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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苏分裂的反思（十）—— 苏共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意见
远航一号
1962年底、1963年初，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等分别举行了代表大会。这些党的领导人分别在各自的代表大会上对中共进行了公开批评。此外，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在法共中央全会上批评了中共。 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包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 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 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在这些文章中，中共反驳了各兄弟党的批评并不点名地批判了以苏共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
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希望停止公开论战、恢复两党团结。苏共中央来信说：“苏共中央认为特别重要的是立即采取具体和现实的步骤，目的在于加强我们之间的团结，旨在改善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气氛。” “公开的，越来越尖锐的论战只会破坏兄弟党之间的团结，损害我们的共同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出现的争论，阻碍着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削弱了在国际舞台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对兄弟党的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的活动，那里有着复杂的国内局势。” “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了解，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达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从我们来讲，从我们的政党来讲，我们的政策的正确性取决于我们是继续走在同一个队伍之中，还是卷入一种艰难且不必要的斗争，后者只能导致相互疏远，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如果我们在两大阵营之间尖锐斗争的形势下，没有勇气和力量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克服现有的分歧，那么未来的一代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苏共中央来信提议，举行一次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晤，为进行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协商会议做准备工作、创造有利的环境。 关于会议的内容，苏共中央来信做了进一步说明：“此次会议关注的中心应该是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计划作斗争的任务，为了各国人民自由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为了加强凝聚力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毛主席读到苏共中央的来信后，很重视。2月23日，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共同在毛主席的卧室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时毛主席患上了感冒，是半坐半卧在床上与契尔沃年科交谈的。 毛主席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关于结束两党论战的想法。但是，毛主席说，苏共和另外42个兄弟党都在谴责中共，然后，引用中国古语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毛主席对契尔沃年科说：你们骂我们，就给了我们“往”的权利，我们就可以骂你们。毛主席动情地表示：“我们不害怕批评。既然论战开始了，那就让它继续下去。事实上，如果论战开始，天会塌吗？中国西山的草会不长了吗？不！天不会塌，草木还会生长，女人还会生孩子，鱼还会在水中游。正相反，如果这43 个党的行动结果让天塌了，草木不长了，女人不再生孩子了，鱼从水中消失了，那才是奇迹呢!” 但毛主席也同意，这种“来”、“往”在某些地方必须要有所限制，争吵后应该“休息”。 毛主席指出，双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理解不同。说到这里，毛主席特别强调，苏共中央的2月21日来信没有提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问题。 毛主席指责苏联单方面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契尔沃年科表示，没有人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毛主席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否可以参加提议中的马列主义政党协商会议；契尔沃年科说，这个问题要由参加会议的各个兄弟党来决定，也就是不置可否。 毛主席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邀请南共盟参加他们各自的党代表大会。契尔沃年科表示，苏共希望通过各兄弟党的努力，对南斯拉夫产生积极影响。毛主席不容置疑地表示：“应该遵循81个党的决定”（这里说的是1960年《莫斯科声明》谴责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有关段落）。契尔沃年科表示，苏共在与南共盟的关系中严格区分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间关系。毛主席认为，南斯拉夫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靠美帝国主义的钱过活，并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比利时共产党没有邀请南共盟参加他们的党代表大会表示赞赏，暗示不赞成南共盟参加提议中的马列主义政党协商会议。 毛主席解释说，中共还将继续发表文章，以答复法共、意共和美共对中共的攻击；此后，中共将暂停发表新的论战文章。 毛主席向契尔沃年科表示：“我们之间不是敌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帝国主义。”毛主席说，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争吵就像“家庭中的争论”一样。毛主席继续说，听说赫鲁晓夫同志有访问柬埔寨的计划，希望赫鲁晓夫同志在访问柬埔寨的途中顺便访问中国。对此，契尔沃年科表示，两党最高级别的领导人经常会晤有助于消除中苏之间目前存在的紧张关系。 会谈将要结束时，毛主席提到中国仍然缺少大型精密机床和轧钢机，还主动提到1962年中国实际的粮食产量比西方报刊所报道的要低一些。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全面阐述了苏共中央对国际共运中各个重大问题的看法。 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首先解释说，赫鲁晓夫没有在近期访问柬埔寨的计划，将要对柬埔寨进行访问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然后，来信用热情而友好的态度邀请毛主席第三次访问苏联：“我们记得，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的时候说，他只到过苏联两次，并且只访问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他表示希望再次访问苏联，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国家。当时他说，他愿意在我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作一次旅行。对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愿望，我们表示了欢迎。一九六○年五月十二日，苏共中央写信给毛泽东同志，邀请他到苏联来休养，并且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遗憾的是，那时毛泽东同志未能应邀。苏共中央欢迎毛泽东同志来访问。即将来临的春天或夏天—— 我国一年中的好季节，是进行这种访问的最好时间。我们也愿意在其他任何时候对兄弟党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代表毛泽东同志给以应有的接待。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到我国访问的时候当然不会是一个人，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会同他在一起，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机会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同志可以看到苏联人民如何劳动，看到他们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在实现我们党的纲领方面获得了哪些成就。” 然后，来信提议，为了给即将开始的两党会谈和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应该停止公开论战，“不再发表那种不能缓和而只能加深我们分歧的公开声明”。 来信强调，中苏两党之间的会谈只是为所有兄弟党的会议作“初步”准备：“不言而喻，当我们两党讨论涉及所有兄弟党的问题的时候，这种讨论只能具有初步性质。...只有所有兄弟党集体参加，只有在应有的程度上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切队伍的全面经验，才能顺利地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 然后，来信开始谈到涉及中苏两党分歧的实质性问题：“在这封信中，我们也愿意谈谈若干原则性的问题”。苏共中央来信对这些“原则性问题”的阐述，实际上反映了苏共中央对一份新的国际共运纲领性文件的设想。
苏共中央来信认为，由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制定的国际共运的共同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声明通过以后的这段时间里，生活不但没有动摇它的任何一个基本结论，相反完全证实了在总结现代经验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共同制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正确性。” 然后，来信说明了在苏共看来当前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特征：“苏共的出发点是：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这段话，基本上照抄了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的有关内容。 来信指出，这个新的历史时代“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 来信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发展壮大，“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帝国主义的重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和平与安全的强大堡垒”。 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进一步加深”。由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帝国主义阵营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掠夺和侵略了：“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及其经济和军事威力的加强，帝国主义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可能性在明显地缩小”。 来信据此得出了苏共中央关于当时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看法，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而不是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力量：“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进步力量。” “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广泛的农民运动，人民群众为了推翻法西斯和其他暴虐制度的斗争，反对民族压迫的一般民主运动，这一切在当代正在汇合成一股冲击和摧毁资本主义的世界的革命的洪流。”
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一观点出发，苏共中央来信进一步阐述了苏共的“和平共处”纲领。 来信指出，“帝国主义的反人民的掠夺本性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掠夺本性，不能放弃用战争来解决国际舞台上的矛盾的企图。” 帝国主义的这种企图是必然要失败的：“只要裁军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应该在其武装力量方面一直保持对帝国主义者的优势。我们将要迫使帝国主义者记住，如果他们发动战争，要用武力去解决人类沿着什么道路—— 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问题，那么这将是最后一次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将最终地被粉碎。” 来信同时也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严肃对待核武器和核战争的危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根据新的条件制定自己的方针时，也不能不十分认真地考虑这样一个重要因素—— 进行战争的军事技术手段的根本质变，这种质变是同具有空前破坏力的热核武器的出现和积累相关联的。” 为了避免热核战争毁灭人类，“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所有战士的义务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有利的可能性，不容许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 防止热核战争或新的世界大战，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目前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使得社会主义各国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一起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完全现实的任务——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来信指出，一方面，我们不能无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不能保证帝国主义者不企图发动世界战争。共产党人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 另一方面，不能否认，“战争的军事技术手段的根本质变”也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狂热形成了一定的限制：“侵略者在目前条件下的处境，根本不同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处境，尤其是不同于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处境。从前，战争的结局一般都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战胜了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战败国继续生存下去，过一个时期又恢复了自己的力量，而且甚至能够再一次发动侵略，德国的例子恰好证明了这一点。热核战争不会给任何侵略者提供这种前景，帝国主义者是不能不考虑这种情况的。”在新的条件下，帝国主义“不能去发动世界热核战争而不考虑这会使自己有遭到毁灭的危险。”应当说，苏共关于核战争的毁灭性危险客观上有利于防止世界上主要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的设想，是基本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和世界军事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根据上述分析，来信认为：“帝国主义用以威胁人类的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力量越来越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越来越超过战争力量，这正导致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来信直接引用了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关于“和平共处”的论述：“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一原则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中，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段话的分量在于，不仅指出了“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列宁最早提出的，而且指出有中共签字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都承认了这项原则，而且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明确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 来信指出，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并不意味着不准备战争：“苏联大力发展经济，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改进自己的国防，增强军事威力，使武装力量经常处于准备状态。但是，过去和将来我们利用我国越来越增强的威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威胁任何人，不是为了燃起战争的狂热，而是为了巩固和平，为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为了保卫自己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来信指出，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并不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采取调和的态度：“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预计到两个社会体系之间进行毫不松懈的思想、政治和经济斗争；预计到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劳动者进行阶级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当人民认为它是必要的时候；预计到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不断发展民族解放运动。” 来信指出，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也不意味着束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为防止世界战争所进行的斗争，丝毫不束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相反，它把极广泛的人民群众联合在共产党人的周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 来信指出，从根本上来说，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利，对帝国主义阵营不利：“社会主义各国，利用和平共处的形势，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我们的敌人了解，他们在同我们的竞赛中，是难望获胜的。他们无法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快速度，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对于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人民的吸引作用面前，他们是无能为力的。”“社会主义激发起了强大的生产力，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这方面就是一个例子。在发展经济方面，苏联已经超过了欧洲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居了世界第二位，而在不久的将来将占居世界第一位。” 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增长竞赛中必然超过并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是简单化的甚至是错误的。由于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规律的限制，特别是受到核心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对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剥削的限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处于外围、半外围的社会主义国家很难在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竞赛中占据上风。未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也不是体现在经济增长方面，而是体现在普遍地、大幅度地缩短劳动时间以及实现世界范围的生态可持续性。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国际共运普遍接受的观点。
来信接下来阐述了苏共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策略的观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的，是相互援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共同的主要的敌人—— 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 来信指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夺取政权”、“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的，每一个共产党在制定斗争策略时，应当考虑“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然而，“每一个国家制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形式和方法，是各该国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内部事情。”“任何别的兄弟党，无论其人数多少，经验与威信如何，都不能规定其他国家革命斗争的策略、形式和方法。”这里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含蓄地批评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武装斗争经验以及自己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理解强行要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按照中共所认为“正确”的方式革命。 来信指出，胜利的革命必须正确处理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相互之间的关系，既要反对压制群众革命热情的右倾保守，也要反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牺牲的左倾冒险：“革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事业。准确地分析具体形势，正确地估计力量对比，是革命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当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不能制止革命群众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热潮。如果去制止，就等于死亡。但是，不能人为地去推动革命，如果条件还没有成熟的话。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教导说：没有成熟的起义注定要失败。共产党人号召劳动人民高举红旗，是为了在争取世界上最好的生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不是为了死去，即便是英雄地死去。革命战斗中所必需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它们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取得伟大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这一段话，堪称精彩，即使对今天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仍然有教育和借鉴的意义。 来信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应当采取的斗争策略。来信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进一步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帝国主义在国内的社会基础进一步缩小，使政权集中在一小撮最大的垄断资本家手里。”这就使得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劳动知识分子以及争取和平和民主的各种运动可以结成“统一的反对垄断组织的洪流”。 来信进一步阐述了战争与革命的关系，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来信批判了那种“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的观点，认为如果那样做，“不仅不能赢得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同情，而且会使他们同社会主义疏远。在存在着具有可怕的毁灭性后果的进行战争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这类号召只能有利于我们的敌人。” 关于是通过暴力还是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问题，来信认为，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应当“争取”以和平方法夺取政权：“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以和平方法，不通过内战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本国全民族的利益。”但是，来信也指出：“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来信关于用暴力还是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表述，与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的有关表述是完全一致的。 来信强调，无论用什么方式夺取政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能的。”
来信继续阐述苏共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我们党把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世界的革命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破坏着帝国主义阵线的强大力量。” 来信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已经进入了消灭殖民制度的最后阶段；在已经获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是团结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爱国力量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进行坚决斗争。 新独立国家是在“两种世界社会体系竞赛的条件下”发展的，其中的大多数仍然没有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受到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剥削。 来信认为，在新独立国家，占首要地位的斗争是“它们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彻底的民族复兴、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来信认为，“不发达国家”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是打击和摧毁帝国主义体系的最有效的办法，能给国际无产阶级以最大的帮助：“不发达国家取得完全独立，就会使帝国主义受到新的严重的削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粉碎当前的掠夺式的和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的整个体系，必然会破坏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对‘世界农村’进行经济剥削的基础。不发达国家的、依靠社会主义体系有效援助的、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发展，将给帝国主义以新的沉重打击。” 来信认为，“在争取和巩固独立的斗争中，必须全力团结所有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力量。”在团结所有反帝力量的同时，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做斗争：“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由于力图巩固自己在取得独立以后的统治地位，会在一定时期内建立反动的政权迫害共产党人及其他民主人士。但是，因为这种政权阻碍进步，阻碍解决迫切的民族任务—— 首先是阻碍取得经济独立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它是长久不了的。正因为这样，尽管受到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这种政权将为人民群众的斗争所扫除。” 来信指出，“苏共把同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的人民以及同半殖民地人民的兄弟同盟，看作是自己国际政策的基石之一。我们党认为，帮助所有沿着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道路前进的人民，帮助所有为完全消灭殖民主义体系而斗争的人民，是自己的国际义务。” “当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的时候，苏联人民向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援。当也门人民起来反对本国的奴隶制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向他们伸出了援助的手。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为解放西伊里安、反对依靠美帝国主义者的荷兰帝国主义者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给予了全面的援助。” 来信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国人民，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三大革命力量；三大革命力量相互联系、统一行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来信认为，“最近几年世界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正确性”。就是说，在苏共中央看来，由1957年《莫斯科宣言》、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制定的国际共运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苏共认为，彻底地和坚定地贯彻这条路线是自己的义务。...没有任何理由来修改这条路线。”
苏共中央来信在阐述了苏共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观点以后，进一步说明了苏共对促进国际共运团结问题的看法。 关于国际共运中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来信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完全的平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而且也只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党的为首地位或者任何一种领导权的表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除了坏处以外，决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所有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它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对它的胜利和挫折都负有责任，它们都应该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段话的潜台词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这不仅适用于苏共与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中共与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不要一方面打着“以苏联为首”的旗号，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苏共或其他兄弟党对中共提出批评。 来信继续说：“我们愿意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平等不仅在于有参加集体制订共同路线的同等权利，而且也在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对整个大家庭的命运担负同等责任。”就是说，既然中共参与制定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那么就有遵守《宣言》和《声明》的义务，也有维护整个国际共运共同利益的责任。 关于不同的兄弟党之间、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来信认为，应当“从原则性的立场出发，在使我们的共同事业付出最少的代价的条件下，解决已产生的分歧。”“共产党人有责任培养人民不仅爱自己的国家，而且爱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爱一切人民，有责任教育生活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对全世界劳动者所负的兄弟义务。不这样做，就是不履行共产党人的首要训条，这个训条要求团结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要求像保护眼珠一样来保护我们的团结。” 来信不点名地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在参与亚非国家反帝工作时排斥苏联和东欧兄弟党的做法：“思想上和策略上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利用来作为煽起民族主义情绪和偏见、煽起各社会主义人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纠纷的源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战斗号召，意味着这种联合的基础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的团结，而不是民族的区分、肤色或地理原则。仅仅根据属于这个洲或那个洲—— 无论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或欧洲的原则，来团结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这会给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带来损害。这将不是联合，而事实上是拆散反帝统一战线的力量。” 1964年2月，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曾经透露：“中共领导不仅进行诽谤。他们在国家方面以及在各种国际民主组织里采取的行动，都不是把精力集中在加强反帝力量的团结上面，而是集中在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上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莫希的亚非团结会议上就是这样搞的。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在同我们的代表们交谈时说：‘东欧国家不应该干涉亚洲和非洲的事务... 我们遗憾的是你们终于来到这里了，这里要你们来干吗，这是对亚非国家团结运动的侮辱 ...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们将反对你们。’中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向亚非国家代表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俄罗斯、捷克人、波兰人是白种人，因而‘不能指望他们’，他们‘总是同美国人—— 白种人勾结’，亚非人民有特殊的利益，应该建立自己独特的联合组织。”（这里说的“在莫希的亚非团结会议”，即1963年2月在坦噶尼喀的莫希举行的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坦噶尼喀后来与桑给巴尔合并为坦桑尼亚；关于苏方指责中共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犯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错误的问题，目前仅有苏方资料，是否可信，请网友自行鉴别。）
苏共中央来信表示，苏共将继续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作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也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来信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也可以成为主要危险，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现在已经“不小于修正主义”。 来信列举了苏中两党会谈应当讨论的五个最迫切的问题：为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而斗争，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 来信解释了苏共在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然后，来信重复了苏共中央2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的呼吁：“现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时刻。今后我们是在同一行列中一起前进，还是让自己卷入对两国工人阶级和我们人民、对所有劳动者都有害的斗争—— 这种斗争只能导致彼此疏远，削弱社会主义力量，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这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党，取决于我们的政策是否正确。” 来信指出：“苏共和中共作为强大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的损失会少一些，但是对其他兄弟党，特别是对在复杂情况下工作的兄弟党来说，将会造成很大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困难。”这里所说的“在复杂情况下工作的兄弟党”，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来信向中共提出严肃的问题：“一切都取决于在这种严重而复杂的情况下如何行事。是走上进一步论战的道路，受激动情绪的摆布，把争论变为互骂和对兄弟党的无根据的指责和攻击，抑或是意识到自己对我们伟大事业的命运所负的崇高责任，把事态的发展引向另一个轨道，即有勇气超乎那些今天使我们分离的东西之上，停止非同志式的论战，并集中努力来寻求巩固苏中战斗合作、巩固所有兄弟党的友谊的途径。” 来信呼吁中共，“使陷于新的一轮争论的危险过程停止下来”，不要“叫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感到高兴”，“无论什么样的分歧，无论对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的行为怎样不满，都不能为采取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斗争手段作辩护。” “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
苏共中央于1963年3月30日致中共中央的信，是当时的苏共领导人为了挽救国际共运团结而做出的重大努力。 这封来信阐述了苏共中央在当时对世界主要矛盾、战争与和平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共运团结问题的主要看法。实事求是地说，苏共中央在这封来信中所表达的看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超越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1960年《莫斯科声明》对有关问题的论述，符合当时公认的国际共运总路线。中共后来指责苏共违反了《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是不公正的。 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尽管这封来信中的有些观点已经过时或者错误（比如指望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和平竞赛”在经济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但来信中的大部分观点还是经得住时间考验，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在这封来信中，苏共中央表达了真诚的与中共恢复团结的愿望，言辞恳切，态度真挚；在有些地方，可以说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通篇来信，体现了相当的政治和理论水平。 苏共中央实际上也提出了解决中苏分歧的方案，那就是：基本承认中共自己签过字的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在某些个别问题上或一些问题的具体表述上，可以参考中共意见进行修改。希望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其主要方面，能够与国际共运总路线保持一致；即使不能，也不要再搞公开论战，不要公开抨击苏共的“和平共处”政策以及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和平过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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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29 13: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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