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口理论的补充以及鼓励生育政策的成本计算

井冈山卫士

感谢红色人口研究员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写出的这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在文章中，红色人口研究员阐述了“增长的社会契约”的存在与崩溃对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影响，而且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政策提出了非常独到的、有意义的见解。

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深入讨论。红色人口研究员在阐述“核心家庭”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提到“一对情侣之所以要组成家庭，不是因为要再生产劳动力，而是因为他们想要结婚，因为亲密关系，等等。也就是说，核心家庭的机制是反经济的。”

可不可以这么讲，人类社会的亲密关系天生就是反对阶级社会的，因此任何健康的亲密关系本质上都是对阶级社会和与阶级社会相关的经济社会结构（比如资本积累）的反抗。上世纪核心国家反战运动的小资产阶级部分就提出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这当然不是什么革命口号，但是也扭曲地反映了群众对重建健康亲密关系的向往，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无阶级社会的可能状态。

当然，“核心家庭”或者一个时代家庭的具体组织方式所包含的内容要远远超过或健康或扭曲的亲密关系。历史上，资本积累的快速进行往往建立在“半无产阶级”家庭上。所谓“半无产阶级”家庭，就是部分劳动力参加雇佣劳动，部分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从事无酬的再生产劳动。由于再生产劳动力的时间可以几乎不受限制的延长，在工人阶级斗争力量较为薄弱的时代，资本家支付给雇佣工人的工资可以相当程度上地低于劳动力价值（全部再生产成本）。这样，半无产阶级家庭的劳动力在低酬雇佣劳动和无酬在生产劳动的双重压力下，只能以逐渐萎缩的速度和规模进行再生产。而超长时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劳动极大地提高了剩余价值率，从而促进了资本积累的快速进行。当一个家庭中的劳动力全都参加雇佣劳动时，我们就从半无产阶级家庭过渡到了无产阶级家庭。由于时间被生产性雇佣劳动大量占用，再生产无法有效进行，无产阶级家庭通常需要以商品和服务的方式购买大量的再生产劳动力。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包含了别的资本家的平均利润，因此资本家压低工资的能力收到国内利润率平均化的最终限制。同时，半无产阶级家庭逐渐转化为无产阶级家庭也意味着产业后备军的逐渐萎缩和工人阶级整体斗争能力的增强。所以半无产阶级家庭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就是“人矿”逐渐枯竭的过程。当一个国家中无产阶级家庭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资本积累的速度势必要减缓。

当然，从亲密关系的反阶级社会本质来讲，再生产劳动的商品化意味着与再生产相关的全部生活内容的商品化、标准化、去人性化。亲密关系的实质将会被消灭，仅仅保留高度统一的形式。这自然可以降低一部分成本，但是显然会迅速遭到劳动人民的普遍抵制。比如，中国资产阶级引以为傲的宿舍制度就是“标准化”再生产的典型例证，但是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接受程度越来越低。

这一切与当今中国正在崩解的“增长的社会契约”（即“中国梦”）息息相关。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既无法进行“产业升级”，剥削海外剩余价值；又无法找到大量稳定的产业后备军来压制工资；还无法提供一代人翻两番的物质生活水平；更是要劳动人民继续忍受没有健康亲密关系的纯粹“再生产”。既坏，又蠢，更是无能至极。这样的政权是无法解决人口问题的。

此外有个技术问题。红色人口研究员提出了要将未来每年出生人口维持在2000万（按照远航的计算，稳态人口约为16亿）的想法。假设二十年后革命胜利，革命民主政权控制大陆中国大陆主要人口中心，今年刚出生的人口大约进入育龄。按照今年出生1000万人口计算，20年乃至30年后维持2000万出生人口意味着总和生育率需要从现在的1.3提高到4左右，即育龄妇女一生平均需要生4个孩子。就算是革命民主政权拿出大力气，将剩余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减少再生产负担，如此高的的总和生育率（达到或超过现在的黑非洲水平）也是很难实现的。在本世纪末，革命民主政权很可能不得不面对中国人口缩减到7亿，占世界人口比例从19%缩减到7%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