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苏分裂的反思（十二）—— 世界革命的中心

远航一号

云霄 发表于 2024-3-2 07:49
感谢远航的整理和评述。

我倒是觉得，大家不要急于得出对中国党的否定意见，或者是判定中苏分裂里的主要责 ...

我好像没有在任何地方说中国有“小算盘”吧

一个党是可以签字同意了某个文件，后来客观条件变化了再推翻，但如果是这样，就应该光明正大地说，我原来承认这个文件，是我错了，我现在推翻我原来的看法。
如果通读这几天的文章，那么应当可以看出，我的结论绝不是仅仅依据谁符合谁不符合宣言和声明

我也是有个认识过程的。

我同意对毛主席、中国党在这一时期的做法不要一概否定。至于全世界革命者对论战的态度，要分几种情况：

1 属于国际共运范围内的共产党，其中又可以分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与武装斗争和不参与武装斗争的

2 非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3 大致从1968年以后分裂、独立出来的各种真假“毛派”革命组织，也可以分为从事武装斗争或不从事武装斗争的

这些，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再聊

如果有时间，你可以把这组系列文章所涉及的文献（都有链接）研究一下。

远航一号

君行早 发表于 2024-3-2 08:37
中共的错误路线是否与毛本人的“三个世界”理论有关？

“三个世界”理论是从这里的亚非拉革命风暴中心论的进一步发展

如我回答云霄网友的，大家有机会都去看看原文，自己得出结论

云霄

文艺标兵 发表于 2024-3-2 09:39
三个世界理论其实形成得很晚，等到文革结束，70年代和尼克松见面的时候，毛主席脑子里才大概有了一个三个 ...

毛主席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经有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划分。这一点在很多党史材料里面谈的不多。
而且毛主席实际上划分了两种第三世界，一个是我们所知道的亚非拉，再一个是法国，日本，等跟美国利益有冲突的发达国家。这是一种政治视角的划分方法。

云霄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4-3-2 09:50
我好像没有在任何地方说中国有“小算盘”吧

一个党是可以签字同意了某个文件，后来客观条件变化了再推翻 ...

好的，我争取能整个读一遍。这是很重要的文献，我认为远航的这一系列分析，是新的国际共运讨论的基础，大家应该都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思考。据我所知，普遍的国际上的左翼还没有能够真正的有效的总结这段历史。

“小算盘”是我的读后感，就是政治上不老实，搞分裂和小动作。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一点类似的感觉。

我也赞同远航在这里说的，不要一概否定。期望更多的基于当时历史背景下的讨论。

越梓流

这么看来中方的回信质量确实不如苏方，问题的关键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哪，以及谁来领导。如何评价铁托和霍查也是内网佐人争论的焦点

俞聂

云霄 发表于 2024-3-2 07:49
感谢远航的整理和评述。

我倒是觉得，大家不要急于得出对中国党的否定意见，或者是判定中苏分裂里的主要责 ...

我也有些同感，远航同志在介绍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线时曾经提到：

关于中苏两党围绕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争论，以后还会再详细介绍。这里，先说明一个中国的马列主义者比较容易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整个欧洲遭到了空前巨大的伤亡和损失，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丧失了大量青壮人口。苏联军队和平民的伤亡总数达到5000万（其中死亡2700万），相当于战前苏联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虽然也伤亡巨大，但是占总人口的比例要小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欧洲国家还是社会主义的欧洲国家，广大人民群众都普遍珍惜和平、极端厌恶战争。对于这样的思想情绪，刚刚从长期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中国革命领导人未必能完全理解。

我们固然可以解释说苏共二十大提出“三和”论点，是照顾欧洲人民普遍的反战厌战情绪。但是，从这个角度很难理解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

苏共在历史上只颁布了三个党纲。1903年的第一个党纲，任务是废除沙皇制并将权力归于无产阶级。1917年的第二个党纲，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1961年的第三个党纲，任务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其中就出现了著名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全民党和全民国家）。


在1961年的党纲中，苏共领导集团认为苏联已经完成了第二个党纲的任务（“社会主义在苏联完全地和最终地胜利了”），现在应该开启第三个党纲的新任务 —— 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并且“党把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看作是苏联人民的伟大的国际主义任务”，并且要在二十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在1961年党纲中，苏共还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取得了完全的最终的胜利，保证社会过渡到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之后，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第245页）


通过远航同志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苏共认为在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中，“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

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苏共在新党纲中专门辟有一节论述。在这一节的开头，苏共就指出：“苏联不是单独地，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家庭里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

然后，苏共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蒙古、越南、中国、朝鲜、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们同苏联一起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内各国政治经济关系上，苏共说“谁也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特殊权利和优越地位”。同时，苏共也强调，“苏联的存在大大促进和加速各国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各国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尽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

简单说，苏共在新党纲中认为，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实现有赖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通过和平的经济竞赛（“和平竞赛”），以蚕食的方式战胜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此，苏联外交政策的总方针就是“和平共处”，避免世界核热战，防止衰落的世界资本主义“破罐子破摔”，拉着世界社会主义一起毁灭。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断巩固和发展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就有了更多的“和平过渡”的可能。

据此，苏共提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这种革命路线中有一个关键点需要注意，那就是苏联事实上领导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经济发展尤其重要。


但是，如果结合苏共的“两全”换个角度，不禁让人会想，苏共表面上说得很理想，但事实是你自己宣布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对内都不讲阶级斗争，企图巩固特权阶层的利益，你对外以“和平”的方式讲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怎么能让人觉得不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呢？


更要命的是，对共产党，毛主席向来认为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既然认为苏共自己的路线都不正确，那更难谈得上保证国际共运的成功。

远航一号

俞聂 发表于 2024-3-2 11:28
我也有些同感，远航同志在介绍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线时曾经提到：

关于全民党、全民国家等问题，我经过考虑，在这里不展开

关键是，中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阿尔巴尼亚说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也不是

大家都是官僚特权集团统治，本质上都是修正主义！

过去讨论这个问题时给人的印象，好像叫了全民党才是修正主义，这掩盖了本质问题。

越梓流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4-3-2 14:19
关于全民党、全民国家等问题，我经过考虑，在这里不展开

关键是，中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可问题是远航前辈，内网的左派宗派主义（唯心主义）很严重，他们认为只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毛主席掌握最高权力，那么这个国家就是社会主义，能打击官僚特权并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不从经济基础看问题，是从上层建筑特别是领袖的领导看问题。我之前也从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基础得出结论苏联还是社会主义，结果被斯派，托派，（深受阳和平影响）毛派一起围攻

俞聂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4-3-2 14:19
关于全民党、全民国家等问题，我经过考虑，在这里不展开

关键是，中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大家都是官僚特权集团统治，本质上都是修正主义！

确实，从今天的观点看，二十世纪的历史社会主义国家肯定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官僚特权集团专政。并且我们也知道，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有效，在当时的条件下，官僚特权集团专政要好过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现在似乎不宜公开宣传说他们本质上都是修正主义，否则可能给人一种机会主义的错觉：我们难道指望修正主义阵营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吗？

问题的关键还是如何客观真实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主要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世界体系论确实在列宁的基础上，对今天和将来的阶级斗争做出了前人受历史条件所不能完全达到的理论贡献。我感觉中共（毛主席）是比较真诚地走向了有利于国际共运前途命运的相反方向，而苏共则是歪打正着地符合了国际共运发展的历史趋势。

既要批判当时中共的历史局限性和错误，又要指出当时苏共对世界革命趋势的贡献。

同时，既不能一概否定当时的中共，也不能一概肯定当时的苏共，这中间的尺度不好把握啊

云霄

俞聂 发表于 2024-3-2 19:00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4-3-2 14:19
关于全民党、全民国家等问题，我经过考虑，在这里不展开

有道理。如果要说本质都不同于之前设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那么，可能20世纪不管怎么走，都难能有突破，中国如此，苏联也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中苏的分裂也是20世纪探索的一部分，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掌握的历史材料有限），”宜粗不宜细“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