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独的历史源头在哪里？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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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港男招某一伙喊独立、回归英国，遂想两件事：1。港独的历史是什么？2。毛主席在世时的香港政策是什么，毛主席如果在世，会什么时候、怎样收回香港？

近日随着“港独”分子冲入驻港部队新闻，“港独”一词成为了中国大陆热门流行词，那么究竟什么“港独”？“港独”历史源头又在哪里？

1947年杨慕琦方案：为预防解放军解放香港

早在1947年，当英国看到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可能冲击到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时，就和美国官方共同谋划怎么打“民意牌”，并由当时的港督杨慕琦(MarkYoung)提出了一个“政改方案”，包括组成一个部分华人参加的所谓的“市议会”和“改变立法局成分”，美其名曰“还政于民”，期望用“以华制华”的手段，来阻挠香港回归中国的目的。

后来，港英当局看到中共没有在短期内解决香港问题的打算，就又缩回去，把“政改方案”束之高阁，重新回到总督一人专政的体制。⑴

另外，当时香港市民对港英当局的用心看的十分清楚毫无热情：曾锐生在《杨慕琦计划夭折内情》一文中一针见血地写道：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令香港人士建立对香港的归属感，从而令香港能够摆脱被中国政府收回的命运。”市议会只不过在形式上多摆几名华人议员上去，以点缀一下民主的门面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权力。正因为如此，香港市民对于杨慕琦这个计划，才反应十分冷淡。

他们懂得，在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条件下，无论怎样改，仍然是英国人统治香港，再多增加几名华人当议员，对于香港广大的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实惠。况且，这个所谓“英王陛下政府考虑，在香港采取一种能使居民在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的办法”，有浓厚的种族歧视色彩。华人占香港人口的98％，非华人仅占2％，而华人议员与非华人议员占有数额相等的席位，这种表面的平等掩盖着实际的不平等。在选举资格上又实行双重标准，对华人充当选民和议员资格严加限制，对英国人则特别予以照顾。⑵

末代港督彭定康旧事重 提用心恶毒

战后的港英统治，以六七暴动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战后港英重新进占香港，经历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三任总督，历时二十多年。他们沿用的仍然是统治老殖民地的手法：葛量洪大搞官商勾结，斩获甚丰，离任时要用货船载行李；柏立基是反共老手，在星马英殖民地当总督时期，镇压马共绝不手软，来港后用同样手法压制香港左派爱国力量；戴麟趾继承之，终于压出一个六七年的反英抗暴来。

这几位殖民地官员，他们沿用对付亚非洲老殖民地的手法，以为收买一些高等华人，强压基层群众，便可维持统治。

殊不知，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觉醒，新中国成立，香港并非某些亚非英国殖民地可比。香港同胞维护本身利益的要求，用老殖民主义的眼光和手段，显然不合时宜。

殖民压迫是爆出了六七暴动的原因之一。虽然运动的过左行为，损害了香港同胞的利益，以失败告终，但群众不满港英的老殖民统治的情绪，并未平息。

英国当局看出了这个苗头，过去派来的三任港督，都曾在其他殖民地当官，沿用的是高压的一套。但中国人不同于英国的其他殖民地子民，而新中国更在边邻，影响力不可低估。管治香港，不能用老皇历了。于是以后三届港督，便派出外交能手担任，他们是麦理浩、尤德、卫奕信。

自从麦理浩上任开始，港英政府便重视居民福利，建公屋居屋，发展工业，增进就业，普及教育，兴建学校等，终于缓和社会矛盾。同时，整饬吏治，建廉政公署，使过去贪腐厉害的纪律部队走入正轨，的确赢得口碑。尤德、卫奕信等萧规曹随，继承这一套，加上中英谈判开始，香港前途已定。到了彭定康前来，主要便是为回归后没有英国人的英国潜势力作部署了。

在香港的后过渡期，彭定康战胜了周南。英国人无论在对回归后的人事部署、经济利益的安排、司法部门的把持、港英余孽的埋伏，都作了精密部署，并在公开争议上，例如立法会的组成问题上，虚晃一枪，吸引中方注意。为了英国的利益，彭定康可谓立下汗马功劳。⑶

中共高官评价彭定康：千古罪人

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在其新书《鲁平——口述香港回归》中披露了一些香港回归前鲜为人知的史料。“彭定康一上任，就大幅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我们发表声明：这个方案违反《基本法》。彭定康于1992年10月7日做了上任后的第一次施政报告，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然后才于10月22日到北京访问。他想以既成事实来要挟中方，要中方以他的方案为基础。中央决定由我和他谈。一上来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方案整个破坏顺利交接、平稳过渡，这个绝对不行。”

彭定康在北京与鲁平等人的会晤气氛很紧张。彭定康走了，还没上飞机，鲁平就开了记者招待会：“他（彭定康）这样做，实际上是蓄意在破坏谈判，是对香港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本不考虑香港的利益。”“彭定康先生将来在历史上，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鲁平在书中谈到：“现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如果不是彭定康的话，香港过渡的情况更平稳。影响香港的不止是政治体制，还有整个香港人的信心和经济。”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