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 吴焱金回忆录选摘

普通人1

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湖北的军人政权曾、刘、方、张等人就一直把造反派当做心腹大患，利用反派性、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各种运动来清剿造反派。他们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把所有的造反派组织打成五一六、北决扬，但是把他们大部分的头头、造反派骨干分子、文革积极分子都打成了五一六、北决扬分子。

其实，湖北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连当局认定的五一六的牵线人宋洛后来都得以平反。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予起诉，先后释放。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竟然全是子虚乌有！诬陷造反派是五一六、北决扬，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打击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伎俩。


在这次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运动中，湖北、武汉有六十多万人被打成北决扬或五一六分子，无辜的群众又一次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一次特大冤案，其中死、伤、致残的人难以计数。

普通人1

毛主席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可邓小平1975年1月重获重任，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就立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1975年刚刚来临，邓小平就以“整顿”为名开始整造反派。湖北、武汉的当权派按照他的旨意，首先就是将我们这些已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踢出革委会，“滚”到农村去，美其名曰“下乡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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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对门就是国民党的战犯楼，那是国家拨款专门为他们买的房子，他们都在市参事室挂职，开会有小车接送，每月工资不菲，而且是统筹医疗，实报实销，看病、吃药、住院不用自己花一分钱，死后有丧葬费，住房可以买卖也可以由亲属继承。


我经常和战犯们谈心，深叹自己不如“战犯”，战犯们则说：“我们还不是托台湾的福！要不是有个台湾摆在那里，我们能有这样的待遇？中共当局对我们不敢马虎，一是统战的需要，二是做给全世界看。你们唯一的后台老板毛泽东死了，你怎么能跟我们比呢？我们当年和共产党是真刀真枪的干，谁没有血债？政治这个东西永远是为需要服务的。”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战犯们不愧为战犯，直教我茅塞顿开。


一位姓李的青年人说：“你岂止不如战犯，也不如地、富、反、坏、右，谁让你跟老毛跑，造走资派的反，这是应得的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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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武汉军区参谋长王步青，一表人才，为人随和，经常和我们聊天。有次我问他：“你这么帅，夫人一定是个大美人吧？”王步青呵呵一笑：“我的老婆可是三心老婆。”我问：“何谓三心老婆？”王参谋长故作神秘地说：“看起来恶心，提起来伤心，丢在家里放心。”说得朱鸿霞、胡厚民大笑起来。

可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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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周总理提出：钢、新两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始终关注武汉的造反派。1967年10月，周总理来武汉解决造反派大联合问题，轻轻松松一句：“不要钢，不要新，成立一个革命工代会好不好？”就把武汉大联合的问题解决了。后来周总理在东湖长天楼接见武汉造反派时曾说：“不要说不钢必康，康有为就很好嘛！”有人说总理“和稀泥”，中国还有第二个能“和稀泥”的人吗？在人民内部还是要多和稀泥好。周恩来一生是温和派，有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他始终是极具魅力的一个人。在我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一个超人，一个完美的人。

注：反映了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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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常说要反思文革，我的看法是：当权者从来不反思，他们永远伟大、光荣、正确，而我们这些被泼了满身污水的待罪之身却在认真地回顾，痛苦地思考。

极精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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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派和钢派的分歧是造反派内部对事物看法不同、斗争策略不同产生的分歧。这种分歧在造反派形势好时表现突出，表现为争权、争核心、争席位。如1967年一·二六夺权及1967年七二○事件以后的钢新之争。而一旦形势对造反派不利，钢、新两派就会很快抛弃前嫌，毫不犹豫地并肩作战。如1967年七二○事件以前的反击二月逆流和1969年春天“反复旧”，一直到1976年秋天文革的失败，钢、新两派一直是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古今中外皆有之，是造反派之中两种长期存在的思潮。因此在文革四十多年后，还要讨论谁对谁错，谁更革命，是非常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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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一场大的革命中，斗争双方只存在左和右的两大阵营，要么一方胜利，另一方失败。胜利的一方总是毫不留情地打击失败的一方，甚至要赶尽杀绝、一网打尽、除恶务尽，双方绝没有调和的余地。


文化大革命又是极其特殊的一场革命，是人民大众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一场空前激烈伟大的革命运动。无论你是造反派中的激进派还是温和派，只要你在文化大革命中造过反，你在走资派面前表现得再好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胡厚民说得好：一旦你造了反，你就是给走资派下跪他们也不会放过你。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造反派必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替罪羊。无论是搞政变上台、号称“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汪东兴，还是自诩“实事求是”，把华、汪又搞下台的邓小平、陈云，都是不会放过造反派这股政治势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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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伟大领袖毛主席本人，正如他自己预料的被人“摔得粉碎”，妻子被判死缓，侄儿被判重刑，子、女均被不同程度打压，果然是“腥风血雨”。毛泽东一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先是献出六位亲人生命。后来亲生儿子也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为了无产阶级江山不变色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遭到家破人亡的命运，还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一切反动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其矛头都是对准毛泽东的。我们付出的一切代价，也都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继续革命付出的代价。

普通人1

由此，彭祖龙一步步走上了富裕之路，思想上也逐渐起了变化。他最想不通的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背叛革命,主席尸骨未寒，华国锋竟敢背叛毛主席的遗愿和路线，发动宫廷政变,将毛主席的亲人打入地狱,全面清算文革和造反派。那些当初高喊永远忠于毛主席的官员们弹冠相庆,疯狂地妖魔化毛泽东、四位文革派首领以及广大革命造反派。彭祖龙认为这都是毛主席没选好接班人所致，使造反派被搞到永劫不复的地步，故自嘲为伤心人（“商欣仁”的笔名是其谐音）,思想极为消沉。他说:“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就是管用，你看,凡是跟邓小平跑的人，哪一个不是升官发财、吃香的喝辣的？还是跟邓小平跑的人划得来。”


尝到“改革开放”甜头的彭祖龙，政治态度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也逐渐在变化。邓小平好,胡锦涛好,温家宝好,是他的口头禅。由于彭祖龙当上了老板，接触的精英们也多起来，先富起来的老板们多是挺邓反毛的，本不反毛的他在那个圈子里也逐渐在思想上和老板们打成一片。彭祖龙经常自由出入香港，成了香港的摄影记者，游历了欧盟十一国，他十分欣赏西方的繁华世界和民主自由，思想上逐渐“与时俱进”,和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