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宿命——马克思的预言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农民占中国国民总数的75%，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农民在我国财富总额里占的比例不高于4%。也就是说，我们的城乡人口比是1：3，财富拥有比例是96： 4;农民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显示是1.388%。相比城市人，农民真的是一贫如洗，因而农民构成了我国穷人的主体。

　　如今，任何城市的建筑工地都可以看到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的农民工，而许多黑心的开发商和建筑商对农民工的血汗钱往往要层层盘剥，许多农民工一年辛辛苦苦拿不到养家糊口的生活费用。

　　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资料显示，截止2003年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保守的估计在1500亿人人民币以上。

　　国家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字显示：目前全国职工约2.07亿人，其中进城的农民工约9000万人，这就是说，平均每个农民工被拖欠1500多元。而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全年不足2000元，1500多元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

　　正因为如此，许多农民工运用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追讨欠薪。哈尔滨市一批建筑民工劳碌了三年，工钱被一拖再拖，最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只好在简陋的工棚里度过一个又一个摄氏零下20多度的冰冷寒夜。2003年12月，他们向开发商追讨工钱时，却遭到一群持刀歹徒的围殴，带头追薪的徐殿彬被送到医院时，脸上、身上满是血水，由于伤势严重和失血过多，院方立即给他做了手术，虽然保住了生命，可他的手筋都被斩断了，他哭泣着对自己的家人说：“以后连伸手要饭都不可能了”。

　　这样的悲剧其实到处都在发生，就是天子脚下的北京也不例外，2004年1月的一个上午，一名湖北籍的民工到朝阳区的一个建筑工地追讨工钱，中午时分该民工被发现坠楼而死。据了解，死前他曾接到过威胁电话。

　　2004 年国庆节前，来自黑龙江的王氏兄弟来京打工，被一家职业公司收了2000元押金，不仅没找到工作，连押金也要下回来，他俩去了派出所、工商局举报，还是要不回押金。9月22日下午，他俩来到朝阳区劲松东口的华腾大厦职介公司，点火自焚。几乎是同一天，在北京昌平区名佳花园项目工地，20多名农民工追讨工资时遭到砍杀，其中8人伤势严重。

　　2003年12月，《人民日报》曾报道广东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的拖欠民工工钱兑现会上，国道323线乳源县城段改建工程的民工，经过10年的艰苦追薪，终于在国务院总理、广东省省长层层批示后从该市中院领到了首批被拖欠工钱29.3万元。

　　看了这样的新闻，我不禁感慨万千，区区几十万的欠薪历时十年追讨，惊动了各级政府乃至国务院总理，那1500多亿的欠薪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还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迅速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民收入普遍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韩国也是如此，从1962年至1982年，韩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不过8.3%，韩国6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也不过90美元，其经济增长率远不如我们，然而韩国国民的平均收入却比我们高了几十倍。

　　中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许多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增长，即使在东南沿海城市和地区，许许多多的打工者每个月的收入还徘徊在500元人民币(不到70美元)。即使是深圳这样的城市，2004年10月也爆出员工不满薪水太低而上街堵路的事件。堂堂的中港合资企业深圳金宝通企业有限公司给员工的月薪仅仅230元，加班费为每小时2.1元。员工即使每月加班80小时，月薪还不到50美元。

　　当我们津津乐道“中国制造”为繁荣全球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时，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所谓的“中国制造”最大的优势在于低廉的价格。这种低廉的价格并非出自技术革新，而是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当美国最后一家胸罩厂因中国棉纺织品冲击在加州倒闭时，加州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月薪1200美元。而我们创造的社会财富都到哪儿去了?千千万万辛勤的劳动者为什么不能靠劳动致富?我们现存的体制和税收调节机制包指收入分配机制是不是应该进行改革和反思?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字，中国全民的工资总额情况是：1999年0.987545万亿，2000年1.065919万亿，2001年是1.18309万亿，2002年是1.2万亿，2003年全年工资总额不过1.3万亿左右，只占GDP的12%。

　　全世界其他国家，工资往住是最主要的劳动分配方式。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没有多少人是靠劳动获取工资致富的。工资收入往往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这不是很奇怪吗?

　　明确的受益者

　　美国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曾经说过：“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

　　谁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明确的受益者?那当然是迅速富裕起来的利益集团。他们最初产生于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最后集中到了城市。

　　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以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政府的垄断行为逐渐减弱，但仍控制着重要的政治经济资源，这使得富人的成长离不开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政府一直努力试图在维持对经济干预的格局下引入市场机制，从而形成了权力与经济密切结合且互相依赖的特征。正是这种制度决定了富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能通过对权力的依附获得财富，其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规模取决于他们与权力互惠的程度，而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实际的竞争力。也正是由于富人的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权利的交换实现的，所以他们与权力一道成为与大众争夺社会资源的另类竞争者。换言之，穷人失去的利益一部分被权力所剥夺，另一部分则被富人所掠夺。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每一个时期和历史阶段，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不同的受益者，他们的致富方式以及财富规模各不相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

　　20 世纪80年代初期，最早的受益者是传统的小业主、小商贩和个体户，他们散落在农村和城市的角落。由于经历过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人们对“勤劳致富”的口号还心有余悸，惟有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和磨难的不安分群体，为了改变生活方式、改善生存条件，率先转变了“怕富”的观念，敢吃“资本主义”的螃蟹，他们用少量私人资本投入生产、流通以及服务业，直接参加劳动或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以相当原始的方式创造财富、积累财富。

　　他们文化程度低，但敢想敢干，不畏艰难，不怕失败，他们激发了社会其他群体的发财欲望，测试并提升了社会对商人或富人的容忍程度。

　　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难以与权力形成密切的结合，当时的权利部门也不敢直接与可能被再度“革命”的对象发展特殊的关系。

　　这批最早的受益者没有尝到与权力结合的“甜头”，因而注定了他们难以将财富迅速积累并扩大的命运，当改革的步伐从农村转向城市，他们便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引入，一批干部“借船出海”或“造船出海”，他们在重新调整自身社会位置的过程中，凭借着往日的权利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保持或取得了相应的竞争优势。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格局中，迅速完成了财富的积累。

　　20世纪90年代开始席卷全国的“圈地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房地产投资高潮，使富人的队伍迅速崛起并壮大。这种财富的积累，最初是靠侵占被拆迁户的利益以及农民安身立命的土地增值，后期是靠成千上万的购房者用几十年的血汗钱维持的暴利。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对房地产商的财富积累过程做了很通俗的诠释：策划项目制定圈地计划，通过各种关系摆平土地批租方，用最低的首付或零首付取得土地手续抵押给银行，银行贷款支付土地款和开发款。于是，银行家自然就成为房地产商和土地主管方“共富的对象”，成为“利益集团”中的一员。银行家一摆平，钱就滚滚而来，据统计，房地产开发超过70%以上的资金是来自银行。

　　中国大大小小的富豪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在中国只需要十多年甚至几年便可以完成。

　　20 世纪90年代还产生了一批富豪，他们一不靠办企业，而不沾新技术，三也没有赶上“价格双轨制”而实施“官倒”的好时机;他们从一穷二白起家，在短短几年中成为几亿、几十亿的富豪。他们或者像变戏法似的把全民财产变为个人资产，或者在金融圈内或资本市场呼风唤雨，财富积累的速度比火箭登月还快。而在富豪崛起的同时，银行出现了巨额的呆坏帐，证券公司出现了资金黑洞，保险公司出现了信誉危机，国有企业纷纷倒闭。

　　再看看中国的股市，短短十几年，从最初的“杨百万”到炒“原始股”，再到一个又一个公开或隐性的庄家，中国股市这个无序的“赌场”制造了许多一夜暴富的神话，当大大小小的庄家获利离场，股市上只剩下几千万被掏空了口袋的股民。在中国股市，获利离场的庄家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新世纪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新经济也催生了一批财富英雄，他们凭借卓越的聪明才智和对资本市场的机会把握走在新经济的前列，涌现了一批诸如陈天桥、丁磊、张朝阳为代表的阳光富豪。这批富豪的崛起，转变了社会对富豪的认识和看法。他们很少利用权力资源，相反，他们与权力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一现象引起了权利的不安和惊慌，他们靠个人和市场的力量催生和带动了一个新的产业，为社会和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和足够的虚拟空间。

　　“权力资本腐败”是富豪发迹的最重要的捷径。正是由于掌控财富和权力的人有条件降低制度成本，进而支配更多资本，才使得社会财富迅速积聚到少数人手中。

　　暴富了的“有权人”和“有钱人”结成了生死利益同盟，不少串案、窝案都围绕着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日益尖锐，但腐败的成本以及为此要付出的代价并没有增加，腐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各个角落泛滥，据国土资源部2003年公开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治理整顿土地市场以来，共查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件，68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9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说明权力腐败的成本实在太低了，在违法案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没有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以上的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腐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房地产是富人最多的暴利行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商迎来了无限美好的幸福时光。房地产一轮又一轮的开发热潮席卷全国，房地产商疯狂圈地、拼命上项目、极力炒概念、火热卖房子已成为各地经济的一大亮点。

　　他们最初靠土地发家。中国的土地一直是通过权力进行划拨和转让的，这为“权利寻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房地产商创造了惊人的财富。

　　房地产开发与投机催生了一批又一批强大的受益者。90年代初期，小小的海南岛就上演了这样一台“好戏”，一夜之间，诞生了数百位千万富豪乃至亿万富豪。在那个辉煌时刻，近千亿资金涌向海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房地产开发与投机高潮。海南岛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炒过，到处是工地，房子没有盖，仅仅凭着一张图纸就可以被人们击鼓传花式的炒来炒去，最后房价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向遥远的天际。少数人的暴富，最终是以金融机构的巨额坏账为代价，金融机构在海南房地产的喧嚣中损失了600多亿元。

　　如今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与当地居民人均年收入相比，房屋价格已上涨到令人可怕的程度，在收入水平增长幅度缓慢、就业机会并没有全面改善的情况下，房屋价格节节攀升。在这些城市，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已不是建筑材料、人工等基本费用，而是地价、人气、概念等情绪化、人为化的非理性因素。

　　一般说来，房地产公司售房的价格，大致包括了四方面的成本：1.建筑成本;2.地价;3.房地产税费及管理成本;4.利润。单从建筑成本来衡量，撇除地价、房地产税费及管理成本等主要因素，2002年全国的房屋造价平均水平大致如下：

　　标准多层(七层以下)住宅楼：砖混结构约550元/米2，框架结构约650元/米2;高层建筑(十层以上、有电梯)，约1200元/米2，它随钢筋配率和砼强度等级的高低而升降，这一价格，是建筑市场上施工单位可以接受并有相当利润的市场价格，越是沿海发达地区，其价格越低，如福建，砖混结构最低有380元一平方米，只要资金到位，大把有人抢着做，广东也是如此，建筑造价普遍较低，这得益于建筑市场完全市场化的结果。也应该感谢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是他们用非常低廉的工资报酬支撑起一幢幢的高楼大厦，他们没有任何福利待遇、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是他们的付出和奉献拉低了城市建筑的造价。而他们的付出和奉献都被少数开发商所攫取，并没有体现在最终售价上。

　　对地价便宜的大多数中小城市而言，建筑成本是房价构成的最主要因素，譬如， 30万元/亩的标准多层住宅用地，考虑其容积率、小区配套设施、规划概要等，建筑面积分摊的地价因素大约是180元一平方米，房地产税费及管理成本再高也不会超过150元一平方米，如果利润保持在国家鼓励的、合理的8%，那么面对消费者的终端销售价应为1000元左右，但现在此类地区的房地产价格都在 3000元左右，所以说中国的房地产业是暴利行业绝不是空穴来风。

　　在中国，房地产被公认为是造就富人最多的暴利行业，也是引发民众上访最多、损害国家利益最多的行业。在房地产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中，维系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权力参与批租土地，银行提供大规模贷款，不同的利益集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获得各自的利益。

　　比如海口市海甸岛的几千亩土地，最初仅以每亩几千元的价格划拨给某公司开发，到1993年这块地皮最高被炒到了每亩200多万元。对于这种情况，国外一般采取征收受益税或土地增值税、财产税等法规来抑制其获取暴利，而中国的土地增值税根本就没有得到实施，其暴利一般都通过不同的渠道流入企业或私人的口袋。

　　比如重庆一家地产公司，违反国土、城建规划，擅自扩建了十几万平米的房子，按说应该补缴罚款几千万元，但最终公司老板只拿了几百万元给个人的“好处费”，就将不合法的手续合法化。

　　沈阳的富豪刘涌一次请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吃饭，临走时，顺手给马向东秘书扔下一包钱，马向东作为回报，将价值3.5亿元的沈阳市中街商业区一块2.4万平方米的用地，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划给了刘涌。单是这块土地，刘涌一夜之间就增加了3.5亿元的财富。

　　如今在城市，一个看上去很不显眼的楼盘，挣几个亿不过是家常便饭。房地产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投资一个房地产项目，如果没有100%的利润，那肯定是一个失败的投资。

　　海南万通进军北京时手中不过几百万，投资一个新世界商场项目，就使他们的腰包膨胀到十几亿，并奠定了冯仑、潘石屹等人在江湖上显赫的地位。万通在北京短短十年间，还培养和造就了十几个亿万级的地产富豪。

　　北京城区的一些楼盘，初期推出时均价每平方米四五千元，利润已经翻番，现在同样的房子均价已经涨到了每平方米1万多元，这样的暴利怎能不产生富豪?

　　北京某家房地产公司90年代中期拿到了国贸附近的一块地皮，当时花了3亿多元，后来与香港人合作开发，评估价是30多亿元，仅仅五年的时间，整整翻了十倍。

　　潘石屹离开万通时，从万通带走的现代城项目，仅仅一个项目，就使他轻松跻身富豪榜的行列。

　　1994 年，一位从海南政府机关下海的干部来到北京，看中了东直门外的一块土地，于是贷款投资开发写字楼，项目还没完工，就被中海油公司整幢买走，每平方米净赚了 7000多元，他做梦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当他后期开发涉外公寓与美国地产大鳄汉斯公司合作时，美国汉斯对这样的暴利惊叹不已!在汉斯看来，投资房地产 15%的利润就已经很可观了。

　　曾伟2001年从深圳来到北京，看中了朝阳公园对面的一块土地，而这块土地上迅速崛起的金灿灿的棕榈泉国际公寓，宛如一座座金山，使曾伟转瞬间成为巨富!

　　难怪有人慨叹：这样的暴利机会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据《福布斯》一年一度公布的中国富豪榜显示，最近连续几年，在中国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从事房地产开发的高达40%以上，由此可见房地产是中国产生富豪最多的行业。

　　然而《福布斯》的排名仅仅只是一种表象。一些深藏不露的房地产商人根本不屑于跻身其中。像北京天通苑、世纪城等地产商人，其获取的利润早已超过百亿。他们并不希罕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福布斯》上。

　　在房价高涨的大背景下，通过房地产获利过百亿的地产巨头在北京、上海绝不少于百人。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一暴利行业存在着普遍的偷税漏税行为。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03年度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暴利丰厚的房地产企业悉数落榜。

　　轰动一时的上海“周正毅案”，当事人仅因虚假注资和操作证券市场罪被轻判。但“周正毅”案暴露的问题恐怕绝非如此简单，他在静安区“东八块”58号地块与2159户拆迁户的纠纷并没有因此而解决。当地一位拒绝拆迁的中年女教师申诉，如果她家被迁到远郊，她的工资还不够她和两个孩子到市内工作、读书的路费和餐费，而她的丈夫已经下岗，她自己也身患重病。类似她这样拒不拆迁的家庭还很多，拆迁暴露出的问题在于市民拥有自己房屋的居住权，但在拆迁时却无法与开发商进行价格谈判，甚至，几乎所有诉诸法院的拆迁官司都没有胜诉的可能。而政府通过一纸协议书将土地转让给开发商，一旦开发商和拆迁户的矛盾变得尖锐，政府往往站在开发商的立场替他们行使拆迁的义务。如果上海公开拍卖这块土地，拆迁补偿问题很容易解决。协议转让或划拨，利益都被开发商吃掉了，对于百姓来说，住房是最大的个人财产，而对于政府或开发商而言，土地又是获利最丰厚的财源。

　　闹得沸沸扬扬的湖南嘉禾商场项目，开发商以每平方米30元的超低价拿到城中心一块需要拆迁的土地，而当开发商与拆迁户发生利益冲突时，当地政府不惜采取一切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对付无辜的拆迁户，一时间闹得全县上下人心惶惶。

　　当房地产商借助各种力量哄抬房价导致房价疯狂上涨时，成千上万的低收入阶层只能望楼兴叹，要买房，就得透支未来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心血。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窗口“上海”，房价上涨的速度更是离谱，即使一个高薪白领一年的总收入不吃不喝也买不到5平方米的房子。上海市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795美元，据说居中国各大城市之首，这样的收入只能在徐家汇或陆家嘴勉强买到1平方米的房子，而上海市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还远远达不到这个理想的人均收入数字。

　　在深圳、北京、上海等地，地价是房价的主要构成因素，好的地块，每亩多是千万以上，在这样的地块只有建造高层、高档楼宇，才能把地价因素削减、消化下来。在北京，1000万/亩的地块，应该在三环以内，25层的塔楼，建筑面积分摊的地价大约是1300元一平方米，加上 1200元一平方米的建筑成本，如果利润率为8%，那么面对消费者的终端销售价不过3000元左右，而现实中的价格多为一万元以上。这里所说的地价，是参考同地域中已经见报、公开招投标的地价。而实际情况是，不单是北京，全国其他地方，经营性的房地产土地出让绝大部分(95%以上)都是协议转让的，就是说，是在没有竞争、不公开的情况下以一种你情我愿的形式出售国有土地的，其价格比公开招投标的地价低很多，有些可能连1/10都不到。北京2003年突击协议转让的土地，用京城房地产大腕华远公司任志强的话说，光为这些协议转让的土地办理各项手续，没有一年半的时间，绝对办不完。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国土资源部下令，2004年8月31日前停止一切土地的协议转让，改为以公开招投标方式转让，出价最高者中标。游戏规则改了，门准备关上了，已经得利的、想要得利的、有门路的立马就忙开了，有人戏称此幕系土地市场的最后疯狂，京城房产大腕们预测，今后北京的房价将会不可避免地上涨，乐观的估计2万元一平方米都打不住，按原来房屋销售价格与成本的比例推算，房价可能会上涨到3万元一平方米，快赶上香港的房价了，但香港的人均薪酬水平、地价却是北京无法比拟的。

　　有句话说得很精辟，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每个城市在把房产价格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时，无疑是在加快其挖掘坟墓的步伐，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所有的资本都会争先恐后地出逃，对当地经济的打击，用十年衰败来形容都不为过，看看现在的北海、海口以及日本、香港，就明白什么叫元气大伤!

　　当一个城市的主要财富是以土地、房产来支撑时，必然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不动产基本上没有任何特殊性，制造起来很快、很便宜，它不是古玩珍宝名画，其真正价值，与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劳动力价格、建筑材料价格是密切相关的。有关数据表明，当一套70平方米的新建房屋价格是当地人均年收入的5倍以上时，就已经进入警戒线了，达到10倍时已是相当严重的泡沫化。从长远来说，这样的价格在其它因素(利好出尽、利空必至)的打压下，必然存在理性回归的动力，任何政府的优惠政策或商业上的奇迹都抵挡不住，除非以破坏当地整体经济持续性发展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