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它的九十年历程了。在这九十年里，中共既经历过高歌猛进、辉煌灿烂的年月，也经历过跌跌撞撞、全局危机的时刻。如果说，三十五年前的那场十月政变，意味着中共党内的左倾路线难以为继的话，那么，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其“维稳费高于军费”的危局，则意味着中共党内的右倾路线也难以为继了。

1949年，毛泽东挟内战胜利之雄风，带着他的一班人赴北京“赶考”。结果怎么样了？历经反胡风、反右、三面红旗、反彭德怀、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到了毛离世之时，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用晚年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党内已滋生出一个“吸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总之，事与愿违，成绩并不理想。

那么，由邓小平所主导的“拨乱反正”向右转之后三十年呢？历经官倒、六四、全民经商、权力寻租、国企倒卖、官商一体，到了今天，让一部分人先“腐”起来倒是实现了。但用毛泽东当年的预言：“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用晚年邓小平自己的话说则是，“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总之，仍是事与愿违，成绩并不理想。

然而，无庸否认，无论是“解放”之初的毛体制，还是“第二次解放”后的邓体制，在它们分别登台之初，其都曾在相当程度上是凝聚起国人某种共识的。至于当年生气勃勃的毛体制后来竟走向了民生凋敝；当年痛定思痛的邓体制后来竟走向了官权恶腐，平心而论，却并非毛、邓之初衷，甚至并非其体制之初衷。

毛泽东的初衷，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即使勒进裤带也要尽快让中华民族站立起来；无非是力争上游在其有生之年搭建起一个他心中的“理想国”雏形。而邓小平的初衷则是，尽快从唱了30年“社会主义”的不着边际的半天云高调中回到现实，脚踏实地让老百姓们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毛泽东刚进北京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满目苍痍的中国，是一个饱受战乱的中国。美苏冷战的大气候，又迫使中国选边站来图国家的工业化。为了尽快地实现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社会主义”理想蓝图，毛泽东将一切不同意见，党内的或党外的，均视为右倾、视为干扰、甚至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第一次交锋，他强势拿下了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方针，尽管也损失了自己的一员大将高岗。紧接着，他嫌与个体农民打交道太碍手碍脚。于是便“创造性”地在人畜动力型生产力基础上去干“合作化”、干“社会主义”。他反陈云、邓子恢的“小脚女人”，批周恩来的“反冒进”。满怀激情地高歌“穷棒子”精神，不顾一切地要在“一穷二白”的大地上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于是，干初级社还不过瘾了，几天后又迷上了高级社，再后来，嫌这高级社也太“小脚女人”了，便又迫不及待地升级更新到人民公社，主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这一切不断折腾，就又都是在党内外逐步形成“舆论一律”、“鸦雀无声”来完成的，是在肃反、反右派、反右倾中，以几十万中华菁英沦为贱民、几十万讲真话干部遭受整肃、终至以数千万农民的尸骨为其惨重代价的。当然嗣后还有他老人家为建立其“乌托邦”作最后冲刺的“文化大革命”，直到至死方休。

1976年，左派、理想派领袖毛泽东的溘然去世，才终于让中共党内右派、务实派们有了出头天。

邓小平重新上台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民生凋敝的中国，是一个饱受政治运动折腾的中国。邓小平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为全党、全国人民精神松绑：管他什么姓社姓资，先将生产、生活搞上去了再说。他的理由很单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的口号也很简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此时此刻，历经1976年10月的右派政变和数年的“揭批查”清洗，已将绝大部分左派菁英投进了监狱。其残酷程度，与当年毛泽东的“反右派”、“反右倾”、乃至“斗走资派”相比，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的血腥，均被淹没在所谓“第二次解放”的狂欢之中。此时此刻，那曾被毛泽东推向了极致的“乌托邦”理想，包括中共建党以来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平等、自由、公正、廉洁”之朦胧追求，则统统被弃之如敝屣，一概被冠之以“极左”，被当作垃圾给清除掉了。一时间，全党经商、全民下海蔚然成风。此时此刻，曾在文革中一度沦为贱民的官员及其家眷们，一个个欣喜若狂，昂首挺肚争相走在致富的大道上。既然眼下已没了毛泽东的紧箍咒，既然再不担惊受怕了，于是，官僚们那原本藏着捏着的特权优越感，便被不加掩饰地转化为对物质财富的空前贪婪，如同脱缰野马，如同决堤洪水。现若蓦然回首，同今天理直气壮地“先腐起来”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相比，那“六四”时学生们要反的什么“官倒”，就实属不能再小的“小儿科”；而毛时代左派们的大反的什么“开后门”，则更属天方夜谭了。诚然，这一切的一切，又都伴有清除异己的“毛规邓随”，诸如：“清污”、“反自由化”、“六四”，“囚赵”，以至“被喝茶”、“被失踪”、“被戒网”和“被拆迁”……这些“与时俱进”的举措为其开道护航。

现在需要探究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力量，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这左、右两种体制，都最终走向了政治强人良好愿望的反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共性，使得毛、邓两种体制就又都殊途同归？三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三十年即走向反面，说明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以及他们所带领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制度的建设上，还存有某种内在的缺陷。

试想一下吧：假如当年庐山上，以彭德怀为首，包括张闻天、周小川、黄克诚等一大批的名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实为“真话务实派”能组阁替代毛泽东的浪漫乌托邦左派，但同时对左派们又不搞残酷的政治清算，保留其的监督、批评权，那中国将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至少，刚开始蔓延到全国的人为饥荒会嘎然而止，林彪的“个人崇拜”之风就吹不起来，以后的文革乱局也得以避免。尤其是，中共干部之对人民负责高于对党负责的党风将会确立；更为根本的是，无论何人，干砸了，就下台、就靠边，就当配角这一类健康竞争机制和政治伦理，将会在中国、至少在中共党内显露雏形。

是的，如果后来以邓为首的党内右派当政后，能有毛派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共产党再怎么腐败，也不会腐败到如今这种病入膏肓、天怒人怨、无法收拾的地步——这就是保留对立面存在的益处，这就是容忍异端立足的好处。所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只看到异端思潮对于政令之碍手碍脚、效率不彰的消极面，却从未体认到异端制约对于体制本身之自我纠偏、自我调整的积极面。

所以，不是别的，正是由于没有制约、尤其是从未建立起一种体制的制约或制约的体制，才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毛、邓两种治国体制，即使是毫无偏差地按照最初所确定的同一方向运转下去，其体制运转的惯性和惰性，也会毫无阻碍地将其带向其初衷的反面。历史也确实证明了毛、邓体制最终都走向了反面，给人们带来了苦难。这可说是毛泽东、邓小平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最大的失败。

是的，历史不容假设，但历史却有教训。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面前的，已经不是毛派或邓派、左倾或右倾谁个正确、谁个高明这一类低级问题，而是如何让两派从你死我活那种低级的内耗版本，尽快地升级到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高级版本上来这种历史的新课题。

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三十年的治国史，已经充分说明，用左反右，反不了右，到了最后，人心都到右那边去了。这就是毛泽东晚年；同样，用右反左，也反不了左，最后左派又都重新集结起来了。这就是当今现实。其实，最能将右的极端和左的极端制住、制服的不二法门只有一个，建立其体制上的左、右竞争机制。让全党来选择，让人民来选择。

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或许可悟出其另一番意义，让重庆成为左派的政治特区又如何？再开辟一个右派政治特区与之竞争不就得了！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或将有可能破局，开始试验，如此，亦能避免了全局震荡。

实际上，资产阶级革命历经数百年，几经专制复辟，最终才逐步探索出的那种轮流坐庄、相互制约的制度模式，首先是为摆平其内部关系，防止其在内讧、乃至内战中同归于尽的制度设计。历史已经证明，正是这种有着极强、高效之系统自调整、自修复功能的政治体制，才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提供了廉能政府的制度保障。

今天，在我中华民族被中共政府的大面积腐败压得苦不堪言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反腐机制已是杯水车薪、形同画饼的时刻，竟还有人大言不惭地宣称：绝不接受权力制衡。那此人不是中国所有巨贪的代言人，又是什么呢？

任何即将接下大位的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都不得不面对如何评毛、如何评邓的历史课题。从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来看，左派是拥毛反邓，右派则是树邓反毛。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其共同点却都是：勇爬道义制高点，而完全忽略了制度制高点。其实，毛与邓，都是特定制度、特定历史、特定文化的产物。他们继承并创设了这种制度，但他们又受制于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将他们拥上巅峰，却又将他们甩得粉碎。他们将反对派赶尽杀绝，从而让自己无法不犯本可避免的大错。

然而，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任务。对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毛泽东与邓小平，既是他们的资产，也是他们的负债。毛与邓，相反相成，优势互补。今天，即将站在毛、邓肩上的习近平、李克强们，应当继承毛、邓，扬弃毛、邓和超越毛、邓。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上的超越。


此文为高寒为《民主社会主义论坛》所撰写的一篇2011年七一社论：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399&articleId=29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