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7章 “主席，主席！39号发言，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可付诸表决。” 话说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贯彻三大决议的具体办法，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中共党员、团员全部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中共则为之建立。 1923年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团湘区执行委员会。至此，全区有长沙、安源、衡阳、莱阳、铜官等6个地方团执委会，新河、第一纱厂、平江、益阳、湘乡、宁乡、木口山7个团支部，共有团员790人。 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大发展，是与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及时指导分不开的。他在建立团组织时，很注意团员的工人阶级成份；强调团组织置于党员的领导之下，湖南初期的团员多是党员发展的，许多政治活动都是党团共同进行。党员在斗争中培养团员，团组织亦能自觉置于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这在全国团组织中颇具特色，是湖南团组织能够稳步、健康发展的原因。 毛泽东在建立湖南党团组织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党团的组织生活和纪律。他曾在会议上，批评年近60的共产党员贺民范不参加组织生活；耐心说服教育那些对交纳党费有异议的同志。 毛泽东自己则非常注意发扬党的民主作风，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勤于工作，不辞劳苦，常常是不分白天黑夜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做调查研究。他还负责大量的文字工作。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和各地方组织通信联系，指示工作。他勤奋好学、艰苦朴素，谦虚勤恳。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他周围的人们。 12月25日，陈独秀因为孙中山已经在11月发出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决心依靠共产党改组国民党，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他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布了第13号通告，通告中说： 国民党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我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能当选1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清楚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的错误观念；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此后，毛泽东奉命来到上海环龙路44号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参加宣传部的工作，与邵力子、于右任共事。 1924年1月中旬，毛泽东与部分国民党代表乘轮船离开上海赴广州，帮助筹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指派廖仲恺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人，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改组国民党的事宜。 1月20日，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主持了国民党一大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165人，其中共产党代表有孙中山指定的于树德、李大钊、谭平山；还有各地推选的代表沈定一、詹大悲、谢普、林伯渠、夏曦、袁达时、于方舟、张国焘、瞿秋白、赵干、毛泽东、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王尽美、刘芬、李立三、陈镜湖、李锡九。除以上人员外，孙中山指定的代表陈独秀和地方推选代表李维汉因故缺席。 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他在开幕词中宣布：第一件事是要改组国民党；第二件事要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廖仲恺提议，组织5人的主席团，由孙中山指派；得到代表们的同意。于是，孙中山指定由林森、汪精卫、谢持、胡汉民、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其任务是：孙中山因事不能出席主持会议时，由主席团推举1人代表孙中山主持会议。 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匆匆和孙中山会过一面，他感觉孙中山有些老态，说话显得啰唆，“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毛泽东在1964年10月还谈到他见到孙中山的一点印象。他说，那时孙中山正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严重的疾病在折磨着他，说话显得啰嗦，“他不允许别人与他多说”。 但此时的孙中山，在斗争方面还是很坚决的。在国民党内部赞成国共合作的只有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极少数人，而反对的人数众多，胡汉民、胡毅生、邹鲁、居正、张继、冯自由等人公开破坏或暗中阻挠。孙中山严厉指斥他们：“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后来因为张继在会议上无理取闹，孙中山把他驱逐出会场，软禁了1夜。孙中山还把长期追随他的冯自由真的开除了党籍。 据程潜回忆说：孙中山在“一大”期间，对于与共产党的合作有过3次演说，每次达两个小时之久。孙中山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待大会代表时，因茅祖权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他就起而发表长篇演说：“20年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人很多，但总是想打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不足20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 孙中山在另一次演说中这样说：“你们老党员已经堕落了，不革命了，你们反对共产党员加入，是含有想做党阀意味，想要包办革命，老实不客气说，都只想发财做官，数十年革命尚未成功，就是受了你们的累。民族主义，你们只晓得打倒满清；民权主义，你们只晓得议会政治，其余便不知道；至于民主主义，更是全然不懂。我们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不过与马克思的观察稍有不同罢了。” 再说在1月23日上午，毛泽东和李大钊、汪精卫等19人被推举为国民党一大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 大会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提出，在党章第1章第2条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反对国民党内有跨党分子。 李大钊当即予以驳斥，他在发言和所写的《意见书》中恳切陈词：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巧取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对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 李大钊的解释和严正声明，使许多代表为之动容。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相继发言，支持李大钊的意见，反对方瑞麟的提案。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席位是39号，他看到大会气氛逐渐有利于国共合作，就立即发言说： “主席，主席！39号发言，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可付诸表决。” 大会主席采纳了毛泽东的提议，表决的结果，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就《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出版及宣传问题》、《本党设立研究会》、《比例选举制》等议案都作了发言，阐述了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推动大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提案时，提案人黄季陆说： “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 比例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之一，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按总票数中的比例，分配各政党议员席位。黄季陆的提案得到国民党一些右派代表的赞成。毛泽东发言对此提案表示反对，他说：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为，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给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黄季陆辩解说： “比列选举制非代表资产阶级，亦非有害于革命事业，实乃全民政治之代表物。” 毛泽东在辩论中说： “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以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这一提案未被大会通过。 毛泽东的多次发言，引起了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的汪精卫的注意，汪精卫说： “究竟是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踊跃，态度多积极！” 张国焘因要回北京主持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途请假离开广州。他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和李立三发言最多。”“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他们两人。不少老国民党员又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 1月25日下午，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国民党一大，孙中山赞誉列宁是“革命中之圣人”，他建议休会3天，向列宁致哀；孙中山亲自书写了“国友人师”的祭幛；并向苏联政府发去唁电。 1月28日，国民党一大大会继续进行。大会通过了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有瞿秋白参与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 1月30日上午，国民党“一大”闭幕，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时，孙中山将一份亲笔书写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候选人名单，交给大会讨论表决。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3人，他们是：李大钊 谭平山 于树德 选举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共产党人7人，他们是：林伯渠 沈定一 毛泽东 瞿秋白 张国焘 于方舟 韩麟符 后来，瞿秋白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1月31日至2月6日，毛泽东参加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全会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 会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5处组织执行部，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地区的党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汪精卫、胡汉民、叶楚伧等前往上海组织上海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是负责管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4个省党务的中央直属机构。 毛泽东与蔡和森、罗章龙两家一同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院子内。 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议决，由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国民党人分别担任各部部长。胡汉民是组织部长，汪精卫是上海执行部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于右任是工人农民部长。 中共中央秘书毛泽东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担任上海执行部委员兼组织部秘书职务，并代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职务。他所担任的这两个职务，按照国民党一大的要求，还要负责进行组织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从此以后，毛泽东参加了上海执行部的实际领导工作，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共双方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之中。 同毛泽东一起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瞿秋白、沈泽民、施存统、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恽代英为宣传部秘书，主持编辑《新建设》；邵力子任工人农民部秘书。 1924年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正式办公；执行部下面设有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部及秘书处各机构；上述众多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经常进进出出于环龙路44号院，因此，上海社会上一时称环龙路44号是“国共群英会”。 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较多的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在毛泽东看来，汪精卫、胡汉民都是自高自大、夸夸其谈的人。但是，毛泽东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上层领导人的疑虑，从来是绝口不谈。 毛泽东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胡汉民主持组织部工作，进行组织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因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自居，不屑于日常事务，所以，组织部工作多由毛泽东负责管理，当时，人称毛泽东是上海执行部的“代理组织部长”。 此外，毛泽东还协助起草了上海执行部办事通则，完善了执行部各种规章制度，多次担任会议记录，组织平民教育委员会。 3月20日，上海执行部第4次会议决议： “执行部对于管辖范围内‘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各种运动及‘宣传’、‘组织’、‘调查’各种工作，均应有一详细计划，决定由各部及平民教育委员会拟具草案，交秘书处审查整理提出，执行委员会议议决，使各部工作进行有所遵循。”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需要终日辛劳，要一个一个地审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及宣传、组织、调查各部的工作计划，还要提出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案。此外他还要主持组织部负责国民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对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向广州黄埔军校输送学员等等。 关于对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问题，上海执行部已经发出了通告，对党员登记的步骤、办法和手续，做出了新的规定，其中还规定，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进行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 但这一工作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国民党元老谢持自恃他在辛亥革命后就担任过四川省省长，资格老，于是他就带着一帮人拒绝登记，无理取闹。谢持还跑到执行部，冲着毛泽东大喊大叫，他说： “我是谢持，谁管填表工作的？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我不登记！” 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回答说： “不来登记，就丧失党籍，必须维持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 谢持无言以对，只好愤愤而去。毛泽东为了给谢持一个台阶，让人给他送去登记表，还进行了说服解释工作，这样就使他不得不重新填表登了记。那些追随他的“老党员”，一看谢持就这样了，也就不得不乖乖地进行了登记。 上海第4区国民党党部是在环龙路的法租界地区，那里居住着许多下野的国民党政客，大约有千余人。在党员登记工作中，毛泽东具体负责对他们进行审查，审查后，给合格者发了党员证，对很多不合格者进行了清洗。 在召开成立第4区国民党党部大会时，右派们进行了密谋策划，准备用软硬两手，夺取区党部的领导权：一是请孙中山出面讲话，合法夺权；一是纠集一些流氓，在会场进行捣乱，乱中夺权。 当右派们得知孙中山不会出面为他们讲话时，他们就决定孤注一掷，采取强硬的手段进行破坏。毛泽东、王荷波得知这一情况后，下决心一定要把会议开好。他们同国民党左派商量后，决定在执行部的全体共产党员、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员届时都要出席会议；同时还成立了一支由王荷波领导组织的工人纠察队，从会场门口到主席台都设立了岗哨，加强了警戒，控制了整个会场。 后来，当右派干扰会场、进行捣乱时，及时地得到了制止，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是年3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又先后设立了宁乡、安源国民党支部，共计有国民党员260余人。 1924年4月1日，湖南省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成立。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培养军事干部。 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军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政治总教官）、萧楚女、熊雄、聂荣臻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及其它工作。 5月5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开始入学。 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先生寓所，举行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3周年纪念庆祝会，邓中夏、张继、胡汉民、汪精卫、向警予、毛泽东、恽代英、沈泽民、邵力子、戴季陶等200多人出席并合影留念。 5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出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工会问题决议案》、《党内组织和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 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在工农部内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 会议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荷波任中央工农部部长；向警予任中央妇女部部长。 1924年6月1日，孙科等人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 6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毛岸英及出生不久的毛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毛泽东亲自到码头迎接她们。一家人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三户楼楼下厢房里（一说毛泽东一家人是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与威海卫路交叉的甲秀里）。毛泽东夫妻2人终于结束了魂牵梦绕的两地生活，开始“重比翼，和云翥”。 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三户楼是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在这里居住的还有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罗章龙一家人。每到工作之余，3家人相聚在一起，小小的庭院里、阁楼上不时传出欢声笑语。 杨开慧的到来，对日夜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而奔忙的毛泽东来说，如同及时雨。“那时杨开慧身体好，虽然有了孩子比较劳累，但她仍然挤出很多时间作了很多工作。”杨开慧又像在清水塘时那样，一面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一面做党的工作。 毛泽东就在这间房子里，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文件，然后与陈独秀联名签发。这些文件有同国民党右派分子斗争的，有反对军阀战争的，有加强党务建设的，还有指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等等。对全党正确理解贯彻中共三大决议精神，坚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毛泽东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写东西，深夜一两点钟，杨开慧起床取出临睡前热在锅里的点心，送给毛泽东。有时候，毛泽东顾不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毛泽东吃完后才去睡。那时候，毛泽东夜里经常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就又出去工作。杨开慧就去整理毛泽东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她整天收集整理文件，摘录资料，誊写文稿，特别辛苦。 这时候，毛岸青太小，少不得哭闹，杨开慧经常是手抄文稿，脚踩摇篮，口里还低低地哼着催眠曲，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每当看到这样动人的母子形象，毛泽东总是在心里暗暗感激。 6月，戴季陶来到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右派势力更加嚣张。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叶楚伧联合右派分子，反对中共更加有恃无恐。 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写信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提出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毛泽东在他起草的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1924年8月1日，在叶楚伧等人的策划操纵下，国民党右派分子喻育之、曾贯五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上海市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他们说共产党破坏了国民党，叫嚷要对共产党员“严肃处理”。激起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双方在说理斗争中，发生了冲突，造成了武斗。 第二天，国民党右派分子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无理取闹，殴打邵力子致伤。 毛泽东对叶楚伧等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十分气愤，由他领衔，与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等14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 此后，毛泽东和叶楚伧的斗争公开化。毛泽东多次揭露叶楚伧的分裂行径，叶楚伧也因此忌恨毛泽东，但碍于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他无论如何记恨也奈何不得毛泽东。 由于叶楚伧、戴季陶为首的右派分子的排挤、打击和独断专行，许多共产党员相继离开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毛泽东和陈独秀正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一矛盾中，从24年秋天开始，他们二人之间产生了不愉快。毛泽东主张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应当坚决反击；陈独秀则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对国民党右派实行妥协。 “很幼稚”的观点，明确肯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袖”。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吴佩孚率领残兵败将逃亡河北。自此，由皖系军阀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控制了北京政府。 此后，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同情广东革命政府，他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业。 10月30日，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驻守韶关；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 11月3日，孙中山特意到黄埔军校向全体师生辞行，讲述了北京政变都经过和此次北上的目的。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莫能动摇”；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 孙中山在临行前给国民党人留下手谕说：“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们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和谈。 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途径上海，毛泽东以国民党上海执行处秘书处文书科主任的名义，同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干事罗章龙、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14人，联名面呈孙中山一封信，这封信以比较委婉的方式，向孙中山揭露了戴季陶、叶楚伧等右派分子破坏国共合作的错误。毛泽东等人在信中说： “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顿，职员等薪金积压4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是为公便。” 是年11月，邓中夏也在《中国工人》上发表《我们的力量》一文，以大量的数字和事实论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批评了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 1924年12月底，毛泽东由于在中共党内担负着十分繁重的工作，加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部斗争的尖锐复杂，工作过度劳累，使他心力交瘁，身体虚弱，睡眠不佳，积劳成疾，而且还经常是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他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中共中央只好批准他回到湖南老家去养病。 叶楚伧得知毛泽东将要离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回家乡湖南养病的消息后，他十分高兴，特意宴请了上海执行部所有国民党的成员们，“以志庆贺”。 这正是：初入高端不畏难，仗义执言维党权。 剑指右派第一人，粪土王侯斗邪奸。 欲知毛泽东回湘后病情如何，且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斗谢持、斗叶楚伧一伙，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可谓强项者也。正因为如此，在谋勇兼备的毛泽东面前，元老如谢持者不得不低头，肖小如叶楚伧者不得不避让。毛泽东终因积劳成疾，不得不请假回乡养疴，叶楚伧一班人因之弹冠相庆，足见阳光与阴霾之高下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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