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鼓励发展私企而不积极发展公企？

龙翔五洲

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鼓励发展私企而不积极发展公企？[color=rgba(0, 0, 0, 0.9)][color=rgba(0, 0, 0, 0.3)]Original [color=var(--weui-FG-2)]钟之说 [color=var(--weui-LINK)][url=]钟建民的理论思考[/url] 2024-02-09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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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头条上有位网友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经济学家总是鼓励发展民营企业，而不是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和资本。他谈到，“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也大力发展了，可是造成的社会经济隐患难以消除，在地产行业负债爆雷的情况下，在各个领域大力负债的情况下。私企老板资产外移，吃肥了不思报国，官商勾结腐败惊人的情况下，还继续不顺民意，搞自私自利。”“我们必定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不能让私人资本大而不能倒，垄断社会经济发展”（今日头条：顺其自然156184495原创，2023-10-26 ）。

  另外有一位网友也谈到了“国家与集体企业私有制改革，为什么一定是改所有制？”“为何不能改经营思想？改领导体制？改职工集体入股？不能改建成立有效的新制度呢？私改是短平快的短暂短视行为，而公改才是长治久安的标本兼治之策”（今日头条：竹林听泉声，2023.10.24）。

  在这里我想说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理论界真正懂得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企业的人很少。因为弄不懂得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和特点，不了解公有制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和要求，缺乏与公有制企业相适应的基本理论和原理。因此，他们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去鼓励发展私营企业，而把公有制企业的发展丢到一边。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在我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的学者大多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而投向了西方经济学的怀抱，并实际上充当了搬运工的角色，一味地复制西方模式和复诵西方经济学的陈词滥调。

  关于这种现象，金碚先生曾经作了很到位的说明：“可以说，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于中国企业改革的思路是一次‘哲学性’的革命：即我们不再谋求建立某种现代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企业制度，而是要选择已被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至于哪种具体的企业制度更有效，则可以探索，‘现代企业制度’的笼统含义正好给探索改革的具体道路以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它没有限定我们必须模仿哪一国家的哪种具体的企业组织形式”（金碚著，《何去何从一一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第11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这正是绝妙的做法。一方面把抄作业当作一种“革命”，另一方面提出了一个笼统的、可以随意解读的“现代企业制度”概念，从而为抄作业提供了方便之门。

  我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需要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提出，决定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走创新的路线。但是，我们的经济学家，我们的改革专家却在企业改革思路上发生了“哲学性”的革命一一把抄作业看作是革命性的突破，他们不再去进行相关创新，而是去选择和模仿认为是合适的、已有的企业制度。这是多么聪明、多么省力的办法！

  那已经被经济发展史证明的、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是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呢？那当然是与私有制相适应的制度。因为已经被经济发展史证明的，自然是除了封建社会的制度外，当然就是与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产权制度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引用股份制的所谓改革，看到了大量的国企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都转到了私人的手中，……。因为我们的专家、学者不会量体裁衣，因而只能去盯着西方国家的做法，因而也只能削足适履，用产权制度的要求来改变公有制。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国家，采用股份制，从而把多个资产者的资产集合成为一个整体，以满足社会生产对生产资料整体性的要求。因此，股份制对私有制而言，它一方面起到化零为整的作用，满足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资料整体性的自然要求；另一方面，股份制作为一种科学的按资分配制度，根据股东投入资产的多少进行股利和企业管理权限的分配，从而满足了资产者对资产所有权的利益要求，满足了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要求。但是，把股份制引入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国有资产本来具有大范围的整体性，而股份制的实行却把整体性的资产分成了多个单元，事实上是起了化整为零的作用，这与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对生产资料整体性要求是完全相违背的；另一方面，引入按资分配形式的股份制，事实上是妨碍了按劳分配的实现，从而使广大员工失去关心和管理公有制企业的责任性。

  由此可见，抄作业的结果可能与预想的效果是完全相反的，在西方国家可以满足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东西，搬运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我国，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完全负面的。

  从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也已经有了100多年历史。因此，总结这10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寻找适合公有制发展的制度形式，并非没有可能。但可惜的是，当我们的专家、学者面对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模式时，却难以展开详细的研究，或者是一笔带过，或者干脆直接否定，或者是用那些适用于西方模式的原理来解读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和体制。譬如对人民公社的工分制，本来它是与股份制相类似的比较规范的按劳分配制度，但谈到农村集体经济时，我们的专家、学者却硬是说没有激励机制，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经济改革本来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需要的是治病救人的医生，但却来了一批杀人的庸医，打着治病的旗号却搞垮了千千万万的国企和集体企业！

  头条上有位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头条：王家守仁，2024-2-7）：“国内一批西方经济学培养起来的学者，就如当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一样幼稚、愚蠢、可笑！他们还在像当年那批蠢货‘武装保卫苏联’一样，把美西方看作自己的精神家园！说他们蠢是因为美西方不会平等看待一个跪着的民族！说他们幼稚是因为美西方只需要你的血汗而非思想文化！说他们可笑是因为美西方只愿看到中国如前苏联那样被分割切碎以食！日本、韩国一直跪着，被控制和利用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