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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阿卡尔(Gilbert Achcar) 2020年11月30日 “看来我们要把研究行动的伟大著作归功于致力于行动的人。由于命运的羁绊,他们无缘于荣耀加身。这些杰出人物不仅善于行动,也善于抽离于行动之外。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认识到士兵或政客们所受的束缚与约束,也能够客观地(冷静地,而非漠不关心地)观察吊诡的命运,俯瞰无人可掌控的社会力量之间那不可预见的博弈。” 上述文字选自雷蒙·阿伦(Raymond Aron)献给克劳塞维茨及其后继者们的著作。1我们可以一字不差地用这些话来形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将军”事实上,卡尔·马克思的这位密友在年轻的时候,曾在军事领域有着短暂而果敢的实干经历。1841—1842年,他曾经在柏林炮兵部队服役。当时,他利用当列兵时的闲暇,去旁听谢林的哲学课程,同时开展他那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这次服役经历使炮兵军士(下士)恩格斯有信心投身到1848-1849年德意志革命,首先是在他的家乡爱北斐特(1849年5月)。但是,恩格斯很快就被驱逐出去,因为人们担心像他这样的“红色分子”会扰乱当地的公共安全。1849年6-7月,恩格斯加入巴登及普法尔茨的起义军。后来在普鲁士军队的攻势下,恩格斯与残余部队流亡到瑞士。 在行动中,恩格斯对起义者的命运不抱任何幻想。他亦无意于谋取起义队伍的领导权,认为这样做是对革命的讽刺。不管如何,恩格斯表现出了行动者的勇气,不希望看到共产主义者被指控是一群懦夫(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那时已经是共产主义者的勇敢模范):“无产阶级的党在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的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在志愿军团里,例如在我们这一队,在流亡者军团等等。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谁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2 在参战中,恩格斯也希望增进自己对军事问题的了解,他在《新莱茵报》编辑部里已被认为是军事问题上的专家。作为从事军事评论的革命者,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文章集中在1848-1849年“人民之春”时期(译注:指1848-1849年欧洲革命)。 威廉·李卜壳内西提到恩格斯讨论匈牙利的文章被认为是“出于匈牙利军队某高级指挥官之手”。3无独有偶,十年后,当恩格斯所写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与《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在柏林匿名出版时,这些著作被认为是出自一些不想被曝光的普鲁士军官之手。4 恩格斯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并非仅仅出于个人的爱好。他之所以深入研究军事问题的各个方面,是因为他受到了某种动机的鼓舞,即决心服务他们自认归属的工人阶级。正是这种动机激励了马克思极尽所能地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准备了批判的武器5,而恩格斯则致力于对武器的批判。 1850年末,恩格斯开始定居在曼彻斯特。此后他埋头于系统性的阅读,进而对军事战略与军事史都有了比较精深的了解。在做学术上的准备工作时,恩格斯始终坚持锻炼自己的体格,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到来时能够重返战场。在恩格斯64岁那年,即马克思去世一年半后,他在信中向一位担心他身体近况的通信人说明自己能够还可以骑马与服兵役。6在恩格斯去世后,威廉·李卜克内西宣称:“如果在恩格斯在世时,又再次遇到一场新的革命,他将会是我们的卡诺,是引领我们走向胜利的军队组织者,是我们的军事头脑。”7恩格斯曾经向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层称呼自己是“党的总司令部的代表”。8 但恩格斯无缘于实现这一“荣耀加身的成就”。他从未有机会实践他设想的军事计划:包括他在1849年作为新手时制订的计划,以及当22年后他成为公认的军事专家后,据说是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量身打造的、用于抗击普鲁士军队入侵巴黎的军事方案。他将自己精深的军事学问用于分析自己亲历的半世纪里头的大多数战争。恩格斯在伦敦报纸《派尔·麦尔新闻》(Pall Mall Gazette)上发表的关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公众与军事专家们的强烈兴趣(尽管他未能在战场上亲自检验自己的观点)——他也因此被马克思一家热情地称为“将军”。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分之一岁月里,恩格斯在自己的圈子里始终被保留着“将军”的称号。 军事理论家20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在对战争技艺与战争史感兴趣的圈子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作为军事理论家的声誉得到了坚定的认可。然而,这种声誉所依据的理由并非总是合理的。例如一些人看到了苏联军事教条经常表白一些用来粉饰自身的信念,便想证明恩格斯的思想是苏联军事教条的先声。话说回来,要想严肃地研究战略的发展,就无法绕开恩格斯。从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e)的经典著作9(其中由西格蒙德·诺伊曼(Sigmund Neumann)10负责的一章专门研究马恩,尤其是恩格斯)到新近出版的杰哈德·沙利安(Gérard Chalian)的长篇文集11,再到以色列上校与教授杰胡达·沃拉克(Jehuda Wallach)的著作12,恩格斯的思想贡献获得了认可。 杰胡达·沃拉克将恩格斯的革命战争理论与风格更为传统的军事论著区分开来。作为这两方面的专家,沃拉克言简意赅地评价了恩格斯的军事论著: “恩格斯重要的军事著述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完整的研究,这些著述涉及到战争科学的方方面面。恩格斯探讨了组织与武器、工业革命时期战争技艺的发展、国际政治的军事观点、战略与策略、将军的指挥与素质等问题。他同样地对战争的未来发展作过一些预言(并且在‘一战’经受住了应验)。在许多问题上,恩格斯比老兵们的见识还要精明。” “恩格斯在讨论西欧与西南欧军事形势的匿名文章中,起草了一个军事计划。这个计划可谓是四十五年后的德国‘施里芬计划’的蓝本。恩格斯证明了为何一旦德国在与法国的战争中采取这样一种计划,必然会遭遇失败。他精准地预测了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持续时间、损失规模与结束条件。”13 对于熟悉恩格斯卷帙浩繁的著述里头的军事研究的人而言,恩格斯是19世纪无可争议的杰出战争理论家之一。在研究恩格斯生活年代的军事史时,无法不参考他的军事研究成果。然而,在当前这个时代,在制订战略时,无论是对于一般的战争学说还是专门的革命战争学说,恩格斯的军事研究成果是否仍有参考意义呢?人们尚未能非常肯定。恩格斯与他崇敬的克劳塞维茨一样,并不是要创建一种完备的、无所不包的战争学说,仅是要评论战争与实际形势在具体条件下的发展。14 既然恩格斯经常强调军事技术的狂飙式发展(一些武器“在投入使用前就已经过时了”15),他又怎么可能会想着建立任何系统化的军事学说呢? 在思考战争时,恩格斯主要关注的不是他提出的有针对性的军事建议(哪怕是关于“革命战争”),而是他对工人运动关键问题的探讨。这些关键问题包括:对非革命战争的态度、战争与革命的联系、不通过战争来赢得革命的战略可行性。用雷蒙·阿伦的话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强国之间的直接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也不怎么受欢迎。因此,作为战争理论家与社会主义革命战略家的恩格斯提出的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仍未过时。正如下文将要简短地表明的:恩格斯关于战争与革命的观点,不仅预示了人们在20世纪要处理的问题,还有可能关乎到我们今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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