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到了图穷匕现时

人民万岁

    反共“精英”们说，中国的一切灾难都是闹共产闹的。如果不闹共产党或毛泽东取得政权就搞私有制，中国早肥成另一个美国了。实际恰恰相反，如果中国不闹共产党或毛泽东1949年搞了私有制，中国早垮了。中国的公有制是历史逼出来的。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到二十一条到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到南京大屠杀，眼看着中国要亡，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生存危机而奋起参加救国。但救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渐渐地人们从无数失败中发现：只要当官的有私产，救国准失败——只要有私产，绝大多数当官的主要心思必放在自家私产上，必或多或少用权往自家搂。只要主要目标是谋私发财，很快就能发觉救国不如卖国合算：敌人太强大了，搞救国必倾家荡产，当了官再卖国却很容易大发横财。一旦算过来这个帐，当官的说叛变就叛变了。上行下效，只要当官的带头捞，下边立刻群起效仿，队伍立刻没法带，各怀鬼胎，稍有困难挫折立刻土崩瓦解自顾自。只有豁出去不要私产、认同公有制的才坚持得下去——岳飞知道要救国反侵略就必须“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知道归知道，就是做不到——个人做得到，别人做不到；少数人做得到，多数人做不到；你做得到，你的上司、部属、亲朋好友们做不到，谁这么做谁就在体制内落不是、落埋怨、被暗算。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公有制才使整个系统内绝大多数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公有制。连蒋介石都承认这一点：1949年6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细数共产党七大优点，并将“干部不准有私产”作为特别标注。蒋介石一辈子不知分化瓦解收买收拾掉多少军阀政客反对党，他心里最有数：如果没有“干部不准有私产”这一条，又穷又土的共产党根本不是对手，再来几个也早被搞垮了——只要准许干部有私产，共产党立刻就不再是共产党，而不过是一股名曰“共产党”的军阀土匪。决定是军阀土匪还是共产党的根本不是名字，而是立党为公还是谋私。只要干部有私产，那其真正追求的目标就是谋私。当官的只要谋私马上就有死穴：诱之以利就能收买，胁之以害就能逼其就范。只要准许当官的谋私，马上就使当兵的感到受了愚弄：闹了半天，让我们流血牺牲原来只是为你当官的自己发财。凭什么？要发财老子自己直接发，凭什么给你卖命？就凭这就能让这个党从本质上立刻变成又一股军阀土匪，上上下下立刻离心离德，整个体系立刻不堪一击，轻而易举就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都说蒋介石是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但如果不是公有制，这个“运输大队长”就当不成——允许有私产，即便有缴获也一下子就会被当官的卖了换钱入自己腰包，怎么可能原封不动供共产党打天下用？李自成没有“干部不准有私产”这一条，胜利之后立刻按权分配大抢特抢，闹得军心涣散人心俱失，迅速土崩瓦解。国民党没有“干部不准有私产”这一条，抗战胜利之后“接收大员”个个成了“劫收大员”，同样按权分配大抢特抢，同样闹得军心涣散人心俱失，迅速土崩瓦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7月30日在给杜鲁门的信里说：“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如果毛泽东1949年搞了私有制，共产党一下子就会变成李自成，变成国民党的“劫收大员”，同样按权分配大抢特抢，同样闹得军心涣散人心俱失。中国的那点底子还不够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刘宗敏们分赃的，还拿什么搞经济建设工业化？早分崩离析了——就算上了“两弹一星”之类项目也必定从上到下层层中饱私囊，最后除了一堆豆腐渣之外什么结果也不会剩下。

　　毛泽东坚持了公有制，使中国得以奠定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搞出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现代化国防体系，使中国从任人宰割变为独立自主。这使国家和人民受益无穷，却毁了混入共产党内掌了权、朝思暮想象李自成、国民党“劫收大员”那样用权大抢特抢大捞特捞的人的发财梦。他们当然因此对毛泽东恨入骨髓。等毛泽东一逝世，他们就迫不及待要搞梦寐以求的“以权抢劫”，只是面对深入人心的公有制一时不知如何下手。“改革精英”们看准了他们的心思，不失时机地跳出来献计献策献殷勤——想用权力给自己搂钱？那就得突破公有制，打破“干部不准有私产”的底线。怎么突破？先用“彻底否定文革”给“干部不准有私产”扣上“极左”、“僵化”、“教条”等罪名，再用“发展是硬道理”、“先富起来”把所有的人都拉下水——人人为自己，个个都去捞，发财人人有份，公平吧？谁也别说谁了吧？依靠“先富起来”的烟幕为掩护，终于突破了“干部不准有私产”的底线。然而等突破了这一底线之后人们才发现“先富带后富”的天花乱坠纯粹是胡说八道。说是“先富起来”，实际上是“谁有权谁富起来”——持权抢劫，谁有权谁才抢得着财富，权大大抢，权小小抢，没权的只能挨抢——即便暂时侥幸捞了点汤汤水水，那也是“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眼下故意放你一马，迟早让你连本带利全吐出来。比如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让许多农民一开始确实得了点甜头。但这点好处没多久就被飞涨的各种费用、强制征地、价格操纵等等压榨得一干二净。“改开精英”们“先富带后富”之类信誓旦旦不过是大流氓骗小姑娘上床时的花言巧语：“我保证不碰你”、“我保证不进去”、“我保证就这一下”、“我保证到此为止”、“我保证不弄疼你”、“我保证一辈子对你负责”……等得了手了，所有“保证”也无影无踪了。当然，新的“保证”又来了——“改革精英”们的“改革理论”总是随着持权抢劫日益深入、贫富剧烈分化、社会不公平日益严重、人们的疑惑越来越大而接二连三“与时俱进”：“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科学发展”、“可持续剥削”、“稳定压倒一切”、“毛泽东思想破坏和谐、影响稳定，不包括在特色理论中”……

　　尽管“改开”的一切花丽胡捎令人眼花缭乱，其实贯穿始终的核心就一条：持权抢劫。只要用“持权抢劫”的尺子一衡量，三十多年来的一切立刻一目了然：一切以权力为中心，靠权力发财，靠权力掠夺，靠权力生存，一切围绕着权力，一切离不开用权力掠夺财富。“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们没有一个能不靠权力发财，没有一个能不靠权力维持运转。整个这场“改开”说白了就是历史上李自成进京、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劫收大员”们按权分配、持权抢劫的历史再现。

　　《西游记》里花果山上的群猴第一次进水廉洞时曾有一番大抢：“一个个抢盆夺碗，占灶争床，搬过来，移过去，正是猴性顽劣，再无一个宁时，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劫收大员”的抢劫水平比花果山的猴子们自然高级得多：“大官大捞，小官小捞，无官不捞”、“三洋开泰”（开洋荤、发洋财、出洋相）、“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失地收复，人心丧尽”……然而所有这些抢劫跟“改开”的持权抢劫相比简直望尘莫及——你能“几十年如一日”地抢劫吗？你能一抢成百上千亿吗？你有让十几亿中国人举国为奴、给国际垄断资本白打工、换取今日“南宋小朝庭”偏安一隅这种抢劫国家的本事吗？

　　要说“改开”的真正“成果”，那就是通过持权抢劫在中国重新造就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精辟描述了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人民万岁

今年以来，杀气腾腾的反共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既有“公知群殴吴法天”这样直接了当宣布共产党政权是“伪公权”的明目张胆赤裸裸，也有“辛子陵致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人”那样以“救党”的名义循循善诱地劝告共产党自我了断的甜言蜜语假腥腥：“改革苏维埃体制，不仅是救国，而且是救党。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现在是全党大醒悟，废除党国体制的时候了”、“把毛泽东盗走的军权还给国家，实行军队国家化”、“不设党的军委”、“台湾政党将赴大陆参选大中华区国家总统、内阁总理等职位”、“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融入世界民主潮流”……如今反共舆论已经猖狂到连教育小学生“听党的话”、“跟党走”都不能容忍的地步——刘亚伟：“这（教育小学生‘听党的话’、‘跟党走’）算不算‘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现政治目的’？这种做法‘道德’吗？”……

　　据悉，在《炎黄春秋》2012年4月5日召开的有关薄熙来事件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的座谈会上，几乎人人认为中国已在大变的前夕，人心思变，现今的“维稳”局面已维持不下去了。杨继绳说中国现在处于大变革前夕，民间怨声载道，只待有人登高一呼。今天和一九六六年相比，执政党各级领导人的腐败程度严重得多，特权也严重得多。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散发的臭气，弥漫污染著整个社会，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杨继绳还说：“毛泽东逝世三十六年了，可能这两句话（“打到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今天还有号召力。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回应的人一定不会少。”陆定一的儿子、APEC亚洲院士陆德说，中国经济转型喊了二十年转不过来，当前的问题越积越多越严重，不励志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可能会面临一场革命。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现在的形势有点像文革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需要变了。《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说，现在，所有的人都希望变。

　　把这一切跟今年以来随着“宁要微词，不要危机”而来的一连串杀气腾腾一联系就能明白：一个时代要结束，一个时代要来临。一个时代要结束——“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共产党的名义反共”；一个时代要来临——“打右灯向右拐”、“能做更能说”、“改旗易帜”、“明目张胆公然铲共”。说白了就是到了图穷匕首现的时候了，“普世精英”们要公开地、正式地变天了。

　　荆轲刺秦王，匕首用地图包着，不到紧要关头不亮出来；“精英”灭共党，“反共”用“改开”包着，同样不到紧要关头不亮出来。荆轲刺秦王，一开始恭顺之极，对秦王是想什么就给你什么——又是地图又是秦王仇人的脑袋的，无微不至地“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对秦朝官员是到处送礼广结人缘：“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到了堂下则满面春风一脸谄媚：“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直到“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的那一刹那，满面堆笑才突然变成了满脸狰狞，百依百顺才突然变成了杀气腾腾，此时的面目才是真面目——“欲知真面目，需到图穷时”。反过来也一样：“但到图穷时，便知真面目”。“精英”用“改开”反共，一开始也是恭顺之极，一副处处替你共产党的官们着想的样子：阶级消灭了，没有阶级斗争了。共产党不能靠阶级斗争吃饭了，那您今后靠什么继续执政、靠什么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呢？只有一个办法：大大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也是无微不至地“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到处送礼广结人缘：“先富起来”、“MBO”、“代表先进生产力”；也是满面春风一脸谄媚：“腐败是次优选择”、“不争论”、“宽容不规范”……直到中国社会矛盾极端激化、民怨民愤一触即发、“精英”们判定私有化已成气候、自己已羽翼丰满、公开反共胜券在握时机成熟了，以“改开”的名义上演了三十多年的“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现代版“荆轲刺秦王”（不，“‘改开’灭共党”）的文明戏到了“图穷而匕首见”的地步，于是满面堆笑突然变成了满脸狰狞，百依百顺突然变成了杀气腾腾，此时的面目才是真面目——“欲知真面目，需到反共时”。反过来也一样：“但到反共时，便知真面目”。于是就有了这一切排山倒海铺天盖地的杀气腾腾——发动“政改”政变、“改旗易帜”、取缔“伪公权”、“铲除共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