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我们要特别注意习近平的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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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拜读了习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有些想法，不能不说。若说得重了，还请习总书记多多担待。若说的不对，恳请大家批评。

习近平：60年前，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同经过普选产生的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一道，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此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这样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中流击水：60年前，我们建立的根本政治制度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是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何以言之？

60年前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里实际讲的就是新中国的国体。随后的第三条至第二十条，不过是对这一条的进一步细化。这一条得以成立的基础，就是我们当时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

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这里实际讲的就是新中国的政体。在此后的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和第二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以及第二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不过是对这一条的进一步阐释。

遗憾的是，在这部宪法中，新民主主义经济之中的属于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代表权的归属问题没有提及。殊不知，这个权利最为关键、最为重要。按理说，这个权利必须归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得以成立的基础，是民主集中制的命根子，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灵魂。一旦没有了这一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体制也就不复存在了。事实是，本该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系统的这个最高、也是最根本的权利被政府窃取了。

2007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在向全国人大作关于审议《物权法》草案的说明时狡辩说：“依据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体现在依法就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而具体执行机关是国务院。因此，具体行使国家所有权的是政府，而不是人大。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草原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这也是现行的管理体制。物权法草案规定：‘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规定。’这既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也体现了党的十六大关于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的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的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授权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体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及其行使职权的特点。政府行使国家所有权，应当依法对人大负责，受人大 监督。”

王兆国所做的关于审议《物权法》草案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说明，对于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执行的政治体制，给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是的，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政府为主取代了民为主，官僚社会主义取代了人民社会主义。这是我从一九八五开始思索并在六年后发现的最大秘密。

不惟其如此，宪法序言里面提到“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仅此一点，又使得执政的共产党凌驾于“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全国人大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变成了共产党党国。

也就是说，六十年来，我们实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过是有虚名而无其实。我们实际实行的是违背人民民主、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

习近平：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就是要回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组织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中流击水：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经济私有化，政治上继续打着徒有虚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幌子，坚定奉行违背人民民主、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这样一条道路已经走了三十多年了。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国祸了、民殃了、党变得岌岌可危了。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政治越来越腐败、道德越来越沦丧、风气越来越败坏、暴力犯罪越来越严重，创中华五千年所未有。倘若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必然是国解体、家劫难、党垮塌，这是毫无疑问的。请问习总书记，你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是从何而来啊？

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创的。说穿了，就是猫论、摸论和不争论，就是高举毛泽东旗帜，打左灯向右拐，打着红旗反红旗。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南，更是指引中国人民、党和政府通向地狱的引魂幡。既然如此，中流击水再问习总书记，你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又是从何而来啊？

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经济私有化和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依旧密切相关。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分明是光有特色而无社会主义。结果，如1962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既然如此，中流击水三问习总书记，你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又是从何而来啊？

如此看来，我们在治理国家的根本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致命性错误。如果你认识不到，就谈不上纠正。继续下去，就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结果，可想而知。透过习总书记的这篇讲话，我发现，习总书记至少现在是不甚明白的，是糊涂的。既然如此，习总书记提出的“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下最大气力解决腐败问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和“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岂不是一厢情愿、痴人说梦？

真心奉劝尊敬的习总书记：别再做梦了，醒醒吧！

附注：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http://news.163.com/14/0906/20/A5G2NN7D0001124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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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后来党校教授出面解释所谓“改旗易帜”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和全盘西化），很对。因为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但是，说和做是两回事。至于将来究竟怎样？我们还要继续看。另外，报告还强调“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话可以这么说，但是，具体内容有三种不同的解读。

　　第一种说法，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的代名词，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着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搞资本主义，最后就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实际上，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这一条道路，现在已经如强弩之末。因为胡锦涛坚持这样一条道路，曾被张木生先生形象地形容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如果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指的这种，则无异于习近平接住并抱紧了定时炸弹。其对于习近平本人、对党和国家的危害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种说法，就是走没有薄熙来的改良主义道路。实践已经做了证明：重庆做法，一不可持续，二不可复制。由于薄熙来的做法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触动了他们的底线。重庆的实践最终以薄熙来失去人身自由而告终。薄熙来就是习近平的前车之鉴。即便习近平总书记兼军委主席要搞改良主义，也注定不行。换了谁，也不行。因为这是阶级斗争。你不找他他找你。回避是不对的。否认更是错误。一定要明白，薄熙来不是被具体的某一个人打倒的，而是被国内外党内外的敌对势力、贪腐势力、西化势力，是被国内外党内外的官僚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共同打倒的。这是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它得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党国官僚专制体制下的修正主义路线。你的改良主义办法，是一定逃不出它的魔掌。自然，你的改良主义就一定跳不出既不可持续，也不可复制的怪圈。与此相对应，你期望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维持官僚资产阶级的独裁专制统治，也是注定行不通的。因为，革命在后面已经跟上来了。

　　第三种，宪政新民主主义也可以叫做特色社会主义。这不仅是中国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走出困境的不二选择。且谁率先走出去，谁就能开启新的文明，引领整个世界。

　　请问，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究竟是哪一种？显然，报告对于这个问题的阐释是不清楚的。尽管习近平同志在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尽管习近平同志此前曾经提出过清党的问题，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但是，这些话语有且只有统统化为行动，且归结到依靠人民主动开启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种解释时，才真正有用和有效。

　　三种解读，也就意味着三条道路、三种选择，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存在着三种可能。还有，我们要考虑到：习近平绝对不想让定时炸弹在他手中爆炸，这是其一。其二，习近平绝对不想做第二个薄熙来被孤立、被架空甚至被打倒。其三，习近平想成就一番大业。也就是说，习近平存在着走第三种解读的可能性。倘若看不到这一点，是近视眼。倘若否认这一点，更是完全错误的。既然如此，那么左派对待习近平的正确策略，在我看来，就应该是对习近平采取帮（把社会主义的道理讲清楚了）、促（就是坚决批判另外两种错误的选择）、逼（就是发动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联（就是拉着习近平和我们一起干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略。那种一味地把中国无产阶级的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这个新主子身上的做法，是右倾投降主义；相反，不管三七二十一，不考虑习近平存在左转的可能，一把将习近平推到敌人一边去并执意将其打倒的做法，是左倾教条主义。这两种认识和做法都是简单的，片面的，是完全错误的，是坚决要不得的。

　　20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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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过去，XXX最大的需求是理论的需求。其实，现在，习近平又何尝不是如此。最近提出的要让当官的“不敢腐败、不能腐败和不想腐败”的奋斗目标，应该是他内心的真实意图。但是，如何实现？纵观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各类讲话，我认为他是不晓得的，是很迷茫的。左派咋办？我主张对其采取帮、促、逼、联的斗争策略，和他一起过大关！

　　2011年7月30日，张木生在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研讨会上说到“其实薄熙成告诉我现在XXX最困惑、最头疼的、觉得最没有底气的，他感觉最大的需求是理论的需求。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依靠的‘邓、三、科’，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他感觉对于重庆下一步要搞的事情的实践的理论工具，他是说自己理论修养太差，拿不出更多能够解释重庆现象的理论说明。”如何正确地、全面地看待这一段话？下面，我就来说一说这个问题。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斧正。

　　一、透过XXX的唱红打黑、五个重庆、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基础是民心、要让90%以上的人满意群策群力进行“集体创作”才能做好重庆这个大“作品”、“共同富裕”是大事，做大事就要大家干，要一起想办法等等，我分明感觉到，XXX就是在拨乱反正，就是在试图回归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怀疑XXX是不对的。否定XXX，更不对。同时，透过张木生的“XXX最困惑、最头疼的、觉得最没有底气的，他感觉最大的需求是理论的需求”，我们还应该明白，其实，XXX所急需的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没有给出完全的答案。也正是因为没有圆满回答这两个问题，前苏联党垮塌国解体了，中国现在岌岌可危了。也就是说，困扰XXX的这两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问题，而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也不仅是重庆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不仅是困扰XXX一个人的问题，而是需要所有社会主义者努力破解的问题。

　　二、张木生说XXX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依靠的‘邓、三、科’，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他感觉对于重庆下一步要搞的事情的实践的理论工具”。这是事实。也就是说，重庆搞事情，不是没有理论指导。原本是有的。但是，XXX依然感觉到“最大的需求是理论的需求”。也就是说，XXX分明感觉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已经满足不了重庆的需求。XXX以为依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不仅指导不了重庆的实践，更解释不了重庆的现象。

　　三、张木生说XXX认为“自己理论修养太差，拿不出更多能够解释重庆现象的理论说明”。这是XXX谦虚么？我以为不是。因为XXX面对的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XXX在过大关！重庆在过大关！中国在过大关！世界在过大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过大关！为此，我建议无产阶级革命者要帮助XXX，与他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共度难关！

       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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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老汉的观点。无论咋变，总比今天一潭死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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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王希哲推荐：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

【王希哲】萧功秦先生的这篇《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简直可以视为为我中国政治协商论坛开坛写的序言。感谢万润南先生为我们及时推荐的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好在哪里？

第一，他指出了，“民主”是工具，而“不仅仅是一种美好价值”。“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多元利益之间的社会整合的内在需要”（也即社会工具），“如果没有这种多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协商机制的内在社会需要，简单地按好的民主价值来建立民主制度，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是拔苗助长。”

第二，他也指出了（老王早反复指出），“民主的条件是在生长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民主在西方（老王指出典型在美国），也是历史中演化出来的东西，是多元化的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民主化不应该是简单地按图施工的工程的结果。”

【文采】民主是工具，但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美好价值。王希哲和萧功秦只提形式民主（工具），回避性质民主，并非他们不晓得这个道理。究其实，是用形式民主来掩盖性质民主，暗里兜售资产阶级民主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当然，另一种观点，只谈性质民主，回避形式民主，用性质民主掩盖形式民主，也是不对的。这是其一。其二，世界民主的过程，一定是各阶级斗争的结果，绝非王希哲和萧功秦所说，是多元化的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

【王希哲】萧先生指出：“我们要破除20世纪以来人们对民主的两种错误的观念，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民主可以通过单纯的斗争而获得，而客观情况却是，在许多情况下，民主抗争者越是强化斗争，越会促使当政者为保卫政权而作出过度反应，这种双向的过度反应的恶性循环，不是倒退到专制保守体制，就是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通过斗争上台的民主派，其身上的专制文化决不比前政权更少，甚至更多。这样互动的结果不是离民主更近，而是更远。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实例实在举不胜举。”

老王说，徐水良们的“革命”奇迹成功，大家很高兴推翻了共产党，“民主”就来了？不，那一定是右派专政，而且必是右派极端派专政，不说左派，真自由派刘晓波们，也未必就“民主”“自由”了。

【文采】请问王希哲和萧功秦，现在，坐在台上的究竟是哪一派啊？你们看清楚了么？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请问你们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这段话啊？

【王希哲】不过，秦先生说：“如果现在就推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总统，中国的“新文革派”就是“红衫军”，中国的自由派愤青就是“黄衫军”，两者水火不容。中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的街头之争，其规模与强度要比现在的泰国还高一百倍。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且没有宗教来缓冲人们的情绪。可以肯定地说，在社会极端对立的情况下，那种认为双方可以坐下来通过民主妥协达到共识，是天方夜谭，缘木求鱼。”

老王看这未必。“在社会极端对立的情况下，那种认为双方可以坐下来通过民主妥协达到共识，是天方夜谭，缘木求鱼。”这对。但今日中国极端主张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中国右翼，网上能有些耸人听闻的口水，绝没有泰国资产阶级召唤起百万黄衫军的动员力量。左翼的百万数百万“红衫军”倒是极可能的。

【文采】萧功秦的担心，不无道理。王希哲的估计，也合乎情理。所以，我提出，先干宪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纠正错误路线，纯洁党的组织，后政改。这个顺序，不能颠倒。颠倒了，就是改旗易帜，中国就会步前苏联党垮塌国解体之后尘，就会陷入大动荡，比前苏联还要糟糕。

【王希哲】第三，最合于本坛宗旨的，萧先生指出了：民主制度，要“成为社会整合与协商的必要治理工具”；

“自由派与左派不是作为极端与激进的对立面而出现，而是作为不同利益诉求的理性代表者而存在”（太重要！）

中国演进出来的民主制度，“应该是以社会团体组织的协商为基础的，是法团主义的，不是街头式的。在我的理解中，未来中国的民主是大众票选制民主与中国传统的“选贤与能”的精英制以某种方式结合的产物。”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对美好社会追求的热情，新左派对公平价值的坚守，都会为中国民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哈哈！《中国政治协商论坛开坛词》说了，它正是要为这个目标，提供平台。

但萧先生的某些，老王有保留。如：“民主化需要的是三大共识：一是中道理性为基础的共识；二是法治与政治游戏规则的共识；三是多元各派之间的妥协共识。只有这三大共识为基础的民主，而不是斗争出来的民主，才是真正有效的民主，否则，民主就是灾难。”

左派与右派各自代表的社会阶级利益背景，决定他们有着各自的“中道理性”，有着各自主张的“法治与政治游戏规则”，这里很难有什么“共识”。他们的“共识”，只能是某时期力量对比下斗争的妥协。因此，民主的演进（又举例，首先是美国，杰佛逊们，马丁路德金们），还真是“斗争出来的民主”，或者说各派政治力量斗争出来，不发展为剧烈的革命和杀伐，而是最终坐下来协商求得妥协的民主。这样的民主，是“好东西”，不会是“灾难”。

【文采】在目前来说，左翼所追求的民主，不是宪政资产阶级的民主，也不是宪政无产阶级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这是左翼的初级奋斗目标。这样的目标，和王希哲和萧功秦的主张是有些类似的。所不同的，王希哲和萧功秦主张的民主是以资产阶级为主导，左翼追求的是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究竟谁来主导？我看还得依靠斗争，依靠实力。妥协不过是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实现民主的手段。

中国民主协商论坛主编

老王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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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新权威主义现代理论代表学者萧功秦写了篇《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万润南将其推荐给中国政治协商论坛的王希哲。王希哲读后感慨：“萧功秦先生的这篇《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简直可以视为为我中国政治协商论坛开坛写的序言。感谢万润南先生为我们及时推荐的这篇文章。”那么，萧功秦的这篇文章，究竟说了些什么，以至于引起万润南和王希哲的如此青睐？我们不妨就去读一读。下面，我试着对萧功秦的这篇文章做个点评。说的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

【萧功秦】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实现成熟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许多人关心的是，新权威主义下走向民主是否可能，以及如何走向民主的问题。

新权威主义本身就是问题倒逼的产物

新权威主义体制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集权体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顺应环境挑战过程的历史产物。习近平总书记自己也说了，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只要我们把握了新权威主义体制本身在问题倒逼的压力下可以不断自我更新的特点，那么，在民主化的社会条件逐渐成熟时，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也将是大势所趋。

【点评】现行体制和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集权体制，就其本质来说，是一样的，都是党国官僚专制体制，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它是顺应环境挑战过程的历史产物之说”。万润南、王希哲和萧功秦鼓吹的“在民主化的社会条件逐渐成熟时，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也将是大势所趋”，不过是在经济上彻底私有化，从而挖掉了共产党赖以继续执政的根基之后，共产党轰然垮塌了，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因此到来的另一种阐释。

【萧功秦】事实上，我们可以从30年来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为什么会两次出现，看到“形势比人强”的因素始终发挥着强大作用。

【点评】请问万润南、王希哲和萧功秦，你们鼓吹的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可曾逃脱了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预言的：“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可曾逃脱了毛主席说过的：“修正主义上台，我看也是短命的”了么？

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无知，我们向前苏联学习，搬来了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党国官僚专制体制，致使我们未能做到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未能充分实现无产阶级的民主制，结果，中国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的预言，不幸言中。因为修正主义搞的是不得人心的最坏的资本主义。它就必然是短命的。这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所决定的！你们的所谓的“形势比人强”，恐怕揭示的，也正是这一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吧。只是，在终结了修正主义之后，却不只是你们所设想的使国家陷入动荡的宪政资本主义这一种结果。还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三十多年的修正主义改革，充分唤醒了党和人民。他们认清形势，拨乱反正，经过上下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国家重又回到科学社会主义轨道。这种可能，还是极大地存在着。而这，正是中国左翼的奋斗目标。

【萧功秦】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就必须要在成本、利益和风险各方面的综合评估中，务实地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而这一办法，必须同时满足两方面条件：一是只能通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来解决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改革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舍此没有其他出路；二是必须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只有这种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避免左右极端主义思潮冲击下的政治参与爆炸，使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

而这两个条件合起来，就是新权威主义了。即使执政精英本人未必想到自己所做的就是新权威主义路径，但是要解决问题，要实现中国富强，也只有按这样的办法做，改革本身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与边界条件，就决定了“倒逼改革”的方向。

可见，新权威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国走新权威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现代化当下的问题，其间有着适应环境挑战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必要性。

【点评】你们提出的前一个条件，就是经济私有化。你们提出的第二个条件，就是绑架共产党，逼着他按照你们设计的套路出牌。在彻底实现了你们的第一个目标之后，倒逼共产党，推翻共产党，结束新权威主义，走向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如此看来，你们提出的所谓的新权威主义，不过是对执政的共产党的大忽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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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萧功秦】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多元利益之间的社会整合的内在需要。

如果政治精英们按“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的路子走下去，不是按先验的教条去考虑问题，那么，未来总会有一天，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是因为，当市场经济比较完善后，经济多元化、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整合，需要民主制度，当民主制度成为社会整合与协商的必要治理工具，当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美好价值，而且是社会整合与利益协调所必须，这时，如果不搞民主，社会问题就难以解决。按照“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改革永无止境”的务实的经验主义原则，制度民主化的时代就来临了。

更具体地说，当民主成为社会内在的需要，这将是强大的形势倒逼因素，促使主政者在反复考量成本、利益、风险诸多因素之后，意识到只有通过民主改革的办法，而不是倒退的办法才能解决矛盾；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社会不但无法实现现代性治理，而且会产生因制度缺位产生的脱序，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改革出现的概率将会越来越高。

【点评】这就叫不打自招。三十多年了，倘若执政的共产党中央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还继续被你们牵着鼻子走，蒙着脑袋做大梦，那可就真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如果是那样，那就由他去吧。大不了大乱之后大治，一切推倒重来。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怕个甚！

【萧功秦】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民主的条件是在生长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从新权威主义到民主政治的计划日程表。民主在西方，也是历史中演化出来的东西，是多元化的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民主化不应该是简单地按图施工的工程的结果。

政治学界的大多数学者都有这样的习惯性思维，即民主是一种好的价值，要实现这种好的价值，就需要设计一套保证这套价值得以实现的民主制度，并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建立与实施，只要政治条件成熟了，我们就把这种民主制度，包括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建立起来实施，民主社会就建立起来了。

在我看来，这种民主化的看法，仍然是一种我所批判的“制度决定论”。人们只考虑到某种制度符合人们心中的价值，而忽视了制度有效运行还需要社会条件的支持与配合。

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多元利益之间的社会整合的内在需要，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价值追求。这就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一样，多元化的社会协商要求，就相当于经济基础，民主化则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这种多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协商机制的内在社会需要，简单地按好的民主价值来建立民主制度，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是拔苗助长。

而且中国未来的民主一定要与中国的国民性格、民族文化特质相适应。如果简单按西方现在的民主，也只会“淮桔为枳，迁地弗良”。现在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起来的民主，由于不具备以上两方面条件，他们的民主很难说是成功的。

【点评】万润南、王希哲、萧功秦太知道“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一样，多元化的社会协商要求，就相当于经济基础，民主化则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这种多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协商机制的内在社会需要，简单地按好的民主价值来建立民主制度，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是拔苗助长。”谁说西化派反对马克思主义？谁说西化派不懂马克思主义？萧功秦在这里讲的，不正是马克思关于社会矛盾的基本原理么？不正是运用了任何革命都是有条件的这个基本道理么？那么，萧功秦究竟如何为其革命创造条件的呢？大家请看：

【萧功秦】通过培育社会组织为发展民主创造条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让多元利益发展起来，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就自动地走向民主。要实现中国民主，有远见的政治精英还必须为这种民主在中国的自然演化与生长提供两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一、要尊重社会多元试错的创新能力；二、要保持威权体制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过一千年中国也演化不出民主来。

正因为如此，现在最需要做的，首先，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来培育公民意识。民主不但需要经济多元化作为基础，而且需要一种公民文化作为精神条件，而公民文化培育最好的地方，不是广场，不是大街，而是社会组织。人们在非政治的社会组织中，可以学会沟通与表达自己的利益，学会在妥协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这就是民主的政治文化，是中国未来民主化最重要的文化条件；

其次，要让威权体制在制度上保持对社会环境变化的适应力与制度弹性。体制不应该是封闭的、固化的，而应该始终保持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的状态。如果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中国要搞民主，采取什么办法？我想还是通过试错反弹、小规模推进的办法。而不是大规模的民主制度移入的办法。民主的办法可能还是在尝试过程中，只要有多元的尝试，可能会找到一些东西，未必是通过预先的理性设计来解决。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无所作为，更不意味着政治精英在民主建设方面可以不作为。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是怎样的？

我想应该是以社会团体组织的协商为基础的，是法团主义的，不是街头式的。在我的理解中，未来中国的民主是大众票选制民主与中国传统的“选贤与能”的精英制以某种方式结合的产物。

【点评】在这里，萧功秦轻松勾勒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路线图。

【萧功秦】什么是好与坏的新权威主义

从李光耀、蒋经国、全斗焕到皮诺切特，世界上存在着各种新权威主义，判断好的新权威主义和坏的新权威主义，有三个标准：

第一，有没有足够的执行能力和对时局转型过程的可控制性。一位俄罗斯学者最佩服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是，中国强人体制具有强大的对转型过程与时局的可控力。

第二，新权威主义必须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和制度发展弹性空间。为此，它必须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支持自我更新的文化。最近，习近平提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永无止境”，这种思想具有十分深刻的含义，它表明，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思想文化层面已经摆脱了乌托邦式的终极目标决定论的教条思维，在30年里，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再到“改革无止境”论，已经逐步形成开放性的政治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社会多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当原来的威权体制已经不能适合于有效社会整合的需要，这种矛盾会进一步倒逼制度改革。那时，改革的方向是适应于多元化治理的挑战，当社会民主成为全社会共同要求，社会民主与自由不但是道德正义上的要求，而且是整合社会所需要的一种手段，那时，中国民主改革的黄金时代就会到来。

第三，新权威主义体制，对多元文化必须有一种足够的包容能力。马克斯·韦伯说过一个十分精彩的观点，那就是，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要看它对多元化的容受程度。

30多年来，中国体制对社会多元化的容受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感不受到挑战的领域里，自由度还是非常大的。多元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创新与竞争力的微观基础，如果有足够包容能力，加上问题倒逼改革，多元文化中会有新的东西，就会有试错的机会，它能够适应环境挑战在优胜劣汰中脱颖而出，加上前面所提到的制度弹性，这种新的适应机制就会得到制度的认可与接纳，一个社会就可以通过这种非革命的方式，慢慢走向中国式的民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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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破除20世纪两个错误的民主观念

我们要破除20世纪以来人们对民主的两种错误的观念，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民主可以通过单纯的斗争而获得，而客观情况却是，在许多情况下，民主抗争者越是强化斗争，越会促使当政者为保卫政权而作出过度反应，这种双向的过度反应的恶性循环，不是倒退到专制保守体制，就是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通过斗争上台的民主派，其身上的专制文化决不比前政权更少，甚至更多。这样互动的结果不是离民主更近，而是更远。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实例实在举不胜举。

另一种错误观念是，认为矛盾越深，社会越分裂，越需要民主来化解矛盾与社会分裂。事实上，那时的民主化无疑会在原来分裂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火上浇油，扩大社会裂痕。

如果现在就推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总统，中国的“新文革派”就是“红衫军”，中国的自由派愤青就是“黄衫军”，两者水火不容。中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的街头之争，其规模与强度要比现在的泰国还高一百倍。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且没有宗教来缓冲人们的情绪。可以肯定地说，在社会极端对立的情况下，那种认为双方可以坐下来通过民主妥协达到共识，是天方夜谭，缘木求鱼。尤其在中国文化中本来就缺乏欧洲历史上形成的妥协精神，尤其是中国深受革命文化你死我活斗争思维方式的深层影响，更是如此。

真正的有效的民主，是在社会有比较多的共识基础上产生的。新权威主义在现阶段要做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与法制环境，让极端主义思潮边缘化，左右两极的人们纷纷向中间立场靠近，以中道、理性为共识基础，又在法制上有规则意识上的共识，不是通过斗争，而是通过彼此同情地理解对方，通过妥协来达到共识。

概括地说，民主化需要的是三大共识：一是中道理性为基础的共识；二是法治与政治游戏规则的共识；三是多元各派之间的妥协共识。只有这三大共识为基础的民主，而不是斗争出来的民主，才是真正有效的民主，否则，民主就是灾难。

中国未来的民主，既不是通过无情斗争来实现，也不是通过社会矛盾激化后的危机来推进。在前一种情况下，越斗争，越会引发政府激烈的强硬反应与排拒。在后一种情况下，危机下的大幅度民主化改革绝对会引发强烈的“薄壳效应”，引发社会动荡与无政府状态。

那么，中国未来的民主怎么实现？必须让主政者有比较多的安全感，只有有了安全感，且不会引发社会对其执政地位挑战的情况下，当政者对社会民主化的诉求才会“脱敏”，中国的民主才会被当政者考虑并推行。

让统治者有执政安全感，这是大白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一方面，政府有了更大的安全感，就会给社会以更大自由；另一方面，获得更大自由权利的社会，也会以尊重现存秩序与认可政府合法性，来作为回报，这样良性互动与循环中，中国的民主将在小范围一步一步延伸。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

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提出要党与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与民主化的问题，这个讲话很重要，也是对“文革”专制主义灾难的历史总结。对于执政党的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再过100年也不会过时。

但后来，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后十多年里，很少再单独这样提民主，这并不是意味着邓小平不要搞民主，而是因为，邓小平担心简单提民主化，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的条件支持，执政党的历史欠账太多，会给长期压抑的社会矛盾爆发提供一个平台，社会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与井喷，不利于政治稳定。

所以，他实际是想通过持续的经济改革与未来的社会改革，来解决问题，而后再走民主化的道路。我们注意到，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未来不要民主。

概括地说，如果具备了以下条件：一、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二、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协调与整合的需要增强；三、法制为基础的社会共识增加；四、自由派与左派不是作为极端与激进的对立面而出现，而是作为不同利益诉求的理性代表者而存在；五、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公民文化作为政治游戏规则成为社会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或者会产生自觉的民主化考量，或者在社会上民主诉求的激励下，考虑通过制度变革向民主化方向的调适，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着民主化过程中的社会冲突，那也是民主化过程的“助产婆”，不会是革命式的爆炸。这种渐进的民主、可控性的民主，将是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的基本路径。

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未来的新权威主义者都必然会选择民主，谁也无法保证，因为历史是充满偶然性的，但在民主条件成熟时，拒绝承担历史责任的政治精英，将会受到历史的报应。“形势比人强”的压力，迫使政治精英不得不为了避免被历史所抛弃的命运，而走适合于本国条件的民主化，将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理性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对美好社会追求的热情，新左派对公平价值的坚守，都会为中国民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点评】万润南、王希哲和萧功秦先忽悠执政的共产党，打着新权威主义的旗号，继续走修正主义的道路，直至彻底挖空修正主义的根基，使其轰然垮塌。三十多年来，执政的共产党就是这么被他们忽悠着昏昏噩噩地一直走过来的。问题是，共产党还会鬼使神差地这般继续走下去么？天晓得。我拭目以待。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新权威主义现代理论代表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