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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国家财政与疫后重振中国经济的战略构想 贾根良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7-28 05:40 发表于北京 （点击上方【昆仑策研究院】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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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疫情过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亚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外部需求崩溃的危机，它们共同的挑战都是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的问题，而非单纯的总需求不足问题，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高效率投资的供给效应远超国外市场和国内私人部门吸收其产出的需求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解决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加大国家财政支出是其主要措施。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错将投资而非解决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作为政策重点，从而产生了新的生产过剩，新旧生产过剩的叠加引发了随后的紧缩，从而导致了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和失业增加，新冠疫情的冲击使这种局面更加严重，致使目前的中国经济存在着陷入“慢性萧条期”的危险。为了尽快地摆脱这种困境并使中国经济重归“中高速增长”的轨道，我国在今后十年左右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开支持续地和大幅度地增加劳动者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消费水平，以解决最终消费需求问题，这也是解决目前失业问题的根本性途径。为此，论文提出了四条主要的政策建议：较大范围实施就业保障计划，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并在预防通货膨胀的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革命和下一次工业革命等方面进行战略性投资。
疫情过后如何重振中国经济是目前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本文旨在从国家财政的视角对“四万亿”投资以来中国经济的演变和目前有可能陷入“慢性萧条期”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第一部分在讨论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后指出：为了使中国经济避免坠入“慢性萧条期”的困局并再次将中国经济带上中高速增长的轨道，国家财政在今后十年左右将需要前所未有的高赤字率，这不仅是阻止自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不断下行的唯一选择，也是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的必然之举。但是，由于人们仍受3%财政赤字率神话的支配，所以，破除财政赤字的认识误区是重振中国经济的关键，本文第二部分对此进行了讨论。在破除了财政赤字的误区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国家（中央）财政的钱化到那里去的问题。为了探寻财政支出的方向，避免“四万亿”投资及其随后紧缩的覆辙，论文第三部分通过对其反思，提出了不同于目前两种对立观点的新解释。论文最后针对西方国家财政支出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提出“人民凯恩斯主义”的概念，并概要性地指出了中央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
一、疫情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与破解办法
当前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莫过于疫情过后如何恢复经济并实现长期经济繁荣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当前有许多争论，主流的观点是刺激消费。但是，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要提高居民特别是消费倾向高、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需要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解除居民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
中国历来是一个家庭储蓄倾向很高的国家，但正如梁燕教授指出的，在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家庭的储蓄率迅速下降，负债率迅速提高，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从不到30%增加到现在的60%。[1]在疫情期间，家庭储蓄率已有所增加，在未来几年就业和收入增长预期悲观的情况下，为了应对不确定性，绝大多数家庭考虑的是如何保持储蓄不变甚至增加储蓄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刺激消费很难奏效。因此，要让消费在扩大内需中发挥主要作用，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的问题，笔者的答案是：除了调整收入分配，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大幅度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开支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只有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才能实现充分就业，而充分就业是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的基础。
中国家庭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房地产。在过去二十年中，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购房是导致中国家庭负债率急剧升高的主要因素。这两年包括恒大集团在内的一些房地产企业的爆雷、艰难维持生存已经说明，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去杠杆”仍是房地产企业的主旋律。在目前拯救房地产的呼声下，大多数房地产企业很可能会利用短期的复苏卖掉库存偿还债务，降低负债率，而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去买地，开启一个新的开发周期。
房地产业的萧条正在使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与金融”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走向终结，地方政府正在陷入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之中，这直接拖累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以房地产繁荣为前提的“土地财政与金融”支撑着地方政府的市政建设。以土地作为抵押获取贷款是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成因，在“十四五”期间，大约四分之一的省级财政有50%以上的财政收入将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2]除了受疫情影响，“土地财政与金融”模式的崩坏是地方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以至于目前有些县级政府只能靠变相贷款给公务员发工资，或者以“统筹”的名义挪用项目工程款发工资。
从2015年开始，中国企业“去杠杆”也就是修复其资产负债表就成为政策目标，但由于不懂得私人部门“去杠杆”就必须中央财政加杠杆的原理，特别是受到财政赤字率不能超过3%的传统观念的支配性影响，企业部门“去杠杆”远不如预期大，非金融企业负债率目前仍高达160%。显而易见，在今后多年，“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仍将是大多数企业的首选，这直接影响到企业投资。企业与家庭双双“去杠杆”，投资预期将更加减弱，企业扩大再生产受到抑制，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于刺激企业投资很难发挥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不得不拼命鼓励企业扩大出口。但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在去全球化的大潮中，中美经济脱钩已成大势所趋，疫情导致各国更加注重供应链的自给自足；受疫情冲击的影响，美国进口的供应链已经部分地从中国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制造的海外市场无法再像疫情以前那样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严重，这是构建以内需为基点的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大背景。然而，依靠内需消化大量过剩产能又遭遇前述消费欲望不足、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和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等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坠入一个失业率上升、私人投资不足和经济萎靡不振的“慢性萧条期”。
如何化解中国经济遭遇的这种严重困境？
实际上，解决目前经济困难的办法很简单，这就是要采取比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 “更加积极的”政策，将国家财政在今后十年的年均财政赤字率提高到5%以上，只有这种高强度的财政发力，才能使中国经济尽快摆脱坠入“慢性萧条期”的危险，并重新走上中高速经济增长的轨道。为什么这样说呢？
暂不谈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家庭消费欲望不足和企业“去杠杆”说明这些部门正在修复其资产负债表并增加储蓄，这将导致消费和投资不振。过去十几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验说明，央行通过从私人部门手中买入国债增加银行系统准备金的量化宽松以及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企业和家庭致力于修复资产负债表并增加储蓄，对此无动于衷，其结果是大量现金堆积在金融系统中，信贷机制失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措施，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私人部门在依靠财政赤字满足修复资产负债表和增加储蓄的愿望之后，才会增加消费和投资的力度，原因就在于货币政策失灵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它无法增加私人部门的净金融资产，无助于其“去杠杆”，因为作为整体的私人部门，其净金融资产必须来自主权政府的财政赤字，即作为整体的私人部门的净金融资产等于国家债务，这是现代货币型经济的一个基本事实。
理解这个基本事实，就必须知晓戈德利恒等式，这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即： 主权货币国家的财政余额=私人部门余额=国内私人部门余额+国外部门余额。
用公式表示就是： (G–T)≡(S–I)+(M–X)（1）
也就是： (S–I)≡(G–T)+(X–M)（2）
公式(2)表明，国内私人部门的盈余（储蓄S减去投资I）来自政府财政赤字（财政支出G减去税收T），再加上净出口（出口X减去进口M）。公式(2)说明，我们不用担心海外市场的大幅度萎缩，即使净出口为零也不可怕，因为在净出口(X–M)=0 的情况下，我国的过剩产能等问题可以通过大幅度提高政府财政赤字率来应对，用财政赤字替代贸易顺差[3]（自序5-8），用国内私人部门对政府的“出口”替代对外出口。
正如笔者早在2015年底就在一份内部研究报告中指出的，如果财政赤字率低于4%就不足以应对今后几年外需下降、生产过剩和企业“去杠杆”的挑战。目前私人部门遇到的困难证明了笔者的预见：国家财政赤字率过低，没有满足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金需求。我们可以通过将公式(2)改写成如下等式来理解这个问题： S≡I+(G–T)+(X–M)（3）
公式(3)说明，私人部门储蓄总额(S)等于私人投资(I)加上政府财政赤字，再加上净出口。2023年初疫情缓和后，由于国内私人投资低迷和政府财政赤字率不足以满足私人部门储蓄时，所以，国内企业拼命地扩大出口。在今后十年，私人部门增加储蓄和“去杠杆”需要增加财政赤字，贸易顺差的不断下降需要增加财政赤字，特别是如果出现净出口(X–M)=0 的情况下，作为整体的私人部门“去杠杆”、修复资产负债表并增加收入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政府部门持续运行预算赤字，以消化巨量的过剩产能，这种财政行为不仅不会引发通胀，而且还将对名义利率施加下行压力，并支撑充分就业。由于主权货币国家是其货币发行的垄断者，因此，无论多么严重的国内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都可以通过国家财政支出来解决，何况我国私人部门状况远好于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时的日本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美国。
有许多人囿于传统观念，不相信、甚至强烈地反对戈德利恒等式及其上述结论，但殊不知戈德利恒等式来自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规律。查阅任何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您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公式：按收入法计算的国民总收入Y=C+S+T，按支出法计算的国民总收入Y=C+I+G+(X-M)，收入法=支出法，等式两边消去C并移项，自然就会得到(G–T)≡(S-I)+(M-X)。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大论断，这一论断揭示出国家政府作为主权货币的垄断发行者对国民经济运转的决定性作用，戈德利恒等式具体地阐明了国家财政赤字(G–T)在稳定私人部门的兴衰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财政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器，为了避免中国经济坠入“慢性萧条期”的危险，国家需要采取比此前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需要突破年景好时期约定俗成的“3%赤字率的红线”。
二、破除财政赤字的误区是关键 | 
发表于 2023-7-28 16: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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