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副精力集中到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在实践中探索和总结新的战争规律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过江那一天起，毛泽东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朝鲜战场了。毛泽东一生中指挥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统率过几百万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有高人一筹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但是，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国外战场上，同一个新的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怎样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新胜利，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新的经验。 （1）首战告捷。 抗美援朝战争怎么打法? 当时的朝鲜战局十分严峻。美国和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分三路北进。按照麦克阿瑟的计划，在占领元山和平壤之后，先东西对进，打通联系，然后向鸭绿江边推进。 还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研究敌情后商定：利用敌人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在朝鲜半岛细腰部(又称蜂腰部)地区以北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果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一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优势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这就是说，六个月后再谈攻击问题。 然而，志愿军渡江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完全不象原设想的样子。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的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速度甚快，直向中苏边境逼近。原定阻敌方案已不适用。 根据敌情变化，毛泽东迅速改变作战部署。10月21日凌晨2时30分他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毛泽东致邓华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初战必胜。这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过着十分紧张的生活。据他的机要秘书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半个多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有来自前方的电报，有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这些电报和材料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泽东手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毛泽东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 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指导方针逐步考虑成熟。他在10月23日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07、108页)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敌进甚速，而我军主力离预定开赴地区相距尚远情况，10月23日，毛泽东电令邓华等13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毛泽东致邓华电，手稿，1950年10月23日)彭德怀等研究了敌情，抓住战机，灵活机动歼敌已刻不容缓。10月25日上午，我志愿军第40军一个团将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但南朝鲜军仍不吸取教训，继续分兵冒进。29日，志愿军一个军将冒进的两处南朝鲜军大部歼灭，取得初战胜利。 但麦克阿瑟对志愿军兵力仍估计不足，满不在乎，以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继续命令后续部队向中朝边境推进。10月底，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冒进北渡清川江到达云山。11月1日至3日，志愿军部队将其大部歼灭;同时，阻击部队又击溃该师另一个团，并击毙其团长。云山战斗，志愿军首创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先例，狠刹了一下“王牌军”的威风。使美军等被迫全线撤退。我军乘胜追歼逃军，胜利结束第一次战役。 5月5日一时，毛泽东复电彭同意休整部队，并提出组织第二次战役的指导思想。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十三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2）二战全胜，我军取得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引起美国朝野种种猜测。麦克阿瑟则把赌注压在阻止志愿军继续过鸭绿江上，提出“最后的攻势”计划：先有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渡口，再发动地面攻势。(《麦克阿瑟回忆录》第271-272页)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新的恶战不可避免。为加强东线力量，他在11月初决心调宋时轮率领的第九兵团入朝。11月5日，电告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毛泽东传》1949-1976 上卷 第130页) 在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并决定加强东线兵力之后，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一段话，说：“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两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13日) 11月中旬，第九兵团三个军十二个师秘密入朝，在东线迅速完成战役集结。这使志愿军总兵力达到九个军三十个师38万余人，并在东西两线上都占有兵力上的优势。而这时敌人仍低估中国在朝鲜的兵力。 从11月6日起，西线之敌开始试探性进攻，以摸清志愿军兵力和意图。志愿军各部队从清川江边节节后退，故意向敌人示弱，还故意丢弃一些破旧枪械，以诱敌深入。麦克阿瑟果然中计，命令部队向北冒进。24日，“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全面进攻，目标直指鸭绿江边的朔州、碧潼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江界，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11月25日，西线敌军被诱至预定战场。志愿军即发起第二次战役。当晚，恰逢月圆之夜。此是志愿军最理想的夜战天候。志愿军西线部队突然发起猛攻。一个军分三路合击孤立地暴露在志愿军面前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一个师。至26日晚，全歼该师五千余人。志愿军另一个军也在宁远等地歼灭南朝鲜军另一个师大部。 志愿军在德川、宁远打开缺口后，正在进攻的清川江以西之敌，大部在原地停止行动，同志愿军形成对峙状态。这正是穿插分割歼敌的极好时机。彭德怀等立即按照毛泽东的电令，要求高部队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西线之敌。这样，西线战场形成敌我交错的战争奇观。从整个战场的态势看，敌军处在志愿军南北夹击之中;但在三所里、龙源里的局部战场，志愿军又处于敌军的南北夹击之中，情况十分险峻。如果此两地失守。清川江以西以北之敌将全部南逃，第二次战役的歼敌目标便会落空。第38军第113师终于顶住每日上百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击退一次又一次坦克、炮兵、步兵的协同攻击，使南逃北援之敌相距不足一公里却始终不能会合，大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骄横一时的麦克阿瑟被迫承认：“这支小小的军队，在目前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至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 第460页)他命令东西两线军队于12月3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 毛泽东立即命令西线部队向平壤挺进，相机收复平壤。12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16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三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密切配合，有声有色 志愿军连续打了两个胜仗，在某些人的头脑里速胜思想有所滋长。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应当怎样估量?是速胜，还是持久?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在第二次战役发起不久，1950年12月3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对朝鲜战局发展前途曾作出两种可能的估计。他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这表明，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准备长期作战的基点上。他还对金日成说：“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 第133页)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朝鲜境内发生的一场严重的国际斗争。它既是中朝两国军队和人民反抗以美国南朝鲜军队为首的帝国主义军队的国际军事战争;又是极为尖锐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毛泽东不仅面临着严重的国内斗争，军事战争，而且还面临着严重国际政治斗争。 （1）志愿军连续打了两个胜仗，在某些人的头脑里速胜思想有所滋长。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应当怎样估量？是速胜，还是持久？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在第二次战役发起不久，1950年12月3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对朝鲜战局发展前途曾作出两种可能的估计。他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这表明，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准备长期作战的基点上。他还对金日成说：“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 第133页)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作出明确判断：“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毛泽东致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26日) （2）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取得两个战役的胜利，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英美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英美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越发被孤立起来了。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 第134页) 在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同时，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同美国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11月28日下午，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上，作了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长篇发言。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一、严厉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三、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中国方面这些完全合情合理的建议，虽然被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所否决，但这义正词严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海外爱国华侨受到鼓舞。中国政府在安理会上同美国的政治斗争，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密切配合，有声有色。 （3）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 按照原来的设想，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转入休整，准备来年春举行新的反击。然而，国际形势激变，不容志愿军来春再战。 1950年12月14日，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阴谋。 毛泽东对此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他在12月3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前11天，会见金日成时就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35页)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同上)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就需要及时地发起第三次战役。但是，由于连续作战、冻饿减员，部队十分疲劳。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确有很多困难。尽管如此，志愿军总部还是根据政治局势发展的需要，下达了继续南进的部署。 毛泽东批准了志愿军总部的作战部署。 这次战役由志愿军六个军和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共同进行。1950年除夕之夜——12月31日17时，中朝军队全线发起进攻，在约二百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联合国军”怕被迂回包围，陷于绝境，于1951年1月2日全线撤退。 彭德怀决定乘胜扩大战果。中朝军队4日进占汉城，5日渡过汉江，8日收复仁川。“联合国军”退守“三七线”附近。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 （4）中朝两国紧密团结。 第三次战役之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即志愿军在仁川及汉江以北先休整两到三个月。但他又认为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要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1月19日，毛泽东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作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他还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志愿军党委。 这段话在抗美援朝的关键时刻，对于加强中朝两党、两国、两军的团结，起了重大作用。 四朝鲜战争“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1）两种估计。 中朝两国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曾经作过一种估计，即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显然是一种乐观的估计。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中朝军队在二月间就可以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 第15页) 这后一种估计对了。果不其然，从1月25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面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战役打响后，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5-146页) （2）轮番作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员。怎么办?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2月7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掉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3）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面对严峻的形势和困难，彭德怀认为必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请示战略方针。2月21日，彭详细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6页)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 这是毛泽东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判断，及时调整战略方针的极其英明的决断。这也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和战略方针。 （4）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彭德怀还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7页) 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少顷，他望着内心不安的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并叮嘱说：“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7页)多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胸襟和气度!这和那些老来沉湎于“棋牌”、“麻将”、小家庭的“天伦之乐”的大人物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毛岸英是经过毛泽东同意，随志愿军总部入朝作战的，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父爱。毛泽东爱他，在他身上寄托着厚望，但毛泽东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他应当报效祖国。 1950年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当天，三架美军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没有投弹。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司驻地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彭总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1951年元旦过后，1月2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江青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周恩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手稿，1951年1月2日) 周恩来的信和彭总的电报，由机要秘书叶子龙送给毛泽东。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8页)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得胜了!在他见了程颂云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同上) 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烈士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 （5）第四次战役胜利结束。 3月2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总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同日，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19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3月18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3月1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49页)3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13日，主动撤离汉城。到三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由于中朝军队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此次战役历时87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联合国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引发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争吵，迫使杜鲁门中途易帅。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五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战略防御，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被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半岛东西距离最短的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1）“零敲牛皮糖”。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左右(此时志愿军共有十五个军约有百万兵力)。但是“联合国军”武器装备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的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 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也就够了。”(《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50页)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第二天，他在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二副司令员陈赓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形象地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讲清，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同上) （2）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6月3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会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同上) 毛泽东给斯大林写电报的时候，已临近第五次战役尾声。第五次战役于6月10日结束。这次战役共歼敌8万2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常常，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往往能够成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但没有因抗美援朝而被延误推迟，反而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表现出蓬勃的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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