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5章 “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来屠杀， 要尽快地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 话说在192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秉承共产国际的意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邀请回到上海的汪精卫，联合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汪精卫是在3月份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应邀回国复职的，他在回国前首先到了莫斯科，得到了苏联政府所给予他的充分支持的保证。 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说： “国民党是一个联盟，是一种由右派、左派和共产党组成的革命议会，为什么要搞政变？……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外，不可能有其它作为。” 4月6日，占据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搜查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在大使馆避难的中共北方区书记李大钊及夫人赵纫兰，女儿李星华及路友于、张挹兰（女）等60余人。 4月8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中央土地委员会第1次委员会议，毛泽东因故未能参加。 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澎湃、方志敏等13人，向全国发表就职通电，宣布“就职视事”。通电中说：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誓立于革命地位，领导全国农民努力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与一切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做最后的斗争。” 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就职后，定于5月1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临时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农协。 由于邓演达肩负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重任，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工作，主要由毛泽东负责，澎湃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刚组成，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反革命势力杀气腾腾，时局维艰。毛泽东主持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真实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称全国临时农协是农民的“总司令部”。 1927年春，周谷城来到武汉，毛泽东知道后，就到周谷城借宿的邻近黄鹤楼旁的廉价小旅馆“一枝栖”去看望他。毛泽东一进门，就关切地问他说： “周先生，你为什么住了这样的旅馆？” 周谷城说： “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 周谷城把他在湖南省农讲所写的一篇《农村社会之新观察》的讲稿，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阅读后，对周谷城说： “这篇文章是花了工夫的，应该在报上发表。”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帮助下，周谷城的文章终于发表了。邓演达对周谷城的文章也很欣赏，要求周谷城到他组织的河南前线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当秘书，周谷城以自己体弱、胆怯、痔疾等理由再三推却了。毛泽东说： “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想去，可否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 周谷城知道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很爽快地答应了。毛泽东说： “明天全国农民协会要开执行委员会会议，你先到那里去一趟。” 第二天上午9点，周谷城来到全国农民协会会议厅，一直等到执行委员会开完了会。毛泽东出来了，对他说： “我已经安排好了，周先生明天就可以到全国农民协会来工作。” 就这样，周谷城在全国农民协会当了一名宣传干事。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周谷城与在毛泽东领导下负实际责任的夏明翰合作融洽。 4月12日，毛泽东出席邓演达主持召开的第2次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并担任了会议记录。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 “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 经过4月8日及这一次的会议讨论后，中央土地委员会感到大家提出的问题重大，决定召开扩大会议，以便进一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在从4月8日到5月6日的1个多月时间内，在邓演达的主持下，中央土地委员会在武汉一共召开了2次委员会、5次扩大会、4次专门审查委员会议。每次会议讨论都是很热烈和详细。毛泽东提出并阐述了许多问题。 再说4月中旬，斯大林曾在《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很自信地说： “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做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 正当斯大林规划着、憧憬着中国革命的美好前景时，中国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中国的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疯狂地举起了屠刀。这一天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首先发出政变的信号，然后由杜月笙组织的“中华促进会”流氓武装，袖佩白色“工”字臂章，浩浩荡荡从法租界出发，分别向南市、闸北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上海总工会等处发动突然袭击。 驻在闸北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工人纠察队，对流氓武装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杜月笙见他的流氓武装攻不进去，就借来了一门小钢炮，硬是轰开了图书馆大铁门。 正在此时，蒋介石事先安排好的原孙传芳旧部周凤岐的第26军的部队突然出现了，团长刑振南对工人纠察队喊话说： “我们是来调解纠纷的。” 军队闯入大门后，将工人纠察队全部缴了械。 这一天，驻守南市、浦东和吴淞的2700多名工人纠察队的1700枝枪，也被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段，全被缴去。 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旋即于当天宣布说： “本早，闸北武装工友大肆械斗，殊属妨碍地方安定秩序，本总指挥职责所在，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 缴械事件发生后，上海总工会发出通电抗议，并于4月13日在青云路广场举行了10万人抗议集会，会后，群众结队到第26军第2师司令部请愿，当他们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突然遭到周凤岐部的枪击。请愿群众当场死亡100多人，伤者无数。 这一天，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上海总工会，封闭了上海特别市政府。 从4月14日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全市进行大搜捕。3天之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3000余人被杀害，5000余人被捕，3000余人失踪；著名共产党员赵世炎、陈延年、孙炳文先后英勇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 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指出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 蒋介石不仅在上海动了手，事态的发展远远出乎善良者的预料。 4月15日凌晨，李济深在广州部署反动军警，向工农团体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20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100余人被杀害。著名共产党员邓培、萧楚女、熊雄、刘尔崧、李启汉、毕磊遇难。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和广西等蒋介石统治的地区，也都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大屠杀。 蒋介石的叛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农讲所师生差不多每天都分成小组，打着红旗，带着写好的传单、标语，深入街道、农村，发表演说，表演戏剧，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惨杀农工的罪行。同时，他们的军事训练每天增加到4小时。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政府发布《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委任冯玉祥接替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委任唐生智为副总司令；命令全国将士及革命群众团体将蒋介石捕获，按反革命惩治。 这才是：与虎谋皮被虎咬，事到临头后悔迟。 4月18日，蒋介石在人民的血泊中宣布建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国民党政府相对立。 毛泽东和陈独秀、林伯渠、谭平山等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左派193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上。 此时毛泽东的两个弟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正一同向武昌转移。 原来毛泽覃偕同妻子周文楠乘船经上海转移去武昌，他们正好在船上碰上了四哥毛泽民，毛泽民也正要从上海到武昌去。 毛泽覃的发妻叫赵先桂，1905年9月5日出生于湘乡县凤音乡一个殷实富裕之家，比毛泽覃大20天。赵先桂的父亲赵蕊香亦农亦商，在乡镇开了一个“吉春堂”大商号，有几个铺面，买卖兴隆。赵蕊香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素有生意来往，毛顺生常常借用“吉春堂”的纸票。毛、赵两家还有一层姻亲关系，就是赵蕊香的姐姐嫁给了毛顺生的妻兄，毛顺生这位妻兄夫妇俩，就是毛泽东幼年认作干爹干妈的七舅父、七舅母。 还在毛泽覃和赵先桂出生之前，两家老人就指腹为婚，要来个“亲上加亲”。结果两家非常如愿，毛家生了个儿子，赵家生了个女儿，于是就把儿女的婚事给定下了。赵先桂7岁入学读书，13岁又就读于表兄文运昌门下。1919年毛母病重，赵先桂就与妹妹在韶山冲侍候老人，直到文七妹去世。后来，毛泽东也把赵先桂带到长沙求学，每逢寒暑假回家，她也与毛泽覃结伴同行。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赵先桂于1920年加入新民学会。1923年就读于长沙古稻田师范，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暑假，毛泽覃和赵先桂在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家正式成亲。婚后不久，因工作需要，两人各奔东西，就此断了红线。1925年10月，赵先桂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回国，先后在湘乡和洞庭湖滨一带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赵先桂到山东担任了山东省委秘书职务，改嫁给省委宣传部长裴光。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旋被杀害于济南。 周文楠是毛泽覃的第2任妻子。她又名周润芳、周旬年，于1910年11月出生在长沙一个官宦之家。其父周模彬在清朝曾任过知县、知州。周文楠成年后，和母亲一起背叛了封建家庭。1925年，周文楠和母亲周陈轩，以及同父异母的哥哥周自娱在长沙小吴门松枝园1号家里，协助中共党组织收藏、保管和传递党的机密文件，毛泽东兄弟3人和郭亮、夏明翰、萧三都到过周家，在那里开会，研究工作。 周自娱虽然是周陈轩的继子，可他却比继母大几岁，比毛泽覃年长近30岁。他早年中过秀才，后来投身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是一位很有身份的饱学先生。周自娱见毛泽覃气宇轩昂，言行举止从容，落落大方，对妹妹和毛泽覃的相爱深表赞许。1926年7月，周文楠和母亲一起到了广州，在母亲的操办下，周文楠与毛泽覃完婚。 这次和毛泽覃一起转移来武昌时，周文楠正怀着将要出生的儿子毛楚雄。 毛泽民哥俩和周文楠到了武昌，毛泽东派人把四弟毛泽民和小弟毛泽覃叫回家里，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边，以打麻将为掩护，分析形势，决定今后各人的去向。毛泽东对两位弟弟说： “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来屠杀，要尽快地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 毛泽民说，他还想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毛泽东就说，我安排一下，你可以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总经理。毛泽覃说，他要随部队去南昌。毛泽东根据小弟的要求，就派毛泽覃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工作，授上尉军衔。 毛泽东安排怀着孩子的周文楠留下来，将来可以和杨开慧和母亲带着孩子们返回湖南，坚持斗争。 后来，毛泽覃离开武汉前往南昌。自此，兄弟3人各自奔赴自己的岗位。周文楠从此就和毛泽覃中断了音讯。等毛泽覃赶到南昌时，八一南昌起义已经失败，部队南下了，他追到临川时，被起义军的哨兵扣押。周恩来、朱德、叶挺等人都认识他，就把他安排在叶挺为军长的第11军政治部工作。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以“左派领袖”自居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口头上高喊反蒋，他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2次北伐誓师大会。 此时武汉政府统帅下的部队是第2、第3、第4、第6、第8军，还有冯玉祥的西北革命联军；其中除朱培德的第3军动摇于南京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之间外，第2、4、6军战斗力都比较强，特别是第4军，被称之为“铁军”，而第8军则是兵员最多的一个军，拥有10个师之众。 唐生智率部开往河南，与冯玉祥一南一北夹击奉军。后来在5月间，第4军与贺龙的第15师在河南信阳、漯河一带，打垮了张学良所统率的奉军主力第3、第4方面军。是役，共产党人领导的第70、71、73、74、77团，起了重大作用；26师77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身负重伤，他坚决不下火线，最后壮烈牺牲。这是后事，按下不提。 再说在4月19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举行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中央各委员、各省区农民运动负责人、各省区党部的负责人，以及军队的军、师长、政治部主任；还有苏联顾问2人。 一直到起至5月6日止，中央土地委员会连续举行了5次扩大会议。 扩大会讨论的问题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和方法；农民政权问题；佃农保护法；处分逆产条例；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多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应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只有废除一切阶级剥削，才能解除农民的痛苦，才能使广大农民为革命勇敢作战。” “农村政权的建立应分两步，革命时期，权力归农会，革命过后，实行乡村自治。” 汪精卫、何健等人以保障革命军人利益为旗号，企图保护混进革命队伍的军阀的土地。毛泽东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革命军人无土地的，应在革命战争终了复员以后，由政府分配土地，但现在尚需作战。” 夏曦鉴于军人有土地保障条例，提出应规定保障佃农条例。毛泽东支持夏曦的意见，还提出要免减佃农的租税，田主不得虐待等。 会议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分歧很大，经过激烈地争论后，会议决定：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 会议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7个决议案。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但又规定拥有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 这个极不彻底的土地问题决议，提交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审批时，由于谭延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又被搁置了起来。 也就在4月19日这一天，刘谦初、张国兰来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家里，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据张文秋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谈话中间，杨开慧从房里出来，给我们倒了茶，端来了花生和瓜子。岸英和岸青紧紧跟在她身后，一个大约四五岁，一个大约两三岁，都是很逗人喜欢的机灵模样。我给他们一人抓了一把花生。岸英很有礼貌地说：‘谢谢！’岸青也跟着说：‘谢谢！’为了不影响我们的谈话，保姆把两个孩子领了出去。临出门时，兄弟俩回过头来，对我招招手，说：‘再见！’” “因有人登门拜访，谦初和我便起身告辞。毛泽东同志亲自送我们走出大门。他还盛情地邀请谦初以后到农讲所做一次演讲，给学员们讲讲北伐的经过，谦初爽快地应诺了。杨开慧还一再邀我们常来玩。在回去的路上，谦初很有感慨地说：‘与毛泽东谈一席话，真是胜读10年书啊！’”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愤怒地声讨蒋介石这个“反革命的刽子手”，表示要消灭“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的社会力量。” 4月22日，毛泽东、恽代英和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宋庆龄等40人联名签发《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纠集新老军阀，屠杀革命民众的罪行。《讨蒋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武装部队，共同“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如不打倒蒋介石，“革命群众将无噍类”。 4月23日，武汉市举行30万人群众大会，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高潮。 4月下旬的一个深夜，两个反革命分子为了打击进步学员，制造混乱，潜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宿舍，把硝镪水泼在共产党员廖琛和另一个学员黄剑夫身上。 在毛泽东领导下，农讲所经过详细调查，查明这一事件原来是混进农讲所内的国民党反动组织AB团分子策划的。他们还大量收集共产党员的活动情报，散发反革命传单。 毛泽东掌握了反动分子的确证后，突然进行了全校大搜查，查出了许多反动的秘密信件、公文和传单，以及炸弹、武器等，捕捉了一些反动分子。在全校召开揭发批判大会议后，将他们送交革命法庭依法惩办。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农讲所还清洗了混进来的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的一些学员。 4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5次扩大会议上提议说： 随着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进行，“北方农民运动应积极注意”，“北方农运是十分重要的。如不得北方农民的同情，北伐军是孤军奋斗。所以直、鲁、豫农协应早日成立。” 毛泽东的这一提案获得扩大会议通过。 在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时刻和革命的危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五大即将召开之际，毛泽东邀集澎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制定了立即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主张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毛泽东将这个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及即将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4月27日，中共中央在汉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出席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蔡和森，出席会议并担任大会秘书长。蔡和森是在1925年10月，被派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 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此时，萧三已经留法归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三在“五大”上重逢。李立三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在1926年5月广州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总工会组织部长。 4月28日，中共“五大”在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同乡会馆正式举行。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的路线，或许是很短时期的，然而，在最近将来一两个月中，我们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农村的阶级斗争虽然正在发展，然而这个斗争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因此，小地主是不能被剥夺的。”我们“不应陷入极左的错误，而应该采取不左不右的政策。” 陈独秀否定了毛泽东、澎湃、方志敏等人提出的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自治政权的提案，所以这一重要提案未能在大会上讨论。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却在北京遭到了反动军阀张作霖的惨害。 4月28日上午，张作霖反动当局判处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范鸿劼等20人绞刑。李大钊大义凛然，他向反动派宣告说：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下午2点，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范鸿劼等20人走上刑场，李大钊第一个上绞刑架，他奋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们为了延长李大钊痛苦的时间，行刑长达28分钟之久。国人闻之无不动容。冯玉祥下令全军为李大钊戴孝。 4月29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为加强对北方农民运动的指导，联合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被推举为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 “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将随着北伐军一起进击河南，指导战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特意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选拔出熟悉北方情形、能吃苦耐劳、善于作宣传组织工作的100余名学员，赶赴河南战区开展农运工作。 1927年5月5日，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成员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百余名学员前往河南，毛泽东以全国农协代表及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身份参加欢送会，勉励他们努力工作。 毛泽东在五大会议休息期间，见到了4月26日才与刘谦初结婚的京山县代表张国兰，他关切地问她说： “刘谦初同志怎么样了？听说他就要随北伐军出征了。你们俩的恋爱进展得怎么样了？” 张国兰兴奋地说： “前几天我们已经正式结婚了。” “哟，新娘子，恭喜！恭喜！你们不够朋友嘛，连喜酒都不请我们喝一杯。等你们生了孩子我可要吃红蛋哟！” 张国兰笑着说： “到那时当然要来请你。” 毛泽东也笑着说： “别人都祝你早生贵子，我则希望你多生千斤。你们不是很喜欢我的儿子么？将来要是你生了女儿，我们两家好对亲家，把你的女儿做我的儿媳妇。” 张国兰笑笑说： “好啊。你可真会讲笑话。” 这本来只是一个玩笑话，可没想到后来张国兰也就是张文秋真的就生了3个女儿。在22年后，她和刘谦初所生的大女儿刘思齐，嫁给了毛岸英；33年后，她和陈振亚所生的二女儿邵华，嫁给了毛岸青。 再说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任弼时等人在中共“五大”会议上，根据共产国际第7次扩大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一起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特别着重批评了陈独秀在中山舰问题上的右倾错误。 其间，毛泽东因故数日缺席会议，任弼时在大会上积极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要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的意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吸取“中山舰事件”的教训，积极准备自己的力量。他还驳斥了陈独秀的一些右倾观点。 任弼时在大会上还代表团中央宣读了《致党中央意见书》，切中了陈独秀的要害。陈独秀恼羞成怒，伸手夺下任弼时手中的《致党中央意见书》，撕得粉碎，吼道： “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 陈独秀命令任弼时坐下，任弼时不予理睬，昂着头继续讲下去，他呼吁全党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对国民党开展坚决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事变”出现。 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虽然不接受大会的批评，但是，陈独秀个人迫于形势，也不得不作了肤浅的检查。 大会在陈独秀、彭述之把持下，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引起大会的注意，他们甚至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并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5月9日，中共“五大”选出31名中央委员；恽代英、邓中夏、罗章龙、任弼时、刘少奇均被选为中央委员。 大会选举了14名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被排在中央候补委员第一名。 大会还选举了7名中央监察委员，3名候补监察委员，组成中央监察委员会。 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苏兆征、张太雷、周恩来3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