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 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

赤色飞蛾

杨小凯

共产党语系的阴影

　　看到最近在《九十年代》和《开放》杂志上刊出的郑义关于文革的文章和《中国之春》最近刊出的关于文革中的"道县事件"的文章，发觉中国人对文革的看法至今仍在共产党的观念专政下，深受共产党关于文革的政治宣传的误导。我特别欣赏苏炜关于打破共产党"话语系统"的观点。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批评共产党的人，甚至是不少香港和海外作者的意识形态和辞典都没有跳出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和意识形态专政的阴影。郑义对广西文革中大屠杀中人食人的惨剧的政治背景作了非常有趣的回避。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广西的大屠杀是保守派"联指"在军区和地方新政权支持下杀造反派"四.二二"。而湖南发生的杀死数千人的道县事件也是湖南省当时有周恩来直接支持的保守派组织"红联"杀出身不好的人和造反派。这本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但在文章中，却被作者们有意回避。而我们一般听到的故事却与共产党的宣传一致："文革"是造反派"杀人放火"。

　　这种故意回避起的效果与欺骗和弥天大谎一样。我在《中国之春》发表的我的"囹圄中的精灵"中的一章"复旧和斩草除根"（发表时误印成"复仇和斩草除根"）的几个关键印刷错误说明了这种弥天大谎的深广影响。我在文中用两个道县事件的活证人的故事说明道县的大屠杀是湖南的保守派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得势时，为了防止在大城市里得势的造反派（他们中很多是出身不好或与共产党有隙的人）与农村里出身不好的人合流推翻他们的"红色政权"，由保守派组织"红联"动员共产党和骨干分子成立贫下中农法庭，对出身不好的人进行家族灭绝性的大屠杀。而在

　　《中国之春》发表时，却误为"造反派在道县杀人"。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政治冲突

　　当时这件事之所以被人知道，是因为林彪和毛泽东支持城里的造反派，与支持"红联"的周恩来有政治冲突，所以林彪以此事发难，攻击周恩来支持的在"二月逆流"中成立的"红联"。林彪的四十七军在湖南夺了"红联"和湖南军区的权后，曾一度支持调查道县事件，而一九七二年林彪垮台，周恩来势力复旧后，对道县事件的调查又再度受阻。文革后，"红联"的势力成了"反极左路线"的正确路线，所以道县事件的调查更无法深入下去了。

　　广西的情况更加复杂。由于周恩来派与毛泽东对韦国清的态度表面上没有大冲突，特别在一九六九年时，毛、林、周已取得共识，要停止文革中的结社自由状态，把所有非官方的造反派组织镇压下去，所以广西大屠杀是保守派在整个中共的支持下，以军队为靠山，屠杀造反派。文革后，造反派成了"极左路线"，自然没有人为被杀害的人说话。

　　文革中的造反派也都不再承认自己是造反派。例如有名的造反派何维凌，陈一咨，文革中都是利用中央文革反迫害的口号，与保守派唱对台戏的人物，文革后，他们都摇身一变，成了反极左路线的人物了。他们这样改变立场有其理由，但是，他们没有必要为文革中利用中央文革与周恩来的矛盾造反而自惭。他们那时的造反行为实在是保守派政治迫害逼出来的。

　　有名的研究文革的学者陈佩华曾撰文分析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文革后会如此一致地认同官方对文革的歪曲宣传，昧着良心指鹿为马。陈佩华特别反对巴金的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她争辩道，目前中国人对文革的话语系统完全受官方宣传的操纵和误导，一旦建立文革纪念馆，整个话语系统无异于"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的局面，而建纪念馆会把官方对文革的解释更加固定化，合法化。所以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独立于官方话语系统的对文革的反思。

马列托主义者

看了杨小凯的文章，还是那句话，文革是没有章法的混乱，是官僚主义的
举棋不定（包括毛），朝令夕改。
应该先制定宪法，违背宪法的就是反革命，就是这么简单，并且宪法必须民主产生并绝对多数可以修宪，任何人的一时一地的话不能作为运动的根据，只有宪法方是根据。

马列托主义者

这个什么角的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

解廌角

我在另一处跟帖中还谈到，已故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始终自称是毛主席的学生并以此为荣。他执政的基点就是抑制特权阶层、保护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在执政期间也始终遇到权贵阶层的拼死进攻，但是，他采用“全民投票”的方式获得了胜利。所以我说，“学生”有时可以超过“老师”啊，呵呵。查韦斯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话又说回来，毛主席当时在北京连发篇文章都发不了，北京都已经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使想采取“全民投票”的现代方式，恐怕也根本无法付诸实施。

解廌角

毛主席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且没有解决的问题，将是今后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者们需要努力探索解决的问题。共产主义实现的前提，一是人们觉悟空前提高（怎么提高？），二是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贪欲无止境怎么办？），除此之外，最关键的还是，在社会主义阶段随时变修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解廌角

呵呵，发现问题容易，解决问题难。如我在别处跟帖谈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两个缺陷，一是没有充分认识人的自私性和贪婪性，指望人们自觉地为全民的事业尽力，因而缺乏对于社会主义阶段关于“责任”机制和“奖惩”机制的构想，使得人们出工不出力；二是没有解决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权力的制约问题。
理论是灰涩的，而生活之树常青。马克思已经够伟大了，他的理论让很多国家的无产者风光了一阵。但是，其理论体系的缺陷必然在实践中显露出来。
毛主席发现了问题所在，针对第一点，他号召全国学雷锋，全民“斗私”，针对第二点，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全民“批修”。可以说，“斗私批修”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髓。但是，效果呢？大家已经都看到了。

三十而立

解廌角 发表于 2013-8-16 21:58
支持！坦白地说，文革期间我还只是个“红小兵”，但是也体验到了文革阶段性的风云变幻带来的喜怒哀乐，本来 ...

楼上说的很好。文章写的很好。那提个问题：既然文革不是个对特权派监督的好办法，那有什么好办法？

解廌角

支持！坦白地说，文革期间我还只是个“红小兵”，但是也体验到了文革阶段性的风云变幻带来的喜怒哀乐，本来一直以为自己始终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现在研究了很多的资料，才发现自己及家庭在文革期间属于地地道道的保守派，而另一派（以文革小组为核心）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如果把文革期间定义为十年的话，造反派得势的时期不过才两年。现在回头来看，不得不佩服特权派们搞“民运”的策略手段，特别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超谋略。
文革的历史证明，对付特权阶层不适合采用文革的方式。

赤色飞蛾

　政治秩序比生产力发展更重要



　　今天再谈文革，不是想翻旧账，而是提醒中国知识分子，要摆脱共产党那一套话语系统，如"极左路线"，"拨乱反正"，"十年浩劫"等等。有不少香港人对这种劝说无兴趣，而对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十分欣赏。但我却不敢苛同。要知道，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八大时是个比邓小平还彻底的唯生产论者。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就有非常彻底的唯生产力论。但一见他犯了错误，或上层内部产生政治危机，他们就不再提唯生产力了。



　　从中国孔子的学说到当代政治学都指出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比生产力发展的确更重要。英国的发达是因为自光荣革命建立代议制、两党制，内阁制后三百多年没有政治动乱，美国的发达也是因为她有民主制度保证其二百年长治久安。中国要有二百年不断政治动荡而中断，不要任何政治家去强调经济为中心，经济一定会世界第一的。但政治不动荡非有结社自由，政党自由，自由选举这一套民主制度不可。从这里而言，唯生产力论是极端错误的。而建立一个公正和禁止任何政治迫害的法治和民主的社会才是长治久安和经济发达的根本大计。



　　造反派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讲了那么多造反派的好话，我必须承认，造反派与其他人一样，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现在轮到我来讲造反派的坏话。造反派中的活跃分子据不少文革史专家研究，大多患有革命欢快症。他们中不少人是在秩序面前嫉妒权威，在动乱面前留恋秩序。一旦革命暴发，他们的形态就象一个初尝性爱的少女，全不顾日后分娩的痛苦。刘邓路线一九六二年后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对他们而言，似乎远不如毛泽东一九六六年给他们的结社自由更重要。为了结社自由带来的权力满足感，他们可以不惜毁灭整个社会秩序。



　　从这个角度而言，保守派中虽大多是些唯唯诺诺没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对秩序和既有权威的尊重的确有着可贵的价值。如果你看不出这种价值，你就去仔细研读一下日本和德国的近代史吧，在这两个民族中，正是这种保守主义，对权威和等级秩序的尊重，使这两个国家至少在经济上比法国（他们大多是有革命欢快症的人）更大的成就。我自己对造反派的反思可以写本书，但是这种反思最有意思的是对革命的反思。文化革命第二阶段虽然暴发了毛泽东并不能完全控制的革命，但这革命却象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大革命一样，其丑无比。对于我们这些当时被革命欢快症感染的造反派，革命的确看似象盛大节日，小偷都成了圣人。但这个革命却充满着残暴，混乱，互相残杀，和黑暗。



　　我们可以用一种诚实的态度来反省革命，但是，我却不能接受中共官方那种以迫害造反派为基础的反思文革。从我对革命的反思，我有几点最重要的心得。第一点是，共产党的秩序比革命中的无秩序更可怕。第二点是，共产党的系统的政治迫害在有秩序时会被人们故意地伪装遗忘，人们不再相信儒家的恕道和保护弱者的原则，而是群起欺侮迫害者。因为共产党的秩序是对连不迫害被迫害者的旁观者也要歧视的。但人们并没有真的忘记这种迫害，所以一旦政治控制放松，被迫害者就会混合着革命欢快症一下突然暴发出来。当"六.四"的学生说他们是和平非暴力时，他们并不明白，一旦革命真的暴发，其后果可能是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



　　共产党的反对派在帮共产党开阀门



　　从这个角度而言，目前共产党的反对派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开阀门，把这种革命的潜力慢慢放掉，使社会能较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政治开放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主张反对派应提出一个诉求：通过人身保护法或人权法案，使四十年来受过政治迫害的一切人都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伸张正义，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要只提六四的问题，或只提文革知识分子问题。而要包括所有土改，镇反，清查五.一六等一切运动中的人权问题。对实行政治迫害的人，应该象纽伦堡法庭一样，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这条法律应该对所有人都一样，不管他是文革初的红卫兵，文革中期的造反派，或一九五零年的土改干部。

我特别希望大陆的文人们在反省文革时不但注意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而且特别注意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在文革前和文革第一阶段和文革第三阶段中实施的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



　　最后一点是针对反对派的。反对派不要以为真理全在自己手里，共产党的保守派也是有部分真理的，他们也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反对派要作好和保守派平等竞争的准备。不要象共产党批文革一样，把一派讲成绝对正确，而把另一派讲成妖魔鬼怪，十恶不赦。

赤色飞蛾

结社自由比言论自由重要得多

　　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一种被称为"新思潮"的非官方意识形态发展的背景。这种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人物，大学中的"极左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站的人物，武汉三钢派中的北斗星学社，山东鲁大主义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组"，湖南省无联等等。这些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虽还没完全摆脱中共意识形态垄断权的阴影，但他们宣称中国的政体不民主，形成了特权阶层。山东十月革命小组一位人物指出"炮打司令部"应该形成一种制度，群众组织应该容许反对司令部，不论其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新思潮的发展说明，只要结社自由成了事实，思想和言论自由就不可扼止。如果不是中共一九六八年用残酷的暴力把造反派镇压下去，自由的思想就会从自由的结社发展出来。

　　所以我与胡平强调的不一样。我认为结社和政党自由比言论自由重要得多。一旦结社自由，就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有了一个独立于共产党而共产党又吃不下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专制政治就不可能存在了。文革中造反派中的同乡知青造反组织和合同工组织是最具独立色彩的。以湖南为例，湖南一九四九年前，很多人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中任要职，有不少名门望族，文革前这些人的子女都因成份不好考不上高中和大学，被迫下乡。他们是一群对共产党丢掉了幻想，了解社会，又有能力的人。他们文革中回城造反，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大多参加了省无联）。这些知青创造了最早的伤痕文学。并排成话剧在长沙演出。我看了其中的一个，剧名是"姐姐你别哭"，讲的是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女儿，如何受共产党欺骗，在考试落第后下农村，如何被贫下中农欺侮的故事。那是个极其动人和令人伤感的故事，看戏的人无一不落泪。

　　我的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文革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见得比文革中的造反派更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一九六七年中国的确是发生了一场革命，过去耀武扬威的当权派一九六七年一月后都成了平民，象其他老百姓一样提着浆糊桶在大街上贴大字报。而过去无权无势的人却可以通过他们的造反派组织，叱诧风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初期被打成小邓拓，黑帮的人在文革第二阶段大多参加了造反派，要求当局和保守派为他们在文革第一阶段所受的迫害平反。湖南省无联的教师联合会和文艺界红色造反团的成员就大多是文革第一阶段受迫害的知识分子。

　　我认识的一位的右派朋友，文革后遇到我时大批极左路线，但一九六七年夏天，

　　我遇到他时，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林彪刚有个讲话，说"分路线是非不看出身，而看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迫害是否立场坚定"。这位右派医生一九六七年与丈夫跳河自杀未死(她丈夫已死去)。文革第一阶段受尽保守派羞辱，第二阶段中参加造反派，反迫害，闹翻案。如果这些人真有独立人格，他们应该敢于站出来道出真象：在文革第二阶段他们曾经利用刘邓与毛林的矛盾反迫害和造反。当然那时右派造反都是打着江青的旗号，因为江青有一个"不但要批判七十天，（"五一六"通知至八届三中全会）的刘邓路线，还要批判十七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

　　的刘邓路线"的讲话，右派们就以此讲话为大旗，向十七年的"反动路线开火"。

　　政治从来就是相互利用

　　有人说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受人利用的。但政治中从来是互相利用的，毛泽东利用了造反派，而邓小平会说，造反派中的"坏人"利用了毛泽东。我在《中春》连载的我的回忆录中就用真人真事说明了，当时的确有不少有头脑的右派在自觉地利用造反派。他们不比现在一些自以为头脑清楚的人笨，他们一直在有意利用造反派反对共产党，但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人们没觉悟，而是因为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反对当权派，使造反派从自己利益出发愿意与毛泽东联手刘邓代表的共产党 。

　　如果你将大陆今天那些自由派人士打着邓小平的招牌反对共产党顽固派的行为与文革打着毛泽东旗号的造反派相比，他们的独立性（或不独立性）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就以"六四"事件中的学生而言，如果他们没有利用赵紫阳同情和让宣传工具自由化，学生运动也根本不可能搞得那么大。学生运动搞大很大程度上是市民在报纸报道赵紫阳肯定学运后，才真正发生的。"被人利用"这是一种典型的共产党套话，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

　　一九六九年，军队把造反派用武力镇压下去，以此战备为借口，把所有自由结社都取缔，然后通过"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军队和保守派联手发动的运动，用残酷的屠杀，才结束了革命和无政府状态，重建了共产党的秩序。这两个运动中共产党杀人无数，特别是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凡是造过反甚至只是同情造反的人都受到残酷迫害，西方研究文革史的，有人估计那次运动死了一二百万人。

　　而人们今天所说的十年文革浩劫中的大多数悲惨故事是发生在保守派和军队当权派的这第三阶段。而其中令人发指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发动，而以周恩来为主要元凶。他自己一九七四年就不得不承认，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死人那么多，他应负主要责任。

　　而文革后，"清查五.一六"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所有的政治运动都被否定，唯独这个运动不能否定。很多我的造反派朋友都愤愤不平地说，这个运动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这个运动不否定，他们死不暝目。"清查五.一六运动"之所以不能否定，是因为周恩来是元凶，也因为清查五.一六被迫害的人在文革后的清三种人运动(实际上是清造反派运动)中又成了被迫害的对象，很多人再次被判刑。

　　我在这里讲的不少观点，已由大陆著名不同政见者刘国凯在其杰出文章"论文化革命"中表达过。他在文中气愤的问道，造反派绝大多数在文革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害，不少人家迫人亡，而今天在官方的文革史中，造反派都是迫害人的人，而那些文革前，文革后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犯人却在文革后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世上还有比这更不公正的世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