般生產曾經在物種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壹樣。歷史的發展使這種社會生產組織日益成為必要，也日益成為可能。壹個新的歷史時期將從這種社會生產組織開始，在這個時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生活的壹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學，都將突飛猛進，使以往的壹切都黯然失色。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2頁。

　　壹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

　　於是，人在壹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壹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壹直作為異己的、支配著人們的自然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因而將聽從他們的支配。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壹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壹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並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0頁。

　　人類數量增多到必須為其增長規定壹個限度的這種抽象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像已經對物的生產進行調節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節，那麼正是這個社會，而且只有這個社會才能無困難地做到這點。在這樣的社會裏，有計劃地達到現在法國和下奧地利在自發的無計劃的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那種結果，在我看來，並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無論如何，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們自己會決定，是否應當為此采取某種措施，在什麼時候，用什麼辦法，以及究竟是什麼樣的措施。我不認為自己有向他們提出這方面的建議和勸導的使命。那些人無論如何也會和我們壹樣聰明。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爾·考茨基》（1881年2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5—456頁。

　　



　　（二）消滅城鄉對立使人口盡可能平均分布於全國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消滅城鄉對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資本家與雇傭工人的對立不是空想壹樣。

　　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只有使人口盡可能地平均分布於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緊密的聯系，並適應這壹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擴充起來——同時這要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壹成不變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種與世隔絕的和愚昧無知的狀態中掙脫出來。斷定人們只有在消除城鄉對立後才能從他們以往歷史所鑄造的枷鎖中完全解放出來，這完全不是空想；當有人硬要“從現有情況出發”預先規定壹種據說可用來消除現存社會中這種或其他任何壹種對立的形式時，那才是空想。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6頁。

　　住宅問題，只有當社會已經得到充分改造，從而可能著手消滅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已達到極其尖銳程度的城鄉對立時，才能獲得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不能消滅這種對立，相反，它必然使這種對立日益尖銳化。……並不是住宅問題的解決同時就會導致社會問題的解決，而只是由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即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廢除，才同時使得解決住宅問題成為可能。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3頁。

　　因此，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的消滅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已經成為工業生產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樣也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和公共衛生事業的需要。只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汙染才能排除，只有通過這種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眾的糞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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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從大工業在全國的盡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滅城市和鄉村分離的條件這方面來說，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也不是什麼空想。的確，文明在大城市中給我們留下了壹種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力量才能消除的遺產。但是這種遺產必須被消除而且必將被消除，即使這是壹個長期的過程。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3—314頁。

傑瑞米柯賓

（三）個人得到全面發展

　　在這種共產主義看來，物質的直接的占用是生活和存在的唯壹目的；工人這個規定並沒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廣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財產關系仍然是共同體同物的世界的關系；最後，這個用普遍的私有財產來反對私有財產的運動是以壹種動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婦女變為公有的和共有的財產——來反對婚姻（它確實是壹種排他性的私有財產的形式）。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3頁。

　　……對社會主義的人來說，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所以關於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於他的形成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因為人和自然界的實在性，即人對人來說作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對人來說作為人的存在，已經成為實際的、可以通過感覺直觀的，所以關於某種異己的存在物、關於淩駕於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問題，即包含著對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實在性的承認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6—197頁。

　　個人力量（關系）由於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壹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裏拋開關於這壹現象的壹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571頁。

　　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而迄今為止的分工方式將完全消失。因為要把工業和農業生產提高到上面說過的水平，單靠機械和化學的輔助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相應地發展使用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當上個世紀的農民和手工工場工人被卷入大工業的時候，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整個生活方式而成為完全不同的人，同樣，用整個社會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並將創造出這種人來。共同經營生產不能由現在這種人來進行，因為他們每壹個人都只隸屬於某壹個生產部門，受它束縛，聽它剝削，在這裏，每壹個人都只能發展自己才能的壹方面而偏廢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個生產中的某壹個部門或者某壹個部門的壹部分。就是現在的工業也越來越不能使用這樣的人了。由整個社會共同地和有計劃地來經營的工業，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發展、能夠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因此，現在已被機器破壞了的分工，即把壹個人變成農民、把另外壹個人變成鞋匠、把第三個人變成工廠工人、把第四個人變成交易所投機者的分工，將完全消失。教育將使年輕人能夠很快熟悉整個生產系統，將使他們能夠根據社會需要或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壹個生產部門轉到另壹個生產部門。因此，教育將使他們擺脫現在這種分工給每個人造成的片面性。這樣壹來，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於是各個不同的階級也就必然消失。因此，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壹方面不容許階級繼續存在，另壹方面這個社會的建立本身為消滅階級差別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也將消失。從事農業和工業的將是同壹些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單從純粹物質方面的原因來看，這也是共產主義聯合體的必要條件。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僅僅適應於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階段，這種狀態是壹切進壹步發展的障礙，這壹點現在人們就已經深深地感覺到了。

　　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地和有計劃地利用生產力；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壹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壹些人的需要的狀況；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通過產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這就是廢除私有制的主要結果。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8—689頁。

　　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壹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壹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壹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並加以進壹步發展。關鍵就在這裏。人的勞動生產力既然已發展到這樣高的水平，統治階級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為階級差別辯護的最終理由總是說：壹定要有壹個階級無須為生產每天的必需品操勞，以便有時間為社會從事腦力勞動。這種廢話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歷史合理性，而現在被近百年來的工業革命壹下子永遠根除了。統治階級的存在，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同樣也日益成為科學和藝術發展，特別是文明社交方式發展的障礙。從來也沒有比我們現代的資產者更無知的人了。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8—259頁。

　　無產階級將取得公共權力，並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化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質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生產的發展使不同社會階級的繼續存在成為時代錯亂。隨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消失，國家的政治權威也將消失。人終於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