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的发财方式 有富豪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今天，最有效、最快的的发财方式，是将国家的钱变成我口袋里的钱，国家的钱实在太多了，没有谁数得清，没有谁看得住。实际上，许多看守人并不反对把国家的钱放到我的腰包里”。 有位靠倒腾资金发家的富豪也说过一段话：“把钱从银行弄出来，就好像是从自己的左口袋弄出来再放到右口袋，总量没有减少，谈不上什么损失。”这位富豪多次吹嘘过他的发财方式就是从银行贷款，早期银行贷款只认人不认资产，他贷到第一笔钱后，用贷款再去贷第二笔款，以这种方式贷款规模越来越大，他就成了富豪。 在中国有大批富豪都是寄生在银行身上，为了从银行搞钱乐此不疲。虽然银行的钱是全民的，但掌管钱的却是个人。最近十几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了几万亿的呆坏帐，没有几个人最终承担责任，在银行贷款大量流失的同时，一批又一批的银行官员离开银行远走高飞。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了题为《格林科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活龙活现地说出了国企改制过程中一些人常用的招数。 郎咸平的言论的确代表了许多民众的基本诉求，而他的反对者，无疑是另一利益群体的坚定支持者。当社会利益面临重新分配时，各种利益群体通过多方的博奕来满足自己的基本诉求。在中国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郎咸平的“发难”揭露了中国国企改革长期以来的积弊，唤醒了改革中另一巨大群体的维权意识。人们希望通过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博奕，逐渐形成交易、竞争、分配的基本游戏规则。规则的底线是利益各方都可以接受，而不是任由哪一方随心所欲地主宰利益的分配。 国企改制中，瓜分国有资产这道丰盛的晚餐已是人人皆知的普遍现象，国内不少丧失了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被一些利益集团所迷惑，为种种公开的掠夺摇旗呐喊，政府相关部门的沉默也助长了这种疯狂的掠夺。如今，当人们公开谈论国企改制的利弊时，几乎所有值钱的地方国企已被卖的差不多了，全体国民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社会财富转眼间变为少数人的囊中之物! 山西运城市2.3亿国资一夜“大缩水”成了几千万;大连5000万资产的一家国企，被公司老总以 400万的低价拿走;上海一家国企老总施展“腾挪大法”，侵占国有资产数千万。大名鼎鼎的上市公司京东方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股权置押、转让之后，最终由一家注册资本仅为300万元，成立时间不到1年的北京智能科创公司成为掌管几十亿资产的大赢家。而智能科创的股东包括多名京东方的现任高管。如此快捷的发财方式，没有预告，一切已经开始，同样是没有预告，一切又接近了尾声。 郎咸平呼吁“停止以瓜分国有资产为目的的国企改革”显然点中了死穴。做为一名境外学者，他的声音很微弱，根本无法撼动既定的国企改制政策，也不可能对利益集团构成真正的威胁。看上去强大的国资委其实根本无法无力也不可能阻碍利益集团抢夺丰盛的晚餐! 2003 年12月29日在深圳五洲宾馆，深圳市政府召开了市属国有企业改制签约大会，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石化集团公司、深华运输实业公司、深圳市勘查研究院、深圳市设计装饰公司等5家市属一级企业，进行整体改制，分别与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和深圳市建设控股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或框架性协议。这次所谓的“整体改制”，也就是被郎咸平炮轰的“国退民进”。政府授权将数十万职工二十多年来用血汗创造的财富一纸划给了个别人。一夜间，深圳又出了一批亿万富豪，与以往的“造富运动”不同的是，这批新的富豪是原国企的管理者。他们发财的方式很简单：将自己受托管理的国有资产在“国有资本退出”的旗号下变成自己的私人资产。正是这种不公平的幌子给一些企图利用国企改革牟取私利提供了机会，于是乎在全国各地演绎了一场场激动人心的国有资产卖给高管人的盛宴。 深圳莱茵达集团董事长李承友只动用了区区两千万元就收购了这家总资产达16.5亿、净资产4.6亿、年销售额达331亿的特大公司。令人不解的是，一个导致数千员工下岗的国企董事长怎么突然能拿出两千万? 深圳益力原来是一家小型国有矿泉水厂，在全体职工的艰苦努力下，成长为中国着名的矿泉水厂生产企业。深圳市打着“靓女先嫁”的旗号，将优质资产“益力”矿泉水卖给法国达能集团，并直接导致该厂数百名职工下岗。紧接着，深圳市又操作“资产置换”的游戏，将这家上市公司的壳资源转给了深圳一致药业。壳资源转让前夕，流通股前100名个人股东中超过一半以上是深圳市政府所属的投资管理公司的人员，后来“一致药业”股价翻了几番。壳资源转让后，公司仅剩的百余名员工被逼全部下岗，连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仅几个月的老员工也不放过。员工们向政府申诉，得到的答复是“国企内部行为，政府不插手”。那些曾经在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用自己的血汗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创造财富的普通员工们得到的是政府和企业的漠视。 类似这样的例子其他省市还有很多。 重庆某国营大厂价值两亿多元的资产，被重庆市经委以2200万元的低价处理给民营企业重庆耐德工业公司，该厂三千多职工义愤填膺，每人集资一万多元提出用4000万元的价格买回自己的工厂，并强烈要求政府查处黑箱操作、践卖国资的行径。 湖南省常德市的国有运输企业欣运集团，其总经理陈欣仅以7000万元，就购买了这家拥有9个县市分公司，总资产达10多亿元的优质企业。改制前，陈欣的姐姐就是这家国有企业的财务主管，改制后随即宣布全体员工一律转岗，重新要求上岗，每人必须缴纳4—20万元不等的上岗费，仅此一项，就从几千名员工身上捞回了几个亿，摇身一变成了新的亿万富豪。 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不可思议的流失方式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尽管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很多，归纳起来，无非两种，即公开流失和潜在流失。 公开流失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流失;潜在流失是国有资产收益的隐形流失。 他们或把国有资产公开转化为个人资产，或利用金蝉脱壳的形式，以股份制改革为名，把优化资产剥离出来，由自己或其亲信掌握，把劣质资产和冗员、债务、亏损业务留在母公司;或低价将资产转让给自己或其亲信。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导致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承担改革成本最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改革成果，承担改革成本最少的社会群体几乎独吞了改革成果。获得最多利益的是权力部门和企业高管，受损害最大的是全体员工。这种社会不公往往是政府权力部门直接参与造成的，在所谓市场化过程中，政府权力部门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格局，参与交易的机会并不是向所有人开放。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现象十分普遍。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一方面少数人利用控制国有企业资产运营和国有资产转让的权力，使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积累起个人雄厚的资本，一夜之间拥有私人企业，反过来雇佣工人，进一步获得利润，个人财富不断增加和膨胀。另一方面，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企业陷入亏损和破产的边缘，职工被迫下岗失业，收入难以维持生计。一方面是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在大多数人身上体现。 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这几年也以不同的方式快速的流向私人手中。山西是我国煤炭的主要产地，因煤而富的人一下子遍地开花。然而屡见不鲜的矿难、真刀实枪的资源争夺战以及每年数百亿的财富流失，其背后都有权力部门的影子。在产煤地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等耀眼的政治资本都被煤炭富豪们所攫取，他们与政府官员称兄道弟，不官而官，轻而易举地垄断了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这些富豪在经营煤炭的同时也在经营着政治，而且经营政治的水平超过了经营煤炭的水平。“经营政治”是指煤炭富豪们与官场亦明亦暗的“鱼水关系”。当他们迈出由农民转向煤矿主的第一步时，命运已经注定他们必须在经营煤炭的同时经营政治，不善于经营政治的煤矿主最终成不了煤炭富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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