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习近平提出取消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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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腐党伪共图穷匕见的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丑态毕露！

此后尤其是在习近平提出两个不否定之后，这个179决议案就被主流媒体消音，原因是习近平要拉拢国内现存左派跟欺骗所有毛泽东思想跟随者，这是邓腐党伪共战术上的运用，而其否定及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战略大局不变。

有人说这是辛子陵造的谣言，这不可能！因为辛子陵可以造谣毁谤已经逝去的毛主席跟江青等，但他有天大的胆也不敢造还活着的，跟他同一个意识形态的习近平跟吴邦国的谣言。

ahjoe

续前3


   大跃进中在四川任职并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和候补中委于克书，1962年6月份到北京参加共青团三中全会。于克书给中央写过匿名信反映四川饿死人的严重问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通过胡耀邦把廖于找去了解四川饿死人的情况。入座以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的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1000万。这只是从文件上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0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二百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去就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县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6]

   这个“折叠式本子”就是中央饿死人的底帐。现在就是要追查这个“折叠式本子”的下落。据主编说，没让编写人员查阅饿死人的历史档案，表白编写人员的苦衷。由此读者可以知道，党史2卷离历史真相，离真正的实事求是，还有多远！在此我忠告某些领导人，饿死人的事情你们没有历史欠账，如果你们把饿死人的档案销毁了，你们的错误可就大了，就把自己粘在这个历史耻辱柱上了。
   
   高：这么说在评毛问题上，党史2卷没有尺寸推进？
   
   辛：比起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确实没有推进，没有突破。编著者声言就是要在这个框框里写历史。邓小平1993年1月15日的讲话主要精神是要突破这个框框。这不能责难编著者。不执行邓小平指示的是上头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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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7 发表）

ahjoe

续前2

  高：党史2卷强调党的集体领导，错误大家有份，不追究毛泽东个人的责任。
   
   辛：毛当一把手时有集体领导吗？他尊重多数的意见吗？常委议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跟他意见不一致，每次都得迁就他的错误意见，不迁就不行。庐山会议他要把彭德怀打成反党分子，周恩来、朱德不同意，他说他要找红军去，拿分裂来要挟。朱总发言为彭说情，说大家一起出生入死几十年，不要就此分手。毛把脚抬过茶几，用手去抓他的布鞋，讽刺朱德隔靴搔痒。弄的朱德脸一红，停止了发言。毛是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流氓政治家，一切错误的、荒唐的、倒行逆施的意见，大家都得通过。所以不能用中央通过的事为他解脱。
   
   毛泽东建国后的的主要错误是：
   
   一、一个人推翻了七届二中全会形成的实行15-20年新民主主义的建国路线，强行停止新民主主义建国进程，1953年开始了“三大改造”，动摇和消灭私有制。
   
   二、一个人推翻了八大务实的经济建设路线，把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强加于全党，1958年强制推行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造成经济大破坏，饿死37558000人。
   
   三、一个人以秦始皇自居，以“焚书坑儒”为乐，1957年策划阴谋，先是动员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帮党整风，向党提意见，言者无罪，后又以言定罪，将55万爱国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四、一个人发起个人崇拜，巩固终身制的执政地位，以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名义，通过“文化大革命”，消灭和打击党内民主派，改变民主共和国的性质，重用自己的亲属，建立家天下。
   
   五、一个人公然违背宪法，发动“文化大革命”，停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国务活动达十年之久，操纵红卫兵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以私刑将其关押迫害致死；将共和国元帅彭德怀、贺龙，政治局常委陶铸关押迫害致死。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4]
   
   毛泽东这五条严重错误，别人是无法替他分担的。文革中的宣传口径：错在全党，只有领袖是完人，那当然不行；党史2卷的写法：错在全党，领袖跟着有点错，这也不行。如果错误是100000000（1亿），毛泽东是前面那个1，全党是后面那8个0。毫无疑问，每个0都加重放大了错误，但都是因为有那个1而加重放大的；没有那个1，就没有全党的错误。
   
   高：编写组好像也有难处。张启华讲中央要他们写出光明面来，主流一定是好的，光明的。
   
   辛：我们都看过《长征》的剧目。《长征》写的是失败，写的是大溃退、大转移。没人说这不是党的光明面。这是把博古、李德的错误当作历史背景来写，主要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跟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最危难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写建国后这段历史，要把毛泽东置于博古、李德那样的地位来写，你继续把毛泽东当成正面人物来写，就画虎不成，怎么写都不真实。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错误饿死了几千万人，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你非要把他写成领导党和人民走出困境的伟大领袖，不说假话就办不成这样的“大事”。刘少奇、周恩来才代表主流，代表光明面，代表八大的正确路线。必须站在八大的正确立场上。站在八届中央委员会多数一边，站在八届中央政治局多数一边，站在八届政治局常委多数一边。如果不能摆脱毛泽东的奴仆家臣的立场，就会出现一旦发现毛泽东错了，就惶惶如也，找不到党的光明面了。黑暗的对面就是光明。抵制和反对毛泽东的那个多数，受打击受迫害的那个多数，就是党的光明面。刘少奇就是光明面，周恩来就是光明面，彭德怀就是光明面，邓子恢就是光明面。即如田家英，竹焚不改节，玉碎不改白，坚持不做助纣为虐的事情，也是党的光明面。这些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只能以受侮辱、受损害者的身份充当历史的陪衬，不能成为中共历史上光明面的代表人物？！如果把他们的事迹搬上舞台和银幕，我们的电视剧就有了写不完的共产党人的正面形象和用不尽的道德资源，不必靠重拍《小兵张嘎》和《地道战》忽悠观众了。
   
   高：外电评论，党史2卷承认了饿死1000万人，总是个历史进步。
   
   辛：关于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情，是测量《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实事求是的程度的一个标尺。该书说大跃进饿死了1000万人，比起毛时代发表社论说是一个没饿死，当然是个进步。我说的是1960年“十一”国庆节《人民日报》社论，有这样的文句：“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承认饿死1000万人就否定了那篇社论。饿死1000万人的来历是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3年，经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准，除了公布1982年普查数据以外，还公布了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数字中，1960年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整整1000万人（1959年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人），这个数字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1991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69页已经把这个数字在党史文献上公布了，并明确注明是1960年一年饿死人的数字。如今拿那一年的数字当作四年的数字，用以偏概全的办法打马虎眼，说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比起1883年，不仅没有进步，还退步了。主编说饿死1000万人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毛派领军人物、前统计局长李成瑞公开发表的文章是饿死了2200万人。[5]前国家统计局长都否定的统计局数据，党史专著拿出来忽悠人，还有什么“权威”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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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1

   
   高：您刚才说“把党和毛泽东绑在一起”，听起来很新鲜，难道共产党和毛泽东能够分开说吗？
   
   辛：当然能够分开，也必须分开。京戏里面职位最高的人就是皇帝。但皇帝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主角，不是1号，不是拿钱最多的演员。三国戏若以汉献帝为中心就没什么可演的。蜀国这一支要以刘备为中心，就没有“群英会”、“草船借鉴”、“借东风”、“空城计”以及“六出祁山”、“七擒孟获”等脍炙人口的剧目。我们写党史有个惯性，必须以毛泽东为主线，必须靠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出彩，出高潮。一旦毛泽东错了，这个党史就没法写了。怎么办呢？有几招：
   
   一是强词夺理。有错不认错。明明是毛“左”了，不能说，得说别人右了。庐山会议，不能批毛泽东的“左”，却要批彭德怀的右。
   
   二是李代桃僵。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罪恶，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毛是充满了崇高的动机，但被坏人利用了。
   
   三是瞒天过海。把群众拉出来说事。大跃进非说是人民群众“急于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而毛泽东只是群众愿望的执行者。
   
   四是共同负责。全党人人有份。不错，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有党中央的决议，但让刘少奇、彭德怀和毛泽东共同分担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公平吗？
   
   今年是建党90周年。党史2卷编写者想给党多唱赞歌增加喜庆气氛，但他们搞错了一件事情，就是给党过生日，不是给毛泽东做寿。党和毛泽东是两个主体。毛泽东错了不等于党错了。党是在战胜了毛泽东的错误走向改革开放、走向正确的，战胜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如果讲主流、主旋律，应该写这个。从这里找出党的自信和光荣来。例如反对家天下的斗争，写出来是何等的惊心动魄，这是毛泽东的耻辱，但却是共产党的光荣。你不敢写，你要掩盖和回避，那就找不到党的光明面，只剩下瞒和骗了。


   
   高：过去中共党史讲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果，就是毛泽东一个人正确，别人都错了，都犯了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
   
   辛：照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建国以后他主政的建设时期的历史，八届中央委员会全党都对了，就是毛泽东一个人错了。我讲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建国后刘少奇和毛泽东关于是搞一段新民主主义还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争论和斗争，刘少奇的清醒、坚定和远见卓识，是很给党增光添彩的。1951 年5月7日他在中南海春耦斋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课时说：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新民主主义阶段将是很长的，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间。
   
   二、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
   
   三、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将各得其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然后建立和发展重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积累资金，然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
   
   五、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触动私有制。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1]
   
   刘少奇的思想是一贯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
   
   我们今天总结出来的建设国家的主要经验就是回到新民主主义，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的解释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还在社会主义这个台阶的底层，所以叫初级阶段。基本经验有四条：一、只要不发生战争，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共存；三、把资本家请回来，发展市场经济，宪法和法律保护私有制；四、下大力量改善人民生活，调节分配，防止两极分化。原以为是我们经过六十年摔了无数个跟头找到了建设国家的法宝，其实早在六十年前刘少奇就告诉全党了。我们是揣着指北针找方向。如今还要假装天真骗后代，说找到这些经验像唐僧取经一样，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能说毛泽东一个人迷失了方向，全党就都找不到北了；毛泽东一个人感冒，全党就都在发烧；毛泽东一个人发昏，全党就都在犯傻。不能用矮化全党的写法去成全毛泽东之高。中共党内有高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张闻天等就都是高人，把这些高人的事迹写出来，就是我们党的主流和本质，就是我们党闪光的亮点。难道这些不能在生日集会上说道说道吗！

   高：您这番高论真是闻所未闻，振聋发聩。但照您的说法，毛泽东不就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了吗？
   
   辛：是这样子的。毛推行的是一条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它是这条错误路线的代表。建设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路线的继承和发展。这样概括这段历史就全顺了。1981年讨论历史决议时，邓小平不敢给毛泽东作路线错误的结论，那时还是跪着造反，不上路线错误的纲。胡乔木有句名言：“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犯了错误还接着伟大。不讲路线了，总还有个是非吧。1991年建党70周年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2]用这个代替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这两种趋向的斗争从建国初期就开始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正确趋向以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错误趋向以毛泽东为代表。
   
   由于长期的个人崇拜，把毛泽东说成是党的各个时期的天然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一切功劳都归于他，一切错误都是没有执行他的指示造成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是这种思维逻辑的代表。不从这个框框中跳出来，建国后前30年历史写不好。党史2卷如果改变一下思路，以刘少奇、周恩来为正确趋向的代表，以受迫害的122名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及追随他们的群众为正确趋向的支持者；[3]以毛泽东为错误趋向的代表，以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及受蒙蔽的群众为支持者，真实地写出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那就是一部充满了历史教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
   
   当然，刘少奇、周恩来以下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都有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经过争论和斗争，没有战胜毛泽东，后来又检讨，向毛泽东屈服，执行毛的一套，跟毛一起犯错误。但他们每个人又都有抵制和反对毛泽东胡作非为的亮点，拨乱反正就是要把这些亮点发掘出来，没有反毛的亮点他们不可能被打倒半打倒，不能把他们写成没有灵魂的一直跟着毛泽东犯错误的糊涂的一群。用矮化全党的办法突出毛泽东之高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