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二战期间日本没有发生沙俄那样的革命？

西红柿收割机

简单地说，战前日本社会构造的各方面都不允许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爆发。日本的革命条件远比她的邻国塞里斯苛刻得多。毕竟没有人可以在一个左翼组织四分五裂、专制政府全国性高压、封建社会残留浓厚、保守意识形态深入人心，以至于大众革命化寸步难前的国家发动革命的。

显然易见的是，革命最关键的部分只在大众。而不断推行对外战争的帝国日本，最接近革命的时分，理应是其经济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刻。

这一时刻，就是1929年。1930年8月，赤色工会国际五大在『日本革命工会的任务』中指出：

「日本资本主义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这次危机一方面是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是国内持续不景气的产物。与此同时，工业危机又与寄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统治下的农业经济危机相联系。在高达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重工业部分的极度生产限制、整体劳动条件恶化的情况下，现实是工资降低了百分之四十，许多工厂关门。现在工业危机和农业经济危机的结合，剥夺了高达两百万的失业者通过归农而继续生存的最后可能性。……高度集中化的资本，作为将劳动阶级最野蛮地奴化的主要手段，强行进行产业整合，在这样的条件下，阶级的各种矛盾极度激化。1929年的劳资争议数及参与人数比前一年翻了一倍……广泛的日本无产阶级大众的激进化已成为不可抑制的力量。」

我们不妨把问题推到极点，询问：为什么1929年大萧条已经为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最大的危机时刻，社会上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层已经到了极悲惨的境地，在这个最有可能的革命时刻，革命依然静悄悄地溜走了？为什么这种工农阶层的极度贫困不但没有发生革命，反而还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本文旨在利用学者隅谷三喜男的分析，尝试迫近这一「幻之革命时刻」下的大众实态。

一、序章：组织、专制与社会

自从1918年米骚动后日本工人阶级正式形成以来，日本就爆发了第二次社会主义运动，这一次才真正开始深入底层大众开展运动。然而，在日本政府对左翼极度敌视的状态下，左翼组织绝望地发现比起革命理论的断然实行，他们更需要的是不断的现实主义妥协与周旋，以求让运动可以开展下去。选择了坚定实践康米主义理论的日共，接连犯了四次重大战略错误，导致自身还没能深入大众时就被帝国政府的铁拳摧毁了。

以反贡主义为代价换取合法运动空间的无产政党，被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的两端扯裂，在如何判断日本资本主义时局、应当采取战斗性姿态还是保守、协调姿态的战术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着分裂和合并。直接支撑着这些政党的工会与农会也发生了一样的情况，使得直到社会大众党成立前，日本的左翼组织处在一个四分五裂相互攻击的状态之中，对大众缺乏坚实的政治指导力。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日本左翼政党草创期的脆弱性（大都是各地工人领袖或者农民领袖带领着他们的工会或农会，「带资入伙」的复合体）而注定的。

如果是专制政府全国性高压的方面，一个很显然的问题就是，日本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类似中国农村地带或者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的地方，不存在上山打游击或者革命的流放者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强大的社会管治力之下，左翼想要与大众接触，必须在政府划定的合法空间内活动——如果选择建立地下组织，那其实也就是牺牲了自己的大众性来换取革命性。特高与警视厅的严密监视，使得左翼政党的存在与命运永远只在日本政府的勉强容忍极限之中。这种日本的特性注定了左翼需要做出各种妥协与狡变，就连是坚持暴力革命的日共，它最成功的时候，也是它得以利用，作为马甲的合法政党——劳动农民党活动的时候。

除此之外，日本出发于明治时代的天皇制社会也严重限制了革命的可能。这种与资本主义论理深度复合的半封建社会，构成了日本近代特色资本主义的精髓。社会的顶端是天皇，天皇则是整个社会的大家长，因此「孝亲之心即是忠君之心」。根据道德与权力的关系，在社会传统上，上位者对下位者应犹如支配事务但也有着温情主义的威严大家长，下位者对上位者应存敬爱、恭敬之心，二者是命运共同体、在很多方面紧密相连。因此，这种结构不仅在天皇→国民的社会共同体之间存在，也在家长→家族成员的家族共同体、村长→村民的全村共同体、工厂主→工人之间的工厂共同体等地域共同体中存在，家长、村长、工厂主犹如支配这个地域共同体的小天皇，支撑起（理论上）支配整个社会的大天皇，无数个小天皇支配的共同体复合成一个大天皇支配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中的个人的主体性不可认可，决策权只在小天皇与大天皇之中，其他人不能成为自己决策的主体，不然会被排除出这个共同体，遭到社会的不齿。小天皇与大天皇最大的区别就是大天皇不可以真正公开地行使他的政治决策权，不然他作为社会大家长的封建温情形象就会被资本主义政治的混沌一瞬毁灭。这个体制的最亲密合作者当属资本主义，下文将介绍它们互动的例子。

这种充满封建式黏着性的社会关系与决策模式，自然导致了大众的保守化与恭顺化，使得他们主体性下的革命化寸步难前，也使得他们难以自发革命。日本的知识阶层正因为可以相对地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各种共同体，才可以最先成为社会主义的第一批拥簇。然而他们的这种独立性也造成了他们自己的小社会与大众相隔离，急需回到保守的大众中去——就像明治晚期的第一波社会主义运动与大众完全脱节一样。革命的知识阶层只是社会的无根之草，最终也没能成功深入大众，将革命带到大众中去，反而还在与大众的激情互动中，唤醒了自己（毕竟是日本国民的一份子）内在的保守意识，最终带来了日共狱中党员的尊皇爱国大转向。

在以上的种种因素之下，1918年开始涌现的左翼志士们，纷纷在其让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组织深入大众的任务上惨败了，普选开始后的几次众议院选举中，无产政党得票加在一起的惨淡数字，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这些都不是可以判定革命是否成功的最关键条件。革命成功与否，最关键只在大众自身而已。那么，为什么大众没有变成革命的大众，而是成为了「全民协战」的大众呢？

二、「失业者的吸水器」与「大企业的保护领」

1930年5月，日本无产运动的中间派工会联盟「全国劳动组合同盟」成立。他们虽然反对康米主义，却也被这种惊天骇浪的经济危机所震撼了。

「在全世界范围内遭遇了前所未有之困境的资本主义，在我国、我们无产阶级面前也一直极其暴虐。将前所未有地在全国已超过百万人、而且还日益激增的失业工人、其生活压低到人类生活水平之下的工资的极度降低，土地被剥夺而濒于饿死的贫农的急剧增加，中小企业的没落和小市民的急剧凋落，（可见）无产阶级在生活上的威胁毫无止境。面对这样的威胁，整个无产阶级将向什么方向移动呢？想要放弃命运吗？只能等着饿死了。想要依靠资本家的恩情吗？可是他们已经抛弃了恩情主义的面具，向我们猛烈袭来了。现在无产阶级可选的前途只有饿死和斗争，于是，在工厂、矿山、农村、街头，掀起了全体群众新的斗争浪潮，开始了反抗资本的全线进攻。」

「资本主义正在急速地走向没落」、「群众将会很快走向斗争化、激进化」，一时之间成为了日本左翼的共识。考虑到当时的可怕现状，这种乐观主义的见解或许是正当的：

「报纸不仅报道了泉南泉北全厂关闭、播州织物组合、名古屋同业组合、足利及八王子织物组合断然停止运转、和歌山纪阳织物破产等纺织业的惨状，还报道了八幡制铁所、大阪机械工作所、大阪铁工所、吴等其他海军工厂，藤永田造船所，浅野水泥川崎工厂，富士纺川崎工厂，川崎新田富士电机等的解雇，磐城煤矿的一部分停工，富士制纸的北海道二工厂的关闭，大阪珐琅的关闭等，报告了各种事业的互相打击逐渐显著的局势。特别是川崎方面，还有很多人陆续被解雇，形势极度恶化，polizei禁止一切集会，处于戒严令状态，（依然）感到警力不足……」

在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日本的资本家纷纷把危机带来的压力以「合理化」之名转嫁到工人身上，让他们遭到裁员的命运。尽管日本政府的社会局进行数据造假，1930年5月时声称失业者为37万人、失业率不过5.3％，当时已有杂志推定1930年上期的失业者达到120万到130万。根据相对可靠的劳动统计的雇佣指数来推测，这一时期的真正失业者人数，应当在200万到300万人之间，四分之一的工厂劳动者失去了他们的职业。

失业的危机到处蔓延，社会上弥漫着不安的气息。三井三池煤矿这样的大企业，也不得不一次性解雇755名业务员，企业一方「流泪」诉说：「去年以来的煤炭界萧条对三池煤山的打击一如大家周知，公司当局采取了临时停工、轮流停工等对策，一直推行到现在，感到最近的状态已经是用尽了一切的手段。其结果终于是来到了与诸位分道扬镳这样万不得已的境地。」另一方面，东京市电也在1931、1932年因为裁员与降工资接连爆发了两次大规模工潮。

但是，在日本并没有爆发像英美那样高潮澎湃的失业者运动，没有出现如潮水一般连日涌上街头高声抗议的失业者。成功避免这200多万人走上街头的，是日本近代社会的两大失业者吸收器——农村与都市杂业层。在历次经济风波中历经考验的两大吸收器，这次又发挥了惊人的性能，让失业者的大洪水，稳稳当当地在他们之中被吸收殆尽。

众所周知，明治末年以来，随着日本垄断资本的形成与支配化，农村社会渐渐转变为了以经营着1～2町步的小农为核心的安定社会。为都市的工业大量提供劳动者的，正是这些小农（或者说阶级上属于中农）家里的第二个、第三个孩子，他们高等小学毕业，可以成为铁道从业员等熟练工人。根据1928年的『农家经济调查』，一个典型的自耕农中农家庭，其职业分配是：一家之主在村公所工作或做农会书记，一个儿子做工薪族，两个儿子在铁路工作，一个儿子在工厂工作。①

正因如此，经济危机来到而工人纷纷失业时，这些工人可以选择回家待业，而不是沦为都市的失业者。这也是雇主所期待、政府所奖励的。虽然如此，农村此时也在闹经济危机，老家本来就口粮紧张，再来两个人吃饭就维持不住了。他们被迫再度回流到都市时，另一个吸收器就展示在他们面前——都市杂业层。

所谓的「都市杂业层」，是指从事小本买卖、家庭内工业（比如一家织布）、零售商、服务业、工地小工、工匠助手、日雇劳动、家政等广泛行业的人们，是日本平民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5月建筑业和商业中的业主性、家庭性从业者就超过600万人，这群庞大的杂业劳动者就在雇佣劳动的周边存在。失业的工人，就是这样被都市杂业层的劳动所吸收了。

那么，他们的生活悲惨吗？

答案是「是」。

根据1930年东京市政府的调查，尽管一人一年至少要300円才能维持生计，但是零细工商业者的生活是：

「平均一人一年达到250円的人占据了全体工商业者的58％以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过着怎样缩衣节食的节俭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生活费可以说是动物的生活费。更残酷的是，接近30％的人只有平均一人一年150円的生活费。」

在东京的生活保护家庭之中，58％都是工商业者。

但是，尽管是在这种工作中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他们也被没有被认定为失业者——他们自己也不会认定自己是失业者，还认为自己是就业者，而且要以完全就业者为目标，进行激烈的竞争。虽然这种激烈的竞争进一步导致这些杂业劳动者工资降低、工时延长、加重劳动强度，他们毕竟最终没有变成失业者大军出现在街头之上。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日共与它下属的非法工会联盟——全协（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对组织失业者投入运动上颇为热心，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经济危机来临时，工人阶级方面的激烈运动，除了失业者运动之外，就是高扬的工会运动。然而，日本的工会运动（日语中的工会是劳动组合）也在当时与资本主义一道陷入僵局。

爬上烟筒支援罢工的人

不可否认的是，大萧条确实带来了工潮的激增。1931年11月内务省社会局就感到：「今年各种产业永续的、严重的萧条不仅一方面增加了事业的破产倒闭，还使得事业的休止缩小变为必然，造成了工人的解雇、工资等薪金等的停止与废止等带来劳动条件下降的现象，威胁着工人的生活，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激发了工潮……」日本工人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刻，不会发动工潮，然而经营者也是赌上企业的存亡而战，因而劳资双方的搏斗可谓是生死之战，其工潮旷日持久且异常激烈。这一点因为日本工会集中在中小企业、双方缺乏调和的空间而更加鲜明。

这种工潮的高潮迭起，自然给了日本工会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发展自己，让自己获取工人大众的支持。事实上，他们也相当积极地参与到工运的指导中去，「组合的日常斗争中几乎90％都是指导一个接一个发生的工潮」。工会的组织者们也看到了这种工人阶级斗争化的前景，作为无产运动左派工会联盟的「劳动组合总评议会」就在1931年的「一般运动方针」中指出：

「现在每个产业都在降工资、不给工资、提高劳动强度等等，大量的解雇在前所未有的广大领域断然进行，失业者的大群如同字面意思一样塞满了街道，全体工人不断地为失业的威胁而苦恼。然而，劳动阶级当然是不会甘于他们的攻势而屈服的。最近罢工也在前所未有的广泛领域爆发，其参加人员也明显地激烈增加。而且这种罢工斗争，其大部分都以相当尖锐的姿态斗争下去。这表明，一般工人大众的战斗化，已经无法无法用任何权力来遏制了。」

然而，日本的工会指导者——不管是倾向无产阶级斗争还是倾向于劳资协调的——都没能利用这种局势，一口气将自己的势力扩大到整个大众中去。正如上面的运动方针所观察到的一样，事态并没有演变成革命条件的成熟，而是反方向地便变成「法西斯主义化的急转向」。运动方针书也知道这件事的原因：「（左翼的指导者）应该坦率地承认左翼阵营当前的混乱状态大概构成了其原因」。自1925年开始，日本的工会阵营整体上四分五裂，因为各自见解不同而在左派、中间派、右派三家间分分合合。策略上到底是战斗性的阶级斗争还是保守的阶级调和、政治观点上是革命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组织上是支持日共还是反日共……这些问题困扰着日本工会的指导者们，让他们在理念的独立性与统一的冲动之间来回被拉扯。因此，这一时期的工会并没有起到充分、正确的政治指导作用，反而在相互割裂中破坏了工会阵营对工人大众的影响力。

日本工会的另一个弱点就是缺乏大企业的工人支持。不管是哪家工会联盟，基本上都是以中小企业的劳动者为主。建立在中小企业中的工会，具有其致命的脆弱性，不但因为其小型而容易被权力与企业当局摧毁，还具有高度流动性下的不稳定性，就像『劳动』（1931年9月号）里说的一样：「从来工会成员是流动的，在有新入会者的同时也有退出者，虽然有着一定数量的工会成员，但成员具体上每天都有不同。这就是工会的不坚固。」这也导致了工会整体上的脆弱性。

现况就是，日本的左翼工会被垄断资本的大企业坚决地拒之门外，不得入内。这一点是日本工会运动决定性的弱点，注定他们要在深入大众上失败。日本无产运动左翼工会的第一个全国联盟——评议会在1928年4月遭到解散后，为其重建而准备的组织（全协的前身）就在1929年9月宣告：「我协议会的重建要在重点产业的大生产地点打造强力的组织，……向着以重要产业的大工厂为基础的产业别工会的方向迈进，只有通过迈出向产业别单一工会的第一步才能完成」。然而，到了本该是斗争高峰的1930年4月，全协就发布了自己的败北声明，表示自己根本没能将手伸入这些大资本的自留地，没能在里面组织起一个人，只是做到了派发报纸。

中间派的「全国劳动组合同盟」也注意到了工会无法打入大企业的这一点，并将原因归结为：

「在产业基础弱小的企业的工人组织，在数次的经济恐慌之际崩坏；另一方面，大工厂等其他基础强大的企业，因其大部分在国家资本乃至国家的特别保护下生长，在官僚的压迫下没有工会生长的余地。」

这一段可谓精确地道出了日本工会运动面对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两方面困境。

西红柿收割机

无产阶级运动右派的工会联盟——总同盟在1932年的大会上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获取大工厂吧！今后的我们要面对大工厂倾注组织的全力，将其纳入总同盟阵营中来」。的确，总同盟是几大工会联盟之中唯一拥有大企业势力的。然而，他们在大企业的这种「工会势力」，与那种代表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工会，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工人的抗议队列

大企业，特别是军事产业的巨大企业内部其实不是没有工会，而是没有「左翼工会」。在它们的内部，有着只组织业务员的广泛工会——「从业员组合」，特点乃是只在一个企业内部形成的「企业别工会」，而不像是左翼工会那样同一产业内多个企业联合形成的「产业别工会」。这种特色工会，要么以一个工厂为单位组建，要么是一个企业的多个工厂联合组建。这种工会中最出名的当然是海军劳动组合联盟、官业劳动总同盟、递友同志会，以及东京、大阪、神户、横滨市电的从业员组合，民间的话则是东京瓦斯工组合、东电从业员组合、大阪电气劳动组合，以及加盟到总同盟旗下的制钢劳动组合、水泥劳动组合等。这些工会除了极个别以外，都是右翼保守工会，特别是海军劳动组合联盟和官业劳动总同盟。

大企业和这些自己豢养的工会有一套独特的论理，让大企业得以在企业内部实现家族主义的劳资关系。经济恐慌来到时，大企业会裁掉不熟练工人，但继续雇佣熟练工人；与此同时，大企业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招募工人的规模，大企业的工人一旦失业很难找到其他工作，即使找到了，这份工作也远远不如大企业内的好。比如说，经历了大萧条的打击以后，农民（不分地主中农佃农）的收入从1929年到1931年缩水了一倍，然而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1931年的工资只变到了1929年的87％-88％。大企业的这种稳定性质，让它可以在经济恐慌时较为平稳地过渡乃至扩大规模。即使是在平时，大工厂的工作条件也比民间中小企业的工厂的劳动条件要好一点。

另一方面，不少经营方与这些工会签订的劳资协定，其实就是规定雇主只雇佣这些工会的成员。这样雇主既得到了稳定的劳动力，又可以得到工会不左倾、工人不罢工的报酬。

通过这种对工人的控制，大企业得以在经济危机时期培养（「从小养大」）有忠诚心的工人，强化工人对企业的归属意识。换言之，就是以不裁员换取工人的感激之心、忠诚之心。前面所说的三池三井煤矿一次性裁掉所有从业员，其结果是剩下的工人与企业之间关系更加如胶如漆了。虽然劳动者在企业内没有话语权，但企业会尽量保障他们的就业，这就是所谓企业内的家族主义劳资关系，上文所说的工厂「小天皇」就是建立在这样狡诈的资本主义理论上的。

与此同时，日本的工人运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阻碍其前进，就像陶慕廉所说：

战斗性工会的失败

农村的未充分就业也是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封建的社会关系也严重阻碍了现代阶级斗争意识的形成，

那种农民对当权者的服从也被从乡村带到城市的工厂中。工人们将封建的服从关系带到新的环境中，他们在祝贺仪式、拜访、初次见面、相互尊敬等方面仍维持旧有的习惯，而在诸如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家庭生活中也保持着合乎时宜的行为。

村社间的联系和家族间的联系成为直接招收工人的基础。通过经济人、转包人、掮客，企业能够绕过招工站而同各个乡村地区直接打交道。这种招工形式使工人们无论是在工厂内还是在工厂外都很容易被置于一种等级制度中，这使工会难于建立，即使建立了也很难扩展到所在的企业之外。行业工会的发展因而受到严重阻碍。企业工会——建立在某个企业之中的工会——绕过行业工会这一中间组织而直接隶属于全国工会联合会。全国工会联合会不熟悉各地情况，也没有得到工厂主的承认，它不重视就劳动条件同工厂主进行谈判，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问题上，在事实上还只是把各种不同规模和力量的单个企业工会松散地杂乱地联合在一起时，就发表声明，仿佛它代表整个工人阶级。

只要是在企业（而不是阶级）就能在其中发现封建家长制概念的流行。连教育制度都在传播应保持「主人和雇员友好相处」，仿佛企业是一个家庭。那些上一代或上两代的祖辈往往是武士的雇主力图象父亲那样保护他的工人，但当工人表现出对雇主「缺乏尊敬」（抱怨）或「阴谋」（采取集体行动）反对他时，他也会震怒。当雇主发怒时，工人们常常感到有罪和绝望；因而，任何以严肃认真的方式进行的集体谈判都受到严重阻碍。

雇主从这种封建心理中得到好处。小工厂的老板利用他的「长辈地位」控制处于「晚辈地位」的雇员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甚至安排他们的婚姻。相反，通过签订合同大工厂主更强调传统的尚武精神——在工厂中建立等级制，按一定条件授予雇员等级勋章，戴在他们的领子上。一个人的「面子」是由他得到的荣誉和功过报偿决定的。

除了企业主在这方面作出的个人努力以及地主对待佃农的做法外，国家本身也在积极促成一种软化社会政治运动的社会风气。学校、国家资助的寺社以及其他大众宣传工具都在灌输无条件服从以天皇为首的政府当局的思想。对工人进行强制教育的全部后果，不只是给了他们以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技术，而且也使他们感到知识很有限，要想反抗现存事物毫无益处。普遍兵役制加强了这种思想的灌输。

这显然给日本工人运动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缺乏平等主义的观念对日本社会民主运动有深刻的影响。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带有造反和叛乱的性质。效忠于谁的疾速变化在工会和党的领导集团中造成很大的动荡。领袖们很容易因突然的后退或某一部分普通成员表现出意外的好战而被孤立。英雄般的自我牺牲式的领袖有时也会出现，但工会领导人（他们也是政治家）通常是靠工人的顺从建立专制性的控制。比较谨慎小心的领袖们同那些充满热情的左翼领导分裂，左翼领袖的号召力往往限于少数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广大的占多数的工人甚至还没有同工人运动发生接触。事实上，日本在战前，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合格的工人中从未超过7.9%（1931年），实际人数则从未超过420，589人（1936年）。

事实上，战前日本工人运动的热心活动家们奋斗几十年的成果是十分有限的。他们既没能将工会涵盖到大多数工人之中，也没能提高工人的福利多少，也没能将工人的革命觉悟提高多少。在绝望的环境中，倒不如法西斯政党更值得期待——这也是1933年『文艺春秋』的调查所显示的，蓝领阶层同样憎恶政党政治与财阀（一名肥料公司工人表示「我赞同议会政治……但恨不得将现在的政党丢去喂猪吃」），而他们甚至比白领阶层更开始期待强力法西斯政党的出现。以上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没有发起日本革命的原因。

但是，战前日本作为一个「农民占五成社会」，为什么农民阶层也没能像在塞里斯一样承担起革命的重任，反而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呢？

三、秩序转型下的农民悲歌

「实际上，今天我们农民的生活站在是生是死、是救是杀的十字路口上，是个令人洒泪的苦难时代。五十个挥汗劳作而成的卷心菜，才够得上一根敷岛（香烟的名字）；一百把芜菁，还买不起一根烟；三贯茧、三袋大麦才值十円，除去肥料（的费用），我们还剩下什么呢？」

——1930年7月埼玉县北足立郡六十六个村子大举派出代表上京请愿时，木崎村代表的发言

1929年的大萧条，因为立宪民政党内阁的金解禁政策而在1930年传导来到日本，随即在农村造成巨大的毁灭性打击，一时间农民陷入绝望的境地，正如『日本经济年报』的第二辑所说：

「日本的农业现在正在严重的经济恐慌的最高潮之中。特别昭和五年第三、四半期的特征之一，是农业恐慌在日本以前所未有的严重性与广泛性爆发。……

（1930年）9月20日第一次稻米收成预测发表的同时，米价急剧跌落。根据以上的预测，本年度大米收获将增加6687万石，与过去五年的平均相比增加742万石（12.5%）。这对于因为年初以来的工业恐慌已经购买力急剧下降的内地市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过剩生产。这个预想是10月2日发表的，但第二天3日，期米的价格已经就暴跌到16日元。据说今年每石大米的生产费用是27、28日元，因而这样的米价暴跌对农家来说是决定性的打击。就这样，再加上蔬菜水果类以及夏秋蚕作物相继价格暴跌，农民的主业和副业都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恐慌之中。

事实上，就在米价暴跌马上发生之前，就爆发了蚕作物的价格暴跌。虽然蚕系中央会从1930年2月1日就开始缩短了20％的劳动时间和实行了五万梱的共同管理，蚕作物的价格还是无法维持，丝价从一月平均的115円跌到六月中旬的77円70钱。与此同时，1930年的春蚕价格较前一年下跌了47％，夏蚕价格更进一步暴跌，只剩下一円50钱。

蚕作物是日本农村中最为商品化的，与米作物同为日本农村的两大支柱。两大支柱的崩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本农业的破产。

当时的一般农家之中，除了米作物与蚕作物的收入以外，还有第三个可以构成农家收入重要一环的，那就是农间劳动收入。农家可以将其剩余劳动力用到农业劳动内外以换取收入。然而，当时一方面城市失业者回到农村，劳动力供给扩大；另一方面因为农业经济危机，劳动力需求极度收缩，二者导致农业劳动的薪金暴跌，1931年只剩下大正末期的54％。根据农业综合研究所的调查，如果说自耕农在1929年的农业收入是2131、农业经营费是1020、佃作收入是19、农业收入是1111，那么到了1931年这四项数据则是790、235、14、555。佃农在1929年的农业收入是1769、农业经营费是1120、佃作收入是372、农业收入是649，1931年的这四项数据则是719、395、204、324。可以看到，农民家庭的收入发生了急剧的下降。

1930年被调查的自耕农家庭中58.6％资不抵债，到了1931年这一数据也有55.6％，佃农则有76.4％资不抵债（1930年）。根据群马县农会与劝业银行的调查，群马县农家的总负债额多达1亿円，一户平均欠债800円。作为参考，1927年的一円约等于今天的636円。即使扣掉存款，也是一家平均欠债600多円。600多円，也就是农家一年所得了。

1929年农家的平均所得是1326円，1931年就跌到650円了。根据1932年2月农林省的数据，全国农户几乎每家都欠债1000円以上。由于贫困，秋田县内的17.4万名孩童中，有2.8万名孩童无法带便当上学。

1931年更是遇到了严重的荒年。

「东北地区以青森县为中心，山形、宫城、岩手等各县，中部地区富山县也相当歉收，青森县以下，特别是下北郡一带，稻子完全枯萎，没有收获，全县都在半歉收以下，北海道也全部在半歉收以下，两个地方的实际情况都很糟糕。……青森县今年的大歉收，实在是惨不忍睹。在有些地方，刚进入收获时节，农民们早就被饿肚子的恐怖袭击了。在即将到来的降雪季节来临之前，出现了人们挖野山的蕨根，混着马铃薯、稻壳作为常食，好不容易才延续生命的悲惨状态。」

在饿得濒死的情况下，为了明天的粮食，或者为了还债，不少农家卖掉了自己的女儿。

「卖女儿的人越来越多，仅在由利郡本庄町附近的玉米、下乡两村就有上百名（家庭的）女儿被卖，最近有不少人把卖出去的女儿强制换到其他人家，把差额的钱寄给娘家。」

1930年、1931年的经济危机对于一般自耕农也是巨大的打击，对于佃农更是残酷的末日：

「对于佃户（户数150万户，占农家总户数的27％，加上自耕兼佃作户234万户，共384万户，约占农家总户数的70％）来说，恐慌的影响最为明显且严重。工业恐慌的开始就足以成为破产的主要原因。随着农业恐慌的开始，对租税、佃农、商业和信贷资本的掠夺，以决定性的强力作用于佃农。地主逼迫不交，不，应该说是交不起佃租的人归还土地，而且一旦失去耕作权，土地就很难再得到。另一方面，失业人口从城市回来，农村富余劳动力泛滥，地主又抬高了佃户的租金。为了避免饥饿，不管佃农的『从租金银中扣除的部分』有多少，他们都必须紧紧抓住土地不放，但是土地却不容易得到……土地饥荒变得严重起来。他们还剩下的对策，不是和地主战斗，就是到城市投入产业预备军，否则就是饿死。」

既然农村如此悲惨，农民运动也应该相应地爆发——这不仅是今人的感觉，也是时人的感觉。这种濒死的境界，很难不将农民逼入斗争与革命的境地，从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革命。然而，不要说是革命，就是一场农民暴动都没有发生。

卖女儿的告示

当然，就像是工潮一样，农民运动也在大萧条时迎来了自己的最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米价暴涨，导致地主与佃农矛盾激化，再加上对这一时期迅猛飞跃的工人运动的效仿，佃农运动第一次在日本土地上爆发并迅速扩大，农会（日语中是农民组合）随之诞生，展开了活泼的活动。1932年6月9日号的『朝日新闻』如此描述：

「大正十五年（1926年）开始抬头的佃农运动所产生的体验，让佃农抛弃了任由主人（地主）摆布的命运和宿命论的死心断念。农民从动物的、无意识的世界飞跃来到意识的世界。可以看到佃农对地主、对社会的意识发生角度很大的转向。经过过去数年的佃农运动，深信地主没有拿回土地的法律依据、不能拿回土地、佃租应该是扣去自己饮食费后其剩下部分再交给地主的人，变得多了起来。」。

1920年代初，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纷纷来到农村指导农民运动、与农民结合为农会与政党支部，经过坚忍卓绝的努力，在一个个都道府县的土地上让红旗扎下根来，一度让宇垣一成也恐惧起工农联合发动苏维埃革命的可能性。

大萧条进一步刺激了农民运动的井喷，1929年的佃农组合还是4156个，到1932年就变成了4650个，农民运动次数也每年增加，由1928年的不足2000起增加到1931年的超过3000起。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进入大萧条，农运斗争的规模也在变小，从萧条前牵涉到多种要求、多个地主和多数佃农的斗争，变成围绕着佃作权一个小地主和一两名佃农的斗争，这从农民斗争平均事件关系人数从1927年的44.4下降到1930年的23.8就可以得知。『朝日新闻』也指出，「比起以大地主为对手，小地主与一两名佃农潜伏的斗争更多」。「在斗争当事者中，大地主与很多佃农之间的对立要少，而一町二、三段步的小地主和一、两名的佃农之间的斗争多，体现了萧条的深化。而且斗争之中的地主、佃农都不会轻易让步，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特别是双方都把归还土地看做生死问题，通过直接行动与暴力进行的请求很多。」

地主与佃农之间的斗争极为剧烈，纷纷使出自己最激烈的手段，地主禁止佃农踏入佃作地和没收尚未成熟的农作物，佃农则以共同耕作与集体抗议的方式进行对抗，流血事件数不胜数。

西红柿收割机

但是，这一切毕竟没有演变为地主制的解体，也没有导致一场全国性农民运动的爆发，甚至也没能阻止农村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到底是在哪里出错了呢？

答案还是在农村社会的底流与左翼自身。

就像是在政党与工会层面上一样，日本的全国性农会围绕着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策略和什么样的社会分析，发生了反反复复的分裂与合并，这严重削弱了它的政治指导力，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主体来凝聚农民的斗争力量。比如1928年左派（日共系残余）与中间派（日劳系）合并而成的「全国农民组合」就在1931年发生了要求「排除堕落干部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极左派（日共派）的分裂，在大会上离场抗议的他们成立了「全农全会派」，与总部的「全农本部派」对立，一直到1936年才实现两派统一。1926年日本农民组合更是一分为三，农会运动几乎变成各路人马划分地盘的运动。

另一方面，佃农有着或激进或消极的行动特性，温和的主张不受欢迎，而康米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等激进的主张则受到支持。这从1936年前的历次众议院普选中，无产政党在农村最辉煌的胜利只来自于1928年大选中的劳动农民党（日共的马甲），劳动农民党被解散后，1930、1932年两次大选中中间派无产政党和右派无产政党哪怕加在一起也无法复刻如此之多的选票，就可以得知。

更重要的是，日本左翼只以简单僵化的农村阶级斗争论来规定自己分析日本农村社会的视野，使得他们没能看到日本农村的特性，从而也就没能针对这种特性来真正打破农民社会的制限、实现革命运动。日共的1927年纲领如此规定农民运动：

「日本无疑具备着所有工人阶级与农民建立革命的同盟的各个客观条件。然而这些客观的前提条件，必须以组织来实现。日本的农民在令人恐惧的贫困中受苦，被重税与昂贵的佃租所压碎。革命运动在农村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中异常快速地成长起来。农民大概约有12％已经被组织到农会中来」。

这里的12％明显是数据造假，对于佃农很快就会沦落为农村无产阶级的判断后来也被证明是错的。一句话来说，也就是佃农-地主之间的矛盾激化以至于革命爆发的论理，只要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就会在我们的指导下自然通向农民革命——然而，日本农村社会真的是这种地主-佃农的支配性二元权力结构吗？

其答案要回到明治时代考虑。从那个时代开始，日本农村就是独具一格的乡村共同体社会。明治时代的日本农村社会，一句话来说就是著名的「名望家秩序」。简单来说，在全国与乡间富有名望的乡绅地主——「名望家」，代表地方利益的他们就是这个地方的乡村共同体（包括中小地主、自耕农与佃农）的领袖。「名望家」不仅可以起到动员整个乡村共同体参与政治运动的作用（比如自由民权运动以及国会开设后的选举运动，详见笔者的另一个回答），还在「地方改良运动」等地方的殖产兴业运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到了支撑日本帝国政府的基层乡绅作用。同时，「名望家秩序」也与日本的基层选举政治深度复合，为日本的政党政治提供了社会基础与实际基础（比如选举地盘）。显而易见，这种名望家秩序，其实是以寄生地主为顶端，以中小地主为中坚力量的。这一时期的「名望家秩序」可以维持，不但有赖于传统的乡间「邻里互助」情感关系，还有赖于地主对佃农的温情主义统治，1920年还有人说：

「以城市中的劳资关系的同样眼光来看待的话，对地主、对佃农都是极大的困扰。我国佃农的生活水平是很低，但很难想象他们有过奴隶的境遇。在地主的温情和邻保相扶的温暖气氛的熏陶下，大概应该不会陷入外国所见的悲惨气氛……地主的推让，是对佃农的温情，这种对佃农的温情又会成为佃农对地主的信任，因此互相以敬和爱协调和谐，这就是农村的社会政策的走向。」

然而，随着农村中自然经济的后退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深入进攻，农民在国内资本主义市场中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角色越发突出。在这种乡村社会的经济关系转型中，这个地主支配的乡村共同体也不得不发生自己的转型。原本位于共同体末端的佃农、自小作农（半自耕农）在商品经济化之下，与地主的经济依存关系遭到削弱，他们开始谋求「自立」于这个共同体。这种「自立」的行动第一次爆发，就是由于米价暴涨，围绕着佃租问题地主-佃农矛盾激化所产生的上述一战后日本农民运动的迅猛爆发。佃农阶层开始强烈地要求地主「减轻租税」与「承认人格」，公然地对抗过去压抑的名望家秩序。在这种农民运动的井喷下，担当起农民运动核心的，正是站在商品经济化最尖端的「自小作前进型农民」（从事各种经营的自小作中农层）。这一点从农民运动爆发地点多是日本资本主义下农业商业化的前进地区可以看出。正如一名学者所说，这种农民运动不如说是「增加了自己经济力量的自小作中农层为了永远维持他们提高的生活水平的手段」，所以才会要求「永续性佃租减免」而不是之前名望家秩序下一时的、温情主义的减免。正如日本农民组合冈山县连的反思一样：

「佃农通过自己与地主的抗争所把握的意识，并不是向着社会主义的觉醒，而是对商品经济社会的醒觉。」

因此，日本1920年代盛极一时的农民运动也不是贫农运动。当时的日本除了自耕农（自作）与小作人（佃农）以外，还存在着中间的第三种阶层，那就是自小作农（指自己耕作的土地中50％到90％属于自己），这部分人相当于扮演了佃农阶层的领袖作用，农民运动也在他们的领导下开展。1956年出版的『农民运动的反省——关于日本革命的展望』中指出：

「虽然战前的农民运动一般被认为是贫农的战斗，这是错误的。佃农中的贫农虽然参与这场斗争，却不是形成其中心的势力。中心势力在东北地区而言，是（拥有）一町以上二町五反以下（田地）以下的中等经营层的佃农。这些人与所谓的贫农不一样。只要佃租减额运动还是中心，这就是理所当然的。」

农民运动实际就是在这群被压迫很深的自小作农（半自耕农半佃农）的领导下爆发的，而实际上最穷的——佃农中的贫农，并没有真正深入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而是依然被局限在传统的农村共同体之中。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事实上是自小作中农联合佃农的中农层与佃农的贫农层，针对村外的寄生地主与村内的中小耕种地主发起的斗争。

深入乡间去指导农民运动的社会主义大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指导的农民运动实际上不是佃农与地主的阶级斗争，也不是农民真的有了阶级斗争的自觉，而是自小作农民在乡村共同体中提高自己地位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东浦庄治在1920年代就观察到当时的农民运动「不是农民自身显著自觉的结果，而只不过依存于一时的利害观念与其运动的雷同性」，「这种流行的消长是必然的，绝不能以其表面的现象与本质的农民运动相混淆」。1920年代的农民斗争中，农民一方大多获得了胜利，农会随后就失去了他的作用，正如太田所说：「农民加入农会的目的，主要是要求佃租的减免。于是只要是通过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感觉不可能获得更高的减免额度的时候，农会的支部大约都解体了，脱离组织也是常有之事」。这或者就是为什么，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虽然盛大，却没能将这种能量化作左翼势力飞跃的动力。

尽管如此，这种自小作农与佃农的崛起，还是震撼了名望家秩序的根基，原本各个阶层糅合而成的共同体开始松动，这迫使着农村社会中的各个阶层重新调整彼此的相互关系与地位，也推动日本政府与统治经营重新思考对农村的社会政策，成功通过的小作调停法与没能通过的农民组合法就是印证。名望家秩序也做出了自己的反击，一方面通过农村振兴运动（农会的正式补助金与农会对末端农民的农业指导等），一方面通过产业组合进行组织化，以协同主义的精神开始促进地主佃农间的阶级调和。

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日本农民运动迎来了真正的第二次机遇，在极端的农村经济危机下，各个阶层都陷入穷困化的境地之中，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于是成为了佃农与小地主为了彼此生死存亡的死斗。以此同时，从1920年代开始的名望家秩序共同体进一步解体化，就连地主阶级也遭到了打击，他们遭到佃农斗争的冲击而开始没落。根据『朝日新闻』描述，「虽然农业危机的风暴最先吹倒的是抵抗力最为薄弱的佃农，但现在波及到自耕农以至于地主，农村的各个阶层都遭到了全面的袭击。这里以大地主多的秋田县为代表一览地主阶级的没落过程」：

「对于像秋田县一样偏重稻谷收成经营的地方来说，米价的下降是致命性的。随着佃农斗争愈发严重，地主因为米价的暴跌、不会减免的租税公课的负担与负债，越来越快地从地主阶级的位置上跌落下来……青森县的（地主）到目前为止无论如何都起码能维持表面上的中农以上的生活，但在近两三年来无计可施，纷纷破产、搬家、连夜逃亡，特别是大地主不断没落。」

作为日本资本主义支柱的地主制遭遇了沉重的打击，大萧条期间拥有三町步以上土地的地主数量发生了减少，特别是拥有50町以上土地的大地主的数量从22000人下降到12000人，几乎下降了一半。根据调查，秋田县1930年年薪一万円的富农、大地主有72人，到1931年只剩下19人。日本农业作为资本主义最弱的一环，因此从佃农贫农到大地主的农村所有阶层都在经济危机中都遭遇了巨大的打击。以寄生地主制为基础的半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支柱，因此这种土地所有制遭遇严重打击时，这本身也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

这种危机不是在大萧条才出现的，而早在从明治末期开始的中农标准化中就可见一斑。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会压迫农村社会，迫使其自行转型，促进原本以寄生地主制为基盘的半封建土地所有制走向解体。这种解体，并不意味着作为传统社会最重要构成部分的乡村共同体的解体，而仅仅意味着名望家秩序——地主有着绝对权力的秩序的解体下，乡村共同体构成模式的再转型。

第一次决定性地撼动名望家秩序的，就是上文所述的大正农民运动。农村的商品经济化与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让地主制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而这一切都在大萧条时来到顶点，灾难性的农村危机标志着地主土地所有制从作为日本资本主义支柱的地位上渐渐脱落下来，而地主制渐渐被垄断资本主义支配的大过程的开始。而这个过程的终点又将是形成以垄断资本为顶点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统一结构。

这个大过程本身就意味着农村原有社会构造的解体与转型，而这种解体又必然要向社会释放出庞大的能量。很遗憾，这种能量并不没有以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式体现出来，而是以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方式爆发出来。换言之，事情的进程不是农民进一步沦落为无产阶级或者贫农，乡村共同体最终解体，变成真正的地主与佃农二元权力斗争，最终引起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农民大革命；而是发生了一场针对乡村共同体的拯救运动、革新运动，一场要推动名望家秩序转型为农村新秩序的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农本主义运动。

这是因为乡村共同体是日本战前农村社会的基本存在模式，这种内在的顽固性使它不是一两次民众运动与经济危机的风暴可以打倒的。我们可以后来看到，1930年代不是乡村共同体在最大的危机面前的解体时刻，而是刺激它完成真正下一步秩序转型的内部变革时刻。顺应、促进这种乡村共同体自我修复与转型的动向，而不是逆其道而行地打倒乡村共同体，运动才会开展下去。因此社会主义只能成为乡村共同体危机时刻的代表旗帜，不能成为其下一步转型时期的代表旗帜。法西斯主义与农本主义一把握住了这种时期的动向，社会主义农民运动就开始瓦解了。

当时深刻感知到经济大萧条下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依然是农民阶层。将他们推入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动力，来自于这种日本农村的危机、地主制的崩坏所带来的乡村共同体的有史以来最大危机。换言之，也就是地主、佃农、自耕农对这种农村共同体存亡危机的危机意识。比起彼此的斗争，他们更在意这种共同体危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激进行动（刺杀、资本）的能量，就爆发在这种农村共同体的危机之中，来自于农民的感觉：农村共同体之上的上流阶级、支配阶层不知道国家的危亡，只知道自己的私利私欲，腐败至极。想要拯救日本与农村，唯有将这种腐败阶层剔除出去——这一点认识既是针对农村共同体（也是天皇制社会的一个小型单位）的危机意识、与佃农的社会激进性的体现，也是天皇制社会下大众保守意识的反映，二者在此处融为一体。

这里可以详见日本知名的农本主义者橘孝三郎，他感觉到一般农民「六个人一个月还没有四円」，大米与蔬菜都无法取得，不断劳作的农民「他们收入的实质是不断增加的债务」，不禁诉说：

「回想起来，在心痛的愤怒和忧虑之余，连话都说不出来。苦闷的想法只能化作眼泪。对权贵、财阀、政党之流的所作所为叹息是愚蠢至极的。日本的现状不就等于盲人在腐朽的独木桥上渡过深渊溪谷吗？……巩固日本国土的根本，担负国防重任的日本农民550万户三千万大众的现状又是如何呢？而且也正因为如此，难道不是几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日本现在的窘境吗？」

出身于农村中产阶层的军官与贫穷不堪的东北农民家里出来的士兵耳濡目染的，尽是农村的腐败、支配者的腐败。就是这种痛心，推动了军部的独走与1930年代前中期的若干次政变吧。②在日本社会上普遍弥漫着对国家未来前途的不安、对政党财阀乱来的痛恨、对自身命运的迷惘的时候，他们就起到以法西斯主义蓝图一马当先打响第一炮的作用。

然而，比起政变，真正付出实际行动来「拯救」农村共同体的，还是民间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和来自日本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政策。来自国家的拯救行动，除了提供就业的救农土木事业与创造有效需求的大规模补助金农政以外，就是带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农村经济更生运动了。根据日本学者所说，这场运动就是「昭和经济恐慌后，要以农民自力更生为基本来救济经济恐慌，对农村进行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整备的，官制（政府实行的）国民运动。通过国家——产业组合——农事实行组合——农民，来对农民进行全体机构的重组，在形成适应国家垄断政变主义体制的农村机构形成的同时，因为对村落的活用而成为了法西斯主义支配的发端。」换言之，就是日本的国家权力全面下场，一手改良，一手进行支配，来调整、挽救动摇的乡村共同体。

这一时期的这些农村运动，既有着民间发起并促进的一面，也有着政府推广的一面，比如医疗组合运动、协同组合运动就是这样的。因为1930年代也是日本开始踏入世界大战的年代，这些运动其实是国家权力要在农村全面下场，通过各种组织对全体农民进行组织化，将他们涵盖入总体战体制之中，另一方面也去重组乡村共同体，从而形成社会新秩序（战时体制）下，彼此进行阶级协调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农村经济更生运动后，这一时期的农村共同体终于结束了以村外寄生地主为核心的体质，变为以村内耕作地主为核心，以自耕农中坚、自小作农上层（二者也就是中农上层）的子弟为中坚力量的体制。这是对原来的名望家秩序的重大革新。

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乡村共同体社会之中，自耕农都发挥着共同体社会中坚力量的作用。然而，日本战前农民运动的基本性质——佃农运动的性格难以将他们包涵进来，这不得不说是很大的失败。进入1930年代以后，前一阶段忙于指导佃农「阶级斗争」而渐渐停滞不前的农民运动指导者们，大概也意识到了农村社会的这种新动向，纷纷去顺应它的转型，并在这种秩序转型中寻找改良农民生活的可能性，如三宅正一就投身到产业组合运动之中去，这才组织到了佃农以外的更多人（如中农与自耕农），使得运动顺利开展起来。1937年末「全国农民组合」遭到政府解散后，不论是左派（原日共派）还是右派（日劳系），都开始打着顺应农村地区总力战体制建设的旗帜，在秩序转型中谋求农民的社会改良主义。

农村经济更生运动下的农村重组，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一是产业组合的全国推广，以村公所、产业组合、农会、小学为中心，从生产到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覆盖在国家的组织化之下，1920年代的协同主义在此刻得以最终完成。另一方面，当然就是村落共同体从名望家秩序下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变成了农事实行组合这个小商品生产者的组织之下，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新共同体。

西红柿收割机

随着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石黑忠笃等新官僚以战时体制全面铺开为契机，开始谋求地主与佃农关系的再调整，为了食粮增产而在法律上保护佃作权，为了提高佃农生产欲望而在法律上制约地主制。1940年代初，进一步对农村实行组织化与控制的日本国家则开始推行「皇国农村确立运动」，以创建自耕农为核心，计划在25年内解放佃作地的60％。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传统的地主名望家秩序无法适应总体战体制，要让自耕农中坚层成为军部的社会基盘，也就是「最安定的阶层」，才能将总体战进行到底。在这种彻底支配农村的国家权力特别注重中农的情况下，名望家秩序终于基本失能。随着食粮管理法与二重米价法的推出，地主制也陷入失能状态之中。

民间法西斯主义运动与法西斯化的国家权力，终于要几乎完成将地主制置于垄断资本主义支配之下的历史进程。战时已经显露出其雏形的中农社会，也在战后随着GHQ的农地改革，终于完成。

四、动摇的拔刀队——小资产阶级与知识阶层的动向

真正被大萧条震动其存在基础的，与其说是工人阶级或者农民阶层，不如说是小资产阶级。当时的『日本经济年报』指出：

「伴随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进行、世界的物价暴跌的一般大众尤其是地方农村的穷困化，也在同时不得不给予了中小商业者致命性打击。从而对于零售业者来说，这与大资本经营的百货店的进入又结合在一起，加速度地促进了他们的穷困化。」

正如『日本经济年报』所指出，他们没落的原因有五个。第一个就是数年以来的不景气，导致了大众消费力极度减少，尤其是作为他们重要顾客的农村居民更是惨不忍睹；其二，他们从业者太多了，一个小小的城镇里就有很多中小商业者挤在一起，彼此敌视、彼此竞争，甚至派间谍到对方店里调查价格，拼命地吸引顾客的注意力，可谓惨淡至极；其三，他们还要通过批发商等中间商来买入货物，一件商品从工厂到零售商要四转五转，经过产地批发商、集散地批发商、消费地批发商等等，这些中间商都要赚差价，这就导致零售商卖出的商品不得不比百货商店的商品价格更高，使得他们非常不利；其四，他们获取资金越来越困难。因为利息与坏账，他们从批发商买到的商品价格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因为不动产价格的暴跌，他们面对银行与引用组合的借款越来越不利。最后当然就是大资本趁火打劫，到处开设百货商店。

这种极端痛苦的环境，不得不刺激他们进行自己的政治运动。1931年2月，「共和一新党」在东京建党，在宣言里表明「我等要代表中小工商业者和一般劳动阶级的利益，完成作为先锋的任务，确立社会正义的大道」。他们「基本的运动方针」如此分析时局：

「反资本主义大众的全面统一是我们所渴望的，但在现阶段，特别是在特殊的日本形势——在向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反资本主义阶级自身不得不进行内部斗争。因此，为了全面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而动员各阶层，除了×××的战术以外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在经济斗争中使各阶层分别进入其轨道。特别是作为小市民阶层的小工商业阶级更是如此，我们正是基于以上的看法，才把小工商业阶级的政治团结作为特殊任务……

特殊日本的副产物——小工商业者阶级现在正是加快了自己急速没落的过程。如果放任它的话，甚至会生出流向翻动方向的倾向。」

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核心地域——大阪，中小工商业者也以1931年12月召开的「大阪中小工商业者大会」为契机，组建了全大阪零售商人拥护联盟。这种阶级内组织化的春风随即向着政治运动的方向前进，1932年3月联盟内的一部分人为了「确立代表全国中坚阶级的利益的经济组织」，建立了全日本商工党。到5月下旬，这些纷纷涌现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甚至开始走向联合：

「东京的中坚建设同盟、大阪的全日本商工党、名古屋的中产联盟、浅草的共和一新党，为了使中小工商业者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致，以壮大其势力，各干部之间协商决定联合起来。（四党）针对既成政党时要超越党派，毋宁说是要对其进行牵制。因此，（四党）高呼彻底减税，并提出要普遍利用被财阀垄断的信用制度，以此有力地呼吁向社会上的中产阶级发出呼吁」。

后人如此分析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一样大批大批在日本全国涌现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组织：

「在分析他们的乌托邦时，在全日本商工党、帝国中产联合同盟、共和一新党中，反无产阶级的一面向后退去，反资产阶级的一面则走到前面，而且更为浓厚。不仅如此，这些党在观念上也是部分地同时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从而在与无产阶级竞争的同时……试图将他们的设想变为现实。……（可见）在1931年上半年之前的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行动并不仅仅局限于激进法西斯主义运动。」

然而，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不过是昙花一现。『日本经济年报』描述了这些组织的后续命运：「我们在前辑提到过，……四个政治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致，以壮大其势力，各干部之间协商联合起来，但那之后不久就决裂了。从而其之后的活动，不仅基本上再没有见过，现在就连它的存在都要失去了。」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直接的小资产阶级运动反而消失了。

『日本经济年报』也描述了它对这些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看法：

「这些零售商人，现在正极端地动摇着。其最下层的已经显现为无产阶级了。除此之外的还在拼命地抓着原来的位置不放。从而在此处已经太过充分地造成了法西斯主义政党产生的可能性。」

的确，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小资产阶级正是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丸山真男在分析日本法西斯主义时，曾经谈到：

「法西斯主义不管在哪里，作为运动都是以小资产阶级为底盘的。在德国和意大利，这是典型的中产层运动，——在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中也有例外，但他们（基本）都是积极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也可以概括为，中产阶层扮演了社会上的主力。」

他认为，在当时的日本有两种中产阶层，一种是后人常说的「旧中产阶级」，也就是小工厂主、小工厂老板、建筑承包业者、零售商、木匠、小地主、学校教师、自耕农上层、小学的教师、青年学校的老师、村公所的职员与官吏、普通的下级官吏、僧侣、神官等等。第二种是常说的「新中产阶层」，也就是城市中的工薪族阶级，所谓的文化人阶级乃至于记者，其他知识型自由职业者（比如教授与律师）以及学生阶层。在丸山看来，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基础是前者。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比起积极为法西斯主义摇旗呐喊的前者，当时的后者正处在动摇而四处观望的状况之中。就是这群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未完全的工业化）制造出的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为法西斯运动提供了动力。

那么，既然小资产阶级起到了法西斯主义基础的作用，他们自己的政治运动却濒于破灭，以至于要以军部与革新官僚为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呢？答案要回到他们「阶级的浮动性」上：

「虽然这个阶层占据了民众中不小的部分，但是一方面它在吸收了没落资产阶级与工人贵族的一部分，一方面它自己的一部分又常常跌落到无产阶级，经历着不断的分解过程」。

日本当时的小资产阶级，一部分正在没落成无产阶级，一部分是从资产阶级跌落下来的，一方面却也有从「工人贵族」上升到企业主的人，可见小资产阶级更像是一个人们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的中间地带，具有太强的流动性，以至于很难凝聚起来组成强而有力的政治运动主体。上文所说的共和一新党虽然号称要代表全体劳动阶级，事实上只是「浅草的一部分零售商」，说要组织「占据国民大部分都中坚阶层」的中坚建设同盟，里面也只是一些船具商、渔网商、吴服商之类的小商人而已。这些小资产阶级新党，都是「在不景气与百货商店的攻势下穷困化的零售商人对更生的呐喊」。

小资产阶级选择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原因也是显然的。随着大萧条的爆发，同样受到打击的大资本必然要将自己的手伸到中小企业过去的存在领域去，导致中小工商业者失去他们的存在基础。因此，小资产阶级必须要反对大资本，有些进一步发展到反资本主义。但是，他们虽然反对资本主义，却不会寄望于社会主义。前面提到的共和一新党就表明，「我们承认金融资本主义的强化威胁到了全体民众的生活，希望用合法的手段来对其进行改革」。全日本商工党也是「我们承认现在偏重资本的倾向招来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希望用合法的政策来对它进行改革」。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依然十分弱小而且「危险」，不足以成为他们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自然更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政府的改良政策。这种对政府改良政策的狂热渴望，已经在各个法西斯政党的纲领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比如大日本国家社会党的政策就是：

那么，作为中产阶层另外一大组成部分的知识阶层又如何呢？

在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之下，似乎「知识阶层没落」也正在变为现实。青野季吉的『工薪族恐慌时代』（1930年）就传达了这种氛围：

「工薪族的没落就其根本而言，不过是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已经陷入僵局，没有发展的希望，所以不能提高各种被雇佣者的生活，不，应该说也不能维持（他们的）现状。另一方面，作为它的直接反映，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在它的内政、外政、政治、军备以及国家企业方面，无法维持积极、散漫的政策，因此，别说提高大批官吏的生活水平，在人数和报酬方面，也不可能将现在的程度维持下去。

……

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即帝国主义的时代，不单单对于劳动阶级来说，是除了××（革命）以外没有出路的时代，对于工薪阶层大众来说，也是除了××以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出路的时代。从工薪族大众的恐惧、紧缩时代，到工薪族大众的反资产阶级斗争时代！那一幕正要揭开了。」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高等教育的扩大，大正末年以来自于公立私立大学、高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被大批大批地输送到社会上。然而关东大地震以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显著的景气，1927年昭和经济恐慌以至于1929年大萧条以后，知识阶层的失业者更是大批大批地涌现，他们作为社会知识精英的「特权的地位」开始严重地动摇。像「从大学毕业了，但是……」这样的自嘲开始广为流传。根据1930年5月的学校毕业调查，大学法经文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只有可怜的44.1％，女子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失业率更高达64.9％。大学、大专的毕业生中，两个中就有一人毕业即失业。

文科就业确实比理科差

森户辰男如此描述这种景象：

「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小市民阶层的子弟，他们亲身见闻到自家的经济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渐次陷入贫困，于是越来越多地变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反资本主义者，因此，也正在为接受无产阶级的思维和实践做准备，但关于这一点，最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销路的梗塞。也就是说，我国的国民经济和国家对于早年开始大量涌入市场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不但没有可以满足他们希望的位置——不，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连足以支付他们生产费用的位置，常常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现状。于是，未就业人数在逐年递增的所谓知识阶层失业问题开始严重起来，资本主义对生活的压迫是毫不留情地潜入了所谓学问的圣境。而这一结果必然导致学生大众向反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思维的靠拢。」

这种知识阶层的窘境，自然推动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参与社会主义运动，为日共等左翼政党以及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提供了大批活动家与参与者。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知识阶层的激进化是有其自身的局限的。知识阶层再怎么沦落，也是有一个极限的，他们中的工薪族毕竟是在经营层的最末端，与资本家是利益相连结的。比如战前工厂中的工人很少有可以进入管理层的，企业管理的最低一层也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垄断了晋升为管理层的可能。这些小工头虽然也对自己的地位不满，却也更害怕自己失掉这份工作。同时，企业对工薪族实行的年功序列制与终身雇佣制（战前就有了）也加强了二者利益连结这一点。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前景变得明确起来，工薪族中的激进主义就急速地退潮了。而且大萧条时期工薪族并没有随着通货紧缩而大幅下跌，只要不遭到裁员，这样生活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好的。1931年5月『实业之日本』举办的『上班族月薪大公开座谈会』中，在上流企业任职的工薪族无不透露出自己得以逃入安全地带的安心感。

另外一点就是，当时的日本就存在着通过学校制度，跨越不同阶层，一层一层向上爬成为人上人的可能。知识阶层只是这些社会梯子中的一层而已。这些向上的攀爬者中，或许有不少人会因为这种攀爬中的挫折而变得批判起来，却毕竟所有人不会因此就放弃继续向上变成人上人的可能。③事实上，此后在军国主义政府的无微不入的胁迫——包括投入监狱折磨与不给工作等——之下，原本的左翼文化人大多一个个转向了，或真心或假意地相信军国主义与左翼思想可以共存，并为军国主义日本大唱赞歌。

西红柿收割机

五、尾声：没有抵抗的抵抗

1920年代初，在远东民族大会上，议长曾经如此宣布：

「没有日本革命的话，在远东不管是什么革命，都只能是比较不重要的地方事件。唯一能真正解决远东问题的，是日本资产阶级的败退和日本革命的最终胜利。因此年轻的日本无产阶级的责任很大。」

然而，日本革命最终也没有发生。其原因就如上文所述一样。

然而，这并不代表日本人民就只是无知无觉地协力于军国主义战争。即使是在可以代表日本人民的组织已经全部被消灭或者投降以后，日本人民依然在进行着自发的抵抗。甚至是在全部工会都被强制地归入「产业报国会」，变成帮助日本政府为战争提高工人生产力的机关以后，工人无声的抵抗依然在进行。

随着战争持续进行与败局的显露，日本国内的物资短缺与饥饿问题越来越凸显。内务省警保局就在1942年中的『社会运动的状况』中透露：

在经济和劳务方面统制的日益强化，给劳动者以强烈的身份束缚感的同时，生活必需品不充足、配给机构不完善所伴随着的物价横行导致了生活的艰辛，因此不满情绪渐次加深。另一方面，各种统制、法规在运用方面未必妥当，再加上业主方面劳务管理的拙劣，不少工人的反感情绪高涨起来，逃跑、缺勤、懈怠、双重劳动（私下做副业）的倾向汹涌澎湃起来而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集体暴行频繁发生，有的则是不良员工激增等，甚至出现了破坏武器或有意识地制造不良产品等积极的妨碍性罪行，年度后半期的劳动形势的变化相当令人担忧。而且自事变（开战）以来一直表现出极为消极、内攻的劳动形势，逐渐转向积极攻势的现象，让人深切体会到在大东亚战争进行过程中，劳动管制上的警戒重点。劳动争议的情况也反映到劳动形势上，自8月以来有逐渐增加的倾向，其手段上也出现了恶性的情况。

在食粮持续性不足的情况下，工厂缺勤率持续高涨，根据1942年秋日本政府对重要工厂的调查，平均缺勤率达到14.2％，有些工厂缺勤率竟然高达24.5％。特别是被强制征发来的工人大多无心工作，就像是内务省的同年报告所反应的一样：「可以断定，本年度后半期劳动形势的恶化，其主要诱因是征用工人的思想上的恶化，并由此迅速促进了劳动形势的恶化。征用制度的实施本来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被征用者的自由意志，因此不难想象其中会包含着某种压迫感和反抗心理。」

食粮不足、工资低、待遇差，导致工人纷纷缺勤、逃亡、做副业、怠工。有些工人的抵抗还不止这些消极抵抗，他们直接发展到工潮的地步来与资本家对抗——虽然此时的日本已经没有工会了。1939年的工潮次数更多达1120次。

日本大战时的工潮次数如上图。虽然1942年似乎是最风平浪静的一年，但其实并不如此，根据内务省当年的调查来看：

第一，虽然在件数上显示了本年度的最低记录，但考虑到实际发生的劳资纠纷，和与此并无区别的纠纷防范件数的增加，以及应该视为纠纷变形的逃跑、跳槽、集体暴力、合法怠工等频发的情况时，我们不能认定（纠纷）一定会减少，（情况）也不容乐观。第二，从今年8月开始，纠纷的发生逐渐增多，这反映了今年下半年劳动形势的险恶，同时也反映了郁积的不满情绪的爆发，这是劳动者攻势的一部分，需要特别重视。第三，集体罢工怠工的件数，与劳资纠纷件数相比，却比去年有所增加，这分明是劳资纠纷的严重化。

这里甚至有发生明目张胆要通过怠工来进行反抗的事件。在1942年11月发生的日立制作所劳资纠纷中，从业员对资本家提出了提高待遇的要求，资本家却全无诚意，为此而愤怒起来。他们「在康米主义者的指导下偷工减料制造不良产品」。警视厅的记录显示劳资纠纷中的工人领袖说：「在国家重要生产部门的组织制造混乱破坏是通向革命的捷径，是赋予我们的斗争范围」。不管这份记录是否属实，都体现了战时体制下敢怒不敢言的工人大众，他们有意识无意识的抵抗运动。

在极度严苛的管控条件下，日本到最终战败的一刻也没有发生工人或者农民的暴动。今天的我们也知道，当时的日本没有革命条件可言。但只要是革命者，是绝不会承认自己的国家没有革命可能的，日本人民之中最杰出的儿女，为了日本革命的事业，在日本利维坦前浴血奋战到了最后一刻，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后人对日本人民说三道四的理由。如果回到那时，谁又能做得更好呢？

①相反，如果是佃农、贫农家庭出身的孩子，就会流入到都市杂业层，在外工作。
②大萧条后，在军部的请求下日本政府进行了「东北振兴计划」，可谓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地方开发计划，是国土计划中的划时代事件。
③精确描述当时工薪族心理的，是1932年5月广津河郎的『虚无主义者的上班族』：

「知识分子及上班族阶层，日日思索忧郁毫无未来可言的明日之事，也无计可施，况且就算思索也无解，倒不如什么都不想，抱着一天混过一天的态度活下去，关于这些事在此就不多赘述，这些阶层的人们心知肚明。同事被解雇的叹息声——就算听来像是被绞断脖子的鸡鸣惨叫声，自始至终不采取对抗立场的上班族，仅能拿着那悲鸣对照自己，漠然地沉着脸，不闻不问。自己的脖子好不容易系上了幸运，尽管为自己感到羞耻，但也打从心底里庆幸着，摸摸脖子，去到酒吧喝杯酒忘掉现实，糊涂了良心。——这样的生存之道，或许是身为人的耻辱，但他们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法西斯主义抬头之际，对着欢呼的又以这些阶层居多。无立场可言的他们，无论现在发生何事，他们都朝着乐观方向望去。……因为自己无缚鸡之力，一旦出现彻底挥舞着权力者，无不痛快地赞美。然后发现不是什么好神气的家伙，也不再摇尾示好。——对于某某的被暗杀事件，仿佛谁代替了自己去做了此事，觉得痛快。但是去到血盟团那些勇猛的壮汉旁，又被他们的残酷吓得畏缩锁眉。」

参考文献：
『日本社会思想の座標軸』（隅谷三喜男）
《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陶慕廉）『
両大戦と日本農村社会の再編』（森武麿）
『農民的小商品生産の発展と小作争議——「農民的小商品生産概念」再論——』（玉真之介）
<論説>東方会の展開（永井和）
「農民運動指導者 三宅正一の戦中・戦後（上）」（横関至）
「農民運動指導者 三宅正一の戦中・戦後（下）」（横関至）
《昭和上班族：月薪一百元》（岩濑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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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二战日本没发生沙俄那样的革命? - Tokai Teio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6434644/answer/315077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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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中的描述我觉得日本农村和中国农村没什么大差别啊

远航一号

现象堆砌，说了白说

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难道不也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常年四分五裂

只讲日本，不讲俄国，只讲主观，不讲客观，牵强附会“解释”过去，对于现实一句有用的都没有。

感觉就像是央视体育评论员讨论中国足球为什么落后，一个个头头是道，到头来真正有可操作性、能改变足球落后面貌的一条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