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020年的颜色革命为什么都失败了？

赵立冬

摘要：本文翻译并摘抄自活动家兼学者文森特·贝文斯2023年的文章The mass protest decade: why did the street movements of the 2010s fail? 作者试图探讨过去十年的群众运动为什么都失败了。原文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oct/10/the-mass-protest-decade-why-did-the-street-movements-of-the-2010s-fail

从 2010 年到 2020 年的十年间，人们目睹了很多全球各地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这十年间，参加街头示威的人数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似乎预示着深刻的变革。

许多抗议活动的参与者都将其视为一次令人兴奋的胜利，国际媒体也对其报以乐观的评价。但多年以后，在大多数外国记者离开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起义之后的结果实际上和抗议者的目标大相径庭的。没有哪次起义是按计划进行的。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变得更糟，留下一地鸡毛。

2010年代的抗议活动与之前的许多政治反抗浪潮一样，具有传染性。香港的雨伞运动受到 "占领华尔街 "的启发，"占领华尔街 "则试图复制埃及解放广场，而埃及解放广场则受到突尼斯起义的启发。事实上，2013年6月13日晚，圣保罗的人群在遭到催泪弹袭击时爆发出一阵高呼： "爱情结束了。土耳其来了！" 他们指的是同时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抗议和镇压活动。我把这句话放到了推特上，结果引起了热议。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收到了一些留言回复，包括很多照片，这些照片和信息来自土耳其抗议地点盖齐公园的人们，他们举着 "全世界都是圣保罗 "和 "土耳其和巴西是一体的 "等标语。

然而，整个世界真的是圣保罗吗？埃及抗议者的一个口号声称 "哪里都是解放区"，这种说法真的是事实吗？通过对 2010-2020 年的抗议活动进行真正的全球性研究，我们可以开始了解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哪些因素是共同的，哪些因素是截然不同的。

在与现场参与者进行了 200 多次访谈，重构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并询问他们会采取哪些不同的做法之后，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答案。

人们觉得“到处都是解放广场”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抗议活动有许多共同点。它们是在城市街道或公共广场上无领导、“水平而非等级”组织、“自发的”、数字媒体协调的运动。他们采取的形式被认为是“预示”他们想要帮助实现的社会。如此多的抗议活动都是这样的，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这似乎是抗议活动的唯一形式。但首先要了解的是，2010-2020年抗议浪潮的形式并非预先确定或“自然”的，而是特定历史因素的结果。

塑造现代抗争政治的团体之一是美国的“争取民主社会的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这是一个受到黑人民权运动英雄成就启发的左翼组织。

作为“新左派”——SDS和相关团体经常喜欢这样称呼自己——采取了与“旧左派”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形成的共产主义运动截然不同的做法。在这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中，革命的首选工具是政党。在沙皇俄国暴力镇压的背景下，列宁主张建立一个规模较小、有等级组织的职业革命家先锋队，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他还认为，任何纯粹自发的运动，只要想走阻力最小的路线，就会接受当时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因为统治阶级有更多的权力来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革命运动需要由自己连贯的意识形态来指导。

相反，SDS的方法——也许是新左派真正“新”的东西——要求他们采用他们希望在他们想要创造的世界中看到的组织形式。这种现象被称为“先兆政治”: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将显示出你明天想要生活的世界的一瞥。在21世纪，这种先见之明的方法与“水平组织主义”(horizontalism)结合在一起。水平组织主义起源于阿根廷，后来因美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玛丽娜•西特林(Marina Sitrin) 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而流行起来，认为组织应该以参与性决策为指导，不应该有等级制度。这种方法的基础是对政治代表的深刻怀疑:即精英、政治家、先锋队，代表大众行事。

这种政治一直受到批评。在1972年的一篇反传统文章中，女权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乔·弗里曼(Jo Freeman)谴责了“无组织的暴政”。她声称，当一场运动坚持没有领导者时，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出现;除了没有公平和透明的机制来选择或罢免这些领导人。弗里曼将20世纪70年代阻碍妇女解放运动的原因归咎于假定的无组织，并使其无法取得真正的胜利。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抗议成为普通人应对不公正的一种明显且容易理解的方式。然后，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世界正不可阻挡地走向自由民主的观点——反对不公正政权的大规模示威是这种进步的必然预兆——深深扎根于西方记者、政策制定者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脑海中。这种观点一直盛行到2010年代。当革命先后在突尼斯和埃及爆发时，在许多外国观察家甚至一些参与者看来，似乎只有一个可能的结果:民主、自由和进步。

结果并不是那样的。

当我问当时的圣保罗市长哈达德和曾站出来反对他的年轻活动家玛雅拉·维维安（Mayara Vivian）为何巴西的进步抗议运动失败时，他们都说了完全相同的一句话：Não exite vácuo politico—— “不存在政治真空这种东西。” 这个想法强调的是，如果你在政治体系的中心炸出一个洞，从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手中夺走权力，那么其他人就会进入这个空缺的空间并夺取它。无人认领的政治权力对任何可能想要它的人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从古至今，每时每刻都有人想要它。

2010 年至 2020 年期间变得非常普遍的集体斗争 — — 显然是自发的、数字化协调的、横向组织的、无领导的大规模抗议 — — 在消除社会结构中的漏洞和制造政治真空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在填充它们时却不太成功。总有一些反动势力准备介入。在埃及，那就是军队。在巴林，是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巴西，罗塞夫没有被免职。但就她在 2013 年 6 月失去影响力而言，这种权力并没有如工党所希望的那样，落入反独裁的左翼手中。

有一种呼声不断出现。我认为埃及人权活动家霍萨姆·巴加特 (Hossam Bahgat) 说得最好，或者至少是最直接：“组织起来。创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不要害怕代表！”他在吉萨的办公室里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我们认为代表权是精英主义，但实际上它是民主的本质。”

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这样的答案，证实了学者们的研究。早在1975年，社会学家威廉•盖姆森(William Gamson)就发现，当运动采用等级制组织形式时，它们更容易取得成功。在2022年的一项广泛研究中，政治学家马克·贝辛格(Mark Beissinger)发现，2013年和2014年乌克兰独立广场(Maidan)抗议活动中出现的那种松散的起义，往往会加剧不平等和种族紧张局势，同时也不会巩固民主或终结腐败。

并不是我遇到的每个人都转而支持“垂直主义”和等级制度，但在我进行采访的这些年里，没有人告诉我他们变得更加水平主义，或者更加无政府主义，或者更加支持自发性和无结构性。每个行动的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在如何组织政治运动方面更接近经典的“列宁主义”观点。

与我交谈过的人都根据来之不易的经验，对未来如何组织政治抗议运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有几个想法反复出现：

1.     一个人必须非常清楚在为了什么“抗议”，以及它如何导致你的社会中真正的权力配置的改善。很多时候，方法是从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时刻复制粘贴到不合适的情况下的。

2.     不能把战术和战略混为一谈;一种特定类型的斗争可能会让你度过挣扎的一个阶段，但不是下一个阶段。如果目标是对现有的精英施加压力，那么罢工和抵抗通常比人们在城市里来回走动要有效得多。

3.     如果创造了足够的杠杆来提出要求，那么必须有人代表集体并进行谈判。如果现有的统治者们真的可以被扫除——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情况——那么就必须有一些团体准备好取代他们的位置，并试图做得更好。在这两种情况下，与其他人口相比，代表谈判的团体这一直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问题是人民群众是否允许这些少数人为他们说话。

井冈山卫士

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2010年以来的颜色革命败多胜少，是因为其“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适合捣乱但不适合掌握政权。

事实上，“颜色革命”作为新自由主义“混合战争”的一种手段，其成功与否是与新自由主义本身的兴衰有很大关系。在新自由主义本身从衰落走向崩溃的时候，“颜色革命”不可能为群众提供更好的生活，甚至不会给群众带来哪怕是虚幻的“尊严”。

因此，除了直接拿钱的NGO和少数投机分子之外，“颜色革命”无法从群众中获取到什么组织能力。所以，“去中心化”并不是某种积极的策略选择，而是新自由主义衰落，其鹰犬集团在无法获取群众支持的情况下，走向非正式化、走向“流寇主义”的必然表现。
在这十年中，唯一一次成功颜色革命就是乌克兰的广场政变。但是作者又把广场政变当成是“松散的起义”。这显然是错误的，乌克兰劳动人民在当时确实“松散”，但是广场政变的组织能力和政治资源是北约帝国主义从外部花重金输入的。因此才会有与乌克兰内部松散的组织能力完全不符的巨大“效果”。在政变成功后到战争前，基辅的主要武装力量在镇压顿巴斯革命时多次遭受惨重损失，其之所以屹立不倒的原因，也是因为帝国主义集团下血本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