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如坊间传闻，此公可谓恶心和无耻到令人发指，古今中外皆极其罕见。但你说极其罕见嘛，落马官员的情事却总是那样的活色生香。不是还有前开封组织部长收藏300多个女性阴毛准备用来“制作毛笔”之类的特殊癖好吗？相比于民间传闻的绘声绘色，官方版本则要中规中矩得多，“江西省纪委（2011年8月）22日通报，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决定给予吴志明开除党籍处分，并建议按程序开除其公职、罢免其南昌市人大代表职务；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无独有偶，原中共南昌市委常委、南昌县委书记汤成奇在2011年因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的通告上也用了几乎一致的词句：“现已初步查明，汤成奇在任职期间，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生活腐化。”

类似的例子，多一个不嫌其多，少一个不嫌其少，因此不必例举更多，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像标签一样，贴在了这些官员的“落马”通告中；像三足鼎立，支撑起了这些腐败官员落马前“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的生活方式。

按理说，这是一个中国由权力市场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代，这样的时代，应该是思想的时代、头脑的时代、“上半身的时代”。然而，与此形成尖锐对比的是，举凡落马官员，不论权大权小、官厚官薄，却几乎毫无例外地生活在一个“下半身的时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今朝有酒今朝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精神世界极度空虚和物欲世界的极度糜烂，表面上的道貌岸然背地里的醉生梦死，形成典型的官场双面人格。可悲可叹可恨可怜。

在中国这艘重量巨大速度巨快惯性也巨大的大船上，各级官员是船上的掌舵者、乘务员，他们理应比谁都知道自己这艘船将驶向何方。难道那些腐败官员比普通老百姓更没有信心，才会这样“好罐子破摔”似地仿佛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在千军万马挤公务员考试独木桥的今天，各级掌握实权的官员，一个个更是激烈竞争中胜出的人精，他们难道不知道，如此腐败，如此无所顾忌穷奢极欲的结果，或身败，或名裂，就是最终结果，总之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一旦东窗事发，或身败或名裂，不仅无颜见亲人、见江东父老，更有可能直接殃及家人和子孙。然而其中的一些人，仍然那么乐此不疲，在声色犬马中沉醉、沉迷、沉沦。上帝欲令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是不是一种看不见未来、或者对自己、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末世心态呢？

在发展主义甚至发展大跃进的背景下，我们的官员既掌握着巨大的随时可以变现的权力并不是这些落马官员自身有多么不可抗拒的见花摧花的魅力，而实在是他们在位时手中掌握的权力具有巨大的变现能力，可以直接变现为官位、金钱，变现为入职、升官、调动、发财等等的敲门砖和通行证。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承受着来自上级和来自群众的双重压力。尤其是那些没有深厚背景的官员，必须靠拼命的实绩来证明自己取悦上级，又难免在大拆大建等发展经济至上的制度惯性中侵犯百姓的利益。钢丝上的舞蹈让他们高度紧张，身心俱疲。也许，他们也看到其中的悖谬之处，但自觉没有改变的能力，于是反而更加随波逐流，并且在放逐、

放纵自我中寻求某种程度的心理解脱和平衡。

2010年12月5日《西安晚报》转发《人民论坛》杂志一篇调查报告，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则高达七成。

官员群体近半自称“弱势”，难免让人觉得矫情，但并不能由此否定这部分人在特定情境时的无力感。甚至于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焦虑比一般人还要强烈。45.1%的受访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弱势”心态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面前，一些官员成了“惊弓之鸟”，生怕因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二是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但是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论资排辈现象，甚至“潜规则”盛行，很多官员因没有背景，成为官场“弱势群体”；三是公务繁杂，既要有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又要有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想要有所作为却困难重重；四是一些贫困地区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有限，在物价尤其是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只能“望房兴叹”。

权力过大背景下的无力感，往往更容易使人陷入疯狂。而官员一旦陷入疯狂、失去底线，等待灭亡的，不仅是他们自己，还有社会。因此，把发展的权力从各级政府和官员手中夺回，还给市场，不仅是在拯救官员，也是在拯救整个社会。

2010年12月，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以大篇幅报道“人人皆弱势”的社会群像，描画“弱势”心态在中国蔓延，引起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最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调查中，这个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农民和农民工普遍没有发声，而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网络调查显示，73.5%的网民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联想到同样备受关注的知识和财富精英出国潮，表明这样一种“人人皆弱势”的切肤疼痛其实并非矫情。知识和财富精英本是社会的“强势群体”，纷纷觉得自己出国比较有自由、尊严和安全感，不正是一种心理弱势的体现吗？对于少部分知识和财富精英来说，他们当然有足够的能力离开让自己处于弱势的国度，“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以及有志于国家和社会向上、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各界有识、有志之士来说，他们的选择余地显然要小得多，他们必须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他们只能选择“哪里是我的祖国，我就要让哪里有自由”！

滑稽的是，在这个调查当中，多达五成的人认为，只要让大家都富起来，这个弱势群体全民化的趋势就能得到解决。这也许正应验了李银河博客中提到的一个调查：最近一个有23个国家2.4万人参加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拜金的国家。

李银河把中国人拜金的原因归结于无神论，我想应该更多地归结于中国人没有“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和制度保证。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够“摆平”一切：法律、道德，有时甚至权力也对金钱五体投，匍匐在金钱的石榴裙下。

在金钱至上而又缺乏法治的国度，公民权利、公共权力都可能成为金钱的奴仆，公民权利被践踏到最底下，而权力和金钱有时会出现互相的纠结、利用与钩陷。最后的结果，就是拼谁的势力大。正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权力和金钱总是没有止境的。总有比你权力更大的人，总有比你钱更多的人。人人处在一个“拼爹拼钱拼权力”的天罗地网中，谁都是不自由、不安全、不平等、不稳定的。知识和财富精英的出国潮即是对这种不安全与不平等的或主动或被动的无奈选择。

其实，金钱跟幸福的相关性是递减的：在温饱尚未解决时，钱的多少与幸福正相关；但是一旦温饱问题解决，金钱的效用就大幅度递减，追求自由与尊严、追求艺术与新奇的高峰体验，追求自我实现和被社会承认与尊重，就成为人生更大的乐趣与价值所在。中国人的拜金与拜权，不能用“贪得无厌”来解释，只能用尊严和平等缺乏来解释。

“人人皆弱势”和知识与财富精英出国潮，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钱却不是万能的。人性总是相通的，对于平等、自由、尊严与安全的追求，人不分东西，地不分南北，举世皆然。这便是通往好社会的人性基础。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我们也可以坚守这个基础，也许我们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和制度，但可以让自己做得更好一些些，让遇到你的人多一份尊严与温暖。对上，对比你有钱的人，保持你的尊严，不卑不亢；对“下”，对比你缺钱的人，保持你的谦卑，平等以待。这，便是我们的“ 一厘米主权”：

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了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27岁的他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20岁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几十年间，在这堵“隔离人民的墙”下面，先后有300位东德逃亡者被射杀。

亨里奇的律师辩称这些卫兵仅仅是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