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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第一卷 横空出世)下

2013-7-15 22:2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464| 评论: 0|原作者: 东方直心|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毛泽东大传 (第一卷 横空出世)下时间:2013-07-15 19:56来源:来稿选登作者:东方直心点击:33 次我有三个愿望: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第6章“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 话说世界上爆发了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 ...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唤起了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点燃了追求真理的火焰,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陈独秀,谱名同庆,学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
       杨怀中自己出钱,订阅了几份《新青年》,除了自己阅读外,分赠给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等人。一向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毛泽东一开始就认真地阅读它,并热心地宣传介绍它。在毛泽东的思想上,《新青年》取代了《新民丛报》;陈独秀和胡适取代了康有为与梁启超,成为他心目中的崇拜对象。毛泽东曾经说过:
       “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毛泽东还曾经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他说: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说:
       “此日如金,甚可爱惜!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仆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敢不告示与人;有人善,虽千里吾求之。所以,效嘤鳴而求其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毛泽东也经常到楚恰学校萧子升处,通过萧子升认识了曾经先后两次同校同学而不相识的何叔衡。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学名瞻岵,1876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杓子冲,成年后考中晚清最后一批秀才。1913年春,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与比他小17岁的毛泽东同校,后来他们又一起转入一师。1914年7月,何叔衡在一师只读了半年就退学了,受聘于长沙楚恰学校任主任教员,教高年级国文课。
       毛泽东认识何叔衡后,没多少时间便对他产生了敬意,特别为他的办事热情、感情热烈所吸引。毛泽东常说“何胡子”是一头牛,是“感情一堆”。何叔衡对毛泽东的学识也非常钦佩,常向人介绍,“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后起之秀”。毛泽东曾当面评价何叔衡:“不能谋则能断”;何叔衡心悦诚服地说:“润之说我不能谋则能断,这话是道着了。”
       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邵西仁兄足下:
       前月从熊君传来足下一书,教诲良多。兹有欲为足下言者: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服善也;扬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来书言速归讲学,并言北京臭腐,不可久居,至今不见征轺之返;又闻将有所为,于此久居不去。窃大惑不可解,故不敢不言,望察焉,急归无恋也。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孽孽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情稍快惟此耳。岁将晏,气候日寒,起居注意,道路珍摄。不复一一。
       润之弟毛泽东顿首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毛泽东长期访求和多方通信联系,在他的周围终于逐渐地聚积了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陈昌、陈书农、罗章龙等十余人。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和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少数是长沙市中小学的青年教师。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他就是邓中夏。蔡和森在1915年秋考入湖南高等师范,与毛泽东等同学经常来往。毛泽东在杨怀中先生家里,经蔡和森介绍,认识了邓中夏。
       邓中夏,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1915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与蔡和森同班。蔡和森沉默寡言,终日伏案用功;邓中夏性情豪爽,喜交游,善谈论,温和中带一种刚毅之气。三人志同道合,很快都成了真挚的朋友。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道:
       “我逐渐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和这一批志向远大的青年经常在岳麓山、桔子洲、平浪宫等处聚会,臧否人物,畅谈国事。
       毛泽东除了广泛结友外,还积极地参与学校的学友会活动。
       1915年11月,毛泽东被选为学友会文赎,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这一职务他一连任了四届。
       第一师范的学友会始创于1913年9月,初名“技能会”,以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为宗旨。1914年改名为自进会。1915年秋正式定名为学友会。学友会的宗旨是:
       “砒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
       学友会的成员包括在校学生和已毕业的校友。学友会下设教育研究、文学、演讲、竞技等15个部。会中设有会长一人,由校长兼任,总理一切事务;总务一人,由学校学监兼任,主持日常会务;各部部长各一人,另有庶务、会计、文牍各一人。
       1915年冬,毛泽东以学友会的名义,将昔日的保皇派中的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言论编印成册。因为萧子升的书法好,毛泽东就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特急邀请萧子升为这本书题写书名,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需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
       萧子升慨然应约,立即写好送来了。
       毛泽东将小册子印成后,在校内外广泛散发,不但在校内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陈昌在日记上写道:
       “上午8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而讥帝制,其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云幸矣!”
       毛泽东的课外活动,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习。他每天总是在天色未明就起床,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持之以恒,从不稍怠。
       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他说:
       “经之类13种,史之类16种,子之类22种,集之类26种,合70有7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10年莫完,购之非200金莫办。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二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
       191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国耻日”1周年追悼大会上,为吴竹圃题写了一幅挽联。
       吴竹圃,湖南汨罗市桃林寺镇青山人,他是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各科成绩出类拔萃,而且关心国家大事,指斥时政,与毛泽东志同道合。吴竹圃于4月间一病不起,年方20岁便撒手人寰。
       毛泽东在追悼大会上题写的挽联是:
吴夫子英气可穿虹,夭阙早知,胡不向边场战死?
贾长沙胜俦堪慰梦,永生何乐,须思道大肿方深!
       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信说:
       “话别之后,滞于雨,不得归;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母病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加之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早起晚宿,三饭相叠。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明日开霁,决行返舍。”
       6月25日,毛泽东离开长沙,26日9时,到达湘潭,又步行70里,夜宿离韶山30里的银田寺。沿途的大好景色和战乱的景象,使毛泽东感慨不已。当晚,他忍不住“捉管为书”,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述说在途中的所见所闻。他写道:
       “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招摇道涂,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乎通不通之间焉。”
       6月27日上午,毛泽东回到故乡,回到母亲的病榻之旁,一颗“游子之心”得到了极大的宽慰。然而,他仍系念着中国的战局,尤其是湖南的局势,半月之后,便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母亲。
       7月12日,毛泽东在返程中到了湘潭,又忍不住给萧子升写信,述说感受。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学校,给萧子升写了一封长信,申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
       毛泽东对湖南走马灯似的军阀、都督更替,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愤愤不能平于心”。他激扬文字,针砭时弊,指点江山。他在信中写道:
       “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芗铭)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更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汤在此3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任张树勋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市政之饬,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这一个时期,毛泽东不断看到《大公报》上所载的1916年7月日俄再次瓜分中国满蒙权益所签订协约的消息;而袁世凯急于称帝,却对日俄的强盗行径听之任之。同时,报端还披露:日本内阁行将改组,不少国人寄希望于炮制《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大隈重信下野后,日本对华关系可望趋于缓和。
       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又给萧子升写了一封长信,他主张对附和帝制的罪魁祸首,严加惩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毛泽东写道,新大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等8人,是“人心奇快”。“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故最愚者袁世凯,而8人者皆次也。”
       毛泽东对新总统黎元洪也表示了不满,他写道:
       “此次惩办,武人未及,如段芝贵、倪嗣冲、吴炳湘等,皆不与于罪人之数,舆论非之,即8人者,闻亦多逃矣。”
接着,毛泽东在信中分析和预见了中日之间的关系,他写道:
       “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且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见人也。”
       “大隈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它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
       吾在校颇有奋发踔励之慨,从早至晚,读书不休。”“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
       这正是:忧国忧民开慧眼,未卜先知超先贤。
       交友结党小试手,道义未担练铁肩。
       欲知毛泽东如何将自身历练,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中日两国之间斯时关系之发展,正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发生了,而他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的预言,后来也不幸发生了。此时尚不足23岁的青年毛泽东,岂不是料事如神么?请看:15年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其结果是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21年之后,日本又挑起了卢沟桥“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但是,毛泽东可能没有想到,在20年之后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奋起抗战、统帅千军万马运筹帷幄于抗日疆场之上的领袖,竟然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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