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第三次大革命,本次温润而广泛的革命之所以在初期获得成功,亦因为拥有足够的青年。 改革之初,庞大的青年人,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前进动力。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为青年人寻找出路的共识,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巨手。我记得读小学和中学时代,成千上万同村的哥哥姐姐们出外打工,而少数幸运又勤奋的哥哥姐姐,则挤过了高考的独木桥,成为当时令人羡慕的“国家的人”。 而在社会和家庭组织上,当时的中国人口结构,亦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资源。改革后,科技的进步,是以青年人知识文化的提高为前提的,而足够的青年中产生的精英,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亦是当今的主力。除了在政治领域外, 社会的绝大多数组织的运转,生产,创造,都是以青年人为主力的,社会主流力量与精英的年轻化,决定了国家的战略高度。 在低端领域,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亦有赖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大量的劳动力来源,有赖于数量庞大的青年。以农村为例,改革早期和中期,大量的农民青年成为产业青年,具体的家庭分工如下,家中兄弟姐妹平均大约3人,一人在家务农兼帮父母料理家务,早日成家,其余兄弟姐妹在外无后顾之忧,或者,兄弟姐妹各自外出,但是均摊费用,帮助父母建立家业。如此,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才富有活力。形成中国早期家庭中著名的“逢三抽一”惯例。 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亿万青年的热血与汗水,竞成今日之功,中国跃升为全国第二大经济大国,完成了初步崛起。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中国不复为少年之国。 从建国至改革之初,中国的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至1996年,中国的平均年龄突破30岁,至2008年突破35岁,至2022年,中国平均年龄,即将达到40岁,而至2050年,中国平均年龄将达50岁,成为世界平均年龄最高的国家,老龄人口总数将达4亿以上,成为名副其实世界第一老人之国。 百年前,梁启超在其雄文《少年中国说》中,将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社会,与以老年人为主体的社会作了详尽的对比,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由此缺少活力和勇气,整个国家变成孬种之国,缺乏血性。同时,老化的人口,由于精力的限制,亦出现智慧退化,则整个民族,智慧与勇气俱亡,变为毫无希望的死亡之国。 举国为少年,则国家前途无量,举国为老人,则衰亡可待。 近日,人民日报罕见地撰文,称80后一代暮气沉沉,精神早衰。而年轻人的早衰,则是对整个社会活力衰退的警示。 未来时代,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彻底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而这场宏大的改革,无异于中国的第四次革命。庞大的青年人口,富有活力与勇气的民族精神,亦是中国四次革命的力量之源。 日本三次革命可为中国借鉴,近代以来,日本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20世纪中的宪政改革,均基本成功,但是,20世纪后期至今的第三次社会革命,却至今未能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青年人口过少,在经济上,要拉动消费,鼓励创造,在政治上,还要打破老人政治,世家政治,均非足够的青年不可为,所以,代表青年势力的鸠山由纪夫纵使一时崛起,但日本的主流社会并不为青年人所把持,就是投票,青年人也投不过老人。鸠山改革很快被绞杀,难成大器。 中国的未来改革,能否打破日本式的宿命? 一个可怕的景象是,纵使未来中国实现了一人一票式的民主,青年不足,老人满街,以票数论英雄,老人也足以将青年投死,任何改革,都难以推动,直到将整个社会耗死,成为溃败的民族。 在创新能力方面,青年人普遍胜过老人。在多数行业的事业曲线中,青年时期,都胜过老年时期。但是,无论在财富领域,还是社会地位领域,年长者都拥有比年轻者更有利的优势,毕竟财富和名望,权力等,都需要积累。 如果一个社会形成了先来者独占乃至阻止后来者的机制,则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都将丧失,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人民日报称80后暮气沉沉,一个很大原因,即是当下的青年,机会被老人集团剥夺。 不仅仅是五四,在任何时候,青年都应成为社会的中坚,这个国家才有锐气与血性,生机与活力,虽寒冬亦如仲夏,否则,虽处春夏,亦是寒意逼人,死气沉沉,国家外表强大,实则危机四伏,柔弱如草。 由此,中国要找到未来,必造就恢弘雄厚之国家资本,即活力无限的青年阶层,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由此,废计生,兴中国,乃未来大势所趋,播种儿童,收获青年。为未来计,中国应尽早开放生育,彻底摆脱老人势力,不可自废后代,自残民族,自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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