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孟源 —— 金融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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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王孟源是一个海外的偏左翼的反殖民主义者。即对中国当局有反美幻想，反对国际殖民体系，但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阶级矛盾的人。下文是他的局势分析和对中国当局的政策建议，我转发过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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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历史】金融史观（一）历史由来

2023-11-20 23:55:00

原文网址：https://blog.udn.com/MengyuanWang/180084861

金融史观的由来

贯穿整篇《国际金融未来趋势》有一个隐性前提，亦即当代美国的所有重要政策和行为都出于顶尖富豪的金融利益考虑，因此这些金融利益也是决定现代历史进程的引领性因素，后续国际事件若非针对美方政策和行为的反应，也至少深受其影响；这可以被称之为“金融史观”。金融史观是唯一能合理地解释既有现代历史脉络，并精准地预测未来演进趋势的完整逻辑认知架构，因此值得本文先做完整的回顾介绍，再应用到对国家决策的建议之上。

金融史观的有效性来源十分明确，亦即最近半个多世纪发生在美国的四大演变：1）美国完善第三世代殖民帝国模式（第一世代是杀人夺地，例如北美和澳洲；第二世代是外派官僚通过代理人统治，例如英国治下的印度和香港；第三世代则改以意识形态的宣传洗脑为主、军事威吓为辅），借此成功地将全球都纳入单一殖民帝国的统治下；2）美国财团巨富对其国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学术、舆论获得全面掌控；3）美国开发出对全球财富的潮汐式金融收割，取代了第一世代殖民帝国的吞噬消化和第二世代的财政掠夺；4）潮汐式收割手段所依赖的产业外包、货币刺激和借贷消费，创造了全球化产业链的国际经贸格局，并对所有参与的经济体进行持续性的兴奋剂效应。

金融早先并没有这么大的分量，而只是国际上制定社会、政治、军事、科研、文化等等政策时的辅助性考虑。但即使如此，偶尔还是会出现造成决定性影响的案例，例如Hitler在1933年当政（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奋斗》以在东欧构建第一世代殖民帝国为最终目标，日本则企图以第二世代模式独占东亚，所以二战可以总结为第三世代和既有第二世代殖民帝国联手打败了企图新建第一世代和第二世代殖民地的联盟；战后十余年则是奉行第三世代原理的美苏两强清扫第二世代帝国残余势力的过程）之后，启用原中央银行行长Hjalmar Schacht为经济部长，为纳粹党的经济复苏政策提供了专业的管理监督和财政安排。

然而Goring在1936年被任命为四年备战经济计划的总管（Reich Plenipotentiary of the Four Year Plan），接着在1937年成功排挤了Schacht。但Goring只擅长宫斗而不能任事，纳粹德国的财政金融很快被彻底透支。1938年末的慕尼黑会议中，英国不但同意让Hitler兵不血刃地收回Sudetenland，而且实质默认德国复兴为国际一流强权地位。这原本是德方依照既有战争计划，先修养生息到至少1940年、同时安抚分化英国的天赐良机，但因为外汇见底、赤字过高，五个月后捷克发生动乱，德国为了抢夺Prague的黄金储备便悍然撕毁刚刚签订的和平协议，从而确立英国你死我活的敌对仇视和欧战的提早到来，奠定了纳粹德国后来一系列冒进与失败的基础，并为后世留下一个明确的教训：在面临严峻国际态势之时，财政金融政策上的轻率短视足以亡国（参考《韩非子》：“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

美式金融殖民帝国的演进

金融利益演化成为美国政策和国际历史的最高主导力量，转折发生在1970年代初。越战引发美国的通胀压力和财政赤字，Nixon选择打破Bretton Woods体系下美元对黄金的锚定，以便无限印钞。从之后的黄金价格变动来看，美元从此因超发而被稀释了50多倍；换句话说，所有现存美元的总和价值中，超过98%是过去50多年无中生有的；这是美国利用金融危机反过来对外收割金融利益的第一次尝试，让我们称之为模式A。

与其同时，起源自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市场万能”思想改造运动，作为美国亿万富豪夺权计划的前锋，进入了白热准备阶段，推行绝对自由放任经济、解除所有政府监管的智库和其他代理巨富利益的NGO如雨后春笋，例如原1938年成立的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于1972年大幅增资，The Heritage Foundation成立于1973，Rockford Institute 1976，Cato Institute 1977, 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和Reason Foundation 1978，Claremont Institute以及Pacific Research Institute 1979。与其同时，货币滥发刚好撞上两次能源危机，导致不但通胀一发不可收拾，经济成长也低迷不振，这就是著名的“滞涨”。因为百姓对经济的直观感觉，最主要因素正是通胀率和失业率，这两者之和被称为“痛苦指数”“Misery Index”；滞涨的意义便在于人民痛苦的最大化。

滞涨在美国的立即效应，反倒是促成财阀的宣传努力于1980年的大选中结成正果，大资本代言人Reagan入主白宫，他立刻动手拆除罗斯福以来的社会主义政策，放任财团搜刮国民劳动成果，此前50年的贫富差距减缩自此扭转（参见来自《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 Tax Data》的下图以及前文《富豪口袋里里的国家》 ；请注意，因为放任贫富差距增大可以加速资本累积，而消弭贫富不均却必须消耗大量人力和财力资源，贫富差距在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国家负债，类似的隐性负债还有环境剥削、房地产炒作、阶级固化、基础教育机会不平等、以及下文详细讨论的经济虚拟化和金融化）。恰好此时以新任美联储主席Volcker为代表的爱国知识精英，出于对滞胀卷土重来的忧虑，为了削弱工会对通胀的加成效应，勉强同意放行智库和院校所推行的有益于提升利润、但也挖空国家实体产业实力的外包（Outsourcing）风潮。这不但正式开启了现代国际经贸的全球化阶段，从此美国的外交大战略也越来越围绕着产业外移所创造的新金融态势来为危机期间做最大收割而精进演化。

（图略）

1990-1991年，美国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和国际地位，依靠宣传忽略和军事胁迫，同时引导苏联和日本两个一级强权的主政者采取自杀性政策而自爆，从而顺便获取了史无前例的巨量金融收益；其中既有一次性的抄底，也有持续性的收割，可称之为模式B。（批注：日本模式简单的说，就是强迫受害国搞泡沫，然后自己低位入手高位出手，受害国高位接手，引发巨大的财富转移）其后，作为日本狂妄不逊、不守殖民地本分（参见1980年代的《日本第一》和《日本能说不》等书）的惩罚，将早先来自美国的半导体和微电子技术与产能转交给南韩和台湾。之所以不自己收回，原因在于高端制造业依旧是辛苦钱，美国以技术支援和开放市场等互利手段放牧养肥生产国之后，不但企业利润更高，还可以寻机做金融宰杀收割，获利远高于自己辛辛苦苦地培养（请考虑维持优质基础教育所需的税收，以及快乐教育方便上层子弟脱颖而出，以加强阶级固化的效应）并管理国内的昂贵劳动力。

1997-1998年的亚洲货币危机，是美国财阀第一次精确针对外包受益国家的有计划规模性宰杀，反映了金融统治阶级对潮汐式收割原理的融会贯通。其中强行收回美元债结合做空当地货币的方案（收割模式C）可以简单追溯自Soros于1992年狙击英镑成功获取暴利的经验启发。（批注：本质仍然是打击资产价格，但是是通过金融政策操控汇率，影响受害国进出口来做的）不过由IMF实际执行Coup de Grace（致命一击；参见前文《美元的金融霸权（二）》）以强迫被害国贱卖民族资产的过程却过于粗暴、太着痕迹，使得其后大部分出口导向型国家不约而同地记取教训，一旦经贸环境稳定下来就开始全力累积外汇储备，从而大幅削弱了美国金融势力藉由美元债来制造他国实质破产的机会，但仍为美方保留汇率变动刚好配合美元流出流入周期的金融利益收获。

然而正因为国际外汇储备在其后十余年快速提高了一个数量级，由一万多亿美元增长到超过十万亿（而且持有者从欧洲转为亚洲国家），一方面帮助美国在同时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前提下，仍然轻松保持通缩状态（另一个主要贡献来自中国加入WTO之后，提供了更廉价高效的外包），另一方面也导致这些巨额美元储备必须回流美元金融资产，争夺越来越稀罕昂贵的投资回报，结果自然促成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究其本质，其实是从超低价获取外国优质资产，改为以超高价出售本国劣质资产（收割模式D），只可惜并不是每一家美国银行都像Goldman-Sachs、JPMorgan、Morgan Stanley和Wells Fargo那样能够精确预估诈骗后的最佳脱身时机，因而有了Lehman倒闭事件。

但这的直接受害者，主要还是来自欧洲的储蓄，尤其是德国的中小银行。这些金融机构其后不得不紧缩融资，间接引爆2010年自希腊起始的欧元危机，削弱了美元的竞争者，欧元占国际外汇储备的份额自危机高峰2012年之后盛极而衰，算是美方的一个连带收获；参见前文《希腊与欧元》和《再谈希腊与欧元》。此外当时的中国主政者在救市过程中选择投入四万亿元，远超维系国内经济平稳运行所需，一方面帮助美国恢复，另一方面则创造遗留至今的财政和房地产窟窿，不但是又一个收割模式B的成功案例，也示范了因欠缺金融史观而歧路亡羊的危险。

美国在2008年危机中也受了暗伤，因而警觉到被中国超赶的压力，因此而发动了主流媒体全面抹黑中国形象，为扼杀中国预铺全球共识（证据之一是自2009年起，中国忽然成为昂撒主流媒体最常讨论报导的国家，而且基本全是负面描述；参见前文《Trump的权力萎缩》中的附图）。这里中国不但代表着一个极端肥美的潜在宰杀对象，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为第三世界提供了对殖民体系顶层先进能力和资源的替代作用，其他开发中国家可以不必冒被收割的危险就获得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技术、资金、基建、管理、市场等等支援，而且即使选择留在欧美体系，也能因来自中国的竞价而受惠。这个竞争使美国对外金融收割困难度大增，所以从美方的观点只能势不两立、有我无他。这是金融史观下，无比明确的中美关系基调；任何试图用意识形态、势力划分、文化差异、历史传承、双边利益、国内政治等等角度来诠释中美冲突，从而“求同存异”、寻找“恢复友好合作”转机的想法，都是完全不切实际、自作多情的自杀性行为。

在舆论造势的同时，美方先将金融收割模式A的货币超发手法进化为量化宽松，以求从次贷危机后的衰弱阶段恢复元气。2014年国内经济终于缓过气来，美联储得以暂停量化宽松，Obama政权立刻挑起香港动乱，以寻求模式B的政治颠覆，同时启动了第一版的中美脱钩，积极推动TPP和TTIP，并于次年完成TPP谈判。中美脱钩在美方地缘战略策略上的基本逻辑，从金融史观出发可以简单解释：美国潮汐式收割体系中用来放牧的草料，包括借贷消费所撑起的美国市场、产业外包连带的生产技术转移、和美元超发所带来的廉价资本，中国大口大口地吃，事后却只肯偶尔出血、拒绝被彻底宰杀，远远更严重的是还大幅阻碍其他牲口被宰杀，那么尽速将中国剔出这个金融放牧体系当然是最本能的反应。

过去三年，世界处于多事之秋。2008年以后美元的巨额超发，原本就让新一场危机注定成为重复1970年代的通胀模式，其严重性却在新冠疫情突然发生之后被意外放大，从而在起自2021年的一年多期间内，赋予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美国殖民体系底层地位的两大独立工业国（亦即中俄）一个史无前例的短暂反抗窗口，可以通过对美国通胀危机名正言顺、合法合规的自我保护手段而加速后者的衰败。这个国际反殖民革命的天赐良机，来自美国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对国内消费所施加的三万多亿美元紧急财政刺激，自然造成所有消费品都严重供不应求的混乱局面。原本人民银行即使无视国家自身利益和友邦战略需求，只盲目依循美式货币理论，也应该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但美国政府出于扼制通胀的需要，原地扭转前几年对中方“人为操弄压低汇率”的指控和制裁，反过来私下要求人民币和欧元紧急贬值，而这两个中央银行居然都乖乖听命，从2021五月至2022九月，美元得以对人民币升值14.7%、对欧元升值23.0 %，导致进口物价成为帮助美联储渡过这一轮通胀危机的主要助力（参见下图所示的进口物价演化过程，对应美国的红褐色曲线显然占了大便宜）。

（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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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史观下的可见未来

当前的美国经济在欧盟和中国的无私牺牲奉献之下，已经成功软着陆，其GDP成长率在未来两三年内必然会是已开发国家中的模范生；甚至连底层劳工在忍受了30多年的真实收入零成长之后，也终于获得实质加薪。然而这个现阶段辉煌表象的幕后，却有着极为严厉的隐忧；简单地说，美国虽然渡过了两年前的急性通胀危机，却依然面临着无可缓解的慢性通胀压力。其核心问题，在于引发通胀的诸般沉疴，不但没有真正解决，反而在加速恶化之中。这些美国金融经济的隐忧，强大到足以在未来几年威胁其殖民帝国霸主地位，构成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值得我们详细探讨于下：

首先是美方出于金融史观下地缘战略考量而硬要强制推动的中美脱钩。虽然Obama的原版本考虑过本身经济现实，只企图将中国产业链转移到其他国家，以避免引发美国内部的通胀，Trump和Biden的两次加码升级，却极其急速粗暴，强行逆转了1980年代用来根治其国内通胀的全球化外包风潮，完全无视经济成本和效率。现代美国社会的秩序混乱、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等问题，在盲目复制产业链的过程中，造成极大浪费无可避免；而终于开始复苏的劳工群体维权意识，则必然趁机攫取更多利益分配，进一步推高通胀压力。

其次是长期利率与财政赤字的交互作用。美联储只直接控制短期利率，长期利率虽受量化操作所影响，但仍然必须反映金融市场对未来通胀率的预期。因为债券交易商对慢性通胀危机的认知在过去一年逐步加深，美国30年国债的等效利率已经从2020年下半的1.52%爬升到当前的5.11%，对应着旧国债的价值跌落53% （假设息票Coupon=2%，则3年前面额100的国债发售价格为110.2，现在购买却只值52.3，52.3/110.2=47%；零息票债券Zero-coupon bond则更惨，损失65 %）。这不但是今年四月硅谷银行等几家中型银行倒闭的原因（根据FDIC统计，四家银行共承受来自长期债券的损失达3600亿美元，所有美国正规银行总损失大约1万亿），也让全球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承受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的隐性损失（Unrealized Loss，无须记录在会计账目上），其中当然以占比25%的人民银行远远最为惨重。

上述美债长期利率的波动，是收割模式D的最新体现。然而美方的收割获利主要反映在既有债券的低廉利息上，例如当前高达33.7万亿的联邦国债平均利率只有3%。从今而后的新发国债，利息支出所享有的外国央行隐性补贴将急剧减少。与此同时， 2023财年的赤字已然高达1.7万亿美元，其中占1万亿的利息支出，因利率上升和国债指数性成长将继续急速增大，再加上社会保障年金信托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在6年后预估年损失会由1千亿提高为4千亿美元，可以简单推论美国在5-7年后就将面临每年3万亿以上的结构性赤字，超过GDP的十分之一。这不但不是任何新总统所能缓解，而且必将反馈回债券市场，从而进一步推高长期利率和通胀率。

第三是美元所占的国际外汇储备份额，虽曾在2012年成功打压欧元之后，由61%短暂回升到66%，但从2017年Trump上台开始，又一路下滑至当前的59%（参见下图）。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美联手没收俄方主权和私有资产，引发第三世界对美元和欧元的高度不信任，必将推动两者所占份额的进一步降低。其中因为欧盟自愿承受对美国的资本、资源和产业输送，短期内欧元将负担大部分损失，但长期来看，国际社会逐步替代美元已成定局。这将180°扭转本世纪初国际外汇储备的大幅扩张，对美国国内通胀所带来的强大分摊舒缓作用，使美联储不论选择量化宽松还是紧缩，都必须面临收获减小而副作用加剧的尴尬。

（图略）

这里最理想的脚本，是反殖民阵营能够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加速上述对美国财政和经济的挤压效应。然而上一次通胀危机酝酿并逐步恶化，自打破Bretton Woods到上图中1980年美元份额骤降达九年之久，国际主要经济体才达成替换美元的共识；这一次如果没有及早协同，那么从2021年的新冠财政刺激法案引发通胀起算九年间隔，可能也要等到2030年之后，才会出现全面自发的撤离美元浪潮，这显然赋予美方打击中国、收割世界的额外时间和机会，不是中方和人类社会的最大利益所在。

短期内的直接应对方案

在美国成功渡过急性通胀危机之后，其不择手段维护殖民帝国体系的剥削性本质却也图穷匕见，新一波反殖民运动引领世界潮流，包含俄乌战争、Niger革命、金砖扩员、以巴战事、以及还将不断发生的新响应，短期内国际情势演化方向已成定数，基本不需要中方主动求变，只要维持既有的外交站位和战略方针，不随内外噪音起舞，继续为第三世界反殖民斗争的第一线提供后勤和道义支援即可。换句话说，对美方不排斥交流、不幻想和解、不接受诋毁、不相信承诺，遇有真金白银的冲突，则固守理想和原则，坚决争取合理合法前提下的最大利益。

这里唯一的例外在于前面所提的建立新国际储备货币。美元是金融殖民体系的最重要基石，对其做淘汰替代时却必须逆经济自然趋势（亦即Network Externality网络外部性，或称Demand-Side Economies of Scale需求方规模经济，指主流物品往往物美价廉，难以撼动其市场份额）而行，旷日持久又刻不容缓，所以必须尽早、尽快、主动、积极地推动。

原本去年欧美对俄国所作的经贸制裁和资产侵占激发了国际公愤，奠定了中俄联手建立新储备货币的基础，然而雷声大雨点小，迟迟难产。究其原因，在于中方执行单位所坚持的战术选择和专业细节，事先就可以简单断言为不合理、不实际、不可行（事实上笔者也的确如此明确预言过），简直犹如有意怠工、抵制、搞砸（Sabotage）一般。这里的所谓错误战术选择，指的是试图以整个金砖集团为平台，赋予每个成员国若干份额，而不是由财务健康的小核心团队来迅速构建，然后再以金砖作为宣传推广的管道。金砖集团不但人多嘴杂，而且包含了印度、巴西和南非三个双赤字大国，根本不可能提供新货币所需的财政和金融基础，更别提其中印度在地缘战略上也居心叵测。

至于专业细节，我们必须先了解为什么人民币本身不适合直接替代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主要职能有三：1）国际贸易的媒介；2）大宗货品的定价；3）外汇储备的构成。其中前两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但最后一项却是本文刚刚详细介绍过，让美国走上金融殖民帝国这条不归路的原始诱因。正因为美元占有了国际外汇储备的大半份额，又在1971年放弃对黄金的锚定，所以不事生产反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产业虚拟化、空心化和金融化就成为必然。财政纪律抛诸脑后也依旧有廉价资本市场可供借贷，借贷稍有不顺还可以无限印钞，哪个总理/总统还会担心赤字和国债的指数成长呢？但这些不劳而获的好处并不真是凭空而来，它们来自对全世界的间接收割剥削，中国的民族复兴能建立在全人类的痛苦之上吗？此外，美元取代英镑的过程中，Soros式的金融掠夺还不存在；现在人民币若是自由兑换，岂不是对国际金融大鳄自我撤防？

所以从货币理论的专业角度来看，人民币必须继续作为保护中国实体产业不受外来金融掠夺的防洪堤，绝对不能放任自由兑换和无限流动。那么应该用来替代美元的，当然正如俄国中央银行行长Nabiullina在2022年所公开倡导，就只能是一种全新的合成货币；并且如同1944年Bretton Woods会议中凯恩斯所提议，专门只用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定价和储备；而不是人民银行所提的各式各样不切实际妄想和借口，例如数字人民币等等。中方的金融货币主管，该在贸易和定价上多用人民币的时候，各种拖拖沓沓；上级要求替代美元储备功能时，就拿出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方案要求“开放金融”，实际上是金融撤防、引狼入室的借口，以图利美国金融财团，对替代美元只会有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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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改革的方向

从前述美国的前车之鉴，我们可以总结中国应有的长期治理目标，在于强壮自身，尤其：

1） 发展全系列、全层次、全方位的实体产业链，在强力加速升级技术层次的同时，还要尽可能维持既有中低端产能的国际竞争力；

2） 追求合理成长，避免堆积显性财政债务和隐性社会负债，后者包括贫富差距、环境剥削、文化腐朽、房地产炒作、阶级固化、以及经济虚拟化和金融化。

从上述治理方针，可以立即引申出几个重要的执行原则：

一） 必须重视财政和经济政策的可持续性：

美国的赤字消费，有美元霸权兜底，不但可以自由印钞，还周期性地对外做潮汐式收割，每10年掠夺所得高达十万亿美元的数量级，即便如此，通胀危机只是被推迟，而不是彻底消解。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鼓吹无中生有的无限印钞没有负面后果，其实是盲人摸象、断章取义，只看美国经济在1980-2020年之间的风光荣景，既不在乎迟来但必不会缺席的滞涨终局，也无视中国欠缺建立全球金融殖民帝国的意愿和条件。

然而若要限制赤字不可持续地扩大，首先就要先对GDP成长率定下合理可达的目标，切忌好高骛远。对当前的中国而言，面对金融史观下即将来临的历史转折点，尤其有谨慎的必要。这里有以下几道逆风：

首先是中美脱钩；这本质上是美国要把中国剔出外包放牧体系。中国将无可避免地损失若干市场份额和技术来源，从而压低出口型产业成长，并推高研发成本。

其次中国在过去20多年过度追求高GDP成长率，使得政府、企业和家庭的总负债甚至超过美国水平，达到GDP的282%（对比美国的257%；来自JP Morgan研究报告，参见《How Much Debt Does China Have?》）。拥有美元霸权的美国尚且无可持续，一旦新一轮危机爆发，中国当然有被连锁引爆的危险，因此提早收拾整理财政账目、尽可能缩减负债是应有的未雨绸缪之举。

第三是国际资本定价，也就是利率，在美元超发的背景下，其实一直低于其自然公允水平，对投资和消费都有着广泛、持续而显著的刺激效应。现在美国终于面临债务和通胀的双重压力，这个刺激机制不论过程细节如何，必然即将瓦解。因而中国必须准备面对40年未见的国际资金稀缺时代， 低质量成长将不再能够满足投资人所要求的报酬率，大水漫灌只会加大浪费。

综合上述考虑，我们强烈建议国家彻底放弃恢复平均8%GDP年成长率的念想，改为以平均5%作为未来10年的长期目标。这代表着在若干全球经济低迷的年份，中国必须接受4字头的成长。

二） 必须将人力资源保留给实体产业，而不是虚拟服务和文书处理

美国在过去40多年的产业空洞化过程中，制造业劳动人口由1980年的1928万人，占总劳动力的18.1%，降至当前的1299万人，占比只剩7.74%。这些蓝领阶级工作岗位，对应着没有高等教育却能过中产阶级生活的家庭，原本是20世纪中期美国全盛时代的中坚力量。它们的消失，不但对社会造成天翻地覆的改变，尤其加剧贫富不均，而且与国家经济的金融化、虚拟化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这些工作被外包了的劳动人口，运气不好的只能陷入贫困，举债度日；运气好的，被吸收进入政府和企业的底层，大幅增快了官僚管理体系臃肿化的过程，进一步削弱其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与其配套的大学教育，自然也因之低级化、浮滥化。美国在1980年有170万本科生毕业，到2023年已经成长为420万人。这个过程导致精英学校和其他大学的素质落差急速加大，前者文凭的镀金效应水涨船高，其招生程序也因而被腐化扭曲，越来越利用各种借口（例如Affirmative Action肯定性行动）不以学生本身程度为标准，以便借机图利富人子弟，近年常春藤盟校的连串招生丑闻便源于此。

原本高等教育适度普及化有其价值，但过犹不及，中国无视在立国原则和经济背景上的差异，让高等教育浮滥化已远超美国程度。2001年大学毕业生刚刚突破100万人，到2019年突破800万，四年至今居然又增加40%，达到1160万人，于是立刻导致青年失业率在四年内从9.7%飙升到今年七月的21.3%，然后不再公开以躲避关注和检讨。

这里真正的问题不只在于总数，也在于品质：那些毕业生增额的绝大多数，并不对应着实体经济所需要的工程和医疗人才，而是只能填充政府和企业官僚管理体系底层的文书推手。在当前的中国，制造业劳工短缺、人口结构老龄化、家庭少子化、而且人工智能正要把文书写作处理全面自动化，却还将最主要的人力资源依照美国经济虚拟化的逻辑来向低层白领工作大幅倾斜，无疑是极度愚蠢的自我伤害。

我们建议立刻中止大学扩招，并且对高等教育院校科系启动全面效益评估，尤其著重于学科教学与学生水平是否与产业需求有合理严谨的配套，并针对新增的非工程/医疗系所做出精简考量与计划。

三） 必须全面提高运作和投资的效率

前面提到全球资金漫灌的时代即将告一段落，因此所有的大规模资金用户都必然会被迫提高效率。这里包括了政府、公营事业和民营事业三个方面，其中民营事业最为简单，主要由它们自己适应解决，政府能出手并且该出手的，在于对融资的管理。这又分股市和银行贷款。对内线交易、公关炒作和虚伪诈骗等等国内资本及特权势力的金融掠夺，中国股市监管单位的管理严格程度甚至还远低于已经被大资本腐蚀了50年的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亟待全面而彻底的整顿加强。至于浮滥借贷，刚刚有恒大集团的前车之鉴，必须吸取全方面的教训，充分预期资本家的无耻无信，以避免再次面临一地鸡毛的乱象。

中国公营事业占有相当大的国家整体经济份额，其风气和效率因此尤为重要。但国企主管的职级偏高，往往超过监管单位的主官，造成执行上的先天阻碍。建议国家尽可能压低国企主管的级别，以方便监管，并可针对规模经济效应（Economies of Scale）不特别显著的产业进一步拆分（例如油气业）。针对国企外销可能过度内卷的弊病，可以视个别产业需要设立对外统筹销售机构，这些对外销售机构也可以用来管理战略性物资的出口，例如石墨和稀土。

要提高政府自我运作的效率，则有几个努力方向：首先是养成预先考虑负面因素、做好各种书面预案的风气和惯例，以避免朝令夕改、政出多门。例如2022年8月Pelosi访台前后，政府姿态口径严重不一致，无谓地损伤了公信力。又如该年底的新冠政策变更，虽然是因应客观局面突然改变的必要之举，但显然仍在事先可预期的范围内，如果曾经做好详细的预案，便不至于手足无措，类似退烧药的储备和分发可以有序进行。

其次是充分利用电子政务的革新，仔细检讨行政业务流程，追求统一明定，并且建立跨级抽查监督的管道，以减低组团贪腐的危害。对于大规模的投资决定，如果不涉及机密，应尽可能将决策流程和正反面论证做出简洁明确的书面解释以公开并留存，方便事后检讨；例如港珠澳大桥的流量估算严重失实，值得深究以杜绝类似的浪费。

但当前中国政府管理效率最低的重灾区，还在于学术和科研；这是因为在这两方面，甚至不能说是监管不严，而是根本不存在监管。学术和科研的贪腐形式，与其他政务不同，主要不是侵占或受贿，而是造假夸大来诈取项目、窃占职位、然后收割股市，因此当前的纪委和监委系统都无法发生太大作用。

中国的学术诚信和论文内涵，原本就远远不如美国，例如中美近年发表的AI论文数量比例为3：1，但ChatGPT却依旧在美国出世，中国落后2-3年；偏偏大时代背景下的全球反殖民革命潮流和美国全力推行的中美脱钩，都在凸显高效率内部治理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学术和科研正是中国产业升级和维持国际竞争力的绝对关键，所以本文进一步详细探讨于下。

四） 必须建立尊重诚信的学术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治理哲学，一直尊重理性和专业，但专业事实和行业权威其实是两回事。尤其新世纪的中国学术界益发功利，早已不再普遍有几代前老科研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年遗留下来任由行内权威自决的体制，却非常方便新一代的学阀和学术诈骗集团自由运作、独占话语权，从而谋取职能和金钱上的私利。

另一方面，尖端研发先天就有很高的不确定性，造成监管上的极度困难。越是想要条例化、正规化，越是容易产生反作用。例如中国科研学术界是全世界要求出版论文最多最繁的，于是很自然的，每篇论文的实质内涵也就远远最低，造假夸大的问题也远远最为严重。因此政府的监管，除了放松揠苗助长的频繁论文要求之外，只应该专注在最关键、最无争议、最能明确定义的事项之上，也就是打假和立项。

中国科研学术界的造假问题，早已超过坍方的程度。每年都有良心人高调实名举报造假，然后无一例外在发回单位自审之后，被定调为“误会”，例如成果照片被修图软件改得面目全非以支持论文的虚构结论，居然也都算是“无意的误用”。这些乱象已经发展到造假本身就是专业传承的地步，例如先有裴钢凭借无外人能复制的成果做到中国科学院院士，被饶毅教授实名举报多次无果，几年下来反而是前者的后辈合作者凭借同样无法由外人复制的后续论文也纷纷评上了院士，多次造假丑闻完全不被考虑。

政府发展高科技的政策和投资，都由行内权威来决定方向。如果这些权威不是自己忙着造假、就是在为同僚遮掩，那么指望他们推荐最有利国家而不是最有利自身的方案，当然是缘木求鱼。因而整顿学术的最基本步骤，便在于严格打假。而且造假不同于夸大或空洞，可以简单客观认定，所以政府不必担心如何确认专业事实，只须要建立一个专职打假的机构，平行或附属于纪委或监委，但专门针对学术造假事件；一旦排除方便官官相护的现有机制，自然能还学术界一个清白。

此外我们也建议将专业权威的头衔，例如院士，与行政、财务、和人事职权做彻底切割，也就是只作为荣誉衔。当前的学术管理体系下，权威学阀可以用专业论断来排斥政府监察，然后用职能权位来打击学术上的挑战。学术专业的真理必须通过公开对立的尖锐辩证才能求得；赋予学阀行政地位，在中国尊卑分明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下，基本保护放任他们自由扭曲真相，以科学之名行反科学之实，绝非国家社会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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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研项目必须做严谨客观的评估

另一个政府应该加强监管的重点方向，在于立项，尤其是基础科研的立项。这里有一个语义学上的歧义，常被学术诈骗集团利用，值得先行澄清：所谓的“基础科研”，其实有两个常被混肴的意思，首先是纯粹的泛式（Paradigm）突破，无需也基本不会有任何实用可能；另一个本质上是有明确实用目的的应用科学，但因还不成熟所以成功与否不能确定的技术尝试。然而在政府资助这件事上，这两者却刚好南辕北辙：前者既然是要突破既有泛式，那么当然连大方向都不能事先确定，立项更无从谈起，正确的策略是把最节约的资源撒在最广泛的尝试之上（批注：即对纯粹的基础研究尽可能少的投入，但是投入的项目尽可能多）。对于后者，立项的先决议题自然应该在于其是否为达成特定实用目的的最佳可能方向。

诈骗集团利用语义学上的模糊，一方面要求重点投资、突出立项，另一方面却又拿着“基础科研”的招牌，坚决拒绝针对实用目的的性价比评估。结果十四五的国家基础科研重点项目，居然普遍经不起正经的推敲。例如排在头位的是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其被吹嘘的潜在用途，在于前者能破解当前互联网和加密货币所用的密码，而后者能替代那些密码；但实际上早就另外存在完美的替代技术，亦即后量子密码（Post Quantum Cryptography），能够完全抵抗任何量子计算的算法，不但价格低廉、使用方便、性能可靠，而且已经成熟，只需短暂试用。结果美国官方根本不理会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只花了一年就让后量子密码完成试用，正式在全国推行。反观中国，屈服于中科大的游说力量，将所有的筹码放在不靠谱的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之上，原本领先美国的后量子密码技术反而被弃之不顾。这正是科技管理彻底腐化的典型恶果，是当前严厉的国际形势下所不应容许的。

另一个十四五重点项目是核聚变发电，比之量子计算更加不靠谱，连所需材料和粗略设计也根本不存在，行内人自己都反复公开承认30年内绝无可能实用，实际上则可以严谨论证永远都无应用可能（参见前文《从假大空谈新时代的学术管理》） 。然而同样是在等离子所的游说之下，独占了国家管理单位对新能源基础科研的关注和资源，导致一个已经在试用阶段的关键技术（指液流储能电池）只拿到不足核聚变百分之一的资金，坐视电网储能继续做为全球推广新能源的最严重短板，对国家经济持续造成每年千亿元以上的隐性伤害。

这些拿着基础科研招牌来诈骗的团队，不但腐蚀学术文化，造成人力财力时间上的浪费，更糟糕的是挤占资源，排挤对国家有真正重要价值的替代技术。有些居然还设立了附属公关组织，例如中科大的“风云之声”，专门负责垄断传媒管道，压制过滤批评声浪，以方便在申请项目的同时，上市自己的公司，然后大肆搜刮。中科大自我炒作最力的潘建伟，就是先利用量子通信在股市收割一波韭菜，事后公司唯一的客户发现毫无用处，营收归零，于是才必须换上量子计算的新招牌来进行下一轮的收割。换句话说，不做客观评估就帮助他立项的科研管理单位，其实是股市诈骗的共犯。

我们建议国家收紧基础科研的立项和奖励，要求每个项目必须先明确最终的实用目的，详细列举其他的替代性技术选项，最终解释本技术的相对优越性，并着重论证时程进度上的承诺。这些解释和论证应该公开进行并给予反对者充分评论的机会。立项并通过官媒吹捧过的重点投资如果烂尾了，就应该事后复审，若发现评审失职便必须追责；例如当年的汉芯是明显而纯粹的诈骗，但事后却没有任何人为之负责，以致认可并推动假芯片的烂人院士，得以继续把持国家半导体产业发展政策、扭曲其方向，造成可见的迟滞效应，至今其恶果仍在余波荡漾之中。此外因为科研诈骗的大笔进账在于股市，监管单位应该考虑严格限制学术界的创业股权所有人，如中科大和潘建伟，以及受他们雇佣的公关人员，不能在媒体上公开炒作，国家和公众对项目的预期应以前述的立项评估文书为准。

placeholder学阀的绝对权力还在于其对人事方面的话语权。由于目前高校、医院和科研机构的最主要绩效依据是人员的科研项目及项目金额（即项目越多，金额越大者被视为越称职），故而学阀通过对业内方向的话语权掌握，影响科研立项，可以由此控制更多人的生计，消弭反对声音。这里面有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高校本职当为教书育人，医院本职当为治病救人，与教学和临床无关的科研、尤其是理论科研应当仅为锦上添花。其次科研项目并不能以其规模与经费大小判断高下，因为一个项目得到多少经费，应当只与其性质有关而非好坏。使用大量公帑、动用大量人力的项目，理应仅限于有明确、可论证的实际效益的应用型研究中。而基础理论的研究，本应用低成本的方法进行多方探索，故而大规模大经费的项目反而是化简为繁的不入流做法。

这件事有许多难处和矛盾，例如处处要求论文固然鼓励造假，不要求论文却又无法分辨人员素质。其基本问题在于科研先天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难以制定统一标准。博客反复考虑了许多年，这篇正文里的建议是最终的持平中庸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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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月

王孟源从之前盛赞“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政府”（大意）到痛骂无数遍教育、金融部门卖国，希望能看到他态度更进一步转变

还是公平

当然正如俄国中央银行行长Nabiullina在2022年所公开倡导，就只能是一种全新的合成货币

我好像听过一种说法，学习过西方金融理论的俄罗斯知识精英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洗劫自己祖国的历史惨剧后再一次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并且以从西方学来的金融理论措施还击西方。

是不是去年草庐骑士评俄乌战争一系列文章中提到的？

应该说，曾经的社会主义世界哪见过货币可以兵不血刃。

现在见识过了，之后就是师资长技以灭资了。

报与桃花一处开

还是公平 发表于 2023-11-23 22:43
我好像听过一种说法，学习过西方金融理论的俄罗斯知识精英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洗劫自己祖国的历史惨剧后再 ...

好好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还是公平

报与桃花一处开 发表于 2023-11-23 22:56
好好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百因必有果，你的报应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