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今中国体制的思考，一位青年同志的疑惑与愤怒

杨坚

这个问题实际上与我们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尤其是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家究竟有多少“独立性”有很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历史上，对国家性质有着两种对立的认识，一种是恩格斯-列宁传统的“工具主义”观点。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执行统治阶级亿元的机器。列宁的看法非常典型，他认为国家甚至连维持阶级妥协的功能都没有，纯粹只有阶级镇压的功能。另一种是葛兰西-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观点。他们认为国家和经济基础一样，是拥有自身结构和组织的。因此国家的行为并不总是等同于统治阶级的直接意愿。具体而言，国家机关的运行并不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剥削，国家权力的使用也并不直接服务于每个具体的资本家个人。同时，在阶级斗争处在僵持阶段，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都能控制一部分国家机器时，国家的行为就会同时受到对立阶级的影响。

这位同志关于中特国家政权是否真的在维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疑问可以参考一下井冈山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总结。结合中国古代的阶级斗争来看，我个人认为国家更多的是具有结构主义的特点——有自身的结构和组织。比如汉武帝为了抑制土地兼并、缓和社会矛盾而采取“迁豪强于茂陵”等一系列行政手段来打压大地主，那我们是不是就能认为古代皇帝实际代表的是农民利益呢？很显然不能。

不过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比较激烈（阶级矛盾通常也比较尖锐）的时期，剥削阶级内部的某些派系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固，赢得政治斗争的胜利，进而实现剩余价值的内部再分配，常常会推行一些改良政策来换取劳动人民的支持，因而剥削阶级中的改良派就会与劳动人民有较大程度的利益重合，劳动人民也能通过改良派间接影响国家的运行，因此被剥削阶级与国家之间并不完全是对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